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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近代小說知多少，讀書 1998年第7期
檢點一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小說的異軍突起、後來居上，無疑是文學史圖像中最搶眼的景觀。而八十年代以來，力求打通近、現、當代的時段劃分，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則使「回到晚清」成為具有合理性的歷史敘述方式。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熱心穿越「五四」的邊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尋找新文學的源頭，並確實收獲甚豐。研究者已經發現並論證，小說觀念的改變、創作的繁榮，均始自晚清。這當然主要是以文學創作的主體文人社群為考察對象得出的結論。在這一場文學變革中，「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說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忽而身價百倍，竟然在文學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說寫作也成了名利雙收的事業，贏得眾多知識者的青睞。
晚清小說的興盛肇端於梁啟超的倡導，是當事人提供的一個重要證詞。而其描狀小說創作與翻譯的繁盛景況，雖窮形盡態，卻無誇張失實。不過，那畢竟只是同時代人的感性記述，尚不足以作為精確研究的依據。小說林社的主將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經調查一九○七年的小說出版情況，製成一表，統計所得，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一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不免漏略；且僅止一年，無法涵蓋全體，晚清小說的總數仍不可知。最早致力於晚清小說研究的阿英，資料收集既富，並嘗編纂《晚清戲曲小說目》，所言應最具權威。他對晚清小說的保守估計是，「到現在我們還能知道的印成單行本的小說，至少在兩千種以上」。他很看重這個基數，認為：「這是我們研究晚清小說應有的一個基本概念。」(《略談晚清小說》)這已經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說史》估量的數字，「至少在一千五百種以上」高了許多。不消說，數目的增長標示著研究的深入。
作為文學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據。可惜，一九六三年，當他重新估計晚清小說單行本數量以後，未能有機會再次修訂初版於一九五四年的《晚清戲曲小說目》。假如根據一九五七年增訂本計算，其中的《晚清小說目》所收錄的創作與翻譯作品，共有一千一百零七種，離兩千種之數尚相距遙遠。這不禁讓我們慨嘆，用心之專、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一人之力，欲釐清晚清小說總量，亦有所不及，則此項工作之艱難可想而知。當然，由於「文革」這樣的突發事件，打斷了研究的進程，使阿英終於無法將原目增補完備，也令人備感遺憾。
正當國內研究中斷之際，遠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卻選定晚清小說研究作為畢生事業。不僅個人專心致志，而且有鑒於研究對象的龐雜、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創辦專門的學術刊物，以集結力量，集中展示學界的最新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取名為《清末小說研究》(第八號起改名《清末小說》)的年刊創刊號出版。在《編者手記》中，樽本先生明確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質：「本刊發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為我們這些清末小說的研究者提供發表文章的園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資料的整理。」起初，雜志的作者尚限於日本一隅；而從第三號開始，中國學者亦加入其中，並且，撰稿人的范圍不斷擴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有稿件傳來，使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國際性。至今，《清末小說》已出滿二十期。此外，與之相配套，《清末小說特別通訊》(《清末小說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與《清末小說通訊》(《清末小說ガグ》，季刊)也先後面世。前者始行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共出五十期；後者接踵而至，改為定時出版，篇幅擴充，自一九八六年八月發刊，今年一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與《清末小說》之刊載長篇論文、考證、輯佚及資料編目相區別，通訊類簡報多半以短論、會議報導、資料發現及考證、書評、近期研究目錄(包括大陸、港、台與日本、韓國)為主。這些刊物雖然均署作「清末小說研究會」的出版物，而實為樽本照雄先生一人包辦，從約稿、編輯、排版一直到郵寄，無不如此。二十年來，一以貫之，尤為難能可貴。台灣學者魏仲佑評論樽本，稱「其對清末小說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勞當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說的研究在日本》)，確為中肯之言。
凡自認為有研究能力的學者，總願意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用於個人的著述，而盡量減少分身之務。樽本照雄先生卻不然，在頻頻發表論文，並結集出版了《清末小說閑談》(一九八三年)與《清末小說論集》(一九九二年)的同時，不但肯以一己之財力支撐兩種刊物，而且樂意在「為他人作嫁衣裳」一類的事務上大力投入，亦屬難得。編雜志一節已見其精神，編資料在他也是當仁不讓。
不言而喻，基本資料的掌握為任何研究的基礎。在進入某一專題時，研究者總是希望有相關的工具書可以查閱，以發現線索，因為無論如何博覽，一人所見終歸有限。因而，工具書的相對齊備，也可視為衡量學科發展水平的一項指標。不過，編纂提供基本資料的工具書，費時費力，也不易討好，遺漏、錯訛在所難免。何況，資料公開，方便了眾人，個人便不再享有獨得之秘的專利，或竟有益於人而不利於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無所顧慮。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證的結果，別人隨意引用，卻連注釋也不加一個，這在學界並非罕見。有此種種考慮，資料類工具書於是成為千呼萬喚而少有作者的學術工程，我們畢竟還生活在需要計算投入與產出比值的經濟社會里。晚清小說目錄的長期無人續修，也可於此中得到解釋。
因而，當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獨力編成的《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一巨冊時，既為包括自己在內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者汗顏，又為學界從此擁有了一本可資參考的工具書而慶幸。樽本作此書，可謂數十年磨一劍。初版刊行於一九八八年三月，經十年之積累，一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訂本《(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
在該編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確地將一九○二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新小說》雜志作為劃時代的界標，因此，前後兩本目錄均以一九○二—一九一八年間發表的小說為主。把清末與民初小說視作一個整體，符合歷史的實際，也反映了目前學界的體認。自從梁啟超在《新小說》第一號刊出《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倡「小說界革命」，眾多文人學者躋身小說家之列，翻譯、創作如火如荼，一如吳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說的日益商業化，看似與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實則仍有內在聯系。梁氏為論證小說有益於社會革新而提出的「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說等級、用作啟蒙工具的同時，也使小說的著譯與出版成為有利可圖的行當。辛亥革命後，帝制推翻，民國建立，小說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寫作與翻譯的娛樂性普遍加強，出版的商業色彩於是更加凸顯。以致一九一五年，梁啟超總結十餘年來的創作歷程時，竟厲斥「小說界革命」的產物「新小說」為害社會：「近十年來，社會風習，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謂新小說者階之厲？」此「新小說」並未達致梁氏當年的期望而走向墮落，雖令其痛心，而將「什九則誨盜與誨淫而已，或則尖酸輕薄毫無取義」這游戲文的「今之所謂小說文學者」，指認為「新小說」之流亞(《告小說家》)，卻並不含糊。據此，清末與民初小說原是一脈相承，在當事人已認作自然的事實，盡管評價可以有高低。而將民初納入視野，則使《(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在小說類工具書中獨樹一幟，比之此前問世的《晚清小說目》(阿英)、《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明清小說研究中心)之截止於一九一一年的時限，又加拓展，有補闕之功。
若就編輯體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說目錄與阿英的最大不同處，在於兼收雜志上發表的短篇。為適應社會的多樣需求，近代報刊除連載情節曲折的長篇說部「放長線，釣大魚」，以招徠讀者、擴大銷量外，也推出一次刊畢的短篇小說，慰藉急於知曉「後事如何」、不耐煩總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見於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報》(該報創刊於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一睡七十年》，即屬早期此類作品中的一例。短篇小說於是脫穎而出，在清末民初的報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說目》雖也收錄短篇小說集，畢竟數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說目》收創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註明為短篇集的不足十種，自不能反映其時小說寫作的全貌。作為書籍流通的小說與報刊登載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讀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說情節簡單，多半經不起反復閱讀，不能滿足一卷在手、過癮解悶的大眾需要，短篇之不見好於小說書局，確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據此得出短篇小說在近代創作蕭條的結論，則是明顯地以偏概全。有鑒於此，《(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主要藉助上海圖書館編纂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大量錄入初次發表於雜志的短篇小說，便使此編資料更為齊備，利用價值更高。而編目數量之所以達到一萬六千零一十四件之巨，也與此一編輯方法大有關系。
在卷首《本書的使用方法》一文中，樽本照雄先生開列出的參考文獻計達一百五十五種。在如此豐厚的基礎上成書，因採集眾長而一枝獨秀，其優勝地位自是十分明顯。而依靠廣取博觀，及時吸納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則是《(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得以處於學科前沿的保證。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說，最常發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實身份的確認。大部分作品在發表時，所署均為筆名，尤以創作為最。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或是沿襲舊習，仿古代文人「游戲筆墨」之意，以作小說為「小道」，不肯現出真身；或是抱深憂，懷大志，嘲諷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筆無藏鋒」，恐怕招來麻煩，落入牢獄，不得不隱去真名。更有一種特殊的情況，男性作者在涉及婦女題材的寫作時，為釀造感同身受的親切氛圍，也樂於託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這些泛濫成災的化名，無異為今日的研讀設置了重重障礙。因無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誰，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關資料，研究工作往往會陷入迷途。特別是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盛行的時代，考證作者更成為立論的基礎。因而，辨明作者作為晚清小說考證的要項，一向受到研究界重視。不過，由於線索散漫，資料湮沒，考求需要耐心與敏感，有所發現實屬不易。郭長海可謂此道中具備硬功夫的少數學者之一。他從報刊文獻人手，仔細爬梳，屢有收獲。如自《新聞報》、《申報》的廣告與詩作中考察出，第一部長篇翻譯小說《昕夕閑談》的譯者「蠡勺居士」本名蔣子讓，重譯者「藜床卧讀生」為管斯駿；晚清重要的「社會小說」《黃綉球》的作者「頤瑣」真名為湯寶榮，評點者「二我」乃陳其淵。又如，供職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馬泰來先生，以考證「林譯小說」原本而見重於國內近代文學研究界。其所撰《林紓翻譯作品原著補考》發表在《清末小說》第十六號，新勾稽出《天囚懺悔錄》、《柔鄉述險》、《怪董》、《俄宮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譯原本。這些九十年代的考證成果，也很快納入新編的小說目錄中。
而我以為，《(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最可取處，在於其大量著錄了翻譯小說的日文原本情況。借途日本，學習西方，是近代中國尋求現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兩國有所謂「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為向中國輸入西方文化中轉站的重要地位。小說翻譯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譯本的日文小說數量空前絕後，譯者爭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說，此時也往往經由日本，轉譯為中文。已有的工具書，於註明譯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國學界，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一一本由香港與日本學者合作編纂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實藤惠秀監修、譚汝廉主編、小川博編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年)，雖對此缺失有所彌補，但因兩地資料有限，所錄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標明具體出版年代，更大的遺憾，則是日文原作多半查無出處。應該說，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所能發揮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如在發刊之初的《清末小說研究》連載《清末偵探小說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於此用力甚勤。身處當年文學傳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覺對澄清此段歷史因緣責無旁貸。在佔有地利優勢之外，他更以自身堅實的研究功底，使這一工作日趨完善。由於匯聚了日本學者抉發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該編因而在資料翔實方面遠遠突過前人，領先學界。
不妨略舉數例，以作說明。初刊於一九○二年《新小說》雜志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說目》列入「創作之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已知其誤，改正為「(日)櫻井彥一郎(譯)；南野浣白子(重譯述)」，所注刊本為上海廣智書局一九○五年版；《(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則將雜志與單行本一並錄入，又開列出日文譯作的版本：櫻井鷗村譯《世界冒險譚》第三編所收同名小說。再如署名「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的《(社會小說)巴黎繁華記》，《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失收，《民國時期總書目·外國文學》(北京圖書館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置於「國別不明的文學作品」之列，樽本所編目錄則詳注出：原作為法國Fortune Du Boisgobey所著「Porte Close」，英譯本名「The ClosedDoor」，日本黑岩淚香譯作《玉手箱》，三友社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發行。而有關吳趼人(我佛山人)譯述之《電術奇談》的考證，尤能顯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於《新小說》，署名一項所記頗繁復：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東莞方慶周譯述，我佛山人衍義。吳氏自承：「此書原譯，僅得六回，且是文言。茲剖為二十四回，改用俗話，冀免翻譯痕跡。」(《<電術奇談>附記》)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據此斷言：吳書「已非翻譯性質」。樽本照雄先生經過仔細查考，發現了菊池幽芳的原作。這部發表於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聞》的報章連載小說，總共七十五回，原名《賣報人》(《新聞殼子》)；一九○○年，大阪堂又分前、後兩編，刊行了該作單行本，而依照時間推算，方慶周應是據此本譯出。經過認真比較，樽本判定，吳趼人之作雖有添改，但仍大體忠實於原著(見氏著《吳研人<電術奇談>の方法》，《清末小說》第八號)。有此底蘊，目錄中的相關注記自是確鑿可信。
具備如許優點，《(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之為研治中國近代文學者必須參考的工具書，已不待言。而既為研究者的必讀書，便當以精益求精的標准衡量之，於是尚覺此編有若干可商榷處，一並提出討論。
關於著錄體例，該編盡量收集了截止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種清末民初小說版本，意在提供詳備的資料；但由於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單獨標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於准確把握此期小說生產的實況。如前些年使用一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時，雖知其收錄近萬件，卻苦於統計確數之不易，曾發函求教於樽本先生本人，日後得其惠賜之《清末民初小說的種類》一文，已計算出一八四○—一九一八年的小說品種實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額的數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為例，吳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屢經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條之多；蘇曼殊行跡浪漫，多才多藝，二十年代以降，其書幾度熱銷，《斷鴻零雁記》因佔四十一目。二種固為特例，卻可見分列之病。竊以為，目錄的編排可以採取同項合並的辦法，而依發表順序排列報刊及各單行本的版次，系於該書目之下。如此，則能令人一目瞭然(順便提及，各種《蘇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單獨列目)。自然，因書商的貪圖贏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內容的涉及時忌，同書異名者亦時有發生，判定歸屬誠非易事。此則有待眾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專責於樽本先生。
與體例相關的，還有對「小說」的定義。晚清的「小說」概念包含甚廣，戲曲、彈詞亦在其內，內涵大體與敘事類文學相等。梁啟超等人作《小說叢話》，即起因於梁氏撰寫的十餘條讀《桃花扇》筆記；李伯元編《庚子國變彈詞》，也自稱所用為「小說體裁」。(《庚子國變彈詞·例言》)二者在分類日趨精細的今日，已剔除於小說之外。而《(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既著錄了《庚子國變彈詞》，也列載出贏宗季女的《六月霜》與覺佛的《女英雄傳奇》(均見於阿英所編《晚清文學叢鈔·傳奇雜劇卷》)等，卻又並未將其時行世的彈詞與戲曲盡數收入，不免顯得體例不一。
此外，也有個別非敘事類作品摻雜其中。如梁啟超節錄的《松陰文鈔》，乃日本幕末時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陰的漢文選；金一所著《女界鍾》(目錄中未注出作者及版本)，為晚清闡發女權理論的代表作；人尹郎編輯的《徐錫麟》，系匯集當年報紙刊載的徐錫麟一案有關報導、供詞等而成。之所以誤收小說目錄中，推想緣由，或因沿襲前人之說，《徐錫麟》與《六月霜》二書，《丁未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便已錄入；或因其人也作過小說，李伯元、梁啟超、金一即屬此列，故牽連而及。又有傳記雜人的情況，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題撰人的《女豪傑》，實為梁啟超在《新民叢報》「傳記」欄發表的《(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的翻印本，似應除外。此目亦因《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要》收錄在先而致誤。
另有《女子救國美談》一種也值得一說。此書在編目中分置兩項，《女子救國美談》項下注為「熱誠愛國人編」，《貞德傳》項下作者寫明為「馮自由」，又有一參照目列出《女子救國美談》一名《貞德傳》，而前者標作翻譯作品，後者則為創作，顯然視為不相乾的兩本書。實則據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所言，《貞德傳》作者即馮氏本人，初刊於庚子即一九○○年。該書「又名《女子救國美談》，系章回本小說，由《開智錄》逐期登出。只刊全書四分之一，而《開智錄》停刊，在上海有單行本」。因而，編目應將其合為一種，仍當歸人創作類。
而以近代出版物數量之巨，憑個人之力，實難遍覽無遺。間有差錯，本可諒解；偶然漏失，也屬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松崗小史》，便未見錄載。此書為一長達三百七十頁、四十回的創作小說，安素《讀<松崗小史>所感》對其贊譽備至，許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說」，「最妙之立志小說」，「最妙之家庭小說」，「最妙之軍事小說」，「最妙之教育小說」，「最妙諷勸社會之小說」，「最妙之言情小說」，「最妙之實業小說」，「最妙之歷史小說」。作者自署「覺奴」，據吳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劉長述。八十年代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時，曾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一見。
目錄書欲求完善，原賴眾力，故亦奉獻一得之見，以答謝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責備之誠。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於京北西三旗
(《(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樽本照雄編，日本清末小說研究會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B. 紅岩小說閱讀獲得的收獲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偉，1920年舊歷八月二十生於四川自貢。在她8歲時，性格剛強的母親與游手好閑的父親不能相處，便帶著江竹筠姐弟到重慶投奔兄弟。江竹筠10歲到重慶的織襪廠當了童工，因為人還沒有機器高，老闆就為她特製了一個高腳凳。11歲時，她又進了重慶的一所教會辦的孤兒院，邊做工邊讀書。在苦難的生活經歷中，江竹筠對當時的社會制度充滿了憎恨，同時也養成了刻苦學習的精神。她在上學時非常用功，記憶力超群。後來據同牢難友講，在獄中，她背誦和默寫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和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供難友們學習。
江竹筠於1939年考入重慶的中國公學，秘密加入了共產黨。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系，翌年轉入農藝系。1946年，她畢業後回到重慶，參加和領導學生運動。1947年春，中共重慶市委創辦《挺進報》，江竹筠具體負責校對、整理、傳送電訊稿和發行工作，只幾個月的時間，報紙就發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敵人的極大恐慌。
1948年4月，《挺進報》的發行機關被偽裝進步的特務打入，以順藤摸瓜的方式破壞了重慶市委，6月間，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慶的碼頭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經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立即機智地大聲呵斥叛徒，使得叛徒無法再偽裝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慶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渣滓洞」監獄後，慘遭手指釘竹簽等毒刑的殘酷折磨，仍堅貞不屈，並領導獄中的難友同敵人展開堅決的斗爭。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務秘密槍殺，然後被用鏹水毀屍滅跡，時年29歲。
■她最崇拜蘇聯女英雄「丹娘」；獄中難友則把她稱為「中國的丹娘」
在億萬中國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堅強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動了無數人的心——「嚴刑拷打算不了什麼，竹簽子是竹子做的，而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的。」
江竹筠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樣堅強的表現，是由於對舊社會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度仇恨，也是由於對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無限嚮往。當新中國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時，她和渣滓洞里的難友們雖不知國旗的圖案，卻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議著綉制這面代表解放的旗幟——盡管她們知道自己已看不到勝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學期間，江竹筠學會了俄語，並閱讀來自蘇聯的書籍和報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慶時，她參加了中蘇友協招待會，會上放映了蘇聯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婭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獄中她受酷刑後，難友們把她稱為「中國的丹娘」。當年的革命需要這種時代精神，而後人在為理想而奮斗時，同樣能夠從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並肩戰鬥了兩年的假夫妻，終於結成了真伴侶。唯一的愛子寄養在別人家裡；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絕育手術
■江竹筠路過城門時突然看到丈夫頭顱，一時心如刀絞，為防旁邊的敵人發現，還要表現得鎮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託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兩種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堅強的戰士，也是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最後為了革命事業又舍棄了她難舍的一切。
1943年4月，黨組織派23歲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黨重慶市委領導人之一的彭詠梧開展工作，主要任務是負責通信聯絡。他們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實際上還是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關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關心江竹筠的安全。為了躲避重慶特務的跟蹤，翌年，老彭讓她報考成都的四川大學——那裡號稱民主堡壘，比較安全。江竹筠只讀過一年高中，卻向老彭保證：「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我願意拚命！」經過3個月的復習，她終於考上了四川大學，老彭則經常以丈夫的名義去看望並布置工作。
1945年，經組織批准，並肩 > 餘下全文
戰鬥了兩年的彭詠梧和江竹筠結為夫婦。一年後，兒子彭雲出世。夫婦倆把孩子寄養在別人家裡。江竹筠為了在地下斗爭中輕裝上陣，毅然做了絕育手術。1947年秋，彭詠梧、江竹筠夫婦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東打游擊。翌年春節前夕，彭詠梧在戰斗中壯烈犧牲，頭顱被敵人割下掛在城門上示眾。江竹筠路過城門時突然看到這一情景，心如刀絞，為防旁邊的敵人發現，還要表現出鎮定。此後，她繼續戰斗在川東的門戶萬縣。
江竹筠被捕後仍時時惦念著自己的兒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個難友出獄的機會，事先用竹簽蘸著棉花灰對水調成的「墨汁」，給同樣是共產黨員的哥哥江竹安寫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話，雲兒（指彭雲）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毛澤東看到江姐犧牲那場戲時，曾動感情地說：「為什麼不把江姐寫活？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為什麼不去把她救出來？」
幾十年來，「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線背心的服裝樣式也曾被人稱為「江姐式」。這雖然要歸功於藝術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還在於烈士本人的事跡感人。
重慶剛解放時，羅廣斌在一本小冊子中發表了《江竹筠烈士小傳》。羅廣斌是由江竹筠介紹入黨，並在她的領導下工作。他被關入「渣滓洞」監獄後，江姐通知獄中的難友「此人可靠」。1951年紀念建黨30周年時，重慶《大眾文藝》發表了楊益言所寫的《聖潔的血花》徵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為題材的。195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了28萬冊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後，羅廣斌、楊益言以3年的艱苦創作寫出長篇小說《紅岩》。此書僅國內就先後發行800多萬冊，可以說影響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跡不僅被作為長篇小說的素材，而且還被搬上了舞台、銀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藝術家都以能夠扮演江姐為榮。如歌劇《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首度排練和演出的，公演後很快在全國引起轟動。在風風雨雨的35年間，她經三代演員四度復排，前後共演出460餘場，被贊譽為中國歌劇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綉紅旗》、《紅梅贊》等膾炙人口，被廣為傳唱。
老一輩革命家也深深為江姐的英雄事跡所折服。據《紅岩》作者之一的楊益言回憶，當年毛澤東觀看空政文工團演出的歌劇《江姐》時，看到壯烈犧牲那場戲，他禁不住動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無遺憾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為什麼不把江姐寫活？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為什麼不去把她救出來？
C. 世界名著《飄》的讀後感。
《飄》是一部取材於關國南北戰爭和戰後重建的小說，書名直譯應為“隨風飄逝”，它引自英國詩人思斯特·道生的詩句，又取義於小說第24章的一段概括性描寫，出自書中女主人公斯嘉麗之口，大意是說那場戰爭像咫風一般捲走了她的“整個世界”，她家的農場也“隨風飄逝”了。 斯嘉麗以這一短語抒發了南方農場主的思想感情，作者用來作為書名，也表明了她對南北戰爭的觀點，這與本書的內容是完全一致的。書名蘊藏著兩層含意：這呼嘯的咫風，指的是南北戰爭；那被飄去的雲朵，指的是農奴制的安逸生活。
這部小說描寫了美國南北戰爭時期那風雲激盪的歷史。其中穿插了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也有對人性的深刻剖析，反應了普遍的人性。小說中“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這樣昂揚向上的主題，激勵了無數人為了幸福的明天去拼搏奮斗，是一部愛情小說，也是一部勵志的小說。 所以被稱為世界名著。
D. 紅岩小說閱讀獲得的收獲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偉，1920年舊歷八月二十生於四川自貢。在她8歲時，性格剛強的母親與游手好閑的父親不能相處，便帶著江竹筠姐弟到重慶投奔兄弟。江竹筠10歲到重慶的織襪廠當了童工，因為人還沒有機器高，老闆就為她特製了一個高腳凳。11歲時，她又進了重慶的一所教會辦的孤兒院，邊做工邊讀書。在苦難的生活經歷中，江竹筠對當時的社會制度充滿了憎恨，同時也養成了刻苦學習的精神。她在上學時非常用功，記憶力超群。後來據同牢難友講，在獄中，她背誦和默寫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和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供難友們學習。
江竹筠於1939年考入重慶的中國公學，秘密加入了共產黨。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系，翌年轉入農藝系。1946年，她畢業後回到重慶，參加和領導學生運動。1947年春，中共重慶市委創辦《挺進報》，江竹筠具體負責校對、整理、傳送電訊稿和發行工作，只幾個月的時間，報紙就發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敵人的極大恐慌。
1948年4月，《挺進報》的發行機關被偽裝進步的特務打入，以順藤摸瓜的方式破壞了重慶市委，6月間，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慶的碼頭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經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立即機智地大聲呵斥叛徒，使得叛徒無法再偽裝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慶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渣滓洞」監獄後，慘遭手指釘竹簽等毒刑的殘酷折磨，仍堅貞不屈，並領導獄中的難友同敵人展開堅決的斗爭。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務秘密槍殺，然後被用鏹水毀屍滅跡，時年29歲。
■她最崇拜蘇聯女英雄「丹娘」；獄中難友則把她稱為「中國的丹娘」
在億萬中國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堅強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動了無數人的心——「嚴刑拷打算不了什麼，竹簽子是竹子做的，而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的。」
江竹筠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樣堅強的表現，是由於對舊社會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度仇恨，也是由於對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無限嚮往。當新中國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時，她和渣滓洞里的難友們雖不知國旗的圖案，卻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議著綉制這面代表解放的旗幟——盡管她們知道自己已看不到勝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學期間，江竹筠學會了俄語，並閱讀來自蘇聯的書籍和報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慶時，她參加了中蘇友協招待會，會上放映了蘇聯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婭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獄中她受酷刑後，難友們把她稱為「中國的丹娘」。當年的革命需要這種時代精神，而後人在為理想而奮斗時，同樣能夠從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並肩戰鬥了兩年的假夫妻，終於結成了真伴侶。唯一的愛子寄養在別人家裡；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絕育手術
■江竹筠路過城門時突然看到丈夫頭顱，一時心如刀絞，為防旁邊的敵人發現，還要表現得鎮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託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兩種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堅強的戰士，也是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最後為了革命事業又舍棄了她難舍的一切。
1943年4月，黨組織派23歲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黨重慶市委領導人之一的彭詠梧開展工作，主要任務是負責通信聯絡。他們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實際上還是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關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關心江竹筠的安全。為了躲避重慶特務的跟蹤，翌年，老彭讓她報考成都的四川大學——那裡號稱民主堡壘，比較安全。江竹筠只讀過一年高中，卻向老彭保證：「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我願意拚命！」經過3個月的復習，她終於考上了四川大學，老彭則經常以丈夫的名義去看望並布置工作。
1945年，經組織批准，並肩戰鬥了兩年的彭詠梧和江竹筠結為夫婦。一年後，兒子彭雲出世。夫婦倆把孩子寄養在別人家裡。江竹筠為了在地下斗爭中輕裝上陣，毅然做了絕育手術。1947年秋，彭詠梧、江竹筠夫婦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東打游擊。翌年春節前夕，彭詠梧在戰斗中壯烈犧牲，頭顱被敵人割下掛在城門上示眾。江竹筠路過城門時突然看到這一情景，心如刀絞，為防旁邊的敵人發現，還要表現出鎮定。此後，她繼續戰斗在川東的門戶萬縣。
江竹筠被捕後仍時時惦念著自己的兒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個難友出獄的機會，事先用竹簽蘸著棉花灰對水調成的「墨汁」，給同樣是共產黨員的哥哥江竹安寫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話，雲兒（指彭雲）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毛澤東看到江姐犧牲那場戲時，曾動感情地說：「為什麼不把江姐寫活？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為什麼不去把她救出來？」
幾十年來，「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線背心的服裝樣式也曾被人稱為「江姐式」。這雖然要歸功於藝術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還在於烈士本人的事跡感人。
重慶剛解放時，羅廣斌在一本小冊子中發表了《江竹筠烈士小傳》。羅廣斌是由江竹筠介紹入黨，並在她的領導下工作。他被關入「渣滓洞」監獄後，江姐通知獄中的難友「此人可靠」。1951年紀念建黨30周年時，重慶《大眾文藝》發表了楊益言所寫的《聖潔的血花》徵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為題材的。195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了28萬冊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後，羅廣斌、楊益言以3年的艱苦創作寫出長篇小說《紅岩》。此書僅國內就先後發行800多萬冊，可以說影響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跡不僅被作為長篇小說的素材，而且還被搬上了舞台、銀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藝術家都以能夠扮演江姐為榮。如歌劇《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首度排練和演出的，公演後很快在全國引起轟動。在風風雨雨的35年間，她經三代演員四度復排，前後共演出460餘場，被贊譽為中國歌劇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綉紅旗》、《紅梅贊》等膾炙人口，被廣為傳唱。
老一輩革命家也深深為江姐的英雄事跡所折服。據《紅岩》作者之一的楊益言回憶，當年毛澤東觀看空政文工團演出的歌劇《江姐》時，看到壯烈犧牲那場戲，他禁不住動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無遺憾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為什麼不把江姐寫活？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為什麼不去把她救出來？」
E. 急求《 紅樓夢 》讀書報告
一、賈寶玉
主人公賈寶玉是一個又奇又俗的人物。構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徵是叛逆。他行為「偏僻而乖張」，是封建社會的叛逆者。他鄙視功名利祿，不願走「學而優則仕」的仕途。他痛恨「八股」，辱罵讀書做官的人是「國賊祿蠹」，懶於與他們接觸拜會。
他不喜歡所謂的「正經書」，卻偏愛於「雜書」，鍾情於《牡丹亭》、《西廂記》。他還對程朱理學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認為「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了。」這充分顯示出了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貳臣」。
他認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在這種駭世驚俗的思想指導下，寶玉終日「在內幃廝混」，並鍾愛和憐憫女孩子，鍾愛她們的美麗、純潔、洋溢的生氣、過人的才智，憐憫她們的不幸遭遇，憐憫其將嫁與濁臭的男子，失去了她們的聖潔之美。賈寶玉道：女子出嫁前為珍珠，嫁人後便失去光芒成了死珠，再老便與污濁男子同流，成為死魚眼了。他甚至為自己生有一個男子之身而感到無可挽救的遺憾。
在他的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無疑就是與林黛玉的相愛了。這場戀愛，一方面開始於叛逆性格，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他的叛逆性格的最終形成。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叛逆行為。寶、黛不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在戀愛中背離了封建社會的人生之道。他們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導致了兩人的悲劇結局。
二、林黛玉
林黛玉是一個才華橫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則是她的寫照。她從小失去雙親，寄居在榮國府，雖然賈母對她疼愛有加，但由於清高自尊的個性，她常生「寄人籬下」的傷感。
她多愁善感，常常為別人不注意的小事而悲傷流淚。正如小說中所描寫的「黛玉葬花」一幕，就突出了這一點。花開花謝本來就是自然景象，但她卻由此而想到人生的悲歡離合、聚散無常。她為落花嘆息，她把寶玉引為知己，同看《西廂記》，把人生的希望都寄託在寶玉身上。她深愛著寶玉，但又感到很難如願。於是，她因想爭取自己的位置但又多次失敗而顧影自憐，暗泣於無人之處。
她的內心世界似難捉摸，但也常常將其顯露於外。若寶玉「得罪」了她，她便生氣，淚水漣漣，甚至為他而生病。表面上這樣，其實內心仍是掛念著他，借口去看他。寶玉一病，她為之而傷心，為之而哭泣。但由於封建禮教道德的約束，她不得表白，不得自已，最終在寶釵出閣之日鬱郁而死，沒能了卻自己的心願。
曹雪芹深愛他筆下的林黛玉，愛她的一切，愛她的笑和淚，愛她的喜與悲。正是由於這種刻骨的愛，才使他將黛玉對寶玉的一段痴情演繹得美麗異常，刻畫得入木三分，為世人塑造了一個「心較比干多一竅」、反封建禮教的光彩照人的形象。
三、王熙鳳
榮府內，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她便是王熙鳳。王熙鳳的陰毒可謂人人皆知，作為榮府「總管」，她弄權作勢，兩面三刀。她用毒計害死賈瑞，又陰謀逼死尤三姐。她生性尖酸刻薄，到最後害了全家。她的個性是潑辣的，文中處處都不忘點明這一點，像她過生日那天，與那淫婦拚命，向老太太求救，足以見得。但畢竟她很能幹，榮府上下大小事務都得她說了算，又善於迎合賈母，深得老太太的寵愛。又因此遭到嫉妒。
四、探春
賈探春，賈政之女——她沒有黛玉的纖細憐人，沒有寶釵的乖巧伶俐，沒有香雲的活潑開朗，卻有卓超的才幹，過人的智慧，深僻的見解，遠大的眼光，這些在第五、六回「敏探春興利除宿弊，賢寶釵小惠全大體」中精彩地表現出來了。
王熙鳳因病卧床不起，便由探春、寶釵，李執等人主持家務,此期間,探春查看家中大小帳目,發現發放給各個房的月錢和發放給買辦的重疊了,便想出了兩全的辦法,與寶釵等人商議.「年裡往賴大家去，與她們那兒的姑娘閑談，才知她們吃的筍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從那日我才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破草根子都是值錢的。」發放月錢重疊之事於賈府已早有弊，可滿園子的姑娘丫頭無一人能指出個一二三來，探春卻從賴大家中得到啟發，和自家的情況對比，最後提出好的辦法，豈不是足以見她的辦事能力和精幹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分析綜合解決問題的素質。誰怪寶釵說「真真膏粱 之談！你們雖是個千金，原不知道這些事」而後寶釵又玩笑似的說「你才辦了兩天事就利慾熏心，把朱子都看虛了。你再出去，見了那麼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探春聞此言，卻一本正經地回答「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姬子書，當日姬子雲：『登利祿之場，處運等之界者，窮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如此一番精闢的言辭，豈是一位普通女兒說得出的，非有政治眼光能矣！
第五十六回中的探春，以處事的果斷干練顯示出了她卓超的才幹，而寶釵的嬉言卻引出了她政治性的言論，真是叫人回味無窮，拍案叫絕！
五、薛寶釵
紛飛蝴蝶繞樓院，暖逐東風撲幾回。扇影亂搖忙玉腕，粉痕斜溜濕香腮。偶因游戲間消遣，豈為迷藏暗捉來。恰怪亭中私語久，防人忽把綺窗開。薛寶釵在《紅樓夢》中份演著重要的角色。她是封建各種禮束的守衛者，並且自身深受其害。她在家中與人關系甚好，受眾的喜愛。她的性格中有王熙鳳為人的圓滑，林黛玉小心和與賈寶玉完全對立的封建束縛的思想。如在每四十八回中，薛姨媽道：「……鶯兒一個人，不夠伏侍的，不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細，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著，有知道來歷的人買個還罷了。〃這里表現出她的處事小心。又如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在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想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著園里來玩，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有空兒……，所以趁著機會，越發往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也遂了你的心。〃這里表現出寶釵了解家人心裡，為人圓滑。總之，薛寶釵是個深受封建束縛的人。
六、劉姥姥
紅樓夢》中出場人物有四百多位，而且個個栩栩如生，就是那些著墨不多的次要人物，也是寫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就拿劉姥姥來說說吧。
出身鄉村的劉姥姥來到了賈家，鳳姐導演了一幕鬧劇，在賈母那裡吃飯的時候，丫鬟只撿了一個鴿子蛋放在劉姥姥那裡，劉姥姥不知羞恥地說：「老牛，老牛，食量大如牛」，此時老劉那種直爽，快直的農民性格表現的淋漓盡致。然後劉姥姥又說：雞蛋俊，小巧」，說明她見識敷淺，只知道吃。到後來鴿子蛋滾到地上，劉姥姥趕緊去揀，其農家那種艱辛勤儉窮酸的形象躍然紙上，與高貴闊氣的賈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體現了封建官僚與窮苦百姓差距之大，諷刺了當時的封建社會。最後，她與眾姑娘對聯，用的都是粗俗的言語，可見她文化甚少，引得大家一陣大笑。
總之，劉姥姥這種封建、貧窮、可笑的形象通過作者的筆墨，全部體現出來。
七、晴雯
晴雯乃賈府內又一封建禮教的叛逆者。他天生的叛逆，直率，任性以及無所忌憚的言辭給讀者呈現出了又一個鮮明的人物形象。
晴雯並未因為寶玉是她的主子而謙虛，忍讓他的無理大罵，而是以理辯駁。例：「平日壞了多少寶貝也不心疼，今兒一把扇子惹發了這么大問題」。「今兒一把扇子就這么著」。「何苦來呢。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調好的使」。「我是一個蠢材，那裡陪打發吃果子呢？倘或在砸了盤子，更了不得！」。只見她的反抗精神。而襲人的好心勸解又被她冷嘲熱諷地反駁一翻，可見她的直率。而她又以撕扇子來取樂，不顧他人的看法，盡由自己開心，事後會做何評論，造成何種影響他都不會去理會。還有幾句：「我不敢惹爺」「既這么說你就拿了扇子我來撕」等。這一切刁酸無忌的語言把她的任性，也是我行我素的反叛精神就表現的淋漓盡致了！
也正是這一系列語言使晴雯這一鮮明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了。
八、平兒
要說《紅樓夢》里丫環最漂亮的，還得是平兒，由於她被賈璉收了二房，所以地位也就不同於別的一般的丫環了，但她的出身低微這個事實卻一生也抹不去，這也就決定了平兒在大觀園中的地位不會太高。
平兒天資聰慧，可偏與王熙鳳成主僕關系，則顯得有點兒「小巫見大巫了」，不過在日常事務處理上，平兒可是幫了鳳姐的大忙了，所以說王熙鳳對平兒也挺好。
但雖說跟著王熙鳳吃香的喝辣的，但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說平兒實際上去賈璉也有愛幕之情但是有王熙鳳在，她也不敢太過於表露，而且由於鳳姐婚久不孕，使她更加看管賈璉，不讓他和別的女人相處太密切，當然，這一切都不是從表面上能看出來的。所以有時賈璉和平兒乘著王熙鳳不在，偷偷親熱一番，被鳳姐發現了，還要冷嘲熱諷一番。
但是平兒還是比較善良的，當賈璉在外面沾花惹草，勾搭上尤二姐後，王熙鳳假惺惺的去把尤二姐接回來，卻在背地裡使壞，使二姐已經成形的胎兒墮掉了，二姐也不堪忍恥辱而自縊身亡，在這期間，賈府里唯一對她好的便是平兒了，一直對他百般照顧，還把好死時將要交給賈璉的二百兩銀子一文不少的交給了賈璉。由此可見，平兒的心地是十分善良的。這樣可愛的姑娘誰能不為之動心？？
平兒在賈府沒落後出家為妮，一生遁入空門，從此與世俗無緣，唉，平地兒啊，可憐，可悲，可嘆的平兒呀！
《紅樓夢》中究竟寫了多少人物， 清朝嘉慶年間姜祺統計共四百四十八人。
民國初年蘭上星白編了一部《紅樓夢人物譜》，共收七百二十一人，人各有傳，字數長短不一，此書中又收《紅樓夢》所述及的古代帝王二十三人，古人一百一十五人，後妃十八人，列女二十二人，仙女二十四人，神佛四十七人，故事人物十三人，共二百六十二人，每人略考其生平及傳說。連上二者合計，共收九百八十三人。
近年，徐恭時作新統計。基礎工作是：在歷年閱讀過程中，先以庚辰本作底本，逐回逐段地把人名材料作成札記，廣覽諸家表譜，相互核對，最後把人物歸類。統計出：(一)寧榮兩府本支：男十六人，女十一人，寧榮兩府眷屬女三十一人。(二)賈府本族：男三十四人，女八人。(三)賈府姻婭：男五十二人，女四十三人。(四)兩府僕人：丫環七十三人，仆婦一百二十五人，男僕六十七人，小廝二十七人。(五)皇室人物：男九人，女六人。宮太監二十七人，宮女七人。(六)封爵人物：男三十七人，眷屬十四人。(七)官吏：有姓名及職名冠姓的男二十六人，只有職稱的三十八人，胥吏男三人。(八)社會人物：各階層男一百零二人，女七十一人。醫生男十四人，門客男十人。優伶男六人，女十七人。僧道男十七人，尼婆四十九人。連宗男四人，女四人。(九)外國人：女二人。(十)警幻天上：女十九人，男六人。總計：男四百九十五人，女四百八十人，合計：九百七十五人。其中有姓名稱謂的七百三十二人，無姓名稱謂的二百四十三人。
有人將《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歸譜如下：十二金釵：林黛玉、薛寶釵、賈元春、賈迎春、賈探春、賈惜春、李紈、妙玉、史湘雲、王熙鳳、賈巧姐、秦可卿。
十二丫環：晴雯、麝月、襲人、鴛鴦、雪雁、紫鵑、碧痕、平兒、香菱、金釧、司棋、抱琴。
十二家人：賴大、焦大、王善保、周瑞、林之孝、烏進孝、包勇、吳貴、吳新登、鄧好時、王柱兒、余信。
十二兒：慶兒、昭兒、興兒、隆兒、墜兒、喜兒、壽兒、豐兒、住兒、小舍兒、李十兒、玉柱兒。
十二賈氏：賈敬、賈赦、賈政、賈寶玉、賈璉、賈珍、賈環、賈蓉、賈蘭、賈芸、賈薔、賈芹。
十二官：琪官、芳官、藕官、蕊官、葯官、玉官、寶官、齡官、茄官、艾官、豆官、葵官。
七尼：妙玉、智能、智通、智善、圓信、大色空、凈虛。
七彩：彩屏、彩兒、彩鳳、彩霞、彩鸞、彩明、彩雲。
四春：賈元春、賈迎春、賈探春、賈惜春。
四寶：賈寶玉、甄寶玉、薛寶釵、薛寶琴。
四薛：薛蟠、薛蝌、薛寶釵、薛寶琴。
四王：王夫人、王熙鳳、王子騰、王仁。
四尤：尤老娘、尤氏、尤二姐、尤三姐。
四草輩：賈蓉、賈蘭、賈芸、賈芹。
四玉輩：賈珍、賈璉、賈環、賈瑞。
四文輩：賈敬、賈赦、賈政、賈敏。
四代輩：賈代儒、賈代化、賈代修、賈代善。
四烈婢：晴雯、金釧、鴛鴦、司棋。
四清客：詹光、單聘仁、程日興、王作梅。
四無辜：石獃子、張華、馮淵、張金哥。
四小廝：茗煙、掃紅、鋤葯、伴鶴。
四小：小鵲、小紅、小蟬、小舍兒。
四婆子：劉姥姥、馬道婆、宋嬤嬤、張媽媽。
四情友：秦鍾、蔣玉菡、柳湘蓮、東平王。
四壯客：烏進孝、冷子興、山子野、方椿。
四宦官：載權、夏秉忠、周太監、裘世安。
文房四寶：抱琴、司棋、侍畫、入畫。
四珍寶：珍珠、琥珀、玻璃、翡翠。
一主三仆：史湘雲--翠縷、笑兒、篆兒。賈探春--侍畫、翠墨、小蟬。賈寶玉--茗煙、襲人、晴雯。林黛玉--紫鵑、雪雁、春纖。賈惜春--入畫、彩屏、彩兒。賈迎春--彩鳳、彩雲、彩霞。(文章原摘自香港《廣角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