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小說創作的現代性問題
❶ 概述沈從文小說創作特色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語言格調古樸，
沈從文及其作品 (5張)
句式簡峭、主幹突出，單純而又厚實，朴訥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沈從文以鄉村為題材的小說是典型的鄉村文化小說，它不僅在整體上與都市「現代文明」相對照，而且始終注目於湘西世界朝現代轉型過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規定的鄉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跡及歷史命運。整個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一如他那實在而又頑強的生命，給人教益和啟示。
❷ 沈從文的作品是反現代性的嗎
我認為沈從文的作品不是反現代性，而是反對人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把美好的人性給丟了。
❸ 概述沈從文小說創作特色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語言格調古樸，沈從文及其作品 (5張) 句式簡峭、主幹突出，單純而又厚實，朴訥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沈從文以鄉村為題材的小說是典型的鄉村文化小說，它不僅在整體上與都市「現代文明」相對照，而且始終注目於湘西世界朝現代轉型過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規定的鄉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跡及歷史命運。整個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一如他那實在而又頑強的生命，給人教益和啟示。
❹ 沈從文的小說創作有些什麼特點
創作風格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幹突出，單純而又厚實，朴訥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
沈從文以鄉村為題材的小說是典型的鄉村文化小說，它不僅在整體上與都市「現代文明」相對照，而且始終注目於湘西世界朝現代轉型過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規定的鄉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跡及歷史命運。整個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一如他那實在而又頑強的生命，給人教益和啟示。
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
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習作選集代序》）。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煥，字崇文，後改名沈從文，筆名有休芸芸、懋琳、甲辰、上官碧、小兵、炯之等，齋名窄而霉齋，男，湖南鳳凰人，中國現代文學家、小說家、散文家和考古學專家。
(4)沈從文小說創作的現代性問題擴展閱讀：
一、小說集
《蜜柑》、《雨後及其他》、《神巫之愛》、《龍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駿圖》、《如蕤集》、《從文小說習作選》、《新與舊》、《主婦集》、《春燈集》、《黑鳳集》、《蕭蕭》、《阿麗思中國游記》、《邊城》、《長河》。
二、散文集
《從文自傳》、《記丁玲》、《湘行書簡》、《飄零書簡》、《湘西》、《廢郵存底》、《燭虛》、《雲南看雲集》。
三、學術著作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龍鳳藝術》。
❺ 以沈從文的小說創作為例，試論京派小說的創作特點（簡答）
"京派"的基本特徵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30年代的文學格局，是鄉土與都市兩種文化背景的對峙，而這種對峙體現在文學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兩種文學團體。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別活躍在京津和上海它們介於左翼和國民黨文化之間，持有自己獨特的主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有著極大的影響。
京派和海派的對峙和沖突，是30年代中國社會的重要主題。1934年1月10日，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了《論海派》一文，無意間引發了一場"京派"和"海派"的論爭，這場論爭看似偶然，卻蘊含著20世紀中國文學的諸多基本母題：如傳統與現代、東方和西方、鄉土與都市、沿海與內陸等等，從而折射出了古老的農業中國，在向現代文明轉換過程中的豐富景觀。
一、"京派"小說
（一）京 派（定義）：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學於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城市，堅守自由主義立場的作家群體，他們追求文學（學術）的自由與獨立，既反對從屬於政治，也反對文學的商業化，是一群維護文學的理想主義者，其基本成員是大學教師和大學生，以《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志》、《水星》為主要陣地，以沈從文、廢名、朱光潛、凌叔華、蕭乾、李健吾、蘆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林庚等一批學者型的文人，即非職業化作家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從文。
（二）京派文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京派文化是鄉土文化的典型象徵，具有雙重的文化和美學特徵：一方面對現代性既追求，又懷疑，從而導致對現代性的焦慮；另一方面，是在現代性的強大沖擊下，對本土的傳統美感日漸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種輓歌情懷。
（三）文學觀念
京派小說家們的文學觀念和主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堅持自由主義，反對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干預和制約；其次，追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對抗文學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歷史語境中，京派作家無疑是處在邊緣的，因為左翼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海派主張文學商品化，而他們的主張與時代格格不入，但是他們所追求的文化價值和人文理想，他們對人的尊嚴、對和諧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種永久的啟示意義。
（四）藝術特徵
京派小說家創作的共同特點是：多帶有鄉土氣息，具有來自鄉野的質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風格，並由於對本土經驗的眷戀和回歸的渴望，其文體都具有一種抒情性。如廢名的《橋》、沈從文的《邊城》、蘆焚的《果園城記》等。
（五）京派代表作家
京派作家之中以小說著稱的，有沈從文、廢名、蕭乾、蘆焚、林徽因等，他們的作品除了具有京派的共同特質以外，每個人又都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風格，關於廢名前面我們已經講過，關於沈從文我們以後將列為專章講述，下面介紹一下其他作家。
1、蕭 乾（1910－1999）
青年時代及晚年時代的蕭乾
①、創作概況
蕭乾生於北京東直門里城牆根一帶的貧民區里，是蒙古族的後裔，父母先後早逝，淪為孤兒，自幼飽經人生炎涼，這些經歷，日後成為他全部小說創作的誘因。在創作上，受到過楊振聲、沈從文、林徽因等人的指導。著有短篇集《籬下集》、《栗子》、《落日》，還有長篇小說《夢之谷》等。
②創作分析
蕭乾的小說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從"兒童視角"出發，展現成人的世界，抒發人間的世態炎涼、冷熱和不平等的遭遇。這類作品有《籬下》、《矮檐》等，小說中都有堅忍的媽媽形象（寡婦或者棄婦），包含著作者對自己母親的回憶。
第二類是宗教題材小說，把鋒芒直接指向了教會的偽善和冷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國當時社會條件下與殖民主義相似的歷史作用。這一類作品有《皈依》、《鵬程》、《曇》等。
第三類是愛情小說，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長篇小說《夢之谷》（1938年）。《夢之谷》是一部自傳體成長小說，依據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愛情經歷，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寫的是一個18歲的北京青年一個人流浪到嶺東，在一家中學教國語，深受語言隔閡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中，他認識了一個美麗的姑娘"盈"，她也能說一口純正的國語，但是卻有著不幸的遭際，兩個人同病相連，於是產生了愛情，在"夢之谷"中度過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後來卻被一個惡霸劣紳霸佔，於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戀情就以悲劇而告終。這個小說取材於蕭乾的自身經歷，具有一種震撼心靈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傾訴的美麗的輓歌。但小說出版時已經是1938年，在那種戰爭的環境中，"夢之谷"超塵脫俗的品質與時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並沒有在文壇引起太大的反響。
2、蘆 焚 （1910－1988） ① 創作概況
蘆焚也就是師陀，師陀是他1946年之後使用的筆名。30年代的蘆焚雖然沒有後來成熟，但是卻已經顯示出強勁的創作勢頭，著有短篇小說集《谷》、《里門拾記》、《落日光》、《野鳥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說集《谷》與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畫夢錄》一起，獲得了《大公報》文藝獎金。蘆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氣質，善於描寫場景，其小說深切地表現了北方農村的衰敗。抗戰前蘆焚去了上海，後來陷入孤島而長期蟄居。
蘆焚（師陀）
② 藝術特點
蘆焚象沈從文一樣，也自稱為鄉下人、土人，但是兩個人的風格卻有著很大的區別，比之沈從文，蘆焚筆下的鄉土世界少了幾分想像，多了幾分真實，遠離了田園牧歌的擬想，代替的是中原農村的衰敗與荒涼，是活脫脫的現實世界，他不是從人性中升華出神性，而是在崩潰著的內地鄉村風習中散發出類似李賀詩篇的陰沉的鬼氣。
3、林徽因（1904―1955） ①作家簡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音樂的"音"，是京派中的文學沙龍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經留學英美，兼通中西文學，又熟悉繪畫、戲劇、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築師。林徽音的才氣、容貌、詩名，令許多文人傾倒。她秀麗聰穎、性格熱情，有著非同凡響的審美氣質，當時她和梁思成的家，是京派文人聚會的場所。由於是名門閨秀，優越的地位和優裕的生活條件，使她有條件把文學真正作為獨立而自由的人生與藝術理想，從而是天然的"為藝術而藝術派"。
② 創作分析
林徽因小說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評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現代性的實驗性作品，寫的是一個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別特徵的作品還是描繪大家閨秀心態和體驗的小說，如《鍾綠》、《文珍》、《綉綉》等篇，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託著作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從命運不好的人們身上反轉到自身，而感悟到年華易逝，美的短暫，滲透了小說家自己的切身體驗和感悟。但是沙龍的格局最終也劃定了林徽因的小說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京派其他的作家還有楊振聲、李健吾等人
❻ 新中國成立後，沈從文為什麼放棄了文學創作，轉而投入民俗文化和歷史文物的整理
「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於詩情的作家。一條綿長千里的湘西水，維系著他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託。鳳凰古城的風土人情，那揮之不去的遙遠回憶，承載著他的作品主題，呼喚著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追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而都市題材的上流社會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這獨特的價值尺度，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從而寫出《邊城》、《湘西》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寄託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這種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
沈從文就是這樣一個善良、多情、敏感的人，一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作家，和同時代許多描繪現實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里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所以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魯迅就曾說他是「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作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為一個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總是用一種善良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鄉沱江的水那樣透明，他經不起在這純潔感情里摻上褻瀆的污點。永遠的湘西是他的一個情結，是他的寫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經和沈從文融為一體。他想「跳」出來也不大可能。他對自己的湘西情結與時代精神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困惑不已。這種心理一直纏繞著他。任何打擊都會觸動他孱弱的神經。」
而促使沈從文最終與文學訣別是：北平解放前夕，沈從文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正是基於這種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學卻貼出壁報，全文抄轉了郭沫若發表於香港的《斥反動文人》，指責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斗爭情緒」。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由此帶來的巨大壓力，使得沈從文竟致於一度神經錯亂。北平解放後，沈從文作為小說家或大學教授都已不合時宜，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改行。
從此中國的文壇少了一個沈從文，中國的文物界多了一個沈從文，這是中國文壇的憾事，卻是文物界的幸事。沈從文離開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他從最低的博物館講解員做起，一講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時冷板凳要坐一輩子。這因為有了這樣的選擇，「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一場又一場的文壇爭斗。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睿智而不虛榮，懦弱恰含剛強。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陰，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實現了真正的人生價值。曾與沈從文同屬「京派」作家的最後一位傳人汪曾祺後來說他：「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難言；亦得亦失，得失難言。步入冷徑仍採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
其實，沈從文對文物也是有感情的，否則他不會改行到博物館。沈從文與文物的最早接觸，按《從文自傳》的說法，是十幾歲在湘西「統領官身邊作書記」時，登記其收藏的舊畫古董。抗戰時期在昆明西南聯大，流連於工藝品之美，時時在地攤上撿一點價廉物美的東西，大多是後來他經常提到並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壇壇罐罐」。四十年代末，北大籌建博物館，他就自願去幫忙，那時已是頗具眼光了。就是如此，五十年代轉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後，他還是主動當了十年的「講解員」。這種艱苦的實物學習以及不為人知同樣刻苦的文獻披覽，使他具備了罕見的綜合文物研究的能力。這是他個人悟性與努力的結果。
沈從文所走的文物研究之路，與同時代的文物專家不同，他不是正統文物科班出身，也沒有經歷過家傳古玩的熏陶、古玩經營的歷練，可他像自己個性一樣，以自己的獨特，走自己的文物研究之路：他照例十分認真地研究文物制度，並掌握了廣泛的雜文物知識，尤其使衣著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於定論有異樣的看法，「不僅是這些搞字畫的專家的『權威』，對於一般文物常識少興趣，即搞博物館的同行中大專家『權威』。看不起文物常識，不相信常識能解決問題、推翻迷信」（《用常識破傳統迷信》）。關鍵處就是「專家知識」有時沒有「常識輔導」，結果走不通，而有「知識」少「常識」的專家，憑的是書本和成見、經驗和感覺，因為不了解或不願下功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識」。他們的權威地位隔斷了這些極具意義的「常識」對學術發展的作用，而沈從文的後半生就是鍥而不舍地為「常識」的普及而奮斗。沈從文的身體力行對當今的文玩研究與鑒定是否有現實意義？
我們不得不佩服沈從文研究文物的獨到和眼力，是金子總是要發光的，不管他在什麼位置，總能有驚人的表現與成就，從1957年到1963年，他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並且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明錦》、《中國的瓷器》等學術專著。
1978年，受胡喬木的關懷，沈從文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從「文革」前就嘔心瀝血的八開本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精印出版。胡喬木致函祝賀：「以一人之力，歷時十餘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巨制，實為我國學術界一重大貢獻，極為可賀。」這部著作成為領導人出訪贈送外國元首的禮物，同時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空白，從而奠定了沈從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代服飾學家的地位。
他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對前人和他人用力甚少或是根本沒注意過的雜文物乃至於「非文物」的關注與研究。用現在的觀點看，早先的沈從文是很不入流的，以自己的趣味和喜好買些大路貨，看完就到處送人，因為原本就不值錢，但沈從文卻能從它們身上看出價值，所以他會對那些堆積文物庫房永遠不能展出或是出土後毫不引人注目的東西報以熱情，在他看來，「貨幣價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文物價值」的器物，「惟有能夠把它當作古代物質發展史的地下材料看，才會覺得這里有豐富的內容，值得我們用一種新的態度來發現，來研究，來理解」(《我們從古漆器可學些什麼》)。只有理解他的這種學術關懷，才能明白他的期待和選擇。
他的目光所關注的雜文物有：綢緞、漆工藝、玉工藝、陶瓷加工、金屬加工、前期山水畫、圖案、鏡子、扇子、燈、屏風、飲食用具、地毯、紙、車輛、肩輿、船、兵器、馬的應用和裝備、馬技與馬戲、馬球以及其它球類、雜伎、舞樂、獅與獅子舞、熊經鳥伸、玻璃、琉璃等等，其中也有「金石瓷玉」，不過他的角度是工藝而非單純器物鑒定。這些繁多而有趣的課題由於各種原因，沈從文只留下一些片段，過多的干擾沖抵了他的勤奮與努力，這是他留給我們的另一個遺憾，否則我們就能有幸看到他更多的成就。
時至今日，我們再看沈從文所創作的湘西系列，那種鄉村生命形式的美麗，以及與它的對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結構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於自然，回歸自然的哲學。「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創作要負載的內容。我們不禁要驚嘆，沈從文的文學理想不正是我們當今這個時代所極力倡導的理念嗎？我們再回首一下他的文物研究的方法與成就，是否依然對當今火爆的古玩市場，有著某種警示和借鑒作用？
❼ 沈從文小說的局限性是什麼
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的主要貢獻以及特色是創造了「湘西」系類小說，但是他的創作十分全面，比如還有城市題材小說《八駿圖》、《紳士的太太等等》、還有早點寫過的農民工、大兵的的具有現實主義的作品《石子船》、《新與舊》、《建設》等等，此外還有一系列文學評論以及文學理論，比如《抽象的抒情》、《論馮文炳》等等，他是一個多產而且全面的作家。
沈從文小說的局限主要是其思想內涵十分矛盾，並不明晰。《邊城》、《長河》等系列作品，廣大讀者讀到的是作品的清新，被作品表面的美好、溫婉所蒙蔽，而感受不到作品背後作者隱藏的深深地憂愁。而且，在那個「內憂外患」的時代，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沈從文提出從大文化的角度去改造民族，希望通過雄強的苗人的性格的塑造，「在老態龍鍾的民族裡注入一股新鮮的血液」，使中華民族堅強起來，這種主張是不合時宜的，這也註定了沈從文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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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 現代性 對抗 共謀
論文摘要：沈從文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對話，表面上似乎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在其論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中以沈從文小說《新與舊》為例，認為應當從中國現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審視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個新舊錯雜的時代，對於消解單一的線性歷史時間，消解現代性的有關『進步』的整一圖景，建立審美主義的多重視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這篇重要的文章為日後的學術研究留下了理論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命題無疑指向了沈從文創作與文學現代性兩者之間的糾葛上來。近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進行著喋喋不休的爭辯卻又總是莫衷一是，有些學者認為沈從文的現代性本身不證自明，另有人則專門寫文章從文本內在邏輯論證湘西系列的現代性因素，當然，也有堅持認定沈從文向來是以「反現代性」姿態出現的。各種觀點的碰撞看似有著某種理論自足性，但這種自圓其說往往顯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種理論自娛。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歷來的研究無疑忽視了兩個重要的向度：其一，現代性本身的全部復雜性；其二，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兩點可能使我們的研究漸次走向深人，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澄清問題本身。
一、復雜與歧義：現代性的諸多面向
現代性的價值根基在於它的普遍主義，就主體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於它的反思性；就其客體外在化的歷史存在方式而言，在於它的斷裂性。「斷裂」一詞在這里具有非凡的意義，它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性與文學性相觸碰的瞬間，可能產生的巨大張力。一方面，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激進的思想形式，直接表達現代性的意義，它表達現代性急迫的歷史願望。它為那些歷史變革開道吶喊，當然也強化了歷史斷裂的鴻溝。另一方面，文學藝術又是一種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斷的對現代性的歷史變革進行質疑和反思，它始終眷戀歷史的連續性，在反抗歷史斷裂的同時，也遮蔽和撫平歷史斷裂的鴻溝。」現代性的這些品格使其內部充滿了糾葛，經常出現的悖論使現代性處於不斷的調整和重構之中。因為這些不同氣質的存在，現代性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客體，在其內部總存在著有趣的對話，顯現出繁雜性與歧義性。沈從文的創作無疑參與了這場對話，並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鮮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納人到現代性的多維語境中來。人們經常將沈從文的作品與廢名(馮文炳)等人的創作進行比較。其實，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與現代性關繫上，那後者顯然較前者決絕和純粹的多。廢名的視點是人的神性，帶著濃重的宗教意味，因此與現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曖昧關系，無論是物質的現代化或是精神的現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視野之外；沈從文的視點則是人性，雖然人性也常常藉助宗教性得以表現，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來極純粹的湘西小說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一個與之相對的異質世界，滲進一點桃源外的嘈雜之聲，更毋寧說他筆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說。這種有意識的反思特徵，使沈從文的創作與中國社會／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即在外部物質世界現代化所呈現的斷裂中，「眷戀著歷史的連續性」，甚至是有意通過對歷史的回溯達成對這一「連續性」的有效梳理。對「桃源世界」或過往歷史的話語撫摸乃是對正在進行時的「現代化」的呼應。
這顯然是一個有趣的命題：為何作為作家的沈從文在現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這樣一種策略，即更多的藉助湘西的邊緣文化視點來縫合現代性的「斷裂」。這與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相關，也就是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這樣的觀點：「我經常說，當代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並存的奇異的國家。」E23這個奇異模型的建構其實並非始於今日，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樣的情況就因為各種復雜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國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具體語境下，我們有必要把現代性拆解為兩個不同的范疇，即物質現代性與精神現代性。這種看似武斷的拆分在研究中國現代性問題上無疑具備某種有效性，因為從一開始，這兩者在中國就不是同步並行的，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物質現代性的發生在中國顯然是被動的，在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市場秩序漸次形成之後，閉關鎖國終於無法抵制堅船利炮的侵襲，而這一切背後直指經濟利益。世界格局的現時要求使中國不情願卻必須捲入這場物質現代化的風暴中，但因為其自身社會經濟結構的滯後，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屬品，甚至是犧牲者。精神現代性的發生則比之稍晚，並且具有非常獨特的品性：「中國的現代性起源於民族國家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國人對社會現代化渴望，大於現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尋，更缺乏對現代性本身的質疑和批判。因此，『現代性』概念在中國既代表著『理想』，又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與此同時，由於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並置逐漸成為一種十分明顯的文化生態，現代性的反思遂藉助兩者的對峙展開。另一方面，這種對峙又十分顯著的與地域文化直接相關。不僅主流文化形態(即具有現代性特徵的文化)之間以地域特徵為旗幟展開對話(在文學上表現為「京派」與「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態也積極參與到對話中來，或是為激進的社會革命提供現實的依據——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農村社會的作品；或為民族革命提供悲壯的依據——比如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等等。沈從文同樣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對話，但顯出獨特性：在表面上，他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藉助對湘西這一邊緣文化內景的描述與之對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又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二、封閉的環形：《蕭蕭》中的現代性自反特徵
我們以具體的文本來坐實上述關於沈從文對現代性的抗爭與共謀這一命題。在實際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忽視對文學的耐心解讀，單純羅列出一些作品附會某個預設命題的現象比比皆是。實際上，與現代性抗爭或共謀的行為只可能也必須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文本外化出來，好的作家總是通過文本修辭的巧妙安排來表現他對問題的思考。這里選取《蕭蕭》和《邊城》兩篇小說，試圖通過對其文本內部呈現出的復雜圖景進行解讀，從而有效關照沈從文作品中的現代性。
對於《蕭蕭》的來說，沈從文設置了一個圓形的結構。小時起始，嗩吶的聲響和平穩的花轎支撐起整個畫面，讓人覺得新鮮。在小說的結尾，又是嗩吶聲到門前，「屋前榆蠟樹籬笆間看熱鬧」的人們最終也盼到那平穩的花轎。文本敘述在此時封閉了自我，表現出一種寂寞感。小說家同時為這一自足的敘述空間設置了井然有序的線性時間維度，故此雖然不免在時間推進的過程中出現某些波折，比如朦朧的女學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現、嬰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時問流脈扶平，彷彿晴朗夏El水面上掠過的一絲微風，留下些須波紋，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這個消弭的過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現之於蕭蕭，有如儺送的出現之於翠翠。小說家顯然沒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為對於蕭蕭來說，花狗大的出現顯然是預示著她即將面臨著一個新的人生儀式，就像不久前她剛剛出嫁一樣。不同之處在於，這次的儀式帶有某種程度的自然性。
沈從文細致的給我們展現了這個儀式全部微妙過程，而儀式本身其實正是關於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儀式的原始色彩因為其間的山歌而顯得更加鮮明：「天上起雲雲重雲，地下埋墳墳重墳，嬌妹洗碗碗重碗，嬌妹床上人重人。」「嬌家門前一重坡，別人走少郎走多，鐵打草鞋穿爛了，不是為你為哪個?」花狗大和蕭蕭的吸引是雙向的，「健康、優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種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當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懷孕的事再也瞞不住的時候，生存境遇與順序時間的微妙關系便產生了：
「這件事情既經說明白，照鄉下人規矩，倒又像不甚麼要緊，只等待處分，大家反而釋然了。……蕭蕭次年二月間，十月滿足，坐草生了一個兒子，團頭大眼，聲響洪壯。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規矩吃蒸雞同江米補血，燒紙謝神。一家人都喜歡那兒子。生下的既是兒子，蕭蕭不嫁別處了。」這是一個關於人的存在與時間關系的寓言，本身其內部包含著現代性的重要維度，關於人自身的思考。我們上面說過，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因為處在當時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應有的成分，比如關於人自身的合理叩問。沈從文恰恰從現代性相對穩定的一維入手，關注變中的不變——即人性本體，固而顯得與自然的文化生態格格不入。
從文本對女學生的描寫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沈從文小說現代性的另外側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現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徵。沈從文是通過精心編排的修辭技巧來展示這種反思的。女學生在文本中顯然是一個內涵甚廣的能指，它背後連接著一個與蕭蕭們的生存環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義上的現代形態的世界。女學生是溝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的關鍵元素。這一元素始終伴隨著蕭蕭的成長過程，成為她心中的一個情結。最初的時候，蕭蕭對於女學生的態度是暖昧的，「聽過這話的蕭蕭，心中卻忽然有了一種模模糊糊的願望，以為倘若她也是個女學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說的女學生一個樣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學生並不可怕，因此一來，卻已為這鄉下姑娘初次體念到了。」在懷了花狗的孩子以後，蕭蕭曾把女學生作為自己的某種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來要到城裡去尋自由了。「有一天，又聽人說好些女學生過路，聽過這話的蕭蕭，睜了眼做過一陣夢，愣愣的對日頭出處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結尾處，蕭蕭抱著和當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嬰兒毛毛，唱歌一般哄著他：「哪，毛毛，看，花轎來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體面不許鬧，不講道理不成的!不講理我要生氣的!看看，女學生也來了!明天長大了，我們討個女學生媳婦!」在這個圓形的、封閉的敘事結尾處，沈從文同時也封閉了關於女學生的故事。蕭蕭在敘事時間為十年的長度中，對女學生的看法最終又回歸到了原初的理解。這種略帶諷刺意味的修辭技巧中實際上以安插進小說家對於現代性的某種反思：在一個地區發展嚴重失衡的國家，現代性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三、突破輪回：「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
與《蕭蕭》中單純的封閉式結構不同，《邊城》雖然仍舊盡力描繪一個遙遠的世界，卻在環形的故事中打開了一個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靜生活中出現了「他者」——一種無名的、但卻人人可感的異質性因素。一個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將《邊城》中的關鍵意象做簡單的梳理，順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園牧歌生活在《邊城》中開始的自我顛覆。
應該說，小說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隻「方頭渡船」，如果說翠翠、爺爺、黃狗還有桃源般的景緻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畫，那麼渡船則是讀者進出這幅奇異畫卷的中介，它那麼自然的聯系著此岸與彼岸，讓時間的呈現方式不再和《蕭蕭》中一樣了。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樣，以全部的靜態雕刻著意讓這幅山水畫完滿，時間在「方頭渡船」上來回搖擺，輪回不斷，過渡的有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轎，翠翠總是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方回轉船上，把船牽靠近家的岸邊。在平靜如水的世界裡，甚至黃狗都是沒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兩個意象的出現突然將回環的時間流脈切斷，顯然，它們的意義已經超過了單純的民俗學意義，在小說中，一直隱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在這些線性時間的結點上獲得了自我呼喚：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現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體場景，小說從永恆的民俗學時間進人到歷史時間中去。在故事的結尾出，作家將這樣的時間向度坐視，爺爺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別是二老出走後能否歸來的不確定性，都將敘事的時間對准了未來。
從另一個維度看，如果說《蕭蕭》中表現出的現代性的自反特徵是通過對循環時間內部的蒙昧的批判達成，那麼在《邊城》中則著力表現「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我們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為邊城世界打開了一道缺口，外界的異質性因素帶著某種強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園牧歌式的秩序被質疑，「邊城牧歌」由此開始了自我顛覆的道路。如果說，《邊城》在表象上向我們展示的仍就是一個與其他湘西系列並無不同的田園世界的話，那麼其文本背後則實際上關涉著田園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正是所謂的「現代性」的他者的滲透造成了這種「自我顛覆」。海外漢學家王德威先生認為沈從文的湘西敘事既是對牧歌環境本身的表達，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這正是說明《邊城》是在突破了《蕭蕭》的敘事輪回之後達成「自我顛覆」狀態的。
四、結語
如果我們做更為細致的文本分析，就會發現幾乎沈從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歸納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現代性反思這兩個范疇里來。像《貴生》、《會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關於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類小說則更多寄寓著對現代性的某種反思，至於《邊城》則兩者兼而有之。我以為，沈從文筆下的現代性世界從來不是單一的，中國當時文化生態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單一的線性思維模式為依據的激進型現代性，而沈從文對此卻表現得不屑一顧。在他的文本中，我們讀到的是對現代性全部復雜內涵的解讀：包括現代性的自反特質(即反思性)和對人性本體的認真態度。事實上，沈從文並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固執可能造成當時人們的誤解，但他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判斷。正像他在《阿麗斯游記》中說的那樣：「我關心的是一株杏花還是幾個人?是幾個在生命中發生影響的人，還是另外更多未來的生存方式?」他選擇了後者，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但這樣的選擇卻正是一個真正優秀的文學家應該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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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簡述沈從文創作的獨特性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語言格調古樸，
沈從文及其作品 (5張)
句式簡峭、主幹突出，單純而又厚實，朴訥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沈從文以鄉村為題材的小說是典型的鄉村文化小說，它不僅在整體上與都市「現代文明」相對照，而且始終注目於湘西世界朝現代轉型過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規定的鄉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跡及歷史命運。整個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一如他那實在而又頑強的生命，給人教益和啟示。
❿ 現代文學考研簡答題：沈從文城市小說的人性主題
一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大作家，他創作的巔峰時期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魯迅稱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從文發表了短篇小說《柏子》，開始了他獨具特色的「湘西小說」的寫作，以人性作為文化視角的切入點，採用獨特的玲瓏剔透的牧歌式文體，描繪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緊密結合的生活畫卷。同時，沈從文用《紳士的太太》、《八駿圖》等「都市小說」，深刻揭露、無情鞭撻對摧殘、破壞人性美的種種社會陰暗面或罪惡勢力，從而造就了沈從文獨特的創作特點。沈從文看多了由達官貴人、舊家子弟、名媛、大學教授等構成的上流社會的虛偽、病態，便有意構建了一個神廟即湘西社會，來與這個都市社會相抗衡。在這個「精緻、結實、勻稱的小廟」里，「供奉的是人性」〔5〕。這中間沒有任何現代文明浸染，沒有生命的迷失及異化，每個人物的愛憎悲傷都體現著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從文的人性觀源於他獨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他出生的湖南省鳳凰縣，是一座位於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長樂，他們摯愛故土、善良勤勞、朴實單純，同時，又具有強旺的生命意識，自強不息、不畏強暴、敢於反抗。他家是一個軍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過雲南昭通鎮守使和貴州總督，官居二品。祖父因無子女，就將其弟沈宏芳的第二個兒子，苗婦所生的沈宗嗣承繼過來，這便是沈從文的父親。在他童年時代，家境不錯，用他自己的話說，「家中那時經濟情形還好，我在物質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親戚小孩好得多」〔6〕。這樣的家境使得他自小進入私塾習讀《論語》、《尚書》一類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嚴厲懲罰學生的制度與他的天性發生了沖突，不久他就開始逃學，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學會爬樹、斗雞，在農村的自然社會里摸爬滾打，也讓這方土地上淳樸的生活習性牢牢印在心裡。1917年，他父親由於謀刺袁世凱未遂而隱姓埋名，家庭敗落，沈從文不得不參軍謀生。此後5年的從軍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鄉人們的單純，家鄉山水的清麗，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殺人與殺人者被殺。生與死的猝然使理智正處於昏睡狀態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為了能夠支配自己的命運，他到北京求學。但社會剝奪了他進校讀書的權利,生存處境十分艱難。沈從文的社會地位使他與同當時上流社會完全割斷了聯系,獲得了下層人民的感情和立場。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層統治者對人民冷酷無情，都市大小商人趨利若蠅，文人們「東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會上的人們在小小恩怨中滾爬的自私與庸俗。諸如此類的病態人性與沈從文心中湘西淳樸、寬容、誠實、充滿愛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兩種對立的人生世界中，沈從文確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觀。
二
沈從文是現代中國作家中自覺將藝術觸角延伸到中國城鄉兩大社會區域兩類文化板塊中的小說家。他在描繪優美的「湘西世界」時，就用絢麗、纖巧的語言把讀者引入一個離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話般的藝術世界。表現知識分子和都市人生時，則因「新作家中契訶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紹進來」 ，「明白十九世紀舊俄幾個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後來他們的作品對於本國和世界做出的貢獻」〔8〕，而吸取了十九世紀西方現實主義小說手法，以精細委婉的筆調，刻畫人物曲折復雜的心理，在揭露舊社會種種墮落劣根和紳士道貌岸然的虛偽言行時，又多用諷刺於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閃爍批判鋒芒。
（一）沈從文的湘西系列小說以其自然、清新、雋永的風格贏得人們的稱贊。他從人性出發，給世人描繪出了一個獨特的湘西世界，構建了一個人性的神廟。如果把沈從文的湘西小說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樂園小說」系列，表現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態；另一類可稱為「失樂園小說」系列，表現的是處於歷史衰變過程的湘西生命形態。
1、充滿傳奇、神秘色彩的 「樂園小說」。這類作品以少數民族傳奇和民間故事為題材，描繪了極度神奇的夢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環境，展現了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生類型。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體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現人類童年時代自然文化現象的作品，如《龍朱》、《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月下小景》等等。這類作品往往根據少數民族某些生活習俗點染而成，有的通過尚處於自然時代的湘西土地上鄉村小兒女的自然人生形態和晶瑩的美好人性來構思。自然時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態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從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礎和雛形。生存於古老、原始封閉的湘西大地上的眾多少數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習俗往往帶有人類遠古時期原始文化的殘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過創作民俗故事和民間傳奇來展現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目的不是獵奇，而是通過對原始生命形態的懸想，呈現一種美好的人生境界。這類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觀情感的載體，是詩化的浪漫主義作品，作品極度誇張，人物和情節全面虛構和想像，人物形象極度完美。《媚金、豹子與那羊》和《月下小景》兩篇小說講述的是青年男女因為愛情不能實現而雙雙徇情的故事。無論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儺佑及其戀人，都折射著遠古湘西深沉曠遠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徵。在這里，男女愛情、兩性關系還沒有受到等級觀念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干預和制約，更沒有從物質財富關系引出人身依附觀念，兩性關系呈現著人類愛情尚處於童年時代的某些特徵。在愛與被愛、偷生與死亡之間，他們「不要牛，不要馬，不要果園，不要田地」，不要物質的一切，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熱、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萬有」。他們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萬物那樣遵從自然神性的安排。這樣的人物類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質、虛榮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態的「失樂園小說」。近現代社會帶給湘西的變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鄉之行，作者看到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9〕，為了控訴現代文明對湘西形成的罪惡，沈從文一改過去對湘西社會田園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極度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來表現湘西社會的潰爛。這類作品以沅水流域的鄉村人事為描寫內容，從近現代社會湘西古老民俗的轉型和變異以及非原生態下的民俗現象為視角，揭示古怪離奇的現實社會，從一個側面再現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會的現實。他在「失樂園小說」中，為我們展示了鄉村小人物的幾種不同的人生形態。
「落伍者」的人生形態。他們其實就是老湘西的兒子，他們所信守的都與過去相聯系而與變化了的現實脫節，他們的人生就像從疾馳的汽車後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見，卻在飛速後退。《會明》和《燈》刻畫了兩個「守舊」而不自知的舊軍人形象。「偉人」情結和「守疆」情結成為會明十年戰亂中觀念和行動的無聲號令與指南。老司務長頑固而忍耐地做著的則是一個「義仆」寄託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榮歸」故里的夢。兩個老兵的悲劇道出了作者對於浸淫在樸素社會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懷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態。他們的精神世界還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沒有主見，生命處於被動的自在、隨機狀態。《蕭蕭》中的蕭蕭十二歲做了童養媳，小丈夫不到三歲。她被幫工花狗引誘懷孕，最初的驚慌和隨之而來的懲罰過後，蕭蕭因生下一個健壯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終與小丈夫圓房了。蕭蕭的兒子牛兒十二歲也成了親。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從文還交代了一句：「這一天，蕭蕭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卻在屋前榆蠟樹籬笆看熱鬧，同十年前抱丈夫一個樣子。」懵懂的人生在這里周而復始。面對這種「懵懂」的人生形態，沈從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認為這種人生一方面單純庄嚴，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卻是來者如斯，單調沉悶，雖與自然貼近，卻與文明疏遠。
「反抗者」的人生形態。這里的反抗是指在現實的沉重打擊和靈魂極度震動後產生的一種本能、直覺的反應，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與《貴生》都是表現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敘述一個鄉下丈夫和到碼頭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從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將要離開河船時，把妻子給的錢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臉哭了起來，並轉而決然帶著妻子回家了。這類「反抗者」的人生形態表現出了湘西鄉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於他們畢竟有別於逆來順受者，因而多少為作者所欣賞。
「掙扎者」的人生形態。這是失樂園時代湘西芸芸眾生生活常態的反映，他們已沒有樂園時代天人合一、自得其樂的狀態，而是生活在變化莫測的時世中。《菜園》中的玉家母子本來過著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親「有教養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風度」，兒子也「把誠實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後兒子去北平讀書，三年過後帶回一個新媳婦，卻在某一天為縣里來人「請去」，一對年輕人因為「共產黨」罪名陳屍校場，寧靜的玉家菜園為一團恐怖的血霧所彌漫。又一個三年過去，到兒子生日的那個下雪天，隱忍獨活的母親自縊而死。這類小說最能體現沈從文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思想，表現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層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還為我們描寫了「堅守者」和「腐敗者」的人生形態。「堅守者」指的是在失樂園時代仍然堅持樂園時代人格品性、價值觀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敗者」是對湘西統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業》、《顧問軍》。
可以說，沈從文的「樂園小說」表現的是湘西的單純性，流露出沈從文對牧歌情致的神往傾心；而在他的「失樂園小說」中，表現的則是湘西的復雜性，流露出沈從文對田園牧歌的命運已經不無憂慮和信心不足，這使得沈從文產生了一種深廣的幻滅感，一種近乎宿命的感嘆在「失樂園小說」中屢見不鮮。令人遺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圖」氣勢的《長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從文「樂園小說」和「失樂園小說」的綜合體，是沈從文小說藝術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從文的都市系列小說寫的是城市知識階級，著重表現在現代文明沖擊下上層社會道德的墮落與人性的喪失。他說：「禁律益多，社會益復雜，禁律益嚴，人性即因之喪失凈盡。許多所謂場面上人，事實上說來，不過如花園中盆景，被人事強制曲折成為各種小巧而丑惡的形式罷了。一切所為，所成就，無一不表示對於自然之違反，見出社會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終自認「鄉下人」的沈從文，當他將小說創作視點由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湘西世界」轉移到現在生活在其間的都市社會時，沈從文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都市的情感厭惡和道德批判。沈從文對於都市文明與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寫始終圍繞下列三個方面進行：
1、病態的生理。沈從文都市小說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態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經衰弱、心衰氣短, 是沈從文都市小說人物常見的生理疾病。面色蒼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滯、咳嗽哮喘, 是沈從文小說人物的肖像與面色。小說《三三》中那位極有錢財的城裡青年,「白褲白鞋」,「白白的臉」是一位癆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島的那位都市青年, 卻是整日神情憂郁的懷鄉病者(《鳳子》) ; 到青島海濱休養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腎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駿圖》)。沈從文頻繁地分析指認都市人「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他把患有各種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稱為「閹寺似的人格」〔11〕, 從而體現出作家對都市病態人生的厭惡, 甚至是某種賤視。
2、病態的心理。沈從文深感都市文化對都市人性的扭曲或異化。沈從文對「醜陋」的都市人性描寫,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紳士淑女」們和都市知識者身上。《八駿圖》、《紳士的太太》、《王謝子弟》、《某夫婦》等作品活畫出都市「上流社會」紳士淑女們的虛偽人性。《紳士的太太》敘述一位身為國會議員的紳士、紳士的太太及另一紳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學歸來的少爺之間復雜微妙的感情沖突與糾葛。紳士瞞著妻子與別的女人偷情，太太出於對丈夫「負心」報復的心理支配，復與另一紳士家的少爺通姦，而這又是少爺與三姨太為隱瞞他們之間「亂倫」關系的必然結果，不久，少爺又宣布與另一名媛訂婚。在這群男女之間發生的只是一種無愛的情感與性游戲，人的兩性關系蛻變為純粹的動物行為，人之為人的感覺已經完全喪失。這個家庭表面一派溫情脈脈, 一派上等人家的風度修養,實質里, 充溢著毫無愧色的相互欺騙和放浪墮落。沈從文撕開紳士淑女虛偽的道德面具, 凸現出都市「道德」的虛偽與病態, 並以一種「類型化」方式擴大到都市人生界面。於是，沈從文的都市小說與他的鄉土小說相反, 不對人物作個性化細節化描寫,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碼和符號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稱人物,以類型化符號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個體特徵而顯現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質。
3、庸俗的人性。除了對「高等人」道德虛偽的揭示, 沈從文小說經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寫路徑, 展示著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說《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著妻子美美與同事有染, 面對不依不饒的妻子,「或人」只用虛偽的辯解和賠禮, 只花費少許錢為妻子美美買一副廉價的項鏈, 便平息了美美的憤怒。面對夫妻不忠的現實, 都市男子只花費一點點金錢一點點廉價的「誠意」, 便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這「誠意」與「項鏈」面前, 早已消除了憤怒與悲哀。在沈從文都市小說里, 丈夫多是虛情假義移情別戀的偽君子,女人則是輕易被金錢俘虜的性動物。沈從文把都市妓女與時髦女郎同視為金錢的動物,「她們要活, 要精緻的享用, 又無力去平空攫得錢, 就把性慾裝飾到愛情上來換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婦女也全是如此」。
三
綜觀沈從文的小說，人性是他表現的中心。他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裡獲得表現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與都市人性相對照中獲得表現的。沈從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對都市人的人性的壓抑與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構了一個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療救。他的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沈從文憑籍一種鄉村道德理性來解剖繁復的都市人生，價值觀的單向度勢必損耗都市文化豐富內涵的多維性。人類文明在前進中總會善惡是非並存，好中有壞，壞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從文卻予以全盤否定，這使他的人性批判難以獲得整體的哲學文化理性眼光，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