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小說閱讀理解
A. 加繆的文學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聲名卓著的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存在主義」文學的大師，「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獲獎作家之一。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他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
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筆簡潔、明快、朴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嚴都是形象的哲學」，蘊含著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家的強烈激情。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對後期的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評論家認為加繆的作品體現了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薩特說他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在阿爾貝·加繆的全部文學作品和哲學隨筆當中，「荒誕」是他強調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荒誕」這個概念也是20世紀文學和哲學中非常重要的關鍵詞之一。但是，對「荒誕」的解釋則大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加繆是這么說的：「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這是人們可以明確說出的表述。但是，荒誕是這一不合理性與人的心靈深處所呼喚的對條理性的強烈要求的對立。」聽上去，他的這句解釋特別的拗口和費解，其實，他理解的人生荒誕感，是人對世界的主觀感受。阿爾貝·加繆認為，人在面對艱難而機械的現實生存的時候，每天都要按照一個節奏和生活模式來生存，必然要產生出這種荒誕感來：「我為什麼要這么生活？我為什麼不能以其他方式生活？可是，偏偏你就不能以其他方式生活，你還必須要以你現在的方式生活。」於是，這就產生了荒誕感。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他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
瑞典文學院在授予加繆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辭中說：「他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11]」加繆獲獎比任何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所引起的爭議都多，因為他在法國意識形態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樹立了激烈反對的敵人。不過，還是有許多令人尊敬的法國作家站出來為他說話，馬丁·杜伽爾稱加繆有堅強的意志，能超越挫人意氣的痛苦；莫里亞克稱贊他是年輕一代的良心。英美國家則對他的獲獎表示歡迎，《紐約時報》稱:「這是從戰後混亂中冒出來的少有的文學之聲，充滿既和諧又有分寸的人道主義聲音。」《時代》周刊也高度贊揚他的人道主義精神。
其主要作品有：
小說《異鄉人》，或《局外人》（"L'Étranger"）（1942）
《鼠疫》，或《瘟疫》（"La Peste"）（1947）
《墮落》，或《墜落》（"La Chute"）（1956）
《快樂的死》（"La Mort heureuse"）（1936-1938年間完成，逝世後於1971年出版）
《第一人》，或《最初之人》（"Le premier homme"）（未完成，逝世後於1995年出版）
短篇故事
《放逐和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短篇小說集）（1957）
〈成熟的女人〉（"La Femme altère"）
〈困惑靈魂的叛變〉（"Le Renégat ou un esprit confus"）
〈沉默之人〉（"Les Muets"）
〈賓客〉（ "L'Hôte"）
〈喬那斯或工作中的藝術家〉（"Jonas ou l'artiste au travail"）
〈石頭在長〉（"La Pierre qui pousse"）
劇作
《卡里古拉》（"Caligula"）（四幕劇）（1938年完成，1945年演出）
《修女安魂曲》（"Requiem pour une nonne"，改編自福克納的同名小說）
《誤會》（"Le Malenten"）（三幕劇）（1944）
《圍城狀態》（"L'Etat de Siege"）（1948）
《義人》（"Les Justes"）（五幕劇）（1949）
《附魔者》（"Les Possédés"，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同名小說）（1959）
論文
[Create Dangerously (Essay on Realism and Artistic Creation) (1957)
The Ancient Greek Tragedy (Parnassos lecture in Greece) (1956)
The Crisis of Man (Lec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1946)
Why Spain? (Essay for the theatrical play L' Etat de Siege) (1948)
Reflections on the Guillotine (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 (Extended essay, 1957)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Combat) (1946)
論文集
《存在，反抗與死亡》（1961）
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1970)
Youthful Writings (1976)
Between Hell and Reason: Essays from the Resistance Newspaper "Combat", 1944–1947 (1991)
Camus at "Combat": Writing 1944–1947 (2005)
Albert Camus Contre la Peine de Mort (2011)
散文集、札記
Christian Metaphysics and Neoplatonism (1935)
《反與正》（"L'envers et l'endroit"）（1937）
《婚禮》（"Noces"）（1938）
《薛西弗斯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1942）
《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1951）
《夏天》（"L'Été"）（1954）
《時事集》
一，評論集
（"Chroniques"），1944 - 1948（1950年出版）
二，評論集（"Chroniques"），1948 - 1953
三，阿爾及利亞評論集（"Chroniques algériennes"），1939 - 1958（1958年出版）
《加繆札記》（"Carnets"）一，1935/2 - 1942/2 (1962)二，1943-1951 (1965)三，1951-1959 (2008)
《致德國友人書》（"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給Louis Neuville）（1948）
參考：http://ke..com/view/75139.htm?fromtitle=%E5%8A%A0%E7%BC%AA&fr=aladdin
B. 加繆的小說代表作有哪些
加繆也寫小說，其中以《局外人》最為著名。他的劇作不多，主要代表作有三部：《卡利古拉》(1939)、《誤會》(1944)、《正義者》(1949)。
C. 阿爾貝.加繆 "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
多餘人？抑或理性的人？--談談加繆的《局外人》
郭宏安
翻開加繆的《局外人》，劈頭就看見這么一句：「今天，媽媽死了。」緊接著就是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已像石子投入水中，生出第一圈漣漪……
《局外人》的第一句話實在是很不平常的。「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只會出自孩子的口中，成年人多半要說「母親……」的。然而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默而索的年輕人。他在臨刑前，以一種極冷靜極枯澀、卻又不乏幽默、有時還帶點激情的口吻講述他那極單調極平淡、卻又不乏歡樂、有時還帶點偶然的生活，直講到被不明不白地判了死刑。默而索不說「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凄凄然有動於中。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麼溫柔多麼純真的感情啊！
然而他竟沒有哭！不惟接到通知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就是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而且他還在母親的棺材（他居然沒有要求打開棺材再看看母親！）面前抽煙、喝咖啡……我們不禁要憤然了：一個人在母親下葬時不哭，他還算得是人嗎？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後的第二天，就去海濱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這時，我們幾乎不能不懷疑他對母親的感情了。也許我們先前的感動會悄悄地溜走，然而竟沒有。默而索不單是令我們凄然、憤然，他尤其讓我們感到愕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覺得「沒有理由不讓他滿意」。老闆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竟沒有表示什麼熱情，雖然他「並不願意使他不快」。對按理說人人嚮往的巴黎，他竟有這樣的評價：「很臟。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瑪麗要跟他結婚，他說「怎麼樣都行」，要一定讓他說是否愛她，他竟說「大概是不愛她」。最後，他迷迷糊糊地殺了人，對法庭上的辯論漠然置之，卻有興趣斷定自己的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的」。就在臨刑的前夜，他覺醒了：「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還嫌人們驚訝得不夠，接著又說：「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這是《局外人》的最後一句話，也是一句很不平常的話。
以很不平常的話開頭，以很不平常的話結尾，使《局外人》成為一本於平淡中見深度、從枯澀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書。我們的凄然，我們的憤然，我們的愕然，使我們不能不想一想：這位默而索究竟是何等樣人。奇人？怪人？抑或是常人？多餘人？畸形人？抑或是明白人？
有人說他是白痴。從他生活態度的萎靡消極，從他對人對事的反應的機械遲鈍，從他對周圍人們遵奉的價值觀念的無動於衷，從他對本能的、即刻的肉體滿足的強烈要求，從這些方面看，他確乎有些是。然而，他知道別人都為他失去母親難過。他惟恐養老院院長因他將母親送進養老院而責怪他，對於能否在母親的棺材前抽煙也曾有過猶豫。他有敏銳的觀察力，並且不乏判斷力，例如他從那些看過電影回來的「年輕人的舉動比平時更堅決」，推斷出「他們剛才看的是一部冒險片子」。他尤其對太陽、大海、鮮花的香味等十分敏感。當神甫勸導他皈依上帝的時候，他可以揪住神甫的領子，把他內心深處的話、喜怒交進的強烈沖動，「劈頭蓋臉地朝他發泄出來」。這樣一個敏感、清醒、具有明確的自我意識的人怎麼可能是白痴呢？
有人說他是個野蠻人。怕也不盡然，或竟可以說似是而非。在法國作家的筆下曾經多次出現過野蠻人或遠離人類文明的化外之人的形象。他們純朴善良，棄聖絕智，無知無識，不知有欺詐，亦不知有善惡，若一旦有機會進入文明社會，其結果不是逃離便是墮落。他們無例外地成為作家們歌頌的對象，如蒙田、盧梭、夏多布里昂等。默而索只有一點和他們相像，即對文明社會格格不入，而對陽光、大海、清涼的夏夜卻如魚得水，或者說「肉體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亂」。然而默而索並非生活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是法國人，是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首府阿爾及爾的一家船運公司的職員。他還讀過大學！只此一端就使他不但成不了野蠻人，怕連個平頭百姓也做不得，他有文化，可以給同伴解釋電影的內容，可以幫助鄰居寫相當微妙的信。他還讀報！而讀報，按加繆（或他的人物克拉芒斯）的說法，是現代人的兩大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通姦（見《墮落》）。因此，默而索之自絕於乃至見棄於人類社會，顯然不是由於野蠻人的原因所致。他曾經有過符合人類社會的價值標準的「雄心大志」，他對違反傳統行為模式的舉措經常有一種過失感，但他終於認識到這一切都「無所謂」，並不能改變生活。這樣一個有意識地拒絕文明社會的人怎麼可能是野蠻人呢？
有人說他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那麼，一般人的理性是什麼呢？無非是認可並接受傳統的價值觀念，如感情，愛情，事業上的抱負，對地位和金錢的追求，對於過失的悔恨，以及信仰上帝等等；無非是遵循習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如母親下葬時要痛哭流涕，娶一個女人時要說「愛她」，在法庭上要尋求有利於自己的辯護，在神甫面前要虔誠謙卑等等。然而默而索恰恰是拒絕傳統的價值觀念，對由習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不以為然。他不想說謊，而不說謊不單是不說假話，也包括了不誇大其辭。他「不說廢話」，而加繆認為：「男人的丈夫氣概並不體現於言辭，而是體現於沉默。」他被判死刑後，曾經進行過那麼復雜微妙的思索，甚至在想像中「改革了刑罰制度」。他對神甫的信仰作出過最嚴厲的判斷：『他的任何確信無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頭發。」他對人類的處境作出了「進退兩難，出路是沒有的」悲觀概括，這樣的人，難道可以說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鳴？
默而索既非白痴，又非野蠻人，更不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他是一個有著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然而他卻不見容於這個世界。為什麼？因為他殺了人。檢察官指控：「我控告這個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
誠然，默而索埋葬母親時沒有哭，難道說他這就犯下了死罪嗎？從習俗的角度看，表示悲痛只有哭泣，別無他途。死了人總是要哭的，連器具也有叫哭喪棒的，不獨死者親屬哭，甚至可以僱人來哭，中國有，甚至科西嘉也有，如高龍巴。這種由習俗規定的行為模式，是生活在社會中、並與社會合拍的人所必須遵守的。從這個約定俗成的行為模式的要求來看，默而索之不哭便被看成了禽獸的行為，為人類社會所不容。
當然，法律不會這樣愚蠢，徑直將「不哭」判為弒母，它總要尋出「正當」的理由來要一個人的腦袋。這理由在默而索身上恰好有一個：他殺了人。我們從旁觀者的立場看，默而索殺人實在是出於正當防衛的動機，只不過是他「因為太陽」（而他是那樣地喜歡太陽）而判斷失誤，使正當防衛的可辯護性大大地打了折扣。尤其是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從「以習俗的觀點探索靈魂」這一共同立場出發，他的所謂「正經人，一個正派的職員，不知疲倦，忠於僱主，受到大家的愛戴，同情他人的痛苦」之類的辯護，自然抵擋不住檢察官的「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的指控。從法律的觀點看，檢察官的指控無懈可擊，律師的辯護軟弱無力，默而索必死無疑。但從解除了傳統價值觀念的束縛和傳統行為模式的制約的人性的觀點看，默而索實在並沒有多少可以指責的地方。他沒有哭死去的母親，但心裡是愛她的，並曾努力去理解她。他「大概不愛」而願娶瑪麗，是因為他覺得人人掛在嘴上的「愛」並不說明什麼。他對職務的升遷不感興趣，是因為他覺得那並不能改變生活，而且他是曾經有過但後來拋棄了所謂「雄』心大志」。他拒絕接見神甫，是因為他覺得「未來的生活」並不比他以往的生活「更真實」。然而社會為了自身的安定恰恰要求它的成員信守傳統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否則，一個人的靈魂就會變成一片荒漠，令檢察官先生們「仔細探索」而「一無所獲」；就會「變成連整個社會也可能陷進去的深淵」，令檢察官先生們「意識到某種神聖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此，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的立場，量刑的標准其實並不在罪行的輕重，而在它對社會秩序的威脅程度，而所謂威脅程度，則全在於檢察官一類人的眼力。法律的這種荒唐實在並非沒有來由的。
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著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這個社會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棄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懲處之列，都有可能讓檢察官先生說：「我向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默而索的腦袋誠然是被他要了去：社會拋棄了他，然而，默而索宣布：「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這時，不是可以說是他拋棄了社會嗎？誰也不會想到默而索會有這樣的宣告，然而這正是他的覺醒，他認識到了人與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誕的旅程的第一階段。
我們終於說到了「荒誕」。談《局外人》而不談荒誕，就如同談薩特的《惡心》而不談存在主義。加繆寫過以論荒誕為主旨的長篇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事實上，人們的確是常常用《西緒福斯神話》來解釋《局外人》，而開此先例的正是薩特。他最早把這兩本書聯系在一起，認定《局外人》是「荒誕的證明」，是一本「關於荒誕和反對荒誕的書」。我們讀一讀《西緒福斯神話》，就會知道，薩特的評論的確是切中肯失的。加繆在這本書中列舉了荒誕的種種表現，例如：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懷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裂；肉體的需要對於使之趨於死亡的時間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為不可能的那種厚度和陌生性；人對人本身所散發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適及其墮落，等等。由於發現了「荒誕」，默而索的消極、冷漠、無動於衷、執著於瞬間的人生等等頓時具有了一種象徵的意義，小說於是從哲學上得到了闡明。當加繆指出，「荒誕的人」就是「那個不否認永恆、但也不為永恆做任何事情的人」的時候，我們是不難想到默而索的。尤其是當加繆指出「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的時候，我們更會一下子想到默而索的。「荒誕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為「荒誕，就是確認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於是，人們把默而索視為西緒福斯的兄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當然，薩特評論的權威性，也由於得到了加繆的主觀意圖的印證，而更加深入人心。加繆在1941年2月ZI日的一則手記中寫道：「完成《神話》。三個『荒誕』到此結束。」我們知道這三個「荒誕」指的是：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小說《局外人》和劇本《卡利古拉》。三者之間的關系於此可見。這種三扇屏式的組合似乎是加繆偏愛的一種形式，例如哲學隨筆《反抗者》、小說《鼠疫》和劇本《正義者》。這是後話，不及細論。
閱讀《西緒福斯神話》，固然有助於我們理解《局外人》，但是，如果《西緒福斯神話》對於《局外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理解的幫助，而且還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這並不是作為小說的《局外人》的一種榮幸，而只能是它的一大缺欠，因為這說明，《局外人》作為小說來說不是一個生氣灌注的自足的整體，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哲學觀念的圖解罷了。幸好事實並非如此。《局外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說，它以自身的獨立的存在向我們展示了一種關系：人與世界的關系。這種關系所以如此強烈地吸引著我們，是因為它迫使我們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世界是晦澀的，還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還是不可理喻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幸福的，還是痛苦的？人與這個世界的關系是和諧一致的，還是分裂矛盾的？默而索不僅是一個有著健全的理智的人，而且還是個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他最後拒絕進入神甫的世界更是標志著一種覺醒：他認識到，「未來的生活並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實」。默而索是固執的，不妥協的。他追求一種真理，雖死而不悔。這真理就是真實地生活。加繆在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我想這話是不錯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默而索是一位智者，因為加繆在《西緒福斯神話》中寫道：「如果智者一詞可以用於那種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託在己之所無來生活的人的話，那麼這些人就是智者。」默而索顯然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他要「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相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因此，他聲稱自己過去和現在都是幸福的，這雖然讓人感到驚訝，卻並不是不可理解的，因為加繆認為：「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幸福可以「產生於荒誕的發現」。當然，默而索是在監獄里獲得荒誕感的，在此之前，他是生活在荒誕之中而渾然不覺，是一聲槍響驚醒了他，是臨近的死亡使他感覺到對於生的依戀。於是，默而索成了荒誕的人。局外人就是荒誕的人，像那無休止地滾動巨石的西緒福斯一樣，敢於用輕蔑戰勝悲慘的命運。而加繆說：「應該設想，西緒福斯是幸福的。」
《局外人》的讀者可以不知道默而索什麼模樣，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但他們不可能不記住他，不可能不在許多場合想到他。默而索將像幽靈一樣，在許多國家裡游盪，在許多讀者的腦海里游盪。如果說時代變了，環境變了，人際關系變了，那他們可以記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以後相當長的時間里，在法國或類似的國家裡，有那麼一個默而索……
D. 加繆關於人生的荒誕論該怎樣理解
阿爾貝·加繆，法國作家，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1913年的法屬阿爾吉利亞，父親是歐洲人，母親是西班牙血統，自己卻在北非的貧民窟長大。父親作為一戰的士兵戰死疆場，加繆直接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抵抗運動。從少年時代起，貧窮與死亡的陰影就與加繆長相伴，這使加繆更能深切地體會人生的荒謬與荒誕，在他的一生中，無論是他的作品還是他的現實人生，他都在與荒誕作斗爭。處在思潮動盪的時代，加繆一直糾纏在藝術家和政治家之間。1942年，加繆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他開始秘密地活躍於抵抗運動中，主編地下刊物《戰斗報》。在這個時期，加繆不躲避任何戰斗，他反對歧視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許多重要作品如小說《局外人》、《鼠疫》，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和長篇論著《反抗者》都在這個時期出世。1957年，他因為「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E. 加繆的代表性小說
小說《局外人》是加繆的成名作。
加繆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著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
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翻開加繆的《局外人》，我們看到的第一句話是「今天，媽媽死了。」可是陡然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包含了無限意味。「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只會出自孩子的口中，可是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默而索的年輕人。默而索不用成年人說的「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麼溫柔多麼純真的感情啊！可是他接到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就是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他糊里糊塗地看著母親下葬，甚至不知道母親的年齡……尤其令我們感到憤慨的是：在母親下葬後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濱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這就是那個看起來對母親飽含深情的默爾索么？可是不止於此，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老闆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毫無熱情。對於巴黎這個國際大都市，他說：「很臟。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對自己的婚姻大事，他表示無論什麼都行。最後，他迷迷糊糊地殺了人，在法庭上他一點也不關心法庭對自己的審判。在就要被處死的前夜，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大概覺得這還不夠，他又說了這樣一句讓人莫名其妙的話：「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默而索的消極、冷漠、無動於衷、執著於瞬間的人生等無疑具有一種象徵的意義：荒誕，這個存在主義作家們一直念念不忘的關鍵詞。《局外人》正是荒誕人生的一幕。莫爾索也是西西弗的兄弟。而加繆在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這也許是不錯的，莫爾索就是加繆心目中那種「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的人，他聲稱自己過去和現在都是幸福的。這正符合加繆的想法：「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幸福可以「產生於荒誕的發現」。默而索是在監獄里獲得荒誕感的，一聲槍響驚醒了他。於是，默而索成了荒誕的人，也就是加繆所以為的幸福的人。
F. 法國作家加繆的小說《鼠疫》有什麼寓意
《鼠疫》的內容
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災難直撲向了一個叫「奧蘭」的平庸小城。一場「格殺毋論」的鼠疫訇然爆發。在一個叫「里厄」的醫生帶領下，人與死神驚心動魄的搏鬥開始了——
混亂、恐懼、絕望、本能、奔逃、待斃、求饒、禱告……人性的復雜與多元、信仰的正與反、靈魂的紅與黑、意志的剛與弱、卑鄙與高尚、齷齪與健正、狹私與美德……皆敞露無遺。科塔爾的商業投機和受虐狂心理，他為鼠疫的到來歡呼雀躍；以神父巴納魯為代表的祈禱派，他主張對災難逆來順受，把瘟疫視作對人類應有的懲罰，最終自己竟送了命；將對一個人的愛轉化為對「人」之愛的新聞記者朗貝爾（為了遠方戀人，他曾欲隻身逃走，但在與醫生告別的最後一刻改變了主意，毅然留在了這座死亡之谷堅持戰斗）；民間知識分子塔魯，他對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尋，對人類命運的憂患與同情，對罪惡的痛恨，使其一開始就投身於抗爭，成為醫生最親密的助手和兄弟，並在鼠疫即將潰敗的黎明獻出了生命。他的犧牲是整場故事的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壯烈的一幕：「無可奈何的淚水模糊了里厄的視線。曾幾何時，這個軀體使他感到多麼親切，而現在它卻被病魔的長矛刺得千孔百瘡，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這從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風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臨了，戰斗已經結束，四周一片寂靜。在這間與世隔絕的房間里，里厄感覺到，在這具已經穿上衣服的屍體上面籠罩著一種驚人的寧靜氣氛。他給醫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兩只手緊緊握著方向盤，駕駛著醫生的汽車……」然而，這不是普通的汽車，而是一輛冒著煙的、以犧牲的決心和怒火的照明全速沖向瘟神的戰車！你完全有理由確信：正是這威猛的「刺」的形象令對方感到了害怕感到了逃走的必要。
里厄醫生——一個率先挑擔起「保衛生命」「保衛城市」「保衛尊嚴」這一神聖而高貴行動的平凡人。一個熱愛生命、有強烈公共職責感的人道者。他不僅醫術高超、正直善良，同時也是這座城市裡對一切事物感覺最「正常」、理念最清醒的人。他的臨危不懼，是因為受著執著的人道理性的支持，是因為他始終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原則來行事——惟有這樣的人才真正配作「醫生」。嚴格地講（從小說的敘述中亦可看出），他本人對取得這場搏鬥的最後勝利一點也沒有把握，這說明作為「正常人」（而不是神）的真實性，但其全部力量都在於：他知道一個人必須選擇承擔，才是自尊和有價值的（承擔有多大，其價值就有多大）！他知道為了尊嚴必須戰斗！必須為不死的精神而戰——即使在最親密的戰友塔魯倒下之時，他也絲毫沒有懷疑、動搖該理念。這理念是生命天賜於他的禮物，是地中海的波濤和陽光、是相濡以沫的母親和深情的妻子用生活教會他的東西。他不膜拜上帝，相信天地間唯一可能的救贖就是自救！正是這峰巒般高聳的理念支撐著「奧蘭」搖搖欲墜的天幕，並挽救了她。
良知、責任、理性、果決、正常的感覺、尊嚴意識——正是這些優美高尚的元素雕造了一群叫「里厄」的明亮的頭顱。正是醫生、職員、小記者這些平素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而不是什麼市長、議員、警察等國家機器人）——以自己結實的生命分量、以情義豐饒的血肉之軀築就了「奧蘭」的人文城牆。
故事最後，是里厄醫生收到妻子去世電報的情景。
寓意
加繆說過，「我只知道談論我所經歷過的事情」。那麼，像「鼠疫」這種令人寒慄的人類災難是加繆的親身經歷嗎？不錯，罪惡慾望、權力腐敗和慘絕人寰的戰爭就是「鼠疫」；政治製造的貧困、飢餓與愚昧就是「鼠疫」；一切迫害民主人權自由信仰的國家犯罪就是「鼠疫」。桿菌可以殺人，而專制、獨裁、恐怖、意識形態、種族歧視、輿論壓制、個人崇拜、政治烏托邦、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革命主義、納粹主義、綏靖主義、斯大林主義……都會致人絕望，致人死命，且殺得更凶，更理直氣壯道貌岸然。正是這些有毒的社會蛛液使世界變得混亂而荒謬，就對肉體和精神的摧殘性及危害程度而言，它們比前者更瘋狂，更歇斯底里。顯然，值得加繆巨大關注的並非生物學意義的鼠疫，而是人類道德與社會政治領域的「桿菌傳染」。
G. 加繆直面荒謬的局外人閱讀答案加繆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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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想讀加繆的小說，應該從他的哪一部作品開始讀起
加繆是一位十分有名的作家，他是法國人。如果你想讀加繆的小說，我建議你從《局外人》讀起，為什麼他那麼多作品，我單單選了這本呢？請聽我慢慢道來。
這就是我推薦《局外人》的原因，它很完美。作者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才26歲，年紀很小，所以通過這本書，我們能很好的了解作者的內心以及了解作者的寫作風格。
I. 如何理解加繆所說的「第三種自殺的態度是堅持奮
荒誕是加繆哲學的起始概念和核心概念。加繆把荒誕定義為一種理性與非理性、永恆與有限之間的對立和斷裂。加繆從荒誕這一基本信念出發,反對消極厭世的自殺,反對脫離現實的飛躍,而主張直面荒誕的反抗,提供了在荒誕中生存的藝術。加繆的反抗是形而上的、精神性的。它是在環境不可改變的前提下的自我態度轉向,是遭遇人類終極困境的思想者的最終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