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三十年小說

Ⅰ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哪三十年

①開拓期(1917—1927).所謂現代文學的"第一個十年". ②豐收期(1927—1937).所謂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 ③轉折期(1937—1949).所謂現代文學的"第三個十年"

Ⅱ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97年和1998年的有什麼區別

1997年的應該是1996年的版本重印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三十年》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在1991和1996年分別對其封面進行修改，內容無變化。所以你說的1997年版應該是1996年那個版本。1998年對其中的一些內容進行了修訂，成為修訂本。修訂內容如下：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補訂

（一）前後表述不一致

1．「第四章通俗小說（一）」正文中說：「1912年同年出現的徐枕亞的《玉梨魂》、吳雙熱的《孽冤鏡》，還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稱為『三鼎足』。」（第71頁）該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條下寫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國華書局出版」（第100頁）。

補訂：李定夷所寫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

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說「2月《子夜》由開明書店出版」（第184頁）；「第十四章 小說（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又說「1月茅盾小說《子夜》（長篇）由開明書局出版」（第257頁）。

補訂：經朱金順先生考證，開明書店共出版兩種《子夜》初版本，一種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裝本，一種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裝本。[3]

「本章年表」先是說《子夜》初版於1933年2月，後又說初版於1月。有兩個「證據」似可證明前一說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憶錄中說：「《子夜》初版印出的時間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從開明書店拿到了幾本樣書後,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還帶了兒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訪魯迅。」他還在引用瞿秋白《讀子夜》時加註說：「瞿秋白此評寫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這是實際出版的時間,開明版《子夜》的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現藏一本「民國廿二年二月」開明書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為再版本，並非初版；據朱金順先生說，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權頁上，標明「民國廿二年一月初版發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魯迅日記》載「茅盾及其夫人攜孩子來，並見贈《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麼，以當時印刷周期，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贈送《子夜》一書給魯迅？因此，該書初版於1933年1月。不過，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裝本，因為，茅盾回憶說，他贈送魯迅的是平裝本，「精裝本尚未印出」。那麼，精裝本初版於何時？1933年6月19日《魯迅日記》有「午後保宗來，並見贈精裝本《子夜》一本」。5說明，此時《子夜》精裝本已出。目前，精裝初版本較罕見，陳子善先生說，他曾在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的「增田涉文庫」見過1936年茅盾贈送增田涉的精裝初版本，此外，上海圖書館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時間均為1933年4月。

3．「第十三章 沈從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有「10月《邊城》（中篇小說）由生活書店出版」。（第292頁）

「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卻寫道：「同月沈從文《邊城》在《國聞周報》第11卷第11期連載，至第16期止，單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第219頁）

補訂：沈從文的《邊城》由上海生活書店於1934年10月出版。

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下有「夏 作《霧》。連載於《東方雜志》第28卷第20至23號」。（第272頁）

而「第十四章 小說（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下卻寫道：「10月始 巴金《霧》（中篇）連載於《東方雜志》第28卷第19至第23號。」（第333頁）

補訂：巴金的《霧》在《東方雜志》的連載開始於第28卷第20號，頁碼為第89—102頁。

（二）表述與史實不符

5．「第六章 新詩（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條下說：「5月 聞一多的《詩的格律》發表於15日《晨報副鐫·詩刊》。」（第144頁）

補訂：（1）經查《晨報副刊》，聞一多的《詩的格律》發表於《詩鐫》第7號（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聞一多等在《晨報副刊》編辦的詩歌周刊稱為「《晨報副鐫·詩刊》」，不妥。盡管徐志摩等當事人以「詩刊」稱之，如《詩刊弁言》（發刊詞）、《詩刊放假》（終刊詞），但考慮到①聞一多曾親自為這個詩歌專刊畫了刊頭畫，畫中寫著「詩鐫」二字（無「詩刊」），②「《晨報副鐫·詩刊》」的簡稱「詩刊」容易與1931年徐志摩等創辦的《詩刊》相混淆。故，建議以《詩鐫》或《晨報副刊·詩鐫》稱之。

6．「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寫道：「同月沈從文《邊城》在《國聞周報》第11卷第11期連載，至第16期止。」（第169頁）

補訂：經查《國聞周報》，《邊城》全文分11次分別發表於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國聞周報》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7．「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寫道：「12月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19頁）

補訂：《大公報·文藝副刊》於1933年9月23日創刊。創刊前一日，《大公報》曾刊登《本報增刊「文藝副刊」啟事》：「本報現約定鄭振鐸，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楊金甫，沈從文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編輯《文藝副刊》。」[6]可見，當初《大公報》社約定的《文藝副刊》編輯有10人之多，而沈從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數第二位。當然，這並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認為此時由楊振聲和沈從文共同負責編輯《文藝副刊》的說法[7]，因為，把鄭振鐸、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輩」列入編輯名單，有可能：一是為了藉助其名聲，二是他們參與編輯但不負主要責任，實際上的主編只是楊、沈二人。那麼，有沒有可能「12月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從現存資料看不出這點。周作人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記》，1933年9月10日記載：「（下午）四時往達子營三九（號），應沈（從文）君茶話之約，談《大公報》『文藝』副刊作文事。」從同年10月開始，周作人的日記中，幾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報·文藝副刊》聚會的記錄。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瀾堂『文副』之會，來者今甫、從文、廢名、余上沅、朱孟實、振鐸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豐澤園應《大公（報）》『文副』招，來者金甫、從文、平伯、佩弦、西諦、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婦等」。[8]在《周作人日記》中，每次都先述「今甫、從文」之名，顯見楊振聲、沈從文是聚會的主要人物。而與會之人，都是當初《大公報》約定的《文藝副刊》編輯，由此更可見，也許沈從文所做具體編輯事務較多，但這並不能說明就他一人是主編，事實是楊振聲、沈從文兩人負責主編。這是我們在介紹《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時，應該予以說明的。（至於1933年12月之後是否由沈一人主編，已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8．「第十六章新詩（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目載：「1月徐志摩主編《詩刊》創刊（本年9月移交陳夢家主編），創刊號發表梁實秋的《新詩的格調及其它》。」（第287頁）

補訂：（1）徐志摩並未在「本年9月移交陳夢家主編」《詩刊》。理由如下：

第一，第三期《詩刊》版權頁標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說，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這期的《敘言》是徐志摩撰寫的，從其內容也可知，這期由他主編。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並沒有把主編移交其他人。

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於任教於北京大學等高校，徐志摩多數時間住在北平，雖然數次回上海探親，但他畢竟對於編輯部設在上海的《詩刊》編務已多有不便。正是考慮到這點，徐在第三期《詩刊》「敘言」中公布了兩個收稿人和通訊地址，第一個是「邵洵美上海二馬路中央大廈一九號」，第二個是「徐志摩北平米糧庫四號」。這說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後，徐志摩仍然沒有把《詩刊》移交陳夢家主編，否則，他為何不公布陳夢家的通訊地址？

第三，1931年12月，陳夢家在為《詩刊》第四期撰寫的《敘語》中說：「三期的《詩刊》剛露出一點嫩芽，對花園起始照管的人聽了上帝的吩咐飛上天去，他在那裡？」所謂「對花園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說，按照陳夢家的說法，「三期的《詩刊》剛露出一點嫩芽」，徐志摩就死了（「聽了上帝的吩咐飛上天去」）。此說頗可疑。倘若陳夢家所說無誤，則直到徐志摩遇難的1931年11月19日，《詩刊》第三期尚未編輯就緒（「剛露出一點嫩芽」）。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三期已於徐志摩遇難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斷，陳夢家話中的「三期的《詩刊》」有誤，應為「四期的《詩刊》」。也就是說，陳夢家那句話，不能證明他擔負了第三期的主編。

第四，陳夢家主編的是《詩刊》第四期。關於這點，陳夢家在刊登於第四期卷首的《敘語》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從1931年12月他寫信讓胡適把徐志摩遺留在北平的《詩刊》稿件寄給自己[9]，也可見第四期由他主編。

（2）經查《詩刊》創刊號，梁實秋發表在該期的文章標題為《新詩的格調及其他》，而非《新詩的格調及其它》。

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補訂

9．修訂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瑤先生1985年所寫的《序》作為序言。王瑤先生在《序》中談及「在不同時期出版的各種有關現代文學史的著作」時，列舉了其中三部「較早的著作」，即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國新文學之源流》（1932年）。

補訂：（1）胡適那篇文章的標題，出現了兩種寫法，一為《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一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該文系胡適應邀為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而作。據《胡適日記》，1922年2月6日：「開始做《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時，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國文學》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國文學》抄成了，又改作一節。」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贊許我的《五十年的中國文學》。」10可見，在胡適那裡，該文多數時候題為《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1923年2月，該文被收入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報館出版，題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4年3月，該文收入「五十年來之世界文學」由申報館出版單行本。需注意，據1924年3月申報館印刷發行的單行本，其封面標題為《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而正文中的頁眉卻寫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很可能由於這個緣故，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中，「論文集」所列《胡適文存二集》的目錄中，寫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而「專著」所列目錄中卻作「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據查，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胡適文存》時，此文標題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後來，此文標題大都寫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適全集》。

既然如此，《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是幾乎通行的寫法，王瑤先生並沒有像某些讀者認為的「寫錯了胡適那篇文章的標題」。但王瑤先生認為這篇文章發表於1922年，卻有誤。由前引《胡適日記》可知，《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寫於1922年2—3月，初稿寫完後，胡適還先後請蔡元培、魯迅為此文提意見，1922年8月21日魯迅致信胡適說：「大稿已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書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頁，有一段上海書店的出版說明，聲稱該影印本據「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這顯然有誤，應據「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

（2）周作人那一部書的題目應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2]。

10．「第六章 新詩（一）」在談到早期白話詩人時寫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頁）。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誤。

補訂：直到20世紀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可能由於這個緣故，初版本沒有註明其生卒年。進入90年代後，陸續出現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經管林等考證，康白情生於1896年，卒於1958年[13]。修訂本顯然採納了此說。管林是康白情建國後在華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時的學生，後長期任教於該系，故其言本應可信。但，2006年12月華南師范大學舉辦了「康白情新詩創作研討會」，與會的60多位專家學者中有些是康白情當年在華南師院時的同事、學生，他們對於康白情生於1895年、卒於1959年沒有提出異議。[14]

管林根據當年與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師的回憶，以及康白情生前寫的有關材料，認為:「康白情於1896年4月9日（即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誕生於四川省安岳縣來風鄉井家溝的一個地主兼商業的家庭中。」[15]後來論者都從此說。筆者在華南師范大學查閱的康白情檔案，也與管林的這一說法吻合。

但，康白情的卒年應該是1959年而非1958年。據筆者在廣東省檔案館和華南師范大學查閱的相關檔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將康白情定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華南師院辦理退職手續後不久回家鄉。曾專程前往四川省安岳縣采訪的范奎山說：「康白情的親友回憶說,他死在巫山縣他當年為軍閥當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亂，時間是1959年。」[16]

11．「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1927年春創辦新月書店，由胡適任董事長。」（第156頁）

補訂：陳從周編《徐志摩年譜》1927年條下載：「春 與胡適之邵洵美等籌設新月書店於上海。」[17]學界大都從此說，修訂本亦不例外。而實際上，新月書店創辦於1927年7月1日。有兩則史料為證：

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報》連續三天刊登《新月書店開張啟事》，明確說，新月書店「定於七月一號正式開張」；

② 7月2日，即新月書店開張次日，梁實秋主編的《時事新報·青光》刊出署名「嚴家邁」的《新月書店參觀記》，詳細報導了剛開張的新月書店情形，文中說：「胡適之、徐志摩等所辦之新月書店，本月一日開張。」

12．「第十四章小說（二）」介紹劉吶鷗時，附註其生卒年為「1900—1939」。（第251頁）

補訂：大陸文學界一般認為劉吶鷗生於1900年，卒於1939年。持這種觀點的有邵伯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學林出版社1993年版）、馬良春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陳安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許道明《海派文學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灣地區學者大都認為他生於1905年、卒於1940年。[18]

首先說生年。姑且不看台灣地區學者判定劉吶鷗生於1905年的理由，《讀書》（1998年第10期）發表了彭小妍《劉吶鷗1927年日記──身世、婚姻與學業》。據劉吶鷗1927年日記，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這個記載應該不會錯；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誤記。因為，日記中說「1912年7歲入鹽水巷公學就讀」、「1918年13歲畢業進入台南長老教中學」……劉吶鷗在日記中誤記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誤記就不大可能，更何況劉吶鷗所寫的是日記。可見劉吶鷗於1905年9月22日出生。

關於劉吶鷗被槍殺一事，1940年9月4日《申報》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劉吶鷗被擊死》，茲摘錄關鍵的一段話如下：

被擊殞命之西裝男子，經查悉名劉吶鷗，福建人，年四十一歲，為一新文學家。中日戰前，曾任南京中央攝影場編導部主任，旋於去年任日方與亞院文化局所設之中華影業公司總經理。

除死者年齡與劉吶鷗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劉吶鷗祖籍福建）。

並且，同年9月5日《申報》有一條報道說，「因恐劉吶鷗被殺後，某方團體今日擬施報復暴行」[19]，警務當局採取了戒備。說明，9月4日報道的劉吶鷗被殺事件非虛。

因此，劉吶鷗於1940年9月3日被槍殺於上海為實。

13．「第十六章新詩（二）」中說：「新月派詩人曾試圖引入多種西方詩體……轉借十四行詩的試驗，卻產生了一批成果，如孫大雨的《決絕》、饒孟侃的《棄兒》、卞之琳的《一個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體》之十二、陳夢家的《太湖之夜》、羅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禱》等。」（第361頁）據此，顯見著者視羅念生為新月派詩人。

補訂：羅念生不是新月派詩人。理由：（1）除朱湘外，羅念生與徐志摩、陳夢家等新月派詩人素無往來；（2）羅念生沒有在新月派編辦的刊物發表過詩作；（3）1929年羅念生赴美留學，直到1934年才回國，是時新月派已解體。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Ⅲ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三個十年

中國現代文學大致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時期，即三個十年。

1、第一個十年(1917～1927），開拓期，一般習稱「五四」時期的文學。

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標志著文學革命運動的正式興起，隨後,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李大釗等人積極呼應文學革命的主張，推進文學革命的發展。

以魯迅、郭沫若等人為代表所創作的新文學作品，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表明了新文學的實質性進展。

小說方面，有魯迅劃時代的《狂人日記》和後來結集在《吶喊》、《彷徨》中的諸篇小說，還有葉紹鈞、汪敬熙、冰心、郁達夫等一大批新文學作家創作了內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說。

詩歌方面，出現了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劉大白等大批白話新詩人，以白話新詩沖破了千百年來舊體格律詩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內容和藝術的特有氣勢開創了自由體白話新詩的一代詩風。

散文方面的成就體現在魯迅、李大釗等人創作的大量文藝短論(即隨感錄和雜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許地山等人創作的抒情敘事散文(即「美文」），還有瞿秋白創作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訊報道，出現了報告文學的最初萌芽。

所有這些創作呈現出開創一代文風的嶄新氣象,充滿了破舊立新的「五四」時代精神。1921年以後，還出現了「問題小說」、「身邊小說」、「鄉土文學」、「語絲文體」、「象徵派」詩歌等豐富多姿的風格流派。這些社團流派的出現，表明了新文學的成熟和壯大。

文學革命的歷史意義和局限徹底批判、否定了整個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體系，始終貫穿體現了個性解放、民主與科學並探索社會解放道路的啟蒙思想主題；以農民、平民勞動者、新型知識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舊文學主人公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文學觀念的重大變化與文學語言、文體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審美價值取向和多元並存的接受心理基礎。

自覺地借鑒、吸收外國文學及文化的營養，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脫離傳統的開放性現代文學。部分新文學倡導者存在偏激情緒，對某些傳統事物缺少具體分析，以致簡單否定。

2、第二個十年(1927～1937），豐收期，通常也叫「左聯」時期的文學。

表明文學創作達到了新的思想深度。

茅盾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子夜》、《林家鋪子》、《農村三部曲》等，還有蔣光赤、洪深、田漢、臧克家、丁玲、張天翼、葉紫、洪靈菲以及「左聯」五烈士、東北作家群、中國詩歌會等等作家、群體的創作，都顯示了左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的輝煌成就。

3、第三個十年(1937—1949），轉折期，包括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文學。

前一階段是抗戰初期的文學。圍繞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藝作品,如街頭詩、獨幕劇等，也出現了一些大型的集體創作。

後一階段在解放區，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解決了文藝大眾化等一系列「五四」以來重要的文藝理論和實踐問題，開辟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階段。國統區很多作品在藝術風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眾化的方向發展，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3)現代文學三十年小說擴展閱讀

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想內容

第一個十年（1917－1927）：民主意識、科學精神、社會主義思想。

第二個十年（1927－1937）：階級解放意識，左翼革命文學的社會主義意識，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人文主義文學意識並存。

第三個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識和人民解放意識，多地域、多元化、大眾化的文學。

創作方法

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現實主義為主潮。

代表作家

魯迅、沈從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張愛玲、徐志摩、聞一多、丁玲、趙樹理、戴望舒、蕭紅、艾蕪、錢鍾書、艾青、路翎、穆旦等。

主要作品

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野草》。

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

徐志摩、聞一多的詩歌；沈從文的《邊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趙樹理的小說；艾青、穆旦的詩歌；張愛玲的小說等。

參考資料：網路-中國現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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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作者：吳福輝

豆瓣評分：8.2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8-7

頁數：667

內容簡介：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撰述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已被列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這部近60萬字的現代文學史著作，既注意吸收前人關於作家、作品和文體研究的成果，又克服了以往文學史的敘事模式與狹窄格局，拓寬了研究領域，在「文學現代化」這一命題下，形成了學術品味濃厚的獨異的特色。

在結構布局上，全書按照1917-1949年的歷史分期分為三編，但對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形勢只作簡約的交代，著重闡釋各個階段重要的文學思潮與文學現象，從文學演進過程與歷史聯系中去分析文學自身的規律與特點。這本書雖然也按文體分類，卻注重突出各種文體的性質、走向以及不同流派的特點，並對某些代表藝術高峰的作家作品作專章論述，每章還附錄了年表。

在對重要作家的評論中，力避對作家生平的羅列和對作品情節冗長的復述，而重視作品的藝術成就和美學價值，尤其注意分析作品產生久遠影響的原因。如第二章魯迅（一），在評論魯迅小說的結構模式與深邃意蘊時，特意標出「說不盡的魯迅」一節，綜合了近年來學界對「阿Q精神」的人類學內涵的探討。書中還把沈從文列為專章，表示了對這位構築「湘西世界」，「充當現代中國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的文化人的同情和理解。

這些都是過去文學史著作所沒有的或所省略的。

對於文學流派，不只是強調主流文學，而且也能從地域、文化環境的視角，去關照京派、海派、新感覺派、先鋒派等趣味各異的文學派別，力求恢復現代文學色彩紛呈、枝葉繁茂的本來面貌。

Ⅳ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一、新詩的誕生——「五四」新詩運動
1、「詩界革命」的演變
梁啟超從「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的構想到「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讓步；
黃遵憲局限在傳統詩歌范圍內，其調整與改良止步於對宋詩派的摹仿。
2、胡適對新詩的理論倡導針對梁啟超的後退之處。
○1「作詩如作文」
受黃遵憲的啟發，比宋詩對唐詩的變革更進一步。
語言形式與思維方式「散文化」：打破詩的格律，以白話寫詩。對傳統有組織的反叛。
○2「詩的經驗主義」
「有我」與「有人」的「言之有物」。
強調主體的性情與見解，與平民的溝通交流。「平民化」啟蒙主義在詩歌觀念上的反映。
3、「《學衡》派」：反對詩體的解放
「新材料與舊格律」結合的理想。對「詩界革命」的呼應。於早期象徵派獲得某種回應。
二、「嘗試」中的新詩——早期白話詩
1、新詩陣營的發展
①陣地：《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學燈》《覺悟》
②作者：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
③刊物：《詩》月刊第一個新詩刊物，1922「中國新詩社」，葉紹鈞、劉延陵、朱。
2、胡適《嘗試集》
從傳統詩詞中脫胎、蛻變，逐漸摸索、試驗新詩形態的艱難過程。
《一顆星兒》《「威權」》《一顆遭劫的星》具備現漢抒情詩形式法則的雛形。
3、早期白話詩特徵
○1作品
沈尹默《三弦》《月夜》
俞平伯《冬夜》舊文學的意象和新思潮的哲理，舊格律的影響與歐化的文法。
周作人《小河》打破舊鐐銬的「歐化」詩風。
朱自清《毀滅》追求「平常」的傾向。
○2特徵
白描手法和托物寄興。客觀寫實和主觀意志。散文化和平實風格。
歌謠化努力。1920 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
三、「開一代詩風」的新詩創作
新詩內部的結構性調整。
1、創造社詩人的理論和創作
○1成仿吾《詩的防禦戰》抨擊早期白話詩的理性色彩，強調詩的抒情本質。
○2郭沫若《論詩三札》詩的本質專在抒情，詩=(直覺+情調+想像)+(適當的文字)
○3《女神》對新詩發展的貢獻「詩體解放」的極致，「五四」精神的充分體現；詩的抒情本質和個性化的發揮，奇特大膽的想像，重視詩歌本身的藝術規律。
2、湖畔詩人：歷史青春期的特色
1922 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湖畔》
1922 汪靜之《蕙的風》
1923 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春的歌集》
天真開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時代精神與詩人個性的統一。
應修人《妹妹你是水》、汪靜之《伊底眼》
3、小詩體
冰心《繁星》《春水》宗白華《流雲小詩》徐玉諾、何植三
即興式短詩。日本短歌和俳句、泰戈爾《飛鳥集》影響下產生，表現出對詩歌形式的探索和捕捉內心微妙感受的努力。
4、馮至《昨日之歌》
○1藝術的節制
明凈的形象。激情外化為客觀物象或蘊涵於簡單敘述。《蛇》《雨夜》
半格律體。整飭、有節度的美
○2哲理化詩情沉思的調子，幽婉的風格。
○3敘事詩《幃幔》《蠶馬》《吹簫人的故事》
四、新詩的「規范化」——前期新月派
1、前期新月派的理論主張
刊物陣地主要詩人
《晨報副刊》「詩鐫」聞、徐、朱湘、饒孟侃、楊世恩、孫大雨、劉夢葦
○1新詩的自覺
「在新詩與舊詩之間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橋梁」提出要寫「中國的新詩」；
把創作的重心從「非詩化」轉向「詩」自身「使新詩成為詩」。
○2「理智節制情感」
「非個人化」傾向。針對早期新詩中濫用的直書胸臆、極端感傷主義。受巴那斯主義影響，也與傳統抒情模式暗合。
主觀情愫的客觀對象化。聞一多《口供》蘊藉含蓄，鮮明的形象性。
詩歌中敘事成分的加強。敘事詩，戲劇化、小說化，不露聲色的客觀態度。
○3新詩格律化
和諧、均齊的審美特徵。「三美」：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區分新舊格律。
2、聞一多
○1思想內涵
新月派內在矛盾的集中體現，尖銳的東西方文化沖突。
《紅燭》《死水》中西文化沖突引起的內心矛盾與痛苦。東方主義文化觀和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現代感受復雜地交織。
○2個性風格
矛盾的張力。《春光》自然的和諧與社會的不和諧。《心跳》生活的寧靜與心靈的不平靜。《你莫怨我》言辭的灑脫與情感的偏執。
沉鬱的風格。《發現》郁結已久的火山爆發式的灼人的美。
3、徐志摩
古典理想的現代重構，個性/才華/追求的統一，飛動飄逸的藝術風格。
徐志摩式意象。《雪花的快樂》《黃鸝》《為要尋找一個明星》《落葉小唱》
內容美與形式美的統一。《雪花的快樂》
4、朱湘《夏天》《草莽集》《石門集》
具有「東方的靜的美麗」的形象，「古典的與奢華的」美的風格。
《采蓮曲》《催妝曲》《搖籃歌》對形式美的探索，講究形式的完整與「文學的典則」。敘事詩創作。《王嬌》《貓誥》。
五、「純詩」與早期象徵派詩歌
1、「純詩」：詩歌觀念的變化
從「表達」功能轉向「表現」功能。對胡適「作詩如作文」的置疑。康白情、俞平伯。
○1穆木天《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
要求「詩與散文的純粹的分界」。詩的領域是「純粹的表現的世界」；詩應有不同於散文的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強調「暗示」與「朦朧」。
○2王獨清《再譚詩》突出「感覺」的因素，強調「色」「音」的交錯。
○3早期象徵派
將「詩的貴族化」發展到極端。東西方詩歌「溝通」理想。其詩歌觀念和表現的「內轉」是受西方象徵派詩人的影響，也是向傳統詩詞的靠攏。
2、李金發《微雨》《為幸福而歌》《食客與凶年》
「多遠取喻」，善於「發現事物之間的新關系」，感官呈像常用省略法。《棄婦》 聯類不窮的自由聯想，暗示的力量，選用文言詞語的陌生化效果。

Ⅵ 如何評價《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本書

作者：山裡人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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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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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一本書。中文系學生必讀。文學愛好者入門書籍之一。
作為對比，談談類似的幾本文學史。
1、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無論是出版還是後來的修訂版，都帶有太多毛話語痕跡。」左翼文學「為現代文學主流的說法就跟這本文學史不無干係。實際上，左翼文學並非現代文學的主流。因此就看看出王瑤此本文學史的意識形態色彩了。隨後，就導致了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現。不過王瑤此著作算是「新中國」文學史的扛鼎之作，影響甚巨。
2、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可說是王瑤「新文學史稿」的反面。比如在書中，夏志清對大陸推崇的魯迅就多有貶意，且論述魯迅的篇幅只有論述張愛玲的一半。甚至還把張愛玲的《金鎖記》譽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小說」。而張愛玲在當時的大陸和台灣都是不受歡迎的（其實張愛玲在台灣早期是被禁的）。不過此書對一些重大作家的「發現」有很大價值，比如他肯定了沈從文和錢鍾書的文學價值。同時，八十年代之後，此書傳入大陸，對大陸的「重寫文學史」起到很大作用。甚至影響到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出現。
3、《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重寫文學史」運動的結果。它一方面去掉了王瑤式的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同時也去掉了夏志清式的「意氣用事」（其實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是美國麥卡錫主義的產物，本意是讓夏志清寫一部關於中國文化的書，為反共做理論支撐。夏志清將其寫成了文學史。）這書對現代文學做了一個梳理，使紛繁的現代文學以「新」的面貌出現在大家面前。
其實，八十年代「重寫文學史」之後，各類文學史層出不窮，山東大學的、華東師大的、復旦的，算是比較有代表性。而他們都撼動不了北大的這本《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所以，強力推薦，文學愛好者應該看一看。
以上摘自知乎網，謝謝。

Ⅶ 求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原書的TXT，主要是要第三編的全部內容。

那書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奇葩成果，現在還處於「看與被看」模式中呀~~

Ⅷ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現代文學為什麼會發生

這是時代的產物。古代，國家局勢動盪，天下不平，從政者改朝換代、老百姓顛沛流離，詩人就是反應當時那個時代現狀的陳述者。比如李清照，她身處北宋末，南宋初，她在北宋時期寫的詞一般都是兒女情長很纏綿的詞，因為眾所周知，北宋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昌盛的朝代。而南宋，局勢則一直動盪不安，李清照她也寫下了：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詩句，這也體現了時代對詩人的影響。

而朱自清，徐志摩他們的文章都是屬於建國前後的風格及內容。如徐志摩，他的詩大家也知道，多為情詩，他也是那個時代的情聖。雖然很有文學參考價值，但如果放在現在，誰又會想去看一個文縐縐的詩人他自己繁冗的愛情呢？

而郭，韓，安妮的文章一方面是因為80.90後的出現動搖了原本傳統文學的欣賞觀念，但在保留一定的基礎上也加入了新世紀，新時代，新事物，新社會的元素。有人覺得，韓寒有「小魯迅」的感覺。在一定程度上，針砭時弊，針對很多社會問題提出疑問甚至是質問。而安妮，她的文字就是另外的風格，以意識內心感受的描述見長，獨特的風格令其聲名大振。
雖然70~80甚至是90的作家的文章仍有青澀或不足甚至不被認可的地方，但事物總是在發展，時代會將一切磨合。

Ⅸ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本書的文協在哪一頁

摘要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本書的文協第32頁，你去看看對不對，

Ⅹ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學習指導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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