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創業史柳青免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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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1916-1978)，陝西吳堡縣人，1938年到延安後開始小說創作。在寫作《創業史》之前，出版有長篇《種谷記》(1947)和《銅牆鐵壁》(1951)。50年代，柳青較長時間生活在陝西長安縣的皇甫村，參與了當地農業合作化的過程。這期間，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寫(收入《皇甫村三年》)和中篇《狠透鐵》等以外，都在為擬議中的宏篇巨構《創業史》作準備。《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連載，次年出版單行本。「文革」發生，使寫作計劃中斷。「文革」結束後，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個計劃終於未能完成。
《創業史》的故事發生在陝西渭河平原的下堡鄉的蛤蟆灘。第一部寫互助合作「帶頭人」梁生寶領導的互助組的鞏固和發展，第二部則寫到試辦農業合作社。對於這部小說的主旨，作者作過這樣的說明：「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麼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個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這個主題思想和這個題材范圍的統一，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具體內容。」(註：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作家對農民的歷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彌補了這種觀念「論證式」的構思和展開方式可能出現的弊端，但反過來，這種寫作方式還是極大地限制了作者生活體驗敞開的程度。小說第一部出版後，在文學界獲得極高的評價。一年多的時間里，報刊贊揚的評介文章有五十餘篇。肯定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反映農村廣闊生活的深刻程度」。若干評論文章指出，作家的傑出之處，是敏銳地揭示還不為許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潛流」，揭示潛在的、還未充分暴露的農村各階層的心理動向和階級沖突，並向歷史深處延伸，挖掘了矛盾的、現實的、歷史的根源。小說通過活躍借貸、買稻種和分稻種、進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事件，組織起了錯綜的各條矛盾線索。這些矛盾著的力量最終構成兩個「陣線」：一邊是堅決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寶、高增福等貧雇農，另一邊則是土改時彎下了腰，現在又想重振威勢的富農姚士傑，從土改時驚惶狀態中恢復過來的富裕中農郭世富，和開始走個人「發家」道路的村長郭振山。而處於這兩條「陣線」之間的，是像梁三老漢這樣的徘徊、搖擺的農民。作家表現了不同心理動向的各階層農民之間的復雜關系。「廣闊」和「深刻」，這是當時對「史詩性」的「現實主義小說」的最高尺度。當然，柳青在小說中有關農村階級關系的這種「深刻」闡析，根據的是50年代人們已耳熟能詳的政策文件；作家的創造是把對農民生活和心理的體驗和藝術想像，納入這一框架之中。《創業史》高度評價的另一依據，是創造了一組達到「相當藝術水平」的人物。而特別受到注意的，則是梁生寶這一「新人」的「光輝形象」。把這一人物的創造，看作是《創業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標志，是當時批評界的相當一致的認識。有的批評家把梁生寶與阿Q放在一起比較，來談論中國現代歷史和文學的變化和發展。這種討論方式，包含了「藝術典型」等級的價值估斷。(註：姚文元《從阿Q到梁生寶——從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國農民的歷史道路》，《上海文學》1961年第1期。)《創業史》運用了夾敘夾議的敘述方式。在人物語言方面，採用經過提煉的口語，而敘述語言則是充分書面化的。這構成了一種對比。敘述語調與人物語言的距離，有助於實現敘述者對故事的介入，顯示敘述者「全知」的「權威姿態」：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動機，「觀察」、「監視」人物的思想、心理、行為與「歷史規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對人物、事件作出解說和評論；雖然這種評論常用詼諧和幽默的方式進行。在小說的藝術形態上，柳青似乎並不追求像趙樹理那樣的「大眾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動性。但這並沒有妨礙它獲得批評界的賞識。從這個側面，也可以發現五六十年代文學與延安文學之間的復雜關系。
對於《創業史》(第一部)，在60年代曾發生爭論。1960年，邵荃麟在《文藝報》編輯部的一次會議說：「《創業史》中梁三老漢比梁生寶寫得好，概括了中國幾千年來個體農民的精神負擔。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漢這個人物，因此，對這部作品分析不夠深」；「我覺得梁生寶不是最成功的，作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漢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註：《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第8、9期合刊。)在此前後，嚴家炎撰寫的評論《創業史》的文章，(註：《〈創業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文學評論》1961年第6期)，《關於梁生寶形象》(《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梁生寶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創造問題》(《文學評論》1964年第4期)。)也表達了相近的觀點。他不同意《創業史》的最大成就在於塑造了梁生寶這個「嶄新的青年農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說法」，認為在反映「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偉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創業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梁三老漢形象的塑造上」。他的根據是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豐滿」、「厚實」，即美學的標准；另一則是在「兩條道路斗爭」中處於觀望、動搖的「中間狀態」農民的表現，在揭示社會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廣度」上的意義，即題材的價值問題。與此相關，嚴家炎指出，梁生寶在當代農村小說「新英雄人物」塑造中，雖然是「水平線以上」的，但其成功程度，並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樣。他提出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他後來補充說，「三多三不足」有的並不是缺點)：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外圍烘托多，放在沖突中表現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描繪不足。在爭論中，嚴家炎又進一步指出梁生寶形象的過分理想化的問題。這些觀點，受到包括作家在內的大多數批評家的反對(註：批評邵荃麟、嚴家炎觀點的文章，除柳青的外，主要有艾克恩《英雄人物的力量》(《上海文學》1963年第1期)、馮健男《再談梁生寶》(《上海文學》1963年第9期)、蔡葵、卜林扉《這樣的批評符合實際嗎?——與〈關於梁生寶形象〉一文商榷》(《延河》1963年第10期)、吳中傑、高雲《關於新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上海文學》1963年第10期)、朱寨《從對梁三老漢的評價看『寫中間人物』主張的實質》(《文學評論》1964年第2期)、姚文元《使社會主義蛻化變質的理論——提倡寫「中間人物」的反動實質》(1964年12月14日《解放日報》(上海)。)。在《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一文中，柳青激動地說，報刊上的評論文章，對於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他根本不打算說話，但對嚴家炎的觀點，「卻無論如何不能沉默」，因為其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則問題」；「我如果對這些重大的問題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對革命文學事業不嚴肅的表現。」(註：《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論爭雙方在文學創作要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要「深刻」表現農村的斗爭等要求上，並無分歧。分歧的是對藝術形象所作的美學評價，以及題材價值的不同認識。就後者而言，邵荃麟、嚴家炎等事實上是強調有著「幾千年來個體農民的精神負擔」的人物形象與表現「歷史真實」的聯系。在這點上，邵荃麟等在某種程度上回到原先的論敵胡風的立場。在美學評價上，嚴家炎等以「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的藝術「成規」(客觀描繪，性格刻畫，形象的豐滿、完整)來質疑柳青的創作，而柳青在反駁中，卻提出一種更具「直接性」的美學標准。他對《創業史》為什麼要安排這樣的矛盾沖突，沖突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形式，人物為什麼具有這樣的思想性格，有這樣的「氣質」、心理、行動等等，都根據現實政治理論和政策規定，給予確定的、條分縷析的說明。

《柳青文集（共四卷）》
【作者】：柳青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頁數】：共四卷
【裝禎】：盒裝
【開本】：大32開
【ISBN】：7020049877
【出版時間】：2002-8-1
【原書定價】：￥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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