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現代派小說
『壹』 評價一下《紅高粱》這部小說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以《紅高粱家族》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譜學視閾中的暴力書寫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上，將暴力書寫描述成一條蔚為大觀的創作主線乃至潮流或許不乏爭議，如果言及其獨特別致的系譜學特徵，恐怕少有人持異議。它們或直面現實人生的殘酷、陰暗、醜陋，或旁覬心靈世界的冷漠、蕪雜與扭曲，陰沈、滯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觸目驚心之餘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質」和思考終極關懷。粗略說來，從魯迅的頗具規模的《狂人日記》、《孤獨者》等到沈從文的「砍頭」與「吃人」的《夜》，再到施蟄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從巴金的《滅亡》到蕭紅的《生死場》等，直至轟轟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尋根主義，時至今日，暴力書寫已經成為一種顯耀書寫：殘雪、劉震雲、莫言、蘇童、余華等等當代名家莫不涉此領域，甚至有些還因了商業因素的推動，逐步演化成為一種「暴力奇觀」。王德威在論述余華時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僅以文字見證暴力，更要讀者見識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諱言，如果拋開道德倫理層面對暴力書寫的負面判定，我們不難發現，暴力書寫其實有它豐富又深刻的意義和美學探求，即「以其豐富的精神信息，構成強大的精神沖擊力，無情地擊碎人們的日常經驗和日常思維，將人們逼到不得不正視這種既陌生又真實的藝術圖像的生存極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們喚發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熱切的創造欲，將開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脹到極限。」2 惟其如此，我們對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勢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書寫則從那種強制力的普通定義引申開去，包含兩大層面：主題內容和文體風格。一方面，暴力書寫成為書寫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結構和社會歷史結構」。3在此含義下，暴力也就體現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像暴力）、言語暴力（如辱罵）等等。另一方面，從文體風格看，暴力書寫是指一種暴力敘述風格，即敘述本身也成為一種文體的暴力。它還可分為狂放不羈的「硬暴力」和細膩綿密的「軟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選擇方面，除了眾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還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書寫有其一貫性，但抵達《檀香刑》時可謂高峰凸現，但正因為如此，筆者舍棄了刻意書寫暴力並達至巔峰的《檀香刑》而取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紅高粱家族》為中心文本。 二 主題：暴力迷戀 某種意義上，我們無論如何以怎樣的理論標簽來丈量鮮活多變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見肘之處，魔幻現實主義的稱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對暴力的書寫卻指向了迷戀的特徵，頗有魔幻色彩。我們可以稱之為輻射型暴力奇觀。當然我們可以相信並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書寫和性並非他的至愛，但實際上，暴力美學范疇和對暴力書寫的執著卻在在客觀顯示出他對暴力的迷戀。「用一支筆製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長項。久而久之，莫言臉上原本可被定義為憨厚淳樸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跡......從《透明的紅蘿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學范疇，中文視野內已無人出其右。」4 某種意義上說，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與生命的瘋狂式執著，可謂是「暴力的狂歡」。王德威指出，「我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嘆為觀止。過去與未來，慾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中，化為血肉凝成的風景。」5 《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觀往往以身體暴力為中心，形成一種散發式輻射型暴力呈現。最令人怵目驚心的莫過於活剝「羅漢大爺」的暴力場景。莫言對此似乎有種享受式的痴迷，他對整個場景的書寫可謂巨細無遺：無論是描述整個過程的宏觀流程，還是每一個部位的微觀審視。比如當他述及兩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狀態時，就不無暴力的指出，「父親看到那兩只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 日本兵拖著瓷盤，從民夫面前，從男女老幼們面前慢慢走過。父親看到大爺的耳朵蒼白美麗，瓷盤的響聲更加強烈」。 當然，單純如此判斷並定性莫言對暴力的變態迷戀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場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對暴力的宣淫式呈現才會激起親歷者、旁觀者（包含讀者）對日本侵略中國、草菅人命的殘暴方式的痛恨，同時在小說內部也推動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發與實踐。 莫言自然有他獨到的民間敘事與抒情方式，在《紅高粱家族》中，他的對「高密」野史世界的還原與創造式書寫以及對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的實踐都閃爍著少見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說中著名的「野合」場景描寫在蒙上了些許樸素的浪漫色彩之餘，卻同時彰顯出其中撲面而來的肉慾氣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場民間式的雲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慾望期待中也遊走著濃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鰲（名字就有一股霸氣）的「粗暴」和「剛勁」引發了奶奶「尖刻銳利的痛楚和幸福」。肉體的狂歡、暴力、勃發、對話就這樣風風火火地展開了。 不僅如此，在莫言的筆下還涌動著對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繪。比較典型的，如「槍」（同時它也隱喻了男根）以及與此相關的錯綜復雜的戰爭和駁火場景等等都表現了暴力的極受作者關注。與身體有關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釀造、飲用和軍事用途等）以及種種幫派的強盜式慾望（不同勢力在爭斗中的佔有和攫取等）較力中都彌漫了暴力的風采。 同時，我們在考察個體的行徑與軌跡時，也不難發現其中的暴力傾向。小說中的「奶奶」就是一個代表，無論是她與「爺爺」、黑眼等人的愛恨情仇，還是她的慷慨就義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書寫更多表現出大氣、狂放的一面，陽剛氣十足。 張閎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說的狂歡化傾向並不僅僅是一個主題學上的問題，而同時，甚至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風格學（或文體學）上的問題。狂歡化的文體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說藝術上最突出的貢獻。」6無獨有偶，王德威在論述莫言的時候也心有戚戚，「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他葷腥不忌、百味雜陳的寫作姿態及形式，本就是與歷史對話的利器。正經八百的評論莫言——包括本文在內——未免小看了他的視野及潛力。」7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同樣也典型的表現了其狂歡風格和文體的擴張性。 在莫言的這部小說中，盈盪著一種敢愛敢恨、敢做敢當、怒則大吼、痛則大叫的英雄氣概和言語霸氣。無論是塑造栩栩人生、鮮活跳躍的各類單個人物，還是描述其糾纏不清、善惡難辨的諸種舉動與復雜關系；無論是描摹客觀或詩意風景，還是勾勒種種激烈場域，莫言的那極具感官性的文字無不張力十足、噴薄而出，顯出一種狂放又陽剛的暴力姿彩。 隨手拈來，莫言在書寫「我奶奶」與王文義妻子被日本人機槍射殺的場景就汪洋恣肆的寫到，「奶奶倒地後，王文義妻子那顆長方形的頭顱上，迸出了紅黃相間的液體，濺得好遠好遠，濺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親看到這個小個子女人中彈之後，後退一步，身體一仄，歪在了堤南邊，又滾到河床上。她挑來的那擔綠豆湯，一桶傾倒，另一桶也傾倒，湯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鐵桶中的一隻，跌跌撞撞跳進河，在烏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著，從啞巴的面前漂過，在橋墩上碰撞幾下，鑽過橋洞，又從余司令從我父親從王文義從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過。」（重點號為筆者加註） 在這段話中作者先後以敘述人的客觀視角和父親的視角銜接論述仆地場景，同時又不斷以重復和豐富的形象詞彙加強氣勢，突破並超越了讀者的閱讀期待，滔滔不絕、大肆鋪陳，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風格。 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莫言的辱罵手法，它同樣也是一種語言暴力，「辱罵是『民間性』因素里最激進的一種方式......這種將生與死、高雅與卑下、強權與弱勢界限攪亂的辱罵，正是『民間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恆的力量之一。」8辱罵在《紅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復的功用和特徵，但其暴力色彩卻不約而同。如余占鰲和日本人血拚將近尾聲時，冷支隊長裝模作樣的趕來支持。余對這種背信棄義義憤填膺，在回答冷的話語時，他只有一句，「狗娘養的！」既是反擊冷的陰險，又是對因此死難兄弟的犧牲鳴不平。又比如，當小說中「父親」在看到日本汽車逼近緊張不已時，余司令嚴厲的喝道，「兔崽子，別動！」這種責罵既是對「父親」的愛護和安慰，又是一種勸責。而在「我奶奶」的另一個情人黑眼在從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訊時，黑眼怒沖沖地說，「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裡也給毀了！」這種怒罵中既包含了對余的不滿，也夾雜了對「我奶奶」的深沉愛意。當然，辱罵的場景和功用在其中還有更林林總總的表現。 某種程度上講，莫言《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書寫的狂放風格可謂是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話語言說者的獨特品格。 四 功用與內因：拯救的尷尬 僅僅蜻蜓點水言及莫言對暴力書寫有迷戀傾向是遠遠不夠的，也有失客觀。暴力書寫顯然有其復雜功用。一方面，暴力書寫體現了作者對歷史、人生或現實的獨特觀照姿態，他以此方式重寫了自己心中的歷史圖像和景觀，點評、總結或提煉他們對人生的高度體認；另一方面，暴力書寫的巨大彈性空間和靈活限度給他們的策略創新與書寫內在邏輯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論，「『歷史』作為一種文化約定進入他們的視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為僅僅充當創作主體建構文學世界的一個借口。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使得創作過程更易擺脫既有經驗事實的牽制，沿著創作主體的幻想線路長驅直入。而暴力恰恰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絕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時，他的暴力書寫也豐富了該書寫自身的歷史，開拓了另類的書寫模式和敘事風格。 有論者在批評莫言《檀香刑》的過度暴力迷戀時，卻順手牽羊批評道，「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來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10顯然，這種畫蛇添足的評論是對莫言暴力書寫豐富內涵的誤讀和簡單化。 1對退化的糾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書寫其實主要就是對現代文明相對退化的糾偏。在莫言那裡，現代文明在實現器物的進步的同時，卻造成生命力的萎縮，在他看來，沉潛、鮮活的民間才是糾偏的源泉，而暴力書寫只是一種策略。王德威就認為，莫言反擊了「退化史觀。作為家族傳人，《紅高粱家族》的敘述者只能遙想當年父母的英勇行徑，或更難堪的：追憶他們日後在種種革命及運動中所受的磨難。」11 通讀《紅高粱家族》，我們不難感受到，接二連三的暴力場景、話語等撲面而來，彷彿是掃除病態與柔弱的催化劑，它為整個文壇帶來一股勢不可擋的生命力感和陽剛之氣：無論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愛情釋放與奔放激情，還是同仇敵愾奮勇殺敵的壯懷激烈，無論是酒神曲中盪氣回腸的生命豪情，還是從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為這種刻骨銘心唏噓不已。如人所論，「莫言這種恣意妄為的敘述表明：他通過『血緣』為紐帶所確立的民間立場，使他在認同民間的同時也認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與精神的歸宿，他經常對現代文明都市的醜陋與卑鄙、齷齪表示憤慨的原因也在這里。」12 2拯救的吊詭。莫言反擊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卻偏偏是暴力書寫，他書寫暴力，也「反抗」暴力。問題在於，他的暴力書寫在為這種退化注入陽剛之氣的同時，卻也形成了紛紛擾擾的敘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奮之餘，卻又有冗長和絮叨之感。換句話說，莫言小說中無節制的意義撒播和言辭的泛濫在對抗退化的同時，卻又反映了背後的深層空虛，甚至失語，這實在又反映了人類自身悖謬的困境，無論是擴張性的意義表述，還是放縱不羈的文體。 但總體而言，莫言有意識的拯救意識讓他能夠使暴力發揮強大的震撼力和積極作用。陳思和認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奇異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粱》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13 * 本文原刊於台北《文訊》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傷痕即景 暴力奇觀〉，見《讀書》1998年第5期，頁113。 2 摩羅〈破碎的自我：從暴力體驗到體驗暴力——《非人的宿命——論〈一九八六年〉》之一〉，見《小說評論》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頁58。 3 倪偉〈鮮血梅花：余華小說中的暴力敘述〉，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頁57。 4 〈暢銷書封面上的13張嬉皮笑臉〉，詳可參《北京青年報》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2002），頁254。 6張閎〈感官的王國——莫言筆下的經驗形態及功能〉，《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05期，2000年9月，頁88。具體可參頁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66。 8 張檸〈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驗〉，見《南方文壇》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頁40。 9 葉世祥〈近年小說創作中暴力描寫熱原因探析〉，見《溫州師院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頁17-18。 10 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見《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頁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58。 12 王光東〈民間的現代之子——重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5期，頁96。詳可參頁95-99。 13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於中國山東省臨沂市。廣州中山大學文學學士、碩士，今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港台文學、馬華文學、新華文學等。專著《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貳』 現代主義小說代表作
《尤利西斯》。
『叄』 電影《紅高粱》與小說《紅高粱》有何差異，具體分析
在上世紀80年代，莫言的《紅高粱》在講述的革命與國家的歷史與當時的政治話語和諧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用性與慾望代替階級斗爭做為歷史發展的動因，以土匪的視角解構了教科書的抗戰史敘事，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紅高粱》的寫作方式，絕不僅僅是莫言自稱的要抵達「歷史的某種真實」，而是歷史為什麼竟會以這樣的方式講述。很多人都會對前輩的情史有極強的窺探欲，對物質財富有隱秘的搶奪欲，這並不奇怪，哲學家說人們都喜歡問「我從哪裡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里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決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慾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本。 小說和影視劇是兩種不同門類的藝術,就載體媒介而言,小說敘事依然是語言文字,而影視則依靠的畫面組構連綴;小說的傳播依靠的紙質媒介,影視則是電子媒介,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文化載體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敘事藝術上的差異。但是它們之間之所以能夠轉換,是因為它們在故事的組構
我們分析小說《紅高粱》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所在,即莫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詮釋,然後通過分析張藝謀的電影手段，詳盡描述《紅高粱》從小說到電影所產生的主要差異,最後運用文藝批評方法分析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以及張藝謀獲得國際成功的深層文化因素。莫言的語言是完全的鄉土特色，很好辨認：他寫不同人物的的視角，尤其是寫女性身份的戴鳳霞（即電影里的「我奶奶」九兒），她是莫言小說中有個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她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會性別，她的生命力明顯更有光彩。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復合型的，他們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個混蛋，但於大是大非，民族大義，他們卻是勇敢無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種在血液里傳承的民族精神，當你在《紅高粱》里看到」我爺爺「土匪余占鰲，壞事做盡，好事干絕」這么句話，你不由得不為拍案驚奇，妙！那張藝謀的改編電影呢？《紅高粱》出名之後，表面上看是這樣，我們都知道是張藝謀的《紅高粱》，有多少人聽過莫言啊！這其實是不正常的，造成了這種偏差——是因為電影比小說更具消費性。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它所獲得的表現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它卻容易陷於一個誤區——追求純視覺的感官刺激，即所謂的「唯美主義」。
『肆』 小說《紅高粱》的主題和人物形象分析
小說《紅高粱》的主題，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
男主人公餘占鰲，北國高大挺拔的紅高粱哺育的一條剛烈的硬漢。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疾惡如仇的他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做了低賤的轎夫。一次偶然的抬轎經歷使他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戴鳳蓮。
他表達愛恨的方式就是殺人，包括他的親叔叔余大牙，對手花脖子，情敵單家父子。而這種「殺人」的行為，在傳統的倫理道德中無疑是「惡」的，是不可饒恕的。但在具體的價值行為中，他殺人的行為卻又是高度的「 善」，是高度的英雄主義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的表現。
女主人公戴鳳蓮，來自中國高密東北鄉，土生土長的農民。豐腴、熱烈、果斷、潑辣、敢愛敢恨、敢做敢當，以較弱之軀擁抱愛與自由，崇尚力與美，承受著全部的痛苦與歡快。
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也正為此，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伍』 穿越小說中有紅高粱電視劇位面的小說叫什麼
穿越小說中有紅高粱電視劇位面的，主角是從唐朝穿越的,他的女人也從唐朝穿越,好像姓洛,最後相認。。。
『陸』 為什麼說《紅高粱》是新歷史主義小說的代表
《紅高粱》以其獨特的視角，將歷史視角的個人化，從敘事立場的民間化，歷史主體的邊緣化，以「我」和「我父親」的角度穿插回憶了在整個宏大的民族抗日背景下，以「我爺爺」和「我奶奶」為代表的生在長在東北高密鄉十八里坡大片紅高粱地里的底層百姓的真實生存狀態。
『柒』 哪位大神知道莫言的小說《紅高粱》（不是電影）詳細的情節介紹啊……急求……
《紅高粱》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篇小說精神主體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帶著原始野性、質朴強悍的生命力的贊美，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徵。它可以稱之為《紅高粱》的「生命圖騰」。小說用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紅高粱，賦予紅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盪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也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融為一體。余占鰲和戴鳳蓮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聖的結合，戴鳳蓮又是在高粱地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小說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余大牙帶著高密東北鄉人應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小說中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戴鳳蓮讓余占鰲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於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出新奇、殘酷的美。小說對於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余占鱉與戴鳳蓮野合，為了佔有戴鳳蓮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描寫。即使是對余大牙這個貪財好色的人，作家也贊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於余占鰲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余占鰲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作家一方面強化了對余占鰲等體現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後輩能比」。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構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鑒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的變成動態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殘缺的杏黃色陽光，從濃雲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子彈在低空悠閑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發滑過去」；「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號啕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小說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而顯得十分新奇。例如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此外，在敘述過程中，作家有時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借92歲農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順口溜；引錄一段縣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給作品塗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詼諧的色彩。強烈的生命意識、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題材與上述不同藝術手段的融合，使這部中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作品評價】《紅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風格的一篇奇作。小說以一塊塊的感覺畫面組合而成，形成一個以獨特感覺為基礎的「紅高粱」世界。從題材看，小說取材於作者家鄉的抗日生活，寫作目的也很明確，在小說結尾處作者表示：「謹以此文召喚那些激盪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在小說里，作者以家鄉的紅高粱作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覺記憶為筆鋒，游犁般地描寫著家鄉的抗日生活畫面。無邊無際的高梁地紅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著生命的野合，有著活剮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沒，有英勇的伏擊。與以往的「抗日文學」不同，《紅高粱》摒棄了種種思想框框的制約，抹去了單純樂觀的色調，把家鄉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發展和充滿血腥的歷史過程中去。後來有人驚嘆地評價，《紅高粱》把抗日題材「拖出了困海」。不僅如此，《紅高梁》還為我國當代的「戰爭文學」拓出了一條新路。 小說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覺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個充溢著生命活力與性的誘惑的風流女子。她十六歲出嫁，憧憬著能顛倒在一個強壯男人的懷抱里，殊不知，貪財的父親把她嫁給了一個麻瘋病人，只因為單家是個百里首富，只因為單許給他一頭騾子。「我奶奶」絕望了，死而後生，她不顧一切，順從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與余占鰲的野合。小說運用感覺的筆觸，描寫了這場野合的亢奮場面。一個是攔路劫持，身強力壯，後來成為土匪司令的余占鰲；一個是被禮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絕處逢生、情慾之血沸騰不已的妙齡女子，他們狂歡做愛，他們精神契合，此時此刻，傳統的倫理道德盪然無存， 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燒。「我奶奶」那紅高粱一般通紅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在莫言的感覺世界中，這一人物之所以充滿堅定的抗日激情，不是因為種種蒼白的理性思想的原因，而是因為，或者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奶奶」的管家與情人劉羅漢大爺為保護她和她家的財產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剝，這一血腥慘目的景像使她不殺日本人不得安寧。她端出紀念劉羅漢大爺的血酒，讓余司令喝了去殺日本人，讓兒子豆官跟上余司令為羅漢大爺報仇，而自己也象大鳥一樣犧牲在伏擊日本人的戰場上。「我奶奶」這一形象，完全不是傳統美學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個有著女性身軀，充滿生命活力，洋溢著風流情性，以義氣為熱血的形象。有人認為，這一形象具有某種西方的審美特徵，是個擁有「性解放」意識的現代女性形象。其實，這一形象的文化底蘊依然淵源於我國的傳統文化。在我國廣大農村，保存與流傳著一種具有原始意味的，常與禮教相對峙的俗文化方式，在這一文化方式中，人們以求生為第一願望，以男女相交為本性常情，以忠義相助為處世原則，以敢做敢為為英雄豪氣。「我奶奶」這一形象，充分體現了這一俗文化的如許特徵。 小說以一幅幅獨特的感覺畫面構成莫言的感覺世界。無邊際恍如血海的紅高粱，高粱地里狂風疾雨般地男女做愛，「我奶奶」那風流的充滿誘惑的形體與肉體，劉羅漢大爺被活剝後仍然痛罵不休的令人顫栗的場面，奶奶臨死前對天理的種種發問與驕傲的自我伸張，無一不是充滿激情的感覺投身。莫言的感覺與眾不同，他的感覺除排斥了傳統倫理與理性教條的制約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覺具有北方農村那種土生土長的，具有原始意味且發育不全的質朴而又充滿靈氣的農民式的感覺心態，具有濃郁的我國民俗文化的認知特徵。為恰切地表現這一感覺心態，莫言的小說總是習慣以「童年視角」為感覺本體。《紅高粱》就是以十四歲的豆官的感覺記憶作為線索，另加上「我」的感覺補充組合而成的。細心描繪每一個不同的感覺場面，再把許多的感覺場面加以串聯組合，形成完整的感覺體系，便是《紅高粱》乃至莫言的創作特色。
『捌』 莫言紅高粱系列小說包括什麼
這是莫言的代表作，屬於尋根文學。由《高粱酒》《高粱殯》《狗道》《奇死》《紅高粱》五部組成！
『玖』 求莫言小說《紅高粱》節選
父親的叫聲，像下達了一道命令，從日本人的汽車上，射出了一陣密集的子彈。日本人的三頂歪把子機槍架在汽車頂上。槍聲沉悶，像雨夜中陰沉的狗叫。父親眼見著我奶奶胸膛上的衣服啪啪裂開兩個洞。奶奶歡快地叫了一聲，就一頭栽倒，扁擔落地，壓在她的背上。兩笆斗拤餅，一笆斗滾到堤南，一笆斗滾到堤北。那些雪白的大餅，蔥綠的大蔥，揉碎的雞蛋，散在綠草茵茵的草坡上。奶奶倒地後，王文義妻子那顆長方形的頭顱上，迸出了紅黃相間的液體，濺得好遠好遠，濺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親看到這個小個子女人中彈之後，後退一步，身體一仄，歪在了堤南邊，又滾到河床上。她挑來的那擔綠豆湯，一桶傾倒，另一桶也傾倒，湯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鐵桶中的一隻，跌跌撞撞跳進河，在烏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著，從啞巴的面前漂過，在石橋墩上碰撞幾下，鑽過橋洞，又從余司令從我父親從王文義從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過。
「娘——」我父親撕肝裂膽地高叫一聲，身體彈到堤上。余司令扯了一把我父親，沒扯住。余司令吼一聲：「回來！」我父親沒聽見余司令的命令，他什麼也聽不到。父親瘦小孱弱的身體跑在狹窄的河堤上，父親身上陽光斑斕，他在彈上堤的同時，就扔掉了手槍，手槍落在一棵葉子折斷的金色苦菜花上。父親張著兩只手，像飛騰的小鳥，向奶奶撲去。河堤上安靜，落塵有聲，河水只亮不流，堤外的高粱安詳莊重。父親瘦弱的身體在河堤上跑著，父親高大雄偉漂亮，父親高叫著：「娘——娘——娘——」這一聲聲「娘」里滲透了人間的血淚，骨肉的深情，崇高的原由。父親跑完東邊的河堤，跳過連環的鐵耙，攀上西邊的河堤。堤下，啞巴們化石般的面孔從父親身邊擦過。父親撲到奶奶身上，又叫一聲娘。奶奶平卧堤上，臉貼著堤邊的野草。奶奶背上，有兩個翻邊的彈洞，一股新鮮的高粱酒的味道，從那洞里湧出來。父親扳著奶奶的肩頭，把奶奶翻過來。奶奶臉上沒有受傷，面容整肅，頭發紋絲不亂，五綹劉海下，兩條眉梢兒下垂，奶奶半睜著眼，蒼翠的臉上雙唇鮮紅。父親抓住奶奶溫暖的手，又叫一聲娘。奶奶睜開眼，滿臉綻開天真的笑容。奶奶又伸出一隻手，交給父親。
鬼子汽車停在橋頭，馬達高一陣低一陣轟鳴著。
一個高大的人影在河堤上一閃，我父親和我奶奶被拉下河堤，是啞巴幹得好事。父親未及思想，又一陣狂風般的子彈，把他們頭上的無數棵高粱，打斷了，打碎了。
四輛汽車緊挨著，在橋外不動，第一輛車上和最後一輛車上，八挺歪把子機槍，射出的子彈，織成一束束干硬的光帶，交叉出一個破碎的扇面，又交叉成一個破碎的扇面，時而在路東，時而在路西，高粱齊聲哀鳴，高粱的殘破肢體成直線下落成弧線飛升，鑽到堤上的子彈，激起一泡泡黃煙，發出一串串噗噗聲。
堤漫坡上的隊員們身體緊貼著野草和黑土，一動不動。機槍掃射持續了三分鍾，突然停止，汽車周圍布滿了金燦燦的彈殼。
余司令壓低聲音說：「不許開槍！」
鬼子沉默著。河面上一縷縷淡薄的硝煙，隨著輕俏的小風向東飄去。
父親告訴我，在這片刻的寧靜里，王文義搖搖晃晃地走上河堤，他站在河堤上，手提長苗子鳥槍，目瞪口張，痛苦萬分，高叫一聲：「孩子他娘！」不及挪步，就被幾十顆子彈把腹部打成了一個月亮般透明的大窟窿。那些沾帶著腸子的子彈從余司令頭上淅淅瀝瀝地飛過去。
王文義一頭栽下河堤，也滾到了河床上，與他的妻子隔橋相望，他的心臟還在跳，他的頭完整無缺，他感到一種異常清晰的透徹感湧上心頭。
父親告訴我，王文義的妻子生了三個階梯式的兒子。這三個兒子被高粱米飯催得肥頭大耳，生動茂盛。有一天，王文義和妻子下地鋤高粱，三個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雙翅日本飛機，嗡嗡怪叫著，從村子上空飛過。飛機下了一蛋，落在王文義家院子里，把三個孩子炸得零零碎碎，棄置房脊，掛罥樹梢，塗之牆壁……余司令一樹起抗日旗，王文義就被妻子送去……
余司令咬牙瞪眼，狠狠地瞅半個頭顱扎進河水的王文義，又低吼一聲：「不要動！」
飛散的高粱米粒在奶奶臉上彈跳著，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開的雙唇間，擱在她清白的牙齒上。父親看著奶奶紅暈漸褪的雙唇，哽咽一聲娘，雙淚落胸前。在高粱織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睜開了眼，奶奶的眼睛裡射出珍珠般的虹彩。她說：「孩子……你爹呢……」父親說：「他在打仗，我爹。」「他就是你的親爹……」奶奶說。父親點了點頭。
奶奶掙扎著要坐起來，她的身體一動，那兩股血就洶涌地躥出來。
「娘，我去叫他來。」父親說。
奶奶搖搖手，突然折坐起來，說：「豆官……我的兒……扶著娘……咱回家、回家啦……」
父親跪下，讓奶奶的胳膊攬住自己的脖頸，然後用力站起，把奶奶也帶了起來。奶奶胸前的血很快就把父親的頭頸弄濕了，父親從奶奶鮮血里，依然聞到一股濃烈的高粱酒味。奶奶沉重的身軀，倚在父親身上，父親雙腿打顫，趔趔趄趄，向著高粱深處走，子彈在他們頭上屠戮著高粱。父親分撥著密密匝匝的高粱稈子，一步一步地挪，汗水淚水摻和著奶奶的鮮血，把父親的臉弄得殘缺不全。父親感到奶奶的身體越來越沉重，高粱葉子毫不留情地絆著他，高粱葉子毫不留情地鋸著他，他倒在地上，身上壓著沉重的奶奶。父親從奶奶身下鑽出來，把奶奶擺平，奶奶仰著臉，呼出一口長氣，對著父親微微一笑，這一笑神秘莫測，這一笑像烙鐵一樣，在父親的記憶里，燙出一個馬蹄狀的烙印。
奶奶躺著，胸脯上的灼燒感逐漸減弱。她恍然覺得兒子解開了自己的衣服，兒子用手捂住她乳房上的一個槍眼，又捂住她乳下的一個槍眼。奶奶的血把父親的手染紅了，又染綠了；奶奶潔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綠了，又染紅了。槍彈射穿了奶奶高貴的乳房，暴露出了淡紅色的蜂窩狀組織。父親看著奶奶的乳房，萬分痛苦。父親捂不住奶奶傷口的流血，眼見著隨著鮮血的流失，奶奶臉愈來愈蒼白，奶奶的身體愈來愈輕飄，好象隨時都會升空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