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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魯迅的夫人

朱安
前 奏
朱安和舊中國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和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這樣的女性本來是不會引起公眾注意的，但中年以後的朱安卻曾是記者爭相采訪的對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時報上也有報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很簡單：舊式女性在死後留名，十居其九是因為與她們有關聯的男人，而在朱安來說，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樹人，筆名魯迅。

朱安還在世的時候，魯迅和他身邊的人視她為一份無法推辭的饋贈，是他苦惱的來源。朱安死後幾十年，國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學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則成了禁區，直到近十多年才漸漸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緒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紹興城一戶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個女孩，取名為」安「。她雖然生於王朝的末世，但在那個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紹興仍然相信，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盡管女孩子沒有機會經歷拜師入學這一道人生分水嶺，卻另有一份儀式等候著她們。朱安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大人讓她脫了鞋襪，把腳浸在一盆暖水中。過了一會兒，她的媽媽和兩個女傭人或親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別編制的長棉布條，把她的四隻腳趾向腳底屈折，用濕布條一層一層地裹起來，接著又把她的腳跟拚命往前拉，這樣就裹成了「三寸金蓮」的雛形。朱安痛得尖叫起來，但隨著她的哭聲是母親的訓誨：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纏足。她只要看看媽媽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這是事實，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訂 親
一八九九年，通過親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來；當時她已是個二十一歲的「老姑娘」了。議婚的對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這位周老爺當過京官，後來因為科場賄賂而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他的長孫十八歲，在南京一間新派學堂念書。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兩人算是相當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經濟頗為拮據。但畢竟他們在紹興還算是戶體面人家，對「老姑娘」朱安來說，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們成親的好時間，因為紹興慣例婚禮多半在冬季舉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將在同年年底畢業，算得上雙喜臨門。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周樹人拿到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兒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當然也願意未來女婿出洋留學，因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對她也是一份光榮。

周樹人在一九○二年三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歸，實在令朱家憂心忡忡。而他赴日後不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一項要求，更教他們增添了憂慮：周樹人要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對思想保守的朱家來說，這實在嚇了他們一跳。但這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層陰影。雖然周老太太對未來媳婦很滿意，但誰也不能預料留學在外的激進青年會採取什麼行動。一九○三年周樹人回家探親，身穿西服，辮子已剪了，這似乎都不是好徵兆。不過他始終沒有提出要退婚，雖然周家也沒有安排把朱安迎娶過門。

成 婚
紹興有句諺語：「養女不過二十六。」周家體會到拖延婚事實在於理不合，終於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會從日本專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會接到虛報母親急病的電報，被騙回來。周家到底有沒有想過，如果魯迅不歸，又怎麼辦呢？其實這也不是個難題：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來就是慣用的招數。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備外，也沒有忘記新郎對小腳的厭惡，因此造了一雙大腳綉花鞋，鞋頭填滿了棉花，好在婚禮上穿。朱安穿上這雙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來，大家不斷告訴她沒有男人會娶一個大腳妻子。世界真的變了。

雖說新郎是個放洋留學的新人物，但婚禮還是依照傳統風俗進行，大紅花轎、媒婆、吹打樂手和陪嫁娘一個不少。新郎穿著傳統禮服，甚至裝上假辮，這一切是否可以讓朱安定下心來呢？假如她希望有個好兆頭，現實卻適得其反：她一腳踏出花轎的時候，一隻鞋松脫了，揭露了偽裝。紹興風俗認為新娘掉了鞋是個不吉的兆頭。捱過了婚禮的繁文縟節，朱安終於進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靜寂，只聽到翻書的聲音。朱安坐著獃等，因為新娘是不能首先開口說話的，而新郎決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後第二天，朱安按照傳統由新郎陪伴著回門，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雖然他們沒有圓房，但完成了婚禮所有的儀式，因此他們的婚姻作為一份社會契約是完整的。不過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對她的態度會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後第二個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親房間里去，三天後他就離開紹興，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離開了富裕的娘家，變成景況拮據的周家媳婦。作為小安的媳婦，她有兩份職責，一是延續香火，二是操持家務，她既然無法完成第一項，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項里。既然她是小輩中惟一的媳婦，家務的擔子自然不輕，而大家也認為她是個稱職的主婦。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對朱安來說是個熟悉的環境，她性格和順，與人相處並不困難，婆婆魯瑞對她十分喜愛。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點光明，因為她的丈夫終於決定回國了。周樹人回國主要是為了經濟問題：周家實在需要一份穩定的收入，而他作為長孫，總得挑起這擔子。不過魯瑞自然也希望藉此讓兒子和媳婦重聚。周樹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職，本來有不少機會回家，但他並不如此，而每次短暫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說話，更不進她的房間。一九一○年夏天，情況變得更壞了。魯迅回到紹興教書，學堂離家不過幾十分鍾路程，而他決定住在學校。

但與此同時，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變。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帶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紹興，朱安一輩子頭一次接觸外國人，頭一次體會到丈夫進出自如的另一個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經過自由戀愛而結合的，這一點也讓朱安感受到，她從小奉為金科玉律的禮教傳統，已經權威大減了。

這時外間世界正經歷一場巨變：一九一一年十月，滿清王朝崩潰了。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周樹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雖然他因此又要離家遠去，但這對周家來說卻是件喜事，因為樹人成為中央政府的官員，在復興家業方面邁進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與教育部一起遷往北京。男人因為經商或做官而居於外地，是紹興常見的模式，因此樹人離家反而減輕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壓力。

這時朱安有一塊心頭大石：她已近中年，無兒無女，不管作為主婦如何稱職，作為周家的媳婦卻未完成任務。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親時寫了一封信給在北京的丈夫，建議他納妾，一來生活有人照應，二來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雖說朱安的建議在當時是個社會常規，但她發出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氣，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還請自己的兄弟幫忙寫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樹人更強的反感，除了在日記中斥之為「頗謬」，就沒有回信。事實上，朱安和丈夫婚後長期分隔兩地，從沒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來往信件中轉達。雖說這在當時傳統家庭是正常現象，但周樹人此時卻和弟婦羽太信子有頻密的書信往還。對朱安來說，她熟悉的世界出現了一個斷層，讓她覺得愈來愈難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魯迅決定舉家移居北京時，朱安的去留並不是個疑問：她作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鞏固的。她知道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無後會之期，所以與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離開紹興當天，她的胞妹在碼頭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對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在這個地方連語言也說不通，而離開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環境里，她變得孤立無援。主持北京八道灣家務的是羽太信子，和紹興相比，北京為一個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機會和社會關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魯瑞是惟一不變的一環。

遷居北京後，朱安才第一次接觸到丈夫的工作、生活，雖然只能旁觀，但她也明白魯迅已是個頗有名氣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樹人到北京時只是個政府小官員，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分子，家中訪客川流不息。在這個新世界，朱安是個外人，雖然年輕人稱她為「師母」，但他們都知道魯迅和她的實際婚姻關系。雖然這樣，魯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對朱安仍算很客氣，除了婆婆對自己的喜愛外，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雖然她知道自己無足輕重，但這個家庭始終有她的一個席位。

朱安這份安全感終於毀於一夜之間。一九二三年七月，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決裂，魯迅被迫遷出八道灣。周家的家庭組織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動搖了：魯迅給她兩個選擇，一是留在八道灣，一是回紹興娘家。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只會把朱安逼上絕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憑什麼要讓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紹興，就成了不容於夫家的棄婦，以後日子就很難過了。朱安提出另一條出路：魯迅遷居後總要有人照應生活，她願意負起這份責任。對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沒有太大的幻想，但在當時的社會，一個舊式女人離開丈夫是極不名譽的事，這一點魯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魯迅和朱安遷進磚塔胡同一家紹興同鄉的房子暫住。幾個星期後，魯迅肺病發作，病情嚴重，只能食流質食物。接下來一個多月，朱安竭盡所能地照顧丈夫。她當然感到憂心，但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時日，因為經過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終於有機會和丈夫單獨相處，成了他身邊惟一照顧他的人。魯迅卧病一個多月，不會看不出朱安對他的悉心照料。雖然兩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魯迅日間用朱安的卧室作為書房，也算是打破了過去楚河漢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進入魯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魯迅曾經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運動，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兩個女孩獨自練習時，她就站在後面跟著做動作，因為她想孩子們總不會挑剔她。但她錯了：兩個女孩看見她吃力地擺動小腳，在旁竊笑。
對魯迅和他的追隨者而言，朱安代表著中國落伍、無望的一代，誰也沒想過她不斷衡量自己與丈夫之間的關系，嘗試了解身邊的新世界，而且對魯迅的性格和他與許廣平的關系做出非常准確的結論。正因如此，她沒有提到自己作為發妻的身份，因為她知道世界改變了。

一九三○年，魯迅和許廣平的兒子海嬰出生，他們寄了一張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後表現出關懷和友善的態度。一般魯迅傳記作者都說這是她迷信的表現，認為有了男丁承繼香火，她死後也會有人拜祭她。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現實，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順：事已至此，為什麼要製造更多的不協調和不愉快呢？因此當許羨蘇在一九三一年離開北京前夕，把一大包與魯迅的通信交給朱安時，朱安實在不知所措。許羨蘇和魯迅的關系曾經非常密切，而目不識丁的朱安只能猜測書信的內容，也不清楚許羨蘇為什麼要把信交給她。她無法預測如果把信寄往上海，會引起什麼後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魯迅死後，她更感到這些信難以處置，因此可能在魯迅死後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毀了。無論如何，許羨蘇與魯迅的通信已無跡可尋。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病逝於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傳到北京。對朱安來說，噩耗來得實在突然，因為一個星期前還收到信說魯迅病情已好轉。不過朱安早已習慣接受命運給她的打擊：她在客廳的飯桌上擺上魯迅喜愛的幾味小菜，燃點香燭。接著幾天，致哀的客人絡繹而來，新聞記者亦上門采訪。當一切紛擾沉寂下來後，朱安就要面對家用不足的事實。周作人只肯負責魯瑞部分開支，許廣平偶然匯款接濟，但始終無法應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來愈困難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魯瑞逝世，臨終時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養費遺留給朱安。作人為母親安排了盛大的葬禮，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並沒有支援寡嫂；同時許廣平在上海被捕入獄，匯款也中斷了。體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對經濟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債數千元。這時周作人建議她賣掉魯迅藏書，換取度日之資。這個消息傳到上海，馬上引起快速反應，魯迅兩名追隨者趕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們到達周家時，朱安正在吃午飯：幾塊腌蘿卜伴著半碗稀粥。她推開碗筷，站起來接待，客人卻開口就責備她賣掉魯迅遺產。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她說：「你們都說要保護周先生的遺產，我也是他遺產的一部分，你們想過我嗎？」

經過商議後，他們答應每個月從上海匯一筆數目不大的生活費給朱安，加上她把幾個房間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強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因為周作人被判為漢奸，八道灣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魯迅的舊友和學生幫忙下，盡力爭取屬於魯迅和建人的八道灣業權。自從魯瑞死後，朱安開始與許廣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許廣平回北京收拾魯迅藏書及其他物品，兩人同住在魯迅舊居一個月，朱安非常珍惜這段相處的時間，但由於她一向不善表達感情，所以只是在許廣平回到上海之後，才寫信告訴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況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簽署了有關魯迅遺產及著作權的文件，把權益全部轉移給周海嬰。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雖然她到最後身體已非常衰弱，但腦筋仍然很清醒，後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單。她的遺願是葬在上海魯迅墓旁，這當然未能如願；她的葬禮按許廣平的意思舉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魯瑞的墓旁，墳上沒有任何標記。

尾 聲
朱安可以說是個時代的典型。雖然社會規范的劇變令她無所適從，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終保留著一份尊嚴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擊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觀去做人處世。同時，她對於把她摒棄的新世界也達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說到她和魯迅及許廣平的關系，充分顯示她的思想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單純：
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朱安自幼身體飽受摧殘，婚後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對經濟困難，一生不可謂不凄苦，但她卻從沒有遷怨於旁人，光是這一點，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魯迅和朱安搬進魯迅買來的西三條小四合院，和魯瑞同住。一切又回到舊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務後，坐在婆婆身邊，抽幾口水煙，聽他們母子閑話家常。雖然家裡有傭人，但朱安仍然親自下廚，除了因為魯瑞喜歡她的廚藝外，這也是她照顧丈夫的一點辦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廳與訪客應接，所以只有從廚房送出佳餚，算是盡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機
一九二五年春天，魯迅家的訪客中出現了一張新面孔：許廣平。她是北京女子師范學校一個學生領袖，自三月起和魯迅開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頭一次到魯迅家探訪。從仲春到盛夏，兩人的通信和交往愈來愈頻密、熱切。這是個多事的夏季，女師的學生和校長楊蔭榆展開了強硬的斗爭，而魯迅和學生們站在同一陣線，共患難的感覺明顯地促進了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感情，因此當警察搜捕北女師學生，要把她們解送回鄉的時候，許廣平就躲在魯迅家裡。

在這樣的風風雨雨之中，誰也沒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對一個危機。她和魯迅同處多年，對他的個性和行事可說相當了解，因此肯定會覺察到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變。許廣平不是第一個接近魯迅的年輕女性，卻是第一個讓他重新估計自己的人生和未來的人。雖然朱安過去曾建議魯迅納妾，但她現在已了解到魯迅的新世界是沒有納妾的餘地的。如果他決定開展新生活，自己怎麼辦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折點，旁觀的朱安面對強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身體終於撐不住了。九月間她因為嚴重胃病而入院，醫生懷疑是癌症。魯迅雖然幾次到醫院和醫生商討她的病情，卻極少在病房停留。一個星期下來，經過種種測試，還是找不出病因，醫生就讓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邊沒有可以傾訴的人，朱安只好盡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為事情畢竟是她無法控制的。這樣過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槍殺學生引起的風潮，終於把周家卷了進去。魯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單。為安全計不得不離家到外國人開的醫院暫避。到了四月初，情況更危急得連魯瑞和朱安也暫時搬到旅館去住。朱安切身體會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脅並不單源於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變 異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於政局、經濟和感情各方面的考慮，魯迅決定接受廈門大學的聘任，離開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與母親及朱安道別後，和許廣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車，送行的朋友和學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灣居住、與魯迅關系相當密切的許羨蘇。魯迅走後，許羨蘇住進他的屋子，成了魯迅家管賬的人，因此朱安不難知道魯迅是和許廣平聯袂離京的。

一九二八年，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開始同居，雖然雙方都沒有告訴家人，但有關他們的種種傳說，自他們離京起已流傳極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魯迅回京探母，在他到達家門的前幾天，朱安對婆婆說自己夢見魯迅帶著個小男孩回家，心裡很難受。魯瑞聽了，責怪她不識大體。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過這樣的夢呢？還是藉此讓婆婆知道她聽來的謠言讓她很受困擾呢？我們無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魯瑞的態度讓朱安明白到婆婆不會在這方面給她任何支持。

魯迅抵家後，告訴母親和好友說許廣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這個消息朱安也是間接聽回來的。她的反應除了顯示孤苦無助之外，也表現出相當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沒用。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中文名稱: 許廣平
又名: 景宋
性別: 女
民族: 漢
生卒年: 1898-1968
生平簡介
生平簡介
許廣平（1898—1968）女，筆名景宋，廣東番禺人。早年就讀於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1923年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1926年9月到廣州，任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訓育主任兼舍監。1927年10月在上海與魯迅結婚後協助他工作。1936年10月19日與宋慶齡等商量魯迅治喪事宜，決定由宋主持魯迅葬禮。1938年與鄭振鐸等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1年12月15日在上海租界被日軍逮捕，獄中堅貞不屈。次年3月1日獲釋。1946年1月13日與宋等參加追悼昆明一二一慘案中於再等死難師生大會。次年任上海婦女聯誼會主席。1948年經香港轉到東北解放區。次年7月7日與宋等出席上海各界紀念「七七」慶祝解放大會。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等。1956年10月14日與宋慶齡等出席魯迅遺體遷葬儀式。196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著有《許廣平憶魯迅》等。

❷ 魯迅原配夫人是誰

魯迅原配夫人是朱安

朱安和舊中國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和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這樣的女性本來是不會引起公眾注意的，但中年以後的朱安卻曾是記者爭相采訪的對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時報上也有報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很簡單：舊式女性在死後留名，十居其九是因為與她們有關聯的男人，而在朱安來說，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樹人，筆名魯迅。

朱安還在世的時候，魯迅和他身邊的人視她為一份無法推辭的饋贈，是他苦惱的來源。朱安死後幾十年，國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學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則成了禁區，直到近十多年才漸漸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緒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紹興城一戶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個女孩，取名為」安「。她雖然生於王朝的末世，但在那個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紹興仍然相信，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盡管女孩子沒有機會經歷拜師入學這一道人生分水嶺，卻另有一份儀式等候著她們。朱安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大人讓她脫了鞋襪，把腳浸在一盆暖水中。過了一會兒，她的媽媽和兩個女傭人或親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別編制的長棉布條，把她的四隻腳趾向腳底屈折，用濕布條一層一層地裹起來，接著又把她的腳跟拚命往前拉，這樣就裹成了「三寸金蓮」的雛形。朱安痛得尖叫起來，但隨著她的哭聲是母親的訓誨：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纏足。她只要看看媽媽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這是事實，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訂 親
一八九九年，通過親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來；當時她已是個二十一歲的「老姑娘」了。議婚的對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這位周老爺當過京官，後來因為科場賄賂而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他的長孫十八歲，在南京一間新派學堂念書。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兩人算是相當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經濟頗為拮據。但畢竟他們在紹興還算是戶體面人家，對「老姑娘」朱安來說，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們成親的好時間，因為紹興慣例婚禮多半在冬季舉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將在同年年底畢業，算得上雙喜臨門。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周樹人拿到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兒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當然也願意未來女婿出洋留學，因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對她也是一份光榮。

周樹人在一九○二年三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歸，實在令朱家憂心忡忡。而他赴日後不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一項要求，更教他們增添了憂慮：周樹人要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對思想保守的朱家來說，這實在嚇了他們一跳。但這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層陰影。雖然周老太太對未來媳婦很滿意，但誰也不能預料留學在外的激進青年會採取什麼行動。一九○三年周樹人回家探親，身穿西服，辮子已剪了，這似乎都不是好徵兆。不過他始終沒有提出要退婚，雖然周家也沒有安排把朱安迎娶過門。

成 婚
紹興有句諺語：「養女不過二十六。」周家體會到拖延婚事實在於理不合，終於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會從日本專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會接到虛報母親急病的電報，被騙回來。周家到底有沒有想過，如果魯迅不歸，又怎麼辦呢？其實這也不是個難題：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來就是慣用的招數。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備外，也沒有忘記新郎對小腳的厭惡，因此造了一雙大腳綉花鞋，鞋頭填滿了棉花，好在婚禮上穿。朱安穿上這雙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來，大家不斷告訴她沒有男人會娶一個大腳妻子。世界真的變了。

雖說新郎是個放洋留學的新人物，但婚禮還是依照傳統風俗進行，大紅花轎、媒婆、吹打樂手和陪嫁娘一個不少。新郎穿著傳統禮服，甚至裝上假辮，這一切是否可以讓朱安定下心來呢？假如她希望有個好兆頭，現實卻適得其反：她一腳踏出花轎的時候，一隻鞋松脫了，揭露了偽裝。紹興風俗認為新娘掉了鞋是個不吉的兆頭。捱過了婚禮的繁文縟節，朱安終於進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靜寂，只聽到翻書的聲音。朱安坐著獃等，因為新娘是不能首先開口說話的，而新郎決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後第二天，朱安按照傳統由新郎陪伴著回門，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雖然他們沒有圓房，但完成了婚禮所有的儀式，因此他們的婚姻作為一份社會契約是完整的。不過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對她的態度會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後第二個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親房間里去，三天後他就離開紹興，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離開了富裕的娘家，變成景況拮據的周家媳婦。作為小安的媳婦，她有兩份職責，一是延續香火，二是操持家務，她既然無法完成第一項，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項里。既然她是小輩中惟一的媳婦，家務的擔子自然不輕，而大家也認為她是個稱職的主婦。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對朱安來說是個熟悉的環境，她性格和順，與人相處並不困難，婆婆魯瑞對她十分喜愛。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點光明，因為她的丈夫終於決定回國了。周樹人回國主要是為了經濟問題：周家實在需要一份穩定的收入，而他作為長孫，總得挑起這擔子。不過魯瑞自然也希望藉此讓兒子和媳婦重聚。周樹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職，本來有不少機會回家，但他並不如此，而每次短暫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說話，更不進她的房間。一九一○年夏天，情況變得更壞了。魯迅回到紹興教書，學堂離家不過幾十分鍾路程，而他決定住在學校。

但與此同時，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變。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帶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紹興，朱安一輩子頭一次接觸外國人，頭一次體會到丈夫進出自如的另一個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經過自由戀愛而結合的，這一點也讓朱安感受到，她從小奉為金科玉律的禮教傳統，已經權威大減了。

這時外間世界正經歷一場巨變：一九一一年十月，滿清王朝崩潰了。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周樹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雖然他因此又要離家遠去，但這對周家來說卻是件喜事，因為樹人成為中央政府的官員，在復興家業方面邁進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與教育部一起遷往北京。男人因為經商或做官而居於外地，是紹興常見的模式，因此樹人離家反而減輕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壓力。

這時朱安有一塊心頭大石：她已近中年，無兒無女，不管作為主婦如何稱職，作為周家的媳婦卻未完成任務。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親時寫了一封信給在北京的丈夫，建議他納妾，一來生活有人照應，二來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雖說朱安的建議在當時是個社會常規，但她發出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氣，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還請自己的兄弟幫忙寫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樹人更強的反感，除了在日記中斥之為「頗謬」，就沒有回信。事實上，朱安和丈夫婚後長期分隔兩地，從沒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來往信件中轉達。雖說這在當時傳統家庭是正常現象，但周樹人此時卻和弟婦羽太信子有頻密的書信往還。對朱安來說，她熟悉的世界出現了一個斷層，讓她覺得愈來愈難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魯迅決定舉家移居北京時，朱安的去留並不是個疑問：她作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鞏固的。她知道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無後會之期，所以與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離開紹興當天，她的胞妹在碼頭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對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在這個地方連語言也說不通，而離開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環境里，她變得孤立無援。主持北京八道灣家務的是羽太信子，和紹興相比，北京為一個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機會和社會關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魯瑞是惟一不變的一環。

遷居北京後，朱安才第一次接觸到丈夫的工作、生活，雖然只能旁觀，但她也明白魯迅已是個頗有名氣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樹人到北京時只是個政府小官員，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分子，家中訪客川流不息。在這個新世界，朱安是個外人，雖然年輕人稱她為「師母」，但他們都知道魯迅和她的實際婚姻關系。雖然這樣，魯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對朱安仍算很客氣，除了婆婆對自己的喜愛外，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雖然她知道自己無足輕重，但這個家庭始終有她的一個席位。

朱安這份安全感終於毀於一夜之間。一九二三年七月，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決裂，魯迅被迫遷出八道灣。周家的家庭組織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動搖了：魯迅給她兩個選擇，一是留在八道灣，一是回紹興娘家。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只會把朱安逼上絕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憑什麼要讓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紹興，就成了不容於夫家的棄婦，以後日子就很難過了。朱安提出另一條出路：魯迅遷居後總要有人照應生活，她願意負起這份責任。對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沒有太大的幻想，但在當時的社會，一個舊式女人離開丈夫是極不名譽的事，這一點魯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魯迅和朱安遷進磚塔胡同一家紹興同鄉的房子暫住。幾個星期後，魯迅肺病發作，病情嚴重，只能食流質食物。接下來一個多月，朱安竭盡所能地照顧丈夫。她當然感到憂心，但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時日，因為經過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終於有機會和丈夫單獨相處，成了他身邊惟一照顧他的人。魯迅卧病一個多月，不會看不出朱安對他的悉心照料。雖然兩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魯迅日間用朱安的卧室作為書房，也算是打破了過去楚河漢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進入魯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魯迅曾經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運動，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兩個女孩獨自練習時，她就站在後面跟著做動作，因為她想孩子們總不會挑剔她。但她錯了：兩個女孩看見她吃力地擺動小腳，在旁竊笑。
對魯迅和他的追隨者而言，朱安代表著中國落伍、無望的一代，誰也沒想過她不斷衡量自己與丈夫之間的關系，嘗試了解身邊的新世界，而且對魯迅的性格和他與許廣平的關系做出非常准確的結論。正因如此，她沒有提到自己作為發妻的身份，因為她知道世界改變了。

一九三○年，魯迅和許廣平的兒子海嬰出生，他們寄了一張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後表現出關懷和友善的態度。一般魯迅傳記作者都說這是她迷信的表現，認為有了男丁承繼香火，她死後也會有人拜祭她。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現實，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順：事已至此，為什麼要製造更多的不協調和不愉快呢？因此當許羨蘇在一九三一年離開北京前夕，把一大包與魯迅的通信交給朱安時，朱安實在不知所措。許羨蘇和魯迅的關系曾經非常密切，而目不識丁的朱安只能猜測書信的內容，也不清楚許羨蘇為什麼要把信交給她。她無法預測如果把信寄往上海，會引起什麼後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魯迅死後，她更感到這些信難以處置，因此可能在魯迅死後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毀了。無論如何，許羨蘇與魯迅的通信已無跡可尋。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病逝於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傳到北京。對朱安來說，噩耗來得實在突然，因為一個星期前還收到信說魯迅病情已好轉。不過朱安早已習慣接受命運給她的打擊：她在客廳的飯桌上擺上魯迅喜愛的幾味小菜，燃點香燭。接著幾天，致哀的客人絡繹而來，新聞記者亦上門采訪。當一切紛擾沉寂下來後，朱安就要面對家用不足的事實。周作人只肯負責魯瑞部分開支，許廣平偶然匯款接濟，但始終無法應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來愈困難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魯瑞逝世，臨終時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養費遺留給朱安。作人為母親安排了盛大的葬禮，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並沒有支援寡嫂；同時許廣平在上海被捕入獄，匯款也中斷了。體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對經濟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債數千元。這時周作人建議她賣掉魯迅藏書，換取度日之資。這個消息傳到上海，馬上引起快速反應，魯迅兩名追隨者趕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們到達周家時，朱安正在吃午飯：幾塊腌蘿卜伴著半碗稀粥。她推開碗筷，站起來接待，客人卻開口就責備她賣掉魯迅遺產。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她說：「你們都說要保護周先生的遺產，我也是他遺產的一部分，你們想過我嗎？」

經過商議後，他們答應每個月從上海匯一筆數目不大的生活費給朱安，加上她把幾個房間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強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因為周作人被判為漢奸，八道灣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魯迅的舊友和學生幫忙下，盡力爭取屬於魯迅和建人的八道灣業權。自從魯瑞死後，朱安開始與許廣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許廣平回北京收拾魯迅藏書及其他物品，兩人同住在魯迅舊居一個月，朱安非常珍惜這段相處的時間，但由於她一向不善表達感情，所以只是在許廣平回到上海之後，才寫信告訴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況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簽署了有關魯迅遺產及著作權的文件，把權益全部轉移給周海嬰。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雖然她到最後身體已非常衰弱，但腦筋仍然很清醒，後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單。她的遺願是葬在上海魯迅墓旁，這當然未能如願；她的葬禮按許廣平的意思舉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魯瑞的墓旁，墳上沒有任何標記。

尾 聲
朱安可以說是個時代的典型。雖然社會規范的劇變令她無所適從，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終保留著一份尊嚴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擊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觀去做人處世。同時，她對於把她摒棄的新世界也達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說到她和魯迅及許廣平的關系，充分顯示她的思想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單純：
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朱安自幼身體飽受摧殘，婚後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對經濟困難，一生不可謂不凄苦，但她卻從沒有遷怨於旁人，光是這一點，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魯迅和朱安搬進魯迅買來的西三條小四合院，和魯瑞同住。一切又回到舊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務後，坐在婆婆身邊，抽幾口水煙，聽他們母子閑話家常。雖然家裡有傭人，但朱安仍然親自下廚，除了因為魯瑞喜歡她的廚藝外，這也是她照顧丈夫的一點辦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廳與訪客應接，所以只有從廚房送出佳餚，算是盡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機
一九二五年春天，魯迅家的訪客中出現了一張新面孔：許廣平。她是北京女子師范學校一個學生領袖，自三月起和魯迅開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頭一次到魯迅家探訪。從仲春到盛夏，兩人的通信和交往愈來愈頻密、熱切。這是個多事的夏季，女師的學生和校長楊蔭榆展開了強硬的斗爭，而魯迅和學生們站在同一陣線，共患難的感覺明顯地促進了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感情，因此當警察搜捕北女師學生，要把她們解送回鄉的時候，許廣平就躲在魯迅家裡。

在這樣的風風雨雨之中，誰也沒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對一個危機。她和魯迅同處多年，對他的個性和行事可說相當了解，因此肯定會覺察到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變。許廣平不是第一個接近魯迅的年輕女性，卻是第一個讓他重新估計自己的人生和未來的人。雖然朱安過去曾建議魯迅納妾，但她現在已了解到魯迅的新世界是沒有納妾的餘地的。如果他決定開展新生活，自己怎麼辦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折點，旁觀的朱安面對強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身體終於撐不住了。九月間她因為嚴重胃病而入院，醫生懷疑是癌症。魯迅雖然幾次到醫院和醫生商討她的病情，卻極少在病房停留。一個星期下來，經過種種測試，還是找不出病因，醫生就讓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邊沒有可以傾訴的人，朱安只好盡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為事情畢竟是她無法控制的。這樣過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槍殺學生引起的風潮，終於把周家卷了進去。魯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單。為安全計不得不離家到外國人開的醫院暫避。到了四月初，情況更危急得連魯瑞和朱安也暫時搬到旅館去住。朱安切身體會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脅並不單源於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變 異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於政局、經濟和感情各方面的考慮，魯迅決定接受廈門大學的聘任，離開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與母親及朱安道別後，和許廣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車，送行的朋友和學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灣居住、與魯迅關系相當密切的許羨蘇。魯迅走後，許羨蘇住進他的屋子，成了魯迅家管賬的人，因此朱安不難知道魯迅是和許廣平聯袂離京的。

一九二八年，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開始同居，雖然雙方都沒有告訴家人，但有關他們的種種傳說，自他們離京起已流傳極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魯迅回京探母，在他到達家門的前幾天，朱安對婆婆說自己夢見魯迅帶著個小男孩回家，心裡很難受。魯瑞聽了，責怪她不識大體。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過這樣的夢呢？還是藉此讓婆婆知道她聽來的謠言讓她很受困擾呢？我們無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魯瑞的態度讓朱安明白到婆婆不會在這方面給她任何支持。

魯迅抵家後，告訴母親和好友說許廣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這個消息朱安也是間接聽回來的。她的反應除了顯示孤苦無助之外，也表現出相當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沒用。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❸ 魯迅去世前後情況

70年前的10月8日，魯迅先生抱病參加了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的中華全國木刻第二屆流動展覽會，這是魯迅先生在公開場合的最後一次活動，11天後魯迅先生溘然長逝。當時，沙飛見到魯迅並用鏡頭攝下了這個珍貴的瞬間。

8日，這些當事者的後代們又從四面八方趕來聚在青年會賓館，他們分坐在當年父輩們的位置，模仿父輩們當年的神態。由沙飛的女兒王雁用相機記錄下這個同樣珍貴的場面。

據王雁介紹，她的父親沙飛只和魯迅見過這一面並拍下了那組照片。沙飛對那天的場景曾撰文：「10月8日，12時半，我去食客飯，飯後趕回會場，不料魯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過後，現在還未恢復，瘦得頗可以，可是他卻十分興奮，很快樂地在批評作品的好壞。他活像一位母親，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圍起來，細聽他的話，我也快樂極了，乘機偷偷地拍了一個照片。作為新聞照片，第一幅就夠用了，但這機會非常難得，我拍完第一幅後，沒有放過這寶貴的歷史時刻，繼續細心觀察，拍攝魯迅的特寫鏡頭。這是先生最後一次抱病參加活動。假如我不是如此認真地拍攝，一定終身遺憾，也有負於歷史。」沙飛拍攝的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展的照片，是他拍攝的第一組新聞照片。這組照片奠定了他今後職業的基礎。以後，沙飛就隨身帶著這組照片，一直到去世。可見他對魯迅先生、對這組照片有著特殊感情。

魯迅先生的兒子周海嬰是座中年齡最大的，今年77歲了。他與幾位木刻家的後代也是第一次見面，但因為父輩們的關系彼此相見卻分外親切，交談甚歡。他說，今天，我很高興地來到這里坐在我父親70年前坐的位置。父親當年抱病參加中華全國木刻第二屆流動展覽會，並和青年木刻家親切交談。這些青年木刻家們聆聽魯迅先生的教誨，奔赴全國各地宣傳抗戰，以木刻為武器堅持不懈地戰斗。今天我們聚集在這里非常難得，也很有意義。

陳煙橋的兒子陳超南說，很多珍貴的歷史瞬間都會成為歷史的記憶，感謝沙飛先生為我們留下了這些珍貴的鏡頭。我們今天能夠坐在父輩當年坐過的位置緬懷我們的父輩，感到非常光榮和自豪。

黃新波的女兒黃元還專門拓印了父親70年前創作的一幅木刻作品，送給周海嬰留作紀念。陳煙橋的兒子陳超南也向大家展示了一幅父親創作的魯迅先生遺容的素描作品。他說，一直以來都說反映魯迅先生遺容的作品有四幅，根據朋友提供的線索，我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找到父親當年也有一幅作品，這樣，就應該是五幅了。魯迅先生不僅影響了青年木刻家們的藝術創作，也影響了他們的人生。

咔嚓……同樣的場面、似曾相識的面孔，恍若回到了過去，長長的70個年頭彷彿在時空交錯中被抽離了。

❹ 魯迅的原配夫人和戀人分別是怎樣的

朱安
前 奏
朱安和舊中國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和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這樣的女性本來是不會引起公眾注意的，但中年以後的朱安卻曾是記者爭相采訪的對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時報上也有報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很簡單：舊式女性在死後留名，十居其九是因為與她們有關聯的男人，而在朱安來說，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樹人，筆名魯迅。

朱安還在世的時候，魯迅和他身邊的人視她為一份無法推辭的饋贈，是他苦惱的來源。朱安死後幾十年，國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學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則成了禁區，直到近十多年才漸漸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緒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紹興城一戶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個女孩，取名為」安「。她雖然生於王朝的末世，但在那個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紹興仍然相信，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盡管女孩子沒有機會經歷拜師入學這一道人生分水嶺，卻另有一份儀式等候著她們。朱安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大人讓她脫了鞋襪，把腳浸在一盆暖水中。過了一會兒，她的媽媽和兩個女傭人或親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別編制的長棉布條，把她的四隻腳趾向腳底屈折，用濕布條一層一層地裹起來，接著又把她的腳跟拚命往前拉，這樣就裹成了「三寸金蓮」的雛形。朱安痛得尖叫起來，但隨著她的哭聲是母親的訓誨：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纏足。她只要看看媽媽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這是事實，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訂 親
一八九九年，通過親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來；當時她已是個二十一歲的「老姑娘」了。議婚的對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這位周老爺當過京官，後來因為科場賄賂而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他的長孫十八歲，在南京一間新派學堂念書。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兩人算是相當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經濟頗為拮據。但畢竟他們在紹興還算是戶體面人家，對「老姑娘」朱安來說，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們成親的好時間，因為紹興慣例婚禮多半在冬季舉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將在同年年底畢業，算得上雙喜臨門。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周樹人拿到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兒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當然也願意未來女婿出洋留學，因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對她也是一份光榮。

周樹人在一九○二年三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歸，實在令朱家憂心忡忡。而他赴日後不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一項要求，更教他們增添了憂慮：周樹人要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對思想保守的朱家來說，這實在嚇了他們一跳。但這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層陰影。雖然周老太太對未來媳婦很滿意，但誰也不能預料留學在外的激進青年會採取什麼行動。一九○三年周樹人回家探親，身穿西服，辮子已剪了，這似乎都不是好徵兆。不過他始終沒有提出要退婚，雖然周家也沒有安排把朱安迎娶過門。

成 婚
紹興有句諺語：「養女不過二十六。」周家體會到拖延婚事實在於理不合，終於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會從日本專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會接到虛報母親急病的電報，被騙回來。周家到底有沒有想過，如果魯迅不歸，又怎麼辦呢？其實這也不是個難題：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來就是慣用的招數。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備外，也沒有忘記新郎對小腳的厭惡，因此造了一雙大腳綉花鞋，鞋頭填滿了棉花，好在婚禮上穿。朱安穿上這雙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來，大家不斷告訴她沒有男人會娶一個大腳妻子。世界真的變了。

雖說新郎是個放洋留學的新人物，但婚禮還是依照傳統風俗進行，大紅花轎、媒婆、吹打樂手和陪嫁娘一個不少。新郎穿著傳統禮服，甚至裝上假辮，這一切是否可以讓朱安定下心來呢？假如她希望有個好兆頭，現實卻適得其反：她一腳踏出花轎的時候，一隻鞋松脫了，揭露了偽裝。紹興風俗認為新娘掉了鞋是個不吉的兆頭。捱過了婚禮的繁文縟節，朱安終於進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靜寂，只聽到翻書的聲音。朱安坐著獃等，因為新娘是不能首先開口說話的，而新郎決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後第二天，朱安按照傳統由新郎陪伴著回門，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雖然他們沒有圓房，但完成了婚禮所有的儀式，因此他們的婚姻作為一份社會契約是完整的。不過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對她的態度會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後第二個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親房間里去，三天後他就離開紹興，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離開了富裕的娘家，變成景況拮據的周家媳婦。作為小安的媳婦，她有兩份職責，一是延續香火，二是操持家務，她既然無法完成第一項，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項里。既然她是小輩中惟一的媳婦，家務的擔子自然不輕，而大家也認為她是個稱職的主婦。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對朱安來說是個熟悉的環境，她性格和順，與人相處並不困難，婆婆魯瑞對她十分喜愛。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點光明，因為她的丈夫終於決定回國了。周樹人回國主要是為了經濟問題：周家實在需要一份穩定的收入，而他作為長孫，總得挑起這擔子。不過魯瑞自然也希望藉此讓兒子和媳婦重聚。周樹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職，本來有不少機會回家，但他並不如此，而每次短暫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說話，更不進她的房間。一九一○年夏天，情況變得更壞了。魯迅回到紹興教書，學堂離家不過幾十分鍾路程，而他決定住在學校。

但與此同時，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變。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帶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紹興，朱安一輩子頭一次接觸外國人，頭一次體會到丈夫進出自如的另一個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經過自由戀愛而結合的，這一點也讓朱安感受到，她從小奉為金科玉律的禮教傳統，已經權威大減了。

這時外間世界正經歷一場巨變：一九一一年十月，滿清王朝崩潰了。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周樹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雖然他因此又要離家遠去，但這對周家來說卻是件喜事，因為樹人成為中央政府的官員，在復興家業方面邁進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與教育部一起遷往北京。男人因為經商或做官而居於外地，是紹興常見的模式，因此樹人離家反而減輕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壓力。

這時朱安有一塊心頭大石：她已近中年，無兒無女，不管作為主婦如何稱職，作為周家的媳婦卻未完成任務。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親時寫了一封信給在北京的丈夫，建議他納妾，一來生活有人照應，二來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雖說朱安的建議在當時是個社會常規，但她發出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氣，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還請自己的兄弟幫忙寫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樹人更強的反感，除了在日記中斥之為「頗謬」，就沒有回信。事實上，朱安和丈夫婚後長期分隔兩地，從沒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來往信件中轉達。雖說這在當時傳統家庭是正常現象，但周樹人此時卻和弟婦羽太信子有頻密的書信往還。對朱安來說，她熟悉的世界出現了一個斷層，讓她覺得愈來愈難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魯迅決定舉家移居北京時，朱安的去留並不是個疑問：她作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鞏固的。她知道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無後會之期，所以與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離開紹興當天，她的胞妹在碼頭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對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在這個地方連語言也說不通，而離開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環境里，她變得孤立無援。主持北京八道灣家務的是羽太信子，和紹興相比，北京為一個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機會和社會關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魯瑞是惟一不變的一環。

遷居北京後，朱安才第一次接觸到丈夫的工作、生活，雖然只能旁觀，但她也明白魯迅已是個頗有名氣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樹人到北京時只是個政府小官員，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分子，家中訪客川流不息。在這個新世界，朱安是個外人，雖然年輕人稱她為「師母」，但他們都知道魯迅和她的實際婚姻關系。雖然這樣，魯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對朱安仍算很客氣，除了婆婆對自己的喜愛外，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雖然她知道自己無足輕重，但這個家庭始終有她的一個席位。

朱安這份安全感終於毀於一夜之間。一九二三年七月，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決裂，魯迅被迫遷出八道灣。周家的家庭組織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動搖了：魯迅給她兩個選擇，一是留在八道灣，一是回紹興娘家。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只會把朱安逼上絕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憑什麼要讓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紹興，就成了不容於夫家的棄婦，以後日子就很難過了。朱安提出另一條出路：魯迅遷居後總要有人照應生活，她願意負起這份責任。對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沒有太大的幻想，但在當時的社會，一個舊式女人離開丈夫是極不名譽的事，這一點魯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魯迅和朱安遷進磚塔胡同一家紹興同鄉的房子暫住。幾個星期後，魯迅肺病發作，病情嚴重，只能食流質食物。接下來一個多月，朱安竭盡所能地照顧丈夫。她當然感到憂心，但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時日，因為經過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終於有機會和丈夫單獨相處，成了他身邊惟一照顧他的人。魯迅卧病一個多月，不會看不出朱安對他的悉心照料。雖然兩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魯迅日間用朱安的卧室作為書房，也算是打破了過去楚河漢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進入魯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魯迅曾經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運動，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兩個女孩獨自練習時，她就站在後面跟著做動作，因為她想孩子們總不會挑剔她。但她錯了：兩個女孩看見她吃力地擺動小腳，在旁竊笑。
對魯迅和他的追隨者而言，朱安代表著中國落伍、無望的一代，誰也沒想過她不斷衡量自己與丈夫之間的關系，嘗試了解身邊的新世界，而且對魯迅的性格和他與許廣平的關系做出非常准確的結論。正因如此，她沒有提到自己作為發妻的身份，因為她知道世界改變了。

一九三○年，魯迅和許廣平的兒子海嬰出生，他們寄了一張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後表現出關懷和友善的態度。一般魯迅傳記作者都說這是她迷信的表現，認為有了男丁承繼香火，她死後也會有人拜祭她。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現實，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順：事已至此，為什麼要製造更多的不協調和不愉快呢？因此當許羨蘇在一九三一年離開北京前夕，把一大包與魯迅的通信交給朱安時，朱安實在不知所措。許羨蘇和魯迅的關系曾經非常密切，而目不識丁的朱安只能猜測書信的內容，也不清楚許羨蘇為什麼要把信交給她。她無法預測如果把信寄往上海，會引起什麼後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魯迅死後，她更感到這些信難以處置，因此可能在魯迅死後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毀了。無論如何，許羨蘇與魯迅的通信已無跡可尋。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病逝於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傳到北京。對朱安來說，噩耗來得實在突然，因為一個星期前還收到信說魯迅病情已好轉。不過朱安早已習慣接受命運給她的打擊：她在客廳的飯桌上擺上魯迅喜愛的幾味小菜，燃點香燭。接著幾天，致哀的客人絡繹而來，新聞記者亦上門采訪。當一切紛擾沉寂下來後，朱安就要面對家用不足的事實。周作人只肯負責魯瑞部分開支，許廣平偶然匯款接濟，但始終無法應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來愈困難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魯瑞逝世，臨終時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養費遺留給朱安。作人為母親安排了盛大的葬禮，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並沒有支援寡嫂；同時許廣平在上海被捕入獄，匯款也中斷了。體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對經濟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債數千元。這時周作人建議她賣掉魯迅藏書，換取度日之資。這個消息傳到上海，馬上引起快速反應，魯迅兩名追隨者趕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們到達周家時，朱安正在吃午飯：幾塊腌蘿卜伴著半碗稀粥。她推開碗筷，站起來接待，客人卻開口就責備她賣掉魯迅遺產。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她說：「你們都說要保護周先生的遺產，我也是他遺產的一部分，你們想過我嗎？」

經過商議後，他們答應每個月從上海匯一筆數目不大的生活費給朱安，加上她把幾個房間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強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因為周作人被判為漢奸，八道灣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魯迅的舊友和學生幫忙下，盡力爭取屬於魯迅和建人的八道灣業權。自從魯瑞死後，朱安開始與許廣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許廣平回北京收拾魯迅藏書及其他物品，兩人同住在魯迅舊居一個月，朱安非常珍惜這段相處的時間，但由於她一向不善表達感情，所以只是在許廣平回到上海之後，才寫信告訴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況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簽署了有關魯迅遺產及著作權的文件，把權益全部轉移給周海嬰。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雖然她到最後身體已非常衰弱，但腦筋仍然很清醒，後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單。她的遺願是葬在上海魯迅墓旁，這當然未能如願；她的葬禮按許廣平的意思舉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魯瑞的墓旁，墳上沒有任何標記。

尾 聲
朱安可以說是個時代的典型。雖然社會規范的劇變令她無所適從，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終保留著一份尊嚴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擊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觀去做人處世。同時，她對於把她摒棄的新世界也達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說到她和魯迅及許廣平的關系，充分顯示她的思想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單純：
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朱安自幼身體飽受摧殘，婚後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對經濟困難，一生不可謂不凄苦，但她卻從沒有遷怨於旁人，光是這一點，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魯迅和朱安搬進魯迅買來的西三條小四合院，和魯瑞同住。一切又回到舊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務後，坐在婆婆身邊，抽幾口水煙，聽他們母子閑話家常。雖然家裡有傭人，但朱安仍然親自下廚，除了因為魯瑞喜歡她的廚藝外，這也是她照顧丈夫的一點辦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廳與訪客應接，所以只有從廚房送出佳餚，算是盡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機
一九二五年春天，魯迅家的訪客中出現了一張新面孔：許廣平。她是北京女子師范學校一個學生領袖，自三月起和魯迅開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頭一次到魯迅家探訪。從仲春到盛夏，兩人的通信和交往愈來愈頻密、熱切。這是個多事的夏季，女師的學生和校長楊蔭榆展開了強硬的斗爭，而魯迅和學生們站在同一陣線，共患難的感覺明顯地促進了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感情，因此當警察搜捕北女師學生，要把她們解送回鄉的時候，許廣平就躲在魯迅家裡。

在這樣的風風雨雨之中，誰也沒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對一個危機。她和魯迅同處多年，對他的個性和行事可說相當了解，因此肯定會覺察到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變。許廣平不是第一個接近魯迅的年輕女性，卻是第一個讓他重新估計自己的人生和未來的人。雖然朱安過去曾建議魯迅納妾，但她現在已了解到魯迅的新世界是沒有納妾的餘地的。如果他決定開展新生活，自己怎麼辦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折點，旁觀的朱安面對強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身體終於撐不住了。九月間她因為嚴重胃病而入院，醫生懷疑是癌症。魯迅雖然幾次到醫院和醫生商討她的病情，卻極少在病房停留。一個星期下來，經過種種測試，還是找不出病因，醫生就讓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邊沒有可以傾訴的人，朱安只好盡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為事情畢竟是她無法控制的。這樣過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槍殺學生引起的風潮，終於把周家卷了進去。魯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單。為安全計不得不離家到外國人開的醫院暫避。到了四月初，情況更危急得連魯瑞和朱安也暫時搬到旅館去住。朱安切身體會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脅並不單源於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變 異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於政局、經濟和感情各方面的考慮，魯迅決定接受廈門大學的聘任，離開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與母親及朱安道別後，和許廣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車，送行的朋友和學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灣居住、與魯迅關系相當密切的許羨蘇。魯迅走後，許羨蘇住進他的屋子，成了魯迅家管賬的人，因此朱安不難知道魯迅是和許廣平聯袂離京的。

一九二八年，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開始同居，雖然雙方都沒有告訴家人，但有關他們的種種傳說，自他們離京起已流傳極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魯迅回京探母，在他到達家門的前幾天，朱安對婆婆說自己夢見魯迅帶著個小男孩回家，心裡很難受。魯瑞聽了，責怪她不識大體。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過這樣的夢呢？還是藉此讓婆婆知道她聽來的謠言讓她很受困擾呢？我們無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魯瑞的態度讓朱安明白到婆婆不會在這方面給她任何支持。

魯迅抵家後，告訴母親和好友說許廣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這個消息朱安也是間接聽回來的。她的反應除了顯示孤苦無助之外，也表現出相當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沒用。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中文名稱: 許廣平
又名: 景宋
性別: 女
民族: 漢
生卒年: 1898-1968
生平簡介
生平簡介
許廣平（1898—1968）女，筆名景宋，廣東番禺人。早年就讀於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1923年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1926年9月到廣州，任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訓育主任兼舍監。1927年10月在上海與魯迅結婚後協助他工作。1936年10月19日與宋慶齡等商量魯迅治喪事宜，決定由宋主持魯迅葬禮。1938年與鄭振鐸等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1年12月15日在上海租界被日軍逮捕，獄中堅貞不屈。次年3月1日獲釋。1946年1月13日與宋等參加追悼昆明一二一慘案中於再等死難師生大會。次年任上海婦女聯誼會主席。1948年經香港轉到東北解放區。次年7月7日與宋等出席上海各界紀念「七七」慶祝解放大會。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等。1956年10月14日與宋慶齡等出席魯迅遺體遷葬儀式。196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著有《許廣平憶魯迅》等。

❺ 魯迅對穿著也頗內行

朱安
前 奏
朱安和舊中國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和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這樣的女性本來是不會引起公眾注意的，但中年以後的朱安卻曾是記者爭相采訪的對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時報上也有報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看原因很簡單：舊式女性在死後留名，十居其九是因為與她們有關聯的男人，而在朱安來說，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樹人，筆名魯迅。

朱安還在世的時候，魯迅和他身邊的人視她為一份無法推辭的饋贈，是他苦惱的來源。朱安死後幾十年，國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學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則成了禁區，直到近十多年才漸漸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緒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紹興城一戶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個女孩，取名為地安逗。她雖然生於王朝的末世，但在那個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紹興仍然相信，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盡管女孩子沒有機會經歷拜師入學這一道人生分水嶺，卻另有一份儀式等候著她們。朱安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大人讓她脫了鞋襪，把腳浸在一盆暖水中。過了一會兒，她的媽媽和兩個女傭人或親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別編制的長棉布條，把她的四隻腳趾向腳底屈折，用濕布條一層一層地裹起來，接著又把她的腳跟拚命往前拉，這樣就裹成了逗三寸金蓮地的雛形。朱安痛得尖叫起來，但隨著她的哭聲是母親的訓誨：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纏足。她只要看看媽媽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這是事實，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訂 親
一八九九年，通過親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來；當時她已是個二十一歲的逗老姑娘地了。議婚的對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這位周老爺當過京官，後來因為科場賄賂而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他的長孫十八歲，在南京一間新派學堂念書。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兩人算是相當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經濟頗為拮據。但畢竟他們在紹興還算是戶體面人家，對逗老姑娘地朱安來說，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們成親的好時間，因為紹興慣例婚禮多半在冬季舉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將在同年年底畢業，算得上雙喜臨門。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周樹人拿到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兒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當然也願意未來女婿出洋留學，因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對她也是一份光榮。

周樹人在一九○二年三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歸，實在令朱家憂心忡忡。而他赴日後不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一項要求，更教他們增添了憂慮：周樹人要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對思想保守的朱家來說，這實在嚇了他們一跳。但這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層陰影。雖然周老太太對未來媳婦很滿意，但誰也不能預料留學在外的激進青年會採取什麼行動。一九○三年周樹人回家探親，身穿西服，辮子已剪了，這似乎都不是好徵兆。不過他始終沒有提出要退婚，雖然周家也沒有安排把朱安迎娶過門。

成 婚
紹興有句諺語：逗養女不過二十六。地周家體會到拖延婚事實在於理不合，終於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會從日本專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會接到虛報母親急病的電報，被騙回來。周家到底有沒有想過，如果魯迅不歸，又怎麼辦呢看其實這也不是個難題：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來就是慣用的招數。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備外，也沒有忘記新郎對小腳的厭惡，因此造了一雙大腳綉花鞋，鞋頭填滿了棉花，好在婚禮上穿。朱安穿上這雙鞋，到底有何感想呢看二十多年來，大家不斷告訴她沒有男人會娶一個大腳妻子。世界真的變了。

雖說新郎是個放洋留學的新人物，但婚禮還是依照傳統風俗進行，大紅花轎、媒婆、吹打樂手和陪嫁娘一個不少。新郎穿著傳統禮服，甚至裝上假辮，這一切是否可以讓朱安定下心來呢看假如她希望有個好兆頭，現實卻適得其反：她一腳踏出花轎的時候，一隻鞋松脫了，揭露了偽裝。紹興風俗認為新娘掉了鞋是個不吉的兆頭。捱過了婚禮的繁文縟節，朱安終於進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靜寂，只聽到翻書的聲音。朱安坐著獃等，因為新娘是不能首先開口說話的，而新郎決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後第二天，朱安按照傳統由新郎陪伴著回門，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雖然他們沒有圓房，但完成了婚禮所有的儀式，因此他們的婚姻作為一份社會契約是完整的。不過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對她的態度會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後第二個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親房間里去，三天後他就離開紹興，回到日本。朱家的逗安姑娘地離開了富裕的娘家，變成景況拮據的周家媳婦。作為小安的媳婦，她有兩份職責，一是延續香火，二是操持家務，她既然無法完成第一項，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項里。既然她是小輩中惟一的媳婦，家務的擔子自然不輕，而大家也認為她是個稱職的主婦。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對朱安來說是個熟悉的環境，她性格和順，與人相處並不困難，婆婆魯瑞對她十分喜愛。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點光明，因為她的丈夫終於決定回國了。周樹人回國主要是為了經濟問題：周家實在需要一份穩定的收入，而他作為長孫，總得挑起這擔子。不過魯瑞自然也希望藉此讓兒子和媳婦重聚。周樹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職，本來有不少機會回家，但他並不如此，而每次短暫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說話，更不進她的房間。一九一○年夏天，情況變得更壞了。魯迅回到紹興教書，學堂離家不過幾十分鍾路程，而他決定住在學校。

但與此同時，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變。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帶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紹興，朱安一輩子頭一次接觸外國人，頭一次體會到丈夫進出自如的另一個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經過自由戀愛而結合的，這一點也讓朱安感受到，她從小奉為金科玉律的禮教傳統，已經權威大減了。

這時外間世界正經歷一場巨變：一九一一年十月，滿清王朝崩潰了。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周樹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雖然他因此又要離家遠去，但這對周家來說卻是件喜事，因為樹人成為中央政府的官員，在復興家業方面邁進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與教育部一起遷往北京。男人因為經商或做官而居於外地，是紹興常見的模式，因此樹人離家反而減輕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壓力。

這時朱安有一塊心頭大石：她已近中年，無兒無女，不管作為主婦如何稱職，作為周家的媳婦卻未完成任務。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親時寫了一封信給在北京的丈夫，建議他納妾，一來生活有人照應，二來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雖說朱安的建議在當時是個社會常規，但她發出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氣，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還請自己的兄弟幫忙寫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樹人更強的反感，除了在日記中斥之為逗頗謬地，就沒有回信。事實上，朱安和丈夫婚後長期分隔兩地，從沒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來往信件中轉達。雖說這在當時傳統家庭是正常現象，但周樹人此時卻和弟婦羽太信子有頻密的書信往還。對朱安來說，她熟悉的世界出現了一個斷層，讓她覺得愈來愈難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魯迅決定舉家移居北京時，朱安的去留並不是個疑問：她作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鞏固的。她知道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無後會之期，所以與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離開紹興當天，她的胞妹在碼頭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對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在這個地方連語言也說不通，而離開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環境里，她變得孤立無援。主持北京八道灣家務的是羽太信子，和紹興相比，北京為一個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機會和社會關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魯瑞是惟一不變的一環。

遷居北京後，朱安才第一次接觸到丈夫的工作、生活，雖然只能旁觀，但她也明白魯迅已是個頗有名氣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樹人到北京時只是個政府小官員，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分子，家中訪客川流不息。在這個新世界，朱安是個外人，雖然年輕人稱她為逗師母地，但他們都知道魯迅和她的實際婚姻關系。雖然這樣，魯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對朱安仍算很客氣，除了婆婆對自己的喜愛外，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雖然她知道自己無足輕重，但這個家庭始終有她的一個席位。

朱安這份安全感終於毀於一夜之間。一九二三年七月，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決裂，魯迅被迫遷出八道灣。周家的家庭組織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動搖了：魯迅給她兩個選擇，一是留在八道灣，一是回紹興娘家。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只會把朱安逼上絕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憑什麼要讓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看假如朱安回到紹興，就成了不容於夫家的棄婦，以後日子就很難過了。朱安提出另一條出路：魯迅遷居後總要有人照應生活，她願意負起這份責任。對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沒有太大的幻想，但在當時的社會，一個舊式女人離開丈夫是極不名譽的事，這一點魯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魯迅和朱安遷進磚塔胡同一家紹興同鄉的房子暫住。幾個星期後，魯迅肺病發作，病情嚴重，只能食流質食物。接下來一個多月，朱安竭盡所能地照顧丈夫。她當然感到憂心，但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時日，因為經過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終於有機會和丈夫單獨相處，成了他身邊惟一照顧他的人。魯迅卧病一個多月，不會看不出朱安對他的悉心照料。雖然兩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魯迅日間用朱安的卧室作為書房，也算是打破了過去楚河漢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進入魯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魯迅曾經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運動，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兩個女孩獨自練習時，她就站在後面跟著做動作，因為她想孩子們總不會挑剔她。但她錯了：兩個女孩看見她吃力地擺動小腳，在旁竊笑。
對魯迅和他的追隨者而言，朱安代表著中國落伍、無望的一代，誰也沒想過她不斷衡量自己與丈夫之間的關系，嘗試了解身邊的新世界，而且對魯迅的性格和他與許廣平的關系做出非常准確的結論。正因如此，她沒有提到自己作為發妻的身份，因為她知道世界改變了。

一九三○年，魯迅和許廣平的兒子海嬰出生，他們寄了一張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後表現出關懷和友善的態度。一般魯迅傳記作者都說這是她迷信的表現，認為有了男丁承繼香火，她死後也會有人拜祭她。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現實，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順：事已至此，為什麼要製造更多的不協調和不愉快呢看因此當許羨蘇在一九三一年離開北京前夕，把一大包與魯迅的通信交給朱安時，朱安實在不知所措。許羨蘇和魯迅的關系曾經非常密切，而目不識丁的朱安只能猜測書信的內容，也不清楚許羨蘇為什麼要把信交給她。她無法預測如果把信寄往上海，會引起什麼後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魯迅死後，她更感到這些信難以處置，因此可能在魯迅死後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毀了。無論如何，許羨蘇與魯迅的通信已無跡可尋。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病逝於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傳到北京。對朱安來說，噩耗來得實在突然，因為一個星期前還收到信說魯迅病情已好轉。不過朱安早已習慣接受命運給她的打擊：她在客廳的飯桌上擺上魯迅喜愛的幾味小菜，燃點香燭。接著幾天，致哀的客人絡繹而來，新聞記者亦上門采訪。當一切紛擾沉寂下來後，朱安就要面對家用不足的事實。周作人只肯負責魯瑞部分開支，許廣平偶然匯款接濟，但始終無法應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來愈困難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魯瑞逝世，臨終時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養費遺留給朱安。作人為母親安排了盛大的葬禮，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並沒有支援寡嫂；同時許廣平在上海被捕入獄，匯款也中斷了。體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對經濟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債數千元。這時周作人建議她賣掉魯迅藏書，換取度日之資。這個消息傳到上海，馬上引起快速反應，魯迅兩名追隨者趕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們到達周家時，朱安正在吃午飯：幾塊腌蘿卜伴著半碗稀粥。她推開碗筷，站起來接待，客人卻開口就責備她賣掉魯迅遺產。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她說：逗你們都說要保護周先生的遺產，我也是他遺產的一部分，你們想過我嗎看地

經過商議後，他們答應每個月從上海匯一筆數目不大的生活費給朱安，加上她把幾個房間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強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因為周作人被判為漢奸，八道灣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魯迅的舊友和學生幫忙下，盡力爭取屬於魯迅和建人的八道灣業權。自從魯瑞死後，朱安開始與許廣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許廣平回北京收拾魯迅藏書及其他物品，兩人同住在魯迅舊居一個月，朱安非常珍惜這段相處的時間，但由於她一向不善表達感情，所以只是在許廣平回到上海之後，才寫信告訴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況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簽署了有關魯迅遺產及著作權的文件，把權益全部轉移給周海嬰。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雖然她到最後身體已非常衰弱，但腦筋仍然很清醒，後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單。她的遺願是葬在上海魯迅墓旁，這當然未能如願；她的葬禮按許廣平的意思舉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魯瑞的墓旁，墳上沒有任何標記。

尾 聲
朱安可以說是個時代的典型。雖然社會規范的劇變令她無所適從，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終保留著一份尊嚴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擊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觀去做人處世。同時，她對於把她摒棄的新世界也達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說到她和魯迅及許廣平的關系，充分顯示她的思想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單純：
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朱安自幼身體飽受摧殘，婚後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對經濟困難，一生不可謂不凄苦，但她卻從沒有遷怨於旁人，光是這一點，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魯迅和朱安搬進魯迅買來的西三條小四合院，和魯瑞同住。一切又回到舊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務後，坐在婆婆身邊，抽幾口水煙，聽他們母子閑話家常。雖然家裡有傭人，但朱安仍然親自下廚，除了因為魯瑞喜歡她的廚藝外，這也是她照顧丈夫的一點辦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廳與訪客應接，所以只有從廚房送出佳餚，算是盡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機
一九二五年春天，魯迅家的訪客中出現了一張新面孔：許廣平。她是北京女子師范學校一個學生領袖，自三月起和魯迅開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頭一次到魯迅家探訪。從仲春到盛夏，兩人的通信和交往愈來愈頻密、熱切。這是個多事的夏季，女師的學生和校長楊蔭榆展開了強硬的斗爭，而魯迅和學生們站在同一陣線，共患難的感覺明顯地促進了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感情，因此當警察搜捕北女師學生，要把她們解送回鄉的時候，許廣平就躲在魯迅家裡。

在這樣的風風雨雨之中，誰也沒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對一個危機。她和魯迅同處多年，對他的個性和行事可說相當了解，因此肯定會覺察到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變。許廣平不是第一個接近魯迅的年輕女性，卻是第一個讓他重新估計自己的人生和未來的人。雖然朱安過去曾建議魯迅納妾，但她現在已了解到魯迅的新世界是沒有納妾的餘地的。如果他決定開展新生活，自己怎麼辦呢看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折點，旁觀的朱安面對強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身體終於撐不住了。九月間她因為嚴重胃病而入院，醫生懷疑是癌症。魯迅雖然幾次到和醫生商討她的病情，卻極少在病房停留。一個星期下來，經過種種測試，還是找不出病因，醫生就讓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邊沒有可以傾訴的人，朱安只好盡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為事情畢竟是她無法控制的。這樣過了半年，逗三·一八事件地警察槍殺學生引起的風潮，終於把周家卷了進去。魯迅上了逗政府地的黑名單。為安全計不得不離家到外國人開的暫避。到了四月初，情況更危急得連魯瑞和朱安也暫時搬到旅館去住。朱安切身體會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脅並不單源於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變 異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於政局、經濟和感情各方面的考慮，魯迅決定接受廈門大學的聘任，離開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與母親及朱安道別後，和許廣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車，送行的朋友和學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灣居住、與魯迅關系相當密切的許羨蘇。魯迅走後，許羨蘇住進他的屋子，成了魯迅家管賬的人，因此朱安不難知道魯迅是和許廣平聯袂離京的。

一九二八年，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開始同居，雖然雙方都沒有告訴家人，但有關他們的種種傳說，自他們離京起已流傳極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魯迅回京探母，在他到達家門的前幾天，朱安對婆婆說自己夢見魯迅帶著個小男孩回家，心裡很難受。魯瑞聽了，責怪她不識大體。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過這樣的夢呢看還是藉此讓婆婆知道她聽來的謠言讓她很受困擾呢看我們無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魯瑞的態度讓朱安明白到婆婆不會在這方面給她任何支持。

魯迅抵家後，告訴母親和好友說許廣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這個消息朱安也是間接聽回來的。她的反應除了顯示孤苦無助之外，也表現出相當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沒用。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中文名稱: 許廣平
又名: 景宋
性別: 女
民族: 漢
生卒年: 1898-1968
生平簡介
生平簡介
許廣平（1898—1968）女，筆名景宋，廣東番禺人。早年就讀於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1923年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1926年9月到廣州，任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訓育主任兼舍監。1927年10月在上海與魯迅結婚後協助他工作。1936年10月19日與宋慶齡等商量魯迅治喪事宜，決定由宋主持魯迅葬禮。1938年與鄭振鐸等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1年12月15日在上海租界被日軍逮捕，獄中堅貞不屈。次年3月1日獲釋。1946年1月13日與宋等參加追悼昆明一二一慘案中於再等死難師生大會。次年任上海婦女聯誼會主席。1948年經香港轉到東北解放區。次年7月7日與宋等出席上海各界紀念逗七七地慶祝解放大會。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等。1956年10月14日與宋慶齡等出席魯迅遺體遷葬儀式。196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著有《許廣平憶魯迅》等。

❻ 魯迅去世時的資料

魯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稱「文教思革」.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縣。兒時享受著少爺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敗變得貧困。青年時代受達爾文進化論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898年魯迅從周樟壽更名為周樹人。1902年公費至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因戰亂奮起改行為作家，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見《吶喊》自序）。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廣州、紹興任教。1918年以「魯迅」為筆名，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27年與許廣平女士結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嬰。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於上海。著作收入《魯迅全集》，作品及《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後於1981年出版《魯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魯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說、雜文為主，小說中《祝福》、《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較為知名。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葯》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同時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
周海嬰：

魯迅先生辭世之時，海嬰還是一個7歲的稚齒孩童，但魯迅先生又的的確確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嬰70年。《魯迅與我七十年》這本書不僅披露了魯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險遭暗殺等事，而且對「魯迅之死」進行了大膽質疑和推斷，撥開了歷史的濃濃迷霧，具有極大的史料研究價值。海嬰敘述誠懇坦率，文筆朴實，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躍然紙上。

胃病時常困擾父親

父親致命於肺病，

但在生前經常折磨他的卻是胃病。但這胃病並不是因與章土釗打筆仗才發作的。聽叔叔周建人講，父親年輕時本來很健壯，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時代趕鄉試。考場距家頗遠，父親家貧，只能靠步行。入場時間又在半夜，要在家裡吃了晚飯趕去，隨身還得帶考籃，裡面放著筆墨硯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歲，他們腿長跑得快，加之出發前有個同伴定要先洗了腳才走，等洗完腳又聽說考場門快要關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這可苦了父親，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著。但他剛剛吃飽了飯，哪裡經得住這種劇烈的運動？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親十八歲那年，帶著祖母籌措的八塊錢的盤纏，來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每逢嚴冬，他只能買點辣椒下飯，藉以取暖，胃部不斷受到刺激。父親中年以後，牙齒又全部拔去，裝以義齒，咀嚼能力衰退，這就更加重了胃的負擔。有時候胃部強烈痙攣，從外面撫摸，堅硬如石，良久不得緩。

他疼痛時用轉椅扶手頂住上腹部，長久不動，以求減輕痛楚。母親看得著急，便用手掌替他輕輕按摩。即使胃病發作，父親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實在痛得厲害，父親便用懷爐暖胃。

現在見到懷爐這種東西，我總不禁產生聯想：每到晚上九十點鍾，我已是早入夢鄉，父親卻在這漫漫長夜、寒氣襲人的環境當中，帶著疾病，僅用懷爐帶給他些許微溫，滿腔熱情地為理想世界的到來貢獻著自己的一切。

國民黨曾想暗殺父親

這里要插一段國民黨曾要暗殺父親的史實。那是一九九二年，我從全國人大調整到全國政協，作為「特邀代表」編入第四十四組。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嚴肅，不與他人插話談笑，但是每個討論題目，均按主旨簡短發言。後來我得知他便是國民黨軍統著名的暗殺高手沈醉。在小組會的休息時間里，大家相互走訪寒暄，我也跟著去沈醉住處訪問。當他面對我時，瞳孔猛地收縮一下，似乎情緒頗為起伏，但當時並未交談什麼。

過了幾天，我又在餐廳遇見他，他約我得空談一下。我應邀去他房間，他顯得很激動，向我吐露一個「從沒透露的秘密」。他說，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級命令，讓他組成一個監視小組，打算暗殺我父親。結果監視小組在對面樓里派人監視了多日，他自己也去過幾回，只見到我父親經常在桌上寫字，我當時還很小，在房間里玩耍，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舉動。由於父親的聲望，他們才沒有下手。他說，否則我會對不住你，將鑄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他本可以不講，把這段歷史深埋在腦子里，跟隨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卻坦率地告訴我，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裝香煙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親的健康狀況起伏很大，全家人在憂喜交錯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學，從三樓下來總是躡手躡腳，怕影響父親休息。父親的房門一般不關，我悄悄鑽進卧室，側耳傾聽他的鼻息聲。我自知對他的健康幫不了什麼，但總想盡點微力，讓他有一點欣喜。於是輕輕地從煙盒裡抽出一支香煙，細心地插進被熏得又焦又黃的煙嘴裡面，放到他醒來後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後悄然離去。中午吃飯的時候，總盼望父親對自己安裝香煙的「功勞」誇獎一句。不料，父親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迴曲折地詢問一句：「今朝煙嘴裡有啥末事？」父親聽後，微微一笑，便說：「小乖姑，香煙是你裝的吧。」聽到這句話，我覺得比什麼獎賞都貴重，心裡樂滋滋的，飯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親的疾病卻是日漸加重了。秋天來臨，家裡寂靜得像醫院一樣。每天要測量體溫，醫生也不時前來注射。父親雖然還是下樓和我們一起吃飯，但吃得很少，有時提前上樓回他的房裡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終席。

說來也許奇怪，父親去世前兩天，我下午放學回家，突然耳朵里聽到遙遠空中有人對我說「你爸爸要死啦！」這句話非常清晰，我大為驚訝，急忙環顧四周，附近並沒有什麼人，但這句話卻異常鮮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個七歲的人就產生幻聽？而且在此後這么多年再也不曾發生過，這真是一個不解之謎。當時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樓，把這件事告訴保姆許媽。許媽斥我：「瞎三話四，哪裡會有這種事。」

父親的死

但是不幸終於來臨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

我從沉睡中醒來，覺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詫異，許媽為什麼忘了叫我起床？這時樓梯輕輕響，許媽來到三樓，低聲說：「弟弟，今朝儂勿要上學堂去了。」我急忙問為什麼。只見許媽眼睛發紅，但卻強抑著淚水，遲緩地對我說：「爸爸嘸沒了，儂現在勿要下樓去。」

我沒有時間思索，不顧許媽的勸阻，急奔向父親的房間。父親仍如過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靜而安詳。但房間的空氣十分低沉，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母親流著眼淚，趕過來拉我的手，緊貼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麼。父親的床邊還有幾個親友，也在靜靜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親的醒來。時間也彷彿凝滯了，秒針一秒一秒地前進，時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卻帶不走整個房間裡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會兒，那個日本女護士走到床前，很有經驗地伏下身去，聽聽父親的胸口，等到確認心跳已經停止，她便伸開雙手隔著棉被，用力振動父親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臟重新跳動。我們屏息等待，等待奇跡的出現。希望他只是暫時的昏迷，暫時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蘇醒睜開眼睛。然而父親終於沒有蘇醒，終於離我們而去，再也不能慈愛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須來刺我的雙頰了……

我的淚水順著臉頰傾瀉而下，母親擁著我說：「現在儂爸爸沒有了，我們兩人相依為命。」我越加緊貼母親，想要融進她溫暖的胸膛里去。

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些人，有錄制電影的，有拍攝遺照的……室內不似剛才那樣寂靜了。

這時來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奧田杏花，他走近父親的床前，伏身打開一隻箱子，從瓶子里挖出黃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塗在父親面頰上，先從額頭塗起，仔細地往下，慢慢擦勻，再用調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層層地搽勻，間或薄敷細紗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圓形狀。等待了半個鍾頭，奧田先生托著面具邊緣，慢慢向上提起，終於面具脫離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脫十幾根父親的眉毛和鬍子，心裡一陣異樣的揪疼，想沖上去責問幾句，身子卻動不了，母親擁著我。她沒有作聲，我又能說什麼呢！奧田先生對面膜的胎具很滿意，和內山完造先生講了幾句，就離開了。

八九點鍾以後，前來弔唁的人漸漸多起來了，但大家的動作仍然很輕，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聽到樓梯咚咚一陣猛響，聲到人隨，只見一個大漢直撲父親床前，跪倒在地，像一頭獅子一樣石破天驚般地號啕大哭。他伏在父親胸前好久沒有起身，頭上的帽子，沿著父親的身體急速滾動，一直滾到床邊。這些他都顧不上，只是從肺腑深處旁若無人地發出了悲痛的呼號。我從充滿淚水的眼簾之中望去，看出是蕭軍。這位重友誼的關東大漢，前幾天還在和父親一起談笑呢！而今也只有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對父親的感情了。

關於父親的突然亡故，後來據日本友人鹿地亘回憶，前一天，父親曾步行到他寓所訪談，離去已是傍晚，那時天氣轉冷，以致當晚就氣喘不止，並不斷加重，僅半天就告別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親最後一位訪問過的朋友。

回頭再說石膏面膜的事。當時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們留作紀念。它上面黏有父親多根鬍子還有幾根眉毛，但已不是父親生時的模樣了，臉龐顯得狹瘦，兩腮凹縮，我想也許那是奧田杏花翻模時全副假牙沒有裝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樣，它是極其珍貴的。五十年代，上海魯迅紀念館落成，我們將這具面膜捐獻給他們，現在作為一級文物保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