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有聲小說蕭紅傳
1. 根據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寫一篇魯迅的小傳 300字 急急急急急！！！！！
9年的創作生涯（從1933年5月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算起）中，共出版過11部集子：《跋涉》、《生死場》、《商市街》、《橋》、《牛車上》、《曠野的呼喊》、《回憶魯迅先生》、《蕭紅散文》、《小城三月》、《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創作總字數近百萬，顯示了不可多得的藝術才華和創作生命力。從上個世紀30年代躋身文壇以來，蕭紅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蕭紅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樣，長久在風雨飄零中飽受寂寞之苦，因為她的作品長久以來並沒有獲得應有的理解。
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蕭紅研究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是確立期（1935-1942），魯迅和胡風對《生死場》的經典性評價，開創了蕭紅研究的先河。二是回憶期（1942-文革結束前後），此時多為悼念性文章，表達了友人、朋友對蕭紅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較有影響的是茅盾為《呼蘭河傳》作的序，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許廣平的《憶蕭紅》、《追憶蕭紅》，聶紺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風雨中憶蕭紅》。茅盾對蕭紅後期創作滯後於大時代的評價代表了那個時期主流評論話語的聲音。三是發展期（新時期至今），新時期以來，蕭紅研究一度形成熱潮並呈縱深發展趨勢，主要集中在這樣6個方面：1.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2.對蕭紅作品研究，特別是蕭紅後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時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研究；3.對蕭紅其他小說、散文及詩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從比較學的角度關照蕭紅，從女性主義視角研究蕭紅等；5.對蕭紅創作源流的研究；6.對蕭紅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的研究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蕭紅研究的向前發展。
新時期以前的蕭紅研究除了魯迅、茅盾等權威評價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時期以來的蕭紅研究為主，著重從以下6個方面對蕭紅研究進行梳理，試圖從中尋找蕭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並尋求新的突破口。
一、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
蕭紅個人的復雜身世和傳奇經歷在新時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廣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時間許多研究者致力於蕭紅生平經歷的考證，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並且還陸續有許多蕭紅傳記問世。如美國葛浩文的《蕭紅評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龍夫的《火燒雲——蕭紅小傳》（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蕭鳳的《蕭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觀泉的《懷念蕭紅》（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鷹和劉慧心的《落紅蕭蕭》（四川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華的《呼蘭學人說蕭紅》（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孫延林和姜瑩編的《懷念你——蕭紅》（ 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鐵峰的《蕭紅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鳥低飛——蕭紅流離的一生》（長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紅真的《蕭紅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場的女人蕭紅》（華藝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這些對於我們更好地進入蕭紅的文學世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關於蕭紅身世和經歷中有所爭議的問題在此得到解決，如1980年蕭軍的《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問世，其中談到「疑心以致確定他（張秀珂）現在的父親張選三並不是他和蕭紅真正的親生父親」，由此引發了蕭紅「生女說」和「養女說」的身世之辯。後經調查，得出蕭紅為張選三親生女的結論。2004年3月孫茂山主編的蕭紅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蕭紅身世考》由哈爾濱出版社正式出版，從此「生女說」、「養女說」之爭畫上了句號。
對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謎團的澄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作家和進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無關痛癢的細枝末節上過多地糾纏，花費過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當。而且在一些問題上由於當事人的健在，眾說紛紜，也會使許多原本簡單的東西變得復雜了，這些都應當引起研究者們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說的「問題的關鍵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對蕭紅創作的影響」。
二、對蕭紅作品的研究
作為一個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們目光的還是蕭紅以「細致的觀察力和越軌的筆致」寫出來的那一部部表現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的「力透紙背」（魯迅語）的作品。由於魯迅和胡風兩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場》一出來，就讓上海文壇接受了它，也使蕭紅一夜成名。並且這篇序言和讀後記從一開始就給《生死場》樹立了一個權威評價，影響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場》定性為「抗日文學」，但新時期以來，許多研究者從新的角度來觀照，發現了其中被忽略的內涵，提出了不同意見。如邢富君、陸文採的《農民對命運掙扎的鄉土文學——〈生死場〉再評價》（《北方論叢》1982年第1期）指出這部作品其實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是以農民對命運的掙扎為主題的。也有學者認為不能用一個單一的先行主題來解釋《生死場》，而應該從作家對生與死的人類命運的思考出發，許多不能解釋或解釋牽強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曉濤《一語難盡——〈生死場〉的多層意蘊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多維結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3期）。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在討論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實踐與國家民族文學的關系問題時，以蕭紅的小說《生死場》為例，從生產層面與接受層面上指出了「蕭紅在小說的空間里與民族國家話語的交鋒」〔1〕，為我們研究蕭紅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羅的《〈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10期）認為，《生死場》主要不在於寫抗戰，其三分之二的內容與抗戰毫無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寫生民的生、老、病、死，這體現了蕭紅最深徹的人生感觸。
新時期以來的許多評論都試圖擺脫蕭紅研究中舊有權威的框架，並力圖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這是可喜的現象。蕭紅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聲震天的這樣一個潮流的裹挾，加上蕭紅本身是個愛國的熱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說里寫抗日是理所當然的。但由於個人的經歷和學養，使她無法深入直接地描寫抗日，所以才會在她的文本中呈現出對農民底層生活的大量描寫，而對抗日主題描寫不多。可以說蕭紅的《生死場》在當時是無意識地打了一個擦邊球，由於時代關系，把它定性為「抗日文學」無可厚非，但我們今天的研究就應該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題意義、思想內容等還原出來。
蕭紅自《生死場》之後的所有創作都與時代要求顯得很隔膜，1940年蕭紅創作完成長篇《呼蘭河傳》。「當蕭紅寫《呼蘭河傳》時，其他中國作家們大都在寫戰時報道文學、短文、戲劇，或者寫抗日性的小說或短篇宣傳品等作品」〔2〕。對當時的蕭紅來說，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批評界的責難。20世紀40年代影響最大的評論文章無疑是茅盾的《〈呼蘭河傳〉序》：「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3〕。這與魯迅先生的「生的堅強」、「死的掙扎」一樣成為評論蕭紅作品的名句。但是藝術上的有限肯定之後,茅盾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創作的代表作家和權威評論家，對蕭紅這樣一個以《生死場》崛起文壇的作家卻「在1940年前後這樣的大時代」，懷著「苦悶而寂寞」的情緒，「回憶這寂寞的小城」，認為「多少有點不可解」。因為在蕭紅的這部小說里「看不到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國主義那種血腥的侵略。」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蘭河傳》。在當時的語境中，茅盾的這一評價與其說是贊揚，不如說是否定，這也就直接導致了以後幾十年評論界對《呼蘭河傳》的低調處理。
新時期以來，隨著蕭紅研究熱潮的掀起，蕭紅後期的作品也備受矚目，並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蕭紅後期創作思想產生了爭議。鐵峰在《蕭紅的文學之路》中認為：「《呼蘭河傳》的最大缺點，就是由於作者在抗戰時期創作思想出現偏差，否定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把揭露批判的筆觸『對著人類的愚昧』，從而過分誇大了勞動人民的愚昧無知，麻木不仁，沒有寫出一個積極的人物，也沒反映出時代的根本特點，更沒表現出抗戰時期人民的要求和願望。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義。」〔4〕但是大多數學者對蕭紅後期創作思想則持肯定態度。韓文敏《〈呼蘭河傳〉我見》（《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認為《呼蘭河傳》是《生死場》之後對生活的認識和理想的深化，她較早地指出了《呼蘭河傳》深刻的思想性，認為其並非思想創作上的退步。皇甫曉濤在《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認為，《呼蘭河傳》與時代審美要求在整體上是一致的，同時也為「國民性」主題的發展尋找到一個新的轉折點，因而是蕭紅「走向成熟的標志」。此外，劉乃翹和王雅茹在《蕭紅評傳》（哈爾濱出版社2002年版）中認為：從蕭紅「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的主張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我們也看出了蕭紅創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創作的著眼點不僅僅局限在國民抗戰意識的鼓動、激發和歌頌上，更將視角深入到國民覺醒並抗爭的根本——國民性上，這一點同魯迅先生的創作思想是相通的。
蕭紅後期的長篇《馬伯樂》一直無人問津，研究甚少，一般認為《馬伯樂》是一部失敗之作，主人公馬伯樂更是一個自私自利的逃跑主義者。不過李重華在《也評馬伯樂形象》（《綏化師專學報》1991年第2期）中卻為之辯駁，認為馬伯樂是一個復雜的新人形象，他有著進步的傾向，此觀點較為新穎。秦林芳《論蕭紅的創作道路——從題材說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認為《馬伯樂》是蕭紅師承了魯迅的文學觀，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態」的高度來選擇並表現題材的，是「改造病態思想」的繼續。另外黃曉娟在她的博士論文《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認為蕭紅的《馬伯樂》寫的是在當時作品中幾乎被遺忘的國民性病態。
2. 蕭紅 祖父和我的寫作手法 急 高分
蕭紅生平簡介
1911年6月1日，她生於黑龍江呼蘭縣內一個地主家庭，取名張乃瑩。
1920年，生母病故。繼母與她感情淡漠，父親思想保守，專制頑固，只有年邁的祖父能給這缺少愛的孩子一點安慰。
1927年，她考進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讀書，喜愛繪畫和文學。
1930年，父親令她退學，准備與未婚夫王恩甲完婚。19歲的她既不願讓父親把自己當禮物去交換富貴，又因勸伯父不要再增加佃戶的地租而遭到一頓打，便逃出家庭。父親宣布開除她的祖籍，後來與流浪街頭的她相遇時也是冷眼相對，她亦終生不曾再回過呼蘭縣的家。
1931年，這個無家、無業、無處棲身的姑娘，在窘迫之際遇上王恩甲，先受騙後被棄，孤身困於旅館。
1932年，在即將被旅館老闆販賣以抵所欠旅食費時，她得到蕭軍的幫助，脫出困境。秋天，她與蕭軍結合，開始了共同的生活：他們租不起五角錢一天的鋪蓋，買不起五分錢一個的「列巴圈」；一個的鞋帶斷成了四截，另一個就把自己的鞋帶分成兩段，兩個人束著；攝氏零下30度的嚴寒里，兩個人穿著夏天的鞋子，飢腸轆轆地在雪地上奔走謀生……
1934年，日偽在「滿洲國」加緊推行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她和蕭軍因編輯進步刊物隨時都有被逮捕的危險，便於6月離開哈爾濱至青島。10月又因青島形勢險惡奔赴上海，兩人同魯迅接觸並接受其影響。
1936年，她因蕭軍的感情背離和自己的身體狀況不佳，隻身東渡日本。
1937年，她返回上海。抗日戰爭發生，上海成為「孤島」後，應李公朴之約，於次年初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教書，其後和蕭軍分手。
1940年，她和端木蕻良同去香港辦《時代批評》刊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攻陷香港。她正患嚴重肺病，靠朋友的接濟住院治療。炮聲隆隆中，端木蕻良棄她而逃。
1942年1月13日，她被醫生誤診為喉瘤，喉管開刀，病情惡化。18日，確診為惡性氣管擴張，第二次動手術換喉頭呼吸管。21日，所住醫院被日軍佔領，改為日本戰地醫院，病人全部被驅逐。22日，在戰爭與病痛的折磨中，她與世長辭，年32歲。
病重的日子裡，她已不能說話，只用筆在紙上寫道：「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寥寥數語，寫盡了一生的痛苦與掙扎、漂泊與無奈、奮斗與成就。
作為女人，她幾乎承受了那個動盪時代的全部屈辱——父親的絕情絕義、未婚夫的始亂終棄、丈夫的背信棄義、愛人的臨陣逃離；全部苦難——僅僅為了活命的生存苦難、維護民族尊嚴的戰爭苦難、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制、種種病痛對身體的折磨……她顛沛流離於哈爾濱、上海、日本、北京、重慶、香港之間，獨自以柔弱之軀抵禦著飢餓、寒冷、病魔、戰火，不然又能怎樣呢？她的家早就對她關死了門，她的國正被片片蠶食，她的愛要麼被踐踏，要麼得不到回應，她的一生啊，多的是凄苦、誤解和嘲諷，少的是歡樂、安寧與溫情。繞樹三匝，無枝可依，一隻盤旋徘徊在20世紀初荊棘林里的鳥兒！
作為作家，她卻並未頹然倒下，反而頑強地挺立著，以其柔韌持久的藝術生命力超拔於那個時代。
在飢寒交迫的1933年，她以悄吟為筆名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棄兒》。自此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歲月里，她寫下了近百萬字的作品。其中，《生死場》是早期創作的一個巔峰。這部中篇小說首次以「蕭紅」為筆名，由魯迅校閱、編訂並作序，歸入「奴隸叢書」之中。魯迅對她寄與厚望，認為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在序言中說：「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生死場》轟動了文藝界，被譽為中國文學難得的收獲，成為一個時代民族精神的經典文本。
蕭紅是從荊棘叢中殺出了一條血與淚的路，但她並未把創作當成個人情感的宣洩，取材上並未園囿於女性生活，而是著眼於群體——女性群體、民族群體、人類群體，藝術視野恢弘開闊，寫作思想處於理性的自覺狀態，語言明麗、和諧、沉靜，沒有幽怨、陰郁、罹怒，關於民族、關於歷史、關於人生、關於人性……所有的感慨和無奈都沉在蒼涼的底子里，使她迥異於同時代的任何一個女作家。這一點，在她後期的代表作《呼蘭河傳》中表現得就更為突出和熟練了。
《呼蘭河傳》以閉塞的呼蘭城為背景，展示了這里的風土、民俗和居民的生存狀態、思想性格。這里，有明亮的天空、美麗的後花園、慈祥可愛的老祖父和自由自在的童年，「是凡在太陽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連大樹都會發響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樹對面的土牆都會回答似的」；也有荒涼、貧窮、冷漠、愚昧和野蠻，人們順應自然、依附土地、信仰鬼神，不允許有任何個性、差別和改變，扼殺一切不馴與生機是全體居民共同的責任，而做這些又完全沒有惡意甚至是出於善意。十二歲的小團圓媳婦，僅僅因為「太大方了」，「不象個小團圓媳婦」，就被燒紅的烙鐵烙腳心，被吊在大樑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後又被視為有鬼怪附身，被當眾剝光衣服，放到熱水缸里燙三遍又用冷水澆三遍——而這一家人在當地是出了名的善良，「為人謹慎，兄友弟恭，父慈子愛」。
這部長篇小說發表於1940年，但其深刻、獨到、穿透人性的思想內涵，超越了時限和地域，令一代代讀者體驗到它對心靈的觀照價值，1999年被《亞洲周刊》評為20世紀中文小說百強中的第九名。
觀蕭紅其人，讀蕭紅作品，令人想到《荊棘鳥》扉頁上的那段話：
有一個傳說，說的是有那麼一隻鳥兒……從離開巢窩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尋找著荊棘樹，直到如願以償，才歇息下來。然後，它把自己的身體扎進最長、最尖的棘刺上，在那荒蠻的紙條之間放開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時刻，它超脫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聲竟然使雲雀和夜鶯都黯然失色。這是一曲無比美好的歌，曲終而命竭。然而，整個世界都在靜靜地諦聽著，上帝也在蒼穹中微笑。因為最美好的東西只能用深痛巨創來換取……作家簡介：
蕭紅（1911-1942），原名張西（加走字）瑩，筆名蕭紅，悄吟，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地主家庭。為了逃婚出走，困窘間向報社投稿，並因此結識蕭軍，兩人相愛，蕭紅也從此走上寫作之路，兩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蕭紅完成長篇《生死場》，在魯迅幫助下作為「奴隸叢書」之一出版。蕭紅由此取得了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蕭紅帶有左翼現實主義風格的小說還有一部長篇《馬伯樂》，但質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長篇是寫於香港的回憶性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以及一系列回憶故鄉的中短篇如《牛車上》、《小城三月》等。
這位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卻有著寫作天才的女性命運悲涼，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時，她生命中的兩個男人都不在身邊。（宇慧）
簡歷與書目：
蕭紅(1911．6．2—1942．1．22)，原名張乃瑩，另有筆名悄吟，黑龍江呼蘭人。幼年喪母，1928年在哈爾濱讀中學，接觸五四以來的進步思想和中外文學。尤受魯迅、茅盾和美國作家辛克萊作品的影響。由於對封建家庭和包辦婚姻不滿，1930年離家出走，幾經顛沛。1932年與蕭軍同居，兩人結識不少進步文人，參加過宣傳反滿抗日活動。
1933年與蕭軍自費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魯迅的幫助和支持下，1935年發表了成名作《生死場》(開始用筆名蕭紅)，螢聲文壇。
1936年，為擺脫精神上的苦惱東渡日本，在東京寫下了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
l940年與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發表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1942年，歷盡坎坷之後在香港病故，時年31歲。
著作書目：
《跋涉》(小說、散文集)與蕭軍合著， 1933(自費出版)
《生死場》(中篇小說)1935，上海容光書局；1980，黑龍江人民
《淌薪幀?散文集)1936，文生
《橋》(小說、散文集)1936，文生
《牛車上》(小說、散文集)1937，文生
《曠野的呼喊》(短篇小說集)1940，上雜
《蕭紅散文》 1940，重慶大時代書局
《回憶魯迅先生》(散文)1940，重慶婦生活社
《馬伯樂》(中篇小說)1941，重慶大時代書局
《呼蘭河傳》(長篇小說)1941，上雜 1954，新文藝；1979，黑龍江人民
《手》(小說)1943，桂林遠方書店
《小城三月》(小說)1948，香港海洋書屋
《蕭紅選集》(中、短篇小說集)1958，人文
《蕭紅選集》 1981，人文
《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蕭軍輯，1981，黑龍江人民
《蕭紅短篇小說遜 1982，黑龍江人民
《蕭紅散文選集》 1982，百花
《蕭紅》(中國現代作家選集)1984，人文
《蕭紅代表作》(短篇小說集)1987，人文
蕭紅、蕭軍到上海後，住在拉都路福顯坊內一處二樓上。魯迅先生非常關心他們到上海後的生活、思想和寫作情況，但因當時上海環境險惡，斗爭殘酷復雜，無法會面，只好通過書信聯系。魯迅先生多次給他們寫信，表示極大的關切，在精神上給他們很大鼓舞，為他們指明方向。
1934年11月30日，蕭紅、蕭軍在內山書店與魯迅先生第一次會面。他們向魯迅先生介紹了東北的斗爭情況和自身的遭遇，魯迅先生也給他們講了上海的斗爭局勢以及文藝界的情況，並同意推薦他們的作品出版。臨別時，為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魯迅先生將一些錢交給他們，並讓夫人許廣平將蕭紅的書稿帶回。
與魯迅先生的這次會面，對蕭紅、蕭軍來說意義十分重大。不僅加深了他們與魯迅之間的相互了解，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礎，也使他們得到魯迅的悉心指點，從魯迅那裡學會做人、做學問，為今後在上海立足，並從事文學創作，鋪平了道路。
12月19日，魯迅在梁園豫菜館請客，特意將蕭紅、蕭軍介紹給茅盾、聶紺弩、葉紫、胡風等左翼作家。這些人後來都成為蕭紅的好朋友，對她的創作和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不久，葉紫、蕭紅、蕭軍在魯迅的支持下結成「奴隸社」，並出版了「奴隸叢書」。
此外，魯迅還利用自己在上海的關系，積極向出版社推薦他們的作品，蕭紅等人的書稿不但被介紹到當時陳望道主編的《太白》、鄭振鐸主編的《文學》，有時還轉到良友公司的趙家壁那裡。在魯迅的熱情幫助下，蕭紅到上海後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小六》很快就在《太白》上刊出。
隨後，散文《餓》，短篇小說《三個無聊人》分別刊登在《文學》和《太白》上。從此，蕭紅的作品便陸續在上海發行的《生活知識》、《中學生》、《作家》、《文學季刊》、《中流》等多家雜志上發表。蕭紅也開始在上海文學界嶄露頭角，成為一顆閃亮的文學新星。
3. 關於蕭紅的作家生平論文怎樣寫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蕭紅是個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創作生涯（從1933年5月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算起）中，共出版過11部集子：《跋涉》、《生死場》、《商市街》、《橋》、《牛車上》、《曠野的呼喊》、《回憶魯迅先生》、《蕭紅散文》、《小城三月》、《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創作總字數近百萬，顯示了不可多得的藝術才華和創作生命力。從上個世紀30年代躋身文壇以來，蕭紅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蕭紅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樣，長久在風雨飄零中飽受寂寞之苦，因為她的作品長久以來並沒有獲得應有的理解。
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蕭紅研究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是確立期（1935-1942），魯迅和胡風對《生死場》的經典性評價，開創了蕭紅研究的先河。二是回憶期（1942-文革結束前後），此時多為悼念性文章，表達了友人、朋友對蕭紅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較有影響的是茅盾為《呼蘭河傳》作的序，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許廣平的《憶蕭紅》、《追憶蕭紅》，聶紺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風雨中憶蕭紅》。茅盾對蕭紅後期創作滯後於大時代的評價代表了那個時期主流評論話語的聲音。三是發展期（新時期至今），新時期以來，蕭紅研究一度形成熱潮並呈縱深發展趨勢，主要集中在這樣6個方面：1.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2.對蕭紅作品研究，特別是蕭紅後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時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研究；3.對蕭紅其他小說、散文及詩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從比較學的角度關照蕭紅，從女性主義視角研究蕭紅等；5.對蕭紅創作源流的研究；6.對蕭紅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的研究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蕭紅研究的向前發展。
新時期以前的蕭紅研究除了魯迅、茅盾等權威評價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時期以來的蕭紅研究為主，著重從以下6個方面對蕭紅研究進行梳理，試圖從中尋找蕭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並尋求新的突破口。
一、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
蕭紅個人的復雜身世和傳奇經歷在新時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廣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時間許多研究者致力於蕭紅生平經歷的考證，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並且還陸續有許多蕭紅傳記問世。如美國葛浩文的《蕭紅評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龍夫的《火燒雲——蕭紅小傳》（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蕭鳳的《蕭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觀泉的《懷念蕭紅》（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鷹和劉慧心的《落紅蕭蕭》（四川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華的《呼蘭學人說蕭紅》（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孫延林和姜瑩編的《懷念你——蕭紅》（ 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鐵峰的《蕭紅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鳥低飛——蕭紅流離的一生》（長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紅真的《蕭紅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場的女人蕭紅》（華藝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這些對於我們更好地進入蕭紅的文學世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關於蕭紅身世和經歷中有所爭議的問題在此得到解決，如1980年蕭軍的《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問世，其中談到「疑心以致確定他（張秀珂）現在的父親張選三並不是他和蕭紅真正的親生父親」，由此引發了蕭紅「生女說」和「養女說」的身世之辯。後經調查，得出蕭紅為張選三親生女的結論。2004年3月孫茂山主編的蕭紅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蕭紅身世考》由哈爾濱出版社正式出版，從此「生女說」、「養女說」之爭畫上了句號。
對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謎團的澄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作家和進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無關痛癢的細枝末節上過多地糾纏，花費過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當。而且在一些問題上由於當事人的健在，眾說紛紜，也會使許多原本簡單的東西變得復雜了，這些都應當引起研究者們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說的「問題的關鍵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對蕭紅創作的影響」。
二、對蕭紅作品的研究
作為一個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們目光的還是蕭紅以「細致的觀察力和越軌的筆致」寫出來的那一部部表現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的「力透紙背」（魯迅語）的作品。由於魯迅和胡風兩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場》一出來，就讓上海文壇接受了它，也使蕭紅一夜成名。並且這篇序言和讀後記從一開始就給《生死場》樹立了一個權威評價，影響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場》定性為「抗日文學」，但新時期以來，許多研究者從新的角度來觀照，發現了其中被忽略的內涵，提出了不同意見。如邢富君、陸文採的《農民對命運掙扎的鄉土文學——〈生死場〉再評價》（《北方論叢》1982年第1期）指出這部作品其實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是以農民對命運的掙扎為主題的。也有學者認為不能用一個單一的先行主題來解釋《生死場》，而應該從作家對生與死的人類命運的思考出發，許多不能解釋或解釋牽強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曉濤《一語難盡——〈生死場〉的多層意蘊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多維結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3期）。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在討論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實踐與國家民族文學的關系問題時，以蕭紅的小說《生死場》為例，從生產層面與接受層面上指出了「蕭紅在小說的空間里與民族國家話語的交鋒」〔1〕，為我們研究蕭紅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羅的《〈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10期）認為，《生死場》主要不在於寫抗戰，其三分之二的內容與抗戰毫無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寫生民的生、老、病、死，這體現了蕭紅最深徹的人生感觸。
新時期以來的許多評論都試圖擺脫蕭紅研究中舊有權威的框架，並力圖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這是可喜的現象。蕭紅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聲震天的這樣一個潮流的裹挾，加上蕭紅本身是個愛國的熱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說里寫抗日是理所當然的。但由於個人的經歷和學養，使她無法深入直接地描寫抗日，所以才會在她的文本中呈現出對農民底層生活的大量描寫，而對抗日主題描寫不多。可以說蕭紅的《生死場》在當時是無意識地打了一個擦邊球，由於時代關系，把它定性為「抗日文學」無可厚非，但我們今天的研究就應該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題意義、思想內容等還原出來。
蕭紅自《生死場》之後的所有創作都與時代要求顯得很隔膜，1940年蕭紅創作完成長篇《呼蘭河傳》。「當蕭紅寫《呼蘭河傳》時，其他中國作家們大都在寫戰時報道文學、短文、戲劇，或者寫抗日性的小說或短篇宣傳品等作品」〔2〕。對當時的蕭紅來說，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批評界的責難。20世紀40年代影響最大的評論文章無疑是茅盾的《〈呼蘭河傳〉序》：「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3〕。這與魯迅先生的「生的堅強」、「死的掙扎」一樣成為評論蕭紅作品的名句。但是藝術上的有限肯定之後,茅盾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創作的代表作家和權威評論家，對蕭紅這樣一個以《生死場》崛起文壇的作家卻「在1940年前後這樣的大時代」，懷著「苦悶而寂寞」的情緒，「回憶這寂寞的小城」，認為「多少有點不可解」。因為在蕭紅的這部小說里「看不到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國主義那種血腥的侵略。」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蘭河傳》。在當時的語境中，茅盾的這一評價與其說是贊揚，不如說是否定，這也就直接導致了以後幾十年評論界對《呼蘭河傳》的低調處理。
新時期以來，隨著蕭紅研究熱潮的掀起，蕭紅後期的作品也備受矚目，並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蕭紅後期創作思想產生了爭議。鐵峰在《蕭紅的文學之路》中認為：「《呼蘭河傳》的最大缺點，就是由於作者在抗戰時期創作思想出現偏差，否定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把揭露批判的筆觸『對著人類的愚昧』，從而過分誇大了勞動人民的愚昧無知，麻木不仁，沒有寫出一個積極的人物，也沒反映出時代的根本特點，更沒表現出抗戰時期人民的要求和願望。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義。」〔4〕但是大多數學者對蕭紅後期創作思想則持肯定態度。韓文敏《〈呼蘭河傳〉我見》（《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認為《呼蘭河傳》是《生死場》之後對生活的認識和理想的深化，她較早地指出了《呼蘭河傳》深刻的思想性，認為其並非思想創作上的退步。皇甫曉濤在《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認為，《呼蘭河傳》與時代審美要求在整體上是一致的，同時也為「國民性」主題的發展尋找到一個新的轉折點，因而是蕭紅「走向成熟的標志」。此外，劉乃翹和王雅茹在《蕭紅評傳》（哈爾濱出版社2002年版）中認為：從蕭紅「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的主張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我們也看出了蕭紅創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創作的著眼點不僅僅局限在國民抗戰意識的鼓動、激發和歌頌上，更將視角深入到國民覺醒並抗爭的根本——國民性上，這一點同魯迅先生的創作思想是相通的。
蕭紅後期的長篇《馬伯樂》一直無人問津，研究甚少，一般認為《馬伯樂》是一部失敗之作，主人公馬伯樂更是一個自私自利的逃跑主義者。不過李重華在《也評馬伯樂形象》（《綏化師專學報》1991年第2期）中卻為之辯駁，認為馬伯樂是一個復雜的新人形象，他有著進步的傾向，此觀點較為新穎。秦林芳《論蕭紅的創作道路——從題材說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認為《馬伯樂》是蕭紅師承了魯迅的文學觀，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態」的高度來選擇並表現題材的，是「改造病態思想」的繼續。另外黃曉娟在她的博士論文《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認為蕭紅的《馬伯樂》寫的是在當時作品中幾乎被遺忘的國民性病態。總之，小說《馬伯樂》爭議頗多，雖有一些研究文章問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夠，還有待後繼研究者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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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的《呼蘭河傳》全文,附加有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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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蕭紅《生死場》和《呼蘭河傳》的文學批評分別可以從哪些分析方法入手去寫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蕭紅是個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創作生涯（從1933年5月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算起）中，共出版過11部集子：《跋涉》、《生死場》、《商市街》、《橋》、《牛車上》、《曠野的呼喊》、《回憶魯迅先生》、《蕭紅散文》、《小城三月》、《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創作總字數近百萬，顯示了不可多得的藝術才華和創作生命力。從上個世紀30年代躋身文壇以來，蕭紅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蕭紅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樣，長久在風雨飄零中飽受寂寞之苦，因為她的作品長久以來並沒有獲得應有的理解。
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蕭紅研究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是確立期（1935-1942），魯迅和胡風對《生死場》的經典性評價，開創了蕭紅研究的先河。二是回憶期（1942-文革結束前後），此時多為悼念性文章，表達了友人、朋友對蕭紅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較有影響的是茅盾為《呼蘭河傳》作的序，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許廣平的《憶蕭紅》、《追憶蕭紅》，聶紺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風雨中憶蕭紅》。茅盾對蕭紅後期創作滯後於大時代的評價代表了那個時期主流評論話語的聲音。三是發展期（新時期至今），新時期以來，蕭紅研究一度形成熱潮並呈縱深發展趨勢，主要集中在這樣6個方面：1.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2.對蕭紅作品研究，特別是蕭紅後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時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研究；3.對蕭紅其他小說、散文及詩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從比較學的角度關照蕭紅，從女性主義視角研究蕭紅等；5.對蕭紅創作源流的研究；6.對蕭紅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的研究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蕭紅研究的向前發展。
新時期以前的蕭紅研究除了魯迅、茅盾等權威評價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時期以來的蕭紅研究為主，著重從以下6個方面對蕭紅研究進行梳理，試圖從中尋找蕭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並尋求新的突破口。
一、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
蕭紅個人的復雜身世和傳奇經歷在新時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廣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時間許多研究者致力於蕭紅生平經歷的考證，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並且還陸續有許多蕭紅傳記問世。如美國葛浩文的《蕭紅評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龍夫的《火燒雲——蕭紅小傳》（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蕭鳳的《蕭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觀泉的《懷念蕭紅》（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鷹和劉慧心的《落紅蕭蕭》（四川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華的《呼蘭學人說蕭紅》（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孫延林和姜瑩編的《懷念你——蕭紅》（ 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鐵峰的《蕭紅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鳥低飛——蕭紅流離的一生》（長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紅真的《蕭紅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場的女人蕭紅》（華藝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這些對於我們更好地進入蕭紅的文學世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關於蕭紅身世和經歷中有所爭議的問題在此得到解決，如1980年蕭軍的《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問世，其中談到「疑心以致確定他（張秀珂）現在的父親張選三並不是他和蕭紅真正的親生父親」，由此引發了蕭紅「生女說」和「養女說」的身世之辯。後經調查，得出蕭紅為張選三親生女的結論。2004年3月孫茂山主編的蕭紅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蕭紅身世考》由哈爾濱出版社正式出版，從此「生女說」、「養女說」之爭畫上了句號。
對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謎團的澄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作家和進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無關痛癢的細枝末節上過多地糾纏，花費過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當。而且在一些問題上由於當事人的健在，眾說紛紜，也會使許多原本簡單的東西變得復雜了，這些都應當引起研究者們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說的「問題的關鍵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對蕭紅創作的影響」。
二、對蕭紅作品的研究
作為一個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們目光的還是蕭紅以「細致的觀察力和越軌的筆致」寫出來的那一部部表現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的「力透紙背」（魯迅語）的作品。由於魯迅和胡風兩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場》一出來，就讓上海文壇接受了它，也使蕭紅一夜成名。並且這篇序言和讀後記從一開始就給《生死場》樹立了一個權威評價，影響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場》定性為「抗日文學」，但新時期以來，許多研究者從新的角度來觀照，發現了其中被忽略的內涵，提出了不同意見。如邢富君、陸文採的《農民對命運掙扎的鄉土文學——〈生死場〉再評價》（《北方論叢》1982年第1期）指出這部作品其實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是以農民對命運的掙扎為主題的。也有學者認為不能用一個單一的先行主題來解釋《生死場》，而應該從作家對生與死的人類命運的思考出發，許多不能解釋或解釋牽強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曉濤《一語難盡——〈生死場〉的多層意蘊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多維結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3期）。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在討論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實踐與國家民族文學的關系問題時，以蕭紅的小說《生死場》為例，從生產層面與接受層面上指出了「蕭紅在小說的空間里與民族國家話語的交鋒」〔1〕，為我們研究蕭紅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羅的《〈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10期）認為，《生死場》主要不在於寫抗戰，其三分之二的內容與抗戰毫無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寫生民的生、老、病、死，這體現了蕭紅最深徹的人生感觸。
新時期以來的許多評論都試圖擺脫蕭紅研究中舊有權威的框架，並力圖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這是可喜的現象。蕭紅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聲震天的這樣一個潮流的裹挾，加上蕭紅本身是個愛國的熱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說里寫抗日是理所當然的。但由於個人的經歷和學養，使她無法深入直接地描寫抗日，所以才會在她的文本中呈現出對農民底層生活的大量描寫，而對抗日主題描寫不多。可以說蕭紅的《生死場》在當時是無意識地打了一個擦邊球，由於時代關系，把它定性為「抗日文學」無可厚非，但我們今天的研究就應該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題意義、思想內容等還原出來。
蕭紅自《生死場》之後的所有創作都與時代要求顯得很隔膜，1940年蕭紅創作完成長篇《呼蘭河傳》。「當蕭紅寫《呼蘭河傳》時，其他中國作家們大都在寫戰時報道文學、短文、戲劇，或者寫抗日性的小說或短篇宣傳品等作品」〔2〕。對當時的蕭紅來說，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批評界的責難。20世紀40年代影響最大的評論文章無疑是茅盾的《〈呼蘭河傳〉序》：「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3〕。這與魯迅先生的「生的堅強」、「死的掙扎」一樣成為評論蕭紅作品的名句。但是藝術上的有限肯定之後,茅盾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創作的代表作家和權威評論家，對蕭紅這樣一個以《生死場》崛起文壇的作家卻「在1940年前後這樣的大時代」，懷著「苦悶而寂寞」的情緒，「回憶這寂寞的小城」，認為「多少有點不可解」。因為在蕭紅的這部小說里「看不到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國主義那種血腥的侵略。」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蘭河傳》。在當時的語境中，茅盾的這一評價與其說是贊揚，不如說是否定，這也就直接導致了以後幾十年評論界對《呼蘭河傳》的低調處理。
新時期以來，隨著蕭紅研究熱潮的掀起，蕭紅後期的作品也備受矚目，並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蕭紅後期創作思想產生了爭議。鐵峰在《蕭紅的文學之路》中認為：「《呼蘭河傳》的最大缺點，就是由於作者在抗戰時期創作思想出現偏差，否定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把揭露批判的筆觸『對著人類的愚昧』，從而過分誇大了勞動人民的愚昧無知，麻木不仁，沒有寫出一個積極的人物，也沒反映出時代的根本特點，更沒表現出抗戰時期人民的要求和願望。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義。」〔4〕但是大多數學者對蕭紅後期創作思想則持肯定態度。韓文敏《〈呼蘭河傳〉我見》（《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認為《呼蘭河傳》是《生死場》之後對生活的認識和理想的深化，她較早地指出了《呼蘭河傳》深刻的思想性，認為其並非思想創作上的退步。皇甫曉濤在《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認為，《呼蘭河傳》與時代審美要求在整體上是一致的，同時也為「國民性」主題的發展尋找到一個新的轉折點，因而是蕭紅「走向成熟的標志」。此外，劉乃翹和王雅茹在《蕭紅評傳》（哈爾濱出版社2002年版）中認為：從蕭紅「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的主張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我們也看出了蕭紅創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創作的著眼點不僅僅局限在國民抗戰意識的鼓動、激發和歌頌上，更將視角深入到國民覺醒並抗爭的根本——國民性上，這一點同魯迅先生的創作思想是相通的。
蕭紅後期的長篇《馬伯樂》一直無人問津，研究甚少，一般認為《馬伯樂》是一部失敗之作，主人公馬伯樂更是一個自私自利的逃跑主義者。不過李重華在《也評馬伯樂形象》（《綏化師專學報》1991年第2期）中卻為之辯駁，認為馬伯樂是一個復雜的新人形象，他有著進步的傾向，此觀點較為新穎。秦林芳《論蕭紅的創作道路——從題材說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認為《馬伯樂》是蕭紅師承了魯迅的文學觀，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態」的高度來選擇並表現題材的，是「改造病態思想」的繼續。另外黃曉娟在她的博士論文《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認為蕭紅的《馬伯樂》寫的是在當時作品中幾乎被遺忘的國民性病態。
6. 誰有蕭紅的《呼蘭河傳》有聲小說。
http://www.tingbook.com/book/2878.html
7. 京派小說的理論主張李劼人「大河小說」的寫作特點蕭紅小說的文體特點
美學特徵
從某種意義上說，京派文化是鄉土文化的典型象徵，具有雙重的文化和美學特徵：
一，對現代性既追求，又懷疑，從而導致對現代性的焦慮；
二，在現代性的強大沖擊下，對本土的傳統美感日漸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種輓歌情懷。
京派小說家們的文學觀念和主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堅持自由主義，反對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干預和制約；
二，追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對抗文學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歷史語境中，京派作家無疑是處在邊緣的，因為左翼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海派主張文學商品化，而他們的主張與時代格格不入，但是他們所追求的文化價值和人文理想，他們對人的尊嚴、對和諧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種永久的啟示意義。
李劼人作品最大的特點是以方言寫作，真實記錄成都地區生活百態。
李劼人小說中關於川劇的描述甚多，他的「大河三部曲」被稱為「小說的晚清川劇史」。《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中，往往一段對話，一段場景，就把當年川劇的盛況生動地展現出來。川劇藝術中那簡練而經典的對白、豐富的方言以及濃郁的鄉土氛圍，也都自然融入到李劼人先生的作品中,從而增加了他作品的藝術魅力。
李劼人先生一生熱愛川劇。他的小說中到處都有關於川劇的描述。川劇研究員蔣維明先生曾化用郭沫若的評語，稱「大河三部曲」是「小說的晚清川劇史」。
既然是「史」，當然就有對川劇的全方位描寫。川劇的演變，川劇、唱腔、演員、觀眾，川劇演出的環境等等，在李劼人筆下都有生動而親切的記述。《死水微瀾》寫鄧幺姑對成都的嚮往就是從川戲開始的：「她知道（成都）有很多會館，每個會館里，單是戲台就有三四處，都是金碧輝煌的；江南館頂闊綽了，一年要唱五六百台整本大戲，一天總有兩三台戲在唱。」對於川劇的劇目和演員，作家借書中人物之口，隨意就拈出一大串：「悅來茶園三慶會的川班，老角色也多，新角色也好。楊素蘭的《大劈棺》，劉文玉、周名超的《柴市節》，李翠香的《三巧掛畫》，鄧少懷、康子林的《放裴》，蔣潤堂的《飛龍寺》，還有游澤芳的《痴兒配》，小群芳的《花仙劍》。這才是高尚娛樂啊，好不安逸！」諸如此類的文字，在《暴風雨前》《大波》中也比比皆是。往往一段對話，一段場景，就把當年川劇的盛況生動地展現出來。
一、 創造了中國現代長篇歷史小說的一種新形式"大河小說"。
在這個形式中，波瀾壯闊的社會歷史大變動，被有聲有色地以風俗史的面貌再現出來，而探討社會歷史變動的原因，也成為小說隱含的主題。郭沫若曾經稱贊李劼人的小說為"小說的近代史"、"小說的華陽國志"。《華陽國志》是東晉時江源（四川崇慶縣）人常璩寫以四川為中心的方域史，李劼人在民國史還沒有問世之時，以過來人的身份對地域史料征之於野，集中描繪歷史轉折時期一個多事的內地省份的政治風雲和人情世態，帶有地方域史小說的色彩。所以，稱他的小說為"小說的近代《華陽國志》"，是恰到好處的。
二、 注重細節刻畫及環境描寫的真實性和整體性，追求客觀、冷靜地再現現實。
這一點體現著對法國19世紀現實主義的借鑒，而與中國現代小說主流現實主義，即不避主觀抒情的、表現手法開放的現實主義，有著明顯的差異。
三、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福樓拜、左拉作品女性形象刻畫的某種特徵。
《死水微瀾》中的鄧幺姑，《暴風雨前》中的伍大嫂，《大波》中的龍蘭君（黃瀾生太太），以及後來寫的《天魔舞》中的陳莉華等人一起，構成了李劼人小說的女性形象系列，而在注重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法國文學對李劼人的影響是明顯的。
總之，在中國現代現實主義文學的具體形態中，李劼人代表了一種古典的、法國式的追求客觀真實的風格。
《呼蘭河傳》是蕭紅後期完成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相對於《馬伯樂》的未完成而言），是蕭紅小說創作的顛峰之作。蕭紅對小說文體的追求，蕭紅小說風格的建樹，都見之於這部作品。而我認為，蕭紅小說風格最重要的特質，遠非所謂抒情的、感性細膩的，而是在於戲劇性的諷刺。適應這種想像方式，蕭紅創造出場景性的小說結構，發展了一系列反諷手段，從而建立了她個人的成熟的小說文體形式。如果我們錯過了這個最重要的特質，我們也就忽略了這位女作家孜孜以求的藝術建樹，我們也就會錯過在中國現代女性寫作傳統中如此可貴的一個新要素。
文字，是文學作品訴諸讀者的審美情感和認知活動的最原初的物質形態。它直接體現著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藝術風格。在中國現代文壇上，具有不同藝術風格的女作家都呈現出不同的語言特色。如冰心的清瑩圓潤、蘊藉空靈，丁玲的細膩直白、激切酣暢，廬隱的凄麗悱惻、感傷沉鬱……，均各呈異彩，各有千秋。而蕭紅的語言風格和表達方式別具一格，表現為超常規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來的新鮮自然、稚拙渾朴的美學意趣，形成了獨特的「蕭紅味」。
讀蕭紅的小說，最初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她超常規的文體語言。她並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維循規蹈矩地寫，而是以一種極自然的陌生語言去描寫她所熟悉的一切，借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鮮」（《九一八致弟弟書》）。比如《王阿嫂的死》中的首段文字：
「草葉和菜葉都蒙蓋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黃了葉子的樹，在等候太陽。太陽出來了，又走進朝霞去……
這里，不說霜覆蓋了草葉和菜葉。而說草葉和菜葉都蓋上霜；不說山上的樹黃了葉子，而用一個修飾語來修飾中心詞「樹」，讓它去「等候」太陽；不說太陽被朝霞擋住，而說它「走進朝霞去」。顯然，前者都是日常的語言，而後者則多少都超乎規范了。這就給讀者帶來了一種生疏感和新鮮感——一種「明麗和新鮮」
蕭紅對語言的超常規運用既表現為新鮮、生疏，同時又表現為直率、自然。蕭紅語言的直率首先表現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觀照世界時對這個詩意世界不加雕飾的語言描繪。這里有《牛車上》中的三月春陽，有《後花園》中的六月鮮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們都是一個個兒童眼中的世界，毫不雕飾，秀韻天成。同時，這種直率的語言又表現出自然的特點，因為直率，毋庸偽飾、矯情，就更顯得自然質朴。在蕭紅的文學語言中，直率和自然這兩種特性是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的。蕭紅的小說語言清純童稚，拙樸天成，純而多韻，拙而能巧；於渾朴中帶有雋逸的色彩，在清純中內蘊醇厚的意韻，從而成為「蕭紅體」小說敘述風格的重要特徵。
蕭紅在本質上是一位自傳型和情感型的作家，她認為「一個題材必須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來，或者跟作者起著一種思戀的情緒」。【33】正是基於這樣的審美意識，自傳式敘事方法才成為蕭紅自覺的選擇與追求。在她的小說中，這種自傳式敘事方法主要體現在下述的兩個方面：
首先，是自傳性的懷舊筆調。
蕭紅最成功、最富藝術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進她個人生命體驗和生活經歷的自傳體小說，如《後花園》、《家族以外的人》、《呼蘭河傳》、《小城三月》等，它們均無一例外地運用了自傳性的懷舊筆調，通過回憶的方式，「以我觀物」敘事記人，寫景狀物。
蕭紅之所以如此執著地運用自傳性的懷舊筆調，緣於其一種自覺的創作觀。一般說來，與現實貼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質與內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造成適當的審美心理距離以後，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價值。因此，蕭紅非常重視「思索的時間」，她曾以雷馬克的創作為例強調了這種時間距離的重要性【34】。正是這種心理距離，使她有充分觀照和反思的時間，從而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實底蘊創造了條件，她的自傳性懷舊作品因此獲得了巨大成功。此外，這種適度的心理距離不但為蕭紅提供了一種「思索的時間」，而且也為她提供了一個題材與她的情感熟習的時間。蕭紅也是這樣認為的，題材與情感的熟習，「這多少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夠把握的。」【35】而這里所說的情感不再是簡單的原始情緒，而是較高層次上的審美情感。由於蕭紅在時空上已遠離故事中的題材、人物和環境，過去的一切已經經過時間的過濾與沉澱，這就使她能夠抽身事外，而以一種審美靜觀的態度去回憶，用懷舊的筆調將自己的原始情緒升華為一種審美情緒，並進而與題材溶為一體。《呼蘭河傳》回憶的是故鄉呼蘭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畫的是動物般生存著的人們，但這里「仍然有美，即使這美有點病態」。【36】
8. 有誰 有葛浩文的《蕭紅傳》的電子版嗎急用！謝謝啦 ！
我非常同意樓上的說法，看季紅真的《蕭紅傳》吧，葛浩文的有點老了，電子版應該比較難找，去大學圖書館的網站看看或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