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眼中金庸小說價值的變遷閱讀

G. 金庸武俠小說中"武俠價值觀"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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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當前學界對其武俠小說文字意義和藝術特徵的論述

誰的小說？我在學校時候考過金庸的。

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

作者：嚴家炎

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說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殺戮的觀念——小說界以
平等開放態度處理中華各族關系的第一人——糾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愛
護百姓」為新尺度——揭示權力的腐蝕作用——滲透著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精神——銳
利的針對現實的批判鋒芒——用現代心理學觀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武俠小說誕生在漫
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作為封閉的農業社會的產物，眾多武俠小說在褒揚俠義精神的同
時，也留下了諸如熱衷仕途、嫉仇嗜殺、迷信果報乃至奴才意識之類特殊印記。「五四」
以來的新文學家，像茅盾、鄭振鋒、翟秋白，都從武俠小說的圈外寫過嚴厲批評（卻也
不無偏頗）的文章，寄託了對這類文學加以改造的願望。
五十年代出現的梁羽生、金庸、古龍等新派武俠小說家，則可以說進入到圈內對這
類作品進行了改造。他們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經驗，在保持武俠小說
傳統型範的同時，通過自己的藝術筆墨，體現出現代人應有的時代意識，成功地實現了
武俠小說從思想到藝術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現出許多嶄新的質素。金庸作品尤其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說家，他自己說過：「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
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
社會的看法。」①金庸作品中的現代意識，便是作者對傳統武俠小說一系列觀念實行變革、
改造的體現，也是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為「新」的重要標志。
一
舊式武俠小說的一個普遍觀念是「快意恩仇」。為了報仇，而且要「快意」，殺人就
不算一回事。惡徒固然任意行凶，殺人如麻，即使俠士，殺得性起，竟也殃及無辜。
《水滸傳）就寫武松為了報仇，血濺鴛鴦樓，殺了張都監一家老少十餘口，連兒童、
馬夫。」丫環、廚師也不能倖免。李逢江州劫法場，更是「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
《無雙傳》中的古押衙行俠，「冤死者十餘人」。好像英雄們一朝正義在握，就有權
對邪派徒眾殺個干凈。我們暫且不論武俠小說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學者所說，證明中國
人有潛在的嗜血慾望；但舊武俠小說中這類描述的大量存在，無論從道德角度或法律角
度看，無疑代表了古代社會留下的一種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說卻從根本上批評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殺戮這種觀念。《射鵬英雄傳》
里的郭靖，懷著家國雙重悲痛對完顏洪烈完成了復仇，後來卻引出一場思想危機：他「一
想到『復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自忖父仇雖復，卻害死了這許
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②甚至一度對學武產生
懷疑。《神鵰俠侶》寫楊過為其父楊康報仇，卻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婦「國事為先」的精
神所感動，深責「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③後來知道了父親的為人和死因，更是慚愧
無地，徹底放棄復仇的念頭。《雪山飛狐》通過苗若蘭之口，道出其父苗人鳳的想法：「百
余年來，胡苗范田四家子孫怨怨相報，沒一代能得善終。……所以我爹立下一條家訓，
自他以後，苗門的子孫不許學武。他也決不收一個弟子。我爹說道：縱然他將來給仇人
殺了，苗家子弟不會武藝自然無法為他報仇。那麼這百餘年來愈積愈重的血債，愈來愈
是糾纏不清的冤孽，或許就可一筆勾銷了。」④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帶有貶義地寫了
林平之這個復仇狂。他在為父母報仇這天，居然穿上錦綉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過
一個盛大的節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敵有瓜葛的人一概殺死，而且像貓戲弄老鼠似地只顧
自己戲弄青城派頭頭余滄海以達到復仇的快意，卻將處於危險中的妻子岳靈珊置於不顧。
最後為了報復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動手刺殺了岳靈珊。作者在字里行間不加掩飾地流露
出對這一人物的厭惡之情。金庸並不反對殺那些作惡多端的人，卻反對睚眥必報和濫殺
無辜。《天龍八部）中的喬峰就說：「咱們學武之人，第一不可濫殺無辜。」⑤這一切，不
禁令人想起新文學奠基人魯迅對復讎問題的意見。在魯迅編錄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一
書中，《會稽典錄卷下》收有> Transfer inte朱朗，字恭明，父為道士，淫祀不法，
游在諸縣，為烏傷長陳君頁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君頁以病亡，朗乃刺殺君
頁子。事發，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針對文中所載朱朗其人其事，魯迅寫了這樣一段案語：案：《春秋》之義，當罪而誅
不言於報，匹夫之怨止於其身。今朗父不法，誅當其辜。
而朗之復仇，乃及胤嗣。漢季大亂，教法廢壞，離經獲譽，有慚德已。豈其猶有美
行，足以稱紀？⑥魯迅在小說《鑄劍》中，曾贊頌了眉間尺、黑色人於專制統治下不得
已而求諸法外向暴君復仇的正義行動。但在這里，他卻嚴厲指斥朱朗的所謂「復仇」。魯
迅認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誅當其辜」，「當罪而誅不言於報」，這種行動已
無正義性可言，決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強說到報仇，「匹夫之怨止於其身」，豈可像
朱朗那樣殺人之子！魯迅這種態度，大體代表了現代人對「復仇」的看法。金庸小說有
關復仇的一系列筆墨，都證明作者的思想和魯迅等新文學家是相當一致，而和傳統武俠
小說卻大相徑庭。二 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裡，怎樣看待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能否掙脫
傳統的狹隘民族觀念的束縛，也是檢驗作品有無現代精神的標尺。
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寫了很多「反清復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漢族立場上，反對
滿族統治，書中俠士代表正義方面，而「韃子」皇帝則一概為好邪。這種民族關繫上的
簡單觀念，既與當時的反清革命思潮有關，也是儒家傳統思想具有某種狹隘封閉性的反
映。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繫上，儒家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尊夏貶夷，認為「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⑦主張「用夏變夷」，截然反對「變於夷」，表現出排斥其他民族長處的
傾向，用孟子的話叫做：「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民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在一些人眼裡，也都是異常出格的事。武俠小說也深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
金庸最早的小說《書劍恩仇錄》採用漢族一個民間傳說的素材，或許還潛在地留有
這類痕跡。
但稍後的小說，隨著作者歷史視野越來越寬廣，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也就越發
突破儒家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中華許多兄弟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贊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處、互助共榮的思想，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
掠奪、蹂躪視為歷史上不幸的一頁。金庸的傑作《天龍八部》，就不限於寫一個宋朝，而
以當時中國版圖內的宋、遼、西夏、大理、吐著五個區域為背景，讓段譽、喬峰、虛竹
三位主角的足跡幾乎遍及中華全境。其中喬峰的悲劇，尤其強烈地震撼讀者，迫人深剩
這位主人公一出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幫內部的嚴重叛亂，令
人信服地展示了傑出的領袖才能和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他從小受的是北宋年間以儒家
為主的漢人文化教育，這使他確立了一套「正統」的道德規范：講究「夷夏之辨」，忠於
國家民族，孝敬父母師長，對弱小者仁愛，處事正直公平，反對濫殺無辜。但命運跟他
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後證明他是一個契丹人，並在辯誣自衛過程中不得已殺傷他人。
作者通過喬峰的經歷和走向自殺的悲劇結局，不僅控訴了遼宋統治集團對異族百姓的殘
殺掠奪，而且向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出質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於區分了正和邪、善和惡、
敵和友么？不間是非曲直，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一邊，契丹人一定得忠於契丹，這種觀
念真的對么？小說通過智光大師有佛學色彩的揭語：「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
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訴讀者應
該對漢人契丹「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天龍八部》第19章寫蒙冤受屈的喬峰在聚賢庄英雄會上與少林寺玄寂、玄難二僧
對打時，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繼，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
這手法太也卑鄙！」
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別種拳法擊敗「太
祖長拳」，別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
華胡之異，更加深了眾人的敵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
拉扯不上別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璣穴」，使
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著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
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勝了
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
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
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干係。這時
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⑨被群雄罵為「契丹胡狗」的喬峰，使用的倒是本朝開國
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聲聲以中華武術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實卻是天竺胡僧達摩
祖師傳下來的，這豈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金庸有意設計這一情節，目的就在提醒人們：
嚴守夷夏之防，拒絕學習外族的長處，將會使自己陷入多麼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說《天龍八部》中金庸已經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狹隘民族主義問題，那麼，
到幾年以後寫《鹿鼎記》中康熙皇帝時，這種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康熙是《鹿鼎記》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
小說從他與「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鰲拜而逐
漸成長。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致親切。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當台灣遭遇嚴重
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減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賑災。浙江
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贊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詞。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
屬，決不受下屬的控制。小說中反清復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
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
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
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
好些嗎？」⑩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改用全國百姓利益來衡量，應該承認康熙的話
並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大體符合實際的。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聖君」
的標准。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劍》
時，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極的情節，顯然也是為了把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貫徹
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聽到皇太極與範文程等大臣的談話。皇太極說：「南朝所以
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只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
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還商量入關後輕搖薄賦，解民之困厄。這使
袁承志深受震動，覺得「這韃子皇帝當真厲害，崇偵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我非殺
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就算闖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隱隱感
到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這就合理地寫出清王朝能打敗明軍和闖軍，
維持近三百年統治，決非出於偶然，而是和當時許多歷史條件包括滿族一些傑出領袖人
物的作用分不開的。
在武俠小說中承認並寫出中國少數民族及其領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開放的態度
處理各民族間的關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也已寫了新
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熱烈動人的生活場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傑的成功形象。《天龍八
部》寫了喬峰（蕭峰）這樣感天動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更塑造出有道
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可見，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
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三 對於江湖上正與邪、俠義道與黑道、名門正派與
魔教之間的斗爭，金庸顯然也有過很多思考。傳統武俠小說出於舊式正統觀念，在正邪
一類問題上採取黑白分明的簡單二 分法：正則全正，邪則極邪。金庸則在小說里寫了許
多極復雜的正邪斗爭，其中有部分確實存在著是和非、正義和邪惡的嚴重對立，但也有
不少只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挑動的。（笑做江湖）里衡山派高
手劉正風想要金盆洗手，這件事並沒有觸犯誰的利益，不料所謂「正派」里的嵩山派站
出來堅決阻撓和干預，不許他舉行金盆洗手典禮。他們硬給劉正風按上了「結交魔教長
老曲洋」的罪名，殺了劉正風全部家屬，最後連身受重傷、逃出來隱居的劉正風，以及
曲洋的十二三歲的孫女都不放過。
真是殘忍毒辣之至！令狐沖曾經這樣責間嵩山派的費彬：「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
外道誓不兩立，這『俠義』二字，是什麼意思？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俠義？殘殺
無辜幼女，算不算俠義？要是這種種事情都幹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麼分別？」恆山
派掌門人定逸師太在吃盡嵩山派一再化裝偷襲的苦頭之後，也對令狐沖說：「像嵩山派這
樣狼子野心，卻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嗎？」小說通過
具體情節告訴讀者：是和非，正義和邪惡，不能只按表面名稱來劃分，應該作具體分析。
事實上，俠義道和魔教兩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惡勢力。青城派掌門人余滄海，
嵩山派掌門人左冷禪，都在俠義道，卻都是陰險狠毒、作惡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華山
派掌門人岳不群這類偽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龍記》中張三豐說的那樣：「這正邪兩字，
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也許金庸對中國近百年來由於種種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斷、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
歷史狀況實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說里一再寫到了武林中層出不窮的門派斗爭。《倚天
屠龍記》不但寫了明教與正教的矛盾，而且寫到了明教內部各種勢力你爭我奪所造成的
分崩離析，也寫到了正教各派有時聯合有時爭奪而帶來的相互屠殺和被人利用。《鹿鼎記》
中，天地會、沐王府等各種反清勢力只要聚會在一起，總是爭吵誰算正統——究竟南明
的唐王是真命天子，還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為此而動起武來。在這些復雜的斗爭中，
張無忌出任明教教主後協調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後與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
為玉帛，無疑代表著作者的理想，其中實際上也包含了中國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紛爭中吃
盡苦頭、付出血的代價所得來的教訓。
金庸對正與邪、英雄與罪人等問題，顯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鵰英雄傳》將結束時，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間有過一場爭論。年邁的成吉思汗
回顧一生，意得志滿，認為他所建的國家，大到無與倫比，古今英雄，沒有誰及得上他。
郭靖卻表示不同意，他說：「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
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這里所說的意見，當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為民造福，愛護百姓」，才是金
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鵰英雄傳》附錄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對成吉思汗
表示過這樣的評價：「他是人類歷史中位居第一的軍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雖然也有溝
通東西文化的功勞，但對於整個人類，恐怕終究還是罪大於功。《射鵰英雄傳》所頌揚的
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為尺度考察各派斗爭的主張，使正邪的鑒別有了客
觀標准。這一思想是富有歷史和現實的深度的，雖然它表面上通過武俠小說這種遠離現
實的形態呈現出來。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談論武林人物的正與邪，也避免懸空討論人性的好與壞。他認為，
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發生變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說中，金庸通過場面
和情節自然地顯示：權力對人有腐蝕作用，好人一旦走到當權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
走向腐化。任我行剛從東方不敗的監獄中逃出來時，對東方不敗搞個人迷信的一套非常
生氣。上官雲一見他的面，就習慣他說：「屬下上官雲參見教主，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
湖」，把他像東方不敗那樣吹捧。任我行很覺得反感，當場挖苦說：「什麼千秋萬載，一
統江湖，當我是秦始皇嗎？」又說：「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
哪裡有千秋萬載的事？」甚至心裡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說上官雲武功既高，為人又極耿
直，怎他說起話來滿口諛詞，陳腔濫調，直似個不知廉恥的小人？難道江湖上傳聞多誤，
他只是浪得虛名？」不由得皺起了眉頭。隨即他就對上官雲叮囑了一句：「上官兄弟，咱
們之間，今後這一套全都免了。」可見當初的任我行，頭腦是很清醒的。但當他在別人幫
助下殺了東方不敗，真的重新當上教主之後，又覺得東方不敗定下的這套規矩也挺有意
思，足以維護教主的威嚴，也就沿襲下去，不再廢止了。而且越到後來，變得野心越大。
無怪乎令狐沖遠遠望著教主的座位，心裡忽然想到：「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
方不敗，卻有什麼區別？」連他女兒任盈盈都對令狐沖說：「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
個性子很快就變了。」《倚天屠龍記）中的周芷若，原本是個單純的姑娘。但在滅絕師太
逼她發誓並且真的讓她當了峨嵋派掌門人之後，她就逐漸發生變化，開始自覺地追逐權
勢，昧著良心做壞事，後來更是野心越來越大，要當「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
韓林兒帶開玩笑地對張無忌和周芷若說：將來推翻元朝之後，「教主（指張無忌——引者）
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後娘娘。……」周芷若聽著居然「不勝之喜」。張無忌馬上說：
「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誅地滅，不得好死。」周主若這時「臉色微變」。足見
周主若野心膨脹到何等程度。金庸在這里所提出的「權力產生腐敗」的問題，實在非常
尖銳，也非常深刻。他寫的是人性的普遍弱點。雖然理論上沒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實
際上已經把必須建立監督制度以防範領導者腐化的問題點出來了。這也說明，金庸的武
俠小說在思想內容上確實能給人有益的啟示。
四
舊式武俠小說有一個重要的情節模式：行俠——報國——封蔭。所謂「斬得名王獻
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個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俠義小
說，主人公都是「忠義官俠」，實際成為清官家奴，更沒有獨立的人格，用魯迅《中國小
說史略》的話來說：「終必為一大僚隸卒」。金庸小說雖也寫古代，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
俠小說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價值觀念，滲透著個性解
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金庸寫了許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們率性而為，行俠仗義，生命
可以犧牲，卻絕不做官府的鷹犬；他們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敗，而且反抗
幾千年來形成的不合理的禮法習俗，具有濃重的個性主義色彩。楊過便是其中突出的一
位。
在世俗人物眼裡，師徒名分不可逾越，楊過和小龍女卻無視周圍社會的壓力，偏要
拋開這名分不管，由師徒變成夫妻。面對武林群雄的紛紛指責，楊過斬釘截鐵地回答：
「你們斬我一千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龍女被人姦汙後，楊過仍不以為意，
堅決要和小龍女結合，可見封建貞節觀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楊過是禮教習俗的
自覺的叛逆者。
不僅楊過一人如此，其他小說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熱誠，全無偽飾；
「東邪」黃葯師的灑脫超逸，偏於乖戾；「老頑童」周怕通的了無機心，天真率性；令狐
沖的狂放不羈，笑做江湖；狄雲、張無忌的躲開污濁，遁世而居；他們都是獨立的樹，
而不是依附的藤蘿。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擯棄「權勢」、「威福」、「玉帛」之類世俗舊觀念，
追求自由自在、合於天性的生活。令狐沖說：「人生在世，會當暢情適意，連酒也不能喝，
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頭上不能還手，還做什麼人？不如及早死了，來得爽快。」這正
是個性主義精神的體現。在金庸筆下，連已經繼承了帝位的段譽、段智興，最後也都走
上出家之路。
金庸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也已拋開一切社會經濟利害的因素，成為一種脫俗的
純情的也是理想的性愛。郭靖完全不考慮華箏的公主地位而決心與黃蓉相好。趙敏為了
張無忌，毅然拋開郡主的家門。胡一刀選擇妻子時，置大筆財富於不顧，他說：「世上最
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凡此種種，無不寄託了作
者的感情傾向。
金庸在個人與社會總體的關繫上，主張要為多數民眾的利益著想。贊美喬峰、郭靖
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而在個人與個人的關繫上，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人格，
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側面。人，
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像近
代西方有些人那樣只講個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脹，人慾橫流，社會公眾利益受到侵害，
這個社會就會發生種種問題。可是像古代中國有些思想家那樣，只肯定群體或王權利益，
過分抑制甚至無視個體利益，犧牲人的個性，這個社會也會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造成
許多悲劇。只有將社會責任和個性自由兩者兼顧，才真正是人類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健全
意識。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達的現代意識。五 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識的，也許
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俠小說註定要遠離現實。但究其實，並不可一概而論。金庸小說的有
些內容，是作者在當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發，它們不但不脫離現實，反而應該說是深入
現實的筆墨。作為政論家同時又是小說家的金庸，對諸多的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常常
保持著客觀、清醒、獨立思考的態度。創作過程中，他把得自現實的這些感受連同自己
的某些真知的見，融匯入小說，轉化成形象。這是金庸武俠小說富有思想性的一個重要
原因。
只要讀讀《射鵰英雄傳》的第一回，我們就知道金庸不但相當熟悉南宋時期的政治
軍事斗爭，而且對那段歷史很有自己的見解。這一回的文字浸透著一種悲憤的激情，為
全書奠定了基調。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檜害死了岳飛。《射鵰英雄傳》卻通過曲三和說書
人張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爺爺的罪魁禍首，只怕不是秦檜，而是高宗皇帝」，
他為了坐穩他的皇帝寶座，寧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欽二帝的岳飛害死，向金
國一再退讓，甚至竟然向金國皇帝上降表稱臣。這就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九一八」事
變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淪喪，主張抗日的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被
殺害，等等。台灣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鵬英雄傳》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屬於香港
《大公報》系統這個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說內容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是一個緣由（直到19
79年，台灣初次印這部作品時，還要改個名字，叫做《大漠英雄傳》。
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讀者，當他們讀到《笑做江湖》中寫日月神教和《鹿
鼎記》中寫神龍教的那些筆墨時，一定會聯想到「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強制推行
的所謂「早請示」、「晚匯報」、「三忠於」、「四無限」那套極端個人迷信的活動。小說中
的日月神教，在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一夥把持下，強令徒眾服有毒葯物而自己則壟斷解葯，
以維持教主的個人權威。部屬每人說話，一開口就是：「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
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人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說什麼：「教
主指示聖明，歷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於天下」，「屬下謹奉令旨，
忠心為主，萬世不辭。」荒誕的情節形式，呈現著發人深思的現實內容。有關神龍教的描
寫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筆墨並不是出現在「文革」結束。
中共中央作出否定這場動亂的決議之後，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間「文革」正在
進行，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寫出的。這就真正顯示出作者辨別復雜事
物的可貴眼力和敢於堅持真理的無畏勇氣。即使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中，由於「左」傾思
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一位名叫林彬
的香港電台廣播員，就因為批評「文革」中的個人迷信現象而在1967年那嘲紅色風暴」
中被人以汽油澆身活活燒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殺的「五人黑名單」，一度被迫離港出走。
事情就曾這樣十分荒唐而又尖銳得血淋淋地擺在人們面前。只有了解這些，我們

I. 金庸武俠小說為何能影響一代人

我覺得金庸小說的成功以及風靡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缺少任何一方面 他的作品都不會火到這種程度
外因方面
上世紀6070年代是新派武俠小說發展最好的一個時期 最早的應該算是梁羽生 其後金庸古龍卧龍生等等都開始寫 這個時期武俠小說創作集體井噴 寫作和閱讀的受眾都可謂是空前的 一方面比之前的還珠樓主白羽等人的老派武俠要生動更多更吸引人內涵也更為豐富 另一方面 整個華人屆是趨於一個政治和社會比較穩定的狀態 人們對通俗文學的閱讀較以前更廣泛也更多（正因為武俠小說作為通俗文學中的一種 它的傳播范圍自然比一般的文學作品廣 這也就是為什麼說那時「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是大的環境和閱讀氛圍
內因方面
金庸在這個時期 確實是對武俠小說創作 整體實力最強的一個 他比古龍的寫實 比梁羽生的生動好看 更關鍵的是 他的武俠小說不單純是武俠小說 而是有著較為深刻的內涵 金庸個人的國學修養非常強（撰武俠小說之前就是著名的傳媒人 也是《明報》創始人之一 這也為他的武俠小說創作提供了充分的滋養） 比如他的《射鵰英雄傳》就是以中國傳統「易經」為載體創作的 《笑傲江湖》算是個政治斗爭的寓言 《連城訣》探討了人性中的惡 《天龍八部》探討了復雜的人性 《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分別就儒家和道家的視角塑造了兩個主人公郭靖和楊過 《鹿鼎記》分明就是半部中國歷代的政治變遷史算是一部歷史的一本歷史視角的武俠小說 而且探討了關於中國人國民性的問題 這些都是金庸小說在觀點和主旨方面的 就細節而言 他創造的武功啊情節啊以及和真實歷史的嫁接啊 等等 都可謂無人出其右 這些都是金庸武俠小說能夠成功的主觀方面的因素
所以說 在上世紀6070年代 那個時候 人民大眾普遍缺乏精神的和娛樂的雙重滿足和需求 而金庸的武俠小說 恰恰在思想性精神性 和娛樂性休閑性兩個方面給了華人讀者滿足 你說 這樣的作品有可能不風靡全球華語文學界嗎？
公開表示喜歡金庸武俠小說的名人有很多 甚至包括鄧小平蔣經國等政治家 山野村夫就更不用說 為什麼他能夠爭取到這兩方面多層次的讀者群 就是因為金庸的書 屬於那種 你具備多少給養就能從中汲取多少東西的人 不同層次的人在他的小說中所得到和體會到的是不同的 有民族大義 有文化傳統 有勵志故事 有郎才女貌 有兵器武功 等等 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處
而反觀今日 金庸小說照當年比是式微的 但是這是人們閱讀習慣以及生活方式乃至主流價值觀改變的結果 試問現在讀書的人還有多少呢？ 分到讀武俠和金庸的人頭上就更少 而且金庸小說里所宣揚的東西 未必都當下的年輕人認同 對吧？
因此 我覺得被金庸武俠小說影響深刻的 確是你問題中提到的那樣 屬那「一代人」 金庸的小說也避免不了時代和其個人的局限性 因為誰都避免不了

J. 求金庸武俠小說研究性學習的心得八個和論文1篇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 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 「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