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官場小說胥吏推薦
A. 胥吏的歷史評價
在帝制官僚體系中，胥吏之下是小職員組成的階級。他們的職務雖然各自不同，不過都被歸類在一起，稱為「僚屬」。他們甚至比胥吏更受人輕視，而被列為與妓女、戲子和奴僕同一階級。因為他們待遇極差而且大多為無恆產，他們獲取金錢的途徑包括陋規、賄賂和勒索，這些收入通常必須和同謀的胥吏分享。
在與政府和民眾的交往或其他接觸之間，這些扮演中介人角色的僚屬佔有相當重要的關鍵地位。在交往的每個階段中，都有許多法律或其他的漏洞可鑽，只要出個價錢，便可以透過衙門的僚屬來進行磋商。
胥吏階層處在一個官與民的交 界點上，他們在官場上雖然身份低微，但卻經常久居一職,熟悉各種政務，擁有處理復雜事務的 能力，再加上熟悉地方的民情,只要稍微在中間做一點手腳，就可以很輕松地欺上瞞下，並從中牟取私利，所以明清時期的胥吏往往為人詬病。 胥吏之害的表現主要有：刁難索賄、挾制主官、監守自盜、依仗強豪,欺壓百姓、敲詐勒索,盤剝平民、操縱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憑借對律例的精通操縱司法、借訴生財的現象最為典型，它最突出地暴露了明清時期官僚體制的弊端，而胥吏惡名的形成,也與它有著最密切的關系。
B. 大清官場小說txt全集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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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劉錄勛送走了和琳這尊瘟神，頓覺輕快不少。但一想起石太生的死，又覺的有些酸楚。畢竟相處這么多年了，石太生與自己脾氣甚相和，臭味相投，如今少一知已，相隔黃泉。劉錄勛感嘆一番，然後走進書房，自己研好磨，抽出一張明黃紙。開始寫參劾和琳的公文。這是石太生在生前所定下的最後一計：竇光鼐滿盤皆輸，卻仍有半成的勝算。那就是即使此案竇光鼐輸了，但只要竇光鼐還能留在浙江，憑著他的性子，很可能拼著不做官，也要繼續搜集此案的證據。有和琳為之撐腰，替他敷衍，竇光鼐仍有活動的餘地，萬中有一，讓竇光鼐抓住什麼把柄，那就麻煩了。如果將和琳弄出浙江，離開這個專案組。單憑竇光鼐一個人根本無法自由取證調查，那時才算贏定了。石太生讓劉錄勛寫的這個劾章，就是彈劾和琳專橫無能，逼死人命，私訊胥吏的。如果告准了，和琳就會被交往吏部。而劉錄勛所告之事，當然是皆無虛言，－－石太生的死、李堂的受傷都是和琳指使。此折一上，和琳必倒！想……
C. 儒林外史典型人物介紹
儒林外史典型人物介紹：
1、王冕
王冕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作者據此進行了改編。王冕在小說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個小說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點，正如回目所說「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王冕作為一個士人作為一個「名流」，在他身上體現著中國士人的精神。
2、周進
周進原本是個教書先生，對科舉考試極為熱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卻連個秀才都沒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來到省城開科取士的考場貢院，觸景生情，傷心欲絕，竟一頭撞到木板上，暈了過去。醒來以後，他滿心悲愴無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滿地打滾。這一幕被幾個商人見到了，他們出於憐憫，湊錢幫這個可憐的老頭兒捐了個監生。周進欣喜不已，向他們叩頭謝恩。後來，借著監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舉人，接著又中了進士，到廣東為官。
3、范進
范進時年五十餘歲，連秀才都沒考中，家中窮困不堪，他臘月還穿著單衣，凍得他直打哆嗦，廣東雖然氣候溫暖，但臘月時節溫度也不高。周進見到他，便想起了自己當年的慘狀，在惺惺相惜之下，將他錄取為秀才，後來又將他錄取為舉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進中舉」的癲狂鬧劇。
4、嚴致和
嚴致和即嚴監生，清雍正朝規定，秀才中凜生，凜生被選入國子學稱貢生，次於凜生、凜生選入國子學成為監生，而且當時一些未能入府、州、縣學而欲考舉人者，可以出資捐一監生資格參加鄉試，或直接出錢捐一監生，此種情況統稱之為捐建或者例監。嚴監生就是書沒讀過太多，他這個監生也是花錢捐來的監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橋段莫過於臨死前那兩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幾個侄兒以及奶媽怎麼也猜不中嚴監生到底說的是什麼，而趙氏一語道破，原來是燈中有兩莖燈草，嚴監生怕它費油才使得嚴監生難以合眼，待趙氏挑去一根，嚴監生便一口咽了氣。
5、嚴致中
嚴致中是一個貢生，經考選等方式進入設於京師的國子學以後就稱為貢生。這類人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嚴貢生也是因為自己是個貢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嚴監生，入監者一般要求「學行端莊，文理悠長」，但是在作者筆下的嚴貢生卻恰恰相反，是一個十足的衣冠禽獸。嚴貢生的第一次出場是在第四回中，范進在服喪期被張靜齋勸說一同前去湯知縣那裡「打秋風」，剛到高要縣坐定準備喝些茶水，嚴貢生便進來搭汕，當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見湯知縣時，便開始稱自己與湯知縣是老相熟，又編造了一段與湯知縣相遇的故事，還誇贊湯知縣的為人，只是為了顯現對湯知縣的了解。
6、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號超人，溫州府樂清縣人。小說在匡超人的行為描寫中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表現質朴孝順的匡超人，二是表現泯滅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個淳樸的農村少年，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對父親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動、小說最初對匡超人的行為描寫是表現他純朴孝順的一面。
在流落他鄉時，他受社會影響逐步發生了變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馬二先生，並受馬二先生的影響，把科舉作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後，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養」，以名士自居，以此作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會給他這樣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間，一步步走向墮落。他吹牛撒謊，鑽取功名，賣友求榮，忘恩負義，變成一個衣冠禽獸。
7、沈瓊枝
沈瓊枝是教書先生沈大年的女兒，遵父命嫁給鹽商宋為富為妻。但到了鹽商宋為富府上之後，才知道是一場騙局，鹽商宋為富原來是娶沈瓊枝為妾。瓊枝父狀告宋為富，宋重金賄賂知縣，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瓊枝帶著金銀細軟獨自去往南京，開始了她新的獨立生活。
《儒林外史》是清代吳敬梓創作的長篇小說，成書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傳世，初刻於嘉慶八年（1803年）。
全書五十六回，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偽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說白話的運用已趨純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畫也頗為深入細膩，尤其是採用高超的諷刺手法，使該書成為中國古典諷刺文學的佳作。
《儒林外史》代表著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峰，它開創了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範例。《儒林外史》脫稿後即有手抄本傳世，後人評價甚高，魯迅認為該書思想內容「秉持公心，指摘時弊」，胡適認為其藝術特色堪稱「精工提煉」。在國際漢學界，該書更是影響頗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種文字傳世，並獲漢學界盛贊，有認為《儒林外史》足堪躋身於世界文學傑作之林，可與薄伽丘、塞萬提斯、巴爾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並論，是對世界文學的卓越貢獻。
D. 胥吏的影響
在儒家有關政府結構的意識形態中，官僚體系內的基層人員地位甚低，甚或毫無地位，因此官方歷史學家通常將他們大都忽略掉。
近代的研究發現：帝制中國的行政管理其實是由官僚體系內的基層人員所操縱，其嚴重程度遠超出以往學者的想像。由於這些基層僚屬一方面慣於使用欺騙、蒙蔽、行詐、勾結等技巧，選擇性地執行分派給他們的任務，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細節和運作程序，他們遂能夠蒙蔽、妨礙、誤導，甚至脅迫比他們更具聲望的上司。
帝制中國到處充斥的腐化情形，雖然是肇因於各階層官員的共謀，不過其主要禍首卻是基層的胥吏。他們比別人更有機會，而且更能夠大規模地為私人目的而改變、扭曲和破壞行政程序。因為基層人員的貪污有賴於彼此的包庇和共謀，他們始終是文官制度中的一項困擾。因此，在帝制中國大約1300年的歷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官員便要發起一項運動，以整肅胥吏及其同夥。
E. 幫我介紹一下《官場現形記》這部小說
從《官場現形記》中，人們或多或少可以得到為官之「術」，還有一些關於官場的啟蒙。
為了做官，低聲下氣，卑躬屈節；祖宗錢財，妻親色相，全都付出重大犧牲。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平白的貢獻，「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堤內損失堤外補」，有投資就有本利回收，撈本之外要一本萬利，物質和精神多方需要補償。而仕途崎嶇，宦海風波，頂子即使染紅，未必就能久戴，交椅雖說坐穩，仍然有待升高，明搶暗奪，勾心鬥角，自是家常便飯；一邊憂讒畏譏，一邊中傷別人，一邊防冷箭，一邊袖裡機關；上要找靠山，下要植黨羽，中要交通門路，拉攏哥兒們，不攀權貴成不了權貴，不下毒手便成階下囚；多麼驚險，多麼勾魂，多麼費心，多麼勞神。然而樂在其中矣，然而憂從中來矣。
峰迴路轉，演繹出幾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事來，不謀其政，而謀其位，這是做官之前的主要奮斗目標。待謀到其位，又有百事待舉，一要邀寵固位，二要防別人來謀位，三要進一步謀更高的位，哪裡還有功夫謀其政？精力都用在拳打腳踢、閃轉騰挪的「功夫」上了。政績雲何？官績歷歷在目，那是由某官調任某官，升任某官，偶又降謫，終得恢復，一步一個腳印，身心交瘁，死而後已。
事實上，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講究牧民。代表皇帝來放牧黎民百姓者，就是那些各級政府、各種機構的大小官員。官吏是皇帝的爪牙，官本位思想是封建統治的基礎。權力和隨權力而來的實際利益和與日俱增的慾望，構成舊時官員物質和精神的支柱。於是，當官，便治人；不當官，便治於人。換言之，要想不被別人像牛羊一樣放牧，唯一的辦法即是做官。所以，要做官，想做官，不擇一切手段地往上爬，甚至踩著他人腦袋、骸骨，用別人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是一種生存競爭。追逐官職，謀取官位的時尚，成了封建社會中的人們的一種動力。
清末大官僚李鴻章認為在中國最容易當的是官，無非是無所用心地上傳下達而己。其實不然，翻開中國歷史，「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哪一個做官的不是辛辛苦苦，捨命拼搏。做大官有做大官的難處，要侍奉或曰對付皇上，伴君如伴虎，偏向虎山行；而做小官的有做小官的難處，要待奉或曰對付大官。事上以外，還要周旋同級，安撫部屬，哪裡不要用心，哪裡不要用錢？古代還有一種拿錢買官的官，號稱捐官。除捐官之外，中國官員的智商和見解絕對在大眾之上。官可大致分類為清官、庸官和貪官。清官者甚稀，介於庸與貪之間的官員不在少數，有人概貌他們的本事為六個字：上捧、平擠、下壓。沒有高智商，難以為官。
今天的官和過去不同，就是要為百姓辦事。其實這個官，又好做，又不好做。說好做，首先要忘記自己是個官，不能打官腔，說官話，擺官架子。要時刻記住：你不過是個為百姓辦事的辦事員罷了。你沒有高人一等的權利，沒有隻享受、不做事的權利。只要你真正為百姓做了實事，做了好事，百姓就會記著你，有點小錯，只要能改，百姓也會諒解你。說不好做，你又不能忘記自己是個官，要用好你手中的權利。當官的人，手裡多少有些權。掌權的人不容易。原則問題，含糊不得；小是小非，不能太認真；尤其要注意，不能抓住人家的小毛病、小辮子不放。為大事者不拘小節，造就大事業的人，是不在小事上糾纏的。人有七情六慾，當官的人，也一樣。但你既然是個掌權的，就要學會控制自己。成易驕，敗易餒。喜時易輕諾，輕諾必寡信，什麼都答應人家，答應又不作數；怒時易拒人，該答應的也不答應，還要訓斥人家。不管是成或敗、喜或怒，都要冷靜。遇事冷靜一點，退一步想想，給自己降點溫，就會少犯錯誤。退一步天高地闊。對上對下，都應該做到既得體又得理。對下級能做到得理，難做到得體；對上級容易做到得體，不容易做到得理。還要注意不能攬功推過，如有功歸唐僧，有過歸於孫猴。
為官和為人，有相同的地方，又有相同的地方。好人不一定能當好官；好官必須是好人。做官說到底了，還是要掌權，要懂得如何出主意，如何用幹部。最後告訴大家，什麼是官呢？官的本意是庇護民眾的人，引申為為民作主，蛻變成主宰民眾的人。為官者應該使人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他在生活中是平凡的，在職務中卻是超眾的。
F. 請略述《官場現形記》的主要內容及其思想意義
主要內容：
作品以晚清官場為表現對象，集中描寫封建社會崩潰時期舊官場的種種腐敗、黑暗和丑惡的情形。這里既有軍機大臣、總督巡撫、提督道台，也有知縣典吏、管帶佐雜，他們或齷齪卑鄙或昏聵糊塗或腐敗墮落，構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圖。
思想意義：
《官場現形記》尖銳地抨擊了封建社會末期極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他們官職有高有低，權勢有大有小，手段各不同，但都是「見錢眼開，視錢如命」、魚肉百姓的吸血鬼。 舉人出身的王仁開館授徒，為了激發學生讀書的積極性，他說讀書方可做官，而做官的好處則十分誘人，「點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錢賺，還要坐堂打人，出起門來，開鑼鳴道。」本書是上不得檯面的話，他居然堂而皇之在課堂宣講。不難想像，這種教育思想熏陶下的門徒，除了禍國殃民之外，還能有別的什麼出息？讓這種人充斥官場，官場該當是何等的丑態。讀書科舉而為官原是封建社會取官之「正途」，「正途」尚且如此不堪，其它之途當然是更加等而之下。如捐官，即用錢來買，按官階定價，只要買方有大把鈔票，賣方自可不問鈔票來源是否合法，你肯買，出得起價，我則敢賣，放手讓你做官。還有一途名曰「軍功」，即用官位當獎品頒發打仗立功的人員。而這些軍功之士大多是屠殺平民的劊子手，讓劊子手做官辦事，誰敢指望他會將事情辦得公正明白，貪官污吏們雖各有特點，但亦有相同之處，如讓他們理財，他們會大飽私囊；讓他辦案，他們會放縱真凶，污陷良人；讓他們修河，他們會使大堤潰裂，水淹良田；讓他們督軍作戰，他們會讓自己的部隊一潰千里。
G. 什麼是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中諷刺、揭露了動亂的晚清年代的社會現狀。該書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別為李寶嘉（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以及曾樸的《孽海花》。
晚清時期，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尤其是「庚子國變」前後，腐朽的清政府統治對外無以御敵，對內無力改善民生。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途徑，他們運用手中的筆，將自己的政治見解融入到文學作品中，希望通過作品向社會傳遞自己的救國主張。
晚清文壇開始出現了一批具有濃厚政治氛圍的小說作品，他們大多針砭時弊、對社會的各個方面進行揭露和譴責，此類作品即清末的「譴責小說」。
(7)歷史官場小說胥吏推薦擴展閱讀
四大小說的思想內容
一、《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尖銳地抨擊了封建社會末期極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官場現形記》是一部專門暴露官場黑暗的力作，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崩潰時期的官僚政治進行了總體解剖，上自軍機大臣，下至佐雜胥吏，全方位地攝入筆底。書中人物故事多以真人真事為藍本。
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全書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喪始，至其經商失敗止。小說筆鋒觸及相當廣闊的社會生活面，上自部堂督撫，下至三教九流，舉凡貪官污吏、訟棍劣紳、奸商錢虜、洋奴買辦、江湖術士、洋場才子、娼妓孌童、流氓騙子等，狼奔豕突，顯示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國封建社會肌體的潰爛不堪。
三、《老殘游記》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殘的游歷為主線，對社會矛盾開掘很深，尤其是他在書中敢於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誤國，清官害民，獨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貪官更甚。同時，小說在民族傳統文化精華提煉、生活哲學及藝術、女性審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樂景物描寫等多方面皆達到了極其高超的境界。
四、《孽海花》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昏聵無能、封建士大夫的醉生夢死以及封建制度的腐朽沒落，表現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要求和思想，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另外，小說著重表現了晚清高級知識分子在「由舊到新」這一歷史「大轉關」時期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心態，反映了同光時代各種思想文化的沖突與嬗變，反映了它的文化意義。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學術-晚清四大譴責小說研究摘要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官場現形記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老殘游記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孽海花
H. 高分求「胥吏怕生員」這個故事情節的出處（明清小說）
- 《清經世文編》卷三《思辨錄論學》。
- ^葉適：《水心別集》卷十四
- ^徐棟：《牧令書》卷四
^汪輝祖：《學治臆說
猜猜看了
I. 求6000字歷史故事
1人物生平編輯直上盡頭竿
1525年（嘉靖四年），張居正在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裡出生。其曾祖父因做了一個這
樣的夢：月亮落在水瓮里，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浮起來，於是其曾祖父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白圭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1536年（嘉靖十五年），十二歲的白圭參加童試，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李士翱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為居正。這一年，居正做了補府學生。一年後，參加鄉試，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對張居正多加磨礪，以成大器。三年後，才高氣傲的張居正順利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少年成名的舉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
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夏言奪得首輔之後被嚴嵩進讒而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斗爭，張居正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張居正因病請假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開始遊山玩水。在這三年中，張居正游覽了許多名勝古跡，使他發現了新的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張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並。」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徐階薦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在裕邸期間，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從而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這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高拱下台後，張居正掌翰林院事。[2]1567年（隆慶元年），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3]鞏固國防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
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斗爭日益白熱化。自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嚴嵩倒台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
1568年（隆慶二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致仕。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3]1572年（隆慶六年），穆宗崩，年僅十多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萬曆生母李太後神經，加之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後進讒，李太後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於是，張居正擔任了首輔，八月，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4]。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3]1570年（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3]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5]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准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6]1571年（隆慶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6]整頓吏治
1573年（萬曆元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7]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獲也正在於此。[6]1576年（萬曆四年）張居正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余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鑒》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余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曆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6]1579年（萬曆七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據理力爭，言明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免除了。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甚至因為害怕浪費燈燭，將萬曆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6]1580年（萬曆八年），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8]改善財政
1578年（萬曆六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1580年（萬曆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布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占，額田大有增加。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1571年（隆慶五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盡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准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9]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盪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9]賦稅改革
1581年（萬曆九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最早於1531年（嘉靖十年）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後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10]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征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10]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為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1582年（萬曆十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1567年（隆慶元年）至1579年（萬曆七年）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0]勞瘁而死
張居正為國事夜以繼日地操勞，萬曆五年，多年未見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員的父母過世，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期滿起復為官。張居正的改革才剛剛開始，此時離開必使改革功虧一簣，他做出了唯一的選擇：奪情。[10]明朝的士大夫忠君盡孝的觀念根深蒂固，未能盡孝何來忠君。武宗朝的大學士楊延和也是一代名輔，收到父親的訃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來，人情洶洶，無論是御史還是六部官員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給居正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此時神宗還不能親政，國家大政均需居正裁決，不想讓居正回家守孝。最終由神宗詔諭群臣，再及張居正奪情者，誅無赦，非議才消止。[11]1582年6月20日，居正病逝，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謚「文忠」。[10]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張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面。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裡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台，標明了張居正的失寵。言官也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後萬曆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
1622年（天啟二年），天啟皇帝為張居正復官復蔭。[12]2為政舉措編輯改革措施
政治上，實行考成法。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中心是解決官僚爭權奪勢、玩忽職守的腐敗 之風。他認為當時朝野泄沓成風，政以賄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課吏職」即加強官吏考核為手段，「斥諸不職」，「省冗官」，淘汰並懲治了一批官員。在執行上，他「信賞罰」，「持法嚴」，使賞罰有準，不姑息。在他執政期間，「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飾非」，朝廷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國公沐朝弼屢次犯法，應當逮捕，但朝廷輿論認為此事很難辦，張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兒子襲爵，派飛馬前去捆綁沐朝弼，沐朝弼沒有反抗，被解到京師，張居正免他一死，將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張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撫，決定壓一壓他們的氣焰。只有他們有一件事稍不妥，馬上加以責罵，又飭令他們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當時天下不太平已經很久了，盜賊群起，甚至搶劫官府庫房，地方政府常常隱瞞這類事情不上報，張居正下令如有隱匿不報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職，地方官再不敢掩飾真情，抓到強盜，當即斬首處決，並追捕他們的家屬，盜賊因此衰敗。
軍事上，用戚繼光鎮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李成梁鎮遼東（今遼寧遼陽），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台」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並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僕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僕寺積蓄金四百餘萬。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濟上保持穩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領）為順義王，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立茶馬互市，保持貿易往來，俺答長久沒有來犯邊關。
經濟上採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他認為「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在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到1580年（萬曆八年），統計全國查實征糧土地達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朝廷的賦稅大大增加，所以說：「自正（正德）嘉（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
（二）改革賦稅，實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是：
（1）以州縣為基礎，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並為一條」，總為一項收入。過去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非常繁煩，如今統一徵收，使國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從中貪污。
（2）關於徭役征派，過去有里甲、均徭、雜泛之分。里甲按戶計征，不役者納「門銀」（戶銀）；均徭、雜泛按丁分派，應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應服）、銀差（納銀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將應征的全部門銀，同丁銀合並一起。「丁銀」的計算辦法，是將力差的「工」（勞動）和「食」（服役期間全部生活費用）折算為銀；如「銀差」則按納銀數再加收少量「銀耗」（碎銀化鑄銀錠時的損耗），然後全部役銀以「丁」和「地」或（田糧）兩大類因素統一考慮編派徵收，即所謂「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自此，戶不再是役的一種根據，丁的負擔也部分轉到「地」或「糧」中。
（3）賦、役之中，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和丁銀的一部分仍歸人丁承擔外，其餘「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
（4）官府用役，一律「官為僉募」，僱人從役。過去由戶丁承擔的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伐薪、修路、搬運、廚役等一概免除。這一改革措施賦役折銀徵收，既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結果，又必然促進商品經濟的繁榮。[13]意義
從歷史大局看，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張居正改革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瀾，奇跡般地在北疆化干戈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長了明王朝的國祚；還表現在一舉扭轉「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的財政危機，弼成萬曆初年之治，為萬曆年間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更體現在對近代前夜國家統一與社會轉型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一條鞭法是介於「兩稅法」 與攤丁入畝之間的賦役制度。在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的賦役制度的演變中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13]局限性
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並沒辦法改變明朝財稅制度深層次的弊病。一方面，開國之初廣泛的小自耕農經濟在中葉以後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權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導致了越來越多的流民，產生大量佃農，地主憑借土地壟斷對佃農進行過度盤剝。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權分散狀態設計的賦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斷膨脹的財政需求和無法遏制的非法征斂成為民間社會的不堪承受的重負，晚明的財稅改革已經無力醫治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惡疾，國家機器的敗壞已無法挽回。[13]
J. 試述清代胥吏問題的危害及其制度、社會原因
胥吏之害的表現主要有：刁難索賄、挾制主官、監守自盜、依仗強豪，欺壓百姓、敲詐勒索，盤剝平民、操縱司法，徇私舞弊等等。
其中，尤以胥吏憑借對律例的精通操縱司法、借訴生財的現象最為典型，它最突出地暴露了明、清時期官僚體制的弊端，而胥吏惡名的形成，也與它有著最密切的關系。
原因：清代是封建中央集權制度最頂峰的時期，機構冗雜，事物處理效率地下，民眾問題上報官府解決時常差大，所以為當時的胥吏使用手段逼迫搶取好處提供了便利環境，俗話說天高皇帝遠，縣官不如現管，當時的行政管理其實是由官僚體系內的基層人員所操縱，其嚴重程度遠超出以時期。
由於這些基層僚屬一方面慣於使用欺騙、蒙蔽、行詐、勾結等技巧，選擇性地執行分派給他們的任務，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細節和運作程序，他們遂能夠蒙蔽、妨礙、誤導，甚至脅迫比他們更具聲望的上司。
舊社會到處充斥的腐化情形，雖然是肇因於各階層官員的共謀，不過其主要禍首卻是基層的胥吏。他們比別人更有機會，而且更能夠大規模地為私人目的而改變、扭曲和破壞行政程序。因為基層人員的貪污有賴於彼此的包庇和共謀，他們始終是文官制度中的一項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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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末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國水手從遠東帶回西方許多奇聞逸事，其中有些關於中國文官制度的故事。這些故事所塑造出的中國政府形象，讓人以為中國的治理者是一群由學者兼決策者同時又是哲學家所組成的精英團體，他們都經過競爭激烈的考試，證明自己是中國社會中最能幹、最睿智，而且最有學問的成員。
在17世紀中葉之前，許多嚮往遙遠中國的人本主義者將這個形象更進一步理想化，結果它引發了各種改革運動，促使歐洲幾個主要國家改變其政府的行政結構和措施，成為建立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主要影響因素。
人們才了解文官不過是帝制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部分，而且文官的數目遠不如屬於政府結構中下階層的胥吏和僚屬。也許西方人大都被文官制度中的官吏所迷住，很少有人注意到官僚科層的這些下級階層。由於中國的歷史文獻幾乎忽略掉他們，即使是學者，通常也只是模糊地意識到這些「其他階層」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