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子東現代文學課小說
『壹』 關於巴金寫的《家》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長篇系列小說《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現代文學中描寫封建大家族興衰史的優秀長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徵、弊端和罪惡，指出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是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座豐碑。
《家》中的故事發生於「五四」前後，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風起雲涌、激烈動盪的歷史轉折時期。背景是中國當時還很封閉的內地——四川成都。那裡有一個官僚地主階級的大家族——高公館，公館中除了老太爺，還有五房分支。小說主要以長房中的三兄弟：覺新、覺民、覺慧的故事為經，以各房以及親戚中的各種人物為緯，描繪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畫面，集中展現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態，也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封建大家族衰落、敗壞以至最後崩潰的歷史過程。新文學問世以來，以揭露舊家庭舊禮教為題材的創作很多，但以長篇系列小說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規模，對封建家族在現代逐步走向崩潰過程做系統深入描寫的，《家》以及《春》《秋》還是第一次，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說寫了覺新、覺民、覺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寫了幾對年輕人——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覺民與琴，覺慧與鳴鳳之間的戀愛、婚姻糾葛，寫了他們不同的遭遇；寫了學生請願，覺慧被關禁閉，兵變驚亂，鳴鳳、梅芬、瑞珏相繼慘死，覺民逃婚，覺慧出走……通過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舊禮教，更指向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其所描述的戀愛婚姻悲劇的真正意義，也不只是主張自由戀愛，而是喚醒青年「人」的意識，啟迪與號召他們與封建家庭決裂。在作者看來，覺慧與婢女鳴鳳的戀愛悲劇，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之間的婚姻悲劇，其根源都在於他們追求幸福愛情、婚姻的願望與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舊的家族所代表的專制制度，扼殺了他們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寫這部小說，目的在於他要以筆為武器，對這個「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訴」：
我寫《家》的時候，我彷彿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掙扎。我陪著那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歡笑，也陪著他們哀哭。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的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被逼著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以至於得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但同時它又充滿詛咒。我有過覺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寫完了《家》，我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憤恨才有機會傾吐出來。所以我在1937年寫的一篇「代序」中大膽地說：「我來向這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訴）。」我還說，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潰的這個信念鼓舞我寫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歷史，寫這一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後還有兩個續篇：《春》和《秋》。
（選自《和讀者談談〈家〉》，《巴金研究資料》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單元家族的記憶《家》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歷史。我所寫的應該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歷史。這裡面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的路，逼近它自己親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寫包含在那裡面的傾軋、斗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在那裡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叛徒，一個幼稚的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在那舊家庭裡面我們是悶得緩不過氣來了。
（選自巴金《關於〈家〉十版改訂本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正像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那樣，當時「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說，是「五四」給了他一雙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則為他提供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實的材料庫。正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小社會」在1919—1924年間的故事，巴金錶達了他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產兒」的不無矛盾的社會觀和文化觀。
一方面，小說描寫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並將他們設置為新舊兩大陣營。一邊是以高老太爺、馮樂山、高克明、周伯濤以及高克安、高克定為代表的老一輩統治者，他們專橫顢頇，虛偽頑固，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說中所有不幸的製造者，而以高覺民、高覺慧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以叛逆者的形象構成與父（祖）輩的尖銳對立：
他（覺慧）把祖父的瘦長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幾眼。忽然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子里。他覺得躺在他面前的並不是他的祖父，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們，這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夠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這個瘦長的身體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
這一場景成為小說中人物關系的一個頗有意味的象徵。人生道路與價值觀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說中，道德風貌的高下被認為是區分兩代人的最大標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輕一代代表著正義、良知，而老一代則代表著虛偽無恥和殘忍邪惡，二者善惡分明。小說中總是立足於年輕人的敘述視角將這一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立足於「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傳統的儒家思想觀念的價值立場。由這種立場出發，小說猛烈地抨擊「巫師捉鬼」和「血光之災」的封建迷信，對喪禮和婚禮繁瑣的風俗也大加嘲諷，斥之為「滑稽」。「從情緒上來說，這部小說是一張控訴狀，寫出了舊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惡，如愛情的不自由、個性的壓抑、禮教的殘忍、長者的絕對權威和衛道者的無恥。」見羅成琰、閻真《儒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配合著這種情緒，小說採用了一種相當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語言，書中人物常常以情感誇飾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訴……」來形容他們的心理狀態，表達他們的個人心緒，從而使這種個人宣洩變成一種社會抗議行為。而所有其他復雜的人生情緒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種情感化色彩化的語言形態是在激進的反傳統反專制的30年代文化心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又成為這一種文化心態能夠延續和發展的基本載體。」見許子東《巴金與「青年革命心態」》，載《當代小說閱讀筆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這樣一種情節模式正是現實生活的矛盾在文學中的反映。《家》所誕生的時代，正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落後挨打的形勢下尋求自強自立、重建文明的時期。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對富國強兵的追求，維新變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繼歸於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流於形式，中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失序的局面。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看來，在於中國自身，正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阻礙著中華民族走向強盛。中國要想擺脫落後的命運，必須與這個傳統徹底決裂。而這種決裂只有通過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醜化才能實現。因此，在他們的筆下，傳統成了罪魁、元兇、魔鬼、食人者。「啟蒙思想家們幾乎一開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補理論課，為民主共和制所象徵的意識形態尋找價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見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321頁。但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輕易消失的，它必然會與新興力量產生尖銳的對立和沖突。而社會現實中的矛盾往往會轉彎抹角地凝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觀念，意識形態中的對立觀念又勢必表現為作品形式結構上的特點。《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正是現實中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說中子一代的出走與封建家長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潰，正是對這一矛盾的想像態解決。
《家》這種講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啟蒙主義話語中非常典型，它對後來的家族小說創作起了極強的示範作用。對傳統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批判和徹底否定也成為這類小說一個持久而強大的主題。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繼承下來。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覺新
高覺新稱得上是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著阿Q一樣令人說不盡的復雜內蘊。關於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將之定為懦弱和自我壓抑，認為「這是一些習慣於自我剋制，自我貶抑，習慣於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氣，極力把自己的存在縮小到最大限度的人們，他們過份地謙抑，缺乏自信和強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隨時准備向一切橫逆低頭，為一切人犧牲。」見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頁。但這只是高覺新性格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滿膽氣和魄力的，在現實的困難面前，可以說他比《家》中的任何人都勇於承擔責任，敢於面對挑戰。在不到20歲的年紀，父親去世，他就平靜地把大家庭的擔子放在自己年輕的肩上。在軍閥混戰、城中大亂的危險時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顧個人安危守住了公館。他是高家的頂樑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連親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馬。在公司里他是一個自信、能乾的職員，同事找他訴苦，老闆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氣和的一席話就「說得黃經理滿意地摸著八字鬍直點頭」。這樣的人何曾懦弱呢？他在生活中的妥協和退讓，並不像汪文宣（《寒夜》）那樣出於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軟弱，而更多地源自他頭腦中濃厚的禮教觀念和維護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要求子孫們「入則孝，出則悌」，凡是與這一原則相抵觸的都必須犧牲。生活成長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高覺新不能不深受影響。他所有可稱之為「懦弱」的行為都與他對長輩的絕對服從息息相關。他順從父親的意志，毫無怨言地放棄學業，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長輩選定的姑娘結婚；他遵從爺爺的命令，勸覺民答應馮家的婚事，因為「爺爺的命令不能違抗」；他不信什麼「血光之災」，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產，他卻不說一句反抗的話就忍受下來，因為他「擔不起那個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覺慧的每封信都交來過目，他也一一照辦，因為「三爸是家長，他的話我們不能不聽」。在這種道德信條之下他不能違抗長輩的命令，他只有犧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來換取家族的安寧。另外，作為高家的長子長孫，覺新對他的家族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目中，家族的榮譽和安寧高於一切。為了能擁有一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氣氛，他總是克己讓人。他所處的位置使他比別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槍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給他招來更多的煩惱和更多的敵人。為了大家庭的安寧，他只有處處退讓，事事容忍，自覺地恪守和維護家族秩序。他對陳姨太、王氏、沈氏的挑釁極力忍讓，陪她們打牌，買東西，在盡可能的范圍內極力敷衍她們。在王氏故意將自己兒子的臉打腫卻誣陷覺民時，覺新不是沒有是非觀念，但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覺民賠禮道歉。覺民不從，他就主動去替他挨罵。在他的忍讓背後，是他不惜犧牲自己，維持大家庭和睦安寧的良苦用心。這種自我犧牲、克己退讓的生活當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長吁短嘆，但當弟弟們勸他拿出勇氣為自己爭取幸福時，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責任，想起父親臨終前的囑托，覺得自己「除了犧牲以外，再沒有別的出路」。
然而，身處文化轉型時代的高覺新與父輩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再也不能像父輩那樣從這種自我犧牲自我奉獻中獲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在新與舊的夾縫之間，傳統的倫理道德雖然還在影響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行為，但它卻失去了原來作為社會價值信仰體系的神聖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義、道德倫理法則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具體到高覺新，他的種種犧牲、忍讓便喪失了意義，它們換來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們無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幾乎在每一次他為維護大局而做出讓步和自我犧牲的時候，兩個受到「五四」新文化影響、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場上的弟弟都會憤怒地指責他這不過是一種懦夫行為，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害人害己。而且，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梅的悲劇，瑞珏的慘死，都使他意識到傳統價值觀念的荒謬。它們從內外兩方面對覺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強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毀了他的價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慮和痛苦。
這種痛苦對每個個體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無論是出於本能抑或自覺，覺新都必然要尋求新的出路。他貪婪地閱讀本地報紙上轉載的北京消息，積極購買新思潮雜志報刊，都可以視為他尋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在很多時候，他也確實站在新的價值立場一邊。在弟弟妹妹叛逆行為的關鍵時刻，總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覺慧的離家出走，若沒有他在經濟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然而這種新的價值觀念同樣不能給他以真正的安慰。長輩的責罵自然在意料之中，家裡其他人也為此而諷刺他，挖苦他，辱罵他——他成了兩個兄弟的擋風牆和受氣筒。他因此而深深煩惱。然而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更為強大的拆解力量仍然來自於他自身。每當他順從弟弟的心願，或不得不支持他們的叛逆行為時，傳統的倫理規范和價值准則又反過來嚙食他的心。覺慧等人離經叛道、膽大妄為，令他驚恐不安，生怕他們有什麼閃失，因為「爹臨死時把你們兩個交給我，我如果不能夠好好地保護你們，我將來在九泉之下還有什麼面目去見他老人家？」更重要的是，深受禮教和傳統價值規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對這種試圖推翻舊的家國形式、崇尚個體自由的新思想新觀念懷有疑懼之心。他的位置決定了他不可能像覺民、覺慧一樣很快地崇信一種全新的價值體系，更多的時候，他還是習慣於站在舊的立場上。作為自幼在中國傳統氛圍中長大的青年，覺新比別人更能體會到中國文化和傳統社會的魅力。他對新的價值體系並不能完全認同。這樣，他又喪失了從新的文化價值觀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盡管那是一種崇尚個體力量，張揚個性，充滿進取精神和個人英雄主義氣概的文化體系，但對並不篤信它的覺新而言，它同樣不能給他帶來自信與精神滿足感。
表面上看來，這種文化上的兩難不過使他人格分裂：「在舊社會里，在舊家庭里，他是一個暮氣十足的少爺；他跟他的兩個兄弟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但透過表象，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帶給他的其實是作為一個人的最深的痛苦——他喪失了生存的價值標尺，因而無法從他的任何生命活動中獲得幸福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運和自然的愛子。我只是一個勞動者。我穿著自己的圍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廠里，做自己的工作。——然而我卻是一個沒有自己的幸福的勞動者。」沉重的痛苦感、絕望感正是覺新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徵。關於他的心理狀態，書中隨處可見的是這樣一些語句：
我不是青年，我沒有青春，我沒有幸福，而且永遠不會有幸福。
我是不要緊的。我這一生已經完結了。
我的心已經老了，我的心境已經到了秋天。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現在是飄落的時候了。
我會留在籠子里，我會永遠留在籠子里。
我這一輩子是完結了……我曉得我不會活到多久！
的確，「當一個人無法意識到自我的價值和意義的時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遠是被動的、消極的，並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在這時，人生對他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見王富仁《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頁。在痛苦和絕望中備受煎熬的覺新也曾試圖以「作揖主義」「不抵抗主義」調合兩類人群、兩種價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無功罷了。因為這兩種文化是絕對調合不到一塊去的。而他本人，也只有終身在這種被撕裂的充滿絕望的痛楚中苦苦掙扎。死亡也許是這類人惟一的解脫。其實年紀輕輕的覺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過死。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後來也的確死於自殺。
然而這種痛苦並不僅僅是個別現象，而是所有處於文化轉型夾縫中的中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歷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個民族在現代的苦澀命運。魯迅不也多次慨嘆過自己處於「明暗之間」的「中間物」的尷尬嗎？從這個意義上講，覺新這一人物形象有著極為深刻的時代與文化意義。
2．覺慧
覺慧是一個寄託著巴金理想主義激情的新人形象。在「五四」精神的影響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滿激情與反叛精神，憎恨一切違背人道、戕害人性的舊道德、舊禮教。作家把他寫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膽，大膽，再大膽」是他面對強大的傳統勢力時鼓勵自己的信條。他有平民思想，平時堅持不坐轎子，並愛上婢女鳴鳳。他下決心不去做高老太爺所期望的那種「紳士」，也反對大哥覺新的「作揖哲學」與「不抵抗主義」，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過來」。他敢於對抗封建家長的旨意，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社會革命活動中。他支持和幫助覺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長，在高老太爺病危之際，他敢於堅決反對驅鬼捉神的迷信把戲。最後，他又毅然從封建家庭中出走。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個叛逆者。當然，他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英雄，他幼稚單純，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點和歷史局限。比如，他對鳴鳳的愛情就遠不如鳴鳳對他那麼堅定和忠貞。盡管他的愛已經擺脫了封建的取向，開始把人的價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實際上並不能逾越那一道階級的天塹。在關鍵時刻他一直猶豫不決，反而在痛苦之餘決定「把那個少女放棄了」。小說沒有迴避他的缺點，而是深刻揭示了他當時悲憤欲絕的心理狀態，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譴責：
我是殺死她的兇手。不，不單是我，我們這個家庭，我們這個社會都是兇手！……
她平日總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終於把她拋棄了。我害了她，我有責任。我的確沒有膽量……我從前責備大哥同你沒有膽量，現在我才曉得我也跟你們一樣。我們是一個父母生的，在一個家庭里長大的，我們都沒有膽量……我也恨我自己！……
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實可信。
3．女性形象
對大家族中女性命運的關注也是《家》的一個重要主題。她們多是些舊女性，雖然時代變遷，但她們大多仍一成不變地囿於家庭與禮教的牢籠，演繹著女性千百年來不變的沉默、匱乏、痛苦的主題。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寫了梅、鳴鳳、琴，也代表了幾種不同的性格和命運。梅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在包辦婚姻和家長專制的制度下，她失去愛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後，「陪著那個頑固的母親，過那種尼姑庵式的生活」。不如此，她又有什麼辦法呢？按照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女人應該「從一而終」，青年孀居幾乎就等於進了活棺材。對於這時的梅來說，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從某種意義講，生卻顯得更為殘酷。因為她失去的不僅是愛情和婚姻，而且隨之而去的還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權利、生的慾望和希望。盡管時代變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風也已經吹進她的生活，但對在舊禮教、舊道德環境下長大的梅來說，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運正如她自己所說：「一切都是無可挽回的了。不管時代如何改變，我的境遇是不會改變的。」「我的一生已經完了」。她沖不出禁錮著她的環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無形的鎖鏈，最後只能抑鬱而死。
鳴鳳是作家為我們提供的另一個命運悲慘的女性形象。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這個黑暗王國的最底層，整日小心翼翼地過著勞累、卑微的生活。太太、老爺們的責罵對她來說是家常便飯。與覺慧的愛情，給她的生活帶來一縷陽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歡樂。但是，在幸福快樂的同時，她無時無刻不感覺到恐懼與渺茫。因為，她知道自己是沒有資格獲取真正的幸福的。後來，高老太爺果然要把她當禮物送給封建遺老馮樂山做姨太太。她的苦苦哀求絲毫不能改變高老太爺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願意因為自己毀了覺慧的前程。作者在抒寫鳴鳳的遭遇時，突出地表現了她心靈的美。小說中，鳴鳳之死是寫得最為動人的篇章。其中，有她大段的獨白：
他是屬於另一個環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業。他應該做一個偉大的人。她不能夠拉住他，她不能夠妨礙他，她不能夠把他永遠拉在她的身邊。她應該放棄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讓他犧牲他的一切來救她。她應該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應該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經到了這樣，如果不犧牲他，便無可挽回了。然而對她來說，他比她自己還更寶貴，她甘願犧牲她自己。她這樣想著，就定下了最後的決心。
作為一個貧苦、善良、美麗的婢女，鳴鳳的愛充滿了奉獻精神。她的愛情的主要內容就是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來保護自己所愛的人，而絕不願意以犧牲他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幸福。最終，年僅17歲的她選擇了投湖自盡。這樣一個純潔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毀滅，就是對封建專制制度最強烈的血淚控訴。
三、藝術成就
《家》不僅在思想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且在藝術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結構上，它借鑒了《紅樓夢》的寫法，將高家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或縮影來寫，從中反映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舊中國的整個社會動態，反映出時代的本質規律。發生在高公館新舊之間、主僕之間，以及主子內部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對抗，就是當時社會上各種尖銳矛盾的縮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也集中體現了幾千年中國社會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則。
《家》里的人物眾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終以覺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們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將眾多的事件貫穿起來，使整部小說緊湊周密、有條不紊，同時又波瀾起伏，曲折有致，顯示了作者高超的構思能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無論是作為封建家長代表的高老太爺，還是作為「五四」新人代表的覺慧、覺民，還是作為歷史的「中間物」的覺新，以及眾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畫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風貌和精神特點，為新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擊黑暗，追求光明，描繪光明與黑暗展開搏鬥的中國社會。不過，他不是冷靜地審視，他的作品裡充滿了愛和憎的主觀的激情。他寫小說就像給一位知心朋友寫長信傾吐心曲，熱情坦率，情感充沛，語言汪洋恣肆，如行雲流水一般，表達對舊制度的強烈的憎恨和反抗與變革的熱情，贊頌美麗的青春，抒發對年輕的生命的熱愛：
我寫作時差不多就沒有停筆構思。字句從我的自來水筆下面寫出來，就像水從噴泉里冒出來那樣地自然、容易。但那時候我的激動卻是別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個心靈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寫的人物都在我的腦子里活動起來，他們跟活人完全一樣。他們生活，受苦，戀愛，掙扎，歡笑，哭泣以至於死亡。為了他們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寫小說，卻是他們自己借了我的筆在生活。
（選自巴金《愛情的三部曲·總序》）
『貳』 1500字的《家》讀書筆記，要原創！！！！！
家》，中國作家巴金的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被認為是巴金的代表作
電視劇《家》劇照(20張)之一。最早於1931年在《時報》開始連載，原篇名為《激流》。開明書店1933年5月出版《家》單行本。小說描述成都高家公館的大家族。在其中高老太爺是這個大家庭的權威，底下的五房中長房有父母早逝的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三個主角有不同的性格和個性。
編輯本段主題思想
《家》以作者巴金青少年時期的親身經歷為基本素材，帶有自傳性質。巴金曾說：「要是沒有我的最初二十年的生活，我也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但《家》又不單純是一部自傳，而是對中國當年典型的舊父權制家庭敗落史的現實主義的再現。 《家》的主題是，通過覺慧與鳴鳳，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覺民與琴三對青年愛情上的不同遭遇，以及他們所選擇的不同生活道路為主幹，揭露了封建家庭的敗落，和青年一代對光明和新的道路的追求和探索。其矛頭不僅針對舊禮教，而且更集中地指向了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沉痛地控訴了封建家族制度、封建禮教和封建迷信對年輕生命的摧殘，深刻的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惡及其腐朽沒落，同時還著力表現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響下的覺醒和對封建勢力的不妥協斗爭，熱情地歌頌了他們叛逆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動。
主要情節與主題
《家》以辛亥革命前後的四川成都為背景，取材於感受至深的老家生活經歷，描寫了一個正在崩潰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家》通過對美麗生命被封建制度摧殘的藝術再現，控訴了封建社會制度的黑暗、腐朽和罪惡，同時展現了青年一代的覺醒與反抗，寄託了對未來新生活的期望。《家》敘寫了大家族三代中的四類人物：第一類是封建制度的維護者，老一代如高老太爺；第二類是封建大家庭的敗家子，像吃喝嫖賭、荒淫無恥又極端不孝的叔叔輩克安、克定；第三類是封建制度的反抗者，如覺慧、覺民；第四類則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如梅、瑞珏（jué）和鳴鳳等。 小說主要以長房中的三兄弟：覺新、覺民、覺慧的故事為主，以各房以及親戚中的各種人物為緯，描繪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畫面，集中展現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態，也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封建大家族衰落、敗壞以至最後崩潰的歷史過程。新文學問世以來，以揭露舊家庭舊禮教為題材的創作很多，但以長篇系列小說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規模，對封建家族在現代逐步走向崩潰過程做系統深入描寫的，《家》以及《春》《秋》還是第一次，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說寫了覺新、覺民、覺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寫了幾對年輕人——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覺民與琴，覺慧與鳴鳳之間的戀愛、婚姻糾葛寫了他們不同的遭遇；寫了學生請願，覺慧被關禁閉，兵變驚亂，鳴鳳、梅芬、瑞珏相繼慘死，覺民逃婚，覺慧出走……通過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舊禮教，更指向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其所描述的戀愛婚姻悲劇的真正意義，也不只是主張自由戀愛，而是喚醒青年「人」的意識，啟迪與號召他們與封建家庭決裂。在作者看來，覺慧與婢女鳴鳳的戀愛悲劇，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之間的婚姻悲劇，其根源都在於他們追求幸福愛情、婚姻的願望與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舊的家族所代表的專制制度，扼殺了他們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寫這部小說，目的在於他要以筆為武器，對這個「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訴」。 高老太爺的死是頗具有象徵意義的，作者描寫了他在極度失望時的幻覺：「他隱隱約約的他的兒子們怎樣的飲酒作樂，說些嘲笑他和抱怨他的話。他又看到他的兒孫們驕傲地走在一條新的路上······他自己衰老無力地躺在這里。」暗示出封建大家庭滅亡的兩大原因：紈絝子弟荒淫無恥的寄生生活，從內部蛀空了這個封建大家庭，新一代的叛逆者又從外部動搖了這個制度的根基。他的死敲響了封建制度的喪鍾！ 我寫《家》的時候，我彷彿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掙扎。我陪著那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歡笑，也陪著他們哀哭。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的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被逼著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以至於得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但同時它又充滿詛咒。我有過覺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寫完了《家》，我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憤恨才有機會傾吐出來。所以我在1937年寫的一篇「代序」中大膽地說：「我來向這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訴）。」我還說，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潰的這個信念鼓舞我寫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歷史，寫這一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後還有兩個續篇：《春》和《秋》。 （選自《和讀者談談〈家〉》，《巴金研究資料》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單元家族的記憶《家》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歷史。我所寫的應該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歷史。這裡面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的路，逼近它自己親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寫包含在那裡面的傾軋、斗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在那裡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叛徒，一個幼稚的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在那舊家庭裡面我們是悶得緩不過氣來了。 （選自巴金《關於〈家〉十版改訂本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正像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那樣，當時「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說，是「五四」給了他一雙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則為他提供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實的材料庫。正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小社會」在1919—1924年間的故事，巴金錶達了他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產兒」的不無矛盾的社會觀和文化觀。 一方面，小說描寫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並將他們設置為新舊兩大陣營。一邊是以高老太爺、馮樂山、高克明、周伯濤以及高克安、高克定為代表的老一輩統治者，他們專橫顢頇，虛偽頑固，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說中所有不幸的製造者，而以高覺民、高覺慧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以叛逆者的形象構成與父（祖）輩的尖銳對立： 他（覺慧）把祖父的瘦長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幾眼。忽然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子里。他覺得躺在他面前的並不是他的祖父，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們，這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夠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這個瘦長的身體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 這一場景成為小說中人物關系的一個頗有意味的象徵。人生道路與價值觀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說中，道德風貌的高下被認為是區分兩代人的最大標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輕一代代表著正義、良知，而老一代則代表著虛偽無恥和殘忍邪惡，二者善惡分明。小說中總是立足於年輕人的敘述視角將這一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立足於「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傳統的儒家思想觀念的價值立場。由這種立場出發，小說猛烈地抨擊「巫師捉鬼」和「血光之災」的封建迷信，對喪禮和婚禮繁瑣的風俗也大加嘲諷，斥之為「滑稽」。「從情緒上來說，這部小說是一張控訴狀，寫出了舊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惡，如愛情的不自由、個性的壓抑、禮教的殘忍、長者的絕對權威和衛道者的無恥。」見羅成琰、閻真《儒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配合著這種情緒，小說採用了一種相當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語言，書中人物常常以情感誇飾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訴……」來形容他們的心理狀態，表達他們的個人心緒，從而使這種個人宣洩變成一種社會抗議行為。而所有其他復雜的人生情緒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種情感化色彩化的語言形態是在激進的反傳統反專制的30年代文化心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又成為這一種文化心態能夠延續和發展的基本載體。」見許子東《巴金與「青年革命心態」》，載《當代小說閱讀筆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這樣一種情節模式正是現實生活的矛盾在文學中的反映。《家》所誕生的時代，正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落後挨打的形勢下尋求自強自立、重建文明的時期。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對富國強兵的追求，維新變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繼歸於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流於形式，中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失序的局面。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看來，在於中國自身，正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阻礙著中華民族走向強盛。中國要想擺脫落後的命運，必須與這個傳統徹底決裂。而這種決裂只有通過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醜化才能實現。因此，在他們的筆下，傳統成了罪魁、元兇、魔鬼、食人者。「啟蒙思想家們幾乎一開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補理論課，為民主共和制所象徵的意識形態尋找價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見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321頁。但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輕易消失的，它必然會與新興力量產生尖銳的對立和沖突。而社會現實中的矛盾往往會轉彎抹角地凝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觀念，意識形態中的對立觀念又勢必表現為作品形式結構上的特點。《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正是現實中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說中子一代的出走與封建家長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潰，正是對這一矛盾的想像態解決。 《家》這種講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啟蒙主義話語中非常典型，它對後來的家族小說創作起了極強的示範作用。對傳統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批判和徹底否定也成為這類小說一個持久而強大的主題。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繼承下來。
編輯本段主要藝術特色
（1）、抒發真摯濃郁的激情：《家》只求與青年讀者情緒溝通，不求深刻雋永，傾向單純、熱情、坦率，以情動人，情感汪洋恣肆，語言流水行雲，雖然有時少有錘煉，不耐咀嚼，整體上卻有一股沖擊力，能滲透讀者的心。 （2）、意蘊豐富的日常生活細節描寫及細膩的心理描寫。 （3）、舒緩自然、生活化的結構 ：《家》在結構上借鑒了《紅樓夢》的寫法，以覺慧和鳴鳳的戀愛以及覺新與瑞珏、梅芬之間的糾葛作為情節發展的主線，全面交織而展示了高公館的衰亡過程。 （4）、樸素、自然、流暢的語言風格 （5）、典型化的賦予手法。 （6）、最主要的特色表現在人物形象的描寫上。人物大多性格鮮明，面目殊異。巴金描寫人物特別注重人情美的描寫。他在塑造人物時，一方面以人物美的外形來打動讀者，另一方面以美的心靈來吸引讀者。 《激流三部曲》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連續性的長篇小說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巴金的早期代表作。其中《家》的藝術成就最高。《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呼籲自由、民主、尊重人格、人性解放的最鮮明的一面旗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和起著巨大的作用。
『叄』 求名著《家》的主要內容及其人物介紹
綜述
一、主要情節與主題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長篇系列小說《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現代文學中描寫封建大家族興衰史的優秀長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徵、弊端和罪惡，指出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是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座豐碑。
《家》中的故事發生於「五四」前後，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風起雲涌、激烈動盪的歷史轉折時期。背景是中國當時還很封閉的內地——四川成都。那裡有一個官僚地主階級的大家族——高公館，公館中除了老太爺，還有五房分支。小說主要以長房中的三兄弟：覺新、覺民、覺慧的故事為經，以各房以及親戚中的各種人物為緯，描繪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畫面，集中展現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態，也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封建大家族衰落、敗壞以至最後崩潰的歷史過程。新文學問世以來，以揭露舊家庭舊禮教為題材的創作很多，但以長篇系列小說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規模，對封建家族在現代逐步走向崩潰過程做系統深入描寫的，《家》以及《春》《秋》還是第一次，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說寫了覺新、覺民、覺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寫了幾對年輕人——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覺民與琴，覺慧與鳴鳳之間的戀愛、婚姻糾葛，寫了他們不同的遭遇；寫了學生請願，覺慧被關禁閉，兵變驚亂，鳴鳳、梅芬、瑞珏相繼慘死，覺民逃婚，覺慧出走……通過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舊禮教，更指向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其所描述的戀愛婚姻悲劇的真正意義，也不只是主張自由戀愛，而是喚醒青年「人」的意識，啟迪與號召他們與封建家庭決裂。在作者看來，覺慧與婢女鳴鳳的戀愛悲劇，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之間的婚姻悲劇，其根源都在於他們追求幸福愛情、婚姻的願望與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舊的家族所代表的專制制度，扼殺了他們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寫這部小說，目的在於他要以筆為武器，對這個「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訴」：
我寫《家》的時候，我彷彿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掙扎。我陪著那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歡笑，也陪著他們哀哭。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的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被逼著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以至於得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但同時它又充滿詛咒。我有過覺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寫完了《家》，我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憤恨才有機會傾吐出來。所以我在1937年寫的一篇「代序」中大膽地說：「我來向這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訴）。」我還說，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潰的這個信念鼓舞我寫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歷史，寫這一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後還有兩個續篇：《春》和《秋》。
（選自《和讀者談談〈家〉》，《巴金研究資料》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單元家族的記憶《家》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歷史。我所寫的應該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歷史。這裡面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的路，逼近它自己親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寫包含在那裡面的傾軋、斗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在那裡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叛徒，一個幼稚的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在那舊家庭裡面我們是悶得緩不過氣來了。
（選自巴金《關於〈家〉十版改訂本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正像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那樣，當時「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說，是「五四」給了他一雙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則為他提供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實的材料庫。正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小社會」在1919—1924年間的故事，巴金錶達了他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產兒」的不無矛盾的社會觀和文化觀。
一方面，小說描寫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並將他們設置為新舊兩大陣營。一邊是以高老太爺、馮樂山、高克明、周伯濤以及高克安、高克定為代表的老一輩統治者，他們專橫顢頇，虛偽頑固，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說中所有不幸的製造者，而以高覺民、高覺慧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以叛逆者的形象構成與父（祖）輩的尖銳對立：
他（覺慧）把祖父的瘦長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幾眼。忽然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子里。他覺得躺在他面前的並不是他的祖父，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們，這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夠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這個瘦長的身體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
這一場景成為小說中人物關系的一個頗有意味的象徵。人生道路與價值觀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說中，道德風貌的高下被認為是區分兩代人的最大標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輕一代代表著正義、良知，而老一代則代表著虛偽無恥和殘忍邪惡，二者善惡分明。小說中總是立足於年輕人的敘述視角將這一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立足於「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傳統的儒家思想觀念的價值立場。由這種立場出發，小說猛烈地抨擊「巫師捉鬼」和「血光之災」的封建迷信，對喪禮和婚禮繁瑣的風俗也大加嘲諷，斥之為「滑稽」。「從情緒上來說，這部小說是一張控訴狀，寫出了舊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惡，如愛情的不自由、個性的壓抑、禮教的殘忍、長者的絕對權威和衛道者的無恥。」見羅成琰、閻真《儒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配合著這種情緒，小說採用了一種相當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語言，書中人物常常以情感誇飾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訴……」來形容他們的心理狀態，表達他們的個人心緒，從而使這種個人宣洩變成一種社會抗議行為。而所有其他復雜的人生情緒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種情感化色彩化的語言形態是在激進的反傳統反專制的30年代文化心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又成為這一種文化心態能夠延續和發展的基本載體。」見許子東《巴金與「青年革命心態」》，載《當代小說閱讀筆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這樣一種情節模式正是現實生活的矛盾在文學中的反映。《家》所誕生的時代，正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落後挨打的形勢下尋求自強自立、重建文明的時期。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對富國強兵的追求，維新變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繼歸於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流於形式，中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失序的局面。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看來，在於中國自身，正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阻礙著中華民族走向強盛。中國要想擺脫落後的命運，必須與這個傳統徹底決裂。而這種決裂只有通過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醜化才能實現。因此，在他們的筆下，傳統成了罪魁、元兇、魔鬼、食人者。「啟蒙思想家們幾乎一開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補理論課，為民主共和制所象徵的意識形態尋找價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見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321頁。但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輕易消失的，它必然會與新興力量產生尖銳的對立和沖突。而社會現實中的矛盾往往會轉彎抹角地凝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觀念，意識形態中的對立觀念又勢必表現為作品形式結構上的特點。《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正是現實中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說中子一代的出走與封建家長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潰，正是對這一矛盾的想像態解決。
《家》這種講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啟蒙主義話語中非常典型，它對後來的家族小說創作起了極強的示範作用。對傳統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批判和徹底否定也成為這類小說一個持久而強大的主題。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繼承下來。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覺新
高覺新稱得上是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著阿Q一樣令人說不盡的復雜內蘊。關於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將之定為懦弱和自我壓抑，認為「這是一些習慣於自我剋制，自我貶抑，習慣於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氣，極力把自己的存在縮小到最大限度的人們，他們過份地謙抑，缺乏自信和強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隨時准備向一切橫逆低頭，為一切人犧牲。」見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頁。但這只是高覺新性格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滿膽氣和魄力的，在現實的困難面前，可以說他比《家》中的任何人都勇於承擔責任，敢於面對挑戰。在不到20歲的年紀，父親去世，他就平靜地把大家庭的擔子放在自己年輕的肩上。在軍閥混戰、城中大亂的危險時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顧個人安危守住了公館。他是高家的頂樑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連親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馬。在公司里他是一個自信、能乾的職員，同事找他訴苦，老闆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氣和的一席話就「說得黃經理滿意地摸著八字鬍直點頭」。這樣的人何曾懦弱呢？他在生活中的妥協和退讓，並不像汪文宣（《寒夜》）那樣出於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軟弱，而更多地源自他頭腦中濃厚的禮教觀念和維護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要求子孫們「入則孝，出則悌」，凡是與這一原則相抵觸的都必須犧牲。生活成長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高覺新不能不深受影響。他所有可稱之為「懦弱」的行為都與他對長輩的絕對服從息息相關。他順從父親的意志，毫無怨言地放棄學業，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長輩選定的姑娘結婚；他遵從爺爺的命令，勸覺民答應馮家的婚事，因為「爺爺的命令不能違抗」；他不信什麼「血光之災」，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產，他卻不說一句反抗的話就忍受下來，因為他「擔不起那個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覺慧的每封信都交來過目，他也一一照辦，因為「三爸是家長，他的話我們不能不聽」。在這種道德信條之下他不能違抗長輩的命令，他只有犧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來換取家族的安寧。另外，作為高家的長子長孫，覺新對他的家族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目中，家族的榮譽和安寧高於一切。為了能擁有一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氣氛，他總是克己讓人。他所處的位置使他比別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槍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給他招來更多的煩惱和更多的敵人。為了大家庭的安寧，他只有處處退讓，事事容忍，自覺地恪守和維護家族秩序。他對陳姨太、王氏、沈氏的挑釁極力忍讓，陪她們打牌，買東西，在盡可能的范圍內極力敷衍她們。在王氏故意將自己兒子的臉打腫卻誣陷覺民時，覺新不是沒有是非觀念，但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覺民賠禮道歉。覺民不從，他就主動去替他挨罵。在他的忍讓背後，是他不惜犧牲自己，維持大家庭和睦安寧的良苦用心。這種自我犧牲、克己退讓的生活當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長吁短嘆，但當弟弟們勸他拿出勇氣為自己爭取幸福時，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責任，想起父親臨終前的囑托，覺得自己「除了犧牲以外，再沒有別的出路」。
然而，身處文化轉型時代的高覺新與父輩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再也不能像父輩那樣從這種自我犧牲自我奉獻中獲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在新與舊的夾縫之間，傳統的倫理道德雖然還在影響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行為，但它卻失去了原來作為社會價值信仰體系的神聖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義、道德倫理法則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具體到高覺新，他的種種犧牲、忍讓便喪失了意義，它們換來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們無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幾乎在每一次他為維護大局而做出讓步和自我犧牲的時候，兩個受到「五四」新文化影響、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場上的弟弟都會憤怒地指責他這不過是一種懦夫行為，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害人害己。而且，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梅的悲劇，瑞珏的慘死，都使他意識到傳統價值觀念的荒謬。它們從內外兩方面對覺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強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毀了他的價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慮和痛苦。
這種痛苦對每個個體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無論是出於本能抑或自覺，覺新都必然要尋求新的出路。他貪婪地閱讀本地報紙上轉載的北京消息，積極購買新思潮雜志報刊，都可以視為他尋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在很多時候，他也確實站在新的價值立場一邊。在弟弟妹妹叛逆行為的關鍵時刻，總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覺慧的離家出走，若沒有他在經濟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然而這種新的價值觀念同樣不能給他以真正的安慰。長輩的責罵自然在意料之中，家裡其他人也為此而諷刺他，挖苦他，辱罵他——他成了兩個兄弟的擋風牆和受氣筒。他因此而深深煩惱。然而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更為強大的拆解力量仍然來自於他自身。每當他順從弟弟的心願，或不得不支持他們的叛逆行為時，傳統的倫理規范和價值准則又反過來嚙食他的心。覺慧等人離經叛道、膽大妄為，令他驚恐不安，生怕他們有什麼閃失，因為「爹臨死時把你們兩個交給我，我如果不能夠好好地保護你們，我將來在九泉之下還有什麼面目去見他老人家？」更重要的是，深受禮教和傳統價值規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對這種試圖推翻舊的家國形式、崇尚個體自由的新思想新觀念懷有疑懼之心。他的位置決定了他不可能像覺民、覺慧一樣很快地崇信一種全新的價值體系，更多的時候，他還是習慣於站在舊的立場上。作為自幼在中國傳統氛圍中長大的青年，覺新比別人更能體會到中國文化和傳統社會的魅力。他對新的價值體系並不能完全認同。這樣，他又喪失了從新的文化價值觀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盡管那是一種崇尚個體力量，張揚個性，充滿進取精神和個人英雄主義氣概的文化體系，但對並不篤信它的覺新而言，它同樣不能給他帶來自信與精神滿足感。
表面上看來，這種文化上的兩難不過使他人格分裂：「在舊社會里，在舊家庭里，他是一個暮氣十足的少爺；他跟他的兩個兄弟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但透過表象，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帶給他的其實是作為一個人的最深的痛苦——他喪失了生存的價值標尺，因而無法從他的任何生命活動中獲得幸福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運和自然的愛子。我只是一個勞動者。我穿著自己的圍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廠里，做自己的工作。——然而我卻是一個沒有自己的幸福的勞動者。」沉重的痛苦感、絕望感正是覺新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徵。關於他的心理狀態，書中隨處可見的是這樣一些語句：
我不是青年，我沒有青春，我沒有幸福，而且永遠不會有幸福。
我是不要緊的。我這一生已經完結了。
我的心已經老了，我的心境已經到了秋天。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現在是飄落的時候了。
我會留在籠子里，我會永遠留在籠子里。
我這一輩子是完結了……我曉得我不會活到多久！
的確，「當一個人無法意識到自我的價值和意義的時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遠是被動的、消極的，並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在這時，人生對他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見王富仁《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頁。在痛苦和絕望中備受煎熬的覺新也曾試圖以「作揖主義」「不抵抗主義」調合兩類人群、兩種價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無功罷了。因為這兩種文化是絕對調合不到一塊去的。而他本人，也只有終身在這種被撕裂的充滿絕望的痛楚中苦苦掙扎。死亡也許是這類人惟一的解脫。其實年紀輕輕的覺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過死。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後來也的確死於自殺。
然而這種痛苦並不僅僅是個別現象，而是所有處於文化轉型夾縫中的中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歷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個民族在現代的苦澀命運。魯迅不也多次慨嘆過自己處於「明暗之間」的「中間物」的尷尬嗎？從這個意義上講，覺新這一人物形象有著極為深刻的時代與文化意義。
2．覺慧
覺慧是一個寄託著巴金理想主義激情的新人形象。在「五四」精神的影響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滿激情與反叛精神，憎恨一切違背人道、戕害人性的舊道德、舊禮教。作家把他寫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膽，大膽，再大膽」是他面對強大的傳統勢力時鼓勵自己的信條。他有平民思想，平時堅持不坐轎子，並愛上婢女鳴鳳。他下決心不去做高老太爺所期望的那種「紳士」，也反對大哥覺新的「作揖哲學」與「不抵抗主義」，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過來」。他敢於對抗封建家長的旨意，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社會革命活動中。他支持和幫助覺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長，在高老太爺病危之際，他敢於堅決反對驅鬼捉神的迷信把戲。最後，他又毅然從封建家庭中出走。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個叛逆者。當然，他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英雄，他幼稚單純，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點和歷史局限。比如，他對鳴鳳的愛情就遠不如鳴鳳對他那麼堅定和忠貞。盡管他的愛已經擺脫了封建的取向，開始把人的價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實際上並不能逾越那一道階級的天塹。在關鍵時刻他一直猶豫不決，反而在痛苦之餘決定「把那個少女放棄了」。小說沒有迴避他的缺點，而是深刻揭示了他當時悲憤欲絕的心理狀態，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譴責：
我是殺死她的兇手。不，不單是我，我們這個家庭，我們這個社會都是兇手！……
她平日總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終於把她拋棄了。我害了她，我有責任。我的確沒有膽量……我從前責備大哥同你沒有膽量，現在我才曉得我也跟你們一樣。我們是一個父母生的，在一個家庭里長大的，我們都沒有膽量……我也恨我自己！……
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實可信。
3．女性形象
對大家族中女性命運的關注也是《家》的一個重要主題。她們多是些舊女性，雖然時代變遷，但她們大多仍一成不變地囿於家庭與禮教的牢籠，演繹著女性千百年來不變的沉默、匱乏、痛苦的主題。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寫了梅、鳴鳳、琴，也代表了幾種不同的性格和命運。梅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在包辦婚姻和家長專制的制度下，她失去愛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後，「陪著那個頑固的母親，過那種尼姑庵式的生活」。不如此，她又有什麼辦法呢？按照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女人應該「從一而終」，青年孀居幾乎就等於進了活棺材。對於這時的梅來說，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從某種意義講，生卻顯得更為殘酷。因為她失去的不僅是愛情和婚姻，而且隨之而去的還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權利、生的慾望和希望。盡管時代變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風也已經吹進她的生活，但對在舊禮教、舊道德環境下長大的梅來說，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運正如她自己所說：「一切都是無可挽回的了。不管時代如何改變，我的境遇是不會改變的。」「我的一生已經完了」。她沖不出禁錮著她的環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無形的鎖鏈，最後只能抑鬱而死。
鳴鳳是作家為我們提供的另一個命運悲慘的女性形象。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這個黑暗王國的最底層，整日小心翼翼地過著勞累、卑微的生活。太太、老爺們的責罵對她來說是家常便飯。與覺慧的愛情，給她的生活帶來一縷陽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歡樂。但是，在幸福快樂的同時，她無時無刻不感覺到恐懼與渺茫。因為，她知道自己是沒有資格獲取真正的幸福的。後來，高老太爺果然要把她當禮物送給封建遺老馮樂山做姨太太。她的苦苦哀求絲毫不能改變高老太爺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願意因為自己毀了覺慧的前程。作者在抒寫鳴鳳的遭遇時，突出地表現了她心靈的美。小說中，鳴鳳之死是寫得最為動人的篇章。其中，有她大段的獨白：
他是屬於另一個環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業。他應該做一個偉大的人。她不能夠拉住他，她不能夠妨礙他，她不能夠把他永遠拉在她的身邊。她應該放棄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讓他犧牲他的一切來救她。她應該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應該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經到了這樣，如果不犧牲他，便無可挽回了。然而對她來說，他比她自己還更寶貴，她甘願犧牲她自己。她這樣想著，就定下了最後的決心。
作為一個貧苦、善良、美麗的婢女，鳴鳳的愛充滿了奉獻精神。她的愛情的主要內容就是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來保護自己所愛的人，而絕不願意以犧牲他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幸福。最終，年僅17歲的她選擇了投湖自盡。這樣一個純潔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毀滅，就是對封建專制制度最強烈的血淚控訴。
三、藝術成就
《家》不僅在思想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且在藝術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結構上，它借鑒了《紅樓夢》的寫法，將高家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或縮影來寫，從中反映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舊中國的整個社會動態，反映出時代的本質規律。發生在高公館新舊之間、主僕之間，以及主子內部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對抗，就是當時社會上各種尖銳矛盾的縮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也集中體現了幾千年中國社會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則。
《家》里的人物眾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終以覺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們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將眾多的事件貫穿起來，使整部小說緊湊周密、有條不紊，同時又波瀾起伏，曲折有致，顯示了作者高超的構思能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無論是作為封建家長代表的高老太爺，還是作為「五四」新人代表的覺慧、覺民，還是作為歷史的「中間物」的覺新，以及眾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畫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風貌和精神特點，為新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擊黑暗，追求光明，描繪光明與黑暗展開搏鬥的中國社會。不過，他不是冷靜地審視，他的作品裡充滿了愛和憎的主觀的激情。他寫小說就像給一位知心朋友寫長信傾吐心曲，熱情坦率，情感充沛，語言汪洋恣肆，如行雲流水一般，表達對舊制度的強烈的憎恨和反抗與變革的熱情，贊頌美麗的青春，抒發對年輕的生命的熱愛：
我寫作時差不多就沒有停筆構思。字句從我的自來水筆下面寫出來，就像水從噴泉里冒出來那樣地自然、容易。但那時候我的激動卻是別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個心靈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寫的人物都在我的腦子里活動起來，他們跟活人完全一樣。他們生活，受苦，戀愛，掙扎，歡笑，哭泣以至於死亡。為了他們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寫小說，卻是他們自己借了我的筆在生活。
（選自巴金《愛情的三部曲·總序》）
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強烈的沖擊力和感染力，特別能引起青年人的共鳴與喜歡。
『肆』 巴金文學名著《家》
《家》，中國作家巴金的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被認為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
主要人物：覺新、覺民、覺慧，錢梅芬，李瑞珏，琴，鳴鳳
情節：
整個作品由三部分主要情節構成：第一部分不斷顯示家長權威的高老太爺和這種權威所遭遇的挑戰，以致以他的死亡象徵著這種權威的徹底喪失。這種挑戰來自兩方面，一是他的兒子輩的人，坐吃山空的荒唐生活在腐蝕著這種家長制，一種是孫子輩的新青年針鋒相對的反抗，典型事件就是覺民拒絕他安排的婚事最終逃婚成功。第二部分是舊式家族制度的犧牲品，即覺新、梅、瑞珏等人的生活，長輩們安排了他們的生活和人生道路，在沉重的心理負擔下，他們痛苦地接受著人生的一個個打擊。以覺新的故事為主線，先是美好的愛情被父母之命殘酷地粉碎，接著是美好的家庭被「血光之災」的妄語所破壞，他的人生似乎只有到以淚洗面、唉聲嘆氣地步了。第三部分是家庭的叛逆者，以覺慧為代表的，他們不僅叛逆這個舊的家庭，而且要向整個社會制度挑戰，追求眾人的幸福和安樂。附帶出來的故事，還有侍女鳴鳳青春的覺醒和本能的反抗
『伍』 誰有好書可以推薦推薦的呢
處理世俗事務《厚黑學》，修身養性《菜根譚》，口才以鍛煉為主，有個叫《交際與口才》的雜志可以看看，別的么。。劉墉的《我不是叫你詐》
『陸』 初中生名著《家》的大概內容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長篇系列小說《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現代文學中描寫封建大家族興衰史的優秀長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徵、弊端和罪惡，指出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是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座豐碑。
《家》中的故事發生於「五四」前後，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風起雲涌、激烈動盪的歷史轉折時期。背景是中國當時還很封閉的內地——四川成都。那裡有一個官僚地主階級的大家族——高公館，公館中除了老太爺，還有五房分支。小說主要以長房中的三兄弟：覺新、覺民、覺慧的故事為經，以各房以及親戚中的各種人物為緯，描繪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畫面，集中展現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態，也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封建大家族衰落、敗壞以至最後崩潰的歷史過程。新文學問世以來，以揭露舊家庭舊禮教為題材的創作很多，但以長篇系列小說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規模，對封建家族在現代逐步走向崩潰過程做系統深入描寫的，《家》以及《春》《秋》還是第一次，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說寫了覺新、覺民、覺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寫了幾對年輕人——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覺民與琴，覺慧與鳴鳳之間的戀愛、婚姻糾葛，寫了他們不同的遭遇；寫了學生請願，覺慧被關禁閉，兵變驚亂，鳴鳳、梅芬、瑞珏相繼慘死，覺民逃婚，覺慧出走……通過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舊禮教，更指向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其所描述的戀愛婚姻悲劇的真正意義，也不只是主張自由戀愛，而是喚醒青年「人」的意識，啟迪與號召他們與封建家庭決裂。在作者看來，覺慧與婢女鳴鳳的戀愛悲劇，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之間的婚姻悲劇，其根源都在於他們追求幸福愛情、婚姻的願望與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舊的家族所代表的專制制度，扼殺了他們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寫這部小說，目的在於他要以筆為武器，對這個「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訴」：
我寫《家》的時候，我彷彿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掙扎。我陪著那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歡笑，也陪著他們哀哭。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的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被逼著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以至於得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但同時它又充滿詛咒。我有過覺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寫完了《家》，我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憤恨才有機會傾吐出來。所以我在1937年寫的一篇「代序」中大膽地說：「我來向這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訴）。」我還說，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潰的這個信念鼓舞我寫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歷史，寫這一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後還有兩個續篇：《春》和《秋》。
（選自《和讀者談談〈家〉》，《巴金研究資料》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單元家族的記憶《家》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歷史。我所寫的應該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歷史。這裡面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的路，逼近它自己親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寫包含在那裡面的傾軋、斗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在那裡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叛徒，一個幼稚的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在那舊家庭裡面我們是悶得緩不過氣來了。
（選自巴金《關於〈家〉十版改訂本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正像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那樣，當時「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說，是「五四」給了他一雙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則為他提供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實的材料庫。正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小社會」在1919—1924年間的故事，巴金錶達了他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產兒」的不無矛盾的社會觀和文化觀。
一方面，小說描寫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並將他們設置為新舊兩大陣營。一邊是以高老太爺、馮樂山、高克明、周伯濤以及高克安、高克定為代表的老一輩統治者，他們專橫顢頇，虛偽頑固，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說中所有不幸的製造者，而以高覺民、高覺慧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以叛逆者的形象構成與父（祖）輩的尖銳對立：
他（覺慧）把祖父的瘦長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幾眼。忽然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子里。他覺得躺在他面前的並不是他的祖父，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們，這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夠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這個瘦長的身體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
這一場景成為小說中人物關系的一個頗有意味的象徵。人生道路與價值觀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說中，道德風貌的高下被認為是區分兩代人的最大標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輕一代代表著正義、良知，而老一代則代表著虛偽無恥和殘忍邪惡，二者善惡分明。小說中總是立足於年輕人的敘述視角將這一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立足於「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傳統的儒家思想觀念的價值立場。由這種立場出發，小說猛烈地抨擊「巫師捉鬼」和「血光之災」的封建迷信，對喪禮和婚禮繁瑣的風俗也大加嘲諷，斥之為「滑稽」。「從情緒上來說，這部小說是一張控訴狀，寫出了舊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惡，如愛情的不自由、個性的壓抑、禮教的殘忍、長者的絕對權威和衛道者的無恥。」見羅成琰、閻真《儒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配合著這種情緒，小說採用了一種相當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語言，書中人物常常以情感誇飾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訴……」來形容他們的心理狀態，表達他們的個人心緒，從而使這種個人宣洩變成一種社會抗議行為。而所有其他復雜的人生情緒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種情感化色彩化的語言形態是在激進的反傳統反專制的30年代文化心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又成為這一種文化心態能夠延續和發展的基本載體。」見許子東《巴金與「青年革命心態」》，載《當代小說閱讀筆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這樣一種情節模式正是現實生活的矛盾在文學中的反映。《家》所誕生的時代，正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落後挨打的形勢下尋求自強自立、重建文明的時期。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對富國強兵的追求，維新變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繼歸於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流於形式，中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失序的局面。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看來，在於中國自身，正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阻礙著中華民族走向強盛。中國要想擺脫落後的命運，必須與這個傳統徹底決裂。而這種決裂只有通過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醜化才能實現。因此，在他們的筆下，傳統成了罪魁、元兇、魔鬼、食人者。「啟蒙思想家們幾乎一開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補理論課，為民主共和制所象徵的意識形態尋找價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見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321頁。但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輕易消失的，它必然會與新興力量產生尖銳的對立和沖突。而社會現實中的矛盾往往會轉彎抹角地凝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觀念，意識形態中的對立觀念又勢必表現為作品形式結構上的特點。《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正是現實中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說中子一代的出走與封建家長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潰，正是對這一矛盾的想像態解決。
《家》這種講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啟蒙主義話語中非常典型，它對後來的家族小說創作起了極強的示範作用。對傳統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批判和徹底否定也成為這類小說一個持久而強大的主題。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繼承下來。
『柒』 20180813廣發收盤點評：土耳其里拉與北京四環邊的平房
盤面觀察今日開盤大幅低開後，午後軟體、晶元概念股走強，三大股指反彈。創業板指數收復1500點關口。收盤滬指報2785.87點，跌0.34%，深成指報8844.86點，漲0.36%，創指報1531.34點，漲1.30%。
後市展望
周末，土耳其里拉貶值的新聞在市場上蔓延。開盤之初，市場表象傾向於負面，但市場後續的又在往正面走。同一件事，哪怕同一個場景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看法。讓我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
有次，一個地產大佬在新浪北京總部錄制節目，站在大樓上，隔著巨大的落地玻璃遠眺，感嘆道：「怎麼四環邊上還有這么一片平房啊？應該可以買地蓋樓。」
」潘總，那是北京大學。」 新浪的工作人員回答道。
後來許子東教授去新浪錄制節目，站在相同的地點，也發出感慨，一百年前，馬路對面的北京大學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一百年之後，文化中心成了門戶網站，還有微博。（參見《許子東現代文學課》第二講）
回到土耳其里拉貶值，有人覺得里拉貶值會造成新興國家的資本外流，中國作為新興國家，資本外流會進一步造成 人民幣貶值。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土耳其里拉貶值，會對歐元體系產生威脅，進而影響到歐元，目前人民幣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如果歐元這個重要貨幣貶值，對人民幣並非是件壞事。如果美土關系惡化，對中美貿易摩擦說不定也是正面影響。
在不同觀點的交鋒的市場里，市場波動會加大，目前市場的表現就是如此，但這不成為擾動市場的主流因素。目前，進入市場的投資者主要看重估值低，處於底部位置。當前的市場也是分歧最大的時候，稍有風吹草動都會出現不同的觀點。
操作策略
目前市場估值處於底部位置，總體走勢將維持「震盪+輪動」的格局，優質個股投資的吸引力逐漸體現。【投資顧問文賦，執業證書編號：S02606110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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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巴金的哪一篇文章的主人公是林覺琴
1、巴金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林覺新
2、主要內容是什麼（詳細）?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長篇系列小說《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現代文學中描寫封建大家族興衰史的優秀長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徵、弊端和罪惡,指出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是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座豐碑.
《家》中的故事發生於「五四」前後,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風起雲涌、激烈動盪的歷史轉折時期.背景是中國當時還很封閉的內地——四川成都.那裡有一個官僚地主階級的大家族——高公館,公館中除了老太爺,還有五房分支.小說主要以長房中的三兄弟：覺新、覺民、覺慧的故事為主,以各房以及親戚中的各種人物為緯,描繪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畫面,集中展現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態,也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封建大家族衰落、敗壞以至最後崩潰的歷史過程.新文學問世以來,以揭露舊家庭舊禮教為題材的創作很多,但以長篇系列小說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規模,對封建家族在現代逐步走向崩潰過程做系統深入描寫的,《家》以及《春》《秋》還是第一次,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說寫了覺新、覺民、覺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寫了幾對年輕人——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覺民與琴,覺慧與鳴鳳之間的戀愛、婚姻糾葛,寫了他們不同的遭遇；寫了學生請願,覺慧被關禁閉,兵變驚亂,鳴鳳、梅芬、瑞珏相繼慘死,覺民逃婚,覺慧出走……通過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舊禮教,更指向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其所描述的戀愛婚姻悲劇的真正意義,也不只是主張自由戀愛,而是喚醒青年「人」的意識,啟迪與號召他們與封建家庭決裂.在作者看來,覺慧與婢女鳴鳳的戀愛悲劇,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之間的婚姻悲劇,其根源都在於他們追求幸福愛情、婚姻的願望與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舊的家族所代表的專制制度,扼殺了他們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寫這部小說,目的在於他要以筆為武器,對這個「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訴」：
我寫《家》的時候,我彷彿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掙扎.我陪著那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歡笑,也陪著他們哀哭.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的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被逼著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以至於得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但同時它又充滿詛咒.我有過覺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寫完了《家》,我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憤恨才有機會傾吐出來.所以我在1937年寫的一篇「代序」中大膽地說：「我來向這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訴）.」我還說,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潰的這個信念鼓舞我寫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歷史,寫這一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後還有兩個續篇：《春》和《秋》.
（選自《和讀者談談〈家〉》,《巴金研究資料》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單元家族的記憶《家》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歷史.我所寫的應該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歷史.這裡面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的路,逼近它自己親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寫包含在那裡面的傾軋、斗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在那裡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叛徒,一個幼稚的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在那舊家庭裡面我們是悶得緩不過氣來了.
（選自巴金《關於〈家〉十版改訂本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正像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那樣,當時「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說,是「五四」給了他一雙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則為他提供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實的材料庫.正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小社會」在1919—1924年間的故事,巴金錶達了他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產兒」的不無矛盾的社會觀和文化觀.
一方面,小說描寫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並將他們設置為新舊兩大陣營.一邊是以高老太爺、馮樂山、高克明、周伯濤以及高克安、高克定為代表的老一輩統治者,他們專橫顢頇,虛偽頑固,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說中所有不幸的製造者,而以高覺民、高覺慧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以叛逆者的形象構成與父（祖）輩的尖銳對立：
他（覺慧）把祖父的瘦長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幾眼.忽然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子里.他覺得躺在他面前的並不是他的祖父,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們,這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夠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這個瘦長的身體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
這一場景成為小說中人物關系的一個頗有意味的象徵.人生道路與價值觀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說中,道德風貌的高下被認為是區分兩代人的最大標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輕一代代表著正義、良知,而老一代則代表著虛偽無恥和殘忍邪惡,二者善惡分明.小說中總是立足於年輕人的敘述視角將這一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立足於「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傳統的儒家思想觀念的價值立場.由這種立場出發,小說猛烈地抨擊「巫師捉鬼」和「血光之災」的封建迷信,對喪禮和婚禮繁瑣的風俗也大加嘲諷,斥之為「滑稽」.「從情緒上來說,這部小說是一張控訴狀,寫出了舊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惡,如愛情的不自由、個性的壓抑、禮教的殘忍、長者的絕對權威和衛道者的無恥.」見羅成琰、閻真《儒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配合著這種情緒,小說採用了一種相當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語言,書中人物常常以情感誇飾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訴……」來形容他們的心理狀態,表達他們的個人心緒,從而使這種個人宣洩變成一種社會抗議行為.而所有其他復雜的人生情緒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種情感化色彩化的語言形態是在激進的反傳統反專制的30年代文化心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又成為這一種文化心態能夠延續和發展的基本載體.」見許子東《巴金與「青年革命心態」》,載《當代小說閱讀筆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這樣一種情節模式正是現實生活的矛盾在文學中的反映.《家》所誕生的時代,正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落後挨打的形勢下尋求自強自立、重建文明的時期.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對富國強兵的追求,維新變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繼歸於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流於形式,中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失序的局面.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看來,在於中國自身,正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阻礙著中華民族走向強盛.中國要想擺脫落後的命運,必須與這個傳統徹底決裂.而這種決裂只有通過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醜化才能實現.因此,在他們的筆下,傳統成了罪魁、元兇、魔鬼、食人者.「啟蒙思想家們幾乎一開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補理論課,為民主共和制所象徵的意識形態尋找價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見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321頁.但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輕易消失的,它必然會與新興力量產生尖銳的對立和沖突.而社會現實中的矛盾往往會轉彎抹角地凝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觀念,意識形態中的對立觀念又勢必表現為作品形式結構上的特點.《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正是現實中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說中子一代的出走與封建家長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潰,正是對這一矛盾的想像態解決.
《家》這種講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啟蒙主義話語中非常典型,它對後來的家族小說創作起了極強的示範作用.對傳統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批判和徹底否定也成為這類小說一個持久而強大的主題.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繼承下來. vjPVct 2014-11-02
『玖』 《激流三部曲》中《家》,《春》《秋》的故事簡介
《激流三部曲》以成都為背景，描寫了1919年至1924年中國歷史處在轉折時期這一風起雲涌的動盪時代中，封建大家庭高家四代人的生活。記述了一個封建大家庭走向分化與衰落，以及青年一代沖破封建宗法束縛，走向新生活的過程，描繪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掀起的改變舊生活的偉大力量。此外，《憩園》是《激流三部曲》尾場，主要講述了一座以「憩園」命名的花園的先後兩代主人的命運。
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是作者的代表作，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933年5月，首次於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家》中描寫了高氏三兄弟的戀愛故事，其中高覺慧與婢女鳴鳳構成了第一個悲劇事件；高覺新與錢梅芬及瑞珏構成了另兩個悲劇事件。她們的不幸都與高老太爺直接間接地相聯系著。作品在描寫青年一代愛情悲劇的同時，揭示了造成這種悲劇的根源——封建大家庭的必然的衰落過程：高覺慧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創辦雜志，對家中在道德禮法掩蓋下的種種腐敗現象十分厭惡，他的祖父高老太爺是家中的專制魔王，一手包辦兒孫的婚姻，造成了梅芬、鳴鳳、瑞珏、覺新等人的悲劇，覺慧不滿大哥覺新的「作揖主義」，積極支持二哥覺民抗婚。最後，當這個封建大家庭的象徵高老太爺死去時，覺慧毅然離家出走，奔向新的生活。
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1938年3月上海開明書店初版。主要情節是，高克明要把女兒淑英嫁給輕浮浪盪的陳公子，周伯濤要把女兒蕙嫁給品行惡劣的鄭某。盡管她們都對自己的婚事不滿，但生性懦弱的蕙逆來順受，對她充滿同情愛慕的覺新又不敢幫她擺脫困境，她只得按照父命出嫁，最後含恨死去。蕙的死教育了高家的年輕人，在覺民、琴等人的鼓舞幫助下，淑英終於逃到上海，重獲新生，迎來了自己生命中自由、美好、絢麗的春天。這部小說表現了不合理的、丑惡的婚姻制度對婦女的摧殘以及對封建專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訴和批判。
激流三部曲第三部《秋》，上海開明書店1940年7月初版。作品《秋》的從封建家族後繼人的墮落上以及從封建觀念受毒最深的懦弱者的反抗上，描寫了封建大家庭高家的最後衰敗。主要情節是：經過一系列事變之後，克明和覺新雖然還想維持高家的門面，但它已經到了千瘡百孔、無法挽救的地步。克明的兒子不爭氣，克安、克定公開納妾宿娼，克定的女兒淑貞不堪父母逼迫而自殺。克明死後，克安、克定鬧著分家，最後將高公館賣掉，各家搬出另覓住處，高家徹底崩潰。《秋》是解剖封建社會教育弊病的一本書。巴金在揭示這種愚昧、專制的封建家庭教育戕害靈魂的同時，又深入地提示了這種反動教育在怎樣地一步步地傷害這個少年的生命，梅的夭折就是對萬惡的封建制度殺害下一代的血淚控訴
『拾』 《巴黎聖母院》《魯濱孫漂流記》《復活》《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小橘燈》《雷雨》《家》分別是誰寫的
雨果 法國 寫的是一個外貌醜陋但心地善良的人。
笛福 英國 魯賓遜很喜歡海上歷險，一次，他所坐的船遭難，就他一個人生存，他在島上靠自己生存，並救了一個野人，叫星期五，最後由救了一個人，他是船長，於是他終於離開了那個島，後來過得很好。
列夫.托爾斯泰 俄國 這個不太清楚啊o(∩_∩)o...哈哈
普希金 俄國 這個童話書上有些介紹吧o(∩_∩)o...哈哈
冰心 中國 這是十幾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個春節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慶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個鄉村的鄉公所樓上。走上一段陰暗的仄仄的樓梯，進到一間有一張方桌和幾張竹凳、牆上裝著一架電話的屋子，再進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間，和外間只隔一幅布簾。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著一張條子，說是她臨時有事出去，叫我等著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隨手拿起一張報紙來看，忽然聽見外屋板門吱地一聲開了，過了一會兒，又聽見有人在挪動那竹凳子。我掀開簾子，看見一個小姑娘，只有八九歲光景，瘦瘦的蒼白的臉，凍得發紫的嘴唇，頭發很短，穿一身很破舊的衣褲，光腳穿一雙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牆上的聽話器，看見我似乎吃了一驚，把手縮了回來。我問她：「你要打電話嗎？」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點頭說；「我要XX醫院，找胡大夫，我媽媽剛才吐了許多血！」我問：「你知道XX醫院的電話號碼嗎？」她搖了搖頭說：「我正想問電話局……」我趕緊從機旁的電話本子里找到醫院的號碼，就又問她：「找到了大夫，我請他到誰家去呢？」她說：「你只要說王春林家裡病了，他就會來的。」
我把電話打通了，她感激地謝了我，回頭就走。我拉住她問：「你的家遠嗎？」她指著窗外說：「就在山窩那棵大黃果樹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說著就噎、噎、噎地下樓去了。
我又回到裡屋去，把報紙前前後後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詩三百首》來，看了一半，天色越發陰沉了，我的朋友還不回來。我無聊地站了起來，望著窗外濃霧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黃果樹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個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媽媽。我下樓在門口買了幾個大紅橘子，塞在手提袋裡，順著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門口。
我輕輕地叩著板門，剛才那個小姑娘出來開了門，抬頭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後來就微笑了，招手叫我進去。這屋子很小很黑，*牆的板鋪上，她的媽媽閉著眼平躺著，大約是睡著了，被頭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臉向里側著，只看見她臉上的亂發，和腦後的一個大髻。門邊一個小炭爐，上面放著一個小沙鍋，微微地冒著熱氣。這小姑娘把爐前的小凳子讓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邊。不住地打量我。我輕輕地問：「大夫來過了嗎？」她說：「來過了，給媽媽打了一針……她現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說：「你放心，大夫明早還要來的。」我問；「她吃過東西嗎？這鍋里是什麼？」她笑說：「紅薯稀飯——我們的年夜飯。」我想起了我帶來的橘子，就拿出來放在床邊的小矮桌上。她沒有做聲，只伸手拿過一個最大的橘子來，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兩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輕輕地探捏著。
我低聲問：「你家還有什麼人？」她說：「現在沒有什麼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沒有說下去，只慢慢地從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來，放在她媽媽的枕頭邊。
爐火的微光，漸漸地暗了下去，外面變黑了。我站起來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極其敏捷地拿過穿著麻線的大針，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對地穿起來，像一個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著，又從窗檯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蠟頭，放在裡面點起來，遞給我說：「天黑了，路滑，這盞小橘燈照你上山吧！」
我贊賞地接過，謝了她，她送我出到門外，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說：「不久，我爸爸一定會回來的。那時我媽媽就會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畫一個圓圈，最後按到我的手上：「我們大家也都好了！」顯然地，這「大家」也包括我在內。
我提著這靈巧的小橘燈，慢慢地在黑暗潮濕的山路上走著。這朦朧的橘紅的光，實在照不了多遠，但這小姑娘的鎮定、勇敢、樂觀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覺得眼前有無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經回來了，看見我提著小橘燈，便問我從哪裡來。我兌：「從……從王春林家來。」她驚異地說：「王春林，那個木匠，你怎麼認得他？去年山下醫學院里，有幾個學生，被當做共產黨抓走了，以後王春林也失蹤了，據說他常替那些學生送信……」
當夜，我就離開那山村，再也沒有聽見那小姑娘和她母親的消息。
但是從那時起，每逢春節，我就想起那盞小橘燈。十二年過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來了。她媽媽也一定好了吧？因為我們「大家」都「好」了！
曹禺 中國 30年前，周家少爺周朴園同侍女侍萍私下相愛了，他們生下了兩個兒子，但是周家反對他們的結合，為了給周朴園找一個門當戶對的闊小姐，硬是把侍萍逼走了。侍萍懷著滿腔的悲憤，拋下大兒子周萍，抱著小兒子投河自盡。被搭救之後，她嫁給了魯貴，並生了一個女兒四鳳。
30年後，靠著盤剝工人，周朴園已經成為一個煤礦公司的董事長。他又有了一個年輕的妻子繁漪，並且有了一個兒子周沖。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命運的捉弄，魯貴和四鳳先後來到周公館做了傭人，魯大海（侍萍抱走的那個小兒子）也到周家煤礦上當了工人，並作為罷工代表反抗著周朴園的剝削和壓迫。周朴園是個「社會上的好人物」，但在家裡，卻是一個專制的家長。在這樣一個令人窒息的家庭中，罪惡在悄悄上演：周萍和自己的繼母繁漪私通，後來為了擺脫繁漪的糾纏，也為了悔改自己「以往的罪惡」，他到四鳳那裡尋找寄託，並讓四鳳有了身孕。侍萍來到周家，與周朴園相認，雖然周朴園一直思念著侍萍，但當她真的出現在面前，他又覺得她是來算舊賬的，試圖用錢替自己贖罪，遭到了侍萍的拒絕。
終於，在一個雷雨的夜晚，所有的矛盾沖突有了一個總爆發。得知自己和周萍的血緣關系，不堪忍受打擊的四鳳沖入雨中，不幸觸電身亡。一直暗戀著四鳳的周沖追了出去，也為救四鳳而觸電。在一片混亂中，周萍開槍自殺。最後，只剩下憔悴的周朴園，陪伴著痴呆的侍萍和瘋了的繁漪。劇本描寫了這樣一個殘酷的世界，每一個人都「在盲目地爭執著，泥鰍似的在情感的火坑裡打著昏迷的滾，用心來拯救自己」，但不管怎麼掙扎，怎麼呼號，也難以逃脫悲劇性的命運。
雖然對於這種悲慘命運的成因，作者歸結為宇宙里斗爭的「殘忍」和「冷酷」，以及這斗爭背後的或者叫做「上帝」或者叫做「命運」的主宰，但悲劇的直接原因還是周朴園30年前所造的罪孽，因此，劇本客觀上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周朴園所代表的那個階級。
周朴園是一個典型的資本家化了的封建家長，在社會層面上，他是一個冷酷的吸吮工人血汗的資本家，干盡了昧心的勾當；在家庭層面上，他是個自私專橫的家長，容不得半點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從精神上、感情上、心靈上，壓迫著他的妻兒，造成了繁漪的畸形反抗，並製造了新的罪惡。通過這個人物，作者揭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封建性，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意味。當然，周朴園也不是某種政治概念的符號，而是血肉豐滿的復雜人物，他對於侍萍的感情是真摯的，面對侍萍時流露的懺悔也不是虛偽的做作。
另一個人物侍萍則純然是一個受害者，不僅自己身受其害，而且自己的女兒又重蹈覆轍，甚至陷入更悲慘的命運中，這種悲劇性深刻表現了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人物的不幸，控訴了社會的不人道。
巴金 中國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長篇系列小說《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現代文學中描寫封建大家族興衰史的優秀長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徵、弊端和罪惡，指出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是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座豐碑。
《家》中的故事發生於「五四」前後，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風起雲涌、激烈動盪的歷史轉折時期。背景是中國當時還很封閉的內地——四川成都。那裡有一個官僚地主階級的大家族——高公館，公館中除了老太爺，還有五房分支。小說主要以長房中的三兄弟：覺新、覺民、覺慧的故事為經，以各房以及親戚中的各種人物為緯，描繪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畫面，集中展現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態，也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封建大家族衰落、敗壞以至最後崩潰的歷史過程。新文學問世以來，以揭露舊家庭舊禮教為題材的創作很多，但以長篇系列小說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規模，對封建家族在現代逐步走向崩潰過程做系統深入描寫的，《家》以及《春》《秋》還是第一次，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說寫了覺新、覺民、覺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寫了幾對年輕人——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覺民與琴，覺慧與鳴鳳之間的戀愛、婚姻糾葛，寫了他們不同的遭遇；寫了學生請願，覺慧被關禁閉，兵變驚亂，鳴鳳、梅芬、瑞珏相繼慘死，覺民逃婚，覺慧出走……通過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舊禮教，更指向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其所描述的戀愛婚姻悲劇的真正意義，也不只是主張自由戀愛，而是喚醒青年「人」的意識，啟迪與號召他們與封建家庭決裂。在作者看來，覺慧與婢女鳴鳳的戀愛悲劇，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之間的婚姻悲劇，其根源都在於他們追求幸福愛情、婚姻的願望與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舊的家族所代表的專制制度，扼殺了他們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寫這部小說，目的在於他要以筆為武器，對這個「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訴」：
我寫《家》的時候，我彷彿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掙扎。我陪著那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歡笑，也陪著他們哀哭。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的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被逼著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以至於得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但同時它又充滿詛咒。我有過覺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寫完了《家》，我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憤恨才有機會傾吐出來。所以我在1937年寫的一篇「代序」中大膽地說：「我來向這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訴）。」我還說，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潰的這個信念鼓舞我寫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歷史，寫這一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後還有兩個續篇：《春》和《秋》。
（選自《和讀者談談〈家〉》，《巴金研究資料》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單元家族的記憶《家》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歷史。我所寫的應該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歷史。這裡面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的路，逼近它自己親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寫包含在那裡面的傾軋、斗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在那裡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叛徒，一個幼稚的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在那舊家庭裡面我們是悶得緩不過氣來了。
（選自巴金《關於〈家〉十版改訂本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正像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那樣，當時「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說，是「五四」給了他一雙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則為他提供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實的材料庫。正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小社會」在1919—1924年間的故事，巴金錶達了他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產兒」的不無矛盾的社會觀和文化觀。
一方面，小說描寫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並將他們設置為新舊兩大陣營。一邊是以高老太爺、馮樂山、高克明、周伯濤以及高克安、高克定為代表的老一輩統治者，他們專橫顢頇，虛偽頑固，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說中所有不幸的製造者，而以高覺民、高覺慧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以叛逆者的形象構成與父（祖）輩的尖銳對立：
他（覺慧）把祖父的瘦長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幾眼。忽然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子里。他覺得躺在他面前的並不是他的祖父，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們，這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夠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這個瘦長的身體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
這一場景成為小說中人物關系的一個頗有意味的象徵。人生道路與價值觀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說中，道德風貌的高下被認為是區分兩代人的最大標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輕一代代表著正義、良知，而老一代則代表著虛偽無恥和殘忍邪惡，二者善惡分明。小說中總是立足於年輕人的敘述視角將這一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立足於「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傳統的儒家思想觀念的價值立場。由這種立場出發，小說猛烈地抨擊「巫師捉鬼」和「血光之災」的封建迷信，對喪禮和婚禮繁瑣的風俗也大加嘲諷，斥之為「滑稽」。「從情緒上來說，這部小說是一張控訴狀，寫出了舊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惡，如愛情的不自由、個性的壓抑、禮教的殘忍、長者的絕對權威和衛道者的無恥。」見羅成琰、閻真《儒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配合著這種情緒，小說採用了一種相當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語言，書中人物常常以情感誇飾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訴……」來形容他們的心理狀態，表達他們的個人心緒，從而使這種個人宣洩變成一種社會抗議行為。而所有其他復雜的人生情緒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種情感化色彩化的語言形態是在激進的反傳統反專制的30年代文化心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又成為這一種文化心態能夠延續和發展的基本載體。」見許子東《巴金與「青年革命心態」》，載《當代小說閱讀筆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這樣一種情節模式正是現實生活的矛盾在文學中的反映。《家》所誕生的時代，正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落後挨打的形勢下尋求自強自立、重建文明的時期。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對富國強兵的追求，維新變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繼歸於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流於形式，中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失序的局面。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看來，在於中國自身，正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阻礙著中華民族走向強盛。中國要想擺脫落後的命運，必須與這個傳統徹底決裂。而這種決裂只有通過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醜化才能實現。因此，在他們的筆下，傳統成了罪魁、元兇、魔鬼、食人者。「啟蒙思想家們幾乎一開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補理論課，為民主共和制所象徵的意識形態尋找價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見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321頁。但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輕易消失的，它必然會與新興力量產生尖銳的對立和沖突。而社會現實中的矛盾往往會轉彎抹角地凝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觀念，意識形態中的對立觀念又勢必表現為作品形式結構上的特點。《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正是現實中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說中子一代的出走與封建家長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潰，正是對這一矛盾的想像態解決。
《家》這種講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啟蒙主義話語中非常典型，它對後來的家族小說創作起了極強的示範作用。對傳統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批判和徹底否定也成為這類小說一個持久而強大的主題。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繼承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