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典短篇小說文本分析
㈠ 什麼是文本分析法
從文本的表層深入到文本的深層,從而發現那些不能為普通閱讀所把握的深層意義。
文本分析的方法:
「新批評」法
「新批評」的方法很基礎,但也很實用,即從文本中「細讀」出那些語言的非日常化運用,如「反諷」、「張力」等。「細讀」現在已成為包括各種文本分析在內的一個基本功。「新批評」對詩與短篇小說等文本的分析,非常有用,但對於長篇小說就有些不知從何處下嘴了,只有結合敘述學的分析才容易提綱挈領。
符號學分析法
符號學其實是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我這里僅指最為經典也最常用的符號學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陣分析和施動者分析等。當然,羅蘭·巴特、托多羅夫等人還有其他的許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所謂「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這些方法。
敘述學分析法
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類型分析等等),與敘述視角分析(包括敘述者的人稱、位置、可信度;敘述者的聲音、敘述的速度等)。當然,敘述學也同樣關注人物的話語分析,看他說的話是直接引語還是間接引語,亦或是自由間接引語。因為敘述學、符號學等都是建立在語言學基礎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說就猶如分析一個句子,人物相當於主語,人物的行動相當於謂語,而人物的品質則相當於定語或狀語。
解構主義法
解構主義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國人德里達和美國人德·曼。解構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從文本的邊緣進入,從而顛覆掉整個文本的通常意義。俗話說:千里之堤,潰於蟻穴,解構主義者就像那個顛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螞蟻。
互文、對話理論分析
此方法起源於巴赫金,成熟於托多羅夫、克里斯特娃、熱奈特等。結構主義一直視文本為相對封閉的系統,從而忽視了現實和社會的因素,而傳統批評又只看到了社會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互文、對話理論的出現則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文本與現實社會之間被視為是互為文本的,是對話關系的,於是社會的因素與文本的規則都被分析到了。
文本社會學方法
這是一種綜合性的分析方法,是將結構主義等形式主義的方法與社會學方法結合起來的產物,而且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也關系密切。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從傳統文學批評到現代文學批評,史稱「語言學轉向」,而文學批評向大眾文化批評的轉向,史稱「文化轉向」或「意識形態轉向」。文化研究是個非常復雜的話題,說來話長,不提也罷。只說兩點,首先文化研究將以往文學研究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視野大大地拓展了,以前只研究所謂的經典文本,而文化研究則更針對當代消費社會的當下語境,將大眾文化(包括電視、廣告、娛樂等等)也納入了研究的范圍。其次就是特別注重意識形態分析,葛蘭西、阿爾圖塞等人的理論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如果說文化研究還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左」,基本上都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人在搞,比如大師級的人物傑姆遜。
㈡ 現代文學三十年經典分析題「分析老舍《斷魂槍》對傳統文化的依戀」!本周五就閉卷考了!求各路大神幫忙!
老舍的《斷魂槍》發表於一九三五年,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且不說它短短的篇幅中情節展開的起伏跌宕引人人勝,也不談它人物塑造的血肉豐滿栩栩如生。光是小說蘊涵的社會歷史文化意義,就非常耐人尋味。
談到小說蘊涵的社會歷史文化意義,有人引用作者的話說:「『一個文化的生存,必賴它有自我批判,時時矯正自己,充實自己,以老牌號自誇自傲,固執地拒絕更進一步,是自取滅亡……由於個人的自私保守,祖國有多少寶貴的遺產都被埋葬掉了。』老舍痛感這種『把生命鬧著玩』的國民劣根性已經構成了我們民族潛在的危機的基因,故而借沙子龍斷魂槍的泯滅,發出呼嘯,以期喚醒那些仍倘佯在『東方的大夢』中的國民的靈魂。」從社會物質功利角度看,國術不如洋槍;從人文精神角度看,洋槍遠不如國術;從科技含量角度看,國術不如洋槍;從文化含量角度看,洋槍遠不如國術。中國武術是幾千年東方傳統文化精神結出的碩果。國術不僅有外在的功夫,更有內在的精神境界。
《斷魂槍》中似沒有細寫什麼國術的精神境界,但卻寫了三個人——王三勝、孫老者和沙子龍——不同的武術表現。其實這也就是絕不相同的三種武術境界。
王三勝靠著兩只牛眼,一身橫肉,幾把死力氣,只能以力勝人,唬唬外行,全無內功,更無內在的精神涵養。
孫老者有絕佳內功,腦門亮,眼眶深,眸子黑得像兩口深井,森森地閃著黑光。與王三勝比武,緊盯著王的槍尖兒,神威內蘊,眼珠子似乎要把槍尖兒吸進去。兵刃未接,王三勝心裡先就虛了。交起手來,孫老者小試手段,便將王三勝打得落花流水。
但比起沙子龍來,孫老者只能是望塵莫及。
其實,小說並無一處實寫沙子龍展露武功。只是開頭寫了一句:平生創出「神槍沙子龍」五個宇,在西北走鏢,二十年沒遇著對手;結尾處寫了一句「沙子龍關好了院門,一氣把六十四槍刺下來」。也就是說,作者對沙子龍的武術功夫,幾乎全是虛寫。其實,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所謂「真人不露相」,所謂「大象無形,大音希聲」;中國道術(包括武術),達到至高絕佳的境界,是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
但沙子龍的武術確實是達到了至高絕佳之境界的。
說老舍寫《斷魂槍》與魯迅寫《阿Q正傳》那樣,是為了批判國民的劣根性;說老舍對沙子龍與魯迅對阿Q一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魯迅對阿Q,是嬉笑怒罵,極盡諷刺鄙薄之能事。老舍對沙子龍,卻是極為同情,尊崇贊賞有加。比之王三勝、孫老者,誰都看得出,作者的至愛在沙子龍。老舍同情沙子龍的生不逢時,滿腔熱情地將他寫成了一個時代悲劇的英雄角色。他尊崇他的恪守氣節,不與污濁同流;贊賞他的靜待時機和不屈的抗爭精神。
阿Q身上體現的純屬傳統文化的負面性,沙子龍身上體現的基本上屬於傳統文化的正面性。中國的幾千年不斷的傳統人文精神血脈,無外乎儒道兩家(禪學是儒道釋合流的產物)。東方至高的道術境界,其精神內涵,無外乎儒道互補。外儒內道,達到圓融渾一完美統一的境界,道術也就修成了正果。沙子龍可以說是修成了正果的高人。
丁玲的《阿毛姑娘》和《慶雲里的一間小房裡》,反映了男權社會中女性的生命意識。與她轉型後放棄女性意識追求政治倫理實現的作品不同,因此它在丁玲文本序列中處於一個很尷尬的位置,歷來不為人們所重視。
《阿毛姑娘》和《慶雲里的一間小房裡》是丁玲的早期作品,小說中體現的女性原始而樸素的生命意識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最基本的生命意識———吃和穿女性對於吃、穿特別鍾愛,表現得也相當明顯。
《阿毛姑娘》是丁玲的早期創作,寫於1928年的一部中篇小說。它與代表了時代精神苦悶女性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不同,主人公不再是知識女性而是一個地道的農家姑娘。
㈢ 怎麼從文本角度分析文章
文本分析法 一定要從文本的表層深入到文本的深層,從而發現那些不能為普通閱讀所把握的深層意義。 文本分析的方法很多: 1、「新批評」,「新批評」的方法很基礎,但也很實用,即從文本中「細讀」出那些語言的非日常化運用,如「反諷」、「張力」等。「細讀」現在已成為包括各種文本分析在內的一個基本功。「新批評」對詩與短篇小說等文本的分析,非常有用,但對於長篇小說就有些不知從何處下嘴了,只有結合敘述學的分析才容易提綱挈領。 2、敘述學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類型分析等等),與敘述視角分析(包括敘述者的人稱、位置、可信度;敘述者的聲音、敘述的速度等)。當然,敘述學也同樣關注人物的話語分析,看他說的話是直接引語還是間接引語,亦或是自由間接引語。因為敘述學、符號學等都是建立在語言學基礎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說就猶如分析一個句子,人物相當於主語,人物的行動相當於謂語,而人物的品質則相當於定語或狀語。 3、符號學,符號學其實是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我這里僅指最為經典也最常用的符號學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陣分析和施動者分析等。當然,羅蘭·巴特、托多羅夫等人還有其他的許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所謂「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這些方法。 4、解構主義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國人德里達和美國人德·曼。解構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從文本的邊緣進入,從而顛覆掉整個文本的通常意義。俗話說:千里之堤,潰於蟻穴,解構主義者就像那個顛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螞蟻。 5、互文、對話理論分析。此方法起源於巴赫金,成熟於托多羅夫、克里斯特娃、熱奈特等。結構主義一直視文本為相對封閉的系統,從而忽視了現實和社會的因素,而傳統批評又只看到了社會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互文、對話理論的出現則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文本與現實社會之間被視為是互為文本的,是對話關系的,於是社會的因素與文本的規則都被分析到了。 6、文本社會學方法,這是一種綜合性的分析方法,是將結構主義等形式主義的方法與社會學方法結合起來的產物,而且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也關系密切。 7、文化研究。從傳統文學批評到現代文學批評,史稱「語言學轉向」,而文學批評向大眾文化批評的轉向,史稱「文化轉向」或「意識形態轉向」。文化研究是個非常復雜的話題,說來話長,不提也罷。只說兩點,首先文化研究將以往文學研究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視野大大地拓展了,以前只研究所謂的經典文本,而文化研究則更針對當代消費社會的當下語境,將大眾文化(包括電視、廣告、娛樂等等)也納入了研究的范圍。其次就是特別注重意識形態分析,葛蘭西、阿爾圖塞等人的理論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㈣ 中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文本分析怎麼樣
對於像我這樣的菜鳥來說此書比較容易上手。不知道用敘事學的某些知識點來評王禹偁的詩會不會有點調皮搗蛋,但是我在嘗試這樣寫。。。
㈤ 如何寫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
分析電視劇情或者流行曲歌詞,研究這些媒體如何塑造角色、演員或歌手的形象,以及這些作品所隱藏的某些對人對事的看法
報章的標題的用字、字體、大小、版面放置、佔用的空間等
分析廣告的用色、配樂、選角、橋段
一定要從文本的表層深入到文本的深層,從而發現那些不能為普通閱讀所把握的深層意義。 文本分析的方法很多:
1、「新批評」,「新批評」的方法很基礎,但也很實用,即從文本中「細讀」出那些語言的非日常化運用,如「反諷」、「張力」等。「細讀」現在已成為包括各種文本分析在內的一個基本功。「新批評」對詩與短篇小說等文本的分析,非常有用,但對於長篇小說就有些不知從何處下嘴了,只有結合敘述學的分析才容易提綱挈領。
2、敘述學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類型分析等等),與敘述視角分析(包括敘述者的人稱、位置、可信度;敘述者的聲音、敘述的速度等)。當然,敘述學也同樣關注人物的話語分析,看他說的話是直接引語還是間接引語,亦或是自由間接引語。因為敘述學、符號學等都是建立在語言學基礎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說就猶如分析一個句子,人物相當於主語,人物的行動相當於謂語,而人物的品質則相當於定語或狀語。
3、符號學,符號學其實是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我這里僅指最為經典也最常用的符號學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陣分析和施動者分析等。當然,羅蘭·巴特、托多羅夫等人還有其他的許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所謂「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這些方法。
4、解構主義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國人德里達和美國人德·曼。解構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從文本的邊緣進入,從而顛覆掉整個文本的通常意義。俗話說:千里之堤,潰於蟻穴,解構主義者就像那個顛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螞蟻。
5、互文、對話理論分析。此方法起源於巴赫金,成熟於托多羅夫、克里斯特娃、熱奈特等。結構主義一直視文本為相對封閉的系統,從而忽視了現實和社會的因素,而傳統批評又只看到了社會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互文、對話理論的出現則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文本與現實社會之間被視為是互為文本的,是對話關系的,於是社會的因素與文本的規則都被分析到了。
6、文本社會學方法,這是一種綜合性的分析方法,是將結構主義等形式主義的方法與社會學方法結合起來的產物,而且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也關系密切。
7、文化研究。從傳統文學批評到現代文學批評,史稱「語言學轉向」,而文學批評向大眾文化批評的轉向,史稱「文化轉向」或「意識形態轉向」。文化研究是個非常復雜的話題,說來話長,不提也罷。只說兩點,首先文化研究將以往文學研究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視野大大地拓展了,以前只研究所謂的經典文本,而文化研究則更針對當代消費社會的當下語境,將大眾文化(包括電視、廣告、娛樂等等)也納入了研究的范圍。其次就是特別注重意識形態分析,葛蘭西、阿爾圖塞等人的理論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如果說文化研究還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左」,基本上都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人在搞,比如大師級的人物傑姆遜。
㈥ 小學語文文本分析包括哪些方面
1、符號學分析法
符號學其實是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我這里僅指最為經典也最常用的符號學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陣分析和施動者分析等。當然,羅蘭·巴特、托多羅夫等人還有其他的許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所謂「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這些方法。
2、敘述學分析法
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類型分析等等),與敘述視角分析(包括敘述者的人稱、位置、可信度;敘述者的聲音、敘述的速度等)。當然,敘述學也同樣關注人物的話語分析,看他說的話是直接引語還是間接引語,亦或是自由間接引語。
因為敘述學、符號學等都是建立在語言學基礎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說就猶如分析一個句子,人物相當於主語,人物的行動相當於謂語,而人物的品質則相當於定語或狀語。

3、解構主義法
解構主義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國人德里達和美國人德·曼。解構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從文本的邊緣進入,從而顛覆掉整個文本的通常意義。俗話說:千里之堤,潰於蟻穴,解構主義者就像那個顛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螞蟻。
4、互文、對話理論分析
此方法起源於巴赫金,成熟於托多羅夫、克里斯特娃、熱奈特等。結構主義一直視文本為相對封閉的系統,從而忽視了現實和社會的因素,而傳統批評又只看到了社會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
互文、對話理論的出現則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文本與現實社會之間被視為是互為文本的,是對話關系的,於是社會的因素與文本的規則都被分析到了。
㈦ 中國當代小說賞析
推薦兩篇,一篇是蘇童的《米》,另一篇是張抗抗的《殘忍》,兩篇都是3000多字,希望對樓主有幫助。
靈魂的還鄉 ——論蘇童的小說《米》
在蘇童早期的「楓楊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說《1934年的逃亡》、《飛越我的楓楊村故鄉》、《逃》等作品中,有大量的關於人們逃離故鄉去城市謀生的描述,這是蘇童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小說創作的一個母題。小說中籠罩著的是逃亡者對自己生生不已,魂牽夢繞故鄉的追憶緬懷和強烈的歸鄉心緒,使人難以忘懷。逃亡者雖以不同的方式逃離鄉村進入城市,卻以相同的心態尋找歸鄉之路,踏上歸鄉之途。在《1934年的逃亡》中,蘇童借「敘述人」之口傾訴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楓楊樹老家沉沒多年\我們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魚\回憶的路途永遠迷失。」這是楓楊樹人的迷惘、惆悵在字里行間漸漸跳越,激盪;留給人不盡的遐思。我們可以說這些小說是逃亡者在城市異鄉向故鄉的一次次的眺望。
長篇小說《米》即是通過一個極富傳奇性的故事,描述了楓楊樹人的精神在異鄉城市的流浪,表現他們的存在與虛無,現實與夢想,罪惡與救贖。小說包含著深刻的生命哲理和豐厚的文化內涵,蘇童從容不迫的敘述讓人們的心靈產生深深的震撼。很明顯,這部《米》的內涵,主題表現已不同於他以往的原鄉小說的敘事抒情形態。小說既沒有緬懷故鄉風物的純朴固陋,也沒有追憶少年往事的真率和燦爛多姿,鄉里的奇情異事,而是一改過去盪氣回腸,柔美沉溺的敘述美學風格,在對城市之俗之惡的大加鋪陳中,綿亘著對故鄉往事凄慘沉痛的回憶;或關於貧窮,飢饉,洪荒,或關於漂泊無定,或面對時移往事靈魂深處的悲涼感傷,或喪失生命之根的內在隱患。我認為,在這里,原鄉題旨和小說的傳奇性故事本身一樣,僅構成了小說的表層形態,它的深層意蘊則是小說對人的命運、存在問題頗具文化、哲學意味的思考。
在沾染難以治癒的性病之後,五龍做過一次認真的反思:也許他會在暗病的折磨下丟失整個生命,他冷靜地尋找他不可饒恕的錯誤,他發現他的心靈深處始終仇視著這個城市生活。但他的肉體卻在向他們靠攏、接近,千百種誘惑難以抵擋,他並非被女人貽害,而是被一種生活的慾望和夢想所害。於是,五龍遭受阿保之子報玉的殘害後對城市徹底絕望。
實際上,蘇童寫作小說《米》的初衷以及文本本身展現的意旨並不在於對尋根意義的探詢,而是著力地表現人對無限漂泊的恐懼和客居異鄉異地靈魂的無定。靈魂最終的歸屬離不開故鄉的土地和「元氣」,因此,晚年的五龍滋生了強烈的歸鄉意念。對城市的現實佔領,並不能驅散他精神改造的孤獨感和失敗感。他只能以自己的詛咒來維持自己鄉村人格的平衡與自足。他之所以沒有在心靈上被都市同化,也同時顯現了鄉村文化因子在他血液中積淀的深厚。「這就是城市,它是一個巨大的圈套,誘惑你自投羅網。為了一把米,為了一文錢,為了一次歡情,人們從鐵道和江邊碼頭湧向這里,那些可憐的人努力尋找人間天堂,他們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這是五龍對城市的徹悟,是他反躬自省之後的一種絕望的叫喊和詛咒!一旦清醒,五龍對城市人格的清掃就相當輕松,他買了三千畝地,買了兩車大米,他設計的「衣錦還鄉」的場面,給了他鄉村人格巨大的滿足。
前面我們提到,蘇童這部小說不同於現代傳統的「原鄉小說」,除故鄉意識、意象是小說故事的表層意蘊之外,這部小說與傳統「原鄉小說」還有這樣幾點差異:一是故鄉本身的傳奇性在小說中衍生成主人公五龍的傳奇經歷。五龍在洪水襲擊故鄉之後孑然一人逃向城市,開始長達幾十年的異鄉闖盪,在瓦匠街乃至整個城市的種種,直至客死歸鄉之路,構成從威風八面到孤寂沉淪的傳奇生涯。個人的傳奇性演義,取代了故鄉的傳奇色彩。二是「楓楊樹」故鄉的淳樸民俗、安寧吉祥、浪漫情致、村野軼聞並沒有得到鋪陳演繹,有關故鄉的這一切即使在五龍的記憶中也是一掠而逝。而在五龍心中永遠揮之不去、不堪回首的只有那場造成楓楊樹人空前災難的毀滅性洪水,這是小說中最沉重的「鄉愁」。三是小說沒有像以往「原鄉小說」那樣,主人公對自己的「楓楊樹故鄉」寄託浪漫的烏托邦式的「幻象」以平慰在異鄉的破碎的心靈。五龍的「神話」就是把自己在異鄉的「收獲」運回故鄉,實現「衣錦還鄉」的夢想,然後在自己購置的三千畝稻田中成為土地和「米」真正的主人。
五龍在生命即將老去之際,被喚醒「還鄉」意識,這是他渴望在故鄉洪水中飄浮的靈魂飛翔起來的夢想。五龍在城裡並沒有找到精神之鄉,一個楓楊樹男人的夢想即使在異鄉異地得以實現也並不能安妥他浮躁的無根無本的靈魂。五龍就如同生命線上的一點,連接城市與故鄉,不安定的靈魂渴望在還鄉中得到拯救,獲得解脫。
五龍的歸宿是死於還鄉之路,這是追尋靈魂錨地以求安息而不得的終極之旅。五龍最後的虛空表明:人為一種註定得不到的東西而求索,這就是求索的本質,無論生存還是死亡,人都要尋求一條路。因此,五龍靈魂的還鄉就只能在夢中完成,五龍所能實現的也只能是充滿恐懼、哀傷的虛幻感覺。整部小說通體都籠罩著那種哀婉、沉重的氤氳,時有時無,時隱時現,似意似境,語言打通了感覺與世界的對應,使作品灌注著生命的氣息。
小說基本實現了蘇童寫作時的想法:《米》主人公五龍是一個理念的化身,我嘗試一種強硬的人生態度,它對抗貧窮、自卑、奴役、暴力、孤獨,在對抗中他的生命沉浮著,發出了我喜歡的呻吟、狂喜和痛苦的聲音。
現代存在主義大師雅斯貝斯在論述人的自由選擇時強調,人的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過非理性的,自由的,無條件的選擇才能實現。他認為:人永遠不能窮盡其身,人的本質不是不變的,而是一個過程;他不僅是一個現有的生命,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他還有意志自由,能夠主宰自己的行動,這是他有可能按自己的願望塑造自身。[2](P209)這一觀點可以說正是對小說主人公五龍的一種理性詮釋。「楓楊樹人」少年五龍,因為一場空前的洪荒逃離故鄉楓楊樹鄉村而進入城市,以此開始他的異鄉異地的漂泊生涯。這種對陌生世界——城市的「進入」,可以說是情理之中無奈的選擇,自古至今正成為許多人的一種生存選擇的模式。問題在於,五龍的進入城市,不僅徹底改變了他生命的深層本性,而且,幾十年的謀生與闖盪,城市依然沒有成為他棲居的所在,相反,靈魂絲毫沒有獲得片刻的安寧,城市像攪拌機旋轉起五龍的燃燒的慾望。 小說真實地刻畫了五龍逃離鄉村,流浪於都市的精神和生命歷程。五龍的都市流浪生涯無疑是《米》故事表層的核心。五龍是懷著對故鄉的依戀和對城市的幻想踏上逃亡旅程的。一方面,這種逃離有著歷史和現實的強制性(水災);另一方面,又有著個體的主動性,盡管這種主動性在潛意識中也許是一種與曾經的五龍在楓楊樹鄉村的自足而安的生活態度呈完全相反的運動方向。這就是五龍的都市流浪不可避免地帶上了矛盾色彩,其現實流浪與精神流浪的背離趨勢必然會影響和伴隨他即將面臨的流浪生涯。
在五龍的都市流浪生涯中,生命成為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每個人似乎都必然的具有某種疾患的特徵。生命由絢爛的極致趨向死亡的極致。生命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惡毒與骯臟的猙獰面目在文本中呼吸與漂浮,一切綱常倫理和秩序准則全被顛倒和破壞了,一切生命的尊嚴、崇高、純潔、健康和美麗在詩一般的文字中滅亡殆盡。五龍並非懷揣陰謀與邪惡闖入城市的。但是,善良、淳厚的楓楊樹鄉風卻無法抵禦城市慾望的侵襲,城市文明的衍生物——人性之惡像毒蛇一樣迅速地纏繞著五龍。城市刺激起五龍的人性之惡,生命的原始慾望和野性迅猛地膨脹。在瓦匠街馮氏米店為背景的城市生活中,五龍漸漸地蟬蛻掉許多善良美好的品性,成為一個殺人越貨的地地道道的惡霸。狡猾、兇狠、無賴成為他的脾性。五龍在進城市後憑借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使自己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這表現在他首先很便捷地解決了溫飽和棲身之所,這是個人生命存在的先決條件。進入馮氏米店,使他徹底擺脫了飢餓給他帶來的恐懼,「米」的獲得和殷實,也使他得以繼續滿足其它慾望的實現。
小說濃墨重彩地刻畫了幾個城市家族的敗落,從而整體上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種歷史的頹敗。《米》的基調是灰暗和壓抑的,充滿著一股冷氣。小說對五龍流浪命運的描述,是在整個都市生存群體的生存窘境和沒落氣象的背景上展開的,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無一例外地掙扎著走向他們生命的黃昏。沉重的窒息感壓迫著小說主人公的同時,也壓迫著讀者的神經。小說是從家族的角度來串聯人物演進情節的,馮老闆的「大鴻記米店」家族的變質和衰敗是小說主體。
五龍橫行稱霸,為所欲為宣洩慾望的心理依據是他強烈的復仇意識。這是潛隱在五龍血液中的「情結」,它映現五龍生命中另一側面的品性。五龍與所有的人都處在一種敵對的矛盾關系中,他與地方鄉紳六爺呂丕基是仇恨的 ,最後五龍使他客死他鄉;他與阿保是仇恨的,一紙文書投給呂丕基,阿保葬身魚腹。而那八個可能使他染上性病的妓女,無一倖免地投入河中,溺水而死,甚至他也不放過他先後的兩個妻子織雲和綺雲,他對她們充滿仇恨和鄙視。用他的話講:「我靠什麼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這是我做人最好的資本,你可以真的忘記爹娘,但你不要忘記仇恨。」沒有任何精神追逐的五龍,在無聊中讓牙醫敲掉了全部健全的牙齒,鑲上滿口的純金假牙,以滿足他在楓楊樹鄉的兒時夢幻。金牙開口,這是富貴顯耀的標志,這是五龍走向虛妄的開始,「心靈始終仇視著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他的肉體卻在向它們靠攏、接近,千百種誘惑難以抵擋。」
再次通讀小說《米》,我們再次聽到了這種聲音:《米》主人公五龍是一個理念的化身。我嘗試寫一種堅硬的人生態度,他對抗貧窮、自卑、奴役、暴力、孤獨,在對抗中他的生命沉浮著,發出了我喜歡的呻吟、狂喜或痛苦的叫聲。
解剖靈魂的一種選擇—評張抗抗中篇小說《殘忍》
每一寸中國的土地上都有知青的影子投影,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中都有知青的神經牽連。「知青」,這個獨具中國特色的人文景觀,既是說不完的跨世紀的社會現象,又是寫不完的跨世紀的文學題材。「知青」當年面臨怎樣的生存狀態?「知青」今天又將做出怎樣的命運選擇?有著八年北大荒兵團知青生活體驗,有著二十餘年知青題材寫作積累的著名作家張抗抗,直面人生,用她的中篇小說《殘忍》,把一代人的靈魂推到「文學」的手術台上,用「小說」這把手術刀進行了「殘忍」的解剖,對自己擅長的知青題材作了一次重大的超越,在思考的透徹和深刻中顯示出大家氣度。
《殘忍》寫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那個年代,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發生在北大荒黑士地上的「殘忍」故事:知青們遭受「殘忍」的迫害,牛錛為了心上人楊泱不被玷污,夥同馬嶸一起用「殘忍」的方式活埋了頂頭上司傅正連,自己大義凜然獨擔責任走向刑場,讓馬嶸活了下來,楊泱卻永遠失蹤。
讀完《殘忍》,回頭一看,毛骨悚然:
「殘」——雙方持「 戈」格鬥,寒光凜冽,鏗然有聲,留下一堆枯骨,走向生命的終結。
「忍」——鋒利的刀刃,插在滴血的心上,雪原蒼茫,萬籟俱寂。
這並非是故作神秘的文學索隱,而是動魄驚心後的警醒和反思。「殘忍」,一個飄浮於心靈世界的象徵符號,一個徘徊在「黑土地」上的黑色幽靈,把更多的思考留給了讀者。
傅正連——一種「殘忍」的存在
傅正連,這個「全方位籠罩了13連全體」的「說一不二的大連長」,存在的「價值」是在他「消失」以後體現出來的。「沒有連長 的日子過得很快很輕松」:「13連地界上方的天空格外晴朗、白雲格外溫柔、小河格外纏綿、莊稼格外招搖……就連指導員本人,眉頭都緩緩地舒展開來,人們大口大口地呼吸著深秋爽朗的空氣,大聲地談笑,再也不必左顧右盼,隨時提防著連長從背後忽然出現。」
為什麼連長的「消失」會給人們帶來這么多自由?連長是個惡魔,為什麼這個惡魔又能成為兵團的「先進典型」「光榮地存在」?
傅正連專制、獨裁,有著一切奴役者的共同「嗜好」:對權、色、財的瘋狂佔有。他的「手錶多多,北京天津上海表哪樣沒有」,可以私設公堂,吊打不服從命令的知青,安排看上的女知青做特殊的工作,禍害的人多了,作家較多地藉助工作組的手來揭露其惡行,而這些揭發的「證詞」對傅正連本人還是團部都十分不利,只有把他的「殘忍」合法地藏匿隱瞞。
傅正連本名叫傅永傑,不叫傅連長 、正傅連長而叫傅正連,因為這個名字能夠全面體現連長 的種性及職務。傅正連仗著叔伯當官,「種姓」是對傅正連靈魂剖析的一種定位。剝開傅正連「光榮」的紅色表皮,靈魂中浸透的完全是封建領主,甚而是奴隸頭人的思想毒液。
「一種人活著,那麼另一種人便不得不去死,他們無法容於同一片天空底下,就像牛錛和傅正連」,既然傅正連是一種「殘忍」的存在,牛錛也將採取相應的手段,用「殘忍」的方式將其懲罰。
牛錛——一種「殘忍」的報復
牛錛,這個為知青除害,懲處邪惡,代表「正義」的血性男兒,既秘密地挖掘陷阱活埋了傅正連,又為了不讓傅正連以「烈士」的名義 盜名欺世,大義凜然地挺身而出,公開了只有「天知地知」的除害懸案,救下了無辜的楊泱,庇護了同謀馬嶸而慷慨赴死,無疑是小說中最具個性最有光彩的人物,作家在嚴厲的批判中始終傾注著較多的同情和贊嘆。
牛錛浸透著作家強烈的主體意識,張抗抗深諳沈從文、汪曾祺「緊緊貼到人物來寫」,「氣氛即人物」的小說之道,更以凌厲的氣勢直面人生,重點場景總是塗抹濃烈的象徵色彩,「天人合一」,蘊含著深沉的哲理和詩情。牛錛在「最後的時刻」說出埋葬傅正連的地方,「天空霎時就暗了,太陽模糊成鐵青的冷光。雪和草的原野一片紫醬色」。「黑的血、白的泥土、血紅的草莖、灰綠的天空」組成小說的意象,擴充了人物的精神,拓展了思想的容量,「地球被掘出一個黑洞,洞穴漸漸擴大,像一個地獄的入口」。牛錛最後的形象,「一個黑色的影子,漸漸融入血紅色的天空。就像是荒野上慢慢移動著的一棵樹。蒼茫無垠的天地間,絕無僅有的一棵樹」。情緒化的感覺,將「自我」融入渾然一體的宇宙現象中。
牛錛和馬嶸對落入陷阱中的傅正連的審判,是《殘忍》中泣鬼驚神的篇章,也是他們「最為輝煌的一日」,「正義之神與他們同在」。傅正連長期迫害知青,逍遙法外,罪不可赦,但走向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想玷污牛錛的心上人楊泱。為了楊泱,牛錛終於以「殘忍」的方式報復了傅正連的「殘忍」。「老子是替天行道為民除害,我哪怕明天就死也不能讓你這樣的人再在世上多活一天!」牛錛的靈魂中流淌的仍是「水滸」式的梁山好漢意識。人類進入文明的20世紀。還以中世紀的方式「替天行道」,不能不說是時代的悲哀,而作家解剖的也正是這種生存狀態下人的靈魂。《殘忍》的開頭有個富有象徵意義的細節:牛錛把楊泱的搪瓷口杯碰掉在地,「廣闊天地」四個紅字中的「天」字磕破,成了「『廣闊地』沒有『天』」。「那時的中國惟獨沒有法院」。既然世道已「無法無天」,牛錛的「替天行道」當屬於時勢造英雄了。
出乎牛錛意外的是:牛錛為了楊泱,楊泱給他的說法是「殘忍」;牛錛為了馬嶸 ,馬嶸認為自己在以後的歲月里獨受記憶的折磨,牛錛的行為也是「殘忍」;13連全體知青為牛錛鳴冤請願,認為他伸張正義,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藉以控訴傅正連的罪行,私下裡許多人都說牛錛下手太狠。其實,牛錛在當紅衛兵時,就用一把老虎鉗把一個被遣送老頭嘴裡的金牙一傢伙撬下來,這個張抗抗親自目睹過的「下手太狠」的細節,曾在她的《赤彤丹朱》等小說中寫過。牛錛是喝「狼奶」長大的,他沒有感覺到這是「殘忍」,而是一種革命的「正義」。牛錛至死也不明白,他的行俠仗義,只不過是在一種畸形的生存狀態下培養出的「殘忍」。
楊泱——一種「殘忍」的毀滅
楊泱,一朵美麗的鮮花,「當年連隊幾乎所有的男生,假如政策允許,都願意為她決斗一次」。決斗,意味著一種「殘忍」的毀滅。
傅正連,妄圖以權力佔有她這個連隊的兼職文書,楊泱用水果刀扎傷了他的胳膊,保護了自。因為楊泱,傅正連被牛錛「殘忍」地處決,楊泱成了激怒牛錛的主要動力。
牛錛,認為楊泱非已莫屬,在臨死前對馬嶸單獨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日後你替我娶了她吧,拜託了!他把楊泱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轉贈他人,其行為能說不是一種「殘忍」?
楊泱在傅正連失蹤後重新「露面」(從陷阱中挖出來)時失蹤,消失得沒有一點影子。楊泱,這朵美麗的花,領略了傅正連式的「殘忍」,目睹了牛錛式的「殘忍」,除了消失,她還能有什麼選擇?傅正連不能強占她,馬嶸不配得到她,牛錛永遠離開了她,她知道牛錛也只有牛錛才敢於為了她,為了爭一口正義之氣獻出生命,做出「無法無天」也是撼天動地的壯舉,這個世界上值得留戀的人消失了。楊泱在牛錛這個名字後面「究竟是一個問號,還是一個驚嘆號,或是一個句號。這個標點對於解釋楊泱在牛錛死後的失蹤至關重要」,飄散在空氣中的模糊的符號,再也無法捕捉,留下許多難解之謎,正是作家對人物命運的一種睿智的處理,對讀者接受心理的一種充分尊重。
楊泱的那床印著粉紅色牽牛花的被子成了一個美好的記憶,一種美麗的象徵。馬嶸曾在楊泱失蹤時伸手去被窩里摸了一把,作者捕捉了這個稍縱即逝的細節,道出馬嶸潛意識中的慾念。直到小說的結尾,馬嶸眼前還掠過楊泱那條粉紅色牽牛花的被面,在晚霞中漫過天邊。
馬嶸曾經苦苦地尋找楊泱,為了不違背和牛錛之間的生死誓盟。當他告別最後的「荒原」,進入新的「邊境」,去砍價、殺價的時候,他玩世不恭地似有所悟:幸好沒有娶楊泱,「真娶了楊泱,身邊那些女人們還能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么?鬧不好打了離婚,他的財產還得分給楊泱一半吶……」
馬嶸——一種「殘忍」的解剖
馬嶸是「殘忍」中唯一的倖存者,整個「殘忍」的故事由他來串連,並由他的回憶復活到「原始狀態」。馬嶸因牛錛的豪俠而苟活,因改革的機遇而風光。「殘忍」是他總結人生,思索了20年後得到的一個「符號」。這個「符號」更是作家直面人生,從人的靈魂的解剖中提取的一個血淋淋的精核。
作家的解剖刀直逼馬嶸的靈魂。和牛錛相比,出身不好的馬嶸始終缺少男兒的豪氣和血性,顯得猥劣和狡黠。埋人的陷阱驚醒他的噩夢,荒原的幽靈使他不得安寧,他甚至認為牛錛用生命讓他活下來是為了讓他獨自一人承受記憶的折磨,而視牛錛的行為是「殘忍」。
告別荒原的獨白,是作家讓馬嶸靈魂的徹底暴露:牛錛真傻,為了一個女人,為了看不見摸不著的正義,搭上了一條命,要是活著多好,要是有錢,什麼樣的女人搞不到手。他甚至想到,「假如牛錛活到現在,同他一起搭檔做買賣,老闆恐怕就輪不到自己來做了。牛錛將永遠是老大,他充其量是給牛錛打工的,就牛錛那樣的人,如有一天要整治馬嶸一傢伙還不是白玩兒么?」牛錛地下有知,又當如何?
金錢的利刃割斷了人與人間相互依存的情感紐帶,也割斷了束縛精神的條條繩索,驅動了人的進取和創造。馬嶸在邊境貿易中大顯身手,他今天擁有的,非但當年傅正連用權力佔有的那丁點兒遠不可比,就是「兵團」的首長恐怕也遠沒有馬嶸今日的氣派和風光。金錢的利刃也切開了人性善良的薄膜,把一切潛藏的慾望甚而罪惡也統統放出。金錢可以把人間最美麗的東西「殘忍」地佔有,也可以把人間最寶貴的東西「殘忍」地毀滅。當拜金主義濁流把人的靈魂肆意污染的時候,留給世間的可能只有赤裸裸的「殘忍」。
《殘忍》從歷史的隱秘之處撬開了一道生銹的閘門,「黑土地」上有無悔的青春,慷慨悲壯,也有殘忍的故事,動魄驚心。正義以「殘忍」的方式表現,「替天行道」;卑劣以「革命」的名義包裝,把「殘忍」變成合法。既然面臨著一種「殘忍」的生存狀態,靈魂的「殘忍」也就不可避免。告別那個演出「殘忍」故事的荒原,面對社會轉型的拍岸濤聲,文學又該做出怎樣的響應?
「真正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對靈魂無情的解剖,「殘忍」能說不是一種勇敢的選擇?
㈧ 考研求助(西南大學現當代文學考研)
一. 英語
英語成績是拉分項目,一般人都較低的。對於文學類專業來說,英語不得不說是一頭攔路虎。每年都有不知道多少人栽倒在55分的國家線上。從三月份就應該開始了復習。
首先,買一本新東方的紅寶書背單詞,反復背了四五遍以後,便開始做張劍的黃皮書閱讀150篇。然後,最重要的是應該做真題。除了真題,便是作文了。作文不用太早准備,從十一月份開始准備就可以,多記經典句子,練習幾篇。
二. 專業課
專業課是大頭。西南大的專業課參考書不多,只有八本,而且都是比較簡單的版本,所以看起來並不難。
專業課要反復看了八九遍,從最開始看第一遍和第二遍都分別花了差不多兩個月,到後來看一遍只花一個月,再到最後沖刺階段一天看完一本,不斷地重復,不斷地翻閱,以避免遺忘。另外,真題非常重要,大家看歷年真題就會發現,文論與寫作這門專業課中,文學理論部分幾乎每年都是重復出題,考來考去也都是那些知識點,比如「意境」「共鳴」「游戲發生說」等。
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120分的文學評論寫作。南開大學劉俐俐教授的《中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文本分析》,這本書主要是從敘事學的角度來分析小說,裡面用到了很多理論,都把它們抄錄下來。
三.政治
政治應該算是最簡單的一門了。政治不用太早開始復習,主要是最後沖刺階段要減少專業課和英語的復習時間,多留些時間給政治。1000題是一定要做的,畢竟肖秀榮曾經是考研命題人,他出的題還是比較權威的。
㈨ 用文學文本知識分析紅高粱
文本;色情文學小說 (該文本形式常見於後現代的網路小說)
毋庸贅言,作為莫言的小說和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已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座豐碑。而附著其上的過去和現在的種種榮譽與論說,層層堆砌,使其成為上世紀80年代的一片文化高地。對於現今神往80年代文化熱潮,甚至結集出專著《追尋80年代》的文化精英而言,小說和電影《紅高粱》有著一切至今令其懷想的時代印記:那是政治禁錮松解西方思想湧入下的眾聲喧嘩,那是文化啟蒙後的理性回歸,那是充斥著宏大理想的個體覺醒,那是尚且尋根又急欲奔跑的大寫的人,那是飛揚的激越和濃烈的叛逆。對於彼時31歲的軍旅作家莫言而言,中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引起文壇矚目,證明自己吸收西方現代主義陽光雨露而紮根於魯迅、茅盾、趙樹理開辟耕耘的鄉土文學沃土,終獲根深苗壯花果香。對於昔日38歲,攝影系畢業後分入西影廠的張藝謀而言,是在《人民文學》上看到的那一篇令他耳目一新的文章,然後毫不猶疑自掏腰包買下的改編權。顯然,來自民間底層,又從「文革」後重開張的電影學院畢業的張藝謀,正好在這種接受了現代文學觀念,拋卻沉滯的意識形態宣說,而將歷史的解釋權放到民間、個體身上的鄉土尋根文學上,找到了不安分的革新沖動和創造力飛揚的基點。他不同於前輩第三、四代導演,沒有固守的文化代溝。莫言富於魔幻主義色彩的文字描寫,充滿個性的想像,正適合出身於攝影師的張藝謀運用電影視覺造型,創造瑰麗銀幕奇觀。而意識流小說的形式,多重人稱的敘述方式,更完全符合電影時空自由,敘事視點多樣的特性。終於,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取文學原作之魂,闡發自我美學主張之神。一反過去拄著文學拐杖亦步亦趨,以電影語言圖解,或曰翻譯文字的陳舊電影觀。以鏡頭語言之狂放,書寫文學想像之熱烈,重塑了電影影像本體美學。最終締造了八十年代第五代導演的電影神話。也讓《紅高粱》這一文本,從文學傑作成為大眾文化經典。
以電影之形色聲光映現於銀幕上的《紅高粱》,當然更加彭勃奔放,詩意浪漫。但正如張藝謀所言:「不想弄得有各種社會、人類意識,拍簡單點,拍好看了,把人對生命熱烈的追求說出來。」原作復雜的歷史線索,人物關系,被線性敘事,典型化人物取代。張藝謀在打出個人的、極致的視聽造型風格之外,削弱了原作的深度。使豐富多義的原作歷史敘述,變為吹拉彈唱,粉墨春秋的歷史舞台,東方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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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文本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