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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古龍小說一共有多少部

古龍作品創作年表
書 名 年 份 出版者 備 注
蒼穹神劍 1960 第一處女作
月異星邪 1960 第一
劍氣書香 1960 真善美 後半部由墨餘生代筆
湘妃劍 1960 又稱《金劍殘骨令》
劍毒梅香 1960 清 華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筆
孤星傳 1960 真善美
失魂引 1961 明 祥
游俠錄 1961 海 光
護花鈴 1962 春 秋 又稱《諸神島》
彩環曲 1962
殘金缺玉 1962 華 源
飄香劍雨 1963
劍玄錄 1963 清 華
劍客行 1963 明 祥
浣花洗劍錄 1964 真善美 1976年修訂，出漢麟版，改名《浣花洗劍》
情人箭 1964 1976年修訂，出漢麟版，改名《怒劍》
大旗英雄傳 1965 1976年修訂，出漢麟版，改各《鐵血大旗》
武林外史 1965 春 秋
名劍風流 1966 結尾部分由喬奇代筆
絕代雙驕 1967
鐵血傳奇 1968 真善美 又稱《楚留香傳奇》。分為：
《血海風香》、《大沙漠》、《畫眉鳥》三部
風雲第一刀 1970 春秋 又名《多情劍容無情劍》分為：
《風雲第一刀》、《鐵膽大俠魂》兩部
鬼戀俠情 1970 《楚留香傳奇》續集，又名《借屍還魂》
蝙蝠傳奇 1971 《楚留香傳奇》續集
歡樂英雄 1971
大人物 1971
桃花傳奇 1972 《楚留香傳奇》續集
蕭十一郎 1973 漢麟 由電影劇本改寫成書
流星·蝴蝶·劍 1973 桂冠
九月鷹飛 1974 春秋 《風雲第一刀》後傳
①長生劍 1974 漢麟 《七種武器》系列
（僅完成六種，「拳頭」並非一種武器）
②碧玉刀 1974
③孔雀翎 1974
④多情環 1974
⑤霸王槍 1975
⑥離別鉤 1978 春秋
①陸小風傳奇 1976 《陸小鳳》系列
②綉花大盜 1976
③決戰前後 1976
④銀鉤賭坊 1977
⑤幽靈山莊 1977
⑥鳳舞九天 1978
天涯·明月·刀 1975 漢麟
絕不低頭 1975 唯一的一部動作小說
七殺手 1975
劍·花·煙雨江南 1975
三少爺的劍 1975 桂冠 《江湖人》系列之一
火並蕭十一郎 1976 漢麟 《蕭十一郎》後傳
拳頭 1976 南琪 又稱《憤怒的小馬》，曾被誤收入《七種武器》
邊城浪子 1976 漢麟 《天涯·明月·刀》後傳
血鸚鵡 1976 《驚魂六記》之一
白玉老虎 1976 桂冠
大地飛鷹 1976 南琪
圓月彎刀 1977 漢麟 大部分由司馬紫煙代筆
飛刀·又見飛刀 1977
碧血洗銀槍 1977 桂冠
新月傳奇 1978 漢麟 《楚留香傳奇》續集
英雄無淚 1978
七星龍王 1978 春秋
午夜蘭花 1979 漢麟 《楚留香傳奇》續集
風鈴中的刀聲 1980 萬盛 結尾由於東接代筆
劍神一笑 1981 《陸小鳳》系列
白玉雕龍 1981 《白玉老虎》後傳，大部分由申碎梅代筆
怒劍狂花 1982 大部分由丁情代筆
那一劍的風情 1982 大部分由丁情代筆
邊城刀聲 1983 大部分由丁情代筆
獵鷹·賭局 1984 最後遺作，短篇
動作小說《槍手·手槍》署名古龍，實為於東樓作。

㈡ 什麼恐怖片好看

林正英的恐怖片口碑很不錯，得到觀眾的認可，如：《僵屍先生》、《僵屍家族》、《一眉道人》、《驅魔警察》、《僵屍道長》等。

1、《僵屍先生》

《僵屍先生》是由寰亞影視發行（香港）有限公司發行的一部靈幻僵屍片，是靈幻僵屍片的巔峰之作，由洪金寶製作並監制，劉觀偉執導，黃炳耀、司徒卓漢合作編劇，林正英、許冠英、錢小豪、李賽鳳、王小鳳、元華、樓南光、午馬、陳友、田啟文、劉秋生等人主演。

該片的故事背景設定在民國初年，富貴鄉紳任發的先父當年威逼利誘求得一塊風水寶地，經風水先生指點，下葬二十年後必須起墳遷葬，才能澤被子孫。任發請來林正英飾演的道士九叔和他的兩個徒弟遷葬，未料屍體已化作僵屍，由此展開一場惡斗。

4、《驅魔警察》

《驅魔警察》是董瑋執導，林正英、林俊賢、苗僑偉、西協美智子等主演的警匪片。

影片講述的是林俊賢與苗僑偉，兩人在緝毒過程中誤殺一名神秘女子，後來發現此女子已死去多時。

重案組警司午馬發現事態嚴重，乃讓精通法術的林正英加入調查，發現利用死人運毒的集團主腦是日裔邪教女教主西協美智子，雙方遂展開一場惡斗。

5、《僵屍道長》

《僵屍道長》是香港亞洲電視1995年的拍攝的神鬼武打電視劇。由林正英、苑瓊丹，徐少強領銜主演。

該劇講述了天師毛小方為追蹤中國僵屍王玄魁而來到了香港，結識了五世奇人鍾邦及楊雲飛並大戰楊雲飛的故事。

㈢ 有關秦始皇的書籍

在中國的歷代皇帝當中，沒有比秦始皇更為重要、同時也更富有爭議性的了。今天的歷史學家在討論其豐功偉績的同時，也不免會得出頗為相左的結論。有些學者視其為一個英雄，認為他為中國尋求政治統一的悠久傳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另一些學者則視其為一個罪人，認為他代表著最典型的不盡王道的暴君。從前的某些漢學研究者難免會在這兩種南轅北轍的觀點中間舉棋不定，因為即便同意秦始皇及其短命王朝對中華文明的巨大貢獻，也不能不承認其暴戾天性及暴殄天物的行徑。[1]

在最近幾十年裡，有兩項令人驚喜的發現，豐富了我們對秦王朝及其創立者的研究：一項是1973年對驪山秦始皇陵墓的局部挖掘，另一項是1975年在雲夢發現的秦朝法律和行政文書。[2] 除了以上這兩項發現為我們所提供的最新資料以外，我們對秦王朝這個重要歷史時期的研究資料，仍主要來源於漢代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就此類研究而言，《史記》中最有價值的章節乃卷六，即「秦始皇本紀」（以下簡稱「本紀」），不過《史記》其它的若干卷帙，也為我們提供了某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3]

也許正因為《史記》在歷史研究中具有核心性的重要地位，因而司馬遷對秦王朝的記載，也如同秦始皇本人一樣，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爭議性的話題。司馬遷對秦王朝的某些記載，由於並不正確或誇大其辭，已經為後人所揚棄。例如，錢穆澄清了司馬遷認為呂不韋（?~前235）是秦始皇生身之父的錯誤，這一錯誤乃由漢代歷史學家的「好奇」所致；又如，勞干指出了《史記》中有關秦始皇母親譜系之記載的嚴重矛盾。[4] 卜德（Derk Bodde）的細致研究，否定了《史記》下列記載的歷史真實性：秦始皇乃私生子；公元前221年以水德為始；公元前219年對山神的懲罰（譯者按，指「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公元前215年預言書的出現（譯者按，指「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公元前212年的殘害學者（譯者按，指「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公元前211年的流星隕落（譯者按，指「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5] 另一位學者最近認為，司馬遷對秦始皇陵墓內部構造的描述，乃是基於漢代陵墓建築的並不精密的重構，而非秦代陵墓的建築觀念。[6] 而從更根本的層面上說，種種意見上的分歧，與司馬遷對秦始皇所持的基本態度有關。例如，西嶋定生確信，《史記》對秦始皇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並不公正的否定性評價：「對秦始皇晚年的評價是非常之消極的。更有甚者，秦始皇已經成為毫無道德仁義的統治著國家的暴君的典型。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這一點已經被指出並引起關注。這種評價傾向已經深入到了司馬遷的腦海當中。」[7] 西嶋定生還分析了司馬遷這種否定性描畫的兩個原因：其一，漢王朝需要通過對前朝罪行的添枝加葉，來使本朝迅起而代之取得合法化地位；其二，秦王朝對儒生的鎮壓，不管正確與否，通常被視為針對史官群體的攻擊。

與西嶋定生相反，李長之宣稱，司馬遷「對秦王朝的描畫並未如此否定」，他還引用「六國年表」前的序（卷15）作為例證，來說明漢代歷史學家對這一短命王朝及其主要統治者通常所持的積極評價。[8] 此外，張大可議論道，作為一位歷史學者，司馬遷的主要目的是要「表彰秦王朝的大一統政策。」[9]

不過，學術性文章常常還是可以洞察到司馬遷對秦王朝記載的別有用心的動機。就這位漢代歷史學家的輕蔑態度而言，有人主張，司馬遷真正的目標並非秦始皇，而是其當代的私敵：漢武帝（前140~前87）（譯者按，應為前156-前87）。根據這一看法，司馬遷的秦代史，與其說來源於秦代的歷史事實，不如說受到了其個人的時代環境的影響。借用一個成語來說，司馬遷這是在「指秦罵漢」。事實上，李長之正是以《秦始皇本紀》作為「司馬遷式諷刺」的一個基本例證，其諷刺的對象正是漢朝。[10] 而張大可認為，《史記》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稱頌漢初的『無為而治』，指責漢武帝的貪婪多欲」。[11] 無論秦始皇的成就如何，在「貪婪多欲」這一點上，他和漢武帝確實極為相似，尤其是在追求不朽與窮兵黷武這兩點上。

本文的目的既不在於重新考察這些爭論的種種細節，也不在於廣泛評論《史記》所記載的這些細節的歷史真實性。在本文中，筆者是將「秦始皇本紀」視為一種文學性的文本加以處理，並且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其敘事結構，及其某些本質上的文學特性如何影響到我們作為讀者的感受。本文所作闡釋的基本意圖，不是將《史記》的文本切割成若干小單位，來探討其中哪些段落是經過篡改或不符事實的。准確地說，筆者尋求的是，《史記》文本是通過何種模式、何種途徑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向讀者傳遞某種意義的。作為出發點，抑或一種警告，羅伯特·阿爾特（Robert Alter）與弗蘭克·克蒙德（Frank Kermode）提醒《聖經》學者，那些諸如割裂、篡改和重復的因素，即那些「長期以來被視為有所殘缺的文本，也許正是文學作品中經過深思熟慮後所誕生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這一點，只有那些作者預設的讀者才有可能領會。」[12]

對「讀者中心論」方法的一個主要異議往往是這樣提出的：讀者，至少是在這種情形中的讀者，無論是世俗的，或是有文化的，距離事件以及事件敘述者的語言都已非常遙遠，以至於他們已經無法分享到距離文本時代較近者的那種感受。不幸的是，正是這種闡釋學上的約定俗成，使從前的學者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束縛。束縛著我們自己富於想像力的闡釋的，是有關早期讀者反應的記錄，所謂「強勢讀者」（strong readers）。當這種相對保守的立場，成為約束我們創造性闡釋的緊身衣時，它便已經落伍了，不過，我們必須牢記，在我們的創造性闡釋的冒險中，那些來自前代見多識廣的本國讀者的閱讀與解釋，已被忽略了。在中國所存在的問題是，當這些早期的強勢讀者將其學術性注意力集中在像《史記》這樣的經典文本時，他們的視野主要放在了語言文獻方面的細節上，而非與藝術感受相關的更為普遍、更為主觀的問題上。不過，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形，就《史記》而言，有一部人們很少使用的書籍——《史記評林》——對我們的文學讀者來說，就非常富有價值。該書最早鏤版於1576年（萬曆四年），由王世貞（1526~1590）和茅坤（1512~1601）作序，收錄了大量早期學者的有關評論。這些評論的價值在於，他們往往是從文學立場出發的。[13] 在本研究中，《史記評林》將經常被視為一種導引，這一導引有時被視為挑戰，而更多情況下將被我們所充分考慮。

「秦始皇本紀」可以整齊地分為三個部分。其中最後一部分是有關秦始皇死後所發生的事件，故而與本文的研究無關。而前兩部分則是本文研究的對象，這兩部分的分界是由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發生的事件所引發的敘事風格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這一年裡，秦滅六國，最終統一了華夏。在「秦始皇本紀」的前二十五年裡，他被稱之為嬴政，一個（諸侯國）國君而非皇帝，在這段時間中，歷史事件的發展較為迅速，歷史記載採用的是編年體，所記載的事件大部分是指向「一統」這一目標的。後一部分，則包括從秦王嬴政二十六年直至其駕崩的那一年：三十七年（前210），在這一部分中，歷史事件的發展較為緩慢，歷史記載成為有關文獻冗長的記錄，其中可能也夾雜著一些歷史軼事和民間傳說。

在更為細致地比較和對照這兩部分歷史敘述的文學特色之前，我們需要簡單探討一下司馬遷有關秦始皇記載的可能性的史料來源。在《六國年表》序言中（《史記》卷15），司馬遷描述了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書這一行為對歷史記載所造成的毀滅：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14]

盡管如此，仍有證據表明，有關六國歷史記載的書籍並未焚除殆盡。[15] 正如司馬遷所證實的那樣，有關秦朝的歷史記載仍流傳到了漢朝。大多數學者認為，上述焚書之內容只是指某些特定類型的記載：如眾所周知的，作為周朝歷史記載來源的編年體的歷史資料，記載於《春秋》一書中的魯國的傳統與風俗，以及記載於《竹書紀年》一書中的魏國的傳統與風俗。而其中有關秦國的記載，通常被認為是「秦本紀」（《史記》卷五）的主要基礎。因此瀧川龜太郎說，「《秦本紀》（卷五）乃以秦記為經，而以《左傳》《國語》《戰國策》為緯。」[16]

筆者認為，被視為「秦本紀」基礎的秦國編年史，竟然持續到了公元前221年的一統，並且至少是部分地為「秦始皇本紀」所採用，這一點實在未免似是而非。不過，秦朝的大量歷史資料在公元前208年一定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因為這一年，項羽（前232 ?~ 前202）火燒了阿房宮，以致到漢代初年，有關秦朝的官方歷史記載已經微乎其微。盡管如此，仍有一些資料確實倖存了下來。《漢書·藝文志》中記載了題為《奏事》的文章共計二十篇。這些文獻被描述為「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17] 盡管司馬遷並未明確地提到這些文獻，但它們很有可能是其有關秦始皇記載的重要資料來源。

言歸正傳，在此類研究中，史源問題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當原始資料比較匱乏時，過多的文學性描述是否會在事實上影響到敘述的結構呢？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司馬遷可資運用的資料是如此貧乏，乃至他不得不使用一點「文學性的提煉」，哪怕是很少的一點。不過，我們在這里主要還不是探討司馬遷的意圖何在，因為這種意圖往往是一種並不確定的努力方向；我們在這里甚至也不是要推測其可能存在的敘事選擇，我們要考察的是，這一文本是如何被閱讀的，也就說，讀者是如何將《史記》的這一特殊部分建構為一部文學作品的。

在上述我們提到的「秦始皇本紀」的第一部分筆法快捷的編年體敘事中，只有兩處直接的引用暫時打斷了這一節奏：一處是齊人茅焦向秦王獻納的一則建議，另一處是尉繚的獻策及隨後對其國君的描述，這一情節我們稍後再來探討。「秦始皇本紀」的前二十五年大部分是關於軍事行動和自然現象的簡短記載。有關自然現象的記載更是被屢屢提及，如三年，「歲大飢」（前244）；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前243）；五年，「冬雷」（前242）；「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前240）；「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前238）；十二年，「天下大旱」（前235）；十三年「正月，彗星見東方」（前234）；十七年，「民大飢」（前230）；十九年，「大飢」（前228）；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前226）。在《天官書》中，司馬遷還提到：「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接著司馬遷說：「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並中國，外攘四夷。」[18]

司馬遷並未直接表達他認為這些自然現象有何象徵意義。如有所謂，那麼，從上下文來看，它們應該是象徵著秦國的上升勢態。但是，《史記評林》的讀者，大概是受到了晚些時候的儒家反秦偏見的影響，從這些不斷重復出現的自然現象中體察出了預兆性含義。這種「預兆」，他們斷言，不僅暗示著六國的覆滅，在敘事中它也是另一更為重要的「衰落」的伏筆。《習學紀》的下列言辭指出了這種可能：「秦始皇十七年、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三年，彗星凡四見。此非僅昭示六國之滅亡，亦預兆秦之覆滅。」[19] 另一位評論者李光縉（1541~1620）將每顆彗星都與反抗中央集權的叛亂相聯系，並且認為：「上天始棄秦始皇之際，始皇幾乎未能登基。」如此閱讀，便利地順應了人們的反秦情緒，也確實可以在司馬遷對「六國年表」的組織上找到一些支持：與其他諸侯國不同，秦國並未單獨地被列為一章，而是被置於「六國年表」之中。這樣，從「六國年表」的組織上，可以看到，秦國只是被視為諸多諸侯國之一而已，也在為本王朝的生死存亡而掙扎著。[20]

在「秦始皇本紀」前半部分中，只有少數地方，正常的快速敘事的節奏緩慢了下來。其中最顯著的，是秦始皇九年嫪毐（?~ 前238）的叛變，秦始皇十年李斯（?~前208）和尉繚提出的戰略性建議。但是這些事件通常是在短評中出現的，這些短評是「秦始皇本紀」前半部分敘述的一大特色。

一旦國家得到一統，「秦始皇本紀」的敘述風格迅速轉變，歷史記載似乎已被融入到國事商討、政府公告、碑刻銘文和一些冗長的敘事性說明中。突然之間，編年體的歷史記載好像全都被「奏事」或一些類似的資料所充斥了。作為秦始皇二十六年敘述風格轉變的第一個事件，還基本上接續著「秦始皇本紀」的前半部分，這一事件即「平齊地」和虜齊王建。全國至此一統，上述敘述風格的轉變在接下來的情節中得到反映：

1.以新君的立場發布了一篇平定六國的總結性演說，最後命令諸大臣提出一個新帝號。

2.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建議以「泰皇」為帝號。

3.秦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

4.詔令宣布了帝國在官方用語上的若干變化，其中最首要的是廢除傳統的謚法，代之以新的命名體系——他是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依此類推。

5.「推終始五德之傳」，秦王朝的統治以水德為始，

6.丞相王綰「請立諸子」，以重建分封制度。

7.李斯建議推行郡縣制，認為「置諸侯不便」。

8.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

9.「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車同軌，書同文字」，統一度量衡，確定秦帝國疆域的四至，等等一系列有關制定新規章的大篇幅描述。

公元前221年，在世界歷史上無疑是一個最重要的年份，因而任何盡職盡責的歷史學家都必然會想方設法盡可能細致地描述這一年份的歷史細節。盡管如此，《史記》在此處敘述節奏的轉變卻是十分顯著的，它繼續記載了秦王朝後十一年的統治。這一轉變顯然是從以編年體為主，轉為了以會要體為主，期間偶爾穿插著一些生動的插曲，這些插曲或許是來源於秦國本地的某些生動的傳說，例如，傳說秦始皇曾在大怒之下，盡伐湘山之樹！[21]（譯者按：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這種類型的傳說是存在的，並且可以在司馬遷對這類傳說的選擇性採納中得到驗證，《史記》中對有名的荊軻刺秦王的記載（卷86）就是其中的一個例證，在這篇記載中，司馬遷告訴我們，其記載的來源是當事者的熟人所提供的，這個當事者就是目擊了秦王被刺並且救了秦王性命的御醫夏無且。[22]

如前所雲，為了使歷史事件的編纂比較有根有據，而使敘事風格出現突變，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當我們把手頭這些資料加以排比時，就會發現這里存在著兩個顯著而密切相關的特徵：其一，敘事情節具有諷刺意味的被並置而列；其二，秦始皇語氣中的那種緊張和不安，這一點在一些原始文獻以及史學家的記載中都有所反映。上述兩個特徵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以致於當我們在探討其一時，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其二。

在「秦始皇本紀」的後半部分中，文獻式的風格使敘事節奏逐漸減緩了下來，其中一處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由秦始皇授意撰寫的意在表彰秦帝國之興起與榮耀的六篇碑銘。這些旨在自我吹噓的紀念碑碑文都是精心構思、刻意屬辭的，他們占據了「秦始皇本紀」後半部分的大部分篇幅。其中兩篇碑銘刻於二十八年（前219），兩篇刻於二十九年（前218），一篇刻於三十二年（前215），另一篇刻於至關重要的三十七年（前210）。楊慎（1488~1559）稱這些碑銘均「直致無華采」。[23] 但是不管怎樣「直致無華采」，碑銘中的秦始皇及其所作所為都是崇高而偉岸的，而且碑文對秦帝國的政治一統與成功的政治管理給予了充分強調。碑銘呈現出傳統價值與法制價值的混合，例如下面這篇二十八年立於琅琊台的碑刻銘文的片段：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24]

像這樣道貌岸然的文字，導致一些學者對秦始皇的評價趨於了仁愛與溫和。在引用了上面摘錄的全部銘文以後，勞干說：「我們在這里所見到的秦始皇並不殘暴」。[25] 最近，還有一位西方漢學家的文章引用了上述那一類碑銘，用來說明秦始皇的法家思想也融合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因子。[26] 但是將明顯屬於某一家的思想，生硬的貼在這一時期的文獻資料上，這種傾向恐怕是犯了時代上的錯誤。此類討論需要嚴格的學術界定，這一點提醒我們，將很大程度上屬於漢代的思想運用到漢代以前，需要格外的斟酌。[27]

而且，這些碑銘大都出自那些專門從事公共關系或決策性思考的大臣的手筆。還有一點或許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這些石碑是立在東方，尤其是立在從前齊國的邊界上，那裡曾是反抗秦國統治最激烈的地方。很顯然，這些碑銘意在將秦始皇塑造為一個傳統價值的保衛者。六篇碑銘中的壓篇之作，是秦始皇去世前不久在會稽撰寫的，在語氣上，它是六篇之中傳統意識最強烈的一篇，在結尾處他解釋說，這篇碑銘是應一些拍馬屁的官員的請求而刻鏤的：「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28]

對我們從文學角度分析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是將這些碑銘與秦始皇那些愚蠢的行為，具有嘲諷意味地並置在一起來加以敘述的。[29] 例如，二十九年的開篇是秦始皇「為盜所驚」。這一事件只是寥寥幾筆，隨後就是長長的、盡責的有關碑銘的記敘。《史記評林》中的一位評論者鍾惺（1574~1624），評論了搜查刺客而毫無所獲這一情節，他說：「此類使人灰心喪氣之事端，常與記載頌揚帝國成就之碑銘相連接。這一點十分有趣，而且具有深刻之象徵含義。」[30]

鍾惺所說的「灰心喪氣」，或者用筆者自己的術語「嘲諷性地並置」，還有一個很顯著的例證，即《秦始皇本紀》三次從盡職盡責地記敘，突然轉到秦始皇對長生葯的無益的尋求。在描述了二十八年的琅琊台碑刻銘文之後，司馬遷很快將注意力轉移到徐巿身上，「齊人徐巿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31]

三十二年（前215）的碣石碑銘以較為得體的假仁假義之辭結尾：「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接下來卻是一道最終自討無趣的詔令：「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葯。」[32] 在秦始皇駕崩的那一年，在最後、也是最假仁假義的一次碑刻之後，徐巿再次登場，辯解其尋求長生葯失敗的緣由：「蓬萊葯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秦始皇接受了這一辯解，於是打算射殺此魚，以便打通前往蓬萊仙島之途。[33]

由於司馬遷時代的皇帝——漢武帝，有著同樣的追求不朽和長生葯的偏執（這種偏執見於《史記》卷28），因而司馬遷對秦始皇追求不朽的描畫，無論其事實上的根據何在，或許正是「指秦罵漢」的一個精彩例證。不過，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碑銘上這些自我稱頌的甜言蜜語，與秦始皇無謂的追求顯得毫無瓜葛。

在《史記》文本中，我們還遇到了其它一些多少有些奇怪的、帶有諷刺性的轉變。在宣告了秦帝國的成一統之後，《史記》立刻轉入了秦始皇發表演講的記述，在這篇演講中，秦始皇以他自己的視角追述了征服六國的歷史。他試圖要證明，六國的覆滅是其侵略和反叛行為的必然結局，最後，他總結道：「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34]

正如鄧以贊指出的那樣，閱讀這篇平定六國後的第一篇演講，不能不使人想起《尚書》中的「湯誥」「武成」。[35] 在效仿這些早期改朝換代的天子所發布的詔誥時，秦始皇看上去是將自己的勝利視為積極和進步的改朝換代的。不過，司馬遷是將這一演講置於秦始皇一系列嚴酷的軍事行動之後，因而讀者可以很容易的覺察到其中的嘲諷意味。不過，這並不是說司馬遷將那些軍事行動都視為侵略。和他的前輩賈誼（前201~前169）一樣，司馬遷也是要告訴我們，在中國早期征服史上的一個有關平衡的故事。司馬遷曾引用了賈誼的一段話：六國的合縱聯盟「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36] 不過正如秦始皇的演講所指出的那樣，這次進攻甚至同六國之間的彼此侵略都不能相比。在《史記》的另一處行文中，司馬遷表達了對秦國迅速壯大這一現象所產生的迷惑，並指出：「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37]

從另一個層次上講，這些諷刺性的並置傳達了這樣一種印象，即在歷史敘述者與被敘述者皇帝之間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二者形成了一種張力。當存在著可以讓歷史特徵不言自喻的原始資料時，這種張力將是不可避免的。當然，無論司馬遷對秦始皇是否存在那種普通的好惡，他都會在不同程度上適當調整秦始皇自己的話語。盡管這種調整在歷史性文本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度里卻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中國，官家與史家之間存在著十分復雜甚至麻煩的關系。這種關系所形成的張力，其他學者也曾屢有討論，這里筆者只以兩個相互支持的引文來舉例說明：《孟子·滕文公下》雲：「春秋，天子之事也。」[38] 這也就是說，撰寫歷史是天子的職責。而孔子推崇的史學家代表董狐，在《左氏春秋·宣公二年》（前607）中是這樣被引述的：「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39] 由此看來，歷史學家為皇帝和政府服務，但是他不能隱惡，這確實是非常難以平衡的！

在這里，筆者的目的不是要詳細說明歷史學家這一角色所固有的內在沖突（即同時服務於過去歷史的形成與現存國家的形成這二者之間的沖突），而是要指出這樣一種張力如何決定了我們對《秦始皇本紀》的閱讀。在《史記》記載的秦王統治的前二十五年裡，秦王基本上是沉默的。而當秦王上升為秦始皇帝時，便突然開始發表演講、宣布聲明、樹碑立傳。秦始皇的這些連珠炮式的發言，大部分是有著明顯的動機的，那就是他要為自己塑造一個特定的形象，並描畫出伴隨著自己走向勝利的客觀環境。秦始皇的第一篇聲明，我們在上文曾經提及，它正式發布於二十六年，旨在說明平定六國的經過，這確實是一篇變相的通過歷史來為自我服務的聲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些不斷重復而效果卻逐漸減弱的碑銘文字所塑造的秦始皇的形象，同司馬遷筆下的碑銘文字所顯示的秦始皇的形象，多少有些出入。

當然，司馬遷編寫秦國歷史的行為，同他編寫此前的歷史一樣，不僅彌補了皇帝自我敘述的空洞之處，也有效地阻止了皇帝破壞有礙自己形象的記載的企圖。在這里，筆者要提到《秦始皇本紀》中那樁或許是最著名的、通常稱之為「焚書」的事件。此事是否正如《史記》所雲不在本文討論之列，筆者關心的是，司馬遷在有關敘述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被廣泛接受的途徑。「焚書」事件，在《秦始皇本紀》以及此後有關秦王朝的其他討論中，理所當然地佔據著中心地位。[40]

李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提出的建議，為秦始皇所採納，這一事件同隨後三十五年的「坑儒」事件，成為兩個不同集團相互斗爭的頂點，這兩個集團，一個提倡「師古」，一個主張根據客觀現實環境來制定相應的政策。[41] 他們當然可以各自泛泛地稱為「儒家」和「法家」，錢穆還分析了這一區分部分是來源於地理上的因素，其中齊魯的理想主義者強調文化與歷史，三晉則強調現實環境和實際利益。[42]

兩者間的這一沖突，不管如何加以定性，都是在天下一統之後爆發到頂點的，當時丞相王綰等人主張恢復分封制。李斯則有效地反擊了這一提議，他認為：「置諸侯不便。」[43] 與王綰的主張相同的一項保守主義建議，在八年後（前213）又被重新提交了上來，提交人淳於越，來自齊國。這一提議隨後引發了公元前213年李斯對此猛烈的抨擊。在李斯的請願書中，三個最重要的建議就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錢穆曾經提出一種有趣的觀點，他認為對李斯而言，焚書並無重大意義：

因而，令下三十日不焚書者，只是被「黥為城旦」。他們真正要制止的是「以古非今者」，對這類罪犯的懲處則嚴厲至誅滅九族。[44]

當然，「以古非今」需要掌握前輩們的知識，需要運用非官方意識的觀察問題的視角，這種視角已經被鏟除，或者說至少是被嚴格地控制住了。我們有理由相信，從漢初第一個世紀的觀點來看，秦國歷史上最為關鍵的一個轉折時刻，就是焚書的這一時刻，尤其是在這一命令被執行下去的這一時刻。例如，賈誼《過秦論》在描述了秦國軍事上接連不斷的勝利之後，筆調隨即轉為不屑與輕蔑：「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45] 而在如前所引的《史記·六國年表》序言中，司馬遷對秦國歷史的重要事件作出了自己的簡短總結，之後馬上將筆墨從秦國的一統轉向了對齊、楚和各封建諸侯反叛秦王朝的記載中。

漢代學者當時正在渴望鞏固其自身的政治影響，因而不足為奇，他們會十分關心，甚至「惦念」從前秦王朝對學術的殘害。秦始皇控制歷史和鉗制人們對其政權批評的企圖終於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