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趙樹理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A. 簡述趙樹理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當趙樹理在解放區的文壇上嶄露頭角，他的《小二黑結婚》等通俗小說尚未引起知識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認可時，作為共產黨文藝政策發言人的評論家周揚就敏銳地指出：「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這種評價包含有對特定歷史條件下文藝發展的一種展望，趙樹理被解釋為一種新型文學方向的代表，是能體現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文藝路線的典範。由於趙樹理的創作順應了大眾化的文藝方向，這種「方向性」的提倡對整個解放區文學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學，都影響巨大。[2] 由於趙樹理作品與中共其時對文學的要求契合無間，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解放區」文學界對趙樹理進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還提出了「趙樹理方向」的口號。
趙樹理全身心投入到為農民寫作之中，被譽為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是迄今為止寫中國農民最為成功的作家。不論是在硝煙彌漫的四十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小說創作，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他既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又經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他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閱讀水平和審美情趣。從中國文學發展的角度看，還沒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樣，汲取著民間文化的養分，站在現實的立場，以民間的情懷，一心為農民寫作。趙樹理在表現農民的願望和心聲的同時，也深入地表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正是從這里，我們可以省察到趙樹理的小說對於當代文學創作的意義。

B. 趙樹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

趙樹理的網路，我覺得內容符合你的要求
http://ke..com/view/29690.htm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趙樹理是一個非正視不可的富有個性特色的作家。在20世紀40年代的解放區文壇上，他以獨樹一幟的文學作品，高舉起民族文學大旗，其作品模式對整個解放區乃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創作影響巨大。如今從文學觀念到表現手法，從審美對象到欣賞趣味，有關文學的一切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今天的新農村和趙樹理時代的農村也完全不同了。加快建設現代化新農村，實現全面小康宏偉目標，這些都是趙樹理生前所企盼的，也是趙樹理在文學理想中所追求的。為了更好地弘揚趙樹理文學精神，我們的作家、藝術家要像趙樹理那樣寫出新的農民，寫出新時代的農村、新的農村文化來。這也是我們研究趙樹理的當代意義和價值。
http://www.sx.xinhuanet.com/ztjn/2006-09/22/content_8103779.htm

C. 對趙樹理的評價

對趙樹理的評價：
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評論家周揚評）

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厚，真實地再現了中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有一種新鮮活潑、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化風格，形成一個俗稱「山葯蛋派」的文學流派。
趙樹理全身心投入到為農民寫作之中，被譽為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不論是在硝煙彌漫的四十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小說創作，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他既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又經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他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閱讀水平和審美情趣。趙樹理在表現農民的願望和心聲的同時，也深入地表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中國作家網評）

人物簡介：

趙樹理(1906年-1970年)，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山葯蛋派創始人。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范，開始寫新詩和小說。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解放後先後在《工人日報》《說說唱唱》《曲藝》《人民文學》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晉城縣委副書記。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於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斗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開創的文學"山葯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
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
短篇小說：《登記》、《孟祥英翻身》、《鍛煉鍛煉》、《小二黑結婚》、《傳家寶》、《鐵牛的復職》、《地板》、《福貴》、《田寡婦看瓜》、《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
另寫有評書、鼓詞、劇本、評論等。他的創作已結集為《趙樹理文集》和《趙樹理文集續編》出版。

寫作風格：

趙樹理（右）與魯藝文學系主任陳荒煤在一起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個小說流派「山葯蛋派」。這個流派以著名作家趙樹理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這個流派還包括馮志勤、西虎、威樹、林依晨、趙少康等一批小說家。在50年代後期，他們結成了一個作家群體，創作出眾多帶有「山葯蛋味」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中篇小說）、《三里灣》、《李家莊的變遷》（長篇小說）、《登記》，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西戎的《蓋馬棚》、《姑娘的秘密》，孫謙的《傷疤的故事》，胡正的《兩個巧媳婦》，以及年青作家韓文洲、楊茂林、李逸民、義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趙樹理「山葯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於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材，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我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家庭、家族和鄉里社會的民俗。
趙樹理在《三里灣》第二節里，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里，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三里灣》還描寫兩個舊式大家庭的勞動分工、經濟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復雜的關系，揭示了家長權威和舊倫理觀念對舊式家庭的影響。《李家莊的變遷》里「吃烙餅」這一晉東南鄉里民俗的描寫，更富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吃烙餅」的民俗特點是，村裡發生了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請村落的頭人、族長或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吃烙餅的過程中評理，地點設在村子的廟堂里。等評理人作出裁決後，輸了的一方要承擔責任並付給吃烙餅的費用。小說中寫農民張鐵鎖與村長李如珍的侄兒發生糾紛，村長武斷地評張鐵鎖輸理，霸佔了張鐵鎖的土地，並讓他付出吃烙餅的費用。張鐵鎖回家後氣憤之下說了幾句過頭話，被村長的人聽到，就把他們夫婦鋃鐺入獄，最後賠了土地與房產，才了結此難。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權、政權於一身的封建勢力代理人，依靠軍閥統治者支持，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壓迫。
趙樹理的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藉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於福時，剛剛15歲，是前後庄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綉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塗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登記》里的小飛蛾本來已有個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卻把她嫁給了張木匠。她雖然極不情願，可還得按照傳統婚俗頂著紅頭蓋，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夥子鬧新房三里灣 趙樹理，照慣例在大年初一由兩個婦女攙著到各家磕頭、拜年，帶丈夫「回娘家」。後來因和保安交換了愛情信物，而被張木匠毒打，婆婆和鄰里也認為她「名聲不正」。小飛蛾的婚姻悲劇，也是由封建禮教造成的。《邪不壓正》則表現了婦女對以勢壓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當時錯綜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時代的變遷。《登記》中的「羅漢錢」，是小飛蛾和艾艾母女兩代人都曾用過的愛情信物，也是晉東南特有的習俗，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
趙樹理成功地借鑒民間文藝里「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

D. 《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趙樹理的創作在當代小說中的意義。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個小說流派「山葯蛋派」。這個流派以著名作家趙樹理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這個流派還包括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一批小說家。在50年代後期，他們結成了一個作家群體，創作出眾多帶有「山葯蛋味」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三里灣》、《李家莊的變遷》、《登記》，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西戎的《蓋馬棚》、《姑娘的秘密》，孫謙的《傷疤的故事》，胡正的《兩個巧媳婦》，以及年青作家韓文洲、楊茂林、李逸民、義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葯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於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村，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找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鄉里社會的民俗。在《三里灣》第二節里，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里，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三里灣》還描寫兩個舊式大家庭的勞動分工、經濟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復雜的關系，揭示了家長權威和舊倫理觀念對舊式家庭的影響。《李家莊的變遷》里「吃烙餅」這一晉東南鄉里民俗的描寫，更富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吃烙餅」的民俗特點是，村裡發生了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請村落的頭人、族長或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吃烙餅的過程中評理，地點設在村子的廟堂里。等評理人作出裁決後，輸了的一方要承擔責任並付給吃烙餅的費用。小說中寫農民張鐵鎖與村長李如珍的侄兒發生糾紛，村長武斷地評張鐵鎖輸理，霸佔了張鐵鎖的土地，並讓他付出吃烙餅的費用。張鐵鎖回家後氣憤之下說了幾句過頭話，被村長的人聽到，就把他們夫婦鋃鐺入獄，最後賠了土地與房產，才了結此難。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權、政權於一身的封建勢力代理人，依靠軍閥統治者支持，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壓迫。

二、戀愛婚姻習俗。趙樹理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藉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於福時，剛剛15歲，是前後庄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綉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塗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登記》里的小飛蛾本來已有個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卻把她嫁給了張木匠。她雖然極不情願，可還得按照傳統婚俗頂著紅頭蓋，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夥子鬧新房，照慣例在大年初一由兩個婦女攙著到各家磕頭、拜年，帶丈夫「回娘家」。後來因和保安交換了愛情信物，而被張木匠毒打，婆婆和鄰里也認為她「名聲不正」。小飛蛾的婚姻悲劇，也是由封建禮教造成的。《邪不壓正》則表現了婦女對以勢壓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當時錯綜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時代的變遷。《登記》中的「羅漢錢」，是小飛蛾和艾艾母女兩代人都曾用過的愛情信物，也是晉東南特有的習俗，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

三、民間文藝表現手法的運用。趙樹理成功地借鑒民間文藝里「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

無論是贊美抑或貶低，是承認抑或否定，總之，在短暫卻不失燦爛輝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趙樹理都是一個躲不開、繞不過，非正視不可的富有個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紀40年代的解放區文壇上，趙樹理橫空出世，以其獨樹一幟的文學作品稱雄文壇，獨領風騷，高舉起一面民族文學的大旗，其創作模式「對整個解放區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學，都影響巨大」[1](P475)，甚而逐漸形成了一個頗具陣容的「山葯蛋」派作家群。物換星移，大浪淘沙，歷經半個世紀的滄海桑田，從文學觀念到表現手法，從審美對象到欣賞趣味，有關文學的一切都發生了巨變。相對於昔日的轟動與風流，今日之文壇，趙樹理「顯然是個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個土裡土氣象山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們微笑著敬而遠之」[2](P452)。往昔名重一時的趙樹理，在當今之文壇，難道真已成了「隔日黃花」了嗎?趙樹理的小說果真如某些新潮評論家所言，既無高雅之藝術品位，亦無宏深之思想涵蘊，充其量只不過因其創作上的大眾化成就而在當年那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僥幸獲一時之殊榮嗎?竊以為，趙樹理的出現，乃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趙樹理的小說模式，不僅在當年有其不容抹殺的歷史意義，即便在當下及日後之文壇，仍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本文旨在拔開當前趙樹理研究的迷霧，解構、顛覆對趙樹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論，還之以本來面目，站在歷史的瞭望台，鎖定趙樹理小說的歷史意義，用發展的眼光，預見趙樹理小說模式之於當下及日後文壇的重要借鑒意義。
一、何謂趙樹理小說模式
名不正則言不順。要界定趙樹理小說模式的歷史意義及當代價值，首先必須弄清究竟什麼是趙樹理小說模式。在此，必須把趙樹理小說和趙樹理小說模式這兩個密切相關但又不容混為一談的概念區分開來，正如馬克思著作不等於馬克思主義一樣，趙樹理小說也不等於趙樹理小說模式。
趙樹理小說獨樹一幟，概言之，主要有兩大特色：一是從文本內容看，趙樹理小說是典型的「問題小說」，其小說十有八九是為問題開葯方。「我在作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我要寫的主題」[3]，「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度，應該把它提出來」[4](P30)。由此可見，提出問題並試圖解決問題，不僅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出發點，同時也是其小說創作的歸宿點，為問題而創作成了趙樹理小說內容上的一大顯著特點。二是從藝術形式看，趙樹理「把中國傳統的評書改造成為現代小說，創造了一種評書體的小說形式，推進了『五四』白話小說的民族化」[5](P519)。趙樹理的小說故事情節完整，有頭有尾，單線發展，環環相扣；人物塑造主要運用傳統手法，通過人物自身的言行來展示其性格特點，栩栩如生；文本語言去粉飾，勿賣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眾化和藝術化於一爐」[6](P259)，「一方面從人民群眾的語言中汲取豐富的營養，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鑒中國古典小說、民間文學或戲曲的語言及表達方式，加以創造性地運用，從而成功地將農民群眾的口頭語言提煉為准確、鮮明、生動的文學語言」[6](P259)。此外，在「綽號」藝術的運用、民情風俗的描繪等方面，趙樹理的小說均頗具民族風味。總之，「趙樹理的創作把文藝的民族化、群眾化推進到新的階段，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與趙樹理小說的特點相適應，趙樹理小說模式的核心內容也有兩個方面，就內容而言，文學作品應在不損害其審美功能前提下，積極張揚文學的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充分發揮文學「干預生活」的職能。作家應義無反顧地走出象牙塔，成為時代生活的弄潮兒，而不是做一個遠離塵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觀者，無關時代氣息的風花雪月，與趙樹理小說模式是絕緣的；就藝術形式而言，趙樹理小說模式具有「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即應適合中國大眾的審美習慣，欣賞趣味，能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過於「洋化」的，僅為極少數「知識貴族」所欣賞的藝術形式與趙樹理小說模式同樣是無緣的。簡言之，內容上的「干預生活」，藝術上的本土風味，構成了趙樹理小說模式的經緯之網。

E. 趙樹理在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的貢獻與意義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個小說流派「山葯蛋派」。這個流派以著名作家趙樹理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這個流派還包括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一批小說家。在50年代後期，他們結成了一個作家群體，創作出眾多帶有「山葯蛋味」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三里灣》、《李家莊的變遷》、《登記》，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西戎的《蓋馬棚》、《姑娘的秘密》，孫謙的《傷疤的故事》，胡正的《兩個巧媳婦》，以及年青作家韓文洲、楊茂林、李逸民、義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葯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於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村，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找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F. 趙樹理的小說寫作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貢獻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趙樹理小說敘述中的民俗色彩
由於作家深深紮根於農村，飽嘗大地的乳汁，流淌著農民的血液，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無不表現出鄉村民俗對他的影響，所以在他文學創作中也時時閃現出民俗的光彩。
小說中人物形象上的民俗性體現
作為一個具有整體統一性的特徵的民俗性，同樣充分地表現出趙樹理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上。他的小說中舊派人物往往比新派人物塑造的更為生動、形象，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對舊派人物的熟悉和了解；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這些舊派人物的刻畫上滲入了濃濃的鄉情風俗。他們世代生活在封閉、落後的山區農村，太行山限制了他們的視野，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地域紋變化，而他們的性格也由之生成。
小說中豐富的民間語言特色
馬良春在《試論趙樹理創作的民族風格》中以為，趙樹理從內容到形式繼承並發揚了我國文學創作的優良傳統，創立了自己獨特的民俗風格，依據內容對形式起著決定性作用，他從「時代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的風俗習慣」等分析趙樹理小說中的「民俗內容」。而在探討趙樹理作品的「新的民族」形式時，他主要談了幾個方面。一，語言：1.朴實；2.幽默活潑，剛健峭拔。
總之，趙樹理運用民俗使他創作的小說鮮明而又有獨特的地方色彩。而他的創作，在根本風格上，並不反對當時延安文藝政策的緊跟，而是他原來的審美情趣，藝術理想、個人的生活環境和個人經歷，與當時的主流政治提倡的不謀而合。多方面的民俗性導致了趙樹理作品的「土裡土氣」，而「民俗性」是其集中地體現。

希望有用啊

G. 趙樹理在中國文學史上什麼地位

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厚，真實地再現了我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有一種新鮮活潑、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化風格，形成一個俗稱「山葯蛋派」的文學流派。
當趙樹理在解放區的文壇上嶄露頭角，他的《小二黑結婚》等通俗小說尚未引起知識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認可時，作為共產黨文藝政策發言人的評論家周揚就敏銳地指出：「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這種評價包含有對特定歷史條件下文藝發展的一種展望，趙樹理被解釋為一種新型文學方向的代表，是能體現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文藝路線的典範。由於趙樹理的創作順應了大眾化的文藝方向，這種「方向性」的提倡對整個解放區文學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學，都影響巨大。由於趙樹理作品與中共其時對文學的要求契合無間，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解放區」文學界對趙樹理進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還提出了「趙樹理方向」的口號。
趙樹理全身心投入到為農民寫作之中，被譽為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是迄今為止寫中國農民最為成功的作家。不論是在硝煙彌漫的四十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小說創作，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他既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又經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他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閱讀水平和審美情趣。從中國文學發展的角度看，還沒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樣，汲取著民間文化的養分，站在現實的立場，以民間的情懷，一心為農民寫作。趙樹理在表現農民的願望和心聲的同時，也深入地表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正是從這里，我們可以省察到趙樹理的小說對於當代文學創作的意義。

H. 結合《小二黑結婚》，談談趙樹理的文學意義

趙樹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著名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斗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開創的文學「山葯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趙樹理是一個非正視不可的富有個性特色的作家。
在20世紀40年代的解放區文壇上，他以獨樹一幟的文學作品，高舉起民族文學大旗，其作品模式對整個解放區乃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創作影響巨大。如今從文學觀念到表現手法，從審美對象到欣賞趣味，有關文學的一切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今天的新農村和趙樹理時代的農村也完全不同了。
加快建設現代化新農村，實現全面小康宏偉目標，這些都是趙樹理生前所企盼的，也是趙樹理在文學理想中所追求的。為了更好地弘揚趙樹理文學精神，我們的作家、藝術家要像趙樹理那樣寫出新的農民，寫出新時代的農村、新的農村文化來。這也是我們研究趙樹理的當代意義和價值。

1930年底，趙樹理一邊流浪一邊開始寫作，在抗戰前的幾年間寫出了《金字》《盤龍峪》等小說。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從事各種文化工作，編報紙副刊，寫出了許多反映農村社會生活、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1943）、《李有才板話》（1943）、《李家莊的變遷》（1946）、《福貴》等。全國解放以後，繼續深入農村生活，筆耕不輟，馳騁於中國文壇。短篇小說《鍛煉鍛煉》《登記》、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集），以及《實幹家潘永福》、長篇小說《三里灣》（1955）等。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厚，真實地再現了我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有一種新鮮活潑、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化風格，形成一個俗稱「山葯蛋派」的文學流派。

「山葯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於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材，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我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I. 如何理解趙樹理出現的文學史意義

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是：

（1）第一個真正出身於無產階級的作家（因為魯迅、茅盾、巴金等現代大家都是從沒落的舊式家庭走出來的）。

（2）對文學作品的語言和內容大眾化作出了有益的探討（在此以前的作品很少把農民作為歌頌對象，大多數文學作品只是暴露其落後、麻木、受壓迫的一面；而且這些作品都是以知識分子的筆寫農民，多少有些「失真」）。

（3）最早描寫解放區農民生活風貌的作家之一（因為在40年代前根本沒有「解放區」這樣的字眼）。

上述三點，都是文學發展與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人民需要自己的文學家與藝術家。

當然，今天我們評價趙樹理，不得不承認他身上有著那個時代的歷史局限性，打著政治的烙印，我們不能片面抬高趙樹理的文學地位，但是他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是不容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