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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如何看待宋江起義
作者：王前程
近些年來,學術界不少學者對《水滸傳》所歌頌的梁山好漢形象提出了質疑,如海外漢學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里說,梁山好漢「先後有組織有系統地平毀了與梁山作對的祝家莊和曾頭市,這只能說明他們的暴虐和貪婪」[1](P101),又說:「官府的不義不公,激發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反抗;而眾好漢結成的群體卻又損害了這種英雄主義,它製造了比腐敗官府更為可怕的邪惡與恐怖統治」[1](P102)。大陸學者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合著的《漫說水滸》在夏志清教授的基礎上進一步清理了梁山好漢野蠻暴戾的行為,在指責了武松的血濺鴛鴦樓、宋江的計逼秦明入伙、李逵的劈殺小衙內、吳用的燒殺北京城等事件之後不無感慨地說:「水滸世界裡的很多血腥氣沖鼻的行為,連追求正義的幌子都沒有,完全是為蠻荒的嗜血心理所驅使」[2](P54),「因此,在下對這『替天行道』,卑之無甚高論」[2](P32)。陳、孫二位先生最後總結道:「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樣:『盡管司馬遷對呂後殘害行為的描寫頗為客觀,但當他寫到呂後的兒子的強烈的反感時,已對呂後做了永久的判決。《史記》肯定文明事業;而《水滸》在對英雄們採取的野蠻報復行為大加贊賞之時,卻並不是肯定文明。』……一部《水滸》中,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內容是太多太多了」[2](P52)。
如何評價《水滸傳》?如何看待梁山好漢的暴力行為?這其實是個明清以來就爭論不休的老話題。明清學界「忠義」說與「誨盜」說相互對立,所謂「盜」者,即為非作歹的盜匪也。主張理性地分辨《水滸》人物的思想行為是完全正確的,但指責梁山好漢的所作所為類同暴虐的恐怖分子,比腐敗官府、濫官污吏更可怕,這同明清時期封建官僚和正統文人指責《水滸》歌頌了一群殺人放火的強盜的論調即「誨盜」說豈非如出一轍?難道《水滸傳》真的否定了文明、歌頌了暴力行為?梁山世界的「替天行道」真的不值得一提嗎?誠然,梁山好漢集團確實存在著亂殺亂砍、殘害生靈的暴力行為,這種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應受到毫不留情的抨擊,但不能因此否認整個梁山集團與梁山事業的正義性,不能否認小說思想內容的進步性。這主要有四條理由:
一、正義集團、仁義之師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出現亂殺亂砍現象是在所難免的
任何進步的團體、政黨或正義力量都要經歷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必然過程,在草創時期,由於缺乏必要的集體約束力及計劃的周密性,因此在行動中往往會發生任意胡為殃及無辜的事情。比如,《水滸》寫武松血濺鴛鴦樓、李逵江州亂殺亂砍等皆是缺乏集體約束力、任憑個體英雄復仇火焰燃燒的結果,而吳用攻打大名府殃及無辜百姓則是攻城時沒有採取得力措施做周密安排所致,後來在多次攻城略地的軍事行動中這個問題就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事實上,亂殺亂砍現象隨著梁山義軍的成長而逐漸減少,在一百零八好漢聚義梁山之前,亂殺無辜、殘害生命的事件有7、8次,聚義之後僅有2次,而且傷害無辜的程度不大。宋江多次告誡手下,要「改邪歸正」、「棄邪歸正」,雖然是號召好漢們走出山林接受朝廷招安,但也包含了要求好漢們拋棄亂殺無辜危害生靈之惡習的意思,這正說明梁山英雄對理想、光明和正義的追求。二十世紀先進的共產黨軍隊在草創之初也時有過分燒殺、虐待俘虜及逃兵之類的現象,後來逐步完善成為真正的仁義之師,其先進性和完美性當然不是梁山好漢所能比,但是,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標准去苛求八九百年前的英雄豪傑,否則,古代無正義光明可言。
二、梁山好漢的暴力傾向是封建時代險惡環境的產物
應當承認,《水滸傳》塑造的好漢都充滿「匪氣」,好漢們動輒放潑撒野,甚至殺人放火。然而,小說是在歷史傳說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審視梁山好漢的思想行為自然不能脫離作品所提供的歷史背景。梁山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時期,小說深刻地展示了這一時期的嚴酷現實:朝政窳敗,是非顛倒,「贓吏紛紛據要津」,「狼心狗幸濫居官」,以致盜賊蜂起,外敵憑陵,天下失控,國勢飄搖。這是個典型的姦邪當道、小人得志而君子困頓、英雄失路的悲劇時代。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去適應嚴酷的現實環境呢?當我們把注意力停留在梁山好漢的暴力行為上的時候,也許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梁山世界為什麼存在暴力傾向,與這個社會是否有關聯?
小說第52回寫柴進幻想利用法律條文向當權者討回公道,而李逵大聲嚷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這句話的重大價值在於它一針見血地指明了封建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法律不僅不能維護公道,反而成了邪惡小人手中隨意殘害忠良的工具。在《水滸傳》里,邪惡的統治者貪贓枉法,胡作非為,百姓哭告無門,大批忠良賢士橫遭迫害,作品一再寫到監牢中犯人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的場面,這正是統治階級動輒用嚴刑峻法打擊異己、迫害弱小百姓的寫照。在此險惡環境下,正直的人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任憑摧殘被趕盡殺絕,要麼做強人用暴力回報暴力。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以上欺下以強凌弱、缺乏溫情不講文明的黑暗專制社會,梁山好漢習慣憑借自己的雙拳主持公道,熱中使用暴力解決問題,「匪氣」十足,這不正是公道不存的黑暗專制社會的產物嗎?作者在第38回曾賦詩道:「賄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虧。以強凌弱真堪恨,天使拳頭付李逵。」明確告訴世人,梁山好漢的粗野嗜殺是邪惡的統治者逼良為盜的結果,連上天也理解支持他們的「匪氣」。所以,任何時代的讀者讀《水滸傳》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清人王韜說得好:「試觀一百八人中,誰是甘心為盜者?必至於窮途勢迫,甚不得已,無可如何,乃出於此。蓋於時,宋室不綱,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賞善罰惡,倒持其柄。賢人才士,困踣流離,至無地以容身。其上者隱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於盜賊。嗚呼!誰使之然?當軸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讀《水滸傳》,方謂善讀《水滸傳》者也」[3](P45)。
三、梁山世界並非沒有是非觀念,「替天行道」決不是一塊大而空的招牌
陳洪、孫勇進等先生認為,梁山世界推崇江湖行幫道德,好漢們奉行的人生價值信條是江湖黑道的快意恩仇,而「快意恩仇,說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為是非標准。有恩報恩,哪怕這恩人是個惡棍;有仇報仇,哪怕其曲在己,並且不惜濫殺無辜。而理性和良知,從來就是完全缺席的」[2](P30)。梁山世界屬於江湖綠林世界,好漢中不少人恩仇思想濃厚,為了報仇雪恨,或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常常採用江湖慣用的方式行事,濫殺無辜的現象時有發生。但梁山世界決不是以強欺弱、謀財害命的江湖黑道組織,梁山好漢決不是毫無理性和良知的黑道歹徒。
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略作說明。一個例子是武松。這個被陳、孫二先生認為是水滸世界中最能體現「快意恩仇精神」的好漢其實並不胡來,為報殺兄之仇,他只殺了主謀西門慶和潘金蓮,並沒有傷害那些冷木的街坊鄰居;他替施恩打蔣門神,不僅僅因為施恩關照了他,還因為蔣門神是強取豪奪的強徒;他在十字坡不讓孫二娘毒殺兩個護送公人,是因為這兩個公人忠厚本分,「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在蜈蚣嶺,他斗殺了謀害人命強占婦女的奸惡道人,卻讓婦人攜帶錢財自去「養身」。惟獨在鴛鴦樓,他除了殺死張都監、蔣門神等惡人外,還殺了不少奴僕。這里恐怕是兩個因素所致:一是不殺這些撞見的人就不能順利脫身逃走,二是他認為養娘玉蘭之類的仆婦參與了張都監的陰謀,不殺難平心頭之恨。可見,理性和良知在武松的靈魂深處並未完全缺席。另一個例子是梁山好漢捕殺黃文炳。宋江因黃文炳的調唆而吃盡了牢獄之苦,險些喪命,在被眾好漢搭救後主動提出捕殺仇人黃文炳的要求,但聽說黃文炳有個嫡親兄長叫黃文燁,此人「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黃佛子」,因而宋江吩咐眾好漢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卻與無為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眾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足見梁山世界有著鮮明的是非觀念和懲惡揚善的處世原則。正是這鮮明的是非觀和心頭長存的理性原則,使得梁山好漢集團與自私卑劣、歹毒殘忍的黑道邪惡勢力迥然有別。這一點夏志清先生也坦率承認:「對初讀這部小說的讀者來說,這些動輒實行暴力的英雄有時候幾乎同歹徒難以區分。但好漢畢竟同歹徒是涇渭分明的」[1](P92),「菜園子張青和妻子開了爿黑店,以殺害顧客、掠其錢財為業。但他們都有資格作為好漢社會中的成員,因為他們從不謀殺處於社會下層的流犯、僧人、娼優之類人物」[1](P93)。
的確,在《水滸》作者的筆下,梁山好漢不是橫行江湖黑道的匪徒,而是被腐敗官府逼入江湖綠林的忠良之士,是黑暗時代代表正義光明的英雄人物。小說寫梁山之上飄揚著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這面旗幟標明了梁山好漢集團的宏大志向和正義性。所謂「替天行道」就是替上天或朝廷主持公道,為百姓伸張正義。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否認梁山好漢信守替天行道之大義:「純出於大濟蒼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義動機而上山的,可以說一個也沒有」[2](P38)。梁山好漢中多數人來自社會基層,文化程度不高,他們頭腦中的確很難說裝著高尚的大濟蒼生的理想主義,但在一個君昏臣亂、政治腐敗、公道不彰的黑暗社會里,他們奉行一套懲惡鋤強、扶危濟困的俠義原則,雖然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拯救苦難中的民眾,但多少能為苦難的民眾帶來一線生存的希望,這難道不屬於替天行道、大濟蒼生的范疇?
事實上,梁山好漢做了許多有益於國家和民眾的事情,「替天行道」決不是一塊大而空的招牌。如魯智深、史進、武松等人的懲惡揚善,宋江、柴進等人的周濟貧困,而梁山武裝集團懲辦的官員幾乎無一不是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如梁中書、賀太守、張都監、劉知寨、高廉等等。小說第71回介紹說:「泊子里好漢,但閑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財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擋!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足見梁山世界扶弱鋤強的俠義肝膽。在小說中,梁山義軍還處處以弔民伐罪的正義之師出現,「所過州縣,秋毫無犯」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3次,「不害良民」、「不掠良民」、「休得傷害百姓」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1次。當外敵憑陵、民族危難之時,他們挺身而出,開赴狼煙未熄的邊關,擔負起保國安民的神聖使命。顯然,在作家心目中,以宋江為首的一百八人是亂世英雄,他們在那個公道不存、風雨飄搖的時代里高高樹起「替天行道」的大旗,為苦難的人民和衰弱的民族點燃正義、希望之火。所以,任何時代的讀者不能因為梁山英雄有過殘忍傷害無辜者的事件,就否認其主流的正義性,否認其替天行道的高尚性。明人余象斗早就批駁過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味誇大水滸世界的暴力行為而看不到梁山好漢仗義行善的君子風范的偏見:「當是時,宋德衰微,乾綱不攬,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傑,憤國治之不平,憫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東……。不知者曰:此民之賊也,國之蠹也。噫!不然也,彼蓋強者鋤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貧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未必為仁者博施濟眾,按其行事之跡,可謂桓文仗義,並軌君子」[3](P9)。
四、小說渲染血腥場景是取悅聽眾和讀者的結果,但作者並不贊成亂殺無辜
《水滸傳》大量描寫和渲染暴力行為是客觀存在的傾向,出現這種傾向除了小說選擇的特殊題材這個因素外,還同都市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宋元時期,隨著都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日益壯大,產生了迎合市民階層審美心理和口味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基本特徵是講究消閑娛樂,追逐新奇熱鬧,尋求感官刺激。水滸故事最初正是流行於都市文化高度發展的宋元時期,為了取悅都市聽眾,說書藝人們(即《水滸》的早期作者)挖掘一些新奇熱鬧的內容、渲染一些刺激感官的場景以取得消閑娛樂的效果,正如今天的影視界為了吸引觀眾而樂意拍攝荒誕喜劇片和暴力色情片一樣。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李逵形象的塑造,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認為李逵是《水滸》中最嗜血最野蠻最殘暴的人,然而,李逵的身上喜劇搞笑的娛樂成分明顯多於嚴肅的成分。李逵在江州酒樓一指頭點暈賣唱女子,見賣唱女子「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便道:「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你能把這看作是李逵的兇狠殘暴嗎?李逵在壽張縣穿著綠袍公服闖進學堂,醜陋而猙獰的樣子嚇得先生跳窗而逃,嚇得學生們「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我們與其將這理解為製造恐怖,還不如理解為製造笑料。李逵在狄家莊冒充法師捉鬼,騙了許多酒肉狂吃暴飲,然後闖進房裡一斧砍殺了一對裝神弄鬼的偷情者,並在死屍上亂剁一陣,笑道:「眼見這兩個不得活了。」說書藝人在此處的主要意圖還是製造笑料,只是有些過頭了。即使是一些重大嚴肅事件的描寫也仍然帶有娛樂消遣的意味。如打破祝家莊後李逵闖入扈家莊,趕走扈成,殺盡扈三娘一家老小,回來後遭到宋江訓斥,李逵叫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鳥婆娘趕著哥哥要殺,你今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此類取悅聽眾的笑料的穿插大大降低了事件的嚴肅性和真實性,換句話說,作品中許多暴力行為和暴力場景的描寫帶有明顯的虛構和誇飾成分,其目的是為了迎合都市聽眾和讀者的審美心理,而大多數聽眾和讀者也只是把這看作演戲,消遣,好玩,未必真的拿它當一回事,所以,我們不必過於認真計較。誠然,這種為取悅觀眾而渲染暴力的做法,影響是消極的,今天的人們無疑應該拋棄這種不良傾向。
追求娛樂消閑的都市文化對《水滸傳》的確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我不贊同夏志清、陳洪、孫勇進等先生的看法———小說肯定暴力而否定文明。盡管《水滸》的作者是由不同時期的藝人、文人組成,思想傾向比較復雜,但基本態度是一致的,即反對亂殺無辜,反對殘害良民。比如宋江計賺秦明入伙和李逵劈殺小衙內兩個事件,這兩件事確實表現了江湖黑道的惡習:為達到目的而不惜亂殺無辜。然而,作者顯然是不贊成這種歹毒的做法的,他寫秦明「怒氣於心」,「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又讓朱仝說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這里無疑包含著對好漢集團亂殺無辜的暴力行為的批評。而對殘害百姓的行為作者更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第40回寫江州劫法場,無人約束的李逵「不問官軍百姓」,「排頭兒砍將去」。作者讓晁蓋大聲喊道:「不幹百姓事,休只管傷人!」第66回寫梁山人馬攻打大名府,雖然事前做過周密的安排,遍貼布告,曉諭城中居民不要隨意外出,但在攻城之日卻又未採取得力措施保護城中居民,導致一片混亂。作者寫蔡福對柴進說:「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可是,「比及柴進尋著吳用,急傳下號令去,休教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傷損一半。」作者不袒護梁山英雄,對他們在軍事行動中造成貧民百姓的傷亡深表遺憾和不滿。這些情節充分表現了作者愛護百姓、反對非正義的暴力行為的鮮明立場,怎麼能說《水滸傳》沒有肯定文明?怎麼能說「中國小說在對待正義的態度上含糊不清、對地道的暴力像孩子似的津津樂道」?[1](P109～110)
至於作者稱贊梁山英雄平毀祝家莊和曾頭市,能不能說小說肯定了「暴虐和貪婪」呢?我以為不能。平毀祝家莊和曾頭市固然算不上真正的弔民伐罪之舉,但祝家莊和曾頭市站在官府黑暗勢力一邊,將梁山好漢集團視為反賊,發誓要「掃盪梁山清水泊」,活捉義軍首領,趕盡殺絕,打掉這樣的地主武裝,談不上暴虐蠻橫。同時,梁山人馬日益壯大,需要大量物資給養,尋找富有的地主庄園作為補給線,也說不上貪婪。
水滸世界匪氣十足,但那是黑暗專制社會的造就;梁山英雄殺人放火,但決非殺人放火的恐怖匪徒所可同日而語;《水滸》作者渲染暴力場景,但並未葬送文明。
歐美的
愛倫坡《莫格街兇殺案》知道的人不多 ，但也是絕對的經典，創造了5個經典的推理小說模式
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集》這不用我說吧……作為偵探迷絕對要看
GK切斯特頓《布朗神父探案集》跟福爾摩斯完全不同的「心證推理」
奧希茲女男爵《角落裡的老人》安樂椅神探的代表作
伊斯瑞爾《弓區之謎》世界上第一部長篇密室小說
日本的
首先一定要說，日本四大推理奇書：
夢野久作《腦髓地獄》
小栗蟲太郎的《黑死館殺人事件》
竹本健治《匣中的失樂》
中井英夫 《獻給虛無的供物》
老實講……我都沒看過……因為評價都說看過後感覺很難受……但也是偵探迷要看的經典
橫溝正史《本陣殺人案》
江戶川亂步《黃金假面人》
京極夏彥《姑獲鳥之夏》
《魍魎之匣》
《狂骨之夢》
他的作品大都是妖怪推理，不過不恐怖，很精彩，不過篇幅都太……太太……長了，有的已經比新華字典厚了……炫學的味道很濃
松本清張《砂器》
《點與線》
《零的焦點》
社會派的經典，但個人不太喜歡社會派~有很多作品改編成了電影，40多歲的人有很多都看過那些電影
島田莊司《占星術殺人魔法》很華麗的詭計啊……不過被《少年包青天》抄襲了……囧……
《御手洗潔的問候》
《斜屋犯罪》
很喜歡「御手洗潔」系列~
東野圭吾《白夜行》
《嫌疑人X的獻身》我的最愛！
《放學後》校園推理
❸ 2019年的影視作品中，都有哪些好看的電影
2019好看的電影有：《復仇者聯盟4》、《小丑》、《X戰警：黑鳳凰》、《玻璃先生》、《蜘蛛俠：英雄遠征》、《流浪地球》、《疾速追殺3》、《老師好》、《反貪風暴4》、《綠皮書》、《驚奇隊長》等等，這幾部都是2019年比較火的電影。
1，小丑
《小丑》應該可以歸為一部犯罪電影，它的故事背景設置在上世紀80年代，影片以同名DC漫畫角色為基礎，講述了一位脫口秀喜劇演員生活逐步陷入困境精神慢慢崩潰後，開始了瘋狂的犯罪生涯，最後成為蝙蝠俠的宿敵「小丑」的故事。
從故事本身來看其實也並沒有太多新意，影片的出彩之處在於小丑扮演者出神入化的表演，再加上美輪美奐的攝影以及龐大震撼的音樂，人物的悲壯命運得到了非常好的表現。
5，綠皮書
《綠皮書》是由彼得·法拉利執導，維果·莫特森、馬赫沙拉·阿里主演的劇情片，於2018年9月11日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 ；2019年3月1日在中國內地上映 。
該片改編自真人真事，講述了意裔美國人保鏢托尼，他被聘用為世界上優秀的爵士鋼琴家唐開車。鋼琴家將從紐約開始舉辦巡迴演奏，倆人之間一段跨越種族、階級的友誼的故事 。
❹ 19年暑期檔有哪些好看的電影
2019年的暑假檔期可謂是驚喜連連，這三部電影成了7月份最大的贏家，各行各業都在拼盡全力各顯神通，電影市場每天刷著不同的數據，暑假檔上映的電影一直都是讓人最期待的，觀眾也紛紛為它們的精彩而打Call。
原計劃也在7月份上映的電影《少年的你》、《八佰》、《小小的願望》突然都撤檔了，不知道是否是商業行為，卻成就了暑假檔以下幾位大贏家。
電影是傳播文化的最佳途徑，來源於生活，卻又高於生活。通過一部電影，讓我反思自己現在的生活，我們正如煙火里的塵埃，渺小而卑微。此時此刻，我突然想起電影《一代宗師》中宮二的一句話，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讀懂電影，悟透人生，好好生活。
❺ 水滸傳宋江是不是恐怖分子
據史家考證研究，在宋代徽宗宣和年間，確有宋江其人及其領導的梁山泊起義，但不像《水滸傳》所寫的有108將，也沒有那麼多生動的戲劇性場面。
梁山泊位於山東西部，原是個很小的湖泊，後因從五代到北宋黃河多次缺口泛濫，使它與四周的許多小湖泊匯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橫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錯，蘆葦縱橫八百里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錯，蘆葦縱橫，並有許多天然小島，形勢險要復雜。當時許多破產農民、漁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緝追捕的逃犯遂藏匿於此，成群結伙，靠進行一些「非法」活動營生。有若乾股勢力日益增大，人數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敗、盤剝與壓迫的武裝斗爭和農民起義。宋江起義軍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義的導火線是宋朝廷煙解決財政困難，設置「西城括田所」，宣布將整個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為「公有」，規定百姓凡入湖捕魚、采藕、割蒲，都要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若有違規犯禁者，則以盜賊論處，貧苦的農民與漁民交不起重稅，長期積壓在胸中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了。他們在宋江等人的領導下，鋌而走險，武裝聚險，憑借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形，阻殺前來鎮壓的官兵。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這支農民隊伍正式宣告起義。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軍中有三十六個主要頭領。他們是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水滸傳》中為呼延灼）、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水滸傳》為穆弘）、石秀、徐寧、李英（《水滸傳》中為李應）、花和尚（《水滸傳》有姓名為魯達、魯智深）、武松。宋江起義軍總人數由於史書無記載，無法統計，估計有近萬人。《水滸傳》寫梁山好漢有一百零八將，那是小說家的虛構，作者羅貫中等人「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類稿》），以使小說更添傳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於流傳。但小說畢竟是小說，讀者不可將它當成真實的歷史。
宋江起義軍正式宣布起義後不久，就離開了梁山泊，轉戰於山東青、齊與河南、河北一帶，史書記載說：這支起義軍「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約兩年後，到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義軍從江蘇沭陽乘船進攻海州（今連雲港），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所派伏兵包圍，損失慘重，退路又被切斷。在這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不得不率眾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成為宋朝官軍中的一部分。後來宋江部是否去江南出征方臘農民起義軍，史學界有爭論，至今尚無定論。但多數史學家認為，宋江部出征方臘可能性較大。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發生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農民起義大大小小有數百次之多，宋江起義只是其中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時編印出版了《宣和遺事》，把宋江起義史事演義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現《水滸傳》，將宋江起義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動感人，因而使這次本來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農民起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廣泛流傳於民間，以至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是，小說雖與歷史有聯系，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這是我們看《水滸傳》時所要注意的。
宋江與梁山泊
宋代梁山泊周圍的農民和漁民曾進行過無數次的反抗官府壓迫和剝削的武裝斗爭，宋江起義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次。宋江起義發生於北宋末年宣和年間，激起農民起義的導火線是北宋設置的「西城括田所」。宋徽宗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於政和元年（1111年）設立這一機構，專事搜刮。梁山泊原為很小的湖泊，因黃河決口使許多原來的小湖泊與之匯合，到北宋末年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許多破產農民以及一些逃犯據此為生。但「西城括田所」將整個梁山泊收為「公有」，規定凡入湖捕魚、采藕、割蒲，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犯禁者以盜賊論處。農民和漁民交不起沉重的賦稅，不得已鋌而走險，憑借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理條件，武裝聚集，抗租抗稅，阻殺官兵。因此，梁山泊就成了農民武裝起義的據點。
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最初即以梁山泊為據點，「結寨於此」（《宋史·蒲宗孟傳》），「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何竹淇《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宋江等人在這里共堅持了四五年的斗爭，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義，隨後離開梁山泊，轉戰於青、齊、濮各州之間，官府也才開始注意到這支起義軍的存在，並下令「（京）東、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撫山東盜宋江」（《皇宋十朝綱要》）。
宋江起義規模到底有多大，從有關史書如《宋史·侯蒙傳》、《宣和遺事》等載，只有36人。據郎瑛《七修類稿》載，這36人為：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近人余嘉錫對此有過詳細的考證。作為一次有影響的農民起義，僅此36人就「橫行齊、魏」，官兵數萬人不能抵抗，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辦到的。據此有人認為這36人可能是起義軍大小領袖的總數，也就是說與宋江一起舉事起義的，可能是三十六條好漢，後來
每一個好漢統率一支部隊，但為了方便起見，仍以36人名字稱呼，這種解釋倒也合理。那麼，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到底有多少人？由於史無記載，確切數字無法統計，大致有數千人的隊伍。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有三十六位英雄，為何到了《水滸傳》卻變成一百零八位呢？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得明白：「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這才有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漢之說。羅貫中在寫小說有感於宋江起義有「替天行道」之言，對於當時那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才將梁山36位英雄寫成108位，小說自是小說，萬不能當成歷史來對待。
宋江的結局
宣和元年宋江正式起義後，不久便離開了梁山泊，轉戰山東、河北、河南之間，「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領起義軍由沭陽乘船到海州（今連雲港），海州知州張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輕兵臨海挑戰，引誘起義軍棄船登陸。義軍登陸後，旋遭伏兵包圍，張叔夜派兵燒了義軍的船隻。起義軍陷入重圍，退路已斷，損失慘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率眾投降了宋朝官兵，並接受朝廷的招安，成為宋軍中的一員。
宋江接受招安以後，又幹了些什麼事情？關於這一問題史學界爭論頗大，主要圍繞宋江有沒有去征方臘的問題展開。方臘起義是與宋江起義幾乎同時發生的一次農民起義，從起義規模上講要比宋江起義大得多，影響也大得多。關於宋江投降後被宋朝派去鎮壓方臘一事，史書中有明確記載，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楊仲良的《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都明確記載宋江投降後隨官兵前往鎮壓方臘起義，宋江從農民起義領袖變成了屠殺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可存）墓誌銘》，這就是史學界都知道的《折可存墓誌銘》。墓誌銘中明確記載宋江未去征方臘，折可存是在征方臘勝利後才逮住宋江的，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學界爭論不休。就史書記載來看，當時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學家，基本上是當時人寫當代史，宋江投降、征方臘都屬於當時重大歷史事件，記載自不會有誤，反倒是折可存墓誌銘記載可能會失真。因此，我們認為宋江的確是投降了，並充當了宋朝的馬前卒，參與鎮壓了方臘農民起義。
作者：王前程
近些年來,學術界不少學者對《水滸傳》所歌頌的梁山好漢形象提出了質疑,如海外漢學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里說,梁山好漢「先後有組織有系統地平毀了與梁山作對的祝家莊和曾頭市,這只能說明他們的暴虐和貪婪」[1](P101),又說:「官府的不義不公,激發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反抗;而眾好漢結成的群體卻又損害了這種英雄主義,它製造了比腐敗官府更為可怕的邪惡與恐怖統治」[1](P102)。大陸學者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合著的《漫說水滸》在夏志清教授的基礎上進一步清理了梁山好漢野蠻暴戾的行為,在指責了武松的血濺鴛鴦樓、宋江的計逼秦明入伙、李逵的劈殺小衙內、吳用的燒殺北京城等事件之後不無感慨地說:「水滸世界裡的很多血腥氣沖鼻的行為,連追求正義的幌子都沒有,完全是為蠻荒的嗜血心理所驅使」[2](P54),「因此,在下對這『替天行道』,卑之無甚高論」[2](P32)。陳、孫二位先生最後總結道:「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樣:『盡管司馬遷對呂後殘害行為的描寫頗為客觀,但當他寫到呂後的兒子的強烈的反感時,已對呂後做了永久的判決。《史記》肯定文明事業;而《水滸》在對英雄們採取的野蠻報復行為大加贊賞之時,卻並不是肯定文明。』……一部《水滸》中,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內容是太多太多了」[2](P52)。
如何評價《水滸傳》?如何看待梁山好漢的暴力行為?這其實是個明清以來就爭論不休的老話題。明清學界「忠義」說與「誨盜」說相互對立,所謂「盜」 者,即為非作歹的盜匪也。主張理性地分辨《水滸》人物的思想行為是完全正確的,但指責梁山好漢的所作所為類同暴虐的恐怖分子,比腐敗官府、濫官污吏更可怕,這同明清時期封建官僚和正統文人指責《水滸》歌頌了一群殺人放火的強盜的論調即「誨盜」說豈非如出一轍?難道《水滸傳》真的否定了文明、歌頌了暴力行為?梁山世界的「替天行道」真的不值得一提嗎?誠然,梁山好漢集團確實存在著亂殺亂砍、殘害生靈的暴力行為,這種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應受到毫不留情的抨擊, 但不能因此否認整個梁山集團與梁山事業的正義性,不能否認小說思想內容的進步性。這主要有四條理由:
一、正義集團、仁義之師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出現亂殺亂砍現象是在所難免的
任何進步的團體、政黨或正義力量都要經歷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必然過程,在草創時期,由於缺乏必要的集體約束力及計劃的周密性, 因此在行動中往往會發生任意胡為殃及無辜的事情。比如,《水滸》寫武松血濺鴛鴦樓、李逵江州亂殺亂砍等皆是缺乏集體約束力、任憑個體英雄復仇火焰燃燒的結果,而吳用攻打大名府殃及無辜百姓則是攻城時沒有採取得力措施做周密安排所致,後來在多次攻城略地的軍事行動中這個問題就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事實上,亂殺亂砍現象隨著梁山義軍的成長而逐漸減少,在一百零八好漢聚義梁山之前,亂殺無辜、殘害生命的事件有7、8次,聚義之後僅有2次,而且傷害無辜的程度不大。宋江多次告誡手下,要「改邪歸正」、「棄邪歸正」,雖然是號召好漢們走出山林接受朝廷招安,但也包含了要求好漢們拋棄亂殺無辜危害生靈之惡習的意思,這正說明梁山英雄對理想、光明和正義的追求。二十世紀先進的共產黨軍隊在草創之初也時有過分燒殺、虐待俘虜及逃兵之類的現象,後來逐步完善成為真正的仁義之師,其先進性和完美性當然不是梁山好漢所能比,但是,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標准去苛求八九百年前的英雄豪傑,否則,古代無正義光明可言。
二、梁山好漢的暴力傾向是封建時代險惡環境的產物
應當承認,《水滸傳》塑造的好漢都充滿「匪氣」,好漢們動輒放潑撒野,甚至殺人放火。然而,小說是在歷史傳說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審視梁山好漢的思想行為自然不能脫離作品所提供的歷史背景。梁山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時期,小說深刻地展示了這一時期的嚴酷現實:朝政窳敗,是非顛倒,「贓吏紛紛據要津」,「狼心狗幸濫居官」,以致盜賊蜂起,外敵憑陵,天下失控,國勢飄搖。這是個典型的姦邪當道、小人得志而君子困頓、英雄失路的悲劇時代。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去適應嚴酷的現實環境呢?當我們把注意力停留在梁山好漢的暴力行為上的時候,也許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梁山世界為什麼存在暴力傾向,與這個社會是否有關聯?
小說第52回寫柴進幻想利用法律條文向當權者討回公道,而李逵大聲嚷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這句話的重大價值在於它一針見血地指明了封建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法律不僅不能維護公道,反而成了邪惡小人手中隨意殘害忠良的工具。在《水滸傳》里,邪惡的統治者貪贓枉法,胡作非為,百姓哭告無門,大批忠良賢士橫遭迫害,作品一再寫到監牢中犯人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的場面,這正是統治階級動輒用嚴刑峻法打擊異己、迫害弱小百姓的寫照。在此險惡環境下,正直的人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任憑摧殘被趕盡殺絕,要麼做強人用暴力回報暴力。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以上欺下以強凌弱、缺乏溫情不講文明的黑暗專制社會,梁山好漢習慣憑借自己的雙拳主持公道,熱中使用暴力解決問題,「匪氣」十足,這不正是公道不存的黑暗專制社會的產物嗎?作者在第38回曾賦詩道:「賄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虧。以強凌弱真堪恨,天使拳頭付李逵。」明確告訴世人,梁山好漢的粗野嗜殺是邪惡的統治者逼良為盜的結果,連上天也理解支持他們的「匪氣」。所以,任何時代的讀者讀《水滸傳》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清人王韜說得好: 「試觀一百八人中,誰是甘心為盜者?必至於窮途勢迫,甚不得已,無可如何,乃出於此。蓋於時,宋室不綱,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賞善罰惡,倒持其柄。賢人才士,困踣流離,至無地以容身。其上者隱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於盜賊。嗚呼!誰使之然?當軸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讀《水滸傳》,方謂善讀《水滸傳》者也」[3](P45)。
三、梁山世界並非沒有是非觀念,「替天行道」決不是一塊大而空的招牌
陳洪、孫勇進等先生認為,梁山世界推崇江湖行幫道德,好漢們奉行的人生價值信條是江湖黑道的快意恩仇,而「快意恩仇,說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為是非標准。有恩報恩,哪怕這恩人是個惡棍;有仇報仇,哪怕其曲在己,並且不惜濫殺無辜。而理性和良知,從來就是完全缺席的」[2](P30)。梁山世界屬於江湖綠林世界,好漢中不少人恩仇思想濃厚,為了報仇雪恨,或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常常採用江湖慣用的方式行事,濫殺無辜的現象時有發生。但梁山世界決不是以強欺弱、謀財害命的江湖黑道組織,梁山好漢決不是毫無理性和良知的黑道歹徒。
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略作說明。一個例子是武松。這個被陳、孫二先生認為是水滸世界中最能體現「快意恩仇精神」的好漢其實並不胡來,為報殺兄之仇, 他只殺了主謀西門慶和潘金蓮,並沒有傷害那些冷木的街坊鄰居;他替施恩打蔣門神,不僅僅因為施恩關照了他,還因為蔣門神是強取豪奪的強徒;他在十字坡不讓孫二娘毒殺兩個護送公人,是因為這兩個公人忠厚本分,「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在蜈蚣嶺,他斗殺了謀害人命強占婦女的奸惡道人,卻讓婦人攜帶錢財自去 「養身」。惟獨在鴛鴦樓,他除了殺死張都監、蔣門神等惡人外,還殺了不少奴僕。這里恐怕是兩個因素所致:一是不殺這些撞見的人就不能順利脫身逃走,二是他認為養娘玉蘭之類的仆婦參與了張都監的陰謀,不殺難平心頭之恨。可見,理性和良知在武松的靈魂深處並未完全缺席。另一個例子是梁山好漢捕殺黃文炳。宋江因黃文炳的調唆而吃盡了牢獄之苦,險些喪命,在被眾好漢搭救後主動提出捕殺仇人黃文炳的要求,但聽說黃文炳有個嫡親兄長叫黃文燁,此人「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黃佛子」,因而宋江吩咐眾好漢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卻與無為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 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眾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足見梁山世界有著鮮明的是非觀念和懲惡揚善的處世原則。正是這鮮明的是非觀和心頭長存的理性原則,使得梁山好漢集團與自私卑劣、歹毒殘忍的黑道邪惡勢力迥然有別。這一點夏志清先生也坦率承認:「對初讀這部小說的讀者來說,這些動輒實行暴力的英雄有時候幾乎同歹徒難以區分。但好漢畢竟同歹徒是涇渭分明的」[1](P92),「菜園子張青和妻子開了爿黑店,以殺害顧客、掠其錢財為業。但他們都有資格作為好漢社會中的成員,因為他們從不謀殺處於社會下層的流犯、僧人、娼優之類人物」[1](P93)。
的確,在《水滸》作者的筆下,梁山好漢不是橫行江湖黑道的匪徒,而是被腐敗官府逼入江湖綠林的忠良之士,是黑暗時代代表正義光明的英雄人物。小說寫梁山之上飄揚著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這面旗幟標明了梁山好漢集團的宏大志向和正義性。所謂「替天行道」就是替上天或朝廷主持公道,為百姓伸張正義。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否認梁山好漢信守替天行道之大義:「純出於大濟蒼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義動機而上山的,可以說一個也沒有」[2](P38)。梁山好漢中多數人來自社會基層,文化程度不高,他們頭腦中的確很難說裝著高尚的大濟蒼生的理想主義,但在一個君昏臣亂、政治腐敗、公道不彰的黑暗社會里,他們奉行一套懲惡鋤強、扶危濟困的俠義原則,雖然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拯救苦難中的民眾,但多少能為苦難的民眾帶來一線生存的希望,這難道不屬於替天行道、大濟蒼生的范疇?
事實上,梁山好漢做了許多有益於國家和民眾的事情,「替天行道」決不是一塊大而空的招牌。如魯智深、史進、武松等人的懲惡揚善,宋江、柴進等人的周濟貧困,而梁山武裝集團懲辦的官員幾乎無一不是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如梁中書、賀太守、張都監、劉知寨、高廉等等。小說第71回介紹說:「泊子里好漢, 但閑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財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擋!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足見梁山世界扶弱鋤強的俠義肝膽。在小說中,梁山義軍還處處以弔民伐罪的正義之師出現,「所過州縣,秋毫無犯」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3次,「不害良民」、「不掠良民」、「休得傷害百姓」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1次。當外敵憑陵、民族危難之時,他們挺身而出,開赴狼煙未熄的邊關,擔負起保國安民的神聖使命。顯然,在作家心目中,以宋江為首的一百八人是亂世英雄,他們在那個公道不存、風雨飄搖的時代里高高樹起「替天行道」的大旗,為苦難的人民和衰弱的民族點燃正義、希望之火。所以,任何時代的讀者不能因為梁山英雄有過殘忍傷害無辜者的事件,就否認其主流的正義性,否認其替天行道的高尚性。明人余象斗早就批駁過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味誇大水滸世界的暴力行為而看不到梁山好漢仗義行善的君子風范的偏見:「當是時,宋德衰微,乾綱不攬,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傑,憤國治之不平,憫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東……。不知者曰:此民之賊也,國之蠹也。噫!不然也,彼蓋強者鋤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貧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未必為仁者博施濟眾,按其行事之跡,可謂桓文仗義,並軌君子」[3](P9)。
四、小說渲染血腥場景是取悅聽眾和讀者的結果,但作者並不贊成亂殺無辜
《水滸傳》大量描寫和渲染暴力行為是客觀存在的傾向,出現這種傾向除了小說選擇的特殊題材這個因素外,還同都市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宋元時期,隨著都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日益壯大,產生了迎合市民階層審美心理和口味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基本特徵是講究消閑娛樂,追逐新奇熱鬧,尋求感官刺激。水滸故事最初正是流行於都市文化高度發展的宋元時期,為了取悅都市聽眾,說書藝人們(即《水滸》的早期作者)挖掘一些新奇熱鬧的內容、渲染一些刺激感官的場景以取得消閑娛樂的效果,正如今天的影視界為了吸引觀眾而樂意拍攝荒誕喜劇片和暴力色情片一樣。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李逵形象的塑造,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認為李逵是《水滸》中最嗜血最野蠻最殘暴的人,然而,李逵的身上喜劇搞笑的娛樂成分明顯多於嚴肅的成分。李逵在江州酒樓一指頭點暈賣唱女子,見賣唱女子「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便道:「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你能把這看作是李逵的兇狠殘暴嗎?李逵在壽張縣穿著綠袍公服闖進學堂,醜陋而猙獰的樣子嚇得先生跳窗而逃,嚇得學生們「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 躲的躲。」我們與其將這理解為製造恐怖,還不如理解為製造笑料。李逵在狄家莊冒充法師捉鬼,騙了許多酒肉狂吃暴飲,然後闖進房裡一斧砍殺了一對裝神弄鬼的偷情者,並在死屍上亂剁一陣,笑道:「眼見這兩個不得活了。」說書藝人在此處的主要意圖還是製造笑料,只是有些過頭了。即使是一些重大嚴肅事件的描寫也仍然帶有娛樂消遣的意味。如打破祝家莊後李逵闖入扈家莊,趕走扈成,殺盡扈三娘一家老小,回來後遭到宋江訓斥,李逵叫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鳥婆娘趕著哥哥要殺,你今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此類取悅聽眾的笑料的穿插大大降低了事件的嚴肅性和真實性, 換句話說,作品中許多暴力行為和暴力場景的描寫帶有明顯的虛構和誇飾成分,其目的是為了迎合都市聽眾和讀者的審美心理,而大多數聽眾和讀者也只是把這看作演戲,消遣,好玩,未必真的拿它當一回事,所以,我們不必過於認真計較。誠然,這種為取悅觀眾而渲染暴力的做法,影響是消極的,今天的人們無疑應該拋棄這種不良傾向。
追求娛樂消閑的都市文化對《水滸傳》的確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我不贊同夏志清、陳洪、孫勇進等先生的看法———小說肯定暴力而否定文明。盡管《水滸》的作者是由不同時期的藝人、文人組成,思想傾向比較復雜,但基本態度是一致的,即反對亂殺無辜,反對殘害良民。比如宋江計賺秦明入伙和李逵劈殺小衙內兩個事件,這兩件事確實表現了江湖黑道的惡習:為達到目的而不惜亂殺無辜。然而,作者顯然是不贊成這種歹毒的做法的,他寫秦明「怒氣於心」,「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又讓朱仝說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這里無疑包含著對好漢集團亂殺無辜的暴力行為的批評。而對殘害百姓的行為作者更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第40回寫江州劫法場,無人約束的李逵「不問官軍百姓」,「排頭兒砍將去」。作者讓晁蓋大聲喊道: 「不幹百姓事,休只管傷人!」第66回寫梁山人馬攻打大名府,雖然事前做過周密的安排,遍貼布告,曉諭城中居民不要隨意外出,但在攻城之日卻又未採取得力措施保護城中居民,導致一片混亂。作者寫蔡福對柴進說:「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可是,「比及柴進尋著吳用,急傳下號令去,休教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傷損一半。」作者不袒護梁山英雄,對他們在軍事行動中造成貧民百姓的傷亡深表遺憾和不滿。這些情節充分表現了作者愛護百姓、反對非正義的暴力行為的鮮明立場,怎麼能說《水滸傳》沒有肯定文明?怎麼能說「中國小說在對待正義的態度上含糊不清、對地道的暴力像孩子似的津津樂道」?[1] (P109～110)
至於作者稱贊梁山英雄平毀祝家莊和曾頭市,能不能說小說肯定了「暴虐和貪婪」呢?我以為不能。平毀祝家莊和曾頭市固然算不上真正的弔民伐罪之舉, 但祝家莊和曾頭市站在官府黑暗勢力一邊,將梁山好漢集團視為反賊,發誓要「掃盪梁山清水泊」,活捉義軍首領,趕盡殺絕,打掉這樣的地主武裝,談不上暴虐蠻橫。同時,梁山人馬日益壯大,需要大量物資給養,尋找富有的地主庄園作為補給線,也說不上貪婪。
水滸世界匪氣十足,但那是黑暗專制社會的造就;梁山英雄殺人放火,但決非殺人放火的恐怖匪徒所可同日而語;《水滸》作者渲染暴力場景,但並未葬送文明。
柳州電腦網
W水滸傳宋江是不是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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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真正的宋史與水滸傳有何聯系
據史家考證研究，在宋代徽宗宣和年間，確有宋江其人及其領導的梁山泊起義，但不像《水滸傳》所寫的有108將，也沒有那麼多生動的戲劇性場面。
梁山泊位於山東西部，原是個很小的湖泊，後因從五代到北宋黃河多次缺口泛濫，使它與四周的許多小湖泊匯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橫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錯，蘆葦縱橫八百里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錯，蘆葦縱橫，並有許多天然小島，形勢險要復雜。當時許多破產農民、漁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緝追捕的逃犯遂藏匿於此，成群結伙，靠進行一些「非法」活動營生。有若乾股勢力日益增大，人數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敗、盤剝與壓迫的武裝斗爭和農民起義。宋江起義軍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義的導火線是宋朝廷煙解決財政困難，設置「西城括田所」，宣布將整個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為「公有」，規定百姓凡入湖捕魚、采藕、割蒲，都要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若有違規犯禁者，則以盜賊論處，貧苦的農民與漁民交不起重稅，長期積壓在胸中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了。他們在宋江等人的領導下，鋌而走險，武裝聚險，憑借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形，阻殺前來鎮壓的官兵。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這支農民隊伍正式宣告起義。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軍中有三十六個主要頭領。他們是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水滸傳》中為呼延灼）、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水滸傳》為穆弘）、石秀、徐寧、李英（《水滸傳》中為李應）、花和尚（《水滸傳》有姓名為魯達、魯智深）、武松。宋江起義軍總人數由於史書無記載，無法統計，估計有近萬人。《水滸傳》寫梁山好漢有一百零八將，那是小說家的虛構，作者羅貫中等人「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類稿》），以使小說更添傳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於流傳。但小說畢竟是小說，讀者不可將它當成真實的歷史。
宋江起義軍正式宣布起義後不久，就離開了梁山泊，轉戰於山東青、齊與河南、河北一帶，史書記載說：這支起義軍「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約兩年後，到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義軍從江蘇沭陽乘船進攻海州（今連雲港），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所派伏兵包圍，損失慘重，退路又被切斷。在這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不得不率眾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成為宋朝官軍中的一部分。後來宋江部是否去江南出征方臘農民起義軍，史學界有爭論，至今尚無定論。但多數史學家認為，宋江部出征方臘可能性較大。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發生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農民起義大大小小有數百次之多，宋江起義只是其中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時編印出版了《宣和遺事》，把宋江起義史事演義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現《水滸傳》，將宋江起義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動感人，因而使這次本來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農民起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廣泛流傳於民間，以至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是，小說雖與歷史有聯系，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這是我們看《水滸傳》時所要注意的。
宋江與梁山泊
宋代梁山泊周圍的農民和漁民曾進行過無數次的反抗官府壓迫和剝削的武裝斗爭，宋江起義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次。宋江起義發生於北宋末年宣和年間，激起農民起義的導火線是北宋設置的「西城括田所」。宋徽宗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於政和元年（1111年）設立這一機構，專事搜刮。梁山泊原為很小的湖泊，因黃河決口使許多原來的小湖泊與之匯合，到北宋末年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許多破產農民以及一些逃犯據此為生。但「西城括田所」將整個梁山泊收為「公有」，規定凡入湖捕魚、采藕、割蒲，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犯禁者以盜賊論處。農民和漁民交不起沉重的賦稅，不得已鋌而走險，憑借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理條件，武裝聚集，抗租抗稅，阻殺官兵。因此，梁山泊就成了農民武裝起義的據點。
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最初即以梁山泊為據點，「結寨於此」（《宋史·蒲宗孟傳》），「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何竹淇《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宋江等人在這里共堅持了四五年的斗爭，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義，隨後離開梁山泊，轉戰於青、齊、濮各州之間，官府也才開始注意到這支起義軍的存在，並下令「（京）東、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撫山東盜宋江」（《皇宋十朝綱要》）。
宋江起義規模到底有多大，從有關史書如《宋史·侯蒙傳》、《宣和遺事》等載，只有36人。據郎瑛《七修類稿》載，這36人為：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近人余嘉錫對此有過詳細的考證。作為一次有影響的農民起義，僅此36人就「橫行齊、魏」，官兵數萬人不能抵抗，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辦到的。據此有人認為這36人可能是起義軍大小領袖的總數，也就是說與宋江一起舉事起義的，可能是三十六條好漢，後來
每一個好漢統率一支部隊，但為了方便起見，仍以36人名字稱呼，這種解釋倒也合理。那麼，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到底有多少人？由於史無記載，確切數字無法統計，大致有數千人的隊伍。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有三十六位英雄，為何到了《水滸傳》卻變成一百零八位呢？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得明白：「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這才有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漢之說。羅貫中在寫小說有感於宋江起義有「替天行道」之言，對於當時那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才將梁山36位英雄寫成108位，小說自是小說，萬不能當成歷史來對待。
宋江的結局
宣和元年宋江正式起義後，不久便離開了梁山泊，轉戰山東、河北、河南之間，「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領起義軍由沭陽乘船到海州（今連雲港），海州知州張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輕兵臨海挑戰，引誘起義軍棄船登陸。義軍登陸後，旋遭伏兵包圍，張叔夜派兵燒了義軍的船隻。起義軍陷入重圍，退路已斷，損失慘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率眾投降了宋朝官兵，並接受朝廷的招安，成為宋軍中的一員。
宋江接受招安以後，又幹了些什麼事情？關於這一問題史學界爭論頗大，主要圍繞宋江有沒有去征方臘的問題展開。方臘起義是與宋江起義幾乎同時發生的一次農民起義，從起義規模上講要比宋江起義大得多，影響也大得多。關於宋江投降後被宋朝派去鎮壓方臘一事，史書中有明確記載，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楊仲良的《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都明確記載宋江投降後隨官兵前往鎮壓方臘起義，宋江從農民起義領袖變成了屠殺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可存）墓誌銘》，這就是史學界都知道的《折可存墓誌銘》。墓誌銘中明確記載宋江未去征方臘，折可存是在征方臘勝利後才逮住宋江的，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學界爭論不休。就史書記載來看，當時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學家，基本上是當時人寫當代史，宋江投降、征方臘都屬於當時重大歷史事件，記載自不會有誤，反倒是折可存墓誌銘記載可能會失真。因此，我們認為宋江的確是投降了，並充當了宋朝的馬前卒，參與鎮壓了方臘農民起義。
作者：王前程
近些年來,學術界不少學者對《水滸傳》所歌頌的梁山好漢形象提出了質疑,如海外漢學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里說,梁山好漢「先後有組織有系統地平毀了與梁山作對的祝家莊和曾頭市,這只能說明他們的暴虐和貪婪」[1](P101),又說:「官府的不義不公,激發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反抗;而眾好漢結成的群體卻又損害了這種英雄主義,它製造了比腐敗官府更為可怕的邪惡與恐怖統治」[1](P102)。大陸學者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合著的《漫說水滸》在夏志清教授的基礎上進一步清理了梁山好漢野蠻暴戾的行為,在指責了武松的血濺鴛鴦樓、宋江的計逼秦明入伙、李逵的劈殺小衙內、吳用的燒殺北京城等事件之後不無感慨地說:「水滸世界裡的很多血腥氣沖鼻的行為,連追求正義的幌子都沒有,完全是為蠻荒的嗜血心理所驅使」[2](P54),「因此,在下對這『替天行道』,卑之無甚高論」[2](P32)。陳、孫二位先生最後總結道:「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樣:『盡管司馬遷對呂後殘害行為的描寫頗為客觀,但當他寫到呂後的兒子的強烈的反感時,已對呂後做了永久的判決。《史記》肯定文明事業;而《水滸》在對英雄們採取的野蠻報復行為大加贊賞之時,卻並不是肯定文明。』……一部《水滸》中,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內容是太多太多了」[2](P52)。
如何評價《水滸傳》?如何看待梁山好漢的暴力行為?這其實是個明清以來就爭論不休的老話題。明清學界「忠義」說與「誨盜」說相互對立,所謂「盜」 者,即為非作歹的盜匪也。主張理性地分辨《水滸》人物的思想行為是完全正確的,但指責梁山好漢的所作所為類同暴虐的恐怖分子,比腐敗官府、濫官污吏更可怕,這同明清時期封建官僚和正統文人指責《水滸》歌頌了一群殺人放火的強盜的論調即「誨盜」說豈非如出一轍?難道《水滸傳》真的否定了文明、歌頌了暴力行為?梁山世界的「替天行道」真的不值得一提嗎?誠然,梁山好漢集團確實存在著亂殺亂砍、殘害生靈的暴力行為,這種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應受到毫不留情的抨擊, 但不能因此否認整個梁山集團與梁山事業的正義性,不能否認小說思想內容的進步性。這主要有四條理由:
一、正義集團、仁義之師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出現亂殺亂砍現象是在所難免的
任何進步的團體、政黨或正義力量都要經歷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必然過程,在草創時期,由於缺乏必要的集體約束力及計劃的周密性, 因此在行動中往往會發生任意胡為殃及無辜的事情。比如,《水滸》寫武松血濺鴛鴦樓、李逵江州亂殺亂砍等皆是缺乏集體約束力、任憑個體英雄復仇火焰燃燒的結果,而吳用攻打大名府殃及無辜百姓則是攻城時沒有採取得力措施做周密安排所致,後來在多次攻城略地的軍事行動中這個問題就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事實上,亂殺亂砍現象隨著梁山義軍的成長而逐漸減少,在一百零八好漢聚義梁山之前,亂殺無辜、殘害生命的事件有7、8次,聚義之後僅有2次,而且傷害無辜的程度不大。宋江多次告誡手下,要「改邪歸正」、「棄邪歸正」,雖然是號召好漢們走出山林接受朝廷招安,但也包含了要求好漢們拋棄亂殺無辜危害生靈之惡習的意思,這正說明梁山英雄對理想、光明和正義的追求。二十世紀先進的共產黨軍隊在草創之初也時有過分燒殺、虐待俘虜及逃兵之類的現象,後來逐步完善成為真正的仁義之師,其先進性和完美性當然不是梁山好漢所能比,但是,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標准去苛求八九百年前的英雄豪傑,否則,古代無正義光明可言。
二、梁山好漢的暴力傾向是封建時代險惡環境的產物
應當承認,《水滸傳》塑造的好漢都充滿「匪氣」,好漢們動輒放潑撒野,甚至殺人放火。然而,小說是在歷史傳說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審視梁山好漢的思想行為自然不能脫離作品所提供的歷史背景。梁山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時期,小說深刻地展示了這一時期的嚴酷現實:朝政窳敗,是非顛倒,「贓吏紛紛據要津」,「狼心狗幸濫居官」,以致盜賊蜂起,外敵憑陵,天下失控,國勢飄搖。這是個典型的姦邪當道、小人得志而君子困頓、英雄失路的悲劇時代。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去適應嚴酷的現實環境呢?當我們把注意力停留在梁山好漢的暴力行為上的時候,也許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梁山世界為什麼存在暴力傾向,與這個社會是否有關聯?
小說第52回寫柴進幻想利用法律條文向當權者討回公道,而李逵大聲嚷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這句話的重大價值在於它一針見血地指明了封建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法律不僅不能維護公道,反而成了邪惡小人手中隨意殘害忠良的工具。在《水滸傳》里,邪惡的統治者貪贓枉法,胡作非為,百姓哭告無門,大批忠良賢士橫遭迫害,作品一再寫到監牢中犯人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的場面,這正是統治階級動輒用嚴刑峻法打擊異己、迫害弱小百姓的寫照。在此險惡環境下,正直的人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任憑摧殘被趕盡殺絕,要麼做強人用暴力回報暴力。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以上欺下以強凌弱、缺乏溫情不講文明的黑暗專制社會,梁山好漢習慣憑借自己的雙拳主持公道,熱中使用暴力解決問題,「匪氣」十足,這不正是公道不存的黑暗專制社會的產物嗎?作者在第38回曾賦詩道:「賄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虧。以強凌弱真堪恨,天使拳頭付李逵。」明確告訴世人,梁山好漢的粗野嗜殺是邪惡的統治者逼良為盜的結果,連上天也理解支持他們的「匪氣」。所以,任何時代的讀者讀《水滸傳》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清人王韜說得好: 「試觀一百八人中,誰是甘心為盜者?必至於窮途勢迫,甚不得已,無可如何,乃出於此。蓋於時,宋室不綱,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賞善罰惡,倒持其柄。賢人才士,困踣流離,至無地以容身。其上者隱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於盜賊。嗚呼!誰使之然?當軸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讀《水滸傳》,方謂善讀《水滸傳》者也」[3](P45)。
三、梁山世界並非沒有是非觀念,「替天行道」決不是一塊大而空的招牌
陳洪、孫勇進等先生認為,梁山世界推崇江湖行幫道德,好漢們奉行的人生價值信條是江湖黑道的快意恩仇,而「快意恩仇,說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為是非標准。有恩報恩,哪怕這恩人是個惡棍;有仇報仇,哪怕其曲在己,並且不惜濫殺無辜。而理性和良知,從來就是完全缺席的」[2](P30)。梁山世界屬於江湖綠林世界,好漢中不少人恩仇思想濃厚,為了報仇雪恨,或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常常採用江湖慣用的方式行事,濫殺無辜的現象時有發生。但梁山世界決不是以強欺弱、謀財害命的江湖黑道組織,梁山好漢決不是毫無理性和良知的黑道歹徒。
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略作說明。一個例子是武松。這個被陳、孫二先生認為是水滸世界中最能體現「快意恩仇精神」的好漢其實並不胡來,為報殺兄之仇, 他只殺了主謀西門慶和潘金蓮,並沒有傷害那些冷木的街坊鄰居;他替施恩打蔣門神,不僅僅因為施恩關照了他,還因為蔣門神是強取豪奪的強徒;他在十字坡不讓孫二娘毒殺兩個護送公人,是因為這兩個公人忠厚本分,「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在蜈蚣嶺,他斗殺了謀害人命強占婦女的奸惡道人,卻讓婦人攜帶錢財自去 「養身」。惟獨在鴛鴦樓,他除了殺死張都監、蔣門神等惡人外,還殺了不少奴僕。這里恐怕是兩個因素所致:一是不殺這些撞見的人就不能順利脫身逃走,二是他認為養娘玉蘭之類的仆婦參與了張都監的陰謀,不殺難平心頭之恨。可見,理性和良知在武松的靈魂深處並未完全缺席。另一個例子是梁山好漢捕殺黃文炳。宋江因黃文炳的調唆而吃盡了牢獄之苦,險些喪命,在被眾好漢搭救後主動提出捕殺仇人黃文炳的要求,但聽說黃文炳有個嫡親兄長叫黃文燁,此人「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黃佛子」,因而宋江吩咐眾好漢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卻與無為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 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眾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足見梁山世界有著鮮明的是非觀念和懲惡揚善的處世原則。正是這鮮明的是非觀和心頭長存的理性原則,使得梁山好漢集團與自私卑劣、歹毒殘忍的黑道邪惡勢力迥然有別。這一點夏志清先生也坦率承認:「對初讀這部小說的讀者來說,這些動輒實行暴力的英雄有時候幾乎同歹徒難以區分。但好漢畢竟同歹徒是涇渭分明的」[1](P92),「菜園子張青和妻子開了爿黑店,以殺害顧客、掠其錢財為業。但他們都有資格作為好漢社會中的成員,因為他們從不謀殺處於社會下層的流犯、僧人、娼優之類人物」[1](P93)。
的確,在《水滸》作者的筆下,梁山好漢不是橫行江湖黑道的匪徒,而是被腐敗官府逼入江湖綠林的忠良之士,是黑暗時代代表正義光明的英雄人物。小說寫梁山之上飄揚著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這面旗幟標明了梁山好漢集團的宏大志向和正義性。所謂「替天行道」就是替上天或朝廷主持公道,為百姓伸張正義。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否認梁山好漢信守替天行道之大義:「純出於大濟蒼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義動機而上山的,可以說一個也沒有」[2](P38)。梁山好漢中多數人來自社會基層,文化程度不高,他們頭腦中的確很難說裝著高尚的大濟蒼生的理想主義,但在一個君昏臣亂、政治腐敗、公道不彰的黑暗社會里,他們奉行一套懲惡鋤強、扶危濟困的俠義原則,雖然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拯救苦難中的民眾,但多少能為苦難的民眾帶來一線生存的希望,這難道不屬於替天行道、大濟蒼生的范疇?
事實上,梁山好漢做了許多有益於國家和民眾的事情,「替天行道」決不是一塊大而空的招牌。如魯智深、史進、武松等人的懲惡揚善,宋江、柴進等人的周濟貧困,而梁山武裝集團懲辦的官員幾乎無一不是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如梁中書、賀太守、張都監、劉知寨、高廉等等。小說第71回介紹說:「泊子里好漢, 但閑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財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擋!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足見梁山世界扶弱鋤強的俠義肝膽。在小說中,梁山義軍還處處以弔民伐罪的正義之師出現,「所過州縣,秋毫無犯」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3次,「不害良民」、「不掠良民」、「休得傷害百姓」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1次。當外敵憑陵、民族危難之時,他們挺身而出,開赴狼煙未熄的邊關,擔負起保國安民的神聖使命。顯然,在作家心目中,以宋江為首的一百八人是亂世英雄,他們在那個公道不存、風雨飄搖的時代里高高樹起「替天行道」的大旗,為苦難的人民和衰弱的民族點燃正義、希望之火。所以,任何時代的讀者不能因為梁山英雄有過殘忍傷害無辜者的事件,就否認其主流的正義性,否認其替天行道的高尚性。明人余象斗早就批駁過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味誇大水滸世界的暴力行為而看不到梁山好漢仗義行善的君子風范的偏見:「當是時,宋德衰微,乾綱不攬,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傑,憤國治之不平,憫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東……。不知者曰:此民之賊也,國之蠹也。噫!不然也,彼蓋強者鋤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貧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未必為仁者博施濟眾,按其行事之跡,可謂桓文仗義,並軌君子」[3](P9)。
四、小說渲染血腥場景是取悅聽眾和讀者的結果,但作者並不贊成亂殺無辜
《水滸傳》大量描寫和渲染暴力行為是客觀存在的傾向,出現這種傾向除了小說選擇的特殊題材這個因素外,還同都市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宋元時期,隨著都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日益壯大,產生了迎合市民階層審美心理和口味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基本特徵是講究消閑娛樂,追逐新奇熱鬧,尋求感官刺激。水滸故事最初正是流行於都市文化高度發展的宋元時期,為了取悅都市聽眾,說書藝人們(即《水滸》的早期作者)挖掘一些新奇熱鬧的內容、渲染一些刺激感官的場景以取得消閑娛樂的效果,正如今天的影視界為了吸引觀眾而樂意拍攝荒誕喜劇片和暴力色情片一樣。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李逵形象的塑造,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認為李逵是《水滸》中最嗜血最野蠻最殘暴的人,然而,李逵的身上喜劇搞笑的娛樂成分明顯多於嚴肅的成分。李逵在江州酒樓一指頭點暈賣唱女子,見賣唱女子「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便道:「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你能把這看作是李逵的兇狠殘暴嗎?李逵在壽張縣穿著綠袍公服闖進學堂,醜陋而猙獰的樣子嚇得先生跳窗而逃,嚇得學生們「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 躲的躲。」我們與其將這理解為製造恐怖,還不如理解為製造笑料。李逵在狄家莊冒充法師捉鬼,騙了許多酒肉狂吃暴飲,然後闖進房裡一斧砍殺了一對裝神弄鬼的偷情者,並在死屍上亂剁一陣,笑道:「眼見這兩個不得活了。」說書藝人在此處的主要意圖還是製造笑料,只是有些過頭了。即使是一些重大嚴肅事件的描寫也仍然帶有娛樂消遣的意味。如打破祝家莊後李逵闖入扈家莊,趕走扈成,殺盡扈三娘一家老小,回來後遭到宋江訓斥,李逵叫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鳥婆娘趕著哥哥要殺,你今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此類取悅聽眾的笑料的穿插大大降低了事件的嚴肅性和真實性, 換句話說,作品中許多暴力行為和暴力場景的描寫帶有明顯的虛構和誇飾成分,其目的是為了迎合都市聽眾和讀者的審美心理,而大多數聽眾和讀者也只是把這看作演戲,消遣,好玩,未必真的拿它當一回事,所以,我們不必過於認真計較。誠然,這種為取悅觀眾而渲染暴力的做法,影響是消極的,今天的人們無疑應該拋棄這種不良傾向。
追求娛樂消閑的都市文化對《水滸傳》的確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我不贊同夏志清、陳洪、孫勇進等先生的看法———小說肯定暴力而否定文明。盡管《水滸》的作者是由不同時期的藝人、文人組成,思想傾向比較復雜,但基本態度是一致的,即反對亂殺無辜,反對殘害良民。比如宋江計賺秦明入伙和李逵劈殺小衙內兩個事件,這兩件事確實表現了江湖黑道的惡習:為達到目的而不惜亂殺無辜。然而,作者顯然是不贊成這種歹毒的做法的,他寫秦明「怒氣於心」,「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又讓朱仝說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這里無疑包含著對好漢集團亂殺無辜的暴力行為的批評。而對殘害百姓的行為作者更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第40回寫江州劫法場,無人約束的李逵「不問官軍百姓」,「排頭兒砍將去」。作者讓晁蓋大聲喊道: 「不幹百姓事,休只管傷人!」第66回寫梁山人馬攻打大名府,雖然事前做過周密的安排,遍貼布告,曉諭城中居民不要隨意外出,但在攻城之日卻又未採取得力措施保護城中居民,導致一片混亂。作者寫蔡福對柴進說:「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可是,「比及柴進尋著吳用,急傳下號令去,休教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傷損一半。」作者不袒護梁山英雄,對他們在軍事行動中造成貧民百姓的傷亡深表遺憾和不滿。這些情節充分表現了作者愛護百姓、反對非正義的暴力行為的鮮明立場,怎麼能說《水滸傳》沒有肯定文明?怎麼能說「中國小說在對待正義的態度上含糊不清、對地道的暴力像孩子似的津津樂道」?[1] (P109～110)
至於作者稱贊梁山英雄平毀祝家莊和曾頭市,能不能說小說肯定了「暴虐和貪婪」呢?我以為不能。平毀祝家莊和曾頭市固然算不上真正的弔民伐罪之舉, 但祝家莊和曾頭市站在官府黑暗勢力一邊,將梁山好漢集團視為反賊,發誓要「掃盪梁山清水泊」,活捉義軍首領,趕盡殺絕,打掉這樣的地主武裝,談不上暴虐蠻橫。同時,梁山人馬日益壯大,需要大量物資給養,尋找富有的地主庄園作為補給線,也說不上貪婪。
水滸世界匪氣十足,但那是黑暗專制社會的造就;梁山英雄殺人放火,但決非殺人放火的恐怖匪徒所可同日而語;《水滸》作者渲染暴力場景,但並未葬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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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朱風雨怎麼缺席
據史家考證研究，在宋代徽宗宣和年間，確有宋江其人及其領導的梁山泊起義，但不像《水滸傳》所寫的有108將，也沒有那麼多生動的戲劇性場面。
梁山泊位於山東西部，原是個很小的湖泊，後因從五代到北宋黃河多次缺口泛濫，使它與四周的許多小湖泊匯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橫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錯，蘆葦縱橫八百里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錯，蘆葦縱橫，並有許多天然小島，形勢險要復雜。當時許多破產農民、漁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緝追捕的逃犯遂藏匿於此，成群結伙，靠進行一些「非法」活動營生。有若乾股勢力日益增大，人數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敗、盤剝與壓迫的武裝斗爭和農民起義。宋江起義軍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義的導火線是宋朝廷煙解決財政困難，設置「西城括田所」，宣布將整個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為「公有」，規定百姓凡入湖捕魚、采藕、割蒲，都要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若有違規犯禁者，則以盜賊論處，貧苦的農民與漁民交不起重稅，長期積壓在胸中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了。他們在宋江等人的領導下，鋌而走險，武裝聚險，憑借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形，阻殺前來鎮壓的官兵。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這支農民隊伍正式宣告起義。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軍中有三十六個主要頭領。他們是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水滸傳》中為呼延灼）、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水滸傳》為穆弘）、石秀、徐寧、李英（《水滸傳》中為李應）、花和尚（《水滸傳》有姓名為魯達、魯智深）、武松。宋江起義軍總人數由於史書無記載，無法統計，估計有近萬人。《水滸傳》寫梁山好漢有一百零八將，那是小說家的虛構，作者羅貫中等人「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類稿》），以使小說更添傳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於流傳。但小說畢竟是小說，讀者不可將它當成真實的歷史。
宋江起義軍正式宣布起義後不久，就離開了梁山泊，轉戰於山東青、齊與河南、河北一帶，史書記載說：這支起義軍「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約兩年後，到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義軍從江蘇沭陽乘船進攻海州（今連雲港），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所派伏兵包圍，損失慘重，退路又被切斷。在這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不得不率眾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成為宋朝官軍中的一部分。後來宋江部是否去江南出征方臘農民起義軍，史學界有爭論，至今尚無定論。但多數史學家認為，宋江部出征方臘可能性較大。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發生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農民起義大大小小有數百次之多，宋江起義只是其中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時編印出版了《宣和遺事》，把宋江起義史事演義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現《水滸傳》，將宋江起義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動感人，因而使這次本來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農民起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廣泛流傳於民間，以至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是，小說雖與歷史有聯系，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這是我們看《水滸傳》時所要注意的。
宋江與梁山泊
宋代梁山泊周圍的農民和漁民曾進行過無數次的反抗官府壓迫和剝削的武裝斗爭，宋江起義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次。宋江起義發生於北宋末年宣和年間，激起農民起義的導火線是北宋設置的「西城括田所」。宋徽宗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於政和元年（1111年）設立這一機構，專事搜刮。梁山泊原為很小的湖泊，因黃河決口使許多原來的小湖泊與之匯合，到北宋末年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許多破產農民以及一些逃犯據此為生。但「西城括田所」將整個梁山泊收為「公有」，規定凡入湖捕魚、采藕、割蒲，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犯禁者以盜賊論處。農民和漁民交不起沉重的賦稅，不得已鋌而走險，憑借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理條件，武裝聚集，抗租抗稅，阻殺官兵。因此，梁山泊就成了農民武裝起義的據點。
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最初即以梁山泊為據點，「結寨於此」（《宋史·蒲宗孟傳》），「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何竹淇《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宋江等人在這里共堅持了四五年的斗爭，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義，隨後離開梁山泊，轉戰於青、齊、濮各州之間，官府也才開始注意到這支起義軍的存在，並下令「（京）東、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撫山東盜宋江」（《皇宋十朝綱要》）。
宋江起義規模到底有多大，從有關史書如《宋史·侯蒙傳》、《宣和遺事》等載，只有36人。據郎瑛《七修類稿》載，這36人為：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近人余嘉錫對此有過詳細的考證。作為一次有影響的農民起義，僅此36人就「橫行齊、魏」，官兵數萬人不能抵抗，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辦到的。據此有人認為這36人可能是起義軍大小領袖的總數，也就是說與宋江一起舉事起義的，可能是三十六條好漢，後來
每一個好漢統率一支部隊，但為了方便起見，仍以36人名字稱呼，這種解釋倒也合理。那麼，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到底有多少人？由於史無記載，確切數字無法統計，大致有數千人的隊伍。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有三十六位英雄，為何到了《水滸傳》卻變成一百零八位呢？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得明白：「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這才有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漢之說。羅貫中在寫小說有感於宋江起義有「替天行道」之言，對於當時那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才將梁山36位英雄寫成108位，小說自是小說，萬不能當成歷史來對待。
宋江的結局
宣和元年宋江正式起義後，不久便離開了梁山泊，轉戰山東、河北、河南之間，「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領起義軍由沭陽乘船到海州（今連雲港），海州知州張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輕兵臨海挑戰，引誘起義軍棄船登陸。義軍登陸後，旋遭伏兵包圍，張叔夜派兵燒了義軍的船隻。起義軍陷入重圍，退路已斷，損失慘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率眾投降了宋朝官兵，並接受朝廷的招安，成為宋軍中的一員。
宋江接受招安以後，又幹了些什麼事情？關於這一問題史學界爭論頗大，主要圍繞宋江有沒有去征方臘的問題展開。方臘起義是與宋江起義幾乎同時發生的一次農民起義，從起義規模上講要比宋江起義大得多，影響也大得多。關於宋江投降後被宋朝派去鎮壓方臘一事，史書中有明確記載，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楊仲良的《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都明確記載宋江投降後隨官兵前往鎮壓方臘起義，宋江從農民起義領袖變成了屠殺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可存）墓誌銘》，這就是史學界都知道的《折可存墓誌銘》。墓誌銘中明確記載宋江未去征方臘，折可存是在征方臘勝利後才逮住宋江的，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學界爭論不休。就史書記載來看，當時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學家，基本上是當時人寫當代史，宋江投降、征方臘都屬於當時重大歷史事件，記載自不會有誤，反倒是折可存墓誌銘記載可能會失真。因此，我們認為宋江的確是投降了，並充當了宋朝的馬前卒，參與鎮壓了方臘農民起義。
作者：王前程
近些年來,學術界不少學者對《水滸傳》所歌頌的梁山好漢形象提出了質疑,如海外漢學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里說,梁山好漢「先後有組織有系統地平毀了與梁山作對的祝家莊和曾頭市,這只能說明他們的暴虐和貪婪」[1](P101),又說:「官府的不義不公,激發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反抗;而眾好漢結成的群體卻又損害了這種英雄主義,它製造了比腐敗官府更為可怕的邪惡與恐怖統治」[1](P102)。大陸學者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合著的《漫說水滸》在夏志清教授的基礎上進一步清理了梁山好漢野蠻暴戾的行為,在指責了武松的血濺鴛鴦樓、宋江的計逼秦明入伙、李逵的劈殺小衙內、吳用的燒殺北京城等事件之後不無感慨地說:「水滸世界裡的很多血腥氣沖鼻的行為,連追求正義的幌子都沒有,完全是為蠻荒的嗜血心理所驅使」[2](P54),「因此,在下對這『替天行道』,卑之無甚高論」[2](P32)。陳、孫二位先生最後總結道:「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樣:『盡管司馬遷對呂後殘害行為的描寫頗為客觀,但當他寫到呂後的兒子的強烈的反感時,已對呂後做了永久的判決。《史記》肯定文明事業;而《水滸》在對英雄們採取的野蠻報復行為大加贊賞之時,卻並不是肯定文明。』……一部《水滸》中,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內容是太多太多了」[2](P52)。
如何評價《水滸傳》?如何看待梁山好漢的暴力行為?這其實是個明清以來就爭論不休的老話題。明清學界「忠義」說與「誨盜」說相互對立,所謂「盜」 者,即為非作歹的盜匪也。主張理性地分辨《水滸》人物的思想行為是完全正確的,但指責梁山好漢的所作所為類同暴虐的恐怖分子,比腐敗官府、濫官污吏更可怕,這同明清時期封建官僚和正統文人指責《水滸》歌頌了一群殺人放火的強盜的論調即「誨盜」說豈非如出一轍?難道《水滸傳》真的否定了文明、歌頌了暴力行為?梁山世界的「替天行道」真的不值得一提嗎?誠然,梁山好漢集團確實存在著亂殺亂砍、殘害生靈的暴力行為,這種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應受到毫不留情的抨擊, 但不能因此否認整個梁山集團與梁山事業的正義性,不能否認小說思想內容的進步性。這主要有四條理由:
一、正義集團、仁義之師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出現亂殺亂砍現象是在所難免的
任何進步的團體、政黨或正義力量都要經歷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必然過程,在草創時期,由於缺乏必要的集體約束力及計劃的周密性, 因此在行動中往往會發生任意胡為殃及無辜的事情。比如,《水滸》寫武松血濺鴛鴦樓、李逵江州亂殺亂砍等皆是缺乏集體約束力、任憑個體英雄復仇火焰燃燒的結果,而吳用攻打大名府殃及無辜百姓則是攻城時沒有採取得力措施做周密安排所致,後來在多次攻城略地的軍事行動中這個問題就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事實上,亂殺亂砍現象隨著梁山義軍的成長而逐漸減少,在一百零八好漢聚義梁山之前,亂殺無辜、殘害生命的事件有7、8次,聚義之後僅有2次,而且傷害無辜的程度不大。宋江多次告誡手下,要「改邪歸正」、「棄邪歸正」,雖然是號召好漢們走出山林接受朝廷招安,但也包含了要求好漢們拋棄亂殺無辜危害生靈之惡習的意思,這正說明梁山英雄對理想、光明和正義的追求。二十世紀先進的共產黨軍隊在草創之初也時有過分燒殺、虐待俘虜及逃兵之類的現象,後來逐步完善成為真正的仁義之師,其先進性和完美性當然不是梁山好漢所能比,但是,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標准去苛求八九百年前的英雄豪傑,否則,古代無正義光明可言。
二、梁山好漢的暴力傾向是封建時代險惡環境的產物
應當承認,《水滸傳》塑造的好漢都充滿「匪氣」,好漢們動輒放潑撒野,甚至殺人放火。然而,小說是在歷史傳說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審視梁山好漢的思想行為自然不能脫離作品所提供的歷史背景。梁山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時期,小說深刻地展示了這一時期的嚴酷現實:朝政窳敗,是非顛倒,「贓吏紛紛據要津」,「狼心狗幸濫居官」,以致盜賊蜂起,外敵憑陵,天下失控,國勢飄搖。這是個典型的姦邪當道、小人得志而君子困頓、英雄失路的悲劇時代。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去適應嚴酷的現實環境呢?當我們把注意力停留在梁山好漢的暴力行為上的時候,也許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梁山世界為什麼存在暴力傾向,與這個社會是否有關聯?
小說第52回寫柴進幻想利用法律條文向當權者討回公道,而李逵大聲嚷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這句話的重大價值在於它一針見血地指明了封建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法律不僅不能維護公道,反而成了邪惡小人手中隨意殘害忠良的工具。在《水滸傳》里,邪惡的統治者貪贓枉法,胡作非為,百姓哭告無門,大批忠良賢士橫遭迫害,作品一再寫到監牢中犯人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的場面,這正是統治階級動輒用嚴刑峻法打擊異己、迫害弱小百姓的寫照。在此險惡環境下,正直的人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任憑摧殘被趕盡殺絕,要麼做強人用暴力回報暴力。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以上欺下以強凌弱、缺乏溫情不講文明的黑暗專制社會,梁山好漢習慣憑借自己的雙拳主持公道,熱中使用暴力解決問題,「匪氣」十足,這不正是公道不存的黑暗專制社會的產物嗎?作者在第38回曾賦詩道:「賄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虧。以強凌弱真堪恨,天使拳頭付李逵。」明確告訴世人,梁山好漢的粗野嗜殺是邪惡的統治者逼良為盜的結果,連上天也理解支持他們的「匪氣」。所以,任何時代的讀者讀《水滸傳》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清人王韜說得好: 「試觀一百八人中,誰是甘心為盜者?必至於窮途勢迫,甚不得已,無可如何,乃出於此。蓋於時,宋室不綱,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賞善罰惡,倒持其柄。賢人才士,困踣流離,至無地以容身。其上者隱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於盜賊。嗚呼!誰使之然?當軸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讀《水滸傳》,方謂善讀《水滸傳》者也」[3](P45)。
三、梁山世界並非沒有是非觀念,「替天行道」決不是一塊大而空的招牌
陳洪、孫勇進等先生認為,梁山世界推崇江湖行幫道德,好漢們奉行的人生價值信條是江湖黑道的快意恩仇,而「快意恩仇,說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為是非標准。有恩報恩,哪怕這恩人是個惡棍;有仇報仇,哪怕其曲在己,並且不惜濫殺無辜。而理性和良知,從來就是完全缺席的」[2](P30)。梁山世界屬於江湖綠林世界,好漢中不少人恩仇思想濃厚,為了報仇雪恨,或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常常採用江湖慣用的方式行事,濫殺無辜的現象時有發生。但梁山世界決不是以強欺弱、謀財害命的江湖黑道組織,梁山好漢決不是毫無理性和良知的黑道歹徒。
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略作說明。一個例子是武松。這個被陳、孫二先生認為是水滸世界中最能體現「快意恩仇精神」的好漢其實並不胡來,為報殺兄之仇, 他只殺了主謀西門慶和潘金蓮,並沒有傷害那些冷木的街坊鄰居;他替施恩打蔣門神,不僅僅因為施恩關照了他,還因為蔣門神是強取豪奪的強徒;他在十字坡不讓孫二娘毒殺兩個護送公人,是因為這兩個公人忠厚本分,「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在蜈蚣嶺,他斗殺了謀害人命強占婦女的奸惡道人,卻讓婦人攜帶錢財自去 「養身」。惟獨在鴛鴦樓,他除了殺死張都監、蔣門神等惡人外,還殺了不少奴僕。這里恐怕是兩個因素所致:一是不殺這些撞見的人就不能順利脫身逃走,二是他認為養娘玉蘭之類的仆婦參與了張都監的陰謀,不殺難平心頭之恨。可見,理性和良知在武松的靈魂深處並未完全缺席。另一個例子是梁山好漢捕殺黃文炳。宋江因黃文炳的調唆而吃盡了牢獄之苦,險些喪命,在被眾好漢搭救後主動提出捕殺仇人黃文炳的要求,但聽說黃文炳有個嫡親兄長叫黃文燁,此人「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黃佛子」,因而宋江吩咐眾好漢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卻與無為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 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眾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足見梁山世界有著鮮明的是非觀念和懲惡揚善的處世原則。正是這鮮明的是非觀和心頭長存的理性原則,使得梁山好漢集團與自私卑劣、歹毒殘忍的黑道邪惡勢力迥然有別。這一點夏志清先生也坦率承認:「對初讀這部小說的讀者來說,這些動輒實行暴力的英雄有時候幾乎同歹徒難以區分。但好漢畢竟同歹徒是涇渭分明的」[1](P92),「菜園子張青和妻子開了爿黑店,以殺害顧客、掠其錢財為業。但他們都有資格作為好漢社會中的成員,因為他們從不謀殺處於社會下層的流犯、僧人、娼優之類人物」[1](P93)。
的確,在《水滸》作者的筆下,梁山好漢不是橫行江湖黑道的匪徒,而是被腐敗官府逼入江湖綠林的忠良之士,是黑暗時代代表正義光明的英雄人物。小說寫梁山之上飄揚著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這面旗幟標明了梁山好漢集團的宏大志向和正義性。所謂「替天行道」就是替上天或朝廷主持公道,為百姓伸張正義。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否認梁山好漢信守替天行道之大義:「純出於大濟蒼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義動機而上山的,可以說一個也沒有」[2](P38)。梁山好漢中多數人來自社會基層,文化程度不高,他們頭腦中的確很難說裝著高尚的大濟蒼生的理想主義,但在一個君昏臣亂、政治腐敗、公道不彰的黑暗社會里,他們奉行一套懲惡鋤強、扶危濟困的俠義原則,雖然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拯救苦難中的民眾,但多少能為苦難的民眾帶來一線生存的希望,這難道不屬於替天行道、大濟蒼生的范疇?
事實上,梁山好漢做了許多有益於國家和民眾的事情,「替天行道」決不是一塊大而空的招牌。如魯智深、史進、武松等人的懲惡揚善,宋江、柴進等人的周濟貧困,而梁山武裝集團懲辦的官員幾乎無一不是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如梁中書、賀太守、張都監、劉知寨、高廉等等。小說第71回介紹說:「泊子里好漢, 但閑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財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擋!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足見梁山世界扶弱鋤強的俠義肝膽。在小說中,梁山義軍還處處以弔民伐罪的正義之師出現,「所過州縣,秋毫無犯」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3次,「不害良民」、「不掠良民」、「休得傷害百姓」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1次。當外敵憑陵、民族危難之時,他們挺身而出,開赴狼煙未熄的邊關,擔負起保國安民的神聖使命。顯然,在作家心目中,以宋江為首的一百八人是亂世英雄,他們在那個公道不存、風雨飄搖的時代里高高樹起「替天行道」的大旗,為苦難的人民和衰弱的民族點燃正義、希望之火。所以,任何時代的讀者不能因為梁山英雄有過殘忍傷害無辜者的事件,就否認其主流的正義性,否認其替天行道的高尚性。明人余象斗早就批駁過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味誇大水滸世界的暴力行為而看不到梁山好漢仗義行善的君子風范的偏見:「當是時,宋德衰微,乾綱不攬,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傑,憤國治之不平,憫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東……。不知者曰:此民之賊也,國之蠹也。噫!不然也,彼蓋強者鋤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貧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未必為仁者博施濟眾,按其行事之跡,可謂桓文仗義,並軌君子」[3](P9)。
四、小說渲染血腥場景是取悅聽眾和讀者的結果,但作者並不贊成亂殺無辜
《水滸傳》大量描寫和渲染暴力行為是客觀存在的傾向,出現這種傾向除了小說選擇的特殊題材這個因素外,還同都市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宋元時期,隨著都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日益壯大,產生了迎合市民階層審美心理和口味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基本特徵是講究消閑娛樂,追逐新奇熱鬧,尋求感官刺激。水滸故事最初正是流行於都市文化高度發展的宋元時期,為了取悅都市聽眾,說書藝人們(即《水滸》的早期作者)挖掘一些新奇熱鬧的內容、渲染一些刺激感官的場景以取得消閑娛樂的效果,正如今天的影視界為了吸引觀眾而樂意拍攝荒誕喜劇片和暴力色情片一樣。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李逵形象的塑造,陳洪、孫勇進二位先生認為李逵是《水滸》中最嗜血最野蠻最殘暴的人,然而,李逵的身上喜劇搞笑的娛樂成分明顯多於嚴肅的成分。李逵在江州酒樓一指頭點暈賣唱女子,見賣唱女子「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便道:「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你能把這看作是李逵的兇狠殘暴嗎?李逵在壽張縣穿著綠袍公服闖進學堂,醜陋而猙獰的樣子嚇得先生跳窗而逃,嚇得學生們「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 躲的躲。」我們與其將這理解為製造恐怖,還不如理解為製造笑料。李逵在狄家莊冒充法師捉鬼,騙了許多酒肉狂吃暴飲,然後闖進房裡一斧砍殺了一對裝神弄鬼的偷情者,並在死屍上亂剁一陣,笑道:「眼見這兩個不得活了。」說書藝人在此處的主要意圖還是製造笑料,只是有些過頭了。即使是一些重大嚴肅事件的描寫也仍然帶有娛樂消遣的意味。如打破祝家莊後李逵闖入扈家莊,趕走扈成,殺盡扈三娘一家老小,回來後遭到宋江訓斥,李逵叫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鳥婆娘趕著哥哥要殺,你今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此類取悅聽眾的笑料的穿插大大降低了事件的嚴肅性和真實性, 換句話說,作品中許多暴力行為和暴力場景的描寫帶有明顯的虛構和誇飾成分,其目的是為了迎合都市聽眾和讀者的審美心理,而大多數聽眾和讀者也只是把這看作演戲,消遣,好玩,未必真的拿它當一回事,所以,我們不必過於認真計較。誠然,這種為取悅觀眾而渲染暴力的做法,影響是消極的,今天的人們無疑應該拋棄這種不良傾向。
追求娛樂消閑的都市文化對《水滸傳》的確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我不贊同夏志清、陳洪、孫勇進等先生的看法———小說肯定暴力而否定文明。盡管《水滸》的作者是由不同時期的藝人、文人組成,思想傾向比較復雜,但基本態度是一致的,即反對亂殺無辜,反對殘害良民。比如宋江計賺秦明入伙和李逵劈殺小衙內兩個事件,這兩件事確實表現了江湖黑道的惡習:為達到目的而不惜亂殺無辜。然而,作者顯然是不贊成這種歹毒的做法的,他寫秦明「怒氣於心」,「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又讓朱仝說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這里無疑包含著對好漢集團亂殺無辜的暴力行為的批評。而對殘害百姓的行為作者更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第40回寫江州劫法場,無人約束的李逵「不問官軍百姓」,「排頭兒砍將去」。作者讓晁蓋大聲喊道: 「不幹百姓事,休只管傷人!」第66回寫梁山人馬攻打大名府,雖然事前做過周密的安排,遍貼布告,曉諭城中居民不要隨意外出,但在攻城之日卻又未採取得力措施保護城中居民,導致一片混亂。作者寫蔡福對柴進說:「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可是,「比及柴進尋著吳用,急傳下號令去,休教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傷損一半。」作者不袒護梁山英雄,對他們在軍事行動中造成貧民百姓的傷亡深表遺憾和不滿。這些情節充分表現了作者愛護百姓、反對非正義的暴力行為的鮮明立場,怎麼能說《水滸傳》沒有肯定文明?怎麼能說「中國小說在對待正義的態度上含糊不清、對地道的暴力像孩子似的津津樂道」?[1] (P109～110)
至於作者稱贊梁山英雄平毀祝家莊和曾頭市,能不能說小說肯定了「暴虐和貪婪」呢?我以為不能。平毀祝家莊和曾頭市固然算不上真正的弔民伐罪之舉, 但祝家莊和曾頭市站在官府黑暗勢力一邊,將梁山好漢集團視為反賊,發誓要「掃盪梁山清水泊」,活捉義軍首領,趕盡殺絕,打掉這樣的地主武裝,談不上暴虐蠻橫。同時,梁山人馬日益壯大,需要大量物資給養,尋找富有的地主庄園作為補給線,也說不上貪婪。
水滸世界匪氣十足,但那是黑暗專制社會的造就;梁山英雄殺人放火,但決非殺人放火的恐怖匪徒所可同日而語;《水滸》作者渲染暴力場景,但並未葬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