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體驗與穆時英小說的兩條軌跡

1. 一份穆時英詳細的生平經歷及思想狀況

穆時英（1912～1940）現代小說家。筆名伐揚、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親是銀行家，自幼隨父到上海求學。讀1929年開始小說創作。翌年在《新文藝》上發表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及《黑旋風》，又有《南北極》經施蟄存推薦到《小說月報》發表，自此成名。
穆時英（1912～1940） 1932年在《現代》雜志創刊號上發表小說《公墓》，為創刊首篇作品，成為現代 穆時英
派健將，以其年少多產而風格獨特，被人稱為「鬼才」作家。同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南北極》，反映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兩極對立。193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說集《公墓》，轉而描寫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技巧上也顯示出作者著意學習和運用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等人的現代派手法，還嘗試過寫作弗羅伊德式的心理小說，迥然有別於《南北極》。自此與劉吶鷗、施蟄存等形成中國文壇上的新感覺派。此後又出版了小說集《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夜總會里的五個人》、《上海的狐步舞》，這正是這一現代派的代表性作品。這些小說也流露出明顯的頹廢感傷氣息，但穆時英筆調卻風靡一時。隨著政治思想的激變，於1933年前後參加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後參加編輯《文藝畫報》。抗日戰爭爆發後赴香港。1939年回滬，主辦汪精衛偽政權的《中華日報》副刊《文藝周刊》和《華風》，並主編《國民新聞》。後被國民黨特工人員暗殺。

2. 關於穆時英的小故事

20世紀30年代初期，春風得意的穆時英，渾身上下彌漫著十里洋場上的浮華氣息。他獨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費收入豐厚，讓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紀輕輕卻已經名利雙收的穆時英很快就日益墮落起來：咖啡館、跳舞廳、電影院、高爾夫球場……是當時的穆英經常涉足的。
就連穆時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說里發出「一個都市人」的哀嘆：「脫離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
從此以後，穆時英幾乎再沒有什麼像樣的作品面世。而隨著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現代》編輯部，新感覺派分崩離析，穆時英的作品也漸漸無處發表，賣文謀生變得十分困難，以前的那點財產也幾乎被他揮霍殆盡。
抗日戰爭爆發後，穆時英赴香港，應大鵬影片公司之邀執導電影《夜明珠》。影片敘述了一個舞女遇上了一個真正愛她的男人，可是這段情愛卻不為社會所容，最後舞女含恨而終的故事。這期間，穆時英本人也迷上了一個大他六歲的舞女，並最終娶了她。然而，香港並未給穆時英帶來太多幸運。不會講廣東話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難，生活也處處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龍的一條僻靜的街上，一幢兩層樓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簡陋，連床都沒有。白天，穆時英到處找人、謀職，晚上，疲憊的他就靜靜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島上的萬家燈火，聽海上傳來的汽笛聲。期間，穆時英曾託人在《星島日報》的副刊上尋了一個編輯職位，但不知何故，幹了沒多久就不幹了。

3. 穆時英的文學研究

穆時英描寫上海的都市小說多數充滿頹廢的迷幻色彩，或者熱情的青春印象，如短篇《黑牡丹》中那個在舞場里庸懶的女子，作者為女主角的鬢邊加了一朵白色康乃馨，她舞著，那樣疲倦，又那樣風情萬種——黑色的鍛帶高跟鞋輕輕地踐踏著地面，顧盼的神情滑過鬢邊的花朵彌漫開來。於是男主角忍不住要邀她共舞了。且要留心的是，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已經因為開埠帶來的好處而份外時尚頹廢，男人們可以與喜歡的女子搭話，卻並不失禮，禁慾主義在這里失蹤，代替它的是瘋狂的歡樂。好了，當男主角與這花樣的女子共舞時，他想著她坐在一邊托著下巴的庸散，慾望開始無限制地上升，女主角恰到好處地抬眼相望，於是男主角在心裡驚呼：SOS！他要被她迷一樣的眼神給窒息住了。當他在老友處重遇這位女子時，當他走出老友的庄園想到她軟踏踏的嘴唇里吐露出來的話時，他又想了起來，舞場上她的唇印留在了他白色的襯衫上，於是他的心好像也被染紅了。
李歐梵在他的《上海摩登—1930-1945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中總結穆時英的小說，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筆下上海舞場的描寫，更坦言後期穆時英的「墮落」與其頻繁出入舞場並強烈追求一位舞女有關，歸為「情結」。
首先，穆時英的小說並非易懂——既便通俗，再拿到他的小說以後，因為通篇華麗的詞藻以及他所運用的實驗寫法，那些聲，色，光，影的交叉出現，極易混淆讀者的思想，眼神隨著文字游動，卻不能迅速與其產生共鳴。但穆時英的小說中總會出現迷人的女性形像，這樣，就又輕易地抓住了讀者的視線以及思想。
她們多以性情古怪或美艷風情為主，交織著「爵士樂，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被紛雜的環境遮了臉孔的女子，無意或有意地勾引了男主角沖動的情緒，卻在以後發生了更加離奇的事情。他們鍾意的女子或是匪首，也許是沒心肺的交際花，去自殺，要麼悄然病死，讀者的思緒被他筆下奇怪的故事烘烤著，等到最後，是一個清淡的收筆，就略覺餘味無窮了。
穆時英的小說中美女層出不窮，他有時將小說里的生活場景改變，或成了火車上的間諜戰（《某夫人》），換成了咖啡座里吸著煙的摩登女性（《駱駝·尼采主義者與女人》）。當然，筆調依然艷麗，他可以談不上華麗，但足夠刺激。間諜戰中失敗的日軍少佐被放倒在浴室里，睜著雙眼，看著某夫人對他挑逗似地微笑，於是當面穿起緋色的褻褲，因為它穿在這夫人的身上，連印度的禁慾者也沒有辦法保持獨身了。或者是《咱們的世界》——這是穆時英小說的另一面（極），描寫灰色的底層人民生活的小說。年輕的秘書陪同某位委員夫人上船過家，「咱」急切地想要佔有某夫人，等到一拳打倒年輕的秘書，扯了某夫人身上的綢子，作者寫道：下面的事你也知道了。因為委員夫人瞧不起「咱」的齷蹉與低賤，這樣的報復在殘忍中快意了誰的心靈？
對女性的迷戀使得穆時英的小說多少沾了濃郁的胭脂味道，但穆時英有篇反戰小說也不容忽視，理解成「與時俱進」吧。他的研究資料不多，多少知道他早期思想「革命」，後期因為「出入舞場無數」被指為「墮落」。
《空閑少佐》卻是他一篇獨具韻味的反戰文章，單看題目，也許還會以為是本娛樂小說呢……
小說開端寫了一九三二年第一次滬戰的激烈場面——可穆的筆調並不刺激，硝煙味兒也較輕，大概因為真的陌生：日本軍官受了傷，被俘，住進了中國的後方醫院，是他在日本陸軍學校的中國同學所指派，院方呢，又為他安排了一位聰慧的女護士。也許穆時英也察覺到自己並不適合寫硬氣的戰場，小說的調子在這里完全轉到安全的後方里去，並不斷地因為中國同窗——現在的對手某師長，與照顧他的護士小姐的溫柔刺激著這位日本少佐的腦袋，令他產生愧疚。小說中應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並且以兩個對立面，日本軍官對中國人的懺悔與他腦中軍國主義死板的教條相互爭斗著，直到最後，他不願意再回國或者再重返侵略中國的前線而自斃於自己的墳前。
小說借用了一戰時美國軍官與德國女間諜的愛情故事作為藍本，不斷穿插這位效忠帝國的軍人死板教條的惡毒提醒的心理暗示，在小說的最後，日本軍官斃命之際，那些看守他的日本士兵跑過來圍在他的倒下的身體邊，他彷彿聽見故土裡孩子喊他的聲音：爸爸，爸爸…這些，不能不說穆時英的小說具有很強的戲劇氣質，當然他自己也說過很多次，他的文章，小說在試驗，試驗一種電影劇本試的小說，讀《上海的狐步舞》時非常糊塗，糊塗於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林蔭成片的大道直通法界夢幻的房屋，舞台中心無數的鞋跟踢踢答答，暗夜裡的軌道旁喊著救命的人…這樣，造就了穆時英獨具一格的文風。
比如《街景》，修女走過一位乞丐的身邊，像鏡頭在翻轉，小說開始敘述乞丐凄苦的生活，當乞丐被警察趕走時他被撞倒，女子的呼聲，汽車的鳴笛，最後歸於平靜，依舊是來來往往的人群，依舊是溫暖的有了秋意的街…這也是一連串的故事描寫，而銜接它們的，是一位位走在街上的彼此並不熟識的人。在《梅花落》中，落魄的賣唱夫婦里的女人死去，在男人無限的遐思里，讀者正為著小說里連貫的文字吸引著，猛地，女人靠在男人的肩膀邊逝去了，於是重復開頭第一段的話，我們是兩個人，可是她昨晚死了。就有了說不盡的凄慘。
不拘於愛情的描寫，穆時英兩篇描寫父親的文章也極動人心，《舊宅》與《父親》，我在屋裡終於壓抑不住的慌亂的大哭以及父親最後的死去，每個黃昏來臨時，我們卻都還憧憬著父親推開門走進家裡來；《舊宅》里是曾經作為精英的父親看著自己的大屋被別的人買去，走出來的時候，竟要摔倒了，「我」扶起父親，發覺他真的老了。這兩本小說中，「父親」的角色都曾經是精明的銀行家或商業家，卻因為生意失敗而愈顯衰老以及友人的拋棄。穆時英為銀行家之子，不知可是原型？
《第二戀》寫了主人遺失在香港的一段戀情，在當事人重遇之後，很多事情與他們第一次相見時萬分地巧合，最後女子拿走了男人還給她的手帕，她彈了一半《ROSE MARIE》顫抖著雙肩離去，「我」來彈剩下的一半。淡淡的憂郁，少了墮落，想必也是穆時英心中的愛情模式。

4. 沈從文與穆時英小說的比較

這兩個人的小說風格完全不同啊，沈從文是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多取材於湖南西部的鄉村社會，描寫男女間純潔質朴的感情，如《邊城》、《丈夫》等。穆時英是「新感覺派」的代表，海派作家，其作品多取材於十里洋場，描寫繁華的都市生活對人的心理產生的影響，如《夜總會里的五個人》《南北極》《上海的狐步舞》等。

5. 一個問題

近年以來，海派文學和通俗文學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新的認識 。這兩種文學形態正好都是長期被有意無意地排斥、遮蔽，不見於文學史家的筆端的。 現在我們知道，非主流的文學並非沒有生命力。經過「五四」新文學家們嚴正口誅筆伐 的鴛鴦蝴蝶派，到了20年代並未銷聲匿跡，反而增長，這有資料為憑。(註：據范伯群 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第七編「通俗期刊編」(湯哲聲執筆)有關統計，僅19 21年至1929年創刊的鴛鴦蝴蝶派刊物就有51種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禮拜 六》(再復刊)、《紅雜志》、《紅玫瑰》、《小說世界》、《偵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島和淪陷環境，在左翼作家和他們的讀者紛紛轉入大後方的時候，反 而出現了鼎盛狀態，並與現代性顯著增強的鴛鴦蝴蝶派有了漸趨合攏之勢。張愛玲就是 一個真真確確的代表。至於在今日中國文壇上，海派和通俗文學的「復活」是無疑的， 有目共睹的。
於是，學術界有人提出寫純文學和通俗文學雙翼齊飛的「大文學史」的目標。這當然 是針對以往文學史嚴拒通俗作家，至多不過把歷史梳理成通俗文學如何向純文學、雅文 學「投降」這樣一種狀況而言的。(註：一般將張恨水這個通俗文學大家就作逐漸向新 文學「投降」來詮釋。)「大文學史」的提法如在今後展開討論，估計會引起有益的爭 議。比如我本人認為在現代文學發生的歷史上，文學觀念的一次次更新，實驗性、先鋒 性創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斷探索，總歸是純文學的事情。這不能不決定著文學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學並非就是鴛鴦蝴蝶派，它還應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區文學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眾文學。即便以鴛鴦蝴蝶派論，其主要功能和貢獻，是將文學推 向市場，推向市民，積累了一些將傳統文學逐步調整為(改良為)現代文學的經驗。但畢 竟在文學發展的作用上，不能說是可以完全等量齊觀的。
兩種文學並置的文學史設想，雖然可以質疑，卻能激發想像和思考。純文學中的海派 由於從產生那一天起，便與所處的都市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又同通俗文學靠得最近(按 照魯迅、沈從文的提法，鴛鴦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張資平簡直就是鴛鴦蝴蝶派的 餘孽等(註：魯迅論及海派和張資平的文字可見《上海文藝之一瞥》、《張資平氏的「 小說學」》等，收入《二心集》。沈從文談及海派和張資平的文章《論中國創作小說》 、《論「海派」》、《關於海派》等，分別收入《沈從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麼，如果要寫一本純文學和通俗文學長期並存、互相滲 透的文學史的話，將現代通俗文學中的鴛鴦蝴蝶派和主要性質是純文學的海派區別開來 是必要的，說清楚兩者的關系也應是一個前沿的、不容忽視的題目。
一
鴛鴦蝴蝶派文學同海派文學，不是源與流的關系。就像民國舊文學不能自然過渡為新 文學，鴛鴦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來。
這可以用小說為例。在民國舊派小說中，鴛鴦蝴蝶小說是最占據勢力的。這派小說經 過近年來對其現代性萌芽的仔細尋覓，大致指認了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已經具有一定 的揭發封建禮教罪惡的進步意識；第二，學到一些外國文學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閉；第 三，對文學語言有相當的改進，所使用的是業已松動的、能向白話過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這帶現代因素的三項條件，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卻沒有能夠經過積累、自我調整為新文 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的文化態度的保守性。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不肯與明清小說作 徹底的決裂，它的觀念如此，做了點改動後還是順著舊軌道滑行。被稱作鴛鴦蝴蝶派小 說「祖師」的駢體小說《玉梨魂》現在看來一點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詩文傳統和林(紓) 譯小說的兩頭，得到有舊記憶的文人讀者的「最後」一次歡迎，然後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閱讀傾向流去。而「五四」小說是徹底移植西洋小說的結果。雖然它一旦樹立起 來之後，「傳統」的內在機制就隱隱地顯露，但它絕不向「後」看，徑直培養自己的新 型讀者和新興市場，走入了現代小說的行列。有人在比較「民國通俗小說」和「新文藝 小說」時，就曾說過：「民國通俗小說的變化與西方小說沒有必然的直接關系，它與西 方文化的關系是通過了一個中間環節的間接關系，這個中間環節即中國的社會風俗，西 方文化影響了民國社會風俗，民國通俗小說又隨社會風俗之變而變。」「當然，這並不 排除某些民國作家的某些具體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說的做法，但從總體上說，是 間接接受影響還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國通俗小說與新文藝小說的根本區別。」[1 ](P25)我們撇開這位作者明顯抬高「傳統」價值的傾向，也可證明不與西方小說「對接 」是鴛鴦蝴蝶派小說和純文學小說的一個嚴重分野。
正像商務印書館1910年創辦的鴛鴦蝴蝶派刊物《小說月報》的命運，到了1921年從12 卷1號起由茅盾接編，改弦易轍，成了當時創作現代小說的大本營。《小說月報》的鴛 鴦蝴蝶派舊人說服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另闢《小說世界》，於是各走各的道路。張資平原 為「創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純文學內部才會孕育出海派張資平的。張資平寫的是茅盾 執編《小說月報》時期的小說，帶頭「下海」後寫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戀愛小說，從來 沒有寫過鴛鴦蝴蝶派控制《小說月報》時代的那種言情小說，是再明顯不過的事。
實際上，鴛鴦蝴蝶派和海派雖都處身於商業文化的環境里，都是帶有商業氣息的文學 ，但它們是在現代都市轉型的不同時期先後出現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錯位中形成並 生存的。從晚清、民國到20世紀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現代物質文明，落在了 中國大陸廣袤的「農業文明」包圍之中，這是一重的文化錯位。此種錯位也決定了第二 重錯位，即上海新興文化內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華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既有貼近華界的華洋過渡型的文化社區，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帶」形成的全新的由國外引進的現代型文化社區。華界和華洋過渡地區，即清末 的上海縣城(今南市區)和五馬路、四馬路地區，就是鴛鴦蝴蝶派文學賴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區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馬路)、霞飛路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誕生地。重要 的是後者並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錯位圈存在。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隨著上海現代文化環境的移植成功，就顯得格外顯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兩者糾纏如怨鬼是以後的事情，在當初，鴛鴦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託 的卻是兩種消費文化環境。此即鴛鴦蝴蝶派和海派來路不同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
如果考察鴛鴦蝴蝶派所寫的妓院戲樓，及男女間的歡愛、戲弄、殘害的故事，再看後 來的海派所表現的出入影院舞廳回力球場的摩登男女的現代生活姿態，把兩者區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也會寫到南京路的現代生活場景，這時你要 注意它們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異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會去分鴛鴦蝴蝶 派的文學市場份額，會去學鴛鴦蝴蝶派文學獲取「大眾」的手法，但在文學價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體認現代人的現代品格：注重和張揚個性，領會都市的聲光影色，感 受物質進化帶來的精神困惑與重壓，進而提出人對自我的質疑等等。鴛鴦蝴蝶派的現代 感覺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個兩個節拍，它們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開始就認識到在上海的文化錯位中自己佔了有利的位置。它發生的時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領」的眼光(對普通下層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認同的洋場社會生活方式， 滬西高級生活區的情調、專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電影院、跑馬廳、跑狗場、博覽會的 氣氛，開放的社交、娛樂、商業、教育活動，人和人在金錢關系中尋求新的調整方式， 逐漸成了「上海」的標志。就像過去的上海典型標志物是「城隍廟」，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頂。上海成了「移植文化」為主導、而中國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後才能立定腳跟的一個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在上海的發展史中，中國人的民族主 義情緒曾要改變這種現實。國民黨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過一個在江灣一帶建設「上海 市市中心區域」的計劃，目的就是想把「外灘」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華界為中 心的上海。而且進行了一部分，蓋了政府辦公樓和體育場。中日淞滬戰爭可能是導致此 「愛國」計劃流產的原因之一，而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是這一行政命令違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來的上海如果離開了世界性的金融、貿易體系，是構不成 真正意義的現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貿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經濟活動發生在租界的 大樓里。海派文學反映的正是以租界為主位、華界為邊緣的這個城市的面貌。而鴛鴦蝴 蝶派長久地在「邊緣地帶」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現了一個歷史機會，左翼轉向 了後方，通俗文學得勢，鴛鴦蝴蝶派對上海的文化環境有了認識，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點，尋找與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們只要仔細研究《萬象》雜志的生長過 程，就能體會到這一點。《萬象》自1941年創刊，本來由陳蝶衣主編，作者幾乎都是鴛 鴦蝴蝶派的人，傾向已經趨「新」，但無奈作者群舊派勢力過強，老市民的趣味脫不掉 ，影響了銷售市場。兩年後的1943年改由柯靈主編，走的是大眾文化的路子，新文藝作 家成為作者隊伍的主體，將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也納入「新市民」的軌道，特別提攜新興 的海派作家，張愛玲的名字就在《萬象》出現了。現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報時發現，從上個世紀初到30年代的小報主要是控制在鴛鴦蝴蝶派的手中，那裡的「 社會新聞」將諷刺的矛頭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點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漸緩和下來。這也是一個明證。
可見，鴛鴦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長時間里是兩股文學流。海派自產生之日起，便是「現 代性」文學的一部分。鴛鴦蝴蝶派有一個較長的獲得「現代性」的演變過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舊消費文化交疊錯位，兩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據。
二
我們從海派和鴛鴦蝴蝶派相似的文學主題上，再來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質主題。海派以展露現代文明條件下人的生存與物質關系為基本母題，那 么，取其兩端，則屈服於物質的壓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對機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頓提出疑義者也有之。像劉吶鷗、穆時英這樣的「都市之子」，從《都市風景線》、《 公墓》等集子里所傳訴出來的城市生命感覺，對物質的揭露，是與對物質的企慕、沉溺 ，緊緊糾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厭倦生活是同時產生的。這是海派的生命體驗，來自現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現代人從鄉村蟬蛻出來之後面臨的處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們對現代生存壓力的反彈，鍛煉成海派兩個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較為理性地反詰社會、反詰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學中也會包藏憂郁 ；否則，痛快地宣洩，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誕的、無顧忌的表現，就會走向「邪僻」 。但無論哪一類，他們對現代都市的發現都是雙重的，於罪惡中發現美。劉吶鷗不斷地 說，城市不是沒有「詩意」，只是「詩的內容已經變換了」[2]。「電車太噪鬧了，本 來是蒼青色的天空，被工廠的炭煙布得黑蒙蒙了，雲雀的聲音也聽不見了。繆賽們，拿 著斷弦的琴，不知道飛到哪兒去了。那麼現代的生活里沒有美的嗎?哪裡，有的，不過 形式換了罷」。劉吶鷗在下文提出，那個美的內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劉將此句譯為「戰栗和肉的沉醉」)[3]這真是海派的文學宣言!這里引 進的新的價值觀念，對於現代上海不是簡單的詛咒和反叛，而是加進了遠為復雜的音調 ，在現代消費文化的籠罩下，充滿了人對物質的驚喜和恐懼。對於海派，都市已無所謂 天堂和地獄的明顯界限，同時，又存在著把都市描畫成天堂或地獄的全部可能性。
這樣的物質化都市的觀念，海派怎能存希望從鴛鴦蝴蝶派那裡繼承呢?綜觀最優秀的鴛 蝴通俗社會小說，特別是專寫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亞的《人海潮》、畢倚虹的《人間地獄》，它們對現代都市的態度只是揭發罪惡 和弊端，從農業中國的立場出發。這批小說好似對現代進程的大上海眾生相給予一個詳 盡的攝錄，富有時事性、秘聞性，很可藉此存下一部豐富多彩的上海風俗史，卻缺乏獨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體驗。所以，夏濟安可以對《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風俗材料「佩服得五體投地」，卻最終仍批評說：「這種書的缺點是：作者對道德沒 有什麼新的認識，只是暗中在搖頭嘆息『人心不古』；對於經濟、社會變遷，也沒有什 么認識，只是覺得在『變』，他們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為什麼有這個『變』。他 們自命揭穿『黑幕』，其實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著看兩性主題。海派和鴛鴦蝴蝶派文學歷來被認為是最擅長表現男女關系的文學， 前者寫戀愛小說，後者寫言情小說，就是這兩種叫法，中間的區別已經夠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達人與人的關系，包括兩性關系，海派的現代性可說直逼眼前。如果沒有對 兩性問題的思索，新興的戀情方式同醜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內部這兩種 城市兩性的典型表現，顯然色色具備。而將「性」與「愛」兩相分離，使得「性」裸露 出某種「原始」的意味，是最易與那種為「性」而「性」的描寫相混淆的。這樣，在都 市，性愛的美與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學中的佼佼者，就有了葉靈鳳的性懺悔、張愛玲的 對女性困境的逼真寫照、徐訐的尋覓性愛和情愛真正出路的意識。海派的兩性文學，從 生理搏動到包孕現代生命哲學，都市人的內在心理沖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鴛鴦蝴蝶派的言情，長久地在「傳統道德」的圈子裡打轉。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於妓院里的戀情，後來是揭發用金錢買「性」的可悲。到了張恨水的《啼笑因緣》、秦 瘦鷗的《秋海棠》、劉雲若的《紅杏出牆記》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現，鴛鴦蝴蝶派文學 的兩性表達攀上了自己這派文學從來沒有達到的高峰。其中，前兩部意在暴露軍閥惡勢 力對伶人的肆意踐踏，「真情」的被毀滅，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毀滅，即是全書文學價值 的所在。《紅杏出牆記》可能是此類小說中最出格的一種，兩性中多愛的現實性，婚外 戀釀成人物的內心焦慮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難得的。但這部小說，情節 設計花哨，懸念的設置尤其復雜，通俗小說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熱鬧往往掩蓋了對 兩性關系的深入探討。如此看來，把海派的兩性觀念與鴛鴦蝴蝶派的相比較，現代性差 距之遠也是十分明顯，談不上有什麼直接前後接續關系的可能。
再來看新與舊的主題。表面上看，兩派在這里似乎很不接近，鴛鴦蝴蝶派的文學是寫 舊的，感情也傾向舊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現代，要摩登。其實不是這樣簡單。鴛 鴦蝴蝶派的作家為了獵奇，觀念是陳舊的、落後一步的，描寫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剛剛登 場的嶄新嶄新的東西。對於社會的新舊交替，它倒容易廉價地將新的終將取代舊的，直 線地告訴讀者。海派的都市故事發生在十里洋場，穆時英的流線型的上海，「爵士樂，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5]，多麼時髦，但有意味 的是這樣的上海彷彿仍被鄉土中國包圍著。穆時英一方面是洋場文學的「聖手」，一方 面卻用寫舞廳、酒吧的筆，來寫《父親》、《舊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悵》。(註： 穆時英的《父親》、《舊宅》收《白金的女體塑像》，現代書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悵》作為遺作發表於1954年10月澳門《小說月服》第8期。)這些小說是些十足的懷 舊感傷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懷鄉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蟄存背靠松江、蘇 州、杭州，寫他的鄉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陽》、《鷗》，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戲院》純都市人的感覺適成對照，可見他身上充溢的「鄉土情結」和「民間情懷」 。讀海派的這類小說如置身於都市中的鄉村，或者拉開更大的時空距離，似覺置身在宏 大鄉村世界的一個邊緣城市。新舊的摻雜更顯錯綜。
海派描寫舊事物怎樣附著於大都會肌體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種新上海的舊家族文學 。張愛玲、東方@①@②便是最長於寫舊的世家兒女在都市的遭際與不測命運的。作為李 鴻章的重外孫女，張愛玲寫出的《傾城之戀》、《金鎖記》、《花雕》，是由舊家族世 界的失落，轉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尋找個人的精神家園的。張愛玲盡管熟 悉出入電影院、服裝店的洋派生活，但她發現在此類簇新的消費方式下面，所殘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麼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幾乎貫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間、上 下輩之間的恩恩怨怨。張愛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還是傳統中國的一分子，然後才是添加 上去的「現代質」。她說過：「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 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6 ]這是對中國新與舊的透底的認識。東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紳士淑女圖》，他的 小說裡面活動著洋場上的舊家子弟，留下了從滿清貴族到新型少爺(「小開」)的錯雜腳 印。東方@①@②表現上海的新中有舊、新舊過渡，也是別開生面。
關於現代上海的新與舊，常與變(沈從文喜愛談論湘西的新與舊、常與變)，如果沒有 對現代中國相當深入的觀察、認識，是無從融匯到文學寫作中去的。鴛鴦蝴蝶派對都市 的看法遠遠落後。海派的都市意識具某種超前性質，這只有在提前體驗了工業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現代派文學和美學的影響下，才會產生。已經有學者指出，中國海派的審美 根源來於唯美主義。(註：參見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將海派和鴛 鴦蝴蝶派的文學都市意識兩相對比，它們的思想資源也是不同的。我們只能感嘆於中國 現代文明的發展在一地之內的不平衡性，想到它們的錯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們有什麼 相互繼承關系。
三
說到雅和俗，在文學面向市民讀者、面向消費，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這一 方面，海派和鴛鴦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點的。
海派的雅俗善惡二元混雜，來源於上海這個商業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現代都市；另一方面，因為有舊文化的多層包圍，因為現代性質的文化消費並不 能排除消極面，現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現出善惡兼備的形態。又由於讀書市場的商 業趨利作為重要動因，海派如想無限地求新求奇，就要發展自己的先鋒性；如從眾、從 俗、從下，就會追求趣味，反對崇高，擴大自己的通俗特徵。海派的雅俗，還同上海這 個都市的讀者分流有關。雅是為了呼應這個城市的雅讀者群，包括洋行、海關、銀行、 公司的寫字間讀者，也包括鐵路、郵政雇員的一部分及大中學校師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讀者，有的則構成激進的左翼讀者群)。俗是為了迎合通俗讀物的讀者群體， 如低級職員階層、廣大的店員階層和其他居住在石庫門房子里的市民階層。這樣，海派 在上海的先鋒文學市場和通俗文學市場兩邊都占據了位置：表現都市新的觀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學，由先鋒而高雅；俗的支流則表現艷情、恐怖、騙局，收集城市奇聞 ，製造軟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學市場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頑強的鴛鴦蝴蝶派終於遭遇。
綜觀上海的小報、畫報的歷史，我們一時幾乎難於辨認海派文人和鴛鴦蝴蝶派文人了 。小報從晚清誕生，一路下來比較有名的如《晶報》、《社會日報》、《立報》、《辛 報》、《力報》、《海報》、《吉報》、《鐵報》、《亦報》等，在城市的覆蓋面都頗 大。起《福爾摩斯》、《金剛鑽》、《開心報》這樣名字的，當然娛樂的意圖自明。還 有「白相人」辦的報，有「花報」，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鴛鴦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樣的小報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報，比如張愛玲。她看小報，也在小報上發 小文章，發過議論說：「我對於小報向來並沒有一般人的偏見，只有中國有小報；只有 小報有這種特殊的，得人心的機智風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讀者群手執的文學讀物里，我們也一時難辨海派的作品和鴛鴦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為原來20年代末讀鴛鴦蝴蝶小說的老市民(比如魯迅的媽媽魯瑞老太 太不讀兒子的新文藝，而只讀鴛蝴體小說)，和讀新感覺派「穆時英風」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從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後一面談論電影接吻方法那種大學生 」[8]這些人)，兩者是涇渭分明的。到了淪陷時期的上海，鴛鴦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讀者 是它們的唯一選擇，因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一代已經開始看小說了。於 是，《雜志》、《小說月報》(顧冷觀主編)、《大眾》、《春秋》、《萬象》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鴛鴦蝴蝶派文人編的，有的是海派文學家編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錄上，鄭逸梅、張狠水、程小青、張愛玲、孫了紅、施濟美、周瘦 鵑、施蟄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諦、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時出現，打成一 片。(註：如將這五種雜志兩類作家的名單抄下，委實太長。這里主要錄於《萬象》， 分開來，鴛鴦蝴蝶派作家有鄭逸梅、張恨水、程小青、孫了紅、周瘦鵑、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張愛玲、施濟美、施蟄存、沈寂、予且、丁諦、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許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界別，有的成為純文學和通 俗文學的兩棲人。張愛玲的大部分小說如《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 記》，純文學性和通俗文學性兼有，思想意識偏淺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鎖》無論如何只能算純文學作品。予且的情況要單純得多，他的長短篇小說 《如意珠》、《鳳》、《七女書》等，全部是分不出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從當時一部 分暢銷文學雜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兩派在通俗層面上雜糅的格局。
不過，雜糅的局面也僅止於雜糅而已。兩派的小說這時可以都寫家庭婚戀題材，敘述 方式和敘述語言可以很為接近，但思想意識仍不在一個層次上。試以周瘦鵑的《秋海棠 》和張愛玲的《金鎖記》作比，《秋海棠》在社會上的影響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兩者還是無法放在一個層次上閱讀接受。我們還可拿幾個鴛鴦蝴蝶派和海派前後接替辦 下去的著名刊物來研究，同樣能發現這個問題。像《良友》，一個1926年2月創刊的畫 報(文字部分一直占相當的比例)，最初由伍聯德、周瘦鵑先後編輯的時期，它是鴛鴦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編，編到1933年8月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發行 到四、五萬份之多，不僅在國內，而且在東南亞發生廣泛影響。他改革的方向是讓《良 友》陡然成為海派畫報，而不是讓它由「鴛蝴」自然演變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學周瘦 鵑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從妓女一變為職業婦女、電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術攝影作品的介紹，增加現代科技知識的插頁，登載現代派小說特 別是登載穆時英、施蟄存、葉靈鳳新感覺派的作品，25期後說明文字用中英文對照等等 ，距離鴛鴦蝴蝶派的舊式氣息該有多麼大是一望而知的。《萬象》也應作如是觀。不能 僅看到兩派的文章同時出現在一個雜志上，就以為是雅俗滲透的全面完成。《萬象》越 兩年改由柯靈主編之後，氣象大變，成了新文藝海派雜志，衣食住行和嚴肅的東西兼得 。但我們讀同時連載的長篇小說，張恨水的《胭脂淚》，張愛玲的《連環套》，師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純文學就是純文學，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離， 仍是不允忽視的。
最有意味的，是《萬象》上關於「通俗文學」的討論。陳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學的 目的，是想把新舊雙方森嚴的壁壘打通」[9]。但他的主張是在通俗文學的旗幟下統一 新舊文學。這怎麼可能呢?這不能不說是通俗文學家的一廂情願了。我們可以說，以往 經過了「工農兵方向」時期的中國文學，某種意義上已經是在「通俗」、「民間」、「 普及」的大旗下轟轟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況怎樣?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鋒作品的距離 似乎仍沒有縮小的跡象。所以說，人為地去規定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結合是不會奏效的 。假如認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學與鴛鴦蝴蝶派文學的歷史，看這之間新文學如何影響於舊 派通俗文學的現代化調整，舊派通俗文學又如何影響於新文學部分地向市場化、市民化 傾斜，倒許是個不無意義的課題

6. 穆時英的人物經歷

穆時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原籍浙江省慈溪縣庄橋鎮。中國現代小說家，新感覺派（穆時英、劉吶鷗、施蟄存）的代表人物之一，筆名有伐揚、匿名子等。
穆時英中學時已表現出文學天賦。1929年17歲時考入光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西洋文學系的說法，據顧雲天在穆時英遇害後寫的文章《悼穆時英先生》，見《國民新聞》1940年7月6日）。
穆時英從1929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次年發表第一部小說《咱們的世界》；1933年前後，穆時英出版四部小說集：《南北極》、《公墓》、《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 。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曾到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1939年返滬，相繼在汪精衛政府主持的《國民新聞》任社長，並在《中華日報》主持文藝宣傳工作。
1940年6月28日下午6點40分，穆時英下班乘人力車經過上海三馬路福建路195號附近時，突遭狙擊，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彈，因射中要害，失血過多，不治身亡；當時普遍認為是被上海潛伏的「鋤奸」組織射殺，時年僅28歲。
穆時英在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中國新感覺派聖手，將新感覺派小說推向成熟，同時亦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的先驅者，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曇花一現、畸形發展時的社會生活，但穆時英的早期作品表現的卻是下層百姓的草莽生活，揭示了社會上貧富對立的不平等現象，如《南北極》、《咱們的世界》等，藝術表現手法悖反都市文學的高雅，充滿了下層人民強悍、粗獷的生活語言，一度被譽為「普羅文學之白眉」。

7. 求兩條軌跡的交點 這是高中平拋運動的題目！求解答

以H和X表示拋出高度與水平落地點的通式，則：
H=gt²/2
t=√(2H/g)
X=v0t=v0√(2H/g)
所以v0=X√(g/2H)
va=s√(g/4h)
vb=2s√(g/2h)=s√(2g/h)
第一個球：ya=2h-gt²/2=2h-g(x/va)²/2=2h-2hx²/s²
第二個球：yb=h-gt²/2=h-g(x/vb)²/2=h-hx²/(4s²)
ya=yb 解出交戰坐標為x=√(4/7)s y=6h/7

8. proe可變截面掃描有兩條軌跡在外面是怎麼回事

我這就是多餘的軌跡，為什麼

9. 中國古代史籍目錄卞要沿著哪兩條軌跡向前發展的

史籍目錄是史籍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中國古代史籍目錄卞要沿著兩條軌跡向前發展：一是正史藝文志方向，一是綜合性藏書目錄方向。方向雖然不一，史籍類目日益豐富則是非常明顯的共同規律。

（一）正史藝文志史籍類目

在正史中首開史籍目錄先河者是《漢書·藝文志》。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劉歆《七略》將圖書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等六大類三十八種的分類體系。在這部目錄中，儒家經典、諸子詩賦等各歸其類，惟獨歷史著作類目闕如。當時的史籍被分散於其他類目之中，例如《太史公書》（即《史記》）、《楚漢春秋》、《漢著記》、《漢大年紀》等史書歸於「六藝略」中的《春秋》類，而像《高祖傳》、《孝文傳》等史籍則列於「諸子略」中的儒家類。古代第一部正史藝文志中沒有為歷史文獻單獨設類，一是因為「經史同科」（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史籍可以作為經書分支出現；二是因為當時史籍數量有限，不宜區分門類。

繼《漢書·藝文志》之後的《隋書·經籍志》，是歷史上第一次以經、史、子、集命名的「四分法」，也是第一部為史籍設立類目的正史藝文志。在《隋書·經籍志》中，歷史著作不單統統集中於「史」部，而且史部之下設十三類目，計有正史類、古史類、雜史類、霸史類、起居注類。舊事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雜傳類、地理類、譜系類、簿錄類。這些類目收錄文獻各有區域，經緯分明。關於《隋書·經籍志》史部類目之定義性質，在公元722～738年修成的《唐六典》中，曾作過言簡意賅的說明。其史部十三類是：

1．正史以紀紀傳表志；

2．古史以紀編年系事；

3．雜史以紀異體雜記；

4．霸史以紀偽朝國史；

5．起居注以紀人君動止；

6．舊事以紀朝廷政令；

7．職官以紀班序品秩；

8．儀注以紀吉凶行事；

9．刑法以紀律令格式；

10．雜傳以紀先聖人物；

11．地理以紀山川郡國；

12．譜系以紀世族繼序；

13．略錄（即《隋志》之「簿錄」）以紀史策條目。可見與《漢書·藝文志》相比，《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建設已屬長足進步。

繼《隋書·經籍志》以後，又有《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等正史藝文志相繼問世。從這些『藝文志」史籍類目的數量上看，並沒有增加多少，但是，凡系新增者，皆有一定特色。例如，《舊唐書·經籍志》只有大類和二級類目，而《新唐書·藝文志》則出現三級類目。在其「正史」類下，有「集史」子目；在「起居注」類下，有「實錄」、「詔令」二子目；在「雜傳」類下，有「女訓」等，皆反映史部目錄的改進。

（二）綜合性藏書目錄中的史籍類目

古代綜合性藏書目錄素有「官藏」、「私藏」之分。僅就史籍類目的設置而言，無論官藏還是私藏，都呈現出日益豐富的發展趨勢，在數量增長和類目創新上很有特點。

首先是類目數量的明顯增加。在這方面，官藏綜合性書目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漢代劉歆《七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藏書目。由《漢書·藝文志》可以得知，《七略》沒有為歷史文獻獨立設類。宋代王堯臣等人編纂的《崇文總目》是官藏書目中具有一定影響的一部。本書目參照前人分類，在史部設立十三類目。如果說《崇文總目》中的史部類目反映了學術的進步，那麼清代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的成就更加輝煌。《四庫全書總目》是古代規模最大、分類最精的一部官修書目。其史部分為十五類目。尤其要指出一點，與以往官修書目相比，《四庫全書總目》的史部二級類目不僅是最多的，而且還以「屬」的形式，增立了許多「三級」類目。例如「傳記」類下列有聖賢、名人。總錄、別錄、雜錄等「五屬」，這些類目的設立，無疑為讀者的方便利用提供了條件。與官藏書目相比，私藏書目中的史部類目具有更大的典型性。戰國時代，雖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天下篇》）的記載，但惠施所藏何書、有無書目，不得而知。唐代的私人藏書家如韋述、蘇弁、李泌等人雖家藏幾達兩三萬卷，但也都因缺乏相應文字記錄而未得其詳。後人確知詳情的古代私藏書目，一般是從印刷術興起後的宋代開始的。在頗有名氣的宋代學者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中，其史部類目設有正史等十三大類。如此史籍類目堪稱洋洋大觀，然而若與清代書目相比，則相差甚遠。例如清代學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中，其史部書籍居然設立三十五個類目。

其次，是類目的創新和增設。在官藏書目中，史部類目的創新相當典型。例如「時令」一目，很有設立必要。然而，宋代以前，時令之書悉人子部農家類，直至宋代《中興館閣書目》始設時令類。又如紀事本末體自南宋袁樞後大行其道，此類著作如雨後春筍涌現。《四庫總目》鑒於此，遂於「二體」（編年、紀傳）之外，別立一家，自為門目。同官藏書目一樣，私藏書目的史部類目創新也相當典型。例如宋代著名藏書家陳振孫所撰《直齋書錄解題》，不立「四部」之名，也沒有總序、大序，但對部分增設類目寫有小序，用以說明類目內容範圍及變化，受到《四庫總目》的高度評價。

由此可知，不論是正史藝文志，還是綜合性藏書目錄，盡管它們編撰的背景和編撰的依據有很大不同，但史籍類目的創新增多，則呈現出明顯的共同趨勢。這種趨勢是社會進步和學術發展的需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古代史籍日益增長的客觀現象。

10. 怎樣把兩條軌跡合並為一條軌跡

可以使用mapsource軟體，進行合並、分解，也可以自己畫一段軌跡。當然類似的軟體還有basecamp、global mappe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