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中國現代問題小說的性質

❶ 關於一些中國現代小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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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網，魯迅文化專題，應該可以幫到你。

❷ 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質主要有哪些內容

這個問題很復雜。
首先，20世紀中國文學是現代性的還是近代性的，就是一個爭論不休 的話題。例如楊春時、宋劍華就認為現代文學由於和世界文學存在著巨大的時差，所以我們的現代文學只能算近代性。另外，現代性這個概念的含義模糊也是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的關鍵。
分析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或近代性以及它的內容，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一、現代性與世界意識
從世界范圍來看，文學的現代化起始於「世界歷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學」意識的萌發。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世界歷史的觀點，近代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消除了以往歷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國的孤立封閉狀態，日益在經濟上把世界連成一個整體，才「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他說：「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很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①作為20世紀的文學，有別於20世紀之前各民族文學的顯著特徵是民族的相互往來與依賴使其成為人類的共同文學。也就是說，各民族文學的世界性交流的歷史進程，導致了現代意義的世界文學的誕生。世界性、開放性，已成為現代世界各民族文學的共同特徵。同時，從世界范圍來看，文學的現代化就是「世界文學」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事實上，從19世紀中後期開始，尤其經過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民族文學長期的分散、隔絕發展已成為歷史，民族壁壘的牆壁逐漸倒塌，整個人類的文學正朝著世界文學整體化的方向挺進。尤其在世界文化交流頻繁的國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就是在「世界文學」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

作為人類總體進化的一個過程，現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彌散和擴張性質。現代化首先從西歐開始，隨之通過殖民化彌散到美洲、澳洲、亞洲和非洲廣大地區。因此，不同國家現代化歷程的起步時間以及啟動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將其分為「內源發展者」和「後來者」兩大類型，即「早發內生型現代化」與「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區別。前者以英、美、法等國為典型個案。這些國家現代化早在16、17世紀就開始起步，現代化的最初啟動因素都源自本社會內部，是其自身歷史的綿延。後者包括德國、俄國、日本以及當今世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的現代化大多遲至19世紀才開始起步，最初的誘發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化的示範效應。②顯然，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作為一個後發外生型國家，中國是從19世紀開始進入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現代化過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權威脅與文明示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因素。」在19、20世紀以前，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還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戰，而是源自內部的物質危機。「只有到了19、20世紀，當西方的示範展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時，中國才對自身歷史的內部挑戰產生了一種多少是變化了的回應方式。這樣，中國歷史的內部要求與西方文明的示範效應疊加在一起共同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反應類型與歷史走向。」③或者可以說，中國只有等它變成西方的對象時才開始進入現代時期，因此，對於中國來說，現代性的真諦就是對於西方乃至世界的反應。西方的入侵與影響成為中國談論「現代」的起點，西方的入侵與影響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歷史」，使「停滯」和「靜止」的中國進入了「現代」的變革之中④。因此，現代化也被稱之為歐化或西化。

隨著列強入侵而逐漸加劇的西方文化的撞擊造成了中國作家世界意識的勃發。西方文學的傳入，使古典文學失去了聳動視聽的效應。譚嗣同、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所提倡的「詩界革命」已標志著世界意識的覺醒。「詩界革命」以及後來的「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已大不同於以前任何文學革命運動，而是挾裹著世界的風雷，向古國文明挑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韌之時，五四新文化先驅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觀念。陳獨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運動的六條思想原則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鎖國的」。魯迅在《隨感錄·三十六》中指出：「許多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胡適1915年夏秋在美國嘗試白話詩運動之初就明確地宣言：「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也!」他把自己發動「文學革命」的意圖與當時世界的「新潮」聯系起來，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沖突和交融中才能獲得的新知。簡言之，20世紀世界意識就是一種開放意識，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體文化為本位來從事中國的文化與文學革新運動，把中國的文化與文學革新運動作為20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待。這一文化與文學革新意識的飛躍對於中國幾千年自恃為「世界中心」的傳統觀念無疑是一個根本性的沖擊。

在世界意識的驅動下，中國20世紀文學逐漸走向了全面開放。從清末民初的初步開放到五四時期的全面開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開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閉，再到80年代以後的全面開放，實際上走過了一條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這其間長期的閉關自守雖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它卻導致了以後更大幅度的開放和更深刻的變革。總的來說，20世紀中國作家惟有在對於他民族文學的借鑒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到本民族文學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學總體中的地位，才可能實現對於本民族傳統文學的揚棄、繼承和發展。正是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使他們開始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國文學革新的道路，開創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充滿創造和變革的偉大時代。20世紀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是嶄新的社會；對於中國文學來說，是嶄新的文學。在20世紀里，中國文學真正沖破了幾千年的古典模式，開始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國文學真正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形成了與世界文學對流、互補與融合的格局。可以說，20世紀中國文學確實走了一條與中國傳統文學和西歐近代文學迥然不同的道路，即在艱難曲折中探索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道路。

客觀地講，「現代性」本身就昭示著一個人類進化的鏈條上嶄新的歷史階段的形成。在世界文學的影響下，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現代的兩個階段性進程壓縮合並，一起完成（並非如楊、宋二位先生所言，一定要經歷一個像歐洲那樣漫長的近代文學階段，中國文學才可能進入現代階段，否則就要補上歷史這一課），從而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獨特類型與歷史走向，這也決定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本身具有兼容並包的性質。也就是說，盡管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尤其是歐美文學的發展並不同步，其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這並不妨礙它的現代性質。因為20世紀中國文學從19世紀後期到五四時期，再幾經歷史風雨的洗禮，至80、90年代的大踏步進取，中國文學就完成了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過渡與轉型，而且這種過渡與轉型，又常常把世界文學的近代性與現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學又不同於西方的近代文學，它在實質上是現代性的文學，或者說是近代、現代交叉復合型的文學。

二、現代性與先鋒意識
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先鋒性主要不體現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追尋上，而是體現在中國作家為適應中國現代化的需要，對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一切現代世界先進的文學資源的合理吸取與綜合運用上。中國20世紀作家將現代性追求視為文學的主題，而並不把現代主義視為最高表現形式，但也並非排斥西方的現代主義。由於中國的現代化比西歐晚了幾百年，一下要從古典形態過渡到現代形態，它所缺乏的中間因素太多。為了追上世界現代化的步伐，只有把西歐幾百年的歷史採取橫向「拿來」的辦法，因而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就走完了西歐幾百年才走完的歷程，西歐幾百年的文學歷史也就在中國文壇迅急地重演了一遍。西歐近現代文學的多種潮流，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意象主義、現代主義等在古老的中國都有了傳人。由於「拿來」的急迫，很多東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過，並沒有在中國文壇留下深深的痕跡，只有在經過了一個長長的封閉時期以後，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吸納與整合似乎顯得更成熟一些了。由於中國是在被動挨打的局勢下對外開放的，是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會與文化相當落後的狀態下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國20世紀作家的文學接受與創造擔當了道義、思想、精神之責，他們對世界現代文學的看取是有選擇性的，他們的創作不是僅僅代表自己或少數人，而是代表整個民族言說，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與靈魂。正因為這樣，現代主義文學在20世紀的中國成長得十分艱難，中國的客觀現實對它的沖擊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國文壇不能占據更多的空間。盡管如此，它作為一種文學潮流，在20世紀中國一直潛滋暗長著並幾度呈興盛之勢。在五四時期，它就播下了生長的種子，從魯迅《野草》的象徵主義、郭沫若《女神》的表現主義、胡適嘗試詩的意象主義中亦可見一斑。20年代中後期，李金發開創了象徵主義詩歌流派，然後由新月派、象徵派匯聚而成的現代詩派在30年代以《現代》、《新詩》為大本營，形成了強大的陣營，加上新感覺派小說，現代主義在30年代釀成大潮，競一時之盛，與現實主義形成對峙與競爭的格局。

正當現代主義發展方興未艾之時，一場比鴉片戰爭更具威脅性的外民族侵略戰爭，改變了它的歷史進程，即它再也不是在與現實主義的對峙中求得獨立發展，而是努力向現實主義依歸。於是，現代主義在40年代一度處於衰落與冷落的境地。雖然在抗戰爆發、大敵當前的特殊時期，中國現代主義受到了抑制，但當抗戰處於持續階段，社會生活與情感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的情勢下，現代主義又再度興盛起來。僅以詩歌為例，就有馮至、卞之琳等現代派詩人創作的活躍，並且先後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聯大和40年代後期的上海出現過兩次具有連續性的現代主義詩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後人刮目相看的現代主義詩派——九葉詩人。這說明現代中國並非「缺乏現代主義生長發育的文化環境與現實土壤」，現代中國不是不需要、不接納現代主義，而是現代中國的外部條件一度限制了它的發展，它的半途衰落，並不主要是中國文學內部發展規律使然，也不是現代主義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會局勢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沉落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規律的。現代主義作為20世紀世界先鋒文學的組成部分之一，20世紀現代情緒的重要表現方式，對現代中國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當再次打破思想禁錮的新時期到來之後，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國作家所看取。這一階段與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數作家更多地表現出對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發展起來的各種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先鋒藝術的獨特青睞，使它們在短短十餘年間於中國大地上重演了一遍，其多變性、多樣性、豐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擬的。任何在西方近兩年出現過的現代觀念、技巧和流派，在我們這里都出現過了，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摹仿、借鑒成為許多作家在文壇站住腳的途徑，成為一種普遍的時髦，成為爭奪文壇話語權的大好策略。這不僅說明中國作家與世界文學接軌的主觀願望異常強烈，而且說明現代主義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種不可遏止的潮流。

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一翼的現代主義文學，在艱難曲折的生存處境中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它在表現技巧、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20世紀中國傑出的作家行列中，不少是現代主義作家或曾受過現代主義一定影響的作家。在20世紀中國文壇最優秀的作品中，現代主義作品佔有相當的比重。其實，現代主義在中國往往不是以赤裸裸的身份而是以隱蔽的形式存在著，它發散性地滲透在許多非現代主義作家的創作中，在許多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吸納了現代主義的養分。如魯迅、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茅盾、老舍、洪深、曹禺、沈從文、張愛玲、汪曾祺、艾青、王蒙、張賢亮、韓少功、王朔、賈平凹、劉索拉、莫言等著名作家就是如此。這表明，現代主義作為20世紀先鋒藝術，在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中國作家的藝術創造。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並沒有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潮，或者說現代主義只作為一種文學潮流而存在，這不僅是中西20世紀文學在共時性的發展中同時又有著歷時性的差異造成的，也是二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學傳統造成的。「當中國文學在現代性旗幟下與中國古典主義告別的時候，西方文學則是在告別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的過程中獲取自己的現代性的，它們的現代性是與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區別的。但西方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西方的現代主義的影響在中國共同參與了中國文學家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變所做的努力，它們共同起到了促進中國文學由舊蛻新的現代化轉變。」⑤難怪王富仁先生把「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統稱為「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它不但包括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現當代文學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影響的現當代文學作品，這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不能將文學的現代性孤立視之，它是相對其背景而存在的，它的性質與意義取決於它在其文化結構中的位置和功能。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相對於西方近代文學是現代性的，西方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相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是現代性的，它們相對其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結構而存在。忽略文化背景與文化結構，孤立地抽象地談論文學的現代性，為文學規劃統一的價值與參照，其結果是對多種文明、語言文化、生活形態、精神方式的取消。

三、現代性與民族意識

悠久的歷史與燦爛的文化造成了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自尊並進而鑄就了忠誠於本民族的傳統。進入近代以來，這一民族傳統精神在外來侵略的刺激下日益勃發，成為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先導。現代民族主義在反封建的斗爭中找到了民族進步、民族獨立的新方向。中華民族要真正實現民族進步與獨立，則首先要使自己強大起來。要強大則要向世界上先進國家學習，取長補短，因而對外開放則是必然的；與此同時，要擺脫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險，則必須堅決以社會改革為手段，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其實這兩者的統一，則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現實起點。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這二者往往是不平衡的。當民族危機顯得相當深重時，對西潮的引進則受到抑制，如近代和30、40年代。當民族危機有所緩解之際，對西潮的引進則大膽而自信，如五四時期和新時期。當然，50～70年代，由於受帝、修的擠壓，我們的國際交往基本關閉，這一時期我們奉行的是民族主義，確切地說，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由此可知，民族主義思潮是中國20世紀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強光點，也是攝取並折射那個時代雷電風雲的一面聚光鏡。正是這樣，我們20世紀的中國文學也往往被民族主義所裹挾。在強大的現代性挑戰面前，民族主義的有效方式就是對原有的東西的發展和對自己既成的價值系統的改造與更新。我們看到，在20世紀中國文壇，多次掀起尋根的浪潮，尋根意識成為20世紀中國作家對應外來思潮的一種手段，成為他們宣洩民族自衛情緒的一種有效方式。同時，我們看到，在20世紀中國文壇，一面是極端的西化（歐化）、藝術化，一面是民族化、大眾化。對於民族形式、民族風格的強調，有時甚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整個看來，中國文學在民族化的努力中，確實使文學適應了廣大民眾長期積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和集體無意識的審美趣味，並且重新發掘了民間文學的許多優秀遺產，糾正了文學發展中某些西化的弊端，豐富了文學的表現手段和技巧。當然，民族主義思潮與反傳統的西化思潮的對峙，對於現代化來說，也會導致適當的平衡。在有效的保守與有效的激進的強力中，中國文學才能在「中西新舊」合理配置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例如中國現代主義是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而發生發展的，但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接納中就受到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強力制約，盡管他們面對傳統常常表現出鮮明的反叛姿態，但他們在創作中不能不受到傳統文化情結和民族審美心理的牽制，所以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就有了相異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質。這其中，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穆旦、施蟄存、穆時英、錢鍾書、王蒙、莫言、殘雪等作家是最好的例子。這也表明，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變不僅是西方文學影響的結果，也是中國現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綜合並發展中外文學傳統的結果，是受中國現當代文化環境制約的結果。也就是說，只有「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既外應世界潮流，又內承民族傳統，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才可能真正實現，即只有注重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高度統一，即在外來文學民族化、民族文學現代化的雙向轉化中才可能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學。

四、現代性與人性意識

人性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現代化的真正思想，是一切價值之源。但現代化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間也有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地方，因為現代化本身是一場歷史變遷，以工業化、都市化和理性為標志的西方現代化世界日益暴露出諸多弊端，它造成了人的新的異化，對人性的自由全面發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銷蝕乃至奴役。中國的現代化是由落後的農業文明逐漸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過程，因而在尋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中，難免困難重重，難免出現大的曲折和反復。但是，現代化畢竟向人們提供了新的條件，使其得以在一個新的高度全面自由地發展自身。一個發達的開放的現代工業社會，與一個文化教育落後的閉塞的農業社會，在給人類以發展自身潛能並獲得自由方面，完全無法同日而語。「人的自由、解放是一個辯證的過程，現代化社會是這一過程中水準較高的一個階段，並且將向更高的階段過渡。」（10）

五、現代性與創造意識
楊、宋二位先生認為：「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我們並未營造出真正成熟的現代文學形態。」這實際上是對20世紀中國作家的創造精神的忽視。20世紀中國作家的創造意識是相當強健的，其創造業績是多方面的。像魯迅、茅盾、郭沫若這種集多種創造於一身的作家，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也並不多見；像老舍、巴金、沈從文這樣高質多產的大作家、像曹禺這樣優秀的戲劇家、像戴望舒、艾青、穆旦這樣出色的詩人，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也並不遜色；在某一方面有相當獨特創造的作家更不在少數。正是這些眾多作家的創造精神的煥發，構成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構成了中國文學的求新求異的現代性趨向。

20世紀中國文學顯然比中國古代文學獲得了更高的藝術自覺性。這種藝術的自覺性，主要是指作家掙脫了那「精神的動物世界」，掙脫了千百年來心理偏見的束縛，他們以強烈的新鮮感領悟生活，呈現出廣泛的精神興趣和深刻的精神追求，在他們那裡，「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徵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1）從他們身上，我們能夠看到古代作家所無可比擬的心靈的寬廣度和靈敏度，能夠看到他們那豐富的藝術創造力。應該說，中國作家的藝術的自覺是由其創作的多方面構成的，但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其藝術創造的生動性與豐富性。嶄新的外來影響給他們以精神上的刺激與啟發，擴大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對事物取新穎的看法，對舊的文學取懷疑、攻擊或重新估價的態度。打破了傳統思想束縛的他們無拘無束地向多方面探尋，伴隨著高度的興奮、熱情與活力。這一時期文學的發展從大的趨勢上看是由同趨異，由單一變雜多，由一統成多元。傳統文學即使沒有完全倒塌，至少也部分疲軟，因而必定極大地激發作家的創造熱情。晚清「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們已開始表現出獨特的創造性。創造精神的高揚至五四時期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尼採的自我創造價值論和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風靡文化界。郭沫若等人甚至將他們的文學社團稱做「創造社」。「五四」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期，也是一個大膽探索、追求創新的時期。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時代潮流，對作家創造力的開發，潛力的解放以深刻的影響；喜新厭舊的時代心理給作家求新意識和獨創精神以極大的刺激。他們不斷地向規范挑戰，以新、奇、怪的藝術實踐向著統一模式的舊文學規范沖擊，以各色各樣的花來取代枯燥單一的花，用最不合常規的方式向著習以為常的方式挑戰，用最具異端性質的懷疑來對待過去的一成不變的最神聖的東西。他們正是在這生動的造化中，創造出了千姿百態的文學形式、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和異彩紛呈的藝術風格，使新文學形成多元發展的態勢。特別是魯迅、郁達夫的小說，郭沫若的詩歌，顯示了與古代文學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意義，從而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形態與主導性的審美標准。即使在社會危機、民族危機提到了人們注意的高度，社會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成為突出的中心課題的30、40年代，作家們的創造精神仍然強旺。他們以多種方式開拓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多面性格。不但老舍、巴金、沈從文、曹禺、路翎、艾蕪、沙汀、戴望舒、艾青等作家對藝術作了多方探求，保持了獨特的藝術個性，而且一批有作為的青年作家也不滿足於單調的藝術方法和風格，對綜合的追求越來越高（如七月詩派與九葉詩人）。在50、60年代，作家們的創造激情也並未消失。而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作家們又迸發出極其強旺的創造熱情，優秀的作家都在藝術上有一種不受羈絆的自由創造的特質。一個開端（五四時期）和一個結尾（80～90年代），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藝術自覺的高峰期。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確實給中國文學提供了豐富的文學資源，大大革新了中國文學的面貌。

當然，20世紀中國作家的藝術創造意識的勃發，也是相對作家自己的處境而言的。其實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作家一直都面臨著理想與現實、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守成與創新的矛盾困惑，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咀嚼著置身於現實種種矛盾中的身不由己的心靈痛苦。如在中西文化選擇上，一個明顯的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作家易於搖擺，昨天對傳統全盤否定，今天又飢不擇食地向傳統翻尋；明天把這個奉為圭臬，今天對那個頂禮膜拜，這種頻繁的轉向與更替，說明中國知識分子作家還沒有建立起本民族積極健康的心理結構。當一個民族對紛繁復雜的世界潮流還不知所需，無所適從，還沒有建立起吐故納新的心理結構時，那麼該民族還不可能產生真正穩定的現代文化與文學，其潛在的創造力也就不可能更大程度地得到發揮。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尚未真正在政治、經濟以及其他各方面強大起來，居於世界前列之時，可能會繼續存在，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最後我要談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具有現代性質，並不是說它已經具有十足的成熟的完整的現代形態了。由於中國錯綜復雜的情勢所致，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還遠遠沒有完成，而且從其形態與內涵來看，還存在很多空白和缺陷，中西文學的時差所帶來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還相當突出。但是，「現代性」並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性概念，它意味著一種富於彈性與活力的狀態，一種未完成的過程，一種當代世界正在持續著的歷史演進。所以，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還處在一種不斷發展與完善的過程之中，它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加快其前進的步伐。

❸ 簡述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特點

爭名奪利，寫的東西無病呻吟要不就是廢話、鬼話、渾話，沒實際意義的東西。
絕大部分作家都是向錢看齊，沒有文人的傲骨了.............很是失敗的文壇......................

僅有個別一些值得去讀，諸如：陳忠實、葉永烈、賈平凹......這一些作家我覺得還算是個為民眾為中國文化做出貢獻的人

祝君愉快

❹ 請教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及特點等問題

我國的小說源遠流長。「小說」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篇》。我國小說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勞動人民的口頭傳說與遠古神話。這部分遺產主要記載和保存在《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中。先秦兩漢時期，「小說」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種文學體裁。到了魏晉以後，別具風格的所謂「志怪」、「志人」小說的大量產生，使我國的早期小說出現了一個較為繁盛的時期，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這時的小說，因為是「志」，即搜集記錄下來的，還算不上創作，所以人們把它同歷史歸於一類。小說脫離歷史領域而成為文學創作，是唐代以後的事。唐代經濟文化發達，文人思想比較活躍，於是產生了依照傳說創作而成的傳奇小說。傳奇小說發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隨之興起的是話本。話本經過文人加工、就變成了話本小說和演義小說。明代出現了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還出現了由文人模擬「話本」體制寫成的作品「擬話本」。馮夢龍編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屬擬話本小說。這以後再發展，便有了文人獨立的創作。這一時期出現的長篇小說《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清代的《紅樓夢》發揚了這個傳統，使中國古代的現實主義小說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因而欣賞時，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❺ 中國現代小說的基本特徵是什麼

一、小說的觀念
小說，是一種以相對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系，細致、逼真地反映社會人生的散文體文學樣式。
和詩歌、戲劇、散文等其它品類的文學樣式相比，它的容量較大，既可以細致深人、多方位地刻畫人物思想性格，展示人物命運；又可以完整地表現錯綜復雜的社會與人生的矛盾沖突；同時還可以具體形象地描繪人物生活的環境。因此，它在整體地、廣闊地、生動逼真地反映復雜的社會生活方面具有的獨到長處，是上述其它幾種文學樣式所不及的。而報告文學、人物傳記、回憶錄之類的文章樣式，由於它們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能如小說那樣可在不違背生活本質真實的基礎上編排虛構。進行深一層次的改造，因此也不如小說在創作上享有較大的藝術自由度。
小說具有三要素，即人物，情節，環境。它以這三要素的有機構成或所呈示出的藝術畫卷反映生活。現代小說打破傳統小說一統獨尊的格局，顯現出異彩紛呈。多元並列的局面，這是藝術創作繁榮的體現。但是，即使在現代小說中，三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所謂「三無」小說，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那隻不過是換一種手法、呈別一類樣式而已，一些人之所以提出這種說法，只在於對傳統小說僵硬呆板模式的一種反抗與挑戰。比如人物塑造，現代小說只是沖破傳統「現實主義」的規范，使人物形象除簡單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態」典型形象、心理型「內向化」典型形象與抽象化「象徵性」典型形象等。因此，無論是池莉的《煩惱人生》，王安憶的《小鮑庄》，方方的《風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夢》《雜色》，徐星的《無主題變奏》，殘雪的《阿梅在一個太陽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周立武的《巨獸》等都絕不能因沒有傳統的「典型人物」而否認其中各具風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節安排上，許多現代小說也與傳統故事型小說不同：或淡化情節，如鐵凝的《哦，香雪》，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劉震雲的《塔鋪》，以及殘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節的詩化，以意境取勝，如何立偉的《白色鳥》，何士黨的《喜悅》，彭見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節抽象化，如張承志的《大坂》，黃燦的《孤島》，韓少功的《飛過藍天》等，所有這些小說，雖沒有了傳統小說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動人心弦的沖突、懸念，但以此證明小說可以不要情節，無疑是淺薄無知的。這里有一個對故事、情節的理性認識問題。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溫論述這個問題時說：「凡是小說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個你所不熟的或是沒有料到的平面上：它們寫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緒的或內在的事物。……而我們應該知道，故事的檢驗標准，正在於它是否是向前發展的。」如果我們擺脫傳統觀念對情節與故事的束縛，而承認只要是動態過程就含情節與故事這一新理解，就自然會對現代小說的情節要素的體現有正確的把握與認識了。
同時，對現代小說中環境背景的抽象化、虛化或怪誕化；對現代小說主題改變過去內涵的單一性（即只將主題理解為思想觀念）而呈多樣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觀念等均可成為主題）；一反過去圖解說教式、單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義性與含蓄性體現，也應有科學理解。不能以此為據，認為小說可以不要背景環境，可以不要主題意旨。
簡言之，小說是以人物、情節、環境這三要素有機融合的生動、具體。逼真、自然的藝術畫圖來反映社會人生的散文體敘述文學樣式。
那麼，什麼是短篇小說呢？
人們一般常以字數論定：三五千字，至多萬余言，即歸人短篇小說之列。這種裁判固然有其直接、簡明的優點，卻也含有片面性：因為它沒能涉及小說本質，只限於表象，有時就容易偏頗。比如莫泊桑的《羊脂球》，長達三萬字，按上述規定應為中篇小說，實際上卻是公認的短篇佳作；而魯迅的《阿Q正傳》比《羊脂球》的字數少五千之多，卻進人中篇行列而沒有異議。
那麼，正確劃分的根據是什麼呢？
我認為是：根據小說的具體容量與其把握生活的藝術方式。
就容量而論，短篇小說主要是反映生活中特定的某個「紐結」，一般不做客觀的全景式社會人生展現。魯迅論此道：「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也就是說，對生活中的一個局部、一個側面、一個場景、一件小事、一段心緒，甚至只是一個典型細節，經作者開掘，進而由此及彼、由小見大，從「片斷」、從「點』中使讀者產生聯想或深思，推知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規律，時代的某種精神風貌。
短篇小說這一規定性便決定了它以下特點：除了文字短小精悍外，第一，人物較少，人物關系不太復雜，對人物性格描寫不做多方面展開，一般不展示人物性格的動態變化，多呈靜態顯現。第二，情節簡明，多為單線索，有時甚至沒有什麼故事，只包含幾個、（或一個）場面。第三，環境描寫雖具體，但極簡略，社會背景一般不作展開描述，有的幾乎沒有明顯的背景，只有些抽象暗示。總之，短篇小說的特點是高度單純化：單純的背景，單純的人物，單純的情節，單純的氛圍。英國作家毛姆說：「短篇小說……只是敘述一個事件，或者物質事件，或者精神事件，凡是無助於說明這個事件的細節全部刪掉，這一來就能賦予作品以一種生動的一致性。」在這個認識基礎上再看《羊脂球》與《阿Q正傳》，就可以明白：《羊脂球》篇幅雖長，卻情節單純、環境集中，只寫了一個主要事件，並且這事件的具體背景高度濃縮在一輛逃難的馬車上。因此，它只能是個短篇小說；《阿 Q正傳》中人物雖不比《羊脂球》多，但它情節復雜，過程長久，背景廣闊，反映的社會生活較全面，因此，它當然只能歸人中篇小說行列。
短篇小說的理性觀念，經歷了三個認識階段，即：「縱剖面」說；「橫截面」說；「紐結」說。就中國而論，最早的短篇小說基本上是展現一段相對完整的「縱剖面」。例如《三言》、《二拍》中的篇章，基本上是對人生經歷、世事滄桑的縱向展示。到了「五四」時期，現代小說出現在文壇上，於是產生「橫截面」說。「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斷面』，數了『年輪』，使可知道這樹的年紀。」胡適在這段話里，不過是用了個比喻，來說明短篇小說以小見大性質，而任何比喻嚴格說都是不確切的。但新中國成立後，許多研究者及一般教科書中，不顧及胡適的全文，偏面地、絕對地沿用「橫斷面」說，並將之現實化。這種觀念，雖指出現代小說打破傳統小說只縱述人生故事的模式而具有了片斷的橫向展示的特點，但畢竟太片面。因為，即使在出色的現代小說中也不乏採取「縱剖面」加以描述的作品，只不過這種縱向剖示是通過幾個重點斷面的邊綴顯示出來，而不同於流水帳式按部就班敘述而已。比如莫泊桑的《項鏈》，契河夫的《寶貝兒》，魯迅的《祝福》，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等等。如果按照「橫斷面」說的嚴格界定，則這些短篇精品便不能歸人短篇范圍，豈不荒唐！於是出現「紐結」說：「現實生活中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而且往往夾纏在一起。其中有大的矛盾，有小的矛盾，有這方面與那方面的矛盾，也有內部與外部的矛盾，然而仔細加以觀察，也往往自成為一個組結。而這個組結，也就是一個單位或個體。對作者來說，取用那大的紐結，就是一個長篇，取用那個小的紐結，就成為一個短篇。這里並沒有什麼橫斷面和整株樹乾等等的分別存在。」應該說，「紐結」說比較確切地反映了短篇小說的本質內容。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無處不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紐結」，這些「紐結」不受時間空間過於機械的限制，而是從「質」上體現生活現象的各個單元。所有這些單元，既含生活流程的橫向斷面，又不能脫開縱向糾纏。因此，一個「小組結」就較全面、確切地說明了短篇小說的內涵本質。比如何士光的《鄉場上》，反映的是外界社會壓力與自我內心抗爭的一個人生小組結，它以橫斷面（鄉場上小糾紛）為主，同時又穿插著縱向的時代歷史變遷、人事因果牽制。在這個組結中，縱橫兩方面展現恰到好處、缺一不可。再如高曉聲的《李順大的造屋》，以主人公造屋經歷中的奮斗與挫折為紐結，以縱向剖示為主，但又輔以幾個橫斷面的橫繪。在這一組結中，縱橫兩方面互相補充，缺一不可。
現代短篇小說就其內容側重來說，大體有以下幾種類型：
1、情節小說。
情節小說側重於故事的完整性、生動性及趣味性表現。作者既要用細針密線穿綴情節，使讀者獲得清晰的時間、空間感，又要注意將必然性放在偶然性中顯示，使讀者人乎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進而產生一種引人人勝的魅力。情節小說要求故事的首尾銜接照應，情節的節奏與密度的控制，矛盾沖突過程的懸念設置，巧合。誤會的運用等。以中國新時期小說為例，如《尋訪畫兒韓》、《白牙》、《沒有星光的夜》、《剩下的都屬於你》等，從內容側重上看，就都屬於情節小說之列。
2、性格小說。
指以人物性格塑造為主的小說。
由於人物形象是這類小說的表現中心，因此其它兩要素要完全服從於人物塑造的需要：情節不能以生動曲折的故事獨立出現，而必須作為人物性格的歷史來演進發展；背景環境必須緊緊配合人物活動，成為人物性格的表演舞台。
在寫法上，社會生活的縱向敘說不再是作者的致力所在，而重心一般移在了橫向的展開上以此來增加人物具體活動的清晰性。復雜性與深刻性。
在人物形象體現方面，除了寫人物做什麼、怎麼做之外，一般還真實確切地寫出人物為什麼這樣做，進而從外在行動與內心情態雙方面刻畫人物，甚至集中筆墨深人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從而塑造傳統小說中不曾有過但更能發揮小說特長的心理人物。這類小說名篇特多，如梅里美的《瑪特渥·法爾高納》，屠格涅夫的《本木》，傑克·倫敦的《在甲板的天篷下》，契河夫的《胖子和瘦子》，莫泊桑的《米隆老爹》，以及中國當代作品如《陳美生上城》，《轆轤把兒胡同九號》等等。
3、氛圍小說。
以特定氛圍的藝術意境感染讀者。這類小說中，又可分為三種：
第一，心理情緒型。這類小說不在於刻畫人物性格，而只是展示一種「情境」，一種「心態」。它們不是通過故事情節或人物行動，而是通過人物復雜、微妙的內心意識、情緒的活動來發揮藝術感染力，讓讀者去「感受」作品氛圍，去「體驗」生活對心靈的觸動。比如西方意識流小說及中國當代一些意識流型作品，均屬這種。
第二，外景意境型。這類作品表面沒有作者或作品人物的主觀介人，只「客觀」地描畫出某種社會場面、自然景觀或人物行止。由於其間氤氳著特定的藝術氛圍，故使人讀後產生一種悟性與美感。比如魯迅的《示眾》，何立偉的《白色鳥》等作品，就是此類優秀篇章。
第三，內外融合型。將客觀環境與主觀感受融為一體，造成一種物我相融的藝術氛圍。這類作品如萬之的《網中的夕陽》，何士光的《喜悅》，楊詠鳴的《甜的鐵，腥的鐵》等。
4、抽象小說。
抽象小說是指其藝術體現而言。若按其內質而論，可稱「哲理小說」或「象徵小說」。
這類小說的特點是：將現實社會生活的內涵抽象化，通過象徵符號式文學形象進行哲理演繹，進而表達某種既定觀念、思想或情感。這類小說大多提出並探討帶哲理性的問題，常在較大時空范圍內，對現實社會與人生作整體的思考。因此，抽象小說的人物並不是個人、個性的體現，常常是「人」、「人類」、「生命」、「自我」。「慾望」或某種社會勢力的抽象代表。情節也帶有象徵性，是現實生活與社會矛盾的抽象演繹。其內中環境也大都籠統、抽象，不是現實環境的確指。西方現代派的某些篇章，如卡夫卡的《變形記》、《城堡》，恰佩克的《萬能機器人》等，都屬這類小說。中國現代作品中，如魯迅的《過客》（一般人將它視為散文，因編在《野草》內，而從文學機制而論，則是小說），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甘鐵生的《灰蛾和白蛾》，蔡康的《空屋》等，亦可歸人抽象小說之列。
以上四類小說，同時並列於中國當代文壇中，各有優秀篇章，紛呈斑讕色彩，為豐富、繁榮小說創作均做出各自貢獻。
有評論者提出一種論調，似乎小說創作分為幾檔，由低向高：情節小說棗性格小說棗氛圍小說（或稱心理小說）。而且斷言，情節小說以至性格小說終將衰落、消亡，而為心理型「內向化」小說所取代。這未免偏頗而幼稚了。主要原因是他們根本不尊重當代小說的創作實際與廣大的各階層讀者的豐富多端的審美情趣。無論如何，百花齊放、多元競爭是小說天地不可否認的現實。
二、小說的發現
就短篇小說而論，「發現」比「表現」更重要。能不能「發現」小說，是衡量短篇小說作者藝術才具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標准。
如何才能發現？下面，我們分四步來談。
第一步，生活基礎：積累與感受。
要能「發現」小說，就必須有深厚的生活基礎。先要能感受生活，對生活有確切的、獨到的把握，才可能從中提煉出、「真金」來。
對於什麼是生活基礎？怎樣才算「有生活」？有人從寬度上理解，認為小說作者應該到盡可能廣泛的生活領域中去增加見識、擴充視野，於是便有「深人工農兵，深入三大革命斗爭實踐」的號召。有人從深度上理解，認為不必面面俱到，只要深人到所處生活的具體內容中，便能寫出別有新意、發人深省的作品，於是便有「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口生活的深井」之說。我們以為恰當的提法應是：深人確切地感受、認識盡可能多的生活方面，進而獲得對社會、人生的深層次理解。西班牙作家德利維斯談道：「觀察人物的本質，在作品中抓住人物的本質，這是小說家的任務。生活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倫敦或者紐約，對小說家來說不會減去什麼，也不會增加什麼，經驗的取得不在於住地人口的密度，而在於睜著眼睛觀察生活。……世界性產生於對世界的一塊地方，哪怕是一塊小地方，進行尖銳、深刻的觀察，並通過它反映出整個世界、整個生活的面貌。……小說家最崇高的任務是寫好他有幸在那裡生活的那塊地方。」即是說，感受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是主要的。當然，這不是反對作家拓寬視野。德利維斯同時就談到他「周遊世界」的作用時認為，在走過了歐洲、非洲和美洲之後的最大收獲是：重新發現了他的故鄉，也是他小說所應深人表現的卡斯提亞！
對於小說的作者來說，生活的積累與感受不可或缺，但感受更為重要。用筆記本去搜集、記錄各種素材，自然不無壞處，但若不用心靈去真正地參與生活、體驗生活，則無論記錄多少材料也往往沒有用途：因為那隻是你聽來的材料，而不是你感受到的生活。阿·托爾斯泰曾說：「札記本，這是胡扯。只需記很少的東西。與其把生活記在小本子上，不如去參與生活！我提出的這一點作為對『觀察』的補充。」
第二步，觸發點契機
積累了大量的、深厚的生活感受後，在此基礎上，便容易產生創作沖動：因某種觸發點的碰撞引起靈感，形成寫作的契機。寫作契機出現於生活感受與藝術想像的結合之中。
只要具備一定生活積累與一定的藝術素質，觸發點隨處可以產生。王蒙說：「它可能是一個故事的梗概，它可能只是一個畫面，它可能只是一段抒情獨白或者是一句警語，它甚至只是一段風景描寫或一個物的肖象……。」其實，又何止這些？一個閃念，一段夢幻，一種情緒，一種感覺乃至一陣涼風、一場細雨、一棵老樹、一朵落花……均可能成為觸發點，引出創作契機。
觸發點引起強烈的創作沖動，使作者無暇它顧，伏案揮毫、縱情紙筆，似乎不由自主地，一篇小說便「神奇」地產生了。而且，有時竟可出現連作者也驚異不止的優秀篇章棗這確不乏見。但更多情況則是：乘興塗出後，靜心重讀時，往往大失所望。如劉趣所說：「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
因此，出現觸發點，產生了契機，還不能說已經「發現」了小說。它不過提供了開始寫作的一個「機遇」而已。必須進人小說發現過程的下一步。
第三步，構思意向。
構思意向指靈感經觸發之後，對小說未來內容所作的定向想像與聯想。
構思意向可有下列兩種類型：藝術感知型；觀念演繹型。
藝術感知型中，常見的方式有：
聯覺式。作者通過外界或內心某一現象的觸動，引出與之有關聯的別一現象或事物；再作第二重乃至第三、第四重的聯黨想像，進而形成一定范圍的聯想圖景。這種方式，作者並無事先的材料准備，而完全憑藉當時的形象思維，比如因環境的某種特殊性，使作者想到某種曾熟悉的氣氛；又因這氣氛聯及某些有關人、事，又因這些人、事，想到有關人生片斷……
生發式。作者因某種客觀場景。人事，感受到其中的深刻或奇特內涵，為深人探求，於是以這客觀場景、人事為中心，生發開去，將與之有關的各方面內容，縱橫交錯地調動，挖掘出來，進而確定某種寫作意向。
引爆式。作者心中蘊含著某種既定情感，壓抑胸中無由表達，而突然因外界觸發，找到了適當的憑藉物或發泄口，於是，含情乘勢，借題發揮。這外界觸發物，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可以是場景，也可以是某種情境……將這外在觸發物因內心情感的滲透、充實或引領，升華為藝術之噗，以供進一步定向開鑿。
觀念演繹型構思意向是指作者頭腦中預先有某種觀念、某種思維，當找到某個契機時，即將這種觀念、思維，充實進具體的生活真實內容中去，並通過確切、自然的生活進程，將這種觀念逐步地體現或演繹出來。只要不違背生活的真實，並在形象思維的參與下自然、藝術地展現，則觀念演繹型構思意向是不該、也不能否定的。
如魯迅寫《阿Q正傳》，便是在心中早就蘊積著一種對當時「國民性」的批判性觀念，「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直想通過小說反映出來，用先生自己的話說即是：「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因為「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第一件難事。」直到後來因某一「機遇」，才將這既定觀念通過「阿Q」這一形象體現出來。即使小說發表之後，魯迅還沒有把握是否已把這既定觀念充分表現出來了：「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我們能說《阿Q正傳》不是優秀篇章么？
至於西方現代派的某些小說，如卡夫卡、格里耶、馬爾克斯的一些短篇，更明顯地是通過抽象的藝術品格對觀念進行演繹了。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它們的價值。
作為構思意向類型、方式，本無高下優劣之分。只一點要注意：對於缺乏藝術修養的作者來說，使用觀念演繹型構思方式確易產生圖解概念式的作品。
第四步，結構核。
結構核是小說結構的生發點、核心，是思想和形象初步結合的意象實體。
作者經過想像、聯想之後，最初的創作沖動已與具體、豐富的生活形象結合了起來，朝著小說創作的具體實現又邁進了一步。在其頭腦中，已經蘊積、活躍著與創作意圖有關的廣闊的生活畫面、人間景象或心理意象。它表明作者關於生活、社會與人生的某種思索與探求得到了初步的定向意念，並同時找到一個形象表達的對象群體。
但到此，尚不可急於下筆，倉促成文。因為，此時作者心境中的一切（包括意念與形象群）雖有初步囊括，卻還很不清晰，很不完整，尚缺乏有機的把握，有時還處於一種飄忽不定、稍縱即逝的狀態，仍具有很大的可變性。
於是，下一步工作就是在構思意向基礎上，對產生。想像出來的意念及物象群體作進一步的辯析、選擇，穩定、定型，即對小說的主體矛盾，小說的人物性格及人物關系，小說意旨取向及深度，應有基本設想。
到這里，結構核出現，小說才真正被「發現」了。
結構核不是抽象的主題思想，也不是一般的題材，而是蘊藏著巨大主題思想能量並對題材中所有內容具有高度吸引力和粘合力的主要事實，是將思想和形象初步結合的最富於啟示力與表現力的意象實體。因此，過於強調構思中感覺以至直覺成分，完全排除理性；或過於強調觀念，全不考慮形象及形象的真實性、自然性，均不可能形成好的構思，當然也就難以發現好的小說。美國當代作家喬伊斯·歐茨也說：「我認為，形象和觀念，這兩者以某種奇怪的方式一起逐步形成，創造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兩全其美的結構來。」
例如，魯迅的《葯》所要表現的主題思想是：辛亥革命時期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帶來的革命者的悲哀。但僅憑這樣一個抽象的主題還無法結構作品。實際上，《葯》的結構核是「革命者的血被愚昧的群眾當葯吃掉了」這樣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顯然，在這個事實中，正蘊藏著主題思想的巨大能量。
一般而言，短篇小說的結構核是一個有著深刻內涵的單純的事實（外在事實或內心事實）。即一個集中的矛盾沖突。如陸文夫的《圍牆》，其結構核是：面對亟待重修的圍牆，建築設計所的幾派專家各持己見，長時間扯皮；一旦圍牆被別人修好並受到表揚時，他們又一個個爭相表功，當事後諸葛亮。何士光的《種包穀的老人》的結構核則是：一個垂暮之年幸逢盛世的老農，本來享受「五保」，衣食不愁，偏揀一塊半荒的山坡地種包穀，為的是在去世前了卻一樁心願：用自己的汗水給困難時期出嫁的閨女補辦一份嫁妝。

❻ 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質主要有哪些內容請簡答。

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質主要有以下表現：1、語言風格與語言形式接近現代人的生活習慣，從偏於紀實到抒情手法的運用，也有很大的轉變；2、內容上多反映的是現實在個體心靈中的照映，注重的是個人情感的抒發，擺脫說教意識；3、開始自覺嘗試多種藝術表現手法，從單線敘述開始轉向雙線甚至多線敘述，文學構思開始呈現多元化的趨勢；4、開始有意識地將外國文學理論作為創作的指導，開始有意對外國經典文學進行模仿；5、現代文學的流派不斷增多，文學體裁、文學表現的內容都呈現出一種多樣性。

❼ 中國現代文學——以「問題小說」、鄉土小說和社會剖析派小說為例，說明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與趨向成熟

生活好了，就有力氣關注身邊的人，事情。就會看見以前不曾注意到的陰暗面。而社會的穩定性，也促使文字者關心這些與現實生活不和諧的事情。文學有部分是在靠政治指導的。當文學不在完全為政治服務，而是為人服務的時候，就說明文學的成熟。反之，如果社會昏暗，文學也只有兩種可能，要不就是悲哉苦嘆，要不就是沉迷在夢境中不願清醒。所以，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的發展趨向成熟，也算是一種必然性吧。
對了，我不是博學之人，所以只有這點小小見解，即使覺得不堪入目，也別批評我啊。

❽ 簡述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特點。

文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然而，同時又受到政治、經濟等其他社會因素的有形與 無形的制約。50年代，陸侃如、馮沅君在《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學史分期的「文學標准」與「歷史標准」：「沒有人否認文學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與 發展規律，所以文學史的分期首先應該以文學本身演變情況為標准，這是沒有問題的。 」同時指出「認為文學史的現象僅僅受制於文學發展本身的規律，企圖把文學的發展看 成為孤立的東西，那是反科學的。」[1]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比如「抗戰文學」、「 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文學」這些名稱明顯地帶著政治的痕跡；然而，這種抱怨也並不 僅僅來自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中。烏·韋斯坦因同樣抱怨：「近百年來大多數重要 的文學運動的名稱極少是從文學本身來的。」[2]不僅如此，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往 往潛伏著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規劃。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曾經奠定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解釋結構。「新時期」伊始，既成的文學史的解釋結構受到了明顯的 挑戰。由「文學回到自身」和「把文學史還給文學」最終形成了「重寫文學史」的激流 。
洪子誠說：「在談到20世紀的中國文學時，我們首先會遇到『新文學』、『現代文學 』、『當代文學』等概念。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來受到許多的質疑和 批評。另一些以『整體地』把握這個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或視角)，如『20世紀中國文 學』，『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近百年中國文學』等，被陸續提出，並好像被越來 越多的人所接受。許多以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學史、作品選、研究叢書，已經或將 要問世。這似乎在表明一種信息：『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概念， 以及其標示的分期方法，將會很快成為歷史的陳跡……為著『展開更大的歷史段的文學 史研究』，從一種新的文學史理念出發，建構新的體系，更換概念，改變分期方法，這 些都很必要。但是，對於原來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審察，分析它們出現和被使用的 狀況和方式，從中揭示這一切所蘊含的文學史理念和『意識形態』背景，也是一項並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從「當代文學」這一概念的探討出發，說明了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 不斷轉變而發生的文學史嘩變以及概念內涵的轉換。「『當代文學』概念的內涵，在它 產生的過程中，就一直有著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學『一體化』時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獲得合法的地位。不過，在『文革』中，文學的激進力量顯然並不強調1949年作為重要 的文學分期的界線。在他們看來，『十七年』是『文藝黑線專政』，無產階級文藝的『 新紀元』，是從『京劇革命』才開始的。江青他們還來不及布置『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 史』(或『新紀元文學史』)的編寫，但在有關的文章中，已明確提出了他們的文學史( 文藝史)觀。他們很可能把『京劇革命』發生的1965年，作為文學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後的文學，稱為『當代文學』(當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換一個名稱)……『文革』 後，人們的用以判斷社會和文學的標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盡管『現代文學』、『當代 文學』的概念還在使用，使用者賦予的含義，相互距離卻越來越遠。這種變化也有一些 共同點，這就是在文學史理念和評價體系的更新的情況下，重新構造文學史的『序列』 ，特別是顯露過去被壓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後期那些在『當代文學』生成過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張愛玲、錢鍾書、路翎、師陀的小說，馮至 、穆旦的詩，胡風等的理論……)被挖掘出來，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現代文學』 與『當代文學』的等級也顛倒了過來；『現代文學』不再是『當代文學』的學科規范、 評價標准，成為統領20世紀文學的線索(這為20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的命題 所包含)。『現代文學』概念的涵義，也發生了『顛倒』性的變化。在寫於60年代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唐tāo@①主編)中，『現代文學』是對文學現象作階級性的『多 層等級』劃分、排除後所建立的文學秩序。而在80年代，『現代文學』在一些人那裡， 成了單純的『時間概念』，或者，成為包羅萬象的口袋：除新文學之外，『尚有以鴛鴦 蝴蝶派為主要特徵的舊派文學，有言情、偵探、武俠之類的舊通俗文學，有新舊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詩詞，還有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口頭文學，台灣香港地區的文學以及海外華 人創作的文學』，還應該裝入作為『五四新文學逆流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文學、淪陷 時期的漢奸文學，「四人幫」橫行時期的陰謀文學等等』。」[3]
徐源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孕育、誕生、轉化的初步探討》是較早對現代文學的起訖 和分期提出疑問的：「中國現代文學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端的，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 題。其實不然。」他指出，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等九所院校編著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在闡述現代文學的開端時說：「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開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文學史，習稱中國現代文學史。」又說：「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開端。」「文學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方面，是我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開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現代文學的開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個時間。邢鐵華在《中國現代 文學史研究述評》中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史從它的起始的時間到它的分期都存在著問題 ，作為一門學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說，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根據社會形態的演進把文 學發展的階段區別為近代和現代，還是把文學自身形態的演進作為區別近代和現代的標 准，抑或是二者兼顧；由於標准不一，因之就產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現代文學歷史分期之我見》中指出：「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需要確立一個 什麼原則為劃分標准，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巡視以往的文學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劃分(即文學史的分期完全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標准為依 據、兼顧文學標准這兩類。顯然，如何理解文學史的歷史分期，牽涉到文學觀念問題。 」「作為文學史，其發展和演變無疑與社會革命的推進有密切的聯系，但並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規律。因此，不能將文學視為圖解民族史或社會史的文獻。」[6]由於 新的文學史視角的確立，因此對於現代文學史的發端和分期產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們中國，所謂現代文學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會召開，這三十年間的文學。這種提法是根據中國革命歷史階段劃分而來的。」他提 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端年代應在一九一七年。」[7]
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在他們所合著的《文學理論》中指出：「大多數文學史是依據 政治變化進行分期的。這樣文學就被認為是完全由一個國家的政治或社會革命所決定。 如何分期的問題也交給了政治和社會史學家去做，他們的分期方法通常總是毫無疑問地 被採用。」[8]他們說：「不應該把文學視為僅僅是人類政治、社會或甚至是理智發展 史的消極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學分期應該純粹按照文學的標准來制定。」「如果這樣 劃分的結果和政治、社會以及理智的歷史學家們的劃分結果正好一致的話，是不會有人 反對的。但是，我們的出發點必須是作為文學的文學史發展。這樣，分期就只是一個文 學一般發展中的細分的小段而已。它的歷史只能參照一個不斷變化的價值系統而寫成， 而這一個價值系統必須從歷史本身中抽象出來。因此，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范 、標准和慣例的體系所支配的時間的橫截面，這些規范、標准和慣例的被採用、傳播、 變化、綜合以及消失是能夠加以探索的。」[9]韋勒克和沃倫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在中 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最初對新文學加以歷史的評價的是文學革命的發動者胡適，他在1922年3月寫的《五十 年來之中國文學》的第十節「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使用了樸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把文學史視為「載道的文學」和「言志的文學 」的對立與循環。陳獨秀也許是最早明確地用外部的因素來解釋文學革命，並且是針對 胡適的文學史解釋而提出針鋒相對的質疑：「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陳獨秀 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 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 也強調了文學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這個運動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幾個人憑 空捏造起來的，自有其歷史的時代的意義。」[11]
1935年出版的王豐園的《中國新文學述評》從社會背景入手來敘述文學變動，把社會 政治事件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突出地標示了「五四運動與 文學革命」、「五卅運動在文學上的影響」。他在導言中明確地把文學變遷視為政治變 遷的結果。他說：「文學的變遷，往往和政治經濟的變遷有連帶的關系的。因此，我們 要研究五四以來新文學，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學的演變，一方面還要從政治經濟 的變遷中，去探究近代文學的所以變遷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來中國文藝思潮論》，把1917年-1937年文藝思潮的變遷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這三個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為界劃分為三個段落。
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周揚及時地把它應用到新文學史的研究上， 而且實際上已經開創了後來新文學史敘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說：「新文學運動作為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經濟新政治的基礎上，且應新經濟新政治的要求 而產生，是反映新經濟新政治，而又為它們服務的。」周揚將五四以來的文學按照毛澤 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有關論述分為四個時期：1、1919年-1921年，「五四」運動到 共產黨成立，新文學運動形成的時期；2、1921年-1927年，從共產黨成立到北伐戰爭， 是新文學內部分化和革命文學興起的時期；3、1927年-1936年，共產黨所領導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時期，革命文學成為主流的時期；4、抗戰時期，新文學運動力量的重新結合 。本來把文學附屬於政治是周揚30年代以來對於文學的一貫的理解：「在廣泛的意義上 講，文學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關於政治和文學的二元論的看法是不能夠存在的 ……所以，作為理論斗爭之一部分的文學斗爭，就非從屬於政治斗爭的目的，服務於政 治斗爭的任務之解決不可。」[13]
李何林、王瑤、老舍和蔡儀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關於 「學習新文學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強調「新文學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直接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作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學史的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是從『五四』的文學革命開始的。它是中 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十年來在文學領域上的斗爭和表現，用藝術的武器來展開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爭，教育了廣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爭密切結合著的。新文學的提倡雖然在五四前一兩年，但實際上是通過了『五四 』，它的社會影響才擴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陳思和在《一本文學史的構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學運動分作前後兩期，以五卅為界，開了以政治事件為文學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階段，文學史著作有多種分期，大多數是以歷 史政治事件來劃分。王瑤的著作最為典型，其分別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戰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來劃分，其他文 學史著作基本沿用這一分期標准。」[15]新文學史研究興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學社會學 和階級論流行的時候，西方和蘇聯的文學社會學理論著作和文學史著作大量翻譯出版， 而新文學界又得風氣之先。因此，這種文學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響和滲透到新文學史的 研究中。由於把文學視為社會生活的反映，認為文學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把社會的 發展變化視為文學發展變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麼，文學史分期與政治史分期的重疊與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堅《從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最早明確地否定了文學與政治標準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學史與革命史之間不可彌合的裂痕：「長期以來，我們的現代文學史 研究工作，花費了許多精力來說明新文學在三十年裡，怎樣不停地追隨著中國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步伐前進，文藝思潮和文學運動因此不斷出現新特點，作品因此不斷獲得新思 想、新題材……但這里有一個矛盾，就是有些現在大家已經公認為優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並非出自追隨革命最緊的作品。這就使得我們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出現了『破綻』… …這種情況無可辯駁地表明，我們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指導思想存在著缺陷。問題究竟在 哪裡?看來，是在於一種比較狹隘的文學觀念限制了我們的眼光，以致我們不能從應有 的思想高度，對現代文學史進行研究。」[16]
80年代以來文學史分期的變化無疑是同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觀念的變化相聯系的， 反映在文學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學從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來，要求把文學史的分期從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來，「把文學史還給文學」，建立純粹的獨立的文學史的秩序 。80年代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尤其是其「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區分，文學史的研究者要求擺脫文學史的外部 的纏繞，還原為「內部研究」，也就是說還原為「文學研究」。1985年，劉再復在《文 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中歸納「近年來文學研究方法表現出來的趨向」時就把「由外 到內」的趨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內，即由著重考察文學的外部規律向深入研究 文學的內在規律轉移。我們過去的文學研究，主要側重於外部規律，即文學與經濟基礎 以及上層建築中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例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與社會生活的 關系，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系等，近年來研究的重心已轉移到內部規律，即研究文學 本身的審美特點，文學內部各要素的相互聯系，文學各種門類自身的結構方式和運動規 律等等，總之，是回復到自身。」[17]羅宗義在《關於現代文學研究的反思》中說：「 現代文學研究，在新時期發生了一場裂變。」[18]
王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中強調：「文學史分期應當充分重視文學 本身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況，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從理論上說，作為意 識形態的文學，當然要為社會存在所影響所決定，每一時代的文學，都不能脫離當時經 濟和政治。因此，文學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慮與之相應的歷史分期的。但文學也有它自 己的特點，經濟和政治對文學的影響究竟何時以及如何在文學上反映出來，要受到文學 內部以及其他意識形態諸因素的制約，因此，它的發展過程並不永遠是與歷史環境同步 的……經濟基礎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響到文學的歷史進程，使之與歷史環境發生 或前或後的非同步關系。總之，文學史分期應當充分重視文學本身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 況，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近況》中提出：「許多人指出，有些現代文學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爭史……其實，文學應當首先是文學，文學史應當首先是文學史。」[20]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編寫問題》中說：「文學史就應該是文學史，而不是什麼文藝運動史，政治斗爭 史，也不是什麼思想斗爭史。」「簡單地講，文學史就是要講文學現象的發展變化。」 陳思和說：「文學創作是人類的一種活動，它既來源於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對獨立的發展規律，有其自身的歷史繼承性與發展邏輯。根據社會發展史或者 政治史來劃分文學的時期，無法准確地體現文學發展規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與現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學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應該是作家、作品、讀者三個 方面進行綜合考察的結果。」[21]
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他們指出：「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 ，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從『內部』來把 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整體性，不容忽視的一項工作就是闡明藝術形式(文體)在整 個文學進程中的辯證發展。」同時，他們指出：「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 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 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 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並表現古老 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並崛起的進程。」[22]他們一方面 強調要從文學內部來把握文學史的進程；然而，另一方面實際上「文學現代化」和「匯 入世界文學」等概念卻又是一種非文學的歷史價值標準的預設。
20世紀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學」以「重寫文學史」運動達到巔峰。《上海文論》198 8年第4期開辟了「重寫文學史」的專欄。陳思和闡述道：「『重寫文學史』的提出，並 不是隨意想像的結果，近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確實走到了這一步……這在當時是出 於撥亂反正的政治需要，實際卻標志了一場重要的學術革命……這種學術活動不是技術 性的，它包含一種從思維方法到具體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實證的方法來修正原先由於政 治偏見而對文學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並不是對一些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 具體地說，『重寫文學史』首先要解決的，不是要在現有的現代文學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幾種新的文學史，也不是在現有的文學史基礎上再加上幾個作家的專論，而是要改變這 門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從屬於整個革命史的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 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23]
早在80年代初，對於文學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構想，但是這種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關社會性質的論述之上，而不是由於文學的訴求。但是，他們對文學史分期的看法卻和 後來「重寫文學史」運動不謀而合。邢鐵華認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源於中日甲午戰後， 『五四』並非它的發端。如果從1894年到1949可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這一階段從社會性質來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從 時代精神來說，是反帝反封建；從文學現象來說，前後綿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為中界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前後兩個時期。前廿五年是現代文學的萌芽和發 展期，後三十年是現代文學的壯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舊民主主義文學，後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義文學。從關繫上說，後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發展，應該同屬『現代』 的范疇。」[24]陳學超提出「關於建立中國近代百年文學史研究格局的設想」，「將鴉 片戰爭以後八十年的文學史和『五四』以後三十年的文學史結合起來，建立『中國近代 百年文學史』」。[25]
1987年，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出版，其 《緒論》體現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思想。然而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並 沒有擺脫社會學的論述模式，「20世紀中國文學」仍然被看作是20世紀社會變革的產物 ，也因此註定了它在分期上無法突破原來的格局。黃修己評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說：「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階段的具體論述，就知道以1927、1937為界，其實還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轍印上了。而第三個十年不止於1947，而要延長到1949，還是因為要 把新文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告一段落。把新文學分為三個十年，未見在分期問題 上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他還進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簡單，上述各位作者都堅持從 文學與社會生活關系的視角去考察新文學。而只要承認文學的發展演變是受社會生活變 動的影響、制約，則無法迴避新文學與中國政治革命步調相近的關系。」[26]黃修己指 出，以政治來分期，不僅是大陸50年代以後的學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來分期，任訪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政治色彩最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來作為文學史的分界。不僅如此，在意識形 態對立的海峽另一面的台灣，在分期上也與大陸學者並無多大區別。因為他們認為「不 管在那一個階段，新文學總是與時局的變化和民族的禍福有很密切的關系，感時憂國的 時代精神，貫穿了整個新文學發展史」。[27]
所謂「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中國新文學的整體觀」是在現代化的視角下產生的對於 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陳思和指出：「『五四』以來，中國政治生活屢生巨變。人們習 慣於以政治標准對待文學，把新文學攔腰截斷，形成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 學科概念。這是一種人為的劃分，它使兩個階段的文學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體，妨 礙了人們對新文學史的深入研究。」[28]樊駿說：「和只是孤立地著眼於作品的思想內 容的作法聯系在一起的是，過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題和題材，把這看作是現代 文學的根本的特點，以此作為考察評價現代文學的基本線索和根據。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學革命給中國文學帶來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和主題，它 所引起的變革要遠為豐富寬廣，包括了文學語言、文學體裁、表現手法的創新，新的文 學觀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觀、世界觀的作家的涌現等。它們都很難一概歸入反 帝反封建這個政治命題之中。所以過去那種理解限制了我們的思路和視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課題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貶低了，研究的范圍和評價的標准都顯得有些狹 隘。」「近幾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過程和經驗。這是一 個范圍和含義都要寬廣得多的命題，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線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幾個方面的內容，因而能夠較為全面地認識和評價這段文學歷史。」[29]實際上 ，「新時期」以來，「文學現代化」作為一種新的現代文學史的評價標准已經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義論》所曾經確立的評價標准。「文學現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義文學 」和「社會主義文學」：「就文學史來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性質誠然是重要的， 但它僅只能說明了文學的思想內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內容；並沒有包括例如倫理、友誼 等其它思想內容，更不能包括文學本身的藝術特徵；它只能說明意識形態的共同屬性， 而不能說明文學本身的特點，因此它不能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和界線。現代文學史的 起點應該從『現代』一詞的涵義來理解，即無論思想內容或語言形式，包括文學觀念和 思維方式，都帶有現代化的特點。它當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性質和內容 ，但『現代化』的涵義要比這廣闊得多。」「既然建國以來的文學和從『五四』開始的 現代文學有其一脈相承的發展線索，那麼就應該考慮現代文學史的訖止點是否應以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界線……如果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考察，即不僅只從政治內容的 范疇，而且從思想到藝術全面地考察的話，兩個歷史階段的連續性是十分重要的……現 代文學史應包括建國以來的文學歷史，不能只講到1949年。」[30]實際上，新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區分被統一到了新的現代化的政治實踐的「整體」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瑤和樊駿對於「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現代文 學史的評價標準的非難是一種誤解，是由當時的話語條件所制約的一種可能是有意的誤 解。他們沒有認識到，不論是「反帝反封建」，還是「新民主主義論」，都不是一種簡 單的政治評價標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識形態，不僅包括了「新的人生觀、世界觀」，以 及「倫理、友誼等其它思想內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學語言、文學體裁、表現手法的 創新，新的文學觀念的建立」。也就是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理所當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義的文化規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現代政治、經濟、道德、文化和文學規劃。 毛澤東高度評價的「五四」，它的核心內容就是科學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對舊 道德；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所謂現代化方案中的一種。 實際上，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從根本上是通過也許是有意識的、策略性的誤讀，引 入「現代化」的評價標准，來突破新民主主義的評價標准，擴大和拓展現代文學的范疇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當「20世紀中國文學」「打通」了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 之後，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內部的分期結構並沒有改變。而近代、現代、當代文學 史由「20世紀中國文學」所取代，則是「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學實踐被「 現代化」的文學實踐所取代的結果。正是因為「現代化」的概念，才產生了「中國新文 學的整體觀」，使曾經分裂的現代(新民主主義)文學史和當代(社會主義)文學史在「現 代化」這一新的意識形態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說，從根本上來說，80年代

❾ 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質主要有哪些內容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為開端，止於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的召開。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文學」僅是一個時間概念，但同時現代文學還是一個揭示這一時期文學的「現代」性質的概念：「用現代文學的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

可以參考.《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第12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