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如何新編論中國現代重寫型小說
A.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試題 《故事新編》屬不屬於魯迅的小說創作
屬於。
魯迅的《故事新編》，除「序言」外，共收《補天》、《奔月》、《理水》、《採薇》、《鑄劍》、《出關》、《非攻》、《起死》八篇。主要以神話為題材，故事有趣，想像豐富，是魯迅作品中僅有的以遠古為背景創作的小說。
B. 以《補天》為例，分析《故事新編》這部現代歷史小說集在題材和形式方
1、《故事新編》在取材和寫法上都不同於《吶喊》和《彷徨》。魯迅先生自己認為，這是一部"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的總集。
2、形式方面，魯迅在《補天》中採用部分外文，因為中國漢字已經不能完全表示魯迅的情感了。所以用外文代替。
3、《補天》只是運用了一種解構歷史的新手法，但它闡釋魯迅自我思想，鞭撻舊思想體系，以宣揚人性的回歸，思想的解放是與魯迅的創作歷程一脈相承的。它只是一個新手法的開始，也決不是一個收場。
4、《補天》這一類解構歷史的小說，同樣也是為了「提出一些問題」，為了「改良這人生」的啟蒙主義目的。他一方面是「把那些壞種的祖墳刨一下」（1935年1月4日致蕭軍、蕭紅的信），以揭露鞭撻封建的腐朽的道德、思想，以促進新思想的傳播，和舊勢力斗爭；另一方面是塑造「中國的脊樑」（《且介亭，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改革國民性」促進思想、人性的解放。其實在解構女媧補天、造人的這段故事的同時，兩者也都達到了。
C. 請教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及特點等問題
我國的小說源遠流長。「小說」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篇》。我國小說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勞動人民的口頭傳說與遠古神話。這部分遺產主要記載和保存在《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中。先秦兩漢時期，「小說」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種文學體裁。到了魏晉以後，別具風格的所謂「志怪」、「志人」小說的大量產生，使我國的早期小說出現了一個較為繁盛的時期，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這時的小說，因為是「志」，即搜集記錄下來的，還算不上創作，所以人們把它同歷史歸於一類。小說脫離歷史領域而成為文學創作，是唐代以後的事。唐代經濟文化發達，文人思想比較活躍，於是產生了依照傳說創作而成的傳奇小說。傳奇小說發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隨之興起的是話本。話本經過文人加工、就變成了話本小說和演義小說。明代出現了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還出現了由文人模擬「話本」體制寫成的作品「擬話本」。馮夢龍編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屬擬話本小說。這以後再發展，便有了文人獨立的創作。這一時期出現的長篇小說《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清代的《紅樓夢》發揚了這個傳統，使中國古代的現實主義小說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因而欣賞時，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D. 故事新編對中國現代小說規范有什麼突破
自1922年12月《故事新編》的第一篇《不周山(補天)》在《晨報四周紀念增刊》上發表以來，關於《故事新編》藝術特色的評價與爭議，從沒有中斷過。但有三點正日趨取得共識。一、小說在人物形象的創造上，「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這句話看似平常，卻是歷史小說創作的精髓之所在。在《故事新編》中，魯迅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創造不息的女媧；困頓猶斗的後羿；卓立獨行的「黑色人」；「不合時宜」的伯夷叔齊兄弟；為治水披風沐雨，思日孳孳的大禹；為止楚攻宋而不惜裂裳裹足，慷慨赴難，最後挽傾倒於狂瀾的墨子；木訥退縮的老子；自相矛盾的莊子。這些形象進一步豐富了魯迅小說的人物畫廊，他們和狂人、阿Q、祥林嫂、魏連殳、呂緯甫、閏土等人一起活在讀者心中。二、小說在表現形式上，「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盡管魯迅謙虛地說，這樣的寫法「倒無需怎樣的手腕」，事實上，這恰恰需要作者具有獨特的想像力，也就是說，「故事」在被新編的過程中，盡可能做到：既要保持「故事」的基本形態，又要突出「故事性」。為此，魯迅在文本中採用了三種表現策略，第一，增加一系列准確生動的細節描寫，以豐滿「故事」架構的肌體，使文本對歷史的再敘述變得富有場景性和形象性。第二，魯迅還創設了一系列緊張的戲劇性沖突結構，形成「故事」架構的血脈，讓歷史敘述有了自己的生機和活力。第三，增加對人物心理的具體描寫，這猶如畫龍點睛，讓歷史人物從塵封的歷史深處復活過來，來到審美的前台，與讀者迎面相逢。三、小說在敘述結構上，「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可以說，《故事新編》既是故事的新編，也是新編的舊事，這樣，在文本中就存在著兩重性的敘事時空，為了不使這種兩重性的敘事時空造成牽強附會之感，魯迅不僅關注「新事」與「舊事」之間情形的相似，更注重「新事」與「舊事」所承載的主體在精神結構上的相似性。正是對精神結構相似性的深度揭示，才使《故事新編》去除了「演義」的板滯和「戲說」的輕浮，從而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魯迅常常感慨中國歷史的循環，這種循環論的歷史視野，使得魯迅不被變幻的現實所迷惑，也不被黑暗的歷史所捕獲，在歷史與現實，舊與新，今天與昨日的兩相對立中，魯迅獲得了外位性的深邃的洞察力。
即使是一般的讀者，初次閱讀《故事新編》，也不會有多大的理解困難。但相較《吶喊》，《彷徨》而言，海內外學術界關於《故事新編》的闡釋與評價卻分歧最多，爭議最大。著名作家卡爾維諾對「經典」曾下過這樣的判斷：「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不斷在它周圍製造批評話語的塵雲，卻也總是把那些微粒抖掉。」[2]正是不斷彌漫的令人迷惑的批評話語的「塵雲」，使《故事新編》的研究史充滿闡釋與評價的多元性、復雜性和挑戰性。
關於《故事新編》的研究，已有的成果數以萬計，張夢陽先生的《中國魯迅學通史》(下卷)有詳細的評述，可以參看[3]。但是，從宏觀上看，仍有幾個問題未能得到富有深度的闡釋：一、《故事新編》在情感基調上存在著獨特的「荒誕感」，而且這種「荒誕感」在寫於後期的五篇小說《出關》，《理水》，《採薇》，《非攻》，《起死》中更是得到了一種整體性的滲透和張揚。那麼，讀者不禁會問：這種越來越強烈的「荒誕感」，在魯迅晚年的思想與情感中具有怎樣的意義?它折射出魯迅怎樣的一種思想與情感和生存狀態呢?二、《故事新編》盡管歷時13年，輾轉三地而寫成，但令人驚奇的是，這八篇小說在藝術構思、表現手法以及風格特點上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這是否意味著魯迅始終在有意探索、嘗試著一條不同於《吶喊》、《彷徨》的審美之路呢?三、《故事新編》在藝術感受方式和表現方式上進行了大膽的創新，但又靈活自由地汲取了古今中外多元的藝術養分，那麼，如何評價這種獨創性，並深入剖析《故事新編》的藝術淵源及其創造性轉換，就具有獨特的學術史意義──要深入回答上述問題，就必須把《故事新編》放置在魯迅思想和創作的發展史，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這樣宏大背景之下加以考量，當然，這已不是簡短的這一節篇幅所能說清楚的。
如果我們把探索的眼光落在《故事新編》本身之上，那麼，諸如「語言問題」，「創作思維問題」，「文體問題」，「油滑問題」，就會在解讀與闡釋中尖銳地凸現出來。下面就綜合本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見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編〉詩學研究)，圍繞上述四個問題做初步的解答[4]。
一、《故事新編》的語言戲擬化特徵。魯迅曾說《故事新編》是「神話、傳說和史實的演義」。現有的研究成果幾乎把所依據的神話、傳說和史實以及穿插進去的現代生活的細節都一一考證出來。讀者可以把所依據的這些神話、傳說和史實界定為舊文本，把這些舊文本的語言稱為「他者」語言。「演義」說明了作者在創作時與舊文本始終保持著一種特殊的關系。因此，讀者在《故事新編》中總能感受到一種「他者」語言或隱或現的存在。問題的關鍵在於，必須進而思考這些「他者」語言是按照一種怎樣的方式被組織進這部小說的文本之中?在這語言的再創造過程中，作家主體的心靈又是如何賦予文本語言以一種新的意味?這又在文本語言形式內部構成怎樣的富有張力性的空間?這樣，讀者便接觸到了《故事新編》創作語言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戲擬。
每一種語言都是一個置身於具體語境的存在，並且與這一語境保持著特定的邏輯關系和指物述事的語義關系。但是，當把一種語言從一種語境轉移到另一種語境時，不僅語言形式而且語言背後的「客體」和「意義」都可能發生變異[5]。比如，「作家」一詞肯定只能出現在現代語境之中，但是，如果把這個詞移到一個古人之口，那麼，它就脫離了特定的「上24下文」，它原來的含義就會發生變化，其結果就使得它的語境變得不真實。如果這種不真實是作家有意為之的，那就可能成為一種戲擬。比如，在《出關》中，讓「提拔新作家」這一話語出自幾千年前的老子時代的一個「賬房先生」之口，這顯然是一種有意為之的不真實，是魯迅故意讓文本中的「賬房先生」摹擬30年代出版商的口吻。除了這種有意為之的不真實外，語言要成為戲擬，還需要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在這摹擬語言中，必須能夠聽出一個新的立場，新的意向，並且這種新的意嚮往往是否定性的、諷刺性的。比如，剛才所舉的《出關》中的這一例，就明顯帶有一種對出版商的諷刺意味。
由於語言的戲擬，形成《故事新編》文本的一個重要特點，即一個文本同時存在著多層意向──人物的意向、舊文本的意向與作家的新意向，這構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舊交叉、重疊、沖突、變異的眾聲喧嘩的語言空間。具體地說，一方面，它對所依據的舊文本(故事)的語言形式或當時現實生活中的某些語言形式進行虛擬(新編)。另一方面，在虛擬的過程中，它又滲透著魯迅所獨特的荒誕的感受和嘲諷意味。這樣，就使得在作品文本的語言形式內部構成一種張力。心理語言學認為，一個作家創作的語言形式是直接根源於他對世界的觀察和感受的方式。因此，從《故事新編》語言的戲擬中，可以看出魯迅是如何體驗其所置身的世界的特徵：荒誕感。在「戲擬」所造成的語言形式的扭曲、躁動、喧嘩之中，浸透著、流淌著魯迅心靈中某種不安、苦澀的情緒。語言的戲擬造成了《故事新編》中所特有的悲劇喜劇化，喜劇悲劇化和悲劇喜劇不斷沖突、融合、轉化的敘述格調，從這種彌漫於《故事新編》文本世界的敘述格調中，讀者可以觸摸到魯迅隱秘的、變幻復雜的內在心像。尤其重要的是，「戲擬」在這里彷彿是一幅魯迅晚年的「心電圖」。在語言形式的波動、曲折的軌跡中，分明可以讀出魯迅晚年心脈的搏動、縮張，情緒的激動、疲憊，生命的掙扎與衰竭。
二、《故事新編》創作思維的隱喻性。《故事新編》中的《出關》，在胡風、聶紺弩、蕭軍等創辦的《海燕》上剛一發表，就立即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一種觀點認為《出關》是在攻擊某一個人，另一種觀點則以為《出關》乃作者自況。魯迅為此寫了反批評的文章《《出關》的「關」》。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文中還具體談到自己小說創作的思維方式。他說，自己常常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里去找，是不能發現切合的了，但因為『雜取種種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數，更能招致廣大的惶怒。」魯迅的這段話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夠的注意。可以說，這其中包含著魯迅對自己「隱←→喻」的這樣富有張力性的創作思維的說明：「雜取種種人」，是指從生活中找到相像的人物(包括事件、情境等)，這是第一層次的「喻」。當在創作過程中「合成一人」時，這「喻」就轉化成第二層次：「隱」。由於成功的藝術形象中總是滲透著作家對生活本質、對人類心靈的豐富把握，所以，此時的「隱」也就是一種更具整體性、更深廣的「喻」[6]。由於「隱←→喻」的內在張力，使得魯迅觀察、感知和表現世界的空間擴大了，方式也更趨於復雜化。正如黑格爾指出的那樣，一個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所滲透、呈現的創作思維方式「不僅是一種認識性的想像力、幻想力和感覺力，而且還是一種實踐性的感覺力，即完成作品的能力。這兩方面──心裡的構思和作品的完成(或傳達)是攜手並進的」[7]。這也就是說，雖然一個藝術家的創作的心理過程對於旁人來說是一種不可重復、替代的隱秘過程，但是，這種隱秘的體驗畢竟還是凝結、呈現為獨特的藝術特徵。因此，要理解一個作家的創作思維，就必須緊緊抓住作品文本的藝術特徵這一中介，透過對作品文本的藝術特徵的分析來把握作家創作思維的運作及其機制。
E. 閱讀魯迅的《故事新編》思考：
女媧補天，嫦娥奔月 ，墨子的非攻，……神話《補天》、《奔月》傳說題材的有《理水》、《鑄劍》，屬於歷史題材的有《採薇》、《出關》、《非攻》、《起死》。
魯迅幼年時代，接觸到豐富的中國古代神話傳說；這些故事，多少年來，一直保存於他記憶的倉庫里，並在暗中生成著、滋養著他的浪漫主義精神。這種浪漫主義精神，在少年時代，主要是耽於詩意幻想、追求奇異的情愫。
《補天》比較突出。它洋溢著贊美、亢奮、欣喜的調子，——當然也反映了女媧創造的艱辛。《奔月》與《鑄劍》里有著不輕的被壓抑的沉重之感，但它們在體現浪漫主義最主要的特徵——有著奇特豐富的想像和強烈的主觀情感——方面來說，卻與《補天》是相同的。
《補天》的畫面，瑰麗而壯美，結構也是宏大的。——這同與主體奇異的想像相聯系的廣闊心理空間是相適應的。這篇小說中女媧的摶土造人和煉石補天雖於古籍有據，但在具體的描繪中，作家以濃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義的氛圍，創造出了十分奇異動人的藝術畫面。「她」醒來覺得無聊時，「猛然間站立起來了，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於打了一個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為神異的肉紅，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主人公的形體和用以襯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筆鋒抹上了濃重、神奇、驚人的浪漫主義色彩。關於她造人的一段描繪，顯然不是通常所謂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釋的：
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濃成一段純白。波濤都驚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裡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裡。
「阿，阿!」伊固然以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裡，禁不住很詫異了。
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著伊的事業，呼吸吹噓著，汗混和著……｜在這幅畫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動作、造成後的心情，與作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濤、浪花等交織融合在一起的基點，並不在於抽象意義上神奇的非現實性，而在於主人公造人這一驚天動地的非凡事業的巨大創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於非常之景，而深層是非常之情系於非常之事。而此處「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義的想像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動之體現。第三節，關於禁軍在女媧死屍肚皮上紮寨等描寫，同樣將古神話的簡單輪廓具體化，改造、發揮了。總之，這篇小說所依據的古代神話，它作為題材，本身就帶有奇異的浪漫主義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異的藝術想像，使之渾然一體，這就使小說更加充實和豐富。
《奔月》、《鑄劍》的故事輪廓同樣於古籍可考，但這兩篇小說依然以瑰麗神奇的想像細致生動地將古代神話傳說具體化為奇幻的藝術畫面。從人物與情節的設計，到細節描寫與氛圍的渲染，都充溢著浪漫主義氣息。《奔月》中關於羿與逢蒙對射的描寫，以及羿連發三箭射月等描寫，或奇譎，或雄渾，真富於神異的魅力。《鑄劍》中關於眉間尺以頭與劍托咐黑色人報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戲為名混入王宮、施展計謀劍劈王頭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頭、三頭在鼎中激戰等一系列描寫，是何不合現實的邏輯，而唯其如此，才獲得了令人駭怪、驚異的感染力，加強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壯意味。
比起《補天》、《奔月》、《鑄劍》來，魯迅後期所寫的《理水》等5篇歷史小說，從總體上說浪漫主義色彩稍有減弱。這主要表現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別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現代生活細節方面，卻又增強了浪漫主義氣息。《理水》、《非攻》、《出關》、《採薇》里有現實中資產階級學者等類人物的影子，有現代生活的某些片斷。如《理水》對大員、學者們進行了古今雜糅的描寫，「文化山」使讀者想到了現實中所謂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圖」等外語詞彙的出現，在幽默中隱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洋奴；《非攻》中寫墨子在宋國遇見「募捐救國隊」，這實際上是對30年代國民黨反動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國」名義強行募捐這種欺騙、掠奪行徑的影射。此類例子，在《故事新編》里除了《鑄劍》，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於題材采自《莊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帶有奇異性，經改編之後它的浪漫主義色彩愈益加濃，更見妙趣。這篇小說中，亦有「自殺是弱者的行為」這樣的「油滑」之處。相對而言，後期的幾篇中「油滑」之處較多。魯迅將他在歷史小說中採用的這種穿插現代生活細節的寫法，稱之為「油滑」。他自謂在《補天》中寫了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是從認真陷入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⑷但後來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處，過了13年，依然並無長進。」這就表明，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魯迅對自己「油滑」的寫法，既有不滿的一面，又有有意無意繼續為之的一面。對此問題，歷來爭論頗多，迄無定論。在此問題上，我們以為王瑤先生從中國傳統的丑角藝術的「間離效果」與諷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闢的。不過，在此我們要補充二點。一，丑角的語言和表演，無論其所在的作品的創作方法是何種，它本身總是歸屬於浪漫主義成分。因為，丑角的語言、動作和行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異性，而作家對其的設計和刻劃，相應地也是運用奇特想像的結果。由此可見，丑角藝術本身雖然從審美范疇講，可歸之於喜劇、滑稽，但若從創作方法講，則屬於浪漫主義。由此可見，魯迅在《故事新編》中自覺不自覺地堅持「油滑」之寫法，這是他在創作中遇到神話傳說之類本身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題材時，被激發了運用丑角藝術的浪漫主義才情。這既是自覺的，又是不自覺的。自覺的一面表現於自我選擇、自我評價；不自覺的一面表現於一旦進入歷史小說創作的思維心理狀態，丑角藝術創造的慾望作為一種心理活動的動力定型(它在作家長期不懈的雜文創作中得到了突出發展和強化)，必然會於無形中彈射到作品裡，作為一種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創作沖動而表現出來。這種彈射力、沖動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像以及某種情結綜合在一起而產生的，因而很難壓抑下去。事實上，前後相續13年之久的《故事新編》的寫作，一直運用了「油滑」的寫法，正說明這一寫法在魯迅的創作心理中有內在的根據，成了他創作心理整體結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側面。從大的方面講，從問題的實質講，這與魯迅雜文中的諷刺藝術，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內心獨白(出以虛擬)，漫畫化的人物速寫片斷(主要以人物的語言表現)等是相通的。在這一點上，魯迅的雜文與歷史小說，在創作心理上有著某些相同的依據：主體有一種內在的情感與意志張力，這種張力促使作家採用漫畫化的手法，表現被批判對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達到強烈的諷刺、批判現實的目的。以神話、傳說和歷史為題材的《故事新編》，在這方面得到了強化和突出的表現，這可以看作一旦離開現實題材時，主體的創作心理中一直居於次要地位和潛伏狀態的浪漫主義才情被有力地激揚了起來。二、《故事新編》中穿插現代生活細節這種將古今雜揉的作法，從創作心理的角度講，實質上是在古人古事與今人今事之間的聯想。這種聯想，時間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幾千年之久，所以讀者似不易覺察，而歷來亦似鮮有人從這方面來窺探《故事新編》的此種寫法。其中，神話人物、故事引發的關於現實生活的聯想，有明顯的虛幻性，更增加了這種聯想心理活動的不易識別性。之所以《故事新編》屢屢彩用「油滑」寫法而魯迅終不改弦易轍，就是因為上述古與今之間的聯想作為主體高級神經活動的動力定型已經鞏固與確定化。心理學家認為，「大腦皮質對刺激的定型系統所形成的反應定型系統，這是大腦皮質機能系統的主要表現。」「動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腦皮質活動容易化與自動化，動作與行為更加迅速精確……人的生活習慣與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動力定型的表現。」⑹其實，在創作心理活動過程中，同樣存在著動力定型的問題。作家構思(想像)過程中出現的人物言動、情節細節、生活場景等，作為一種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樣會引起主體固定的反應定型。魯迅博古通今，經常從現實與歷史的聯系中發掘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某些驚人的相似之處。這造成了他十分廣闊的心理空間，使他非常善於將古人古事與今人今事巧妙地聯系在一起。如果說，他的雜文中的這種聯系主要是類似聯想；那麼，《故事新編》中作為這種聯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進現代生活細節，則大體上是對比聯想和移植聯想。《補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徑的強盜逢蒙，《理水》中滿口現代詞語的大員和「文化山」上的學者，分別是作為女媧、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這些帶有喜劇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動思想，與英雄人物的言動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這種襯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實鮮明；同時，穿插進的現代生活細節，具有突出的現實戰斗作用。在這里，神話傳說和古代英雄的非凡舉動和崇高的創造精神、堅韌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魯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與之完全相反的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狀。具有辯證思想、深厚的歷史感與清醒的現實戰斗精神的魯迅，不會在自己的歷史小說中一味地歌贊古代英雄，不會將他在雜文創作中，大量、反復使用的「隨手一刺」的手法棄置不用。正如他在雜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來點燃自己對舊社會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滲透著對於人民的摯愛，將憎愛熔於一爐一樣，在《故事新編》中，他決不會單純地、孤立地表達自己對古代英雄的愛，而必然會把自己的愛憎結合在一起，通過一些較為復雜和完全獨創的藝術手法表達出來。當然，《故事新編》在古今之間的聯想，並非隨意的，而是有線索可尋，有中介存乎其間的。如《補天》中，關於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兩腿間的滑稽表演這個細節的出現，顯然與作家採取弗羅伊德學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故」有關，而寫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對汪靜之《蕙的風》這首愛情詩站在封建道學立場上的錯誤批評。這兩者之間，分明在「性」的問題上存在著聯想的可能。這就說明，雖然在時間跨度上頗大，但其具體內容卻在特定的同一范疇上交接了。至於《理水》，從小說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現實中關於禹「是一條蟲」的臆斷，這使作家在以熱情的歌頌態度描繪自己心中醞釀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時，不能不聯想到它；而「文化山」上發表各種謬論的學者的片斷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夥資產階級學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國民黨政府建議定北平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現實中和作品中的學者們，在置民間疾苦於不顧、空泛地瞎嚷嚷這一點上，如出一轍，何其相似乃爾!至於《採薇》、《出關》、《起死》，雖也穿插進現代生活的細節，但小說本身不存在被歌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種穿插並不屬於對比聯想。那麼，這在想像形式上究竟應該作何解釋呢?我們以為，這里的聯想更多創造性，它們大多是隨手拈來、涉筆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魯迅雜文在議論中由此及彼、「隨手一刺」這種筆法的動態化、畫面化和虛幻化。《採薇》、《出關》時代並不存在滿口現代詞彙的小丙君、小窮奇，也不會有在圖書館查閱所謂《稅收精義》的關官，而魯迅以想像將古人現代化，可以說是一種移植聯想。它們是作品進入具體規定情境後突然冒出來的，而非在相似的東西間類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間比照。這種聯想，完全脫略外形，而十分著重精神上的聯系，在時間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織錯綜。因而，其創造性的成分更突出。當然，這類聯想中可能也有某種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對那位回生的「漢子」說「自殺是弱者的行為呀!」一句，其穿插、聯想的媒介是：漢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說了句「你瞧，這叫我怎麼活下去!」由這一句話，經過「死」這個被暗含著的概念，過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徑之一「自殺」上去，遂有「自殺是弱者的行為呀!」這句30年代資產階級文人對一些因不堪反動統治和封建禮教的壓迫而自殺的人無理責難的話。可見，這類穿插，既是魯迅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運用富於獨創精神的移植聯想的結果，又是主體的思維十分靈機機敏，善於在古人古事與今人今事之間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種聯系的表現。
總之，不論《故事新編》中穿插現代生活細節的具體聯想形式是哪種，它們都一無例外地是主體在長期的思維與寫作中建立了將歷史與現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動力定型的表現。我們認為，這是魯迅《故事新編》「油滑」問題在創作心理上的奧妙所在!
將古今雜揉在一起，正是魯迅思維的宏觀性與清醒的現實戰斗精神的體現，又是魯迅創作心理結構的一個重要側面，或稱之為魯迅創作心理深層的動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雜揉這種「油滑」的寫法，因其與主體的藝術想像相聯系，具有一定的虛幻性，所以上文將其與主體的浪漫主義才情聯系起來。而從此種寫法具有現實依據《包括素材來源與內在精神)，以及作家著眼於以曲折間接的形式客觀地反映現實而言，此種寫法又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較多地採取了客觀精確的描寫，所以我們不能說《故事新編》完全是浪漫主義的，而只能說它從總體上貫串著一條浪漫主義的線索。除《非攻》、《採薇》、《出關》的現災主義成分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著重於對歷史故事與人物性格的客觀描述，其餘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著一定的現實主義成分，或與現實主義有某些相通之處。至少，「油滑」的寫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兩重性。而特別應該指明的是，《故事新編》在以浪漫主義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參以現實主義以外，還有著某些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滲透。或者說，有著某些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補天》如作者所說，運用了弗羅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徵主義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師對現實中的某種人作了暗示，同時羿的英雄落寞情緒中多少有著作家自己情緒的投射；《鑄劍》中的復仇行為與用於復仇的劍，也包含著明顯的象徵意味，對中國當時的現實有所暗示和隱喻；而《起死》雖對《莊子·至樂》中那段寓言在內容上有一定的擷取，但其本身卻更多地是生發、改造，情節中頗富荒誕成分，因而這篇經改編的小說不妨以獨幕的荒誕劇視之。
如此看來，整個《故事新編》雖說以浪漫主義為基本線索，但也錯綜著現實主義和某些現代主義的成分。也就是說，《故事新編》在創作方法上，與《吶喊》、《彷徨》一樣，都具有不純性(前者的不純性更高)。這一點，既有個人心理結構上的原因，又有時代的原因。一位學者曾指出：「在歐洲，從浪漫主義經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是一個長達百年之久的歷史過程。但在中國，它們卻共時地展現在中國新文學創始者面前。他們當時接受的進化論認識模式使它們主觀上試圖先補課，再循序發展。然而時代氣氛卻使他們從一開始就無法免於當時勃興的現代主義思潮的糾纏。而且，各種思潮的同時湧入也必然會模糊它們之間的明確界線。這種情況使中國新文學的創始者從一開始就處在不同文學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擊之中。雖然不同作家的個性以及各自先入為主的印象會導致不同的接受傾向，並由此而逐漸形成中國新文學中的流派，但是『不純』必然始終是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徵。」⑺這段話，可以看作《故事新編》在創作方法上「不純」的時代依據。然而作家自身的情況，如個性，心理結構及所受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等，卻是出現上述情況的主觀條件。前期《補天》等3篇小說的寫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吶喊》(或《彷徨》)結束之後。社會形勢的逆轉和個人生活遭受種種嚴重挫折所帶來的苦悶，使他把目光轉向古代歷史和個人的幼年和青年時期。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四近無生人氣，心裡空空洞洞」，「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著重號為引者所加)。正是在這種心境下，他動手寫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預備足八則《故事新編》的材料，並在此時和稍後寫了《奔月》和《鑄劍》。就小說體裁而言，隨著作家將目光轉向神話傳說和歷史，他在《吶喊》《彷徨》中所採用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便讓位於浪漫主義，遂出現了《故事新編》以浪漫主義為主調的藝術風貌。但現實主義這一被魯迅堅持在《吶喊》《彷徨》中所運用的創作方法，決不會銷聲匿跡。它必然會在創作意圖、人物刻劃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與《鑄劍》，比之《補天》，現實主義成分要稍多一些。魯迅所說的「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僅是主觀願望；而現實主義作為被主體長期所運用的創作方法，必然會在主體創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動力定型，從而在創作中或多或少、或顯或隱地發生作用。這種情況，正如魯迅早年崇尚浪漫主義並富於浪漫主義才情，雖在「五四」時期轉變到它的對立面，但仍在創作中有所體現一樣。後期所寫的5篇，時值魯迅世界觀發生根本轉變之後，作家此時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與更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緊張、不倦地從事著現實主義的雜文創作。這種情況所強化了的創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歷史小說的創作中，便是現實主義成分的有所加強。在寫《出關》和《起死》之前，魯迅聯系當時社會現實狀況，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壞種的祖墳刨一下」⑻。因此，魯迅後期的5篇小說，與現實的聯系更為緊密。在心理上，與1926年秋冬的「不願意想到目前」明顯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故事新編》的後5篇，可以看作是魯迅雜文向純文學領域的延伸和轉換。當然，後期5篇仍閃耀著浪漫主義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像的奇特、理想的寄託(如《理水》)等方面，這5篇的浪漫主義色彩確乎是不容抹煞的。從心理機制方面說，魯迅在大量地、長期地寫作以現實主義為創作方法的雜文時，他十分活躍的審美情感與藝術想像在相當程度上被壓抑了；被壓抑了的這些東西經過長久的積淀只能被強化，從其成分而言它們更多地傾向於浪漫主義。簡言之，在長期的雜文創作中，魯迅被壓抑了的，是一種浪漫主義才情。這種才情，通常索居於心理結構的底層；但一旦遇到適當時機，它便會「冒」出來，進行頑強的自我表現。這便是後期5篇歷史小說仍然貫穿著浪漫主義線索的心理依據。在一定范圍內，浪漫主義可以最大限度地抒發主體的情感，發揮主體的想像，從而給作家帶來較大的自我娛樂性和釋放感，進而有利於實現主體的心理平衡。
現實主義的採用，於魯迅是十分自覺的，與他療救國民性、改造社會的偉大目標聯系著，但它的居於主導地位，必意味著主體心理結構中浪漫主義成分要受到自覺不自覺的壓抑。從心理結構的內在需要講，魯迅無形中也有導泄自身浪漫主義的要求。特別當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動處於活躍狀態(精神苦悶時往往如此)時，或因為多種原因不能或不願寫作以現實為題材的作品時，心中埋伏和壓抑已久的浪漫主義情愫，便會涌動，要求表現
F. 以具體論點論證中國古典小說和中國近現代小說的差異性
反映現實、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或淡化情節、阿城。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溫論述這個問題時說，所有這些小說；一反過去圖解說教式，徐星的《無主題變奏》。……而我們應該知道；或追求情節的詩化，王安憶的《小鮑庄》，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周立武的《巨獸》等都絕不能因沒有傳統的「典型人物」而否認其中各具風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彭見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情感、汪曾棋的一些作品、虛化或怪誕化；古代小說重情節，就是古代白話、多義性與含蓄性體現，何士黨的《喜悅》，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抑或是王蒙的《海的夢》《雜色》，而呈模糊性；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又有「原生態」典型形象，雖沒有了傳統小說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可以不要主題意旨。這里有一個對故事，一方面有善惡，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或使情節抽象化、思想觀念等均可成為主題）、具體，動人心弦的沖突：它們寫的可能是心理的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小說是以人物，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也應有科學理解，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劉震雲的《塔鋪》。逼真、情節，認為小說可以不要背景環境、環境這三要素有機融合的生動，黃燦的《孤島》，如張承志的《大坂》，香雪》。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因此，以意境取勝，正在於它是否是向前發展的。
同時：「凡是小說就一定包含有故事；對現代小說主題改變過去內涵的單一性（即只將主題理解為思想觀念）而呈多樣品格（即信息，立足現實，韓少功的《飛過藍天》等。在情節安排上，許多現代小說也與傳統故事型小說不同，而承認只要是動態過程就含情節與故事這一新理解。」如果我們擺脫傳統觀念對情節與故事的束縛，方方的《風景》等，故事的檢驗標准。
簡言之，無論是池莉的《煩惱人生》、是非之分。
現代小說只是沖破傳統「現實主義」的規范，就自然會對現代小說的情節要素的體現有正確的把握與認識了、懸念，如鐵凝的《哦、心理型「內向化」典型形象與抽象化「象徵性」典型形象等。不能以此為據，對現代小說中環境背景的抽象化，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但以此證明小說可以不要情節，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因而欣賞時，情緒的或內在的事物，殘雪的《阿梅在一個太陽天里的愁思》等、自然的藝術畫圖來反映社會人生的散文體敘述文學樣式，描寫人物。但是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個你所不熟的或是沒有料到的平面上，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單向指定式；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如何立偉的《白色鳥》，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情節的理性認識問題，通過情節表現人物，是人民群眾思想，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意境，無疑是淺薄無知的；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以及殘雪，使人物形象除簡單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典型化」人物外、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
G. 舉例說明魯迅是如何創造現代小說名族新形式的
魯迅在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中，試圖每篇小說都創造獨特的文體和形式，難得的是，居然篇篇成功，成為經典的傳世之作。
如果多讀些中國的古代白話小說，你就會發現俗套多多，基本都採取章回體，散文中夾雜著大量韻文，大量有名人物的描寫高度僅僅是類型化，大框架全是第三人稱順敘結構，每章最後都留一點懸念，草蛇灰線的埋伏線索，單一的減頭腦密針線，喜歡玩大團圓等等。
這些都是小說從說書和戲劇繼承下來的痕跡，故事易於寫的精彩有趣，符合市民小農的接受心理，便於知識分子的教化，但是我們知道，無論什麼寫成八股一樣了就俗，文學需要不斷開拓新形式，引入新題材。
西方的小說形式和題材就遠遠豐富。這當然需要從改造形式入手，魯迅熱心的恰恰是，不僅創作出內容，也連帶著創造形式，比如阿Q的史傳體，狂人的日記體，祥林嫂的多條線索，傷逝的倒敘，還有一篇對話體的故事。。。等等。所有這些都成了範文，後面的小說家每一樣都能學成一派，而且都很難超過他，了不起吧。
H. 故事新編的詳述
魯迅曾說，《故事新編》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⑴其中，屬於神話題材的有《補天》、《奔月》，屬於傳說題材的有《理水》、《鑄劍》《起死》，屬於歷史題材的有《採薇》、《出關》、《非攻》。在這里，神話、傳說及史實本身作為「新編」的對象，是既定的，即使它們的流傳有歧異，但作者對之只存在選擇的問題；而「演義」，卻自然而然包含著藝術虛構即魯迅所謂「點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約作家採用創作方法的問題上，此處存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先決條件：神話、傳說作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創作的文學作品，其本身就帶有很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奇異性，它們的自身內容就內在地要求著作家在改編之時以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來表現；而史實，作為有據可考的歷史，因其具有客觀真實性，先天地傾向於現實主義，但由於作家在改編它們的時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則和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導向現實主義，又可以導向浪漫主義。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編》的創作方法時，我們首先得將神話、傳說與史實這兩個不同的范疇相對地區分開來。
仔細說來，神話與傳說也是有區別的。它們二者的相異之處在於：神話完全是想像的產物，而傳說可能有某種事實上的依據。前者是人與自然的神化，後者則是「神話演進」之後，「中樞者」已由「神格」「漸進於人性」，「或為神性之人，或為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滿想像和奇異色彩方面，神話與傳說又是一致的。故我們在此將它們相提並論。
神話是反映原始先民對世界起源、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現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維方式上，神話充滿了原始先民那種大膽、奇特的想像和幻想，與對現實的真實反映是兩碼事。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話都是在想像中和通過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⑶可見，神話一時一刻也離不開想像，而奇特豐富的想像正是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應該說，不論就其內容或思維方式而言，神話都是浪漫主義的。當然，神話與後世的浪漫主義文學之間有著時間上的隔離，後者是隨著原始社會的解體、文學從神話中分化出來之後逐漸產生的。但是，它們的精神卻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觀面貌來認識和進行描繪，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來理解和進行描繪。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古老的神話，其內容和所體現的思維方式都是浪漫主義的，概莫能外。馬克思關於古希臘神話的論述，在精神實質上，應該說包含著對神話與浪漫主義之內在關系的確認。因為，「在想像中和通過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話，其突出特徵正是大膽、奇特而又豐富的想像；這種想像是非現實和超現實的，它不是對現實世界的客觀反映，而是帶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這在思維方式上，顯然是一種非自覺的浪漫主義的藝術方式。一切神話永久性的藝術魅力，從根本上，正是從人類童年這種非自覺的浪漫主義「藝術」方式而來。
魯迅寫作《故事新編》，情況亦是這樣。如上所述，神話傳說題材，在《故事新編》中要佔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間斷斷續續地寫下這些新編的「故事」，並非偶然。從心理積淀的角度而言，魯迅幼年時代，接觸到豐富的中國古代神話傳說；這些故事，多少年來，一直保存於他記憶的倉庫里，並在暗中生成著、滋養著他的浪漫主義精神。這種浪漫主義精神，在少年時代，主要是耽於詩意幻想、追求奇異的情愫。他小時候自編童話，便是這種情愫的體現。到1907年寫作《摩羅詩力說》之時，他已經博覽了中外文學作品，而他心嚮往之的卻是西方的一批「摩羅詩人」，如拜倫、雪萊等。在紛然雜陳的文學流派中，他獨獨垂青和服膺於浪漫主義。這原因，除了他的年齡特點以及東京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之影響外，還有一條，就是少年時代大量神話傳說在其心田裡播下了浪漫主義這顆難以磨滅的種子。到了《吶喊》、《彷徨》時期，現實主義是顯流與主流，而浪漫主義則是潛流和支流。現實主義的採用，於魯迅是十分自覺的，與他療救國民性、改造社會的偉大目標聯系著，但它的居於主導地位，必意味著主體心理結構中浪漫主義成分要受到自覺不自覺的壓抑。從心理結構的內在需要講，魯迅無形中也有導致傾瀉自身浪漫主義的要求。特別當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動處於活躍狀態(精神苦悶時往往如此)時，或因為多種原因不能或不願寫作以現實為題材的作品時，心中埋伏和壓抑已久的浪漫主義情愫，便會涌動，要求表現。《野草》就創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徵主義的(也有現實主義成分)，但它包含著十分強烈的浪漫主義激情。因為現代主義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義的。所以，當魯迅心理結構中情感這一因素占據最突出的地位時，他的創作必然在相當程度上傾向於浪漫主義，同時滲透著現實主義，並匯入某種現代主義成分。《野草》是一個例子，《故事新編》也是一個例子。自然，後者的情況有所不同。
對於魯迅這樣博古通今的作家來說，當現實的精確映象從他的大腦里暫時隱退或消失時，神話傳說或歷史的映象，往往會來替換。也就是說，他的心理包括觀念，意緒及意象活動，不會有空白，不會有消歇或停頓狀態。以假想的邏輯進行充分的毫無拘束的想像，將作家濃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發出來，這對於《吶喊》、《彷徨》那樣著意進行冷靜的刻劃、精確的現實描繪、於自身的情感加以較嚴格的控制這種精神活動來，不僅是必要的補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種補充在魯迅來說，主要是在歷時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編》；也有在共時中進行的，如《野草》之於《彷徨》。特別是主體面對神話這種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鮮活的藝術魅力的改編對象時，創作主體必定會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種審美愉悅。此種心態，會投射於改編而成的作品中。在這方面，《補天》比較突出。它洋溢著贊美、亢奮、欣喜的調子，——當然也反映了女媧創造的艱辛。《奔月》與《鑄劍》里有著不輕的被壓抑的沉重之感，但它們在體現浪漫主義最主要的特徵——有著奇特豐富的想像和強烈的主觀情感——方面來說，卻與《補天》是相同的。
《補天》的畫面，瑰麗而壯美，結構也是宏大的。——這同與主體奇異的想像相聯系的廣闊心理空間是相適應的。這篇小說中女媧的摶土造人和煉石補天雖於古籍有據，但在具體的描繪中，作家以濃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義的氛圍，創造出了十分奇異動人的藝術畫面。「她」醒來覺得無聊時，「猛然間站立起來了，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於打了一個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為神異的肉紅，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主人公的形體和用以襯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筆鋒抹上了濃重、神奇、驚人的浪漫主義色彩。關於她造人的一段描繪，顯然不是通常所謂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釋的：
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濃成一段純白。波濤都驚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裡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裡。
「阿，阿!」伊固然以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裡，禁不住很詫異了。
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著伊的事業，呼吸吹噓著，汗混和著……在這幅畫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動作、造成後的心情，與作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濤、浪花等交織融合在一起的基點，並不在於抽象意義上神奇的非現實性，而在於主人公造人這一驚天動地的非凡事業的巨大創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於非常之景，而深層是非常之情系於非常之事。而此處「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義的想像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動之體現。第三節，關於禁軍在女媧死屍肚皮上紮寨等描寫，同樣將古神話的簡單輪廓具體化，改造、發揮了。總之，這篇小說所依據的古代神話，它作為題材，本身就帶有奇異的浪漫主義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異的藝術想像，使之渾然一體，這就使小說更加充實和豐富。
《奔月》、《鑄劍》的故事輪廓同樣於古籍可考，但這兩篇小說依然以瑰麗神奇的想像細致生動地將古代神話傳說具體化為奇幻的藝術畫面。從人物與情節的設計，到細節描寫與氛圍的渲染，都充溢著浪漫主義氣息。《奔月》中關於羿與逢蒙對射的描寫，以及羿連發三箭射月等描寫，或奇譎，或雄渾，真富於神異的魅力。
《鑄劍》中關於眉間尺以頭與劍托咐黑色人報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戲為名混入王宮、施展計謀劍劈王頭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頭、三頭在鼎中激戰等一系列描寫，是何不合現實的邏輯，而唯其如此，才獲得了令人駭怪、驚異的感染力，加強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壯意味。
比起《補天》、《奔月》、《鑄劍》來，魯迅後期所寫的《理水》等5篇歷史小說，從總體上說浪漫主義色彩稍有減弱。這主要表現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別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現代生活細節方面，卻又增強了浪漫主義氣息。《理水》、《非攻》、《出關》、《採薇》里有現實中資產階級學者等類人物的影子，有現代生活的某些片斷。如《理水》對大員、學者們進行了古今雜糅的描寫，「文化山」使讀者想到了現實中所謂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圖」等外語詞彙的出現，在幽默中隱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洋奴；《非攻》中寫墨子在宋國遇見「募捐救國隊」，這實際上是對30年代國民黨反動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國」名義強行募捐這種欺騙、掠奪行徑的影射。此類例子，在《故事新編》里除了《鑄劍》，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於題材采自《莊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帶有奇異性，經改編之後它的浪漫主義色彩愈益加濃，更見妙趣。這篇小說中，亦有「自殺是弱者的行為」這樣的「油滑」之處。相對而言，後期的幾篇中「油滑」之處較多。魯迅將他在歷史小說中採用的這種穿插現代生活細節的寫法，稱之為「油滑」。他自謂在《補天》中寫了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是從認真陷入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⑷但後來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處，過了13年，依然並無長進。」這就表明，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魯迅對自己「油滑」的寫法，既有不滿的一面，又有有意無意繼續為之的一面。對此問題，歷來爭論頗多，迄無定論。在此問題上，我們以為王瑤先生從中國傳統的丑角藝術的「間離效果」與諷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闢的。不過，在此我們要補充二點。一，丑角的語言和表演，無論其所在的作品的創作方法是何種，它本身總是歸屬於浪漫主義成分。因為，丑角的語言、動作和行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異性，而作家對其的設計和刻劃，相應地也是運用奇特想像的結果。由此可見，丑角藝術本身雖然從審美范疇講，可歸之於喜劇、滑稽，但若從創作方法講，則屬於浪漫主義。由此可見，魯迅在《故事新編》中自覺不自覺地堅持「油滑」之寫法，這是他在創作中遇到神話傳說之類本身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題材時，被激發了運用丑角藝術的浪漫主義才情。這既是自覺的，又是不自覺的。自覺的一面表現於自我選擇、自我評價；不自覺的一面表現於一旦進入歷史小說創作的思維心理狀態，丑角藝術創造的慾望作為一種心理活動的動力定型(它在作家長期不懈的雜文創作中得到了突出發展和強化)，必然會於無形中彈射到作品裡，作為一種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創作沖動而表現出來。這種彈射力、沖動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像以及某種情結綜合在一起而產生的，因而很難壓抑下去。事實上，前後相續13年之久的《故事新編》的寫作，一直運用了「油滑」的寫法，正說明這一寫法在魯迅的創作心理中有內在的根據，成了他創作心理整體結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側面。從大的方面講，從問題的實質講，這與魯迅雜文中的諷刺藝術，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內心獨白(出以虛擬)，漫畫化的人物速寫片斷(主要以人物的語言表現)等是相通的。在這一點上，魯迅的雜文與歷史小說，在創作心理上有著某些相同的依據：主體有一種內在的情感與意志張力，這種張力促使作家採用漫畫化的手法，表現被批判對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達到強烈的諷刺、批判現實的目的。以神話、傳說和歷史為題材的《故事新編》，在這方面得到了強化和突出的表現，這可以看作一旦離開現實題材時，主體的創作心理中一直居於次要地位和潛伏狀態的浪漫主義才情被有力地激揚了起來。
二、《故事新編》中穿插現代生活細節這種將古今雜揉的作法，從創作心理的角度講，實質上是在古人古事與今人今事之間的聯想。這種聯想，時間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幾千年之久，所以讀者似不易覺察，而歷來亦似鮮有人從這方面來窺探《故事新編》的此種寫法。其中，神話人物、故事引發的關於現實生活的聯想，有明顯的虛幻性，更增加了這種聯想心理活動的不易識別性。之所以《故事新編》屢屢彩用「油滑」寫法而魯迅終不改弦易轍，就是因為上述古與今之間的聯想作為主體高級神經活動的動力定型已經鞏固與確定化。心理學家認為，「大腦皮質對刺激的定型系統所形成的反應定型系統，這是大腦皮質機能系統的主要表現。」「動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腦皮質活動容易化與自動化，動作與行為更加迅速精確……人的生活習慣與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動力定型的表現。」⑹其實，在創作心理活動過程中，同樣存在著動力定型的問題。作家構思(想像)過程中出現的人物言動、情節細節、生活場景等，作為一種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樣會引起主體固定的反應定型。魯迅博古通今，經常從現實與歷史的聯系中發掘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某些驚人的相似之處。這造成了他十分廣闊的心理空間，使他非常善於將古人古事與今人今事巧妙地聯系在一起。如果說，他的雜文中的這種聯系主要是類似聯想；那麼，《故事新編》中作為這種聯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進現代生活細節，則大體上是對比聯想和移植聯想。《補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徑的強盜逢蒙，《理水》中滿口現代詞語的大員和「文化山」上的學者，分別是作為女媧、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這些帶有喜劇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動思想，與英雄人物的言動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這種襯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實鮮明；同時，穿插進的現代生活細節，具有突出的現實戰斗作用。在這里，神話傳說和古代英雄的非凡舉動和崇高的創造精神、堅韌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魯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與之完全相反的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狀。具有辯證思想、深厚的歷史感與清醒的現實戰斗精神的魯迅，不會在自己的歷史小說中一味地歌贊古代英雄，不會將他在雜文創作中，大量、反復使用的「隨手一刺」的手法棄置不用。正如他在雜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來點燃自己對舊社會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滲透著對於人民的摯愛，將憎愛熔於一爐一樣，在《故事新編》中，他決不會單純地、孤立地表達自己對古代英雄的愛，而必然會把自己的愛憎結合在一起，通過一些較為復雜和完全獨創的藝術手法表達出來。當然，《故事新編》在古今之間的聯想，並非隨意的，而是有線索可尋，有中介存乎其間的。如《補天》中，關於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兩腿間的滑稽表演這個細節的出現，顯然與作家採取弗羅伊德學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故」有關，而寫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對汪靜之《蕙的風》這首愛情詩站在封建道學立場上的錯誤批評。這兩者之間，分明在「性」的問題上存在著聯想的可能。這就說明，雖然在時間跨度上頗大，但其具體內容卻在特定的同一范疇上交接了。至於《理水》，從小說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現實中關於禹「是一條蟲」的臆斷，這使作家在以熱情的歌頌態度描繪自己心中醞釀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時，不能不聯想到它；而「文化山」上發表各種謬論的學者的片斷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夥資產階級學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國民黨政府建議定北平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現實中和作品中的學者們，在置民間疾苦於不顧、空泛地瞎嚷嚷這一點上，如出一轍，何其相似乃爾!至於《採薇》、《出關》、《起死》，雖也穿插進現代生活的細節，但小說本身不存在被歌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種穿插並不屬於對比聯想。那麼，這在想像形式上究竟應該作何解釋呢?我們以為，這里的聯想更多創造性，它們大多是隨手拈來、涉筆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魯迅雜文在議論中由此及彼、「隨手一刺」這種筆法的動態化、畫面化和虛幻化。《採薇》、《出關》時代並不存在滿口現代詞彙的小丙君、小窮奇，也不會有在圖書館查閱所謂《稅收精義》的關官，而魯迅以想像將古人現代化，可以說是一種移植聯想。它們是作品進入具體規定情境後突然冒出來的，而非在相似的東西間類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間比照。這種聯想，完全脫略外形，而十分著重精神上的聯系，在時間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織錯綜。因而，其創造性的成分更突出。當然，這類聯想中可能也有某種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對那位回生的「漢子」說「自殺是弱者的行為呀!」一句，其穿插、聯想的媒介是：漢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說了句「你瞧，這叫我怎麼活下去!」由這一句話，經過「死」這個被暗含著的概念，過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徑之一「自殺」上去，遂有「自殺是弱者的行為呀!」這句30年代資產階級文人對一些因不堪反動統治和封建禮教的壓迫而自殺的人無理責難的話。可見，這類穿插，既是魯迅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運用富於獨創精神的移植聯想的結果，又是主體的思維十分靈機機敏，善於在古人古事與今人今事之間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種聯系的表現。
總之，不論《故事新編》中穿插現代生活細節的具體聯想形式是哪種，它們都一無例外地是主體在長期的思維與寫作中建立了將歷史與現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動力定型的表現。我們認為，這是魯迅《故事新編》「油滑」問題在創作心理上的奧妙所在!
將古今雜揉在一起，正是魯迅思維的宏觀性與清醒的現實戰斗精神的體現，又是魯迅創作心理結構的一個重要側面，或稱之為魯迅創作心理深層的動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雜揉這種「油滑」的寫法，因其與主體的藝術想像相聯系，具有一定的虛幻性，所以上文將其與主體的浪漫主義才情聯系起來。而從此種寫法具有現實依據《包括素材來源與內在精神)，以及作家著眼於以曲折間接的形式客觀地反映現實而言，此種寫法又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較多地採取了客觀精確的描寫，所以我們不能說《故事新編》完全是浪漫主義的，而只能說它從總體上貫串著一條浪漫主義的線索。除《非攻》、《採薇》、《出關》的現實主義成分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著重於對歷史故事與人物性格的客觀描述，其餘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著一定的現實主義成分，或與現實主義有某些相通之處。至少，「油滑」的寫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兩重性。而特別應該指明的是，《故事新編》在以浪漫主義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參以現實主義以外，還有著某些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滲透。或者說，有著某些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補天》如作者所說，運用了弗羅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徵主義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師對現實中的某種人作了暗示，同時羿的英雄落寞情緒中多少有著作家自己情緒的投射；《鑄劍》中的復仇行為與用於復仇的劍，也包含著明顯的象徵意味，對中國當時的現實有所暗示和隱喻；而《起死》雖對《莊子·至樂》中那段寓言在內容上有一定的擷取，但其本身卻更多地是生發、改造，情節中頗富荒誕成分，因而這篇經改編的小說不妨以獨幕的荒誕劇視之。
如此看來，整個《故事新編》雖說以浪漫主義為基本線索，但也錯綜著現實主義和某些現代主義的成分。也就是說，《故事新編》在創作方法上，與《吶喊》、《彷徨》一樣，都具有不純性(前者的不純性更高)。這一點，既有個人心理結構上的原因，又有時代的原因。一位學者曾指出：「在歐洲，從浪漫主義經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是一個長達百年之久的歷史過程。但在中國，它們卻共時地展現在中國新文學創始者面前。他們當時接受的進化論認識模式使它們主觀上試圖先補課，再循序發展。然而時代氣氛卻使他們從一開始就無法免於當時勃興的現代主義思潮的糾纏。而且，各種思潮的同時湧入也必然會模糊它們之間的明確界線。這種情況使中國新文學的創始者從一開始就處在不同文學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擊之中。雖然不同作家的個性以及各自先入為主的印象會導致不同的接受傾向，並由此而逐漸形成中國新文學中的流派，但是『不純』必然始終是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徵。」⑺這段話，可以看作《故事新編》在創作方法上「不純」的時代依據。然而作家自身的情況，如個性，心理結構及所受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等，卻是出現上述情況的主觀條件。前期《補天》等3篇小說的寫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吶喊》(或《彷徨》)結束之後。社會形勢的逆轉和個人生活遭受種種嚴重挫折所帶來的苦悶，使他把目光轉向古代歷史和個人的幼年和青年時期。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四近無生人氣，心裡空空洞洞」，「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著重號為引者所加)。正是在這種心境下，他動手寫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預備足八則《故事新編》的材料，並在此時和稍後寫了《奔月》和《鑄劍》。就小說體裁而言，隨著作家將目光轉向神話傳說和歷史，他在《吶喊》《彷徨》中所採用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便讓位於浪漫主義，遂出現了《故事新編》以浪漫主義為主調的藝術風貌。但現實主義這一被魯迅堅持在《吶喊》《彷徨》中所運用的創作方法，決不會消聲匿跡。它必然會在創作意圖、人物刻劃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與《鑄劍》，比之《補天》，現實主義成分要稍多一些。魯迅所說的「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僅是主觀願望；而現實主義作為被主體長期所運用的創作方法，必然會在主體創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動力定型，從而在創作中或多或少、或顯或隱地發生作用。這種情況，正如魯迅早年崇尚浪漫主義並富於浪漫主義才情，雖在「五四」時期轉變到它的對立面，但仍在創作中有所體現一樣。後期所寫的5篇，時值魯迅世界觀發生根本轉變之後，作家此時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與更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緊張、不倦地從事著現實主義的雜文創作。這種情況所強化了的創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歷史小說的創作中，便是現實主義成分的有所加強。在寫《出關》和《起死》之前，魯迅聯系當時社會現實狀況，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壞種的祖墳刨一下」⑻。因此，魯迅後期的5篇小說，與現實的聯系更為緊密。在心理上，與1926年秋冬的「不願意想到目前」明顯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故事新編》的後5篇，可以看作是魯迅雜文向純文學領域的延伸和轉換。當然，後期5篇仍閃耀著浪漫主義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像的奇特、理想的寄託(如《理水》)等方面，這5篇的浪漫主義色彩確乎是不容抹煞的。從心理機制方面說，魯迅在大量地、長期地寫作以現實主義為創作方法的雜文時，他十分活躍的審美情感與藝術想像在相當程度上被壓抑了；被壓抑了的這些東西經過長久的積淀只能被強化，從其成分而言它們更多地傾向於浪漫主義。簡言之，在長期的雜文創作中，魯迅被壓抑了的，是一種浪漫主義才情。這種才情，通常索居於心理結構的底層；但一旦遇到適當時機，它便會「冒」出來，進行頑強的自我表現。這便是後期5篇歷史小說仍然貫穿著浪漫主義線索的心理依據。在一定范圍內，浪漫主義可以最大限度地抒發主體的情感，發揮主體的想像，從而給作家帶來較大的自我娛樂性和釋放感，進而有利於實現主體的心理平衡。
實際上，不僅《故事新編》貫穿著浪漫主義線索，而且魯迅的整個文學生涯，都貫穿著一條浪漫主久線索，——只是它起伏變化，行跡不定而已。如果說，《故事新編》後5篇在浪漫主義成分方面稍遜於前3篇；那麼，魯迅後期的舊體詩創作中，不少篇章相當突出地表現了浪漫主義。在這方面，他除了受到西方近代浪漫主義的浸染，還受到了楚漢浪漫思潮的影響。屈原詩歌與屈原的藝術精神對魯迅有較大影響，這一點為論者所公認，自不必言；而漢唐石刻表現的人神雜處、古今錯綜的藝術氛圍，也對魯迅有一定熏陶。這諸多因素綜合在一起，魯迅的舊體詩創作呈現出浪漫主義的瑰麗色彩。他在30年代所寫的舊體詩，幾乎篇篇充溢著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如《無題·洞庭木落楚天高》、《贈畫師》、《題三義塔》、《悼丁君》、《贈人二首》、《無題·一枝清采妥湘靈》、《無題·大野多鉤棘》、《阻郁達夫移家杭州》、《亥年殘秋偶作》等篇。它們多用神話與楚辭典故，營造了古今疊印、虛實相生的浪漫主義意象，情感極為濃烈充沛，想像奇特豐富。
I. 要有論點並且論證中國古典小說與中國近現代小說的差異
我以為金庸與古龍的小說，有六個大不同。
首先，小說的背景不同。金庸的小說既有歷史的影子，又有新的藝術創造，他的《書劍恩仇錄》寫到乾隆與陳閣老，在《鹿鼎記》中寫到康熙與鰲拜，在《倚天屠龍記》中寫到朱元璋與徐達，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人，他用了三分歷史七分小說的藝術手法，半真半假，假中有真。而古龍寫小說，則撇開歷史不談，他設置的小說環境幾乎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既馳騁想像，又合情合理。
第二，對社會環境與風俗人情的描寫不同。金庸在作景物描寫時，大抵有明確的地理位置，寫江南、寫塞北、寫少林、寫武當，都有詳盡具體的描繪，給人以歷史知識的熏陶。而古龍寫小鎮、寫山莊、寫山巒、寫流水，都是信手拈來，無中生有，盡情發揮。一個靠寫實而兼以藝術加工，一個靠激情來構思理想中的社會；在金庸的小說中能領略社會風情，而古龍的小說則是人情世界的坦露。
第三，兩人小說的結構不同。金庸既擺脫了舊武俠小說陳舊的寫法，又繼承了傳統文學的嚴謹結構，因為他寫過電影劇本，又不時運用西方心理描寫手段，來充實結構的多層次與多視角，他的小說，放得開，收得攏，前後呼應，一氣呵成。寫歷史又不呆板、拘泥。《笑傲江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金庸有些小說，長達五卷，有一百多萬字，可自始至終主題鮮明，構思嚴密。可見其扎實的藝術功力。相比之下，古龍則不太講究結構，他有意識地引入西歐文學的表現方法，一路寫來，奇峰突起，設置懸念，撲朔迷離，但由於一味追求情節的離奇，難免有顧首不顧尾的毛病。幸虧古龍才氣橫溢，盡管結構上時有破綻，但由於寫法新穎，想像奇特，兼有如珠妙語，也令讀者大開眼界，愛不釋手，自成一種武俠小說的新文體。
第四，在故事銜接上，也各有各的高明手法。金庸依靠環環相扣的情節來組織故事；而古龍則以製造懸念來吸引讀者，前者叫人越讀越感受到作者的想像奇突，後者則令讀者進入一個撲朔迷離的藝術天地。
第五，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也各有自己對藝術典型的偏愛。金庸筆下，芸芸眾生，除韋小寶外，他最擅長塑造朴實無華的英雄人物，如郭靖、喬峰，都顯得厚道、忠誠、大度，甚至有點魯鈍而謙恭；古龍則不同，他更善於描摹英雄人物的機智、瀟灑、豪放和不拘小節，如陸小鳳、楚留香、李尋歡、江小魚。相比之下，金庸寫機智的人物，未免遜色；古龍筆下的鐵中棠、沈浪，也不如陸小風、楚留香寫得精彩而感人。
第六，金庸與古龍最大的差別，還是在兩人的語言表達上。金庸的文體，在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基礎上，為之一變，他的語言老練沉著，博大精深，既成功地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語言，又融入新文藝的筆觸，由於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使老讀者不致生厭，新讀者又擊掌叫好。古龍則追求武俠小說的語言歐化，他擅長寫短句與分行式，對話中多警句，交代事情來龍去脈，多段落、多層次，他力求把句子寫得很美，很可玩味，很有哲理，給人一種面目一新的格局。古龍在語言上的創新，當然不是說絕對成功，他的某些小說，如《天涯·明月·刀》就有過分追求散文詩的傾向，讀來太雅，令讀者困惑。但古龍的新文體畢竟突破了武俠小說的原有文體，並形成了一種自己的新的語言藝術風格。
J. 看「故事」如何「新編」——論劉以鬯小說《寺內》、《蜘蛛精》及其它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劉以鬯的《寺內》、《蜘蛛精》、《蛇》等「故事新編」小說，「故事新編」是劉以鬯借用弗洛伊德理論審視傳統故事後再創作，實現小說民族化與現代化相結合的一種嘗試。與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期間弗洛伊德理論在文學創作中作為一種反封建武器的作用不同，劉以鬯以他的「故事新編」小說將其還原為一種普通的關於人的心理結構的科學，恰恰是在這里，劉實現了對傳統小說創作理念的揚棄，並達到了創作的先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