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小說求雨閱讀答案

Ⅰ 求 雨 汪曾祺 閱讀答案

1.答案：下雨前，人們的眼睛是藍的，表現了他們盼雨的急切心情。下雨後，眼睛是黑亮的，映著火光，說明了雨給人們帶來了喜悅與希望。（或兩處對眼睛的特寫，都是從望兒的視角來寫的，表現了孩子機靈、純真的美好品性。雨前人們的眼睛是藍色的，突出人們盼雨的逼切心情，雨後人們的眼睛是黑亮的，表達了雨給人們帶來的喜悅與希望）

2.

3.答案：（1）通過以望兒為首的小孩子求雨這樣一小故事，提示普通人身上的人性美。（2）表現了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艱辛以及具有安身立命的堅忍，體現了作者對他們的同情與贊美。（3）通過這些小人物小故事來表現一種生活的真實與平淡。（4）作者意在通過小孩子「求雨」這樣一件看似游戲的小故事，表現一種風俗、一份溫情，一種愛與美。（只要答出其中3點即可）

Ⅱ 求雨的閱讀答案

是汪曾祺的么？？
1、文章在下雨前後都寫到人們的眼睛，有什麼不同？其作用是什麼？
答案：下雨前，人們的眼睛是藍的，表現了他們盼雨的急切心情。下雨後，眼睛是黑亮的，映著火光，說明了雨給人們帶來了喜悅與希望。（或兩處對眼睛的特寫，都是從望兒的視角來寫的，表現了孩子機靈、純真的美好品性。雨前人們的眼睛是藍色的，突出人們盼雨的逼切心情，雨後人們的眼睛是黑亮的，表達了雨給人們帶來的喜悅與希望）
2、汪曾琪小說記敘的大多是身處社會下層小人物的小故事，意在反應什麼？
答案：（1）通過以望兒為首的小孩子求雨這樣一小故事，提示普通人身上的人性美。（2）表現了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艱辛以及具有安身立命的堅忍，體現了作者對他們的同情與贊美。（3）通過這些小人物小故事來表現一種生活的真實與平淡。（4）作者意在通過小孩子「求雨」這樣一件看似游戲的小故事，表現一種風俗、一份溫情，一種愛與美。（只要答出其中3點即可）

Ⅲ 趙樹理的作品

代表作品：
《小二黑結婚》 1943
《李有才板話》 1943
《李家莊的變遷》 1946
《福貴》 1946
《鍛煉鍛煉》 1957
《求雨》 1954
《靈泉洞》（上集） 1958
《實幹家潘永福》 1960
《三里灣》 1955

Ⅳ 趙樹理的代表作是什麼

趙樹理的代表作：
《小二黑結婚》
1943年趙樹理和王春一塊調到北方局黨校政策研究室工作。他在左權縣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民兵隊長岳冬至和智英祥搞戀愛，被混進村政權的壞人害死了。經過藝術概括，他寫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
《李有才板話》

1943年11月創作了《李有才板話》，
這部作品是配合減租苟成息斗爭的，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農村階級斗爭的錯綜復雜的形勢，對沒有工作經驗的幹部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李家莊的變遷》
1945年冬，趙樹理回家探親。他在故居西小樓上創作了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這部小說揭露了舊社會地主集團對貧下中農種種剝削壓迫，它是為了動員人民參加上黨戰役的。

《催糧差》、《福貴》

1946年趙樹理在陽城縣見到好多歸鄉人員到處鑽頭覓縫找事干，恐我們有些新同志認不清楚，所以寫了短篇《催糧差》。此後不久，作者又寫了短篇《福貴》。
《鍛煉鍛煉》
1957年趙樹理在自己的家鄉尉遲村參加了全民整風運動。他看到中農幹部中有一種和事佬思想，對有落後思想的人進行庇護，對新生力量進行壓制。這種現象雖不太普遍，卻有一定代表性。為了教育這部分人，趙樹理創作了短篇小說《鍛煉鍛煉》。
《求雨》

1954年趙樹理還寫過一個短篇叫《求雨》，它說明土地改革雖然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沒有清除農民的封建意識。
《三里灣》

1952年春，趙樹理重返晉東南，到平順縣川底村郭玉恩農業社蹲點。從秋收、分配、擴社、並社一直到准備開渠他都參加了。對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矛盾沖突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變化有著深刻的了解。年底趙樹理回到北京，擬訂了長篇小說《三里灣》的創作計劃 。
(4)趙樹理小說求雨閱讀答案擴展閱讀：
寫作風格：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個小說流派「山葯蛋派」。這個流派以作家趙樹理為代表，其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
他植根於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參考資料來源：趙樹理-網路

Ⅳ 趙樹理小說藝術特點

1、創作特點
趙樹理的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
2、人物簡介
趙樹理（1906年—1970年），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山葯蛋派創始人。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范，開始寫新詩和小說。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解放後先後在《工人日報》《說說唱唱》《曲藝》《人民文學》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晉城縣委副書記。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於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斗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開創的文學「山葯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
3、評價
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 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評論家周揚評）
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厚，真實地再現了中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有一種新鮮活潑、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化風格，形成一個俗稱「山葯蛋派」的文學流派。
趙樹理全身心投入到為農民寫作之中，被譽為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不論是在硝煙彌漫的四十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小說創作，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他既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又經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他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閱讀水平和審美情趣。趙樹理在表現農民的願望和心聲的同時，也深入地表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

Ⅵ 評論趙樹理的小說《傳家寶》

對於趙樹理等的創作，是否可以看作一個小說流派，人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不過，在50年代，文學界確有催成山西小說作家形成創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揚到了山西，明確提出有意識地發展有特色的文學流派。當年10月，山西的文學刊物《火花》創刊，對趙樹理等的創作經驗的總結是該刊的經常性主題。1958年5月，《文藝報》和《火花》在山西召開座談會總結山西作家的創作特色。不久，《文藝報》還以「山西文藝特輯」的專欄(註：《文藝報》1958年第11期。)，介紹、高度評價山西作家的創作成績。建立「流派」的努力，由於種種原因後來沒有繼續得到強調，但他們的創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跡可尋的共同性。這包括：一、地域的特徵。趙樹理、馬烽等長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於晉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鄉村的民情風俗參與了他們小說素質的構成。二、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的關系。小說的藝術自足性受到懷疑；「不作旁觀者」的文學主張，不僅是敘事意義上，而且更是小說「社會功能」上的。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的觀念，他們關於寫小說是為了「勸人」，能「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註：趙樹理《也算經驗》，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的預期，是寫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但又認為，「本來面貌」，是以一個有先進思想的農民的眼睛的所見、所聞、所感。四、重視故事敘述的完整和語言的通俗，以便能讓識字不多的鄉村讀者接受。關於這個「流派」，評論界使用的稱謂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葯蛋派」等。
這個「流派」的作家，除趙樹理外，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馬烽(1922-)，山西孝義縣人。小學沒有畢業時，參加了八路軍。戰爭期間，從事晉綏邊區報紙、出版社編輯工作。1945年，與西戎合著長篇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後，1956年回到山西。馬烽五六十年代的創作，除《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電影文學劇本，和在刊物上連載的傳記文學《劉胡蘭傳》外，大都是短篇小說。主要作品有《結婚》、《飼養員趙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陽剛剛出山》、《我的第一個上級》、《老社員》等。西戎(1922-)抗日戰爭期間在晉綏邊區工作時開始小說創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報》、《四川文藝》編委、主編。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姑娘的秘密》、《豐產記》，後一個集子的作品(《燈芯絨》、《賴大嫂》、《豐產記》等)，寫於1961年以後，風格轉而向朴實趨近。其中，《賴大嫂》用揶揄的筆調，寫一個「無利不早起」的自私、愛撒潑的農村婦女，在生活中的處處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這個短篇既為倡導「現實主義深化」的批評家援引來闡述其論點，也為後來批判「現實主義深化」和「寫『中間人物』論」所重點抨擊的「標本」。(註：參見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寫中間人物」的一個標本》(《文藝報》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趙樹理(1906-1970)，山西沁水縣人。40年代，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在「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左翼文學界，獲得很高聲譽。50年代以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登記》、《求雨》、《金字》(根據記憶重寫)、《「鍛煉鍛煉」》、《老定額》、《套不住的手》、《楊老太爺》、《張來興》、《互作鑒定》、《賣煙葉》，長篇《三里灣》，電影故事《表明態度》，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部)、特寫(或傳記)《實幹家潘永福》。另外，還寫有鼓詞《石不爛趕車》，小調《王家坡》，澤州秧歌《開渠》，上黨梆子《十里店》和改編的上黨梆子《三關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編為各種文藝樣式。如《登記》便以《羅漢錢》的名字，分別改編為秦腔、豫劇、粵劇、評劇、滬劇等劇種演出。趙樹理的這些小說，大多仍取材於晉東南他的家鄉。他與這個地區的人、事仍保持著密切而持久的聯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來自「生活底層」的那種淳樸、誠實的特色。他繼續著打通「新文學」與「農村讀者」的隔閡的試驗。(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在小說觀念上，也堅持小說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同一的理解。不過，後來他似乎不再特別堅持把小說當作農村工作指南的那種看法，而更突出了從傳統戲曲等相承的「教誨」的功能觀。「俗話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寫小說便是要動搖那些習以為常、但不合理的「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因而，在《登記》、《三里灣》、《「鍛煉鍛煉」》等作品中，雖說農村開展的「運動」仍構成它們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開的關於社會風習、倫理的變革在農民心理、家庭關系、公私關繫上留下的波痕和沖突，是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來，趙樹理這個時期的小說，確是「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這是因為他離「當年」的「青春」漸遠。如果從作家所處的環境而言，那麼，在戰爭年代，政治意識形態對寫作的規范，仍存在著較大的「空間」，來有限度地容納作家的創造，容納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藝術想像；而趙樹理那時對農村傳統習俗和觀念所期望的更新，也與革命政治在農村所推動的變革，有許多重合之處。到了50年代，不僅文學寫作的規范更加嚴密，而且激進的經濟、社會變革進程對農村傳統生活的全面沖擊，使「社會發展」與「傳統」的沖突，引發作家尖銳的內心憂慮。他的那種建立在對民俗、民間文化的體認基礎上的藝術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憂慮於當代激進的經濟、政治變革對農村傳統生活和道德的過度破壞，對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傳統美德的維護和發掘，成為後期創作的主題。與《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三里灣》等表現「小字輩」掙脫老一輩的障礙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鑒定》、《實幹家潘永福》中，老一輩農民身上的品格，被敘述為年輕一代最重要的精神傳統。趙樹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說藝術，總體面貌與以前並無重大變化。然而，如評論者所說，這些「淵源於宋人話本及後來的擬話本」的作品，由於作者對某一形式的「越來越執著」，導致「故事進行緩慢」，有「鋪攤瑣碎」、「刻而不深的感覺」(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

三 趙樹理的「評價史」
對趙樹理小說和他的文學觀的評價，一直是眾說紛紜，有的看法且相距甚遠。即使是左翼文學界之中，評價也並不一律，且時有變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統地對趙樹理的小說給予很高評價的，是周揚發表於1946年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註：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報》(延安)。)。在這篇文章里，趙樹理被譽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李有才板話》是「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斗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趙樹理的小說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作為這種評價的延伸，次年8月，在晉察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與會者「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將之「作為我們的旗幟」(註：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在此前後，「解放區」的出版社，編印了多種趙樹理創作的評論集(註：如冀魯豫書店1947年7月初版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9月編輯印行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華書店1950年4月重印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蘇南1949年6月初版的《論趙樹理創作》等。)，收入周揚、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馮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會前後出版的兩套大型叢書中，趙樹理被做了頗為特殊的處理。他的創作理所當然地入選展示「解放區」文學實績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學選集》(茅盾主編)中設有他的專輯。事實上，趙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出版於1943年。這種安排，反映了將之「經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周揚的報告中，趙樹理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並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
不過，進入50年代以後，文學界對於趙樹理的評價也有些猶豫不定。在繼續把他作為一種「榜樣」來推崇的同時，他的小說的「缺點」也在不斷發現。這種發現，是「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來進行分析研究」的結果。因而，批評家提出了趙樹理「善於表現落後的一面，不善於表現前進的一面」的問題，並暗示他對創造新的英雄形象還缺乏自覺的意識。(註：竹可羽《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再談談〈關於《邪不壓正》〉》(2月25日《人民日報》)。)長篇《三里灣》發表後，在受到肯定的同時，「典型化」程度不夠的問題被著重地提了出來：對於農村的「無比復雜和尖銳的兩條路線斗爭」的展示，「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作者對於農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較少」，「沒有能夠把這個方面充分地真實地表現出來」，而對於農村的斗爭，農民內部和他們內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現得很嚴重，很尖銳，矛盾解決得都比較容易。(註：參見俞林《〈三里灣〉讀後》(《人民文學》1955年第7期)，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文藝報》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後期，這種評價上的猶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藝報》就「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組織了對《「鍛煉鍛煉」》的討論。雖然刊發了認為這個短篇是「歪曲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勞動婦女和社幹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編輯部卻是支持趙樹理的，它以王西彥對趙樹理「按照生活實際去刻畫有個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註：《〈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文藝報》1959年第10期。)，作為結論性意見。《文藝報》的這種辯護性的討論，可以看作是為了抵禦當時激進文學思潮。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因為趙樹理對1957年以後中共的農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質疑，而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受到「內部」批判。而在這個期間，文學界在農村題材小說中，作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經濟的「浪漫主義」的退潮中，文學界也有了「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出。這時，趙樹理的「價值」又被「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倡者所發掘和重新闡釋。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茅盾、邵荃麟等認為，「前幾年」對趙樹理的創作估計不足，「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些觀點，在隨後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闡發：「趙樹理在我們老一輩的作家群里，應該說是近二十年來最傑出也最扎實的一位短篇大師。但批評界對他這幾年的成就卻使人感到有點評價不足似的，……事實上他的作品在我們文學中應該說是現實主義最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礎真如鐵打的一般」，「趙樹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觸到的農村裡面，實在是首屈一指，當代其它作家都難於匹敵」(註：康濯《試論近年間的短篇小說》，《文學評論》1962年第5期。)。既然趙樹理是最能體現「現實主義深化」的作家，那麼，「文革」前夕對這種理論的批判，趙樹理又必定首當其沖。文學界對趙的評價發生了大轉變：「近幾年來，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沒有能夠用飽滿的革命熱情描畫出革命農民的精神面貌」，大連會議「不但沒有正確指出」他的「這個缺點」，「反而把這種缺點當做應當提倡的創作方向加以鼓吹」(註：《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後「文革」中對趙的激烈攻擊，從「文學觀」的角度而言，並沒有超越這一批評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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