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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早期中國與歐洲小說之文學現代主義

發布時間: 2021-06-27 01:22:12

① 現實主義文學在歐洲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哪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現實主義文學-十九世紀歐美發展

從文學的角度說,19世紀是小說的時代;而歐洲小說在這個世紀有長足的發展,出現盛況空前的局面,在 人間喜劇很大程度上又要歸功於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推動。
現實主義作家對反映復雜的現實生活懷有巨大的興趣和自覺性。不論他們的創作側重於生活的那一個側面,選取什麼題材,他們的注意力都不限於個別的人物或事件,而是力圖通過主人公們曲折坎坷的命運概括時代的面貌,描繪它的「風俗」、社會各個階層和錯綜復雜的現實關系。
19世紀,在已成為主要文學形式的長篇小說中,從題材類型說,家庭小說和以年輕人的追求、命運為主題的小說最為突出。但對現實主義作家而言,家庭決未孤立於社會生活之外,而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十分重要而特殊的領域。家庭小說描寫在這個領域中發生的各種沖突,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董貝父子》、《大衛·科波菲爾》、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莫泊桑的《一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家庭生活小說在19世紀的廣為流行並非是作家們要逃進家庭生活的避風港中尋求心理上的暫時的平靜;恰恰相反,而是因為,在一向溫情脈脈的家庭生活中發生的種種令人觸目驚心的「戲劇」最能反映道德倫理、社會價值標準的巨變,從而成為作家描繪社會生活的一個絕好的視角。在這些小說中,社會生活不但是家庭生活的大背景,而且是家庭內部各種矛盾沖突的根源。
現實主義小說中年輕的主人公們更不是遠離社會的荒漠英雄,以他們的命運為主題的小說甚至比家庭生活小說更引人注目。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的許多作品(如《幻滅》)、薩克雷的《名利場》、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它的副標題就叫「一個年輕人的故事」)等可稱為這方面的傑作。作者們在這些小說中或者通過主人公的遭遇和人生道路的抉擇,極其深刻地揭示了那個社會的道德真象以及它如何扭曲、毀滅了年輕一代,或者突出年輕人和社會的對立以反映社會的黑暗和對人的壓抑;追求出路和幸福的青年要麼擦乾他們最後一滴純潔的眼淚,順應社會的道德而飛黃騰達,要麼不屈服於社會而被社會所窒息、扼殺。
《卡門》劇照
可以說,在現實主義小說中,從最真實、最平常的日常家庭生活、一個人的命運,到巨大的社會歷史變革、處在各種社會漩渦中的主人公們的感情世界和心理秘密,無一不得到清晰的反映。對當代社會生活的強烈關注、對個人命運和社會的關系以及各種社會矛盾的深刻理解、內容的豐富性等等,使得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從根本性質上成為了社會小說,在這方面,托爾斯泰等的不朽作品堪稱典範。
法國現實主義文學
法國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發源地,司湯達(1783一1842)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的奠基人,他善於從政治角度把握社會。他20年代發表的《拉辛與莎士比亞》(1825)第一次闡述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1830年出版的小說《紅與黑》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
法國早期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大都經歷了從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過程,如雨果、司湯達、梅里美、巴爾扎克。法國現實主義文學以其廣闊的社會畫面、獨特的藝術形象和強烈的理性批判精神等特徵而著稱。 卡門劇照內容上,主要寫城市富裕平民和沒落貴族的矛盾,以及小市民的虛榮。
巴爾扎克(1799—1850)是19世紀法國最傑出的文學家,他善於從經濟角度把握社會。他的浩大的系統工程《人間喜劇》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座高聳入雲的豐碑。
司湯達(原名亨利·貝爾)於1783年出生在格勒諾布爾。司湯達的作品不多,寫有長篇小說《阿爾芒斯》、《紅與黑》、《呂西安·婁凡《(又名《紅與白》)和《巴瑪修道院》,以及為數不多的中短篇小說。其中《紅與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法國現實主義第一部成熟的作品。
《簡·愛》
梅里美(1803—1870)是19世紀法國文學史上最富於藝術魅力的作家之一,是莫泊桑以前法國最傑出的中短篇小說家。他的主要創作成就是為數不多的20來篇中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幾乎每篇都是精品,都是傑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門》和《高龍巴》。
福樓拜(1821—1880)是19世紀中期繼巴爾扎克之後法國最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他以其「客觀而無動於衷」的美學原則和嚴謹精緻的藝術風格,在法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為後來的自然主義和唯美主義開辟了道路。
福樓拜一生創作了8部長篇小說。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1856)、《薩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聖安東的誘惑》(1874)等。他是一位創作態度極為嚴謹的作家,信奉古典主義理論家布瓦洛的格言:「流暢的詩,艱苦地寫」。他對作品宇斟句酌,苦心推敲,力求在結構、語言、意境等方面臻於完美。外科醫生的家庭環境,培養了他的實驗主義傾向;對藝術美的刻意追求,形成了他精湛、嚴謹、清澈的藝術風格。
莫泊桑是19世紀後期法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在文壇上有「短篇小說之王」之稱。1880年《羊脂球》的發表使他一舉成名。聚集在左拉周圍的幾個自然主義作家,以普法戰爭為題,結集出版《梅塘之夜》,《羊脂球》是其中最優秀的一篇,福樓拜稱之為「布局、喜劇性和觀察的傑作」。成名以後,莫泊桑有機會涉足上流社會,擴大了他的視野。從1883年開始,他寫作以上層社會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溫泉》(1887)、《皮埃爾和讓》(1888)、《如死一般強》(1889)和《我們的心》(1890)。
英國現實主義文學
英國的現實主義文學產生於30年代,40—50年代進入繁榮時期,出現了狄更斯、薩克雷、夏洛蒂·勃朗特、蓋斯凱爾夫人等一派出色的小說家。除此之外,還有奧斯丁、愛米麗·勃朗特、喬治·愛略特等有影響的作家,他們的創作共同促成了19世紀中期英國文學的繁榮。
查爾斯·狄更斯生於英格蘭南部海港朴茨茅斯。查爾斯·狄更斯出生兩年後,全家被調往倫敦。全家在倫敦住了三年後,又遷往查特姆。就是在查特姆,狄更斯開始上學讀書。他父親有一些藏書,雖然數量不多,但其中有像《湯姆·瓊斯》、《威克菲牧師傳》、《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藍登傳》和《小癩子》這樣的好書。這些書,年幼的狄更斯不止讀過一遍。至於這些書對他的巨大影響,可以從他後來的小說創作中分明看出。
1857年,查爾斯·狄更斯已年滿45歲,這10年是他創作的鼎盛時期,也是他社會活動的高峰時期。他幾乎每隔兩年就出版一部有影響的長篇小說,如《董貝父子》(DombeyandSon1848)、《大衛·科波菲爾》(DavidCopperfield,1850)、《荒涼山莊》(BleakHouse,1853)、《艱難時世》(HardTimes,1854)和《小杜麗》(LittleDorrit,1857),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簡·奧斯丁(1775—1817)是18世紀向19世紀過渡的一位現實主義小說女作家。在她42個人生歲月中,留下6部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1813)、《愛瑪》(1815)、《理智與情感》(1811)、《諾桑覺寺》(1818年出版)、《曼斯菲爾德庄園》(1814)、《勸尋》(1818年出版)。這些小說的題材均來自英國鄉村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但作者善於從這些平淡無奇的生活瑣事和世態人情中發掘出嚴肅的道德主題。幽默反諷的藝術手法使作品清新深邃,回味無窮。這是奧斯丁對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突出貢獻。奧斯丁的代表作是《傲慢與偏見》和《愛瑪》。這兩部小說都寫愛情和婚姻,生動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的風俗習慣和社會心理,揭示出 簡愛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鄉村生活的閉塞。
薩克雷(1811—1863)是與狄更斯齊名的英國現實主義小說家。他繼承了斯威夫特、菲爾丁的現實主義傳統,在為數不多的小說創作中,運用諷刺等藝術手法,塑造了為數眾多、絢麗多姿的人物形象,成為「當代歐洲作家裡的第一流的大天才」,「一位犀利而無情的諷刺家」。他出色的諷刺才能,對社會丑惡的辛辣抨擊以及挖苦嘲笑的幽默風格,使他在英國文學史上占據特殊的地位。
夏洛蒂·勃朗特(1816一1855)是英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是一位富於文學才華和藝術魅力的女作家。她一生創作了4部長篇小說:《教師》(1846)、《簡·愛》(1847)、《雪利》(1849)、《維萊特》(1853),描寫了小市民知識婦女的命運與抗爭。
艾米麗·勃朗特(1818—1848)是夏洛蒂·勃朗特之妹,以唯一的長篇小說《呼嘯山莊》(1847)而飲譽文壇。小說寫希剌克厲夫與女友卡瑟琳生生死死的奇特愛情和他變態復仇的性格,通過希克厲和卡瑟琳之間痛苦而曲折的愛情經歷,展現了人性的扭曲與復歸,表現了愛情和復仇的主題。
肖伯納(1856—1950)受易卜生的影響,堅決主張藝術應當反映迫切的社會問題,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他認為戲劇是「思想工廠」,舞台是「宣傳講台」,並由此開始他的戲劇創作。從1892年開始發表第一個劇本,到1950年去世,他一共寫了51個劇本。
俄國現實主義文學
拿破崙戰爭之後,西方民主思潮、西方文化吸引了俄國人,俄國的文學開始繁榮。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出現了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別林斯基、岡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奧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被譽為「燦若星辰的偉大名字」的文學大師。 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較之西歐各國形成稍晚,但發展迅速,成績突然。40年代,當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到高潮時,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卻剛剛形成,而在50—60年代法國文學批判力量開始減弱時,俄國文學卻迅速發展,蔚為壯觀,並在60年代達到頂峰。
普希金(1799一1837)是俄國傳統進步文學的集大成者,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的抒情詩充滿浪漫主義色彩和俄羅斯民族生活的情調。詩體長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開俄國文學史上「多餘人」形象的先河。其作品的俄羅斯文學民族特色和語言風格,開創了俄國文學的新時代。
萊蒙托夫(1814—1841)是十二月黨詩人和普希金的直接繼承者。在他短促的27年中創作了400多首抒情詩和一部長篇小說——《當代英雄》(1840)。小說主人公畢巧林對貴族社會空虛的生活深感不滿,但又徒有 油畫反映的十九世紀歐洲社會狀況過人的才華,缺乏生活目標,於是玩弄人生,浪費生命。萊蒙托夫借畢巧林的日記寫出了俄國文學史上又一個「多餘人」的自我認識,開了俄國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寫的先河。
美國現實主義代表馬克·吐溫
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紀中後期傑出的俄國作家,1866年發表的《罪與罰》,為作者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1880年發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或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更是作者哲學思考的總結,被稱為人類有文明歷史以來最為偉大的小說。有作家點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執著於研討人與上帝的關系,經常擺盪於天堂與地獄之間,穿梭於神性與魔性的兩極,直到他年屆六十,終於寫下《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在人類精神領域中,豎立了一座高峰。」
托爾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於圖拉省克拉皮文縣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今屬圖拉省曉金區)。他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1855年11月到彼得堡進入文學界,其成名作:自傳體小說《童年》(1855)、《少年》(1857),這些作品反映了他對貴族生活的批判態度,「道德自我修養」主張和擅長心理分析的特色。從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義貴族立場主張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園試驗失敗的過程。
1863~1869年托爾斯泰創作了長篇歷史小說《戰爭與和平》,這是其創作歷程中的第一個里程碑。小說以四大家族相互關系為情節線索,展現了當時俄國從城市到鄉村的廣闊社會生活畫面,氣勢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間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1812年庫圖佐夫領導的反對拿破崙的衛國戰爭,歌頌了俄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和英勇斗爭精神,主要探討俄國前途和命運,特別是貴族的地位和出路問題。小說結構宏大,人物眾多,典型形象鮮活飽滿,是一部具有史詩和編年史特色的鴻篇巨制。1873~1877年他經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說藝術已達爐火純青。
美國現實主義文學
1865年至1914年間的美國文學在美國文學史上稱為現實主義時期。這一時期的美國文學是美國精神的表現,尤其是美國小說。現實主義是對浪漫主義的一種反動。正視現實,不尚空想。現實主義文學又為現代主義文學鋪平了道路。
馬克·吐溫經過內戰以後的美國社會為現實主義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內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50年,美國歷史上經歷了巨大變化,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宗教。這一巨變徹底改造了美國社會的性質和觀念。新一代作家不滿意於老一代的浪漫主義思想,生發了新的創作靈感。他們對現實生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企圖對生活的各個方面作出他們的解釋,主張客觀現實,摒棄主觀偏頗、唯心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彩。人們的興趣現在已轉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注意到現實的野蠻、骯臟,直接公開描寫階級斗爭,這時的作家已能描寫人物在各種條件或環境下的反映,描述遠西(FarWest)、新移民和勞動階級的斗爭,這些作家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這一注意現實生活的創作傾向形成了美國現實主義時期的文學。
這一時期的三個代表作家是豪威爾斯(WilliamDeanHoweils),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和馬克·吐溫。們真實地描寫了美國本地風土人情,帶有濃厚鄉土氣息,挖掘了人們的內心生活。他們忠實地記錄了美國東部地區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生活,有行將消失的邊疆地區、有農村、有小鎮、還有噪動的都市。有本土的主人公、有,美國式的姑娘,、有為生活所迫的中產階級家庭、有商人、有心理復雜的市民。總之,他們為後來的現實文學在題材、技巧和風格上都樹立了典範。 .............................................................................................第二階段:二十世紀歐美發展

現實主義文學作家在二十世紀產生過許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20世紀,歐美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普遍得到較大發展,而且在整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呈基本平衡態勢,而不再像19世紀那樣,有一兩個國家的成就在某個時期處於領先地位。總體上,在19世紀已經取得長足發展的法國、英國、美國繼續保持良好勢頭;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一改原來的滯後面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東歐、南歐和北歐涌現出眾多著名作家;在拉丁美洲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文學的第一道曙光就出自現實主義文學,而且60年代以後在世界文壇引起巨大轟動的「文學爆炸」,也是源於現實主義文學奠定的基礎。
東歐的現實主義文學
東歐的現實主義文學跟國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捷克作家雅羅斯拉夫.哈謝克(1883—1923)在政治諷刺小說《好兵帥克》(1920--1923)中抨擊奧匈帝國窮兵默武的行徑,塑造了帥克這個善良樂觀而威武不屈的、代表著捷克民族精神的普通人形象;另一位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一系列風格獨特的小說,表現捷克人民喪失生存自由、喪失國家主權的極度悲哀和痛苦。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1923一)擅長寓深刻哲理於作品的字里行間,她的詩作從《呼喚雪人》(1953)到《結束與開始》(1993),都著力表現人在自然與歷史中的內涵。
南歐與北歐的現實主義文學
以描寫古老家族盛衰的史詩性作品和表現反法西斯題材的作品最為成功。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的《大地碩果》(1917)和西格里德.溫塞特(188—1949)的《克麗絲丁》(1920―l922)都是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反映民族生活和斗爭歷程的史詩性作品。
拉丁美洲的現實主義文學
拉丁美洲的現實主義文學,與該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同步發展,從20世紀初期至中葉蓬蓬勃勃、欣欣向榮,成就斐然。墨西哥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有馬里亞諾.阿蘇埃拉(1873—1952)和奧克塔維奧.帕斯(1914一1998)。前者的《底層的人們》(1915)再現墨西哥的民主革命歷史,描寫了受壓迫的農民為土地和自由而進行的斗爭;後者的《太陽石》(195)贊嘆古代文化的輝煌,抒發了對祖國河山的摯愛激情。
智利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偉大的民族詩人巴勃羅.聶魯達(1904-1973)是拉丁美洲詩壇最為璀璨的明星之一,在國際上享有很高聲譽,於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米蘭。昆德拉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1929一)的小說把幽默作為表現荒誕的一種形式,以反諷作為解剖人生的有力武器,以輕松、隨意而且常常帶有戲謔、幽默、嘲弄的筆調來寫悲劇性內容,表現出一種超越了狹隘的對人類生存絕對無條件肯定之後的智者的徹悟。他的小說曾經在20世紀20年代初引起世界范圍內的普遍關注,當時的文壇出現過被稱為「昆德拉現象」的熱潮。

現實主義文學-社會主義概括

這個術語及其定義是在1932至1934年蘇聯文藝界關於創作方法問題討論過程中,由作家和理論家提出、經斯大林同意後確定下來的。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在1934年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 靜靜的頓河作家協會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表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保證藝術創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發揮創造的主動性,去選擇各種各樣的形式、風格和體裁。」
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直接相關的是無產階級文學。自從無產階級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歷史舞台起,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就開始了。英國憲章派詩歌、德國無產階級詩歌及法國巴黎公社文學就是無產階級文學的開端。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一般認為形成於20世紀初,即俄國1905年革命之後,是從高爾基的《母親》和《敵人》的創作開始的。19世紀無產階級詩歌,包括鮑狄埃等的巴黎公社文學,只是無產階級文學的萌芽,不能看作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雖然科學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期已經形成,它能夠從理論上科學地論證社會主義必然要獲得勝利的歷史規律性,但是,這個時期的工人運動還剛剛開始。那些與工人運動有聯系的作家、藝術家由於工人運動本身尚不成熟,他們還不能描繪出與工人運動有聯系的整個時代和社會生活的廣闊的現實主義圖畫。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思想團結一致的千百萬人民群眾行動起來之後。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同無產階級革命的成熟階段相聯系的。只有到了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才具有這種革命的形勢和特點。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正是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高漲時期醞釀成熟的。這部作品具有深厚的現實基礎。作者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指導下,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展現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廣闊畫面,明確展示出這一革命的未來前景,通過對革命者的藝術形象的描寫,揭示了在整個社會生活中運行著的革命洪流,並為工人群眾樹立了社會主義事業必勝的信念。在這里,高爾基運用與過去藝術家不同的方法解決了新時代給藝術提出的新課題。《母親》的產生標志著世界藝術史上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高爾基被公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
十月革命的勝利為藝術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證。盡管在革命勝利初期,蘇聯文藝界出現過許多具有各種不同思想傾向的文學流派和團體,但至2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文學中已涌現出一大批具有共同思想藝術傾向的重要作品,如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馬雅可夫斯基的《列寧》與《好!》、法捷耶夫的《毀滅》、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第一、二部)、潘菲羅夫的《磨刀石農庄》以及阿·托爾斯泰、列昂諾夫、費定等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繼承並發展了高爾基在《母親》創作中的基本原則。它們在忠於現實的基礎上,力求對現實事件作出歷史的全面的描寫,對新生事物表現出滿腔的熱忱,而且這些特點已成了蘇聯文學中的主導傾向。綏拉菲莫維奇的作品《鐵流》中譯本封面。從20年代後半期起,許多蘇聯作家、理論家開始注意創作實踐中這些日趨成熟的經驗,從不同的角度提出許多不同的創作方法的口號,如「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有傾向的現實主義」,「社會的現實主義」,「英雄的現實主義」等。其中「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的理論家竭力主張「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這是把哲學上的概念直接搬用於藝術創作。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現在已成為全世界一切進步作家的旗幟,中國人民的文學正在這個旗幟之下前進。正如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一樣,中國人民的文學也是世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組成部分。

第三階段:現實主義文學-新現實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義大利電影、文學領域出現的流派。新現實主義是抵抗運動的產物,反映了這一運動的理想和要求。它是一群經過反法西斯斗爭洗禮的進步作家、藝術家的組合,以爭取社會進步、民主、平等為思想旗幟,以忠實地反映歷史的真實和面臨的現實為藝術綱領。新現實主義文學從誕生到衰退,前後持續了十餘年。
它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反映抵抗運動和南方問題,象一根紅線貫串在早期新現實主義文學中。作家們以經歷墨索里尼統治的「黑暗的二十年」或參加反法西斯斗爭的親身體驗,熱情地描寫義大利人民反對法西斯和德國納粹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斗爭(維加諾:《安妮絲之死》,1949),對法西斯殘害善良人民的令人發指的罪行,予以無情的揭發和鞭笞(普里莫·萊維:《如果這是人》,1947);以巨大的現實主義力量,暴露義大利南方驚人的貧困、落後(卡爾洛·萊維:《基督停留在埃博利》,1945);反映南方農民爭取土地的斗爭和他們政治上的覺悟(約維內:《神聖的土地》,1950;貝爾托:《滿天紅》,1947;《強盜》,1951)。但另一方面,早期新現實主義作品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缺陷。作家們不能正確、深刻理解自己描繪的事實,缺乏對事實本身的藝術概括和揭示。他們尖銳地提出了問題,但挖掘不到問題的症結所在,更不清楚解決問題的辦法,因而常常流露出小資產階級意識和哀傷情調。
這些作品的基本特徵表現為人道主義思想和寫真實的創作原則。新現實主義者滿懷誠摯的愛憐,描寫善良而軟弱的小人物,如失業者、流浪漢、貧苦農民、公務員,他們為了獲得一塊麵包、一片土地而同命運搏鬥,但都以失敗告終,美好的追求都成泡影。作家們為小人物的遭遇發出憤怒的呼喊和抗議。這些洋溢著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里廣大勞苦群眾同嚴峻現實的深刻沖突和對立,揭露了整個社會民不聊生、危機四伏的陰暗情景。

② 外國文學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與十九世紀的相比有哪些不同

19世紀為前期現代主義、20世紀為後期現代主義。後期現代主義是前期現代主義的發展和延伸,它繼續了現代主義反傳統的文學實驗。同時,也有決裂和反叛,後期現代作家表現了拋棄現代主義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企圖。

不同點:

1、流派、內容上:
19世紀現代主義文學有:前期象徵主義、唯美主義、印象主義。
20世紀出現了:後期象徵主義、意識流小說、未來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二戰以後的存在主義、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荒誕派戲劇、新小說、魔幻現實主義等流派。

2、理論基礎上:
19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哲學基礎:是叔本華、柏格森、尼采、弗洛依德等人的思想和學說。
20世紀後期現代主義主要:是存在主義,特別是海德格爾的影響,並和後結構主義合流。

3、基本特徵上:(以後期為例來論說)
(1)、反文學性
後期現代主義文學更進一步把前期現代主義本來就很激進的反叛推向了極端。它不但從根本上否定「舊的」傳統(前期現代主義生活在傳統之中),而且要摒棄前期現代主義的「新」的規范,它試圖對小說、詩歌和戲劇的傳統形式乃至「敘述」本身進行解構;因而,後期現代主義文學必然是一種無視任何既定規范的、極度自由的、「破壞性」文學,是「反小說」和「反戲劇」,即某種意義上的「反文學」。
(2)、零度寫作
後期現代主義反對現代主義關於深度的「神話」,拒斥孤獨感、焦灼感之類的深沉意識,將其消解或平面化;它懷疑乃至否定文學的價值論和本體論。在它看來,寫作消失了內容,轉向中立性,即所謂「零度寫作」,換句話說,寫作轉向了它自身。作家只能把話語、語言結構當成他們為所欲為的領地,在形式上不斷花樣翻新,作家的創作和讀者作為「創作」的閱讀都是為了享受創作(閱讀)帶來的歡悅,是一種表演、操作。
(3)、不確定性
如果現代主義畢竟還把世界看成是個整體,那麼後期現代主義則乾脆視世界為「碎片」,如果現代主義作品中還有一種中心意義和為這種中心意義服務的結構,那麼後期現代主義則否定這種中心和結構的存在;不但如此,後期現代主義作家還蓄意讓作品中各種成分互相分解、顛覆,讓作品無終極意義可以尋求。在後期現代主義小說中,結構撲朔迷離,「故事」前後矛盾,難知究竟,人物的行為缺乏說得通的動機,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後期現代主義的「不確定性」。
(4)、趨向大眾化
現代主義文學的精英意識和優雅的形式使它和通俗文學涇渭分明,而後期現代主義文學則要打破精英文學和大眾文學的界線,出現了明顯的向大眾文學和亞文學靠攏的傾向;有的作品乾脆以大眾化的文化消費品的形式出現,並試圖模糊文學與非文學的界線。

4、作家寫作原則和風格顯現上:
(1)、後期與前期相比:後期現代主義作家從通俗文學、科幻小說、美國西部小說以及其他一些被前期作家看成是亞文學的體裁和作品中汲取養料,試圖填平前期純精英文學和大眾文學之間的鴻溝;
(2)、後期繼續推進現代主義的文學實驗並且超越它。
具體創作風格上後期出現了:
矛盾(文本中的各種因素互相顛覆)、
交替(在文本中,甚至在文本的同一篇章中,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可能性的敘述交替出現)、
不連貫性和任意性(極端的例子是「活頁小說」)、
極度(如有意識地過度使用某種修辭手段以達到嘲弄它的目的)、
短路(運用某些手法使對作品的闡釋不得不中斷,例如把確定的事實和明顯的虛構結合起來使得無法對作品進行解析)、
反體裁(破壞體裁的公認的特點和邊界,如把小說「理論化」)、
話語膨脹(把在文學創作中一直處於邊緣地位的話語,甚至「非文學」話語納入主流)。
冷漠性也是後期現代主義風格的重要特徵。

以上是我參考資料自己總結的,很多地方或許還不精確,可以權當參考,希望對你有幫助。

③ 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出現的時間和背景,速度!!

浪漫主義文學產生於18世紀末,在19世紀上半葉達到繁榮時期,是西方近代文學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縱向上,浪漫主義文學是對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理念的繼承和發揚,也是對僵化的法國古典主義的有力反撥;在橫向上,浪漫主義文學和隨後出現的現實主義共同構成西方近代文學的兩大體系,造就19世紀西方文學盛極一時的繁榮局面,對後來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 但「現實主義」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有了很大的變化,人們都按照自己的角度來理解,如出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等,其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有巨大影響,強調對社會主更多>>是文學藝術的基本創作方法之一,其實際運用時間相當早遠,但直到19世紀50年代才由法國畫家庫爾貝和作家夏夫列里作為一個名稱提出來,恩格斯為「現實主義」下的定義是:除了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的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科學民主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都對傳統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了話劇﹑新詩﹑現代小說﹑雜文﹑散文詩﹑報告文學等新的文學體裁﹐在敘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寫手段及結構組成上﹐都有新的創造﹐具有現代化的特點﹐從而與世界文學相一致﹐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

④ 20世紀西方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有什麼區別

1.是否實際
現實主義文學首先在故事背景、情節上符合現實實際,作家會按照現實的邏輯來發展情節;而現代派文學中可以不受此限制,出現荒誕、非常規的人物或事件.
2.敘述描寫
現實主義作家經常將自己的情感流露在人物的一舉一動當中,對故事有明顯的好壞評判;而現代派作家在這方面反對這種做法,認為作家應該以客觀的態度進行敘述.
3.表現手法
現實主義作家的手法不如現代派作家豐富.小說中象徵、影射、隱喻的現象比較多,意識流等創作手段也是現代派的重要特徵;而現實主義作家,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表現手法

⑤ 20世紀中國作家與西方文學的關系。急求論文啊!!!急 、、急、、急

中國文學之與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擾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問題不僅是 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實踐命題,也是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理論命題。中國文學之現代化,走西方化路線還是走民族化路線?人們一直存在爭議。如何從理論上總結民族化與西方化之得失,對此理論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試圖歷史地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西方化與民族化傾向糾葛纏繞、交替消長的曲折過程,對「西方化與民族化」這一中國文學之現代化進程中反復出現的基本命題進行反思,並結合中國文學發展的當代狀況正面提出「世界化」觀念。本文從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分析出發,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實踐都是失敗的。進而,本文在理論上論證,民族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民族文學是完全與與西方文學異質的文學,兩種文學語碼完全不一樣,缺乏對話性;西方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們用西方式文學和西方文學對話,對話跨越了中西鴻溝,但卻使我們失去了自我,他們的對話對中國文學總體構不成實際意義。對話的根本目的是增進了解、彼此促進,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問題需要探討的時候,現在,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過程,中國文學遇到的問題開始具有「世界性」,這個世界性問題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學對話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文學要解決的問題和當今世界文學要解決的問題有了同構的關系,中國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世界文學有了借鑒意義,同時世界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中國文學也有了學習價值。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中國文學在面對這些世界性問題時,它的解決方案哪些是獨創的,只有這個獨創的東西,才會為世界文學所需要。所以,我說,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從西方拿來的問題,也不是從民族傳統中繼承的問題,而是在這些之上,孤獨地面對當下社會的「現代化」這個現實,並且拿出自己獨創的藝術表現方案來,我們要獨創的藝術表現圖式,這個圖式,它是獨創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對民族化,也反對西方化,而主張提「世界化」,首先我們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後是在這個分子的基礎上,提出我們的東西,這個東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歷史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從五四新文學革命開始的,按照胡適的總結,這個現代化在語言形式上以「白話文」為特徵,內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學」為特徵。胡適進一步認為,「白話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學」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無論是提出以「白話文為正宗」的胡適,還是提出「人的文學」理論的周作人,在當時都是西化論者,即主張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必須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精神上,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東西就如同遺傳基因一樣是永遠地在我們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著我們著意繼承或者模仿,而外來的東西則相反,「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鮮血液使中國文學獲得新的精神動力,當然周作人也強調這種借鑒必須以「遺傳的國民性」作為「它的素地」[2],也就是說周作人對「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較而言,胡適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形式上,而且態度比周作人徹底、激進,「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璨,屈原」。

「西化論」者如何對待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呢?胡適從「白話語言」的形式角度對遼、金、元之後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做了肯定,對《水滸》、《西遊》、《三國》推崇備至,不過他對上述古典古代白話文學作品的推崇是從「對歐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對拉丁文,建立本國的俚語文學的比附」出發的,其立意點依然是在鼓勵中國現代作家向西方人學習,做路德、但丁上,並非真的要人們向中國傳統白話文學靠攏。事實也的確如此,周作人、錢玄同換了一個角度——從思想內容的角度——就對上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將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貶得一錢不值,在《人的文學》[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齋志異》看成是「妖怪書類」,把《水滸》、《七俠五義》看成是「強盜書類」,把《三笑姻緣》看成是「才子佳人類」,把《西遊記》看成是「迷信鬼神書類」,並說「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錢玄同,他一方面極贊成「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但是,一談到內容,他的觀點就立即來了個大轉彎,他說,「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於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4]」錢玄同從「高尚思想」、「真摯感情」角度遴選中國古代白話小說,選來選取,卻幾乎把那些古代白話小說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錢玄同者是從思想內容角度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展開批評的,他們把小說定位在為「人本主義思想」做宣傳鼓動上,不約而同地把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看成是「才子佳人」、「誨淫誨盜」、「神怪不經」、「迂謬野史」而加以撻伐,主張中國文學必須在精神上西方化(啟蒙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五四時期西化派作家強調文學白話化,卻大多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特別不感興趣。五四時期,中國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表徵,是現代橫斷面式短篇小說的發達,與之相關的是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式微。明清白話章回小說,大多有「擬話本」的形式特徵,保留了小說作為「說書」的口語體式,但是,在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小說家一方面強調小說要用「白話」、「口語」,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話小說的「說書」特徵,他們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但是這白話文的「現代小說」卻恰恰不再具有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因「聽-說」這一「說書」特徵而發展起來的特殊的口語化表現技巧,而向著「純書面/案頭讀物」方向發展。這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個矛盾。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呢?顯然,五四人是把「書面/案頭化」作為現代小說的標准之一來認識的,其來源是對由知識分子案頭創作,紙面媒體印刷出版發行的西方「書面/案頭小說」的觀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說來比附中國小說的思維定勢,導致他們根本看不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的口語體長處。五四人不僅全面否定中國古代文言文學的士大夫傳統(從啟蒙的動機出發,五四人要求文學成為宣傳啟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們要求文學通俗化),也否定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特別是話本小說傳統(啟蒙要求小說知識分子化,話本小說雖然是通俗化的,但卻是非知識分子化的),其核心動機是在「西方化」上。

這個「西方化」在當時是以文學的「啟蒙化」為特徵的,在這種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學革命的參照系橫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縱向的定位在中國古代某個(白話)文學傳統上。他們之所以強調中國古代文學具有白話傳統,只是在理論上玩了一個「白話文學古已有之」的論證策略(中國人特別欣賞「古已有之」的論證,這種方法近代維新知識分子也用過,例如《孔子改制考》),這個策略僅僅是出於為五四新文學革命提供輿論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並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實踐中,對新文學發展起導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五四西化派對中國文學現代化之道路的選擇,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語言理路及其現代化轉型的可能性是盲視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種中國「萬事不如人」的心態,中國文學要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雙雙「向西方學習」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這種心態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應。隨著五四時代大潮的落幕,又因為中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文學上的西化浪潮漸漸湮滅,1949年以後更是銷聲匿跡。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大陸再次進入開放時代,文學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經過文革極端民族主義文學禁錮,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作家突然發現,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竟然變得那麼親近西方現代派文學,這個時候袁可嘉適時地翻譯「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徐遲等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正好適應了他們的需要,於是一股拿來之風驟然興起。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現在詩歌方面,朦朧詩的崛起是它的第一個標志,北京的一小撥人愛詩的人在文革的禁錮當中如飢似渴地閱讀著當局內部印刷之供領導幹部閱讀的西方作品,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西化理論主張和趨向,只是直覺地親近著他們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著這些作品,就這樣他們無意中擠上了西化之路。此後是西化的現代派小說及戲劇的流行,小說理論方面出現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5]等書,該書強調小說要揭示現代社會矛盾,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復雜的人性,嘗試新的表現手法,這些和當時的階級論、典型論、工具論文學觀構成了鮮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當時有位老作家就說:「近年來有些年輕作者的創作脫離生活,一味追求所謂『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現代文學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西化論者面臨的壓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時期胡適、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時遇到的小。是以,20世紀80年代的西化論者其理論策略是僅僅把西方現代派文學當做一種技巧來認識,以規避「現代派文學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現代派文學」論者的反對,他們提出,如果說西方現代派文學本身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那麼其藝術表現技巧則是沒有意識形態性的,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借鑒、學習的。的確,論證技巧問題要比論證「西方現代派文學是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學,因而具有無產階級性,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討論嚴格限定在「技巧的演變和發展」上,並且就「同一種技巧,是否能為不同的內容服務呢?具體來說,西方現代資產階級作家的體現資產階級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說所使用的技巧,中國當代無產階級作家可否用來體現無產階級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問題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籲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派小說作技巧上的借鑒,實際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種西化「現代派文學觀」(相比較而言,我們可以稱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種西化的「啟蒙主義文學觀」),該書《序》中葉君建先生說,「我們現在的欣賞趣味,根據我們所出版的一些外國作品及其印數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機時代。我們欣賞歐洲十八世紀的作品,如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記》,超過現代的作品。至於本國作品,現在還有一個奇特現象,有些人欣賞《七俠五義》,似乎超過了任何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如果新華書店的定貨能作為判斷一部作品的欣賞價值的標準的話。這種『欣賞』趣味恐怕還大有封建時代的味道。這種現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們多年來無形中在文化上與世隔絕的結果。」從上述分析可知,其實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只是這種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罷了,它的邏輯是「技巧是沒有階級性的,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完全可以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借鑒,可以用西方現代派這個形式,表現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內容。」這種論說方式體現了經歷過文革,對文革磨難記憶猶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論家的比較典型的思維。

但是,更年輕的理論家們則不滿足於這種遮遮掩掩的「西化論」,他們更願意以激進、直露的方式闡明自己的西化觀念。一位在當時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論家就認為中國當時的現代派都是「偽現代派」,「作家體驗到的東西大多是受到社會理性道德規范束縛的東西,表達出的觀念是社會層次、理性層次、道德層次的東西,可是又採用了現代派的藝術手法,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內在觀念的分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在更青年的理論家們看來,中國文學之現代化並不能簡單地從借鑒西方現代派表現技法上獲得的,這只會導致「偽現代化」,中國文學的真正現代化必須整個地從頭來過:不僅僅是從技法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思想意識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有西方現代派的形式,而沒有西方現代派的內容,這正是中國文學之危機所在;必須下決心使中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同時西方現代派化。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強調中國文學不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現代主義化),而且還要在內容上西方化(文學體驗的現代主義化)。[6]

這種激進的西化觀,一經出現便遭到激烈批判,這逼迫這一派對中國新文學作西化觀指導下的歷史回溯,以便為自己的觀點提供歷史證據。在這種思路的左右下當時出現了一股用西方現代主義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沖動。1985年黃子平與錢理群、陳平原的三人對話《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7]就是這樣一個文本,該文這樣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浸透了危機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種與十九世紀文學的理性、正義、浪漫激情或雍容華貴迥然相異的美感特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總體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識與本世紀世界文學有著深刻的相通之處。」該文實際上全盤推翻了中國學界、政界以往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所作的論斷,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在性質上是和西方20世紀現代派文學同構的現代主義文學。這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的重新解讀,與此同時,這種重讀思潮也發生在具體的作家作品領域,汪暉、王曉明、吳俊等開始更加重視魯迅小說和散文中的現代主義因素,魯迅作品中,雜文的受重視程度明顯降低了,一時間《野草》成了魯迅的代表作;相應地對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讀也熱行起來;以致發展出一波「重寫文學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僅僅作為指導文學發展的一種方向而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指針在20世紀中國文論史上也產生了影響,如陳平原對中國近代文學轉型的研究。陳平原對中國近代小說流變的觀察實際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評判模式上的。陳平原說「……中國小說的主流還是不能不推白話小說。白話小說語言清新通俗,善於描摹人情世態,再加明清兩代文人的改造,滲入不少文人文學的色彩,產生過《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一批傑作……白話小說藝術表現力強,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又甩不開說書人的腔調――兩者(指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葛紅兵)都無力承擔轉變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說觀念和小說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8]讀了這段引文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有這么多優點,為什麼我們還一定要對它進行『大的變革』呢?『說書人的腔調』作為一種小說技巧為什麼就不是現代性的呢?」顯然,陳平原先生的現代小說的標準是來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國「小說觀念和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實際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產生了中國傳統白話小說不是現代小說,話本小說必須接受「現代化轉型」的看法。事實上,20世紀中國文論界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敘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夠深入的,我們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敘述模式中的「現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簡單地從西方現代小說敘述漠視出發對它產生了「非現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紀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是居主導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中國文學有今天這樣的格局不能不說多和它它有關,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及其理論的一些致命欠缺,這個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論家所說:「(1)缺乏自己獨創的、非『偷竊』的基本命題;(2)缺乏自己獨創的、非『借貸』的范疇概念系統;(3)缺乏自己獨創的、非『移植』的哲學立場。」[9]。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理論在其生長、發展的近一個世紀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陰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題(啟蒙主義的「人的文學」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國現代小說在敘述模式上的現代敘述學轉換,也是向著西方而去的。

⑥ 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對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有什麼影響

20世紀80年代,我國當代文學對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借鑒,使得許多作家在實踐中日益成熟,拓展了文學創作的藝術空間,豐富了現代文學的藝術表現傳統。

⑦ 20世紀西方文學現代主義

在1890年以前出現了魏爾倫的《詩的藝術》(1884)、蘭波的《醉舟》(1871)、瑪拉美的《牧神的午後》(1876)等著名的象徵主義詩篇,而且以他們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前期象徵主義流派。波德萊爾的《惡之花》
愛爾蘭詩人兼劇作家W.葉芝(1865—1939),他被譽為「二十世紀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詩人」由於葉芝受唯美主義和象徵主義影響很大,他的詩作語言洗煉、象徵含義豐富且富有哲理性,故被認為是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之一。代表詩作有《鍾樓》、《盤旋的樓梯》及《駛向拜占廷》等。福柯:《詞與物》福柯:《性經驗史》
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
艾柯:《詮釋與過度詮釋》
利奧塔《後現代狀況》
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
克爾凱郭爾:《恐懼與戰栗》
韋勒克:《文學理論》
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
尼采:《悲劇的誕生》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
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羅蒂:《哲學與自然之鏡》
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
伊格爾頓:《後現代主義的幻想》
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
薩義德:《東方學》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
福柯:《瘋癲與文明》
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
葛蘭西:《獄中札記》
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
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
桑塔格:《反對闡釋》
艾柯:《符號學理論》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
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1、2卷)
韋伯:《經濟與社會》(上、下冊)
艾布拉姆斯:《鏡與燈》
華勒斯坦:《開放社會科學》
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
麥克盧漢:《理解媒介》
湯因比:《歷史研究》(上中下)
盧卡契:《歷史與階級意識》
胡塞爾:《邏輯研究》(兩卷3冊)
皮亞傑:《結構主義》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
尼采:《權力意志》
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
榮格:《人類及其象徵》
卡西爾:《人論》
堯斯:《審美經驗論》
西美爾:《貨幣哲學》
胡塞爾:《現象學的方法》
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
波德里亞:《消費社會》
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
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
布盧姆:《影響的焦慮》
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
德里達:《聲音與現象》
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
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
德里達:《論文字學》
卡西爾:《人文科學的邏輯》
雅斯貝爾斯:《時代的精神狀況》
福柯:《知識考古學》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
海德格爾:《人詩意地棲居》
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
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
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福山:《歷史的終結》
魯賓孫:《新史學》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
柯林伍德:《藝術原理》
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

……
或許有你要的

⑧ 20世紀現代文學精神和西方文化的關系

不可否認,如果沒有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20世紀的中國文學,將是另外一個模樣,新時期的文學,也將面目全非。西方現代思潮對中國文學,尤其對當代文學的影響與滲透是全方位、多層次、無處不在的。

20世紀初,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由傳統文化孕育、發展起來的傳統文學,已不能滿足和適應新型社會人們在精神、情緒和感覺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時代要求中國的文學求新、求變。在這種大背景下,各種西方現代思潮挾其經濟、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勢,大舉進入中國,中國的傳統文學在這些思潮的沖擊下不堪一擊、迅速解體,新一代作家們在胡塞爾、海德格爾、尼采、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響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文學運動。20世紀的中國文學以此為起點,開始由封閉向開放,由本土面向世界。這一時期的作家的作品,無不受到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魯迅的《吶喊》在現實主義基本精神與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徵主義、浪漫主義等多種手法,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爾、歌德、惠特曼、雪萊等人的多元影響,形成了浪漫主義的風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到了30年代,受弗羅伊德主義及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中國還出現了以劉吶鷗、穆時英等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不過,這一時期西方現代思潮對中國文學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於中國文學的形式,而沒有深入中國文學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響到中國文學的精神。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思潮的學習,也僅停留在表層上,沒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處。

建國後幾十年的禁錮,將西方現代思潮一律擋在了國門之外,偶爾作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譯的國外哲學著作,如商務印書館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等叢書,以及薩特、海德格爾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們的抗拒、懷疑、批判和漠視,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國門重新向世界敞開,各種西方現代思潮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剛剛從十年文革的政治夢魘中掙扎出來的知識分子,對於來自西方的文化資源有著巨大的渴求。翻譯家們為了滿足國人的這些迫切的需求,開始大量地翻譯和介紹西方各種現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餘本的「走向未來叢書」,其中大部分是翻譯介紹當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會科學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譯文出版社緊跟著出版了「現代西方哲學譯叢」,其後,三聯書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國與世界》、「學術文庫」、「新知文庫」,翻譯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現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動了80年代西方現代思潮在中國的傳播。人們不僅接觸到了康德、新康德主義,黑格爾、新黑格爾主義,也接觸到現象學、解釋學、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分析哲學,以及現當代政治學、法學、教育學、歷史學等。在文學領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譯和介紹。袁可嘉主編的共四卷八冊的《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選》,出版之後便風行一時,成為最熱門的暢銷書。其他出版社也競相出版外國文學作品,如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合出版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廣西灕江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受到了廣大讀者的親睞。伴隨著思想界不斷掀起的西學熱,如薩特熱、尼采熱、弗洛伊德熱、海德格爾熱、解釋學熱、解構主義熱、女性主義熱、新歷史主義熱,中國當代文學也不斷地產生各種文學思潮,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新歷史主義小說」、「女性文學」等等。中國的批評家們,也從中學到了各種方法論。如1985年被人們稱為「方法論年」,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方法、文藝心理學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涌進了學界。評論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當代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

中國文學批評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而中國作家也紛紛從紛至沓來的西方現代思潮中吸取養分,將他們從中學習到的各種寫作技巧及受到的啟發運用到了他們的創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帶有摹仿與學習的痕跡。如王蒙在80年代初創作的一系列帶有實驗性質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識流」小說的深刻影響;余華的作品,受啟發於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羅布—格里耶;孫甘露、格非的作品,飄盪著博爾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等等。外國文學的影響在80年代中後期曾使中國作家感到深深的焦慮,隨著他們在創作上的成熟,進入90年代後,這些作家逐漸從外國作家的陰影中走出,在發現自己之後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進入90年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持續發生著相當復雜多變的「轉型」,曾經風靡一時的各種西方現代思潮熱逐漸降溫,社會的價值取向也發生了逆反性的變化:隨著文學轟動效應的消失和啟蒙工程的崩塌,知識分子精神領路人的優越地位歸於消解,不再是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出現了分化,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告別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擊崇高,張揚私人化,逃辟歷史和現實,文學在90年代也逐漸由中心走向了邊緣。中國社會在90年代出現了後現代的傾向,解構性話語成為文壇主流,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達、羅蘭·巴特的學說,成為時代的精神主角。中國的文學,受此思潮的影響,也出現了「後現代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時的西方現代思潮還有女性主義與新歷史主義。這兩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國文壇「新歷史小說」與「女性文學」興盛一時。

⑨ 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的著作有哪些

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作家及作品
現代主義文學是西方文學自身發展演變的結果。19世紀以前的歐洲文學受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影響較大,尤其是19世紀中期的現實主義文學,強調真實再現客觀世界,認為藝術不僅可以摹仿自然,而且所摹仿的現實本身是真實的,把文學對現實世界描寫之真實性的追求強調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19世紀後期一些作家開始感覺到,以往的文學,尤其是現實主義文學,在摹仿自然理論的指導下過於強調再現外部客觀世界,使得文學自身應有的表現功能相對萎縮,藝術形象中的客觀外部因素過於突出,而主觀內在因素一定程度上遭排擠了。於是, 他們開始反其道而行之,拋棄傳統文學對客觀外在真實的刻意追求, 轉而重視對主觀內心世界的真實展示。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則基本上傾向於表現一種超現實的真實。隨著作家的文學觀念的變化,現代主義文學在內容、形式和審美功能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有明顯的反傳統特徵。
這一時期的主要有:德國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的唯意志哲學和悲觀主義 ;德國哲學家尼采(1844-1900)的「權力意志論」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1859-1941)的本體「生命沖動」的生命哲學和直覺主義理論;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說關於潛意識的理論。
亞瑟·叔本華,德國哲學家。他繼承了康德對於現象和物自體之間的區分。不同於他同代的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取消物自體的做法,他堅持物自體,並認為它可以通過直觀而被認識,將其確定為意志。意志獨立於時間、空間,所有理性、知識都從屬於它。人們只有在審美的沉思時逃離其中。叔本華將它著名的極端悲觀主義和此學說聯系在一起,認為意志的支配最終只能導致虛無和痛苦。他對心靈屈從於器官、慾望和沖動的壓抑、扭曲的理解預言了精神分析學和心理學。他文筆流暢,思路清晰,後期的散文式論述對後來哲學著作的詩意化產生了較大影響。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國著名哲學家。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者,同時也是卓越的詩人和散文家。他最早開始批判西方現代社會,然而他的學說在他的時代卻沒有引起人們重視,直到20 世紀,才激起深遠的調門各異的回聲。後來的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後現代主義,都以各自的形式回應尼採的哲學思想。
亨利·柏格森是上世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可能現在很多知識人不太知道他,但在當時,他絕對是最流行最熱門的哲學家,不僅因為他的哲學高揚了生命而符合時代需求,也因為他的哲學的通俗易懂和其文筆的輕松靈動。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思想是逐漸發展起來的。直到1895年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論著《歇斯底里論文集》;他的第二部論著《夢的解析》於1900年問世,這是他最有創造性、最有意義的論著之一。雖然該書開始非常滯銷,但是卻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聲望,他的其它重要論著也相繼問世。1908年弗洛伊德在美國做了一系列演講,當時他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1902年他在維也納組織了一個心理學研究小組,艾爾弗雷德·阿德勒就是其中的最早成員之一,幾年以後卡爾·榮格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兩個人後來都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對心理學做出了很大貢獻,用簡短的文字很難加以概括。他強調人的行為中的無意識思維過程極為重要。他證明了這樣的過程如何影響夢的內容,如何造成常見的不幸,如口誤,忘記人名,致傷的事故,甚至疾病。
後現代主義文學是西方後工業社會的產物。20世紀5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人類進入了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即電子技術時代。科學知識和技術領域的空前擴張,深刻地影響乃至規范著人類的行為和價值觀念。科學的成就使一切事物失去了神聖性、神秘性和歷史性。知識和教育、科學和信息成了後工業社會的中心。另一方面,50年代以後,世界大戰的危機,局部戰爭連綿不斷,熱核戰爭的恐怖陰影,東西方冷戰,貿易

以美國詩人E•龐德為化表的人認為,中世紀以後五、六百年的文學都可稱為現代派。美國批評家愛德蒙•威爾遜在其名著《阿爾克塞爾的城堡》中把1870年作為現代派文學的起點。美國批評家西利爾•康諾利等人認為1880年應作為現代派的起點。《現代傳統》的編者、研究喬伊斯和葉芝的專家理•艾爾巴和查•費德爾遜則認為現代派的起源的上限定在1900年更為合理。但是,中外研究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專家大都支持丹麥著名批評家勃蘭克斯的觀點,認為1890年才是現代主義的真正開始。我國著名外國文學研究專家哀可嘉先生說:「我覺得還是選擇一個對它們說來是折中的時間——1890年作為現代派文學的上限為好。」
然而,我們認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正式開始時間應該是1857年,即第一個比較典型的象徵主義者波德萊爾的第一部典型的象徵主義詩歌惡之花問世的那一年。我們這樣說是因為:一、《惡之花》是第一部典型的象徵主義作品,也是第一部全面沖破傳統的詩歌藝術、開創新的路子的作品。它的問世,標志著象徵主義的興起、現代派文學的正式出現。二、《惡之花》是後來一百多年裡出現的各種現代派文學流派和著作的總根源,在大多數現代派的作品裡可以看到它的影響和痕跡。三、《惡之花》具有現代派文學的基本特徵,它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現代派文學作品。在題材上,現代派文學企圖挖掘作者自己的內心世界。《惡之花》第一次實行了筆觸的大轉移,深入到了詩人的內心深處,同時還把社會之惡和人性之惡作為藝術美的對象來描寫;在藝術技巧上,現代派廣泛運用暗示、象徵、烘托、對比、意象等手法,以發掘人物內心的奧秘,而這正是《惡之花》的主要藝術特徵,詩人波德萊爾發展了瑞典神秘主義哲學家史登堡的「對應論」,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們發出信息的「象徵的森林」,認為外界事物與人的辦公世界能互相感應、契合。詩人可以運用有聲有色的物象來暗示內心的微妙世界。正是這種強調用有物質感的形象通過暗示、烘托、對比、渲染和聯想的渠道來表現的方法,後來就成為象徵派詩歌以及整個現代派文學的基本方法。四、繼波德萊爾《惡之花》之後,在1890年以前出現了魏爾倫的《詩的藝術》(1884)、蘭波的《醉舟》(1871)、瑪拉美的《牧神的午後》(1876)等著名的象徵主義詩篇,而且以他們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前期象徵主義流派。1898年以前,這幾位詩人相繼過世。因此,1890年是前期象徵主義的末端,而不是開始。從以上事實,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1857年到1898年,是前期象徵主義興衰的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40年的歷史,是整個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總源。把現代派文學史的上限劃到1857年是完全合理的
現代派文學的下限是什麼時候?
中外不少評論家認為,西方現代派文學到1970年左右就結束了,因此,它的下限自然也劃在1970年。對此,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因為法國的存在主義直到1980年薩特離世才基本不存在了。薩特離世後,它在美國尚有餘波,更何況,它已滲透到在歐洲、美洲、拉美洲出現的許多現代派文學里。新小說派領袖羅布——格里耶至今仍在創作和宣傳他的觀點,而且因為另一位新小說派大師克洛德•西蒙於1985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法國再次出現了「新小說派熱」。吸收了歐美各現代派的因素而形成的拉美現代派文學,如魔幻現實主義等正方興未艾。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是在80年代(1982)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
如此說來,現代派文學雖然已不象五、六十年代那樣盛行,但仍有著強烈的餘波。而且是不是會出現新的高潮?也未可知。它的下限還是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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