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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小說免費閱讀

發布時間: 2021-08-04 03:18:42

❶ 韓非子《五蠹》全文翻譯及中心思想

韓非子《五蠹》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韓非子《五蠹》譯文:
上古時代,人民少,可是禽獸卻很多,人類受不了禽獸蟲蛇的侵害。有位聖人出現了,在樹上架木做巢居住來避免獸群的侵,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有巢氏。當時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實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難聞的氣味,傷害腸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聖人出現了,鑽木取火來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燧人氏。中古時代,天下發大水,鯀和禹疏導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時代,夏桀和商紂殘暴淫亂,商湯和周武王起兵討伐。如果有人在夏朝還在樹上架木築巢,還鑽木取火,一定會被鯀、禹恥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還盡全力去疏導河流,一定會被商湯、周武王恥笑了。這樣說來,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還贊美堯、舜、湯、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會被新的聖人恥笑了。因此聖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謂永久適用的制度,而應研究當前的社會情況,並根據它制定符合實際的措施。有個耕田的宋國人,田裡有個樹樁子,一隻奔跑的兔子撞在樹樁上,碰斷脖子死了;這個人便因此放下手裡翻土的農具,守在樹樁子旁邊,希望再撿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卻被宋國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來治理現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類似的人。
古時男子不須耕種,野生的果實就足夠食用;婦女不須紡織,禽獸的毛皮就足夠穿著。不需要做費力的事,給養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財物有多餘,所以人民之間不爭斗。因此不需實行厚賞,不用採取重罰,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這樣祖父沒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民多而財物缺少,干體力活幹得很勞累,可是給養還是很少,所以人民發生爭斗。即使加倍獎賞和加重懲罰,還是不能避免紛亂。

❷ 求小說《五蠹》全文TXT,又名:五重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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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古文《五蠹》全文

作者:韓非 先秦 賞析
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
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
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
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
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
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
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鍤,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
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
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
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工而決竇。
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
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
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
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
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
故曰世異則事異。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
舜曰:「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
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
故曰:事異則備變。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
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
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
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
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
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
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
此所舉先王也。
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
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
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
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
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
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
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
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
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
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
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易其行矣。
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
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
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
故明主必其誅也。
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
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
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
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
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
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
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
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
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
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
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
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
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
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
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
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
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劍之屬。
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
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綉,。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
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
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
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
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辨而不周合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人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岩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
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
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
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
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
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
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齊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
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
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
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
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
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
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
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
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
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做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
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
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
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
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繒繳之說而僥幸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
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
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
治強不可責求於外,內政之有也。
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
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
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
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
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
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
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
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與辟危窮。
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
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
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
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
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
奸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
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
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❹ 韓非子《五蠹》

《五蠹》是代表韓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論文。作者根據古今社會變遷,實際情況,闡明他所主張的法治思想是合於當時的時代要求的。韓非斥責當時的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為五蠹,因而主張養耕戰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傳秦王見此文後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嬴政發出如此感嘆一方面是由於此文切中時弊。其中所體現出的法家治國之術正是當時秦國統一天下步驟的催化劑,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韓非子策論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爭取國君的重視,也不能不講求文字的表達。《史記,韓非傳》說「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這正是適應討論實際問題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風格。和《論語》的自然,《孟子》的生動,《墨子》的質朴,《莊子》的譎詭,,《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渾厚都不相同,韓非的文章有其獨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這篇《五蠹》,文章風格就是波瀾壯闊,奮揚凌厲,居高臨下,語挾風霜,甚至有些危言聳聽,肆意褒貶,無限上綱的意味,充分表現出法家森嚴冷酷,慘刻無情的性格。後人對韓非子在這篇文章中所體現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說他「胸中如萬斛泉涌,滾滾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韓非子迂評》)。張榜說它「圓轉變化,百出不窮,而條理秩餓抽絲,文彩扶疏,氣勢蓬勃。」(《韓非子纂》)。孫月峰說它「議論奇,辯難透,是韓文之雋。」(姜思睿《諸子鴻藻》)還有人指出,李斯《論督責書》,晁錯《論貴粟書》,揚雄《解嘲》都受其影響。郭沫若在《韓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韓非子)能夠以普通的常識為根據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裡,只感覺他的犀利,真是鋒不可當,大有無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勢了。」這種高度的贊美,固然揭示了韓非文字的特點,但未必沒有誇大其辭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勢」在我看來就未必妥當。通讀全文,我還是發現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開頭列敘諸代聖賢,以「守株待兔」的寓言為引證,運用排比,比喻等多種修辭手法來諷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保守主義者,可謂開宗明義,一針見血,令人拍案叫絕。
然而接下來作者筆鋒一轉,闡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之理的深層原因時,就露出了他的軟肋。作者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這實在是個低級的錯誤。我們都知道,原始社會由於生產力極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通過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產品的方式來維持生存,直到生產力水平發展到私有制產生以至階級國家出現後,共同勞動和均分產品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隸制的生產關系。而在老子看來,導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層原因乃是人類的私心的產生。這其實是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私有制產生的另一種表達。而韓非子把「民爭」的原因歸咎於「人民眾而貨財寡」,這在邏輯上犯了「以現象代替本質」的錯誤。這一根本立足點是謬論,接下來的論證只能是一錯再錯了。首先,韓非子舉「禹之王天下也……以民為先,股無完胈,脛不生毛……」的例子來形容古之天子的勞苦,是犯了個時間錯誤。「股無完胈,脛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時的辛勞,而不是成為人主王天下後的勞苦,此其一也,接著,韓非子又說「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眾所周知,堯舜禹等上古諸王乃是神話人物,其真實性仍待考。而禪讓製作為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後期的一項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與固定性,並非是人主個人意願所能左右的。故何來「輕辭」一說?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屆期滿,吐故納新」此其二也。最後韓非子得出這樣的結論:「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財多財寡之說已是大謬。無論從總體水平還是人均財產上來看,相信誰也不會接受「原始社會的財產比封建社會的多」的觀點吧?而說古時天子勢薄亦是無稽之談,難道大禹因為一點小過失就殺防風氏是勢薄的表現嗎?說到古時天子之位勢薄權輕財寡勞苦,試問夏啟又為何為了繼承這個苦差事而殺死伯益呢?這不是「重爭」又是什麼?此其三也。有此三謬,即使得出「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的著名論斷,其論證體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說是詭辯。韓非子如此聰明的人怎會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極力維護君王權職和國家機構存在的合理性,對於私有制產生的直接表徵——國家,他更是要極力維護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矯枉過正,一方面迴避了生產力發展導致私有制產生的深層原因,另一方面恣意誇大原始社會人主之辛勞,人民之富足,以強烈的現實對比轉移讀者視線。,用心可謂良苦,手法難說高明。
接下來的一處論斷,韓非子採用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策論文慣用手法。但得出的結論,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懷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義卻亡國的例子說明「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採用這樣片面的觀點最終導致的結果只能是賈誼《過秦論》中提到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接下來「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義而戰敗,形容宋襄公或許還有幾分神似,但亦不至於亡國,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強國的?至於辯智而國削一句,相信魯仲連,燭之舞諸位亦不會同意。抑儒重法,輕言談而尚刑名本來就無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這樣的程度,只怕要貽笑大方。
策論文一向注重邏輯的嚴密。韓非引倉頡造「公」「私」兩字為例,說明「不相容之事,不兩立」的道理。受時代局限,韓非子還未聽說過「雙贏」這個詞倒還無可厚非,只是他過分強調仁義與法制的對立的做法,筆者亦不敢恭維。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直至今日仍是個探討中的問題,而韓非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武斷地下了結論「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進而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實行「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的「愚民政策」,指導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謂登峰造極。只是歷代仁政政治並行不悖的範例數見不鮮。就舉秦朝之後的漢朝來說,劉邦崛起之時為收買人心,自然要在進入秦都咸陽時昭顯其仁義,故廢除嚴刑峻法。但也不可全無法治,故「約法三章」。而文帝為緹縈救父的孝心所感動,體現的是仁義,但也並未因此廢除刑罰,而只是改為處以稍輕的杖擊。兩者都被後世傳為美談。漢初以「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黃老學說治國,是一種仁政的體現,但這並不妨礙出現張湯,主父偃之類的酷吏。而董仲舒強調「君權神授」,獨尊儒術,更是儒家仁政與法家中央集權制的集中體現。在仁政,法治結合之下,產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韓非子若是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或許韓非子在當時亂世渴求大一統的時代背景下,是需要有這樣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這是導致後來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難辭其咎的。
筆者還想談一點的是韓非子文末的重農抑商思想。這一觀點早有法家先驅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論證過,本已無甚新意,只是韓非最終列出的五蠹仍讓我有齒冷之感。一方面,我認為韓非打擊面過大,沒必要因為強調自己的觀點而將儒家,縱橫家,游俠(墨家的支派),國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網打盡。這未必會讓國家更加強大,反而可能使國家陷入落後愚氓的境地。特別當國君是個昏君的時候。另一方面,從個人處世上來說,這樣的結尾容易廣樹仇敵。或許最後韓非遭李斯,姚賈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圓通的處世態度不無關系。《戰國策,秦策五》中有姚賈譖殺韓非的描寫,《史記,老莊申不害列傳》中亦有太史公對李斯陷害韓非的述評,這里就不作深入探討了。
綜觀全文,《五蠹》結構嚴密復雜,文風犀利恣肆,辯說剔抉精微,雖有上文所述瑕疵,但僅就文章而言,還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論證上的缺疏恰如亂彈琵琶,雖不循章法,亦鏗鏘奪人。

❺ 本人看過很多小說,對文筆要求極高,類似五蠹,巽離絡、挽留、媚心媚肺、青樓季九兒、春花厭等看過的來答

可以去看看墨舞碧歌的書,再生緣我的溫柔暴君,非我傾城王爺要休妃,這兩本看完就開始書荒了好幾年,文筆非常好就是虐的不行
素子花殤的書也不錯,跟墨舞碧歌的比較相似,都是虐的不要不要的,結局都是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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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槐鬼,要打一個賭么?」
「哎?什麼賭?賭什麼?」
「賭信仰的淺薄、賭所謂虔誠的虛假。誰輸了,就用誰的原形做棺材。」
「呵,拿千年神木做棺材,老柳你好大的……屍體?」
「少說冷笑話。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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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秦州始平郡扶風縣西南的小澤村裡,安眉正趁著傍晚的片刻閑暇,將滿是傷痕的手臂泡進冰涼的溪水中。淙淙溪流在水勢緩和處繞了一灣清泓,正倒映出她愁苦的面龐。
那是一張很漂亮的臉,膚色像嫩白的羊酪,五官深邃而精緻;尤其是額發下一雙烏亮的眉,好似細長的新月,斜尾又微微上挑,在凝脂般嫩薄的額角流轉著青色光采——然而這樣一雙風流的眉此刻竟蹙著,眉下黝黑的眼珠猶在濃密的睫毛中惶惶發顫。
「我要去找他……」
喘息了半晌之後,安眉痴望著碧藍溪底流淌過的大片火燒雲,惶懼而又堅定……
別忘了採納喲

❼ 《韓非子·五蠹》

宋國有個農夫正在田裡翻土。突然,他看見有一隻野兔從旁邊的草叢里慌慌張張地竄出來,一頭撞在田邊的樹墩子上,便倒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了。農民走過去一看:兔子死了。因為它奔跑的速度太快,把脖子都撞折(shé)了。農民高興極了,他一點力氣沒花,就白撿了一隻又肥又大的野兔。他心想;要是天天都能撿到野兔,日子就好過了。從此,他再也不肯出力氣種地了。每天,他把鋤頭放在身邊,就躺在樹墩子跟前,等待著第二隻、第三隻野兔自己撞到這樹墩子上來。世上哪有那麼多便宜事啊。農民當然沒有再撿到撞死的野兔,而他的田地卻荒蕪了。

[提示]

這是一則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兔子自己撞死在樹墩子上,這是生活中的偶然現象。宋國那個農夫卻把它誤認為是經常發生的必然現象,最後落得個田園荒蕪,一無所獲。不靠自己勤勤懇懇的勞動,而想靠碰好運過日子,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一定不要做「守株待兔」式的蠢人。

[原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①,兔走觸株②,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③,冀復得兔④。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⑤。——《韓非子》
[簡譯] 從前宋國有個農民,他的田地中有一顆樹樁。一天,一隻跑地飛快的兔子撞在了樹樁上,扭斷了脖子而死。從此,那個農民荒廢了他的耕作,天天等在樹樁旁,希望能再得到只兔子。當然,兔子是沒等到,他自己卻成了宋國的笑柄。

[注釋]

①株——露出地面的樹根和樹莖。

②走——跑,逃跑。

③耒(lěi)——古代的一種農具,形狀象木叉。

④冀——希望。

⑤而身為宋國笑——而他自己卻被宋國人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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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五蠹全文譯文

五蠹
上古時代,人民少,可是禽獸卻很多,人類受不了禽獸蟲蛇的侵害。有位聖人出現了,在樹上架木做巢居住來避免獸群的侵,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有巢氏。當時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實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難聞的氣味,傷害腸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聖人出現了,鑽木取火來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燧人氏。中古時代,天下發大水,鯀和禹疏導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時代,夏桀和商紂殘暴淫亂,商湯和周武王起兵討伐。如果有人在夏朝還在樹上架木築巢,還鑽木取火,一定會被鯀、禹恥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還盡全力去疏導河流,一定會被商湯、周武王恥笑了。這樣說來,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還贊美堯、舜、湯、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會被新的聖人恥笑了。因此聖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謂永久適用的制度,而應研究當前的社會情況,並根據它制定符合實際的措施。有個耕田的宋國人,田裡有個樹樁子,一隻奔跑的兔子撞在樹樁上,碰斷脖子死了;這個人便因此放下手裡翻土的農具,守在樹樁子旁邊,希望再撿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卻被宋國人笑話。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來治理現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類似的人。
古時男子不須耕種,野生的果實就足夠食用;婦女不須紡織,禽獸的毛皮就足夠穿著。不需要做費力的事,給養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財物有多餘,所以人民之間不爭斗。因此不需實行厚賞,不用採取重罰,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這樣祖父沒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民多而財物缺少,干體力活幹得很勞累,可是給養還是很少,所以人民發生爭斗。即使加倍獎賞和加重懲罰,還是不能避免紛亂。
堯統治天下的時候,他的住房簡陋,茅草蓋的屋頂都不加修剪,櫟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糧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現在的看門人,穿的吃的都不會比這更差了。禹統治天下的時候,親自拿了農具幹活,給百姓帶頭,累得大腿上沒有肌肉,小腿上不長毛;即使現在奴隸的勞動都不會比這更苦了。按這樣的情況推論,古代讓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脫離看門人的生活,擺脫奴隸的勞苦,所以把天下傳給別人並不值得稱贊。今天的縣官,一朝死了,子孫世世代代還可乘車,所以人們看重官職。因此人們對於讓位的事,可以輕易辭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卻難以丟掉現在縣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實際情況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卻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節日都把水作禮物相互贈送,在沼澤低窪地區居住苦於水患的人,卻要僱工開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來了也不供飯;豐年秋收時,疏遠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飯。這不是疏遠骨肉兄弟而愛護過路客人,而是由於糧食多少的實際情況不相同。因此古人輕視財物,不是什麼仁愛,只是因為財物多;現在人們的爭奪,也不是小氣,只因財物太少。古人輕易辭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為權勢微薄;今人看重並爭取做官和依附權勢,不是品格卑下,是因為權勢太重。所以聖人要研究財物多少、考慮權勢大小來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說古代刑罰輕不算仁慈,現在責罰嚴也不算殘暴,要適應社會習俗而行事。因此情況隨著不同時代而發展,政策措施也要適應不斷發展的情況。
古時周文王住在豐、鎬一帶,土地只有百里見方,施行仁義的政治,用安撫的手段使西戎歸附了自己,終於統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漢水以東,土地有五百里見方,施行仁義的政治,向他獻地朝貢的國家有三十六國;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國,便滅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義的政治終於統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義的政治卻亡掉了自己的國家,這說明仁義的政治只適用於古代而不適用於今天。所以說:時代變了,情況也變了。在舜統治天下的時候,苗族不歸順,禹准備去征伐它,舜說:「不行。崇尚德教還做得不夠就施行武力,這不是治國的方法。」於是用了三年時間進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為道具跳起舞來,苗族才歸順了。在共工戰斗的時候,兵器短的被敵人刺到,鎧甲不堅固的傷到自己的身體,這說明持盾牌大斧跳舞來降服敵人的辦法只適用於古代,而不適用於今天。所以說:情況變了,措施也要變。上古時在道德上爭勝,中世時在智謀上角逐,現在便在軍事實力上競爭了。齊國准備進攻魯國,魯國派子貢去說服齊國。齊國人說:「你的話不是說得沒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這些話所說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魯國,直到距離魯國都門十里的地方劃為邊界線。所以說偃王施行仁義而徐國滅亡了,子貢機智善辯而魯國的國土削減了。從這方面來講,施行仁義和機智善辯,都不是用來保持國家的辦法。拋掉偃王的仁義,廢棄子貢的機變,憑借徐國、魯國自己的實力,用來抵抗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那末齊、楚兩國的慾望不可能在徐、魯兩國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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