梁啟超科幻小說閱讀理解

（1）新思潮的萌發、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答出其3個給6分）
（2）新文化運動。（2分）內容：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與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後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每點1分，共5分）
（3）中國向西方學習經歷了一個由表及裡，逐步深入的過程；（2分）學習西方經歷了一個由思想認識到付之實踐的過程。（2分）（只要言之成理，同等給分，最高不超過4分）

③ 梁啟超如何看小說,他為何認為小說重要

梁啟超的小說觀
梁啟超的幾個口號，諸如「小說界革命」、「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二種德四種力」、「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但是任公討論小說的文字，其實篇幅並不多，如果按照年代排列的話，它們包括了：
一、《變法通議》〈論幼學〉中論「說部書」的一段文字［1896］；
二、〈蒙學報、演義報合敘〉（1897）；
三、〈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
四、《飲冰室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1899］；
五、〈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902］；
六、《新中國未來記》〈緒言〉［1902］；
七、〈新小說第一號〉［刊於《新民叢報》］［1902］；
八、〈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 ［刊於《新民叢報》］［1902］；
九、〈告小說家〉［1915］。
在《變法通議》〈論幼學〉中論「說部書」的文字中，梁啟超在深入探究何以中國落後於西方諸國後，提出他對教育改革的建議，其中的一個要項即是提倡小說。他首先探討小說何以受一般平民鍾愛之原因，結論是小說的語言明白易解。但是由於士大夫一向鄙視小說，以至以小說來教化百姓的最佳途徑，淪落到「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戲恣肆以出之，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梁氏因而呼籲自俗儒陋士手中收回此一最佳工具，並用以教育平民，裨益國家社會。
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哉。
本段引文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任公指出為教育大眾，小說應采俚語。其二，任公提出小說功能有三：［一］教導讀者，［二］提供知識，［三］揭發惡習時弊。小說之教化功能是傳統小說一貫的功能，毋庸再談。提供知識在此卻和當時社會政治大環境息息相關，可以說是擴大了小說所能關切的范疇。至於惡習時弊的揭露，恰是數年後所謂「譴責小說」作者所致力的方向。特別要留意的是：以上種種的小說功能歸根究底總要落實到為維新事業服務—任公不僅要讀者明嘹社會中非人道的陋習，更要大家體會到中國目前的政治困境與民族危機。不過小說如何才能獲致以上種種功效，梁氏在此並未縷述。
〈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於一八九八年初刊於橫濱出版的《清議報》，後來被用於任公所譯日本柴四郎（東海）《佳人奇遇記》一書之譯序。何謂「政治小說」？任公並未賦與清晰的界說，不過文中仍可略見端倪：「在昔歐洲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 簡言之，政治小說乃是魁儒碩學藉以表達其政治理念、政治關切，並進而傳播新知、教化百姓的媒介。若僅以其中教化功能而言，此處所指之「政治小說」實在與傳統小說無大差異。但是，任公之說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梁氏提出讀者喜歡閱讀容易接受且具吸引力的作品，是一種人類的通性：「凡人之情，莫不憚庄嚴而喜諧謔，故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靡靡而忘倦焉。此實有生之大例，雖聖人無可如何者也。」［二］在《變法通議》〈論幼學〉中梁氏只提出小說可以有教化、播知、揭露等功用，但未觸及小說之作用力及其對讀者的影響力。在此，他提及了經驗、思想、及政治議論可以影響讀者：「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也就是說他逐步地走向小說閱讀的技巧層面和心理過程的探討，雖然我們在此還看不到具體的討論，但其發展的脈絡已漸漸成形。［三］任公至此正式把政治思想言論帶入中國小說的領域中。此點他在一八九六年已略觸及，但在此有所發揮，並成為稍後「小說界革命」的一大重點。也就是說，以往小說被視作「不入流」、「小道」、「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現在丕然一變，「殆可增《七略》而為八，蔚四部而為五者也。」而他引康南海論小說一段，更是把小說與經史相提並論了：
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於文學之人少而粗識之無之人多，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
任公在一八九九年於所辦的《清議報》上推出一系列評論短文，以《自由書》之名行世，其中有一篇名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亦談及小說。任公首先介紹了日本作家犬養毅的觀點，略謂學校、報紙及演說三者為普及文明之途徑。在此三項之外，任公加上「小說」一項。在此，梁氏並未討論小說之本質或功用，而是強調小說在協助日本大眾熟悉自由、民主等觀念上所發揮的功用。在文中，任公釐列了一些歐洲政治小說的日譯本，諸如織田純一郎的《花柳春話》以及其它受歐洲政治小說影響而著作的諸如柴四郎、矢野龍溪、末廣鐵腸的政治小說。任公並謂：「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 梁氏提倡「政治小說」之緣由在此處清晰浮現出來：小說和學校、報紙及演說，都是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工具。換言之，小說之後的思想暨意圖遠比小說此一藝術媒介重要；其「文學救國論」的功利思想在此表露無遺。 而他日後撰寫《新中國未來記》之動機亦可在此略見端倪。
總之，把梁氏截至此際的有關小說的文字略作分梳，我們大致可以說：小說對任公而言並非獨立自主的美學本體，而是用來表達作者思想，進而影響其讀者，使他們理解社會國家之現況與需求，並進而改進之的一種工具。
但是到了一九零二年，梁啟超似乎對於小說有更廣泛而且深入的理解，這可由〈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及《新民叢報》中的〈紹介新刊—新小說第一號〉兩文中得悉。在這篇簡介即將出刊的《新小說》的短文中，有幾個要點。其一，賡續〈譯印政治小說序〉的思路，梁啟超重復「新小說」有別於傳統「誨盜誨淫」的舊小說：「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知識，非前此誨盜誨淫諸作可比，必須具一副熱腸，一副凈眼，然後其言有裨於用。」其二，任公再度強調「小說之作，以感人為主。若用著書演說窠臼，則雖有精理名言，使人厭厭欲睡，曾何足貴。」 小說訴諸人類情感的特性，再度受到肯定與重視。其三，任公深入討論中國小說撰寫的技巧暨技術問題上的五難。
大體而言，我們必須承認任公對於中國的敘事文及小說的傳統有相當的體會和掌握。他明了小說必須訴諸讀者的情感、想像及理性；他也明白小說要達到這種訴求，必須借重一些技術層面上的技巧，諸如製造高潮、懸疑、修辭手法等。他也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傳統章回小說與當代新興的連載小說之分野。但是這些技巧手法之最終目的仍在以與水滸紅樓不相上下的 「風格筆調」 「開導中國文明進步」，「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知識。」也就是說，任公強調新小說應以水滸紅樓的普遍適眾的風格筆調及技巧手法，來達到「欲維新我國，必先維新我民」的標的。正因為小說有此特性，所以在諸文類中，足可當「文學之最上乘」而不愧。
一月後，任公最重要的論小說文章〈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在《新小說》雜志刊載。在此文中，梁氏提出了他對小說更嚴肅、更詳盡具體，同時也是較具文學觀點的看法。任公首先以其一貫的誇張修辭語氣，宣稱小說可以用來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格、新學藝、新人格、新人心。但是除了告訴讀者小說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之外，他在本文中同時以一種文學及心理學的角度，來探究小說「如何」可以達到這些目標。在此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任公雖然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小說，可是他的討論仍然還是落實在以小說作為工具的實用論架構中，這是我們應該要留意的。
首先，如果小說可以用來興群治，那麼任公就得解釋小說如何可以達到此功用。要解釋小說如何可以達到此功用，當然得討論何以人們喜歡閱讀小說。一般的看法認為是：「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 任公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以士人階級而言，他們能閱讀典籍，但也往往是小說的嗜好者，語言之深淺顯然不是小說吸引讀者的必要條件。至於小說帶給讀者「賞心樂事」一說，任公則認為小說中往往呈現的是「可驚、可愕、可悲、可感」等各種復雜的情感，並非只局限在愉悅一端。然則，何以解釋小說之廣受歡迎呢？任公所提出的看法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我們注意。
為了解釋小說之力，任公提出了他對小說的第一個重要論點：「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一看法雖然只有短短一句話，但是對我們研究任公的小說論點卻有關聯。稍後在同篇文章中任公稱呼此類小說為「理想派小說」，其所指涉的好像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烏托邦小說」。我們知道梁氏於西方的「烏托邦小說」有某種程度的了解，至少他對於美國貝勒米氏的 (Edward Bellamy) 的「百年一覺」(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以及日本末腸鐵廣氏的《雪中梅》是相當熟悉的，而且梁氏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亦是屬於所謂的「理想派政治小說」。 雖然如此，由文章的上下文看來，也許我們可以較妥當地說任公在此所指的毋寧是我們今天心理學上常說的「轉移」(transference or displacement) 或是美學上的「神入」、「悟入」或「移情作用」(empathy)。 也就是說，小說可以引導讀者脫離其生存的世界而進入另一環境，在那兒他可以探索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中的景物及人物，進而忘記其原本世俗世界的不堪。這樣的小說觀已然觸及到當前小說研究者所關切的課題，尤其是「通俗小說」研究的重點。 不過我們得馬上指出，許多通俗小說，尤其是現代的通俗小說中極為突顯的「逃避」心態 (escapist tendency) 在任公的思想架構中是不重要的，他所關切的仍然是小說如何將讀者引入作品之中，進而提升其德性情操的正面功用。無可置疑地，任公在將近一百年前的時空文化環境中，對於小說復雜本質的認識，勢必不可能像我們一般的周全與深入，但不可否認地任公已顯現其對小說本質的敏銳觀察。
任公解釋小說之力的第二要點亦值得我們留意：人們常常習於其所居住之環境以至於感情逐漸遲鈍，因此無法敏銳地體會或表達其情感及感受。這是為什麼小說很容易就攫取讀者的注意力。這個觀點本身並無新奇之處，比較特別之處在於任公使用了「寫實派小說」來解釋此一文學現象，進而開啟了晚清小說分類的風氣。 不過，此一名詞很容易和我們今天常用的「寫實小說」混淆。 我們到目前尚無數據可以顯示梁啟超此一名詞是否是借用自日本批評家坪內逍遙《小說神隨》(1885) 中的「寫實小說」一詞， 但是，任公在文章中所描繪的似乎只是小說作者有特出的能力見人所未見、描繪一般人所不能描繪之事：
人之恆情，於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查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
所以，任公的「寫實派小說」事實上是用來描述小說本質中的某一層面，或者是在凸顯出大部分小說讀者的「習以為常感」的態度 (taken-for-grantedness)， 而不必一定如夏志清所提示的，和任何文學學派、運動、或信念相關連。 總之，任公在此用了兩個今日習見的名詞「理想派（烏托邦）小說」及「寫實派小說」，不過都沒有我們今天所意味的復雜意蘊。
除了讀者本身的主觀心態和環境可以讓他們樂於接受小說的新奇觀點及世界外，小說本身到底有何「力量」來攫取讀者的注意力？除了上述兩個名詞外，梁啟超又介紹了幾個可以用來吸引讀者注意力及參與感的小說要素，那就是所謂的 「四種力」：熏、浸、刺、提。「熏」字面義指的是煙或香的釋出，進而縈繞附著在某物上。用在小說的討論上即是小說具有的吸引讀者，使其融入敘事行文中，並在當相程度上影響讀者觀感及判斷的力量。
梁啟超在詮釋種子時，並未賦予任何負面的意涵。他甚至更進一步認為熏習之力是好的、有益的，如此一來，他可以更加強調小說感染人之力的重要，以及強調小說有被稱為 「文學的最上乘」的條件。我們也應該指出，在玄奘的《成唯識論》及任公文章中，種子均是內在本有的，而且是整個世界運行操作的因果之基本力量。把小說之力與佛教重要的觀念等同起來，任公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把小說提升到極為崇高的地位。
「浸」在本質上是和「熏」分不開的，因為兩者都是形容將讀者融入敘事文中，進而讓他受到各種情感及思緒的涵泳感染。任公對於這兩者之區別在於前者以空間言，而後者系以時間言。根據我們上頭的討論，「熏」在唯識宗中涵括了被熏習的種子以及再熏習其它種子之力，它無疑地可以視作是空間的；「浸」則包括的是浸泡的過程，因此可以說是時間的。不管如何，「熏」、「浸」都是用來形容人或物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可以產生一股影響他人或物的感應力量。事實上我們可以將這兩種力量視做是形容同一現象的兩個不同的比喻，因為兩者都是在描繪一種侵入影響讀者的過程；就像水浸潤海綿一般，時間愈久，浸潤幅度愈廣，則影響也愈大。在這兒，我們也看到任公實用理論的強烈傾向：他關懷的並不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思想內涵（這是無可置疑的假設：種子是好的、有益的，如我們上頭所示），而是這些內涵如何傳達給讀者，進而產生正面的過程及效果。
任公的第三種力是所謂的「刺」，一種「刺戳」、「刺激」、「煽動」、或「啟發」的力量。和「熏」、「浸」兩種遲緩漸進之力比較起來，「刺」的力量在本質上是有很明顯的不同。「刺」的力量可以瞬時之間把讀者的情感推揚至極其強烈的程度，而且往往是超乎理性的控制。梁氏所舉的例子是當我們讀到《紅樓夢》中黛玉死瀟湘館、晴雯出大觀園、林沖飛雲蒲厄時，讀者倏然起異感，或淚流、或發指，此皆「刺」之為力也。任公在此處所強調的重點當然是讀者本人情感的突然被激揚的現象。此一情感被激揚的強度則視讀者個人感性的深厚而定：如果他在理性上極為捷迅、在感性上極為敏銳，則對於事件的反應將會更強烈，更迅疾。
嚴格說來，所謂的「刺」之力，並非盡如梁啟超所言那般，有如「禪宗之一棒一暍」完全由外在之刺激力量而來。事實上，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時所產生的反應，遠比此復雜多了。如果用現代美學觀念去看此一現象，「刺」之力之所以能激揚讀者強烈情感，也許有更多部分應歸屬於作者如何在作品中經營構築一個情境或氛圍，使讀者融入參與之，進而激發揚溢其強烈之情感反應，終以達到一種情感的高潮，而非僅僅是因外來之助力才能產生「刺」的反應。
梁氏小說觀中的第四種力是「提」。相對於「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也就是說，任公認為所謂「提」者，即因「熏」、「浸」、「刺」三者之由外作用，灌輸進入讀者，經過內省作用後所產生的反應。這種內在的啟示，對任公而言，是人類本性的最高理想和德性，也就是一種自覺的，內在的自我啟悟，類似禪宗的「頓悟」。讀者如何才能到達此一心境？任公的答案很簡單：「入於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他舉了幾個例子：讀者通常將自己比擬為賈寶玉、李逵、魯智深；他甚至宣稱當讀者閱讀孔子、釋迦摩尼、華盛頓時，他亦會化身為孔子、釋迦摩尼、華盛頓。藉由如此化身為故事的主人翁，任公認為讀者便可自我提升，不管是在道德上、倫理上、或是在其它方面，到達與這些人物一樣的境界：
道德的提升是小說，以至於所有文學作品的最高理想。為要達到此一境界，「神入」、「悟入」或「移情作用」(empathy) 的過程是必要的（「化身」是任公所用的詞）。首先，讀者很自然地被敘事文字所吸引，然後他將心比心、設身處地，一時間與書中主人翁所思、所感、所想、所為均一致。經由此一途徑，讀者在閱讀作品後，受到了其感染影響，而在現實生活中道德上更為精進。當然，任公在此是在發抒其理想的期向，因而把極其復雜的現象簡單化了。
第四種力「提」如果也用認同模式來看的話，亦可使我們對作品影響讀者的力量有更深入的理解。對梁啟超而言，「提」是經由和具高尚道德的主人翁認同，最終則和這位道德楷模的人物平起平坐，地位一樣。他在這兒的關切當然是讀者道德質性的提升。所以，任公所舉的人物均是諸如孔子、釋迦摩尼、華盛頓等的實有其人的道德典範人物，堯斯的模式在此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認同的態度。此一認同的模式應是所謂「贊揚認同」。
提升自我至與典範人物相齊的地位，最終也成為典範人物，事實上是與梁啟超希望在小說中提倡的新思想是相契合的。如前所提，一個「新」的中國是任公努力的最終目標。任公相信，為了要達到此一目標，小說——因為其通俗適眾的性質——是最佳的工具。作為傳播維新思想的管道，小說首先就要把維新思想作為其內容，而此恰是傳統小說所最缺乏的內容層面。因此「小說界革命」的最重要提綱，當然就是要強調新內容和新思想。 何謂 「新思想」？當然就是有關改革的思想，或是所謂「新民」的思想。更具體的說，就是：「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 「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厲其愛國精神」，「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發明哲學及格致學」、「養成國民尚武精神」、「激勵國民遠游冒險精神」， 「發揮自由精神」、「發揚愛國心」， 「寓愛國之意」、「描寫現今社會情狀，藉以警醒時流，矯正弊俗」 ，「言今日社會問題之學理而歸結於政治上關系」 等等。總而言之，小說的內容應該就是有關社會、政治改革的思想。這些思想即我所謂的「小說之政治層面」，在傳統小說中可以說是未曾見的，經由任公的提倡才被引入所謂的新小說中，希望經由它們來開啟民智。典範型的人物是供人瞻仰學習的；新思想亦是要讀者學習、熟悉，並加以關切的。兩者都在告訴讀者怎樣的性格和德性是他們應該要俱備的、怎樣的人物是他們應該景仰並勉力學習的。對梁啟超而言，小說之所以為「最上乘」，就是因為它有藍圖的功用，可以引導並呈顯上述的種種正面的德性。如果由這個角度來考察，我們必須承認小說已不再是「小道」或是「小說」（相對於「大說」而言），而被賦予了改革社會、拯救國家的嚴肅重大責任。小說已然成為「大道」了。
梁任公的第四種力「提」，依據我們上面的討論，也許從文學或心理學角度看，漏洞最多，立論最不堅實，但是此一小遐疵不應該被拿來做指責或是詬病任公之理由，而更應該是一種提醒，告訴我們所有的詮釋、論證都有其歷史、意識形態的限制。不管是在人類行為的深度或是廣度，閱讀過程的心理、對於人類的本質及需求等方面，我們大致上是比前人認識更多，更能以復雜的眼光來看待之。也許我們可以像夏志清一樣地說梁啟超的思緒是不邏輯的， 或者我們也可以批判任公的議論有太過明顯強烈的社會政治取向，但是要公正地了解評斷任公的小說觀，我們還是得明白他所設立的最終目標何在、他採取了怎樣的途徑來達到他的目標，以及他所處的環境及所承繼的傳統。
「熏」「浸」「刺」「提」乃是梁啟超在小說里發現的四種力，可以用來「盧牟一世，亭毒群倫」，但是，如同梁氏所說的，這四種力在某個程度上也是雙面刃：如果「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任公的實用文學觀，視小說為整個社會運作機制系統中的一關節，在此表露無遺。任公認為可惜的是，作為社會公器，小說在傳統社會中卻沒能被妥善利用。相反地，小說往往被用來傳播錯誤扭曲的思想，迷信，甚至支配了一般百姓的意識型態：
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
「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均是由於小說的被濫用所致。對梁啟超而言，小說要為國家社會的衰敗負責任：若果小說以正確思想為內容，則其產生的效果必定是好的；若內容不正，則其於傳統中國社會之危害將是不可計數。小說因此是雙面刃：雖然其對社會有不良的負面效果（誨盜誨淫），它亦可以加強忠孝節義等傳統價值觀。在這之上，任公又要求知識分子善用小說的四種力，來參與教育百姓開啟民智的大業。在這方面，梁啟超和儒家的前輩是站在一塊，沒有很大的差別：他們都強調士大夫在道德上較為高超，因此有教化百姓的使命。雖然如此，此一要求菁英階級的知識分子參與提倡通俗文學的意義，應該還是要由大的社會歷史環境來考察，尤其當小說被賦予了維系「群治」，或是履行李澤厚所謂的「救亡圖存」的重任時，這和傳統小說僅強調小說對於個別讀者的道德效果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在這篇論小說及社會國家之關系的重要文章之後，梁啟超繼續考慮有關小說的社會功能，並探索把社會政治議題帶入小說中的可能性，這個嘗試具體地表現在《新中國未來記》的寫作：
此編今初成兩三回，一覆讀之，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自失笑。雖然，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知無以饜讀者之望矣。…其有不喜政談者乎？則以茲覆瓿焉可也。
有關《新中國未來記》筆者另有文章詳細討論， 在此只想指出，許多現代批評家對於任公此一未完的小說，往往認為是失敗的「小說」， 但是如果我們從任公試圖把政見、國計、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融入到小說中來的嘗試的觀點來看的話，任公實在是開啟新局的先鋒。這些政治的層面 (political dimension)，如我在上面所論及的，在傳統的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
現在，讓我們檢視一下樑啟超有關小說的最後一篇文章，〈告小說家〉。首先，我們得留意這篇文章發表的時間是1915年，離上一篇文章 (1902) 年已隔了13年的時間。在這十多年的漫長光陰中，任公對於小說的看法有何改變？我們知道在這些日子裡，中國經歷了許多巨大的變動。比方說，科舉制度廢止於1905年；滿清帝國在1911年被推翻，由中華民國所取代。但是在這段期間梁啟超沒有任何討論小說的文章產生。任公這篇文章仍然承繼一貫的看法，顯現出極為濃厚的社會政治意味。在文章啟始，梁氏還是重復早先文章中的主題：小說地位的低落但是卻能廣受百姓歡迎的矛盾。他又進一步討論背後的原因，思路和往昔並無二致：蓋小說有熏習之力的緣故。早期小說誨盜誨淫、傳播陳腐思想的情形，因「憂世之士，睹其險狀，乃思執柯伐柯為補救之計，於是提倡小說之譯著以躋諸文學之林」，一時之間小說甚至凌駕古文詩歌等其它文類，成為文學之最上乘。「故今日小說之勢力，視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然而任公及其它維新人士十多年前所提倡，以開啟民智、救亡圖存為職志的「新小說」卻日漸為腐化人心的通俗小說，諸如「鴛鴦蝴蝶派」小說，所取代。 任公自言：「試一瀏覽書肆，其出版物，除教科書外，什九皆小說也。手報紙而讀之，除蕪雜猥瑣之記事外，皆小說及游戲文也。」在任公眼中，現在充斥書肆及報紙的小說，甚至比十多年前他所抨擊的誨盜誨淫的小說更為低下不堪：
這篇文章，由於其刊載的時刻及其中嚴厲、富挑鬥意味的語氣，更值得我們留意。大體而言，梁啟超的小說觀無什麼變動：他還是提及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小說可使善可使惡的雙面力量；他也吁請知識分子為改善社會正人心而努力。我們知道在1915年時，政治氛圍已然改變，遠不同於1902年之際：此時軍閥割據、政府腐敗、人心仍然未開、社會仍然腐敗不振。雖然在此時已沒有必要再提倡用小說來「救亡圖存」，然而新小說的效應卻無法與社會的變遷同遞進，甚且更推波助瀾，使得情況更惡化。這種種因素促使任公再度起而呼籲懇請大家正視此一問題，重新再強調小說的社會政治功能。根據林培瑞 (Perry Link) 的研究，當時最流行的通俗小說大致可以區分為：(1) 愛情小說，(2) 俠義小說，(3) 譴責小說，及 (4) 偵探小說。 所有這些在本世紀初流行的小說均可追溯其源流至中國的傳統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諷刺小說、公案小說等。 這個由「建國到消遣到營利」( 「from nation-building to time-killing to profit」) 的趨勢， 很明顯地忽略了任公十多年來所強調的小說的道德政治意涵。

④ 有哪些你認為和《三體》處在同一級別的中國科幻小說

《球狀閃電》是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寫的一本以球狀閃電為中心展開的長篇幻想(科學奇幻)小說，書中描述了一個歷經球狀閃電的男主角對其歷盡艱辛的研究歷程，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獨特、神秘而離奇的世界。2018年8月14日，劉慈欣2005年出版的長篇科幻小說 《球狀閃電》英文版正式發行。

⑤ 求為學與做人·梁啟超 閱讀題的答案

11、因果關系。智、仁、勇三者兼備，能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12、（1）①須有相當常識，②做事須有專門智識，③遇事能斷的總體智慧，④有根本判斷力。（2）①儒家「仁\」的人生觀認為宇宙和人生永遠不會圓滿，因此不做事才算失敗，肯做事便不會失敗 。由此我們就不會憂成敗。②儒家「仁\」的人生觀認為無一物為我們擁有，既無所得，當然無所失。因此我們便不會憂得失。 13、引用孔子的話作為中心論點，先總述，後並列展開論述，層次清楚；每一層又都以問句起頭，不僅條理分明，而且促人思考。 14、設問、排比、呼告等。連續的設問鏗鏘犀利，促人思考，三個「……便是你因……\」的句式形成排比，回答斬釘截鐵，不僅有真知灼見，而且充滿激情，氣勢極強盛。「諸君啊\」的呼告，令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