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小說對古典小說的繼承和發展

① 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歷程

1 入雲龍 公孫勝（出家）
2 玉臂匠 金大堅（御前聽用，後任職於內府御寶監）
3 紫髯伯 皇甫端（御前聽用，後任御馬監大使）
4 聖手書生 蕭讓（受職於蔡太師府）
5 鐵叫子 樂和（王都尉府中使令）
6 雲里金剛 宋萬（戰死於潤州）
7 沒面目 焦挺（戰死於潤州）
8 九尾龜 陶宗旺（戰死於潤州）
9 青面獸 楊志（患病，寄留丹徒，後病逝）
10 百勝將軍 韓滔（戰死於常州）
11 天目將軍 彭汜（戰死於常州）
12 白面郎君 鄭天壽（戰死於宣州）
13 操刀鬼 曹正（戰死於宣州）
14 活閃婆 王定六（戰死於宣州）
15 丑郡馬 宣贊（戰死於蘇州）
16 金眼彪 施恩（戰死於常熟）
17 獨火星 孔亮（戰死於崑山）
18 神醫 安道全（調御前聽用）
19 井木犴 郝思文（戰死於杭州）
20 金槍將 徐寧（傷於杭州，後死於秀州）
21 浪里白條 張順（戰死於杭州）
22 小霸王 周通（戰死於獨松關）
23 沒羽箭 張清（戰死於獨松關）
24 雙槍將 董平（戰死於獨松關）
25 花項虎 龔旺（戰死於德清）
26 插翅虎 雷橫（戰死於德清）
27 急先鋒 索超（戰死於杭州）
28 火眼猊 鄧飛（戰死於杭州）
29 赤發鬼 劉唐（戰死於杭州）
30 喪門神 鮑旭（戰死於杭州）
31 通臂猿 侯健（杭州之戰溺死於海中）
32 金毛犬 段景住（杭州之戰溺死於海中）
33 船伙兒 張橫（患瘟疫，寄留杭州，後病逝於杭州）
34 沒遮攔 穆弘（患瘟疫，寄留杭州，後病逝於杭州）
35 毛頭星 孔明（患瘟疫，寄留杭州，後病逝於杭州）
36 旱地忽律 朱貴（患瘟疫，寄留杭州，後病逝於杭州）
37 錦豹子 楊林（患瘟疫，寄留杭州，後痊癒）
38 白日鼠 白勝（患瘟疫，寄留杭州，後病逝於杭州）
39 小遮攔 穆春（看視病人）
40 笑面虎 朱富（看視病人，後病逝於杭州）
41 立地太歲 阮小二（戰死於烏龍嶺）
42 玉幡竿 孟康（戰死於烏龍嶺）
43 兩頭蛇 解珍（戰死於烏龍嶺）
44 雙尾蠍 解寶（戰死於烏龍嶺）
45 矮腳虎 王英（戰死於睦州）
46 一丈青 扈三娘（戰死於睦州）
47 鐵笛仙 馬麟（戰死於烏龍嶺）
48 錦毛虎 燕順（戰死於烏龍嶺）
49 賽仁貴 郭盛（戰死於烏龍嶺）
50 小溫侯 呂方（戰死於烏龍嶺）
51 九紋龍 史進（戰死於昱嶺關）
52 拚命三郎 石秀（戰死於昱嶺關）
53 跳澗虎 陳達（戰死於昱嶺關）
54 打虎將 李忠（戰死於昱嶺關）
55 白花蛇 楊春（戰死於昱嶺關）
56 病大蟲 薛永（戰死於昱嶺關）
57 摩雲金 歐鵬（戰死於歙州）
58 菜園子 張青（戰死於歙州）
59 中箭虎 丁得孫（死於歙州）
60 聖水將軍 單廷（王玉）（戰死於歙州）
61 神火將軍 魏定國（戰死於歙州）
62 青眼虎 李雲（戰死於歙州）
63 石將軍 石勇（戰死於歙州）
64 霹靂火 秦明（戰死於青溪）
65 險道神 郁保四（戰死於青溪）
66 母夜叉 孫二娘（戰死於青溪）
67 出林龍 鄒淵（戰死於青溪）
68 摸著天 杜遷（戰死於青溪）
69 催命判官 李立（死於青溪）
70 金錢豹子 湯隆（死於青溪）
71 鐵臂膊 蔡福（死於青溪）
72 短命二郎 阮小五（死於青溪）
73 花和尚 魯智深（坐化於杭州）
74 行者 武松（出家並終老於杭州）
75 豹子頭 林沖（病逝於杭州）
76 病關索 楊雄（病逝於杭州）
77 鼓上蚤 時遷（病逝於杭州）
78 浪子 燕青（出走於杭州）
79 混江龍 李俊（詐病於蘇州，後出海，為暹羅國之主）
80 出洞蛟 童威（看視李俊，後隨李俊出海）
81 翻江蜃 童猛（看視李俊，後隨李俊出海）
82 神行太保 戴宗（終老於泰安州岳廟）
83 活閻王 阮小七（終老於石碣村）
84 小旋風 柴進（辭官務農）
85 撲天雕 李應（返鄉）
86 鬼臉兒 杜興（伴李應返鄉）
87 大刀 關勝（後病逝）
88 雙鞭 呼延灼（後抗金陣亡）
89 美髯公 朱仝（後立戰功）
90 鎮三山 黃信（仍任青州）
91 病尉遲 孫立（仍任登州）
92 小尉遲 孫新（隨兄回登州任用）
93 母大蟲 顧大嫂（隨夫回登州）
94 獨角龍 鄒潤（辭官返鄉）
95 一枝花 蔡慶（返鄉為民）
96 鐵面孔目 裴宣（返回飲馬川，受職求閑）
97 錦豹子 楊林（返回飲馬川，受職求閑）
98 神運算元 蔣敬（返鄉為民）
99 神機軍師 朱武（投公孫勝出家）
100 混世魔王 樊瑞（投公孫勝出家）
101 小遮攔 穆春（返鄉為民）
102 轟天雷 凌振（仍受火葯局御營任用）
103 玉麒麟 盧俊義（被毒斃於淮河）
104 呼保義 宋江（被毒斃於楚州）
105 黑旋風 李逵（被宋江下毒，死於潤州）
106 鐵扇子 宋清（患病在家，不詳）
107 智多星 吳用（自縊於宋江墓前）
108 小李廣 花榮（自縊於宋江墓前）

② 現代小說與古典小說的區別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現代小說只是沖破傳統「現實主義」的規范，使人物形象除簡單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態」典型形象、心理型「內向化」典型形象與抽象化「象徵性」典型形象等。因此，無論是池莉的《煩惱人生》，王安憶的《小鮑庄》，方方的《風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夢》《雜色》，徐星的《無主題變奏》，殘雪的《阿梅在一個太陽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周立武的《巨獸》等都絕不能因沒有傳統的「典型人物」而否認其中各具風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節安排上，許多現代小說也與傳統故事型小說不同：或淡化情節，如鐵凝的《哦，香雪》，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劉震雲的《塔鋪》，以及殘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節的詩化，以意境取勝，如何立偉的《白色鳥》，何士黨的《喜悅》，彭見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節抽象化，如張承志的《大坂》，黃燦的《孤島》，韓少功的《飛過藍天》等，所有這些小說，雖沒有了傳統小說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動人心弦的沖突、懸念，但以此證明小說可以不要情節，無疑是淺薄無知的。這里有一個對故事、情節的理性認識問題。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溫論述這個問題時說：「凡是小說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個你所不熟的或是沒有料到的平面上：它們寫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緒的或內在的事物。……而我們應該知道，故事的檢驗標准，正在於它是否是向前發展的。」如果我們擺脫傳統觀念對情節與故事的束縛，而承認只要是動態過程就含情節與故事這一新理解，就自然會對現代小說的情節要素的體現有正確的把握與認識了。
同時，對現代小說中環境背景的抽象化、虛化或怪誕化；對現代小說主題改變過去內涵的單一性（即只將主題理解為思想觀念）而呈多樣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觀念等均可成為主題）；一反過去圖解說教式、單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義性與含蓄性體現，也應有科學理解。不能以此為據，認為小說可以不要背景環境，可以不要主題意旨。
簡言之，小說是以人物、情節、環境這三要素有機融合的生動、具體。逼真、自然的藝術畫圖來反映社會人生的散文體敘述文學樣式。

呵呵,不好意思,分給我吧...

③ 現代主義文學是對傳統文學的繼承與發展嗎

一部分是的，但不完全是。因為現代主義文學同樣也接收了西方的文化，東西兼並

④ 古典小說與現代小說的區別

倒死。
首先，如果沒有一定閱歷的人，古典小說是無法看懂的，中國的古典小說起步較晚，一般到明清時期才成熟，由於中國文人普遍認為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所以中國的小說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壓抑。

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白話文逐漸普及，梁啟超，胡適等人大力提倡小說救國論，再加上經濟利益的推動，（小說可以賣錢）小說創作突飛猛進，這時候的小說基本上大家都能看懂了，比如茅盾，巴金，沈從文，老舍。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現代小說只是沖破傳統「現實主義」的規范，使人物形象除簡單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態」典型形象、心理型「內向化」典型形象與抽象化「象徵性」典型形象等。因此，無論是池莉的《煩惱人生》，王安憶的《小鮑庄》，方方的《風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夢》《雜色》，徐星的《無主題變奏》，殘雪的《阿梅在一個太陽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周立武的《巨獸》等都絕不能因沒有傳統的「典型人物」而否認其中各具風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節安排上，許多現代小說也與傳統故事型小說不同：或淡化情節，如鐵凝的《哦，香雪》，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劉震雲的《塔鋪》，以及殘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節的詩化，以意境取勝，如何立偉的《白色鳥》，何士黨的《喜悅》，彭見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節抽象化，如張承志的《大坂》，黃燦的《孤島》，韓少功的《飛過藍天》等，所有這些小說，雖沒有了傳統小說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動人心弦的沖突、懸念，但以此證明小說可以不要情節，無疑是淺薄無知的。這里有一個對故事、情節的理性認識問題。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溫論述這個問題時說：「凡是小說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個你所不熟的或是沒有料到的平面上：它們寫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緒的或內在的事物。……而我們應該知道，故事的檢驗標准，正在於它是否是向前發展的。」如果我們擺脫傳統觀念對情節與故事的束縛，而承認只要是動態過程就含情節與故事這一新理解，就自然會對現代小說的情節要素的體現有正確的把握與認識了。
同時，對現代小說中環境背景的抽象化、虛化或怪誕化；對現代小說主題改變過去內涵的單一性（即只將主題理解為思想觀念）而呈多樣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觀念等均可成為主題）；一反過去圖解說教式、單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義性與含蓄性體現，也應有科學理解。不能以此為據，認為小說可以不要背景環境，可以不要主題意旨。
簡言之，小說是以人物、情節、環境這三要素有機融合的生動、具體。逼真、自然的藝術畫圖來反映社會人生的散文體敘述文學樣式。

⑤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史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乃古「懸」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說舉著細小的釣竿釣繩，奔走於灌溉用的溝渠之間，只能釣到泥鰍之類的小魚，而想獲得大魚可就難了。

靠修飾瑣屑的言論以求高名美譽，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遠了。春秋戰國時，學派林立，百家爭鳴，許多學人策士為說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學說，往往設譬取喻，徵引史事，巧借神話，多用寓言，以便修飾言說以增強文章效果。

莊子認為此皆微不足道，故謂之「小說」，即「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淺識小道」，也就是瑣屑淺薄的言論與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說之為小說的本來含義。

而中國小說最大的特色，便自宋代開始具有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兩種不同的小說系統。文言小說起源於先秦的街談巷語，是一種小知小道的紀錄。在歷經魏晉南北朝及隋唐長期的發展，無論是題材或人物的描寫，文言小說都有明顯的進步，形成筆記與傳奇兩種小說類型。

而白話小說則起源於唐宋時期說話人的話本，故事的取材來自民間，主要表現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識。但不管文言小說或白話小說都源遠流長，呈現各自不同的藝術特色。

小說的特點

1、價值性

小說的價值本質是以時間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幾個人物為主線的，非常詳細地、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中各種角色的價值關系（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的產生、發展與消亡過程。非常細致地、綜合地展示各種價值關系的相互作用。

2、容量性

與其他文學樣式相比，小說的容量較大，它可以細致地展現人物性格和人物命運，可以表現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同時還可以描述人物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優勢是可以提供整體的、廣闊的社會生活。

⑥ 論述中國古典小說和近代小說的差異性

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因而欣賞時，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現代小說只是沖破傳統「現實主義」的規范，使人物形象除簡單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態」典型形象、心理型「內向化」典型形象與抽象化「象徵性」典型形象等。因此，無論是池莉的《煩惱人生》，王安憶的《小鮑庄》，方方的《風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夢》《雜色》，徐星的《無主題變奏》，殘雪的《阿梅在一個太陽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周立武的《巨獸》等都絕不能因沒有傳統的「典型人物」而否認其中各具風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節安排上，許多現代小說也與傳統故事型小說不同：或淡化情節，如鐵凝的《哦，香雪》，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劉震雲的《塔鋪》，以及殘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節的詩化，以意境取勝，如何立偉的《白色鳥》，何士黨的《喜悅》，彭見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節抽象化，如張承志的《大坂》，黃燦的《孤島》，韓少功的《飛過藍天》等，所有這些小說，雖沒有了傳統小說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動人心弦的沖突、懸念，但以此證明小說可以不要情節，無疑是淺薄無知的。這里有一個對故事、情節的理性認識問題。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溫論述這個問題時說：「凡是小說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個你所不熟的或是沒有料到的平面上：它們寫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緒的或內在的事物。……而我們應該知道，故事的檢驗標准，正在於它是否是向前發展的。」如果我們擺脫傳統觀念對情節與故事的束縛，而承認只要是動態過程就含情節與故事這一新理解，就自然會對現代小說的情節要素的體現有正確的把握與認識了。
同時，對現代小說中環境背景的抽象化、虛化或怪誕化；對現代小說主題改變過去內涵的單一性（即只將主題理解為思想觀念）而呈多樣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觀念等均可成為主題）；一反過去圖解說教式、單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義性與含蓄性體現，也應有科學理解。不能以此為據，認為小說可以不要背景環境，可以不要主題意旨。
簡言之，小說是以人物、情節、環境這三要素有機融合的生動、具體。逼真、自然的藝術畫圖來反映社會人生的散文體敘述文學樣式。

⑦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史

首先，從文化學角度關注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史，顯示出宏觀論旨和對古典小說研究把握的新角度、新立場。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運用繁新的研究方法對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進行全新的觀照，已經成為該研究領域的主流趨勢。文化學的概念由德國學者皮格亨於1838年首次提出，主張建立專門學科進行文化研究；英國學者泰勒於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是文化科學研究領域的集大成之作，正式開辟了人類文明的又一全新的研究領域。但是西方文化學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領域大多是原始部落及原始文化。因此，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引進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也有了充分的證據和理由：即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分析，從中探析文化的本體存在，以及文化生成之後的發育、發達、變異、衰落的運行軌跡。正如楊義先生所說：「世界上沒有真空狀態的文化運行。」它的運行和操作必須依賴一定的物質媒介作為依託和載體，這種依託和載體除了歷史典籍之外，剩下的就是古代文學作品；當然，古典小說就是其中之一種。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史論》不僅將文化學方法帶進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並且，文化有著傳承的生命過程，小說範式也會在不同的時代發生大幅度的實質性的轉型，通過對小說創作歷史的研究，滲透對中國文化傳承的相關性研究，揭示中國文化在小說中的張力和表現。再加上論著的從點到面，再到發展脈絡的網狀構圖的寫作形式，為該書的論旨增添了厚度和底氣，體現出作者學識淵博的一面。

其次，從敘事學角度關注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史，顯示出該書對小說作品本身的結構和審美觀照。熱拉爾·熱奈特《敘述話語》列出五種重要的敘述分析門類，包括次序、延續、頻率、心境和語態；茲韋坦·托多羅夫《敘事作為話語》一書將話語手段分成三個部分，即敘事時間、敘事語態和敘事語式。以前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研究並沒有涉及到上述敘事學的各個方面，足見研究領域的單調性和傳統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古典小說沒有這些方面開發的潛能和優勢，這在楊義的這本著作中就得到充分地體現：對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性作品的敘事方式、敘事謀略、敘事智慧、以及敘事的審美功能等都作了或宏觀、或微觀的闡述和解析，足以讓中國小說敘事學大放異彩，讓讀者大開眼界。很難想像作者對每部涉及的小說作品的敘事形態所表現出的高度把握的智慧以及對小說敘事本身做出的審美妙悟，都體現出遊刃有餘的研究和著作的功力。

⑧ 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歷程

1. 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簡小說的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資多彩的狀態。 2.中國古代小說起於何時，源於何書？我們似不可拘泥於一時一書，因為小說在敘寫技法上，雖不似戲劇那樣要求各種文學藝術的高度融合，但較之詩歌、散文要求卻更多更高，非一時所能形成，更非一書所能標志，只宜概而言之。我們把先奏兩漢看作是中國小說的萌芽時期，實際上是基於我們並不認為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已經產生符合小說文體基本條件的小說作品。就實際情形而論，這一時期的神話、寓言、史傳、「野史」傳說等，都孕育著小說藝術的因素，為小說文體的形成准備了條件；同時也呈露出了中國小說童年時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兩大類別的端倪。不過中國古代早期的小說與歷史傳記難以截然分開來，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
3.從後漢至唐代以前，是中國小說的童年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小說初步形成的時期。魯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說稱為「古小說」，這是為了與唐人小說和唐以後的小說區別開來。因為唐人小說是公認的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完全成熟的標志，而「粗陳梗概」的六朝小說，顯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認為，「童年期小說」與「古小說」就是相似相通的。這一時期的小說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事物的「真實」而非強調藝術的真實。作品大都不作「幻設語」，作者所寫的是作者所相信實際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帶有「傳景」性質。就志怪小說而論，不是像後來的作者借非人類的故事來反映人世間事，而是確信「陰陽殘殊途，人鬼乃皆實有」。從根本上講，作者還不知怎樣做小說，更非「有意為小說」。這種帶有原型狀態的小說，無疑表現了童年時期的特點。童年期小說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和以干寶《 神記》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兩大類別的興起，既與時代文明氛圍和社會習尚有密切的關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傾向的發展的不然，對爾後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與分流奠定了基礎，甚至對某些長篇小說的創作也產生了影響。
4.「小說亦如詩，至唐而一變」。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唐人小說是一次質的飛躍。唐人小說，僅《太平廣記》一書收錄的單篇就有四十餘篇，專集四十餘部，約在千篇之數，大體分為兩類：一為傳奇，一為志怪。唐人小說繁榮發達的原因，除對童年小說創作經驗的繼承發展外，與當時的政治昌明、文化發達以及科舉「行卷」、「溫卷」之風有直接關系。 5.小說發展到宋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話本的產生。從此，以文言短篇小說為主流的宋以前小說史，從宋代開始，逐漸轉為以白話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短篇小說的沿著它的軌跡發展。這樣中國小說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兩條線索交互發展，它們既有各自的特點，又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千姿百態，美不勝收，高潮迭起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所佔的分量越來越重，地位也越來越高。
6.就文言短篇小說發展的這一條線，至宋，文言短篇小說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奇體，這是唐人小說的余緒；二是筆記體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說的演化；三是志怪體，這是童年期志怪小說的延續。宋人傳奇小說的成就遠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忌諱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加避，去講古事。加之宋時理學盛極一時，因為小說也多理性化了。」總之，宋代傳奇多與歷史題材，總體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譚意歌偉》、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等。宋人筆記特多，為以前所不曾有過之現象。其中不少為說或近似小說。北宋初期，多記唐五代事，如孫光寬的北夢瑣言；北宋中期以後，多記本朝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而南宋人則多記北宋舊年，如周輝的《清波雜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說，「平實而乏文采」，其成就還不如記歷史瑣聞的筆記，但也有幾部頗有影響的作品，如洪邁的《夷堅志》、吳淑的《江淮異聞錄》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說的成就雖不甚高，然數量與種類繁多，在小說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而寧人對文言小說的最大貢獻，在於編輯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廣記》，北宋初年以前的許多文言短篇小說，多賴以保存下來。
7.金元時期的文言短篇小說，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未超過宋代水平。但發展線索未斷，且有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如元好問的《續夷堅志》、劉祁的《歸潛志》、淘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等。
8.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說雖不能與同時代的白話長、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傳奇、志怪、清言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余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張潮編輯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語林》等。這些集子中有許多文情並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劉基、馬中錫的文休中，亦間有日干小說名篇。
9.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間，文言短篇小說大多晉唐，然又無一能逾越於唐。至清代而大變，文言短篇小說高度繁榮，產生了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的《聊齋志異》，把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最高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概括了《聊齋志異》寫作與內容兩方面的基本特徵。《聊齋》的「志怪」與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區別在於：蒲松齡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則「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無意地宣揚「怪」，而蒲松齡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於「怪」。《聊齋志異》有雲：「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一出，作出蔚起，雖無一能與之頡頏，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響較顯者有：王士禎《池北偶談》、袁枚《子不語》（即《新齊諧》）、沈起鳳《諧鋒》、滿人和邦額《夜譚隨錄》、曾衍東《小豆棚》等。之後， 時治至光緒年間有王韜的《遁窟讕言》、《松隱漫錄》、《淞濱瑣話》和宣鼎的《夜雨秋錄》等。魯迅評後幾種集子雲：「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漸稀，百煙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語》和賈名的《女聊齋》等。可見《聊齋》的影響及信作之盛況。《聊齋》風行百餘年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相繼問世。紀的對《聊齋》頗有微詞，謂其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訾 (zhǐ底毀)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魯迅語）魯迅贊評《閱微》，謂其「雋思妙事，時足解蕢；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後無人能奪其席。」但《閱微》側重記事以明理，故事情節不夠豐富，人物形象不夠豐富，且議論過多，因而缺乏《聊齋》那樣濃厚的小說意味，其學述價值高於文學價值。《閱微》之後，信者亦夥。清人筆記盛況空間，在文言短篇小說中，筆記小說所佔比重最大。但筆記中普非全為小說，只是筆記中有不少符合小說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們去鑒別與整理。
10.我們再從宋代談談白話小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宋人話本的產生帶有革命的性質。其積極意至少有以下幾點：①由文言到白話，既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又擴大了讀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說的社會功能。②作品描寫的對象由表現封建士子為主轉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觀點美學情趣隨之發生了變化。③奠定了白話短篇和長篇小說的基礎。枕頭人話本的興起，「實在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魯迅語） 「話本」原是說話人的底本。「說話」就是講故事。作為一種伎藝，起源於唐而盛於宋究其淵源則很久遠。唐以前的「說話」活動僅限於士大光之間，多半供統治階段娛樂消遣。到了唐代「說話」作為一種伎藝，有向「市民文學」發展的趨勢。因唐人的文言小說、變文等，無論內容和形式，對話本都有影響。
宋代「說話」十分發害遍及瓦子、勾欄、茶樓、酒肄、街頭巷尾、宮廷寺廟、府第鄉村。這樣，便出現了一批專業化的「說話人」，還有編寫話本的團體，有「說話人」的行會。「說話人」有專業上的分工叫做「家數」；在「家數」中，影響最大者是「小說」與「講史」二家，尤其是「小說」這一家。從「說話」到話本小說，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初期，作為「說話人」底本的話本，不是供人閱讀，而是為了師徒傳授和講給人聽的；編寫話本，不是基於文學的目的，而是由於職業的需要。隨著市民對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業的發達，供「說話人」使用的底本——話本逐漸被加工潤色，印刷流傳供人閱讀坑味了。話本—經公開流傳，白話小說也便隨這誕生了。從此，也使這種伎藝和話本在一定意義上分了家。
11.宋元時代，話本多是單篇流傳、多出於民間藝人之手，流傳於市井之間幾乎無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寫作的具體年代，尤其是宋元兩代更難分辨。於是治小說的人只好把它們眼就一起，統稱為「宋元話本」。「宋元話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無精確統計，當代學者認為，小說話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講史」[又稱「平話」（或「評話」）]話本。多出自元代，據《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六記載，共26篇（惜多已失傳，今僅存《編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大宋宣和遺事》和「講經」話本只是近似小說而非小說，只是對章回小說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
12.宋代「說話」伎藝的勃興，與當時都市經濟的畸形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從《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和《武林舊事》諸種筆記可以清楚地得到說明。
13.明代是白話小說謊蓬勃發展的時代。就白話短篇小說而言，明人從三個方面作出了貢獻：一是加工潤色宋、元、明三代藝術上有缺陷忍氣吞聲話本，二是搜集整理話本小說集，三是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明代白話小說（短篇）最繁榮的時期是在萬曆以後，尤其是南方，都市經濟發達，市了階層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趨放誕，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為主要內容的白話短篇小說日益蓬勃地發展起來。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緶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話本》和馮夢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恆言》）及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14.《清平山堂話本》原分六集共收話本60篇，總名《60家小說》。僅存27篇。書中多宋元舊作，未加潤飾；少數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話小說謊百開篇，其中有經馮夢龍加潤飾的話本，也有他創作的擬話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則全為凌濛初創作的擬話本。 馮夢龍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學家，對通俗小說理論也有卓越的見解。他編的「三言」題材廣泛、佳作頗多、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藝術上多所創造。從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話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與「三言」同時的最早的擬話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濛初的思想遠不及馮夢龍進步，書中糟粕較「三言」嚴重得多。但在藝術上「抒情寫景，如在耳目」。（孫楷第語）
15.請初「抱瓮老人」從「三言」、「二拍」精選出四十篇作品，定名為《今古奇觀》，在「三言」、「二拍」一度失傳的情況下，賴此書我們得以了解明代白話小說的基礎情況，這個選集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響下，出現了擬話本創作熱潮，集子有四十餘部。它們的思想與藝術性雖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還有些作品值得一讀，如崇禎年間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點頭》、明末清初李漁的《十二樓》、「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16.清乾嘉以降，考據之風盛行，士大夫不熱衷於小說，直到清末，這種現象才發生變化，小說又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17明初，《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相繼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史又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從此，中國小說史以短篇小說為主轉而進入到了以長篇小說為主的新時期。雖然短篇文言、白話小說一直在按照身的規律發展前進，並且時有佳發，時有高潮，但總體說來，其成就與規模則無法與長篇小說相比擬。「四大奇書」在所屬各類題材中獨占鰲頭：《三國演義》既是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一部歷史小說的典範；《水滸傳》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傳奇的典範；《西遊記》既是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也是一部神魔小說的典範；《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寫世情的長篇小說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獨力創作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它們各自開創了一個長篇小說的創作領域。「四大奇書」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響著長篇小說的創作，以至形成了長篇小說創作的幾個系列：《三國》系列、《水滸》系列，《西遊》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響著整個社會、影響著文化思想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力量是難以估量的。
18.清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部長篇巨著問世，兩世之前，中國小說史上雖不乏諷刺之作，但卻沒有一部稱得上諷刺小說的樣板，所以魯迅對《儒林小史》的好評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書」之外，另闢了一條蹊徑。它不僅直接影響了晚清譴責小說的創作，也影響後來魯迅的雜文。至於《紅樓夢》的成就和影響就無庸多言了。無論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上的巔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視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光輝總結。如果說《三國》、《水滸》、《西遊》在民間影響極大，而《儒林》、《紅樓》的影響則在士大夫之間。尤其是《紅樓》的讀與講，則早在士大夫中成為了一種習尚和時髦：「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相互理解在。」這說明在清代知識階層中不僅有一股「《紅樓夢》熱」，而且還把是否通《紅樓夢》當成了衡量一個人學識高低的標准。在《紅樓夢》尚未西世時就有人評點，兩百多成來，評論者比肩接踵，續作汗牛充棟，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國小說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對《紅樓夢》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種學派——「紅學」，而今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這是中國的人驕傲。 《紅樓夢》之後，由於時代的原因，小說創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說才又繁榮起來。由於清廷的極端腐敗，社會處於了大變革昀時期；小說理論高度發達，眾多雜志創刊問世，印刷事業也發達興旺，是為小說提供了創作面世的便利條件。據近人粗略統計，晚清長篇小說當在千種以上。「四大小說家」（李伯元、吳 yiàn（足企也）人、劉鶚、曾樸）中，僅李伯元、吳 （這個字打不出來）人二就創作了長篇小說數十種。晚清小說不論內容還技法，都有許多新因素，體現了變革時期的特點。對晚清小說的研究與整理，阿英（錢杏頓）先生貢獻最大，魏紹昌先生也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從總體上講，較之明代和前清小說的研究，似乎顯得還很薄弱。可以紀的是「四大譴責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曾樸的《孽海花》。

⑨ 以具體論點論證中國古典小說和中國近現代小說的差異性

反映現實、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或淡化情節、阿城。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溫論述這個問題時說，所有這些小說；一反過去圖解說教式，徐星的《無主題變奏》。……而我們應該知道；或追求情節的詩化，王安憶的《小鮑庄》，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周立武的《巨獸》等都絕不能因沒有傳統的「典型人物」而否認其中各具風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彭見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情感、汪曾棋的一些作品、虛化或怪誕化；古代小說重情節，就是古代白話、多義性與含蓄性體現，何士黨的《喜悅》，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抑或是王蒙的《海的夢》《雜色》，而呈模糊性；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又有「原生態」典型形象，雖沒有了傳統小說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可以不要主題意旨。這里有一個對故事，一方面有善惡，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或使情節抽象化、思想觀念等均可成為主題）、具體，動人心弦的沖突：它們寫的可能是心理的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小說是以人物，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也應有科學理解，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劉震雲的《塔鋪》。逼真、情節，認為小說可以不要背景環境、環境這三要素有機融合的生動，黃燦的《孤島》，如張承志的《大坂》，香雪》。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因此，以意境取勝，正在於它是否是向前發展的。
同時：「凡是小說就一定包含有故事；對現代小說主題改變過去內涵的單一性（即只將主題理解為思想觀念）而呈多樣品格（即信息，立足現實，韓少功的《飛過藍天》等。在情節安排上，許多現代小說也與傳統故事型小說不同，而承認只要是動態過程就含情節與故事這一新理解。」如果我們擺脫傳統觀念對情節與故事的束縛，方方的《風景》等，故事的檢驗標准。
簡言之，無論是池莉的《煩惱人生》、是非之分。

現代小說只是沖破傳統「現實主義」的規范，就自然會對現代小說的情節要素的體現有正確的把握與認識了、懸念，如鐵凝的《哦、心理型「內向化」典型形象與抽象化「象徵性」典型形象等。不能以此為據，對現代小說中環境背景的抽象化，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但以此證明小說可以不要情節，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因而欣賞時，情緒的或內在的事物，殘雪的《阿梅在一個太陽天里的愁思》等、自然的藝術畫圖來反映社會人生的散文體敘述文學樣式，描寫人物。但是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個你所不熟的或是沒有料到的平面上，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單向指定式；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如何立偉的《白色鳥》，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情節的理性認識問題，通過情節表現人物，是人民群眾思想，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意境，無疑是淺薄無知的；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以及殘雪，使人物形象除簡單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典型化」人物外、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

⑩ 要有論點並且論證中國古典小說與中國近現代小說的差異

我以為金庸與古龍的小說，有六個大不同。

首先，小說的背景不同。金庸的小說既有歷史的影子，又有新的藝術創造，他的《書劍恩仇錄》寫到乾隆與陳閣老，在《鹿鼎記》中寫到康熙與鰲拜，在《倚天屠龍記》中寫到朱元璋與徐達，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人，他用了三分歷史七分小說的藝術手法，半真半假，假中有真。而古龍寫小說，則撇開歷史不談，他設置的小說環境幾乎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既馳騁想像，又合情合理。

第二，對社會環境與風俗人情的描寫不同。金庸在作景物描寫時，大抵有明確的地理位置，寫江南、寫塞北、寫少林、寫武當，都有詳盡具體的描繪，給人以歷史知識的熏陶。而古龍寫小鎮、寫山莊、寫山巒、寫流水，都是信手拈來，無中生有，盡情發揮。一個靠寫實而兼以藝術加工，一個靠激情來構思理想中的社會；在金庸的小說中能領略社會風情，而古龍的小說則是人情世界的坦露。

第三，兩人小說的結構不同。金庸既擺脫了舊武俠小說陳舊的寫法，又繼承了傳統文學的嚴謹結構，因為他寫過電影劇本，又不時運用西方心理描寫手段，來充實結構的多層次與多視角，他的小說，放得開，收得攏，前後呼應，一氣呵成。寫歷史又不呆板、拘泥。《笑傲江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金庸有些小說，長達五卷，有一百多萬字，可自始至終主題鮮明，構思嚴密。可見其扎實的藝術功力。相比之下，古龍則不太講究結構，他有意識地引入西歐文學的表現方法，一路寫來，奇峰突起，設置懸念，撲朔迷離，但由於一味追求情節的離奇，難免有顧首不顧尾的毛病。幸虧古龍才氣橫溢，盡管結構上時有破綻，但由於寫法新穎，想像奇特，兼有如珠妙語，也令讀者大開眼界，愛不釋手，自成一種武俠小說的新文體。

第四，在故事銜接上，也各有各的高明手法。金庸依靠環環相扣的情節來組織故事；而古龍則以製造懸念來吸引讀者，前者叫人越讀越感受到作者的想像奇突，後者則令讀者進入一個撲朔迷離的藝術天地。

第五，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也各有自己對藝術典型的偏愛。金庸筆下，芸芸眾生，除韋小寶外，他最擅長塑造朴實無華的英雄人物，如郭靖、喬峰，都顯得厚道、忠誠、大度，甚至有點魯鈍而謙恭；古龍則不同，他更善於描摹英雄人物的機智、瀟灑、豪放和不拘小節，如陸小鳳、楚留香、李尋歡、江小魚。相比之下，金庸寫機智的人物，未免遜色；古龍筆下的鐵中棠、沈浪，也不如陸小風、楚留香寫得精彩而感人。

第六，金庸與古龍最大的差別，還是在兩人的語言表達上。金庸的文體，在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基礎上，為之一變，他的語言老練沉著，博大精深，既成功地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語言，又融入新文藝的筆觸，由於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使老讀者不致生厭，新讀者又擊掌叫好。古龍則追求武俠小說的語言歐化，他擅長寫短句與分行式，對話中多警句，交代事情來龍去脈，多段落、多層次，他力求把句子寫得很美，很可玩味，很有哲理，給人一種面目一新的格局。古龍在語言上的創新，當然不是說絕對成功，他的某些小說，如《天涯·明月·刀》就有過分追求散文詩的傾向，讀來太雅，令讀者困惑。但古龍的新文體畢竟突破了武俠小說的原有文體，並形成了一種自己的新的語言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