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將「不但一些高層次的學者對作品的評價很高，一般的民眾也非常喜歡」前後句語序調換。②在「金庸作品入選中學語文」之後加上「課本」。 ④「激發起學生對語文學習的興趣和水平」一句中「激發水平」搭配不當，可以改為「激發興趣」「提高水平」。 ⑤將「幾個學校的語文教師」改為「幾所學校的語文教師」或者「學校的幾位語文教師」。
⑵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⑶ 結合具體的作品談一談金庸小說創作的主要特點及藝術特色
感覺2樓提供的資料基本上可以滿足樓主的要求了
在這里也提供一點我的想法吧。
我從小學開始讀他的作品，一直到現在，每年再次翻看同一部作品，依舊有著不同的感悟。
網上或者在文壇上，都對金庸以及他筆下的眾多人物褒貶不一。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放諸四海而皆準。 金庸的作品，有其閃光之處，自然也有不甚高明的地方。
我得益於最多的就是他的作品字里行間透露出的中國古典文化的韻味。就如在《神鵰俠侶》中，程英救了楊過，自己謄寫詩經上的「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透露出自己的情竇初開；而《笑傲江湖》中嶽不群在嵩山上發表並派的演說，說「君子和而不同」，也是論語中的典故。而天龍八部中，喬峰這一形象，便是天下第一英雄；而射鵰中的郭靖，則當之無愧是天下第一大俠。他對古典文化的掌握與運用，傳遞給了讀者一種啟示與指引。
當然他的作品也受到了一些指責。我個人覺得他的作品有一些歧視女性，一本書通常都是一個男人周圍圍繞著眾多美女……呵。但是整體仍是瑕不掩瑜。
從他的書中，了解秦漢的文學，宋後的歷史，還有人生滄桑，歷史無常。眾多的主角，人品性格千秋分明。而很多配角，身上也有著動人或者獨特的人格魅力。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配角，郭襄，黃葯師，苗人鳳，陳近南，慕容復。
論述題嘛，結合大家給你提供的資料，也要寫一些自己的想法。如果有時間，不妨認真讀基本他的小說。
希望我的淺見可以給你一點幫助。
⑷ 論述金庸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雅俗共賞的內部元素
筆法細膩，文學歷史功底深厚，
人物生動活躍於紙上，
情節波瀾起伏，
武功匪夷所思，
英雄和美人皆有，但英雄也是凡人，也會犯錯，也有缺點，所以更加真實。
⑸ 金庸武俠小說的藝術特點。
金庸武俠總論
金庸最得武俠小說之中道，自由出入於有無之際。有者，小說結構完備嚴整，內涵博大精深是也；無者，小說文勢無拘無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總體來看，十四部作品以《書劍恩仇錄》為宗本，一出手就顯大家風范，此為金庸武俠小說之基，太極是也。由此生發相反相成之兩儀：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兩書勢分正奇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珠聯璧合，猶如兩儀劍法，一陰一陽，一剛一柔。雙劍合璧，乃歸於倚天屠龍記，又一太極也。由此又生發兩儀：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經典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天龍八部堪稱至法、至正、全有，包羅萬象，武俠中之哲學；笑傲江湖堪稱無法、至奇、妙無，隨意揮灑，武俠中之詩。至法無法，至正至奇，全有妙無，哲學就是詩，所以兩者自然融歸於鹿鼎記，渾然天成，透徹圓融。如果按照獨孤求敗一生在劍道上達到的不同境界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系列，則書劍恩仇錄是剛開始練劍，射鵰英雄傳是青鋒寶劍，神鵰俠侶是紫薇軟劍，倚天屠龍記是玄鐵重劍，天龍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境界，對應於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俠小說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俠，鹿鼎記則是無劍境界。
與此對應，金庸武俠小說之俠客也呈現出一個完整的發展系列：陳家洛是第一個俠客的化身，但其內涵主要還是在民族主義的維度中展開。之後，郭靖和楊過在互補的意義上比較充分的展開俠客的內涵：郭靖是集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楊過是個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郭靖和楊過身上所體現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理想已經開始超越民族主義的范疇而提升到人類主義的境界。郭靖是正統意義上的大俠，楊過則是反正統意義上的大俠，但正反一體，兩者都是至情至性者無別。兩者的內涵在張無忌身上得到融合。張無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將正反兩種意義的大俠化為一體。通過張無忌，金庸將大俠的理想境界建立於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見精純。此後，俠客的內涵最為典型的在喬鋒和令狐沖身上得以展示，兩人分別是郭靖和楊過的更高意義、更為自由的發展階段：喬鋒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無名老僧稱贊他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薩心腸」，「大仁大義」，這一點與郭靖毫無二致，但金庸通過喬鋒乃至江湖眾生相的深刻刻畫，將武俠小說的境界提升到了對整個人類命運終極關懷的高度。天龍八部就如一部佛學的史詩，飽含著悲天憫人的偉大精神。天龍八部事實上是經典武俠小說真正的顛峰，雖然笑傲江湖更為飄逸自在，鹿鼎記更為透徹圓融，但都不如天龍八部博大精深——物極必反，從笑傲江湖開始逐步走向反武俠，直至鹿鼎記成為非武俠。令狐沖則更能體現對於個性自由的自覺追求和人自身命運的自主把握。楊過和令狐沖都是堅持自己個性自由的典範，但與楊過相比，令狐沖大原則把持得住，而小節則無可無不可，很好的統一了順應世俗和堅持自己個性的矛盾。令狐沖代表了俠客個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俠之意義至此而極，故到最後一部作品，主人公成為非俠韋小寶和康熙大帝。雖然是非俠，實際上是對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說非俠首先徹底的、比俠客本身還要更好的實現了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俠的標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和造福蒼生而言，則康熙乃至歷代聖王勵精圖治，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俠。比之於聖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說微不足道，如此說，可謂至俠無武也[天龍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風流，鹿鼎記是莫言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盡解詩。天龍八部是盛唐氣象，笑傲江湖是魏晉風度，鹿鼎記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俠小說乃至於俠客的理想本身就終結了。
簡單總結一下，金庸從民族主義（書劍恩仇錄）寫到人類主義（從射鵰英雄傳到最後都是，但逐步深化），從人的命運（天龍八部）寫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後歸結到最凡俗的非武俠、生活、歷史本身，表明了一個最為簡單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義只能在現實生活中才能實現或建立，這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又是徹底的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金庸為什麼到鹿鼎記就封筆了？因為他已經無武了，其實如果聯繫到金庸以後改而寫歷史小說的話，我們會說，金庸的封筆不是一個終結，而是一個新的起點。其實也無所謂終結不終結，起點不起點的，隨緣任運，到什麼境界干什麼事而已。
就金庸小說所反映的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書劍恩仇錄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為起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則是對此的相輔相成的展開，射鵰英雄傳通過郭靖主要展開了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的一面，而神鵰俠侶通過楊過主要展示了儒家正心誠意至情至性的內聖的一面，在此，必須說明兩點：一、超越狹隘民族主義，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本來就是儒家文化的崇高追求，因此對儒家思想的深入揭示必然將自己提高到人類主義的境界；二、如果我們領悟了儒家文化的真諦，就會明白，儒家文化從本性上決不違反人性，相反，盡心盡性盡情才能知天知命達道，如此，就自然過渡到倚天屠龍記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龍記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學化的道家，偏於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質朴和博大；之後，金庸在兩個方面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倚天屠龍記的道家文化精神進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個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龍記的博大之處，此即形成為天龍八部，武俠小說至天龍八部，達到森羅萬象、無所不包的境界，猶如華嚴宗的一真法界，另一個方面則是對倚天屠龍記的道家文化精神進行了自我轉換，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風骨展開為飄逸與逍遙，此即形成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詩化的道家，偏於莊子一面[天龍八部將道家文化的博大展開到完備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將道家文化的自然展開到自由自在的程度]，於是乎就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終歸宗於平常、本真的鹿鼎記做好了鋪墊，鹿鼎記是禪，是平常心即道的境界。
因此，金庸的武俠小說由儒變而為道又由道變而為佛禪[同時兼賅墨法兵陰陽等各派]，直至回歸到生活和歷史本身，乃越來越爐火純青的進程，整個發展過程逐步遞進而又渾然一體。整體而言，金庸由非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此為無中生有，越來越精深，達到最高境界又歸於非武俠小說，又由有而歸無，完成了一個大循環。《書劍恩仇錄》為初入大道，倚天屠龍記乃小成境界，鹿鼎記為大成境界。《書劍恩仇錄》為初發心，凡夫位；倚天屠龍記為超凡入聖，聖人位；鹿鼎記為返樸歸真，凡聖等一，平等位。總體言之，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可謂善始善成，因此有關金庸封筆，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金庸武學總論
新武俠小說諸作家中，就武學修為之深邃博大而言，無出金庸其右者，乃至於可曰：通金庸武學即通一切武學。
金庸武學，一言以蔽之曰：以武論道，由武而顯道者也。
武學至上境界，乃即武學而超武學之境界，武學與非武學，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無佛家武學，無道家武學，亦無俗家武學，無佛家、道家、俗家分別之相，乃至亦無無分別之相，佛陀所言離一切分別無分別是也，亦可謂真如自性，大道之實性，此為一切武學非武學之源，不可思議，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說，假而言之，曰武學之無極境界可也。對應於非陰非陽或無劍境界。
此無上妙境自性起用，自體自然生發而分別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謂佛家武學、道家武學與俗家武學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離，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於無與有之間，武學之太乙境界也。具體而言，九陽真經、九陰真經、獨孤九劍[木劍境界（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系統化]即此境界也。九陽真經是佛而非佛：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乃從佛學至上大乘禪宗正宗真傳達摩祖師所傳之無上佛法而化來，故一切佛門武功皆歸於九陽真經；非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佛家武學也。九陰真經乃道而非道：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為道家大宗師黃裳由道學淵藪道藏中化來，故一切道家武功皆歸於九陰真經；非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道家武學也。獨孤九劍則是俗而非俗：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乃俗家千古奇人獨孤求敗以易經為總根源而化來，故一切俗家武功皆歸於獨孤九劍；非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俗家武學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萬流歸宗之勢融匯於以上三大武學，此三大武學又以九九歸一之勢歸於自然無為的絕頂境界。故三大宗師，達摩祖師、黃裳真人和獨孤大俠，雖假借佛門武學、道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方便，而實際心中並無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學之分也。
三大宗師之分別：就最終意義而言,獨孤大俠,黃裳真人,達摩祖師三大宗師當究竟無別,皆可稱絕頂境界,然細論仍可分出高下:達摩祖師當下直承,純以自心為源而生無上武學,武學只是明心見性之方便,也就是說, 達摩祖師對武學的境界是本來超越,本來無武;黃裳真人是假借道藏為緣,以自心為因而生至上武學之果,終究有所憑借,故雖最終超越了武學,尚非本來超越之境界,不過極其接近此境界,獨孤大俠則經過一生極其艱苦的修習之後,直到最後才超越了武學,踏入武學和人生乃至天道證悟的至上境界,比之於以上兩位稍遜一籌.達摩祖師乃無為境界,黃裳真人乃類於無為境界,獨孤大俠則是由有為而歸於無為的境界.達摩祖師是當下無極,黃裳真人是由太乙而無極,獨孤大俠是遍歷一切有形而無極[基本上經歷了劍道修習過程中的所有階段,經歷最全],不過最終無異，都是體用一如之境界：達摩祖師以真如為體，以博大無邊的無量武學為用；黃裳真人九陰真經上卷明大道微妙本體，下卷為破盡天下一切武學之法門；獨孤大俠的無劍境界，既是內力的無所施而不可，又是劍招的變化無窮。
類似的，《射鵰英雄傳》中郭靖在桃花島山洞中，周伯通說道：他（王重陽）說我學武學得發了痴，過於執著，不是道家清靜無為的道理。我那七個師侄當中，丘處機武功最高，我師哥卻最不喜歡他，說什麼學武要猛進苦煉，學道卻要淡泊率性，這兩者是頗不相容的。於是郭靖就問周伯通：為什麼王教主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周伯通：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許多武學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並非如我這般勤修苦煉的。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之意，故王重陽理事圓融，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俠客行」上的武功各派高手[無論是少林、武當這樣的正宗門派還是各種奇門武學]以任何見解去解釋都不得其真諦，而石破天無心、無意而自然契合於其境界，也可以說是自然無為境界之體現也。與道相合之後，一切武功皆紛至沓來，隨心而發，無不自如。
以上兩種境界皆不受武學門派限制乃至於不受武學限制，武學之自由境界也。如不能恆持此境界而自心生疑，則淪入有形且被其束縛，如此而觀，則天下武學遂分為三大宗：佛、道、俗是也，且三大宗之武學又由自身而無窮化生，漸次生出自己的太極境界之武學、兩儀境界之武學乃至一切可能境界之武學，整個武學格局至此即成門派紛呈、萬象並存之景象。兩儀境界之下，繁復不可論也，故只論太極與兩儀境界之武學。
道家武學之太極境界易見，即太極劍法[和拳法等]是也，分而為兩儀劍法，合則為太極劍法。陰陽剛柔，互生互化，相反相成，兩儀也；混成一體則太極也。而佛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太極境界何在？曰：易筋經即佛家武學之太極境界，而玄鐵重劍即俗家武學之太極境界是也。易筋經乃少林武學之總法門，一切少林絕技與武學皆以此為基方可成就，而此經非少林弟子不傳，已經分了門派；而少林武學兩儀境界，乃由易筋經而自生剛柔功夫，少林武學之特點並非陽剛，而是光明正大，一味剛猛並非少林武學之真諦，少林功夫中雖不乏金剛指之類的至剛至陽之絕技，然亦有「拈花指」等至柔至和之絕技；或曰：少林武學外功為剛而內功為柔，內外兼修，剛柔並濟，最終合而為一，亦為太極境界無疑也。至於玄鐵重劍之武學，乃獨孤求敗超越至剛的青鋒寶劍[凌厲剛猛，無堅不摧]和至柔的紫薇軟劍之後將兩者混成一體而成，達有形劍法之極至，是「一」的境界，也就是太極境界。
天下武學，本來一源。由體起用則化生無量武學，反之，由用歸體亦可返樸歸真，返本還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修習俗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天人合一，修習道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歸於大道，修習佛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明心見性，殊途同歸，都是自由王國的境界。
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學經典意義
世界上偉大的文學經典其特徵是雅俗共賞，長盛不衰，也就是既擁有高低深淺各個層次的讀者群體，同時也能夠獲得各個時代讀者的接受和共鳴，因為文學經典都具備時空兩個維度的特點：在空間上作品應盡可能涵蓋各個層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個廣闊博大深邃無限豐富的世界，甚至應該同人生、宇宙同樣浩瀚；在時間上作品能夠超越不同的時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時代的永恆價值——只有作品從本性上超越了不同的歷史時代，才能經得起不同歷史時代不同讀者的檢驗，才能獲得不同歷史時代各種人的共鳴。如此說，金庸的武俠小說可以稱為經典。
金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子百家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在金庸小說中，不同的觀念可以多元並存，和而不同，構成一個包羅萬象而又渾然不可分的整體。無論作為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還是作為非主流思想的其餘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說中各得其所。就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之廣博與精深而言，金庸可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俠小說猶如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於東方文化的一座長廊，琳琅滿目。曾有一位學者用一副對聯評論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驅琴棋書畫；馳騁文史哲，遣星相醫卜。因此，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讀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說才擁有了最廣泛的讀者群。但金庸讓人稱道、難以企及之處還並非單純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並包的博大胸懷，而是在此基礎上對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對不同人物性格與命運的恰如其分的把握。這種精當的分寸感和純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純正的體現。博大是向外開掘，而精純則是向內、向本性深處錘煉。如果說博大是包羅萬象，那麼精純則是將博大所包羅的萬象貫通起來而達到渾然一體的境界，亦即達到貫通一切的「一」，而同時每個個體並不失去自己的個性，而是各就其位，各成其性，隨在各足，不相妨礙，不僅不相妨礙，而且還相輔相成，相濟相化，一切皆和諧之至，最終才能達到透徹圓熟，隨心所欲，無不自如的境界。由於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後盾，金庸的文學作品就具有了極為豐厚的文化底蘊。
但金庸作品的超凡之處並不在於、主要不在於、首先不在於對中國或東方文化的理解與闡發，而在於在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特定的形態中揭示了超越時代和地域的人類的永恆價值與普遍的大道。何謂也？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人類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於自己命運的認識和把握，對於社會規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證，並不只是對於江湖人才有意義，也並不只是對於古人才有意義，這些問題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首要意義，是我們生存的意義之源。偉大的作品還都具有一種史詩的風格，這當然是由作品本身內涵的博大豐厚所決定的，因此《水滸傳》是江湖文化的史詩，《三國演義》是英雄文化的史詩，《西遊記》是修行的史詩，《紅樓夢》是社會和人性的史詩[《西遊記》和《紅樓夢》是一真一俗，《紅樓夢》與《三國演義》或《水滸傳》是一陰一陽，《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一精一粗]。我們同樣可以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史詩。
金庸的十四部武俠作品，其代表作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都是長篇，特別是天龍八部和鹿鼎記的篇幅都和紅樓夢不相上下。墨家文化的積極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萬民，道家的自然無為、與世無爭，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眾生，以及兵家、法家、陰陽縱橫之術都有所反映。從宋代直寫到清代，時間跨度近千年；宋、元、遼、西夏、大理、俄羅斯，江南漠北中原邊塞宮廷市井軍陣，空間跨度極為廣闊；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歷史問題、人類的命運問題、大道的本性問題，各種問題皆有體現；既有宏觀的大場景的刻畫（如天龍八部少林寺大戰，倚天屠龍記中明教與六大門派之戰，神鵰俠侶中襄陽大戰，雪山飛狐中天下掌門人大會等），也有微觀的細節的細膩描寫，而且宏觀與微觀能完美的融為一體；既有對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揭示，千絲萬縷而脈絡分明，結構嚴整，境界博大，意境深遠。金庸的武俠小說因含納萬狀而在當代做到了雅俗共賞，它也必能因趨近永恆而在各個時代長盛不衰。
參考資料：http://www.gulongbbs.net/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2&ID=21403
⑹ 大師金庸寫下的眾多武俠小說，是如何排名的呢
這幾天在讀倪匡先生所著《我看金庸小說》。該書將金庸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十四部武俠小說進行了大排名
「金庸的寫作過程，是一種慢熱的過程。精彩如《神鵰俠侶》，開始時一大段；熱門如《射鵰英雄傳》，開始時一大段，都未到精彩的階段。一定要在經過了縝密的安排之後，精彩處才逐漸呈現，終於到達令讀者目不暇接的程度。而短篇的創作，根本沒有這一過程，金庸的特異優點，就得不到發揮。」
「《白馬嘯西風》在金庸作品中，排第十四位。」
《白馬嘯西風》是金庸作品中兩個短篇之一，是專為電影創作的故事。初次發表和修改之後，有極大的差異，是金庸修改得最多的一篇作品。
《白馬嘯西風》在未修改之前，不通，修改之後，通了。《白馬嘯西風》中描寫師、徒之間的爾虞我詐，是《連城訣》的前身，在《白馬嘯西風》中未曾得到發揮的，在《連城訣》中得到發揮。金庸只寫了兩篇短篇，就沒有再嘗試下去。而兩篇短篇，在金庸作品中的地位都很低。
金庸的寫作過程，是一種慢熱的過程。精彩如《神鵰俠侶》，開始時的一大段，熱門如《射鵰英雄傳》，開始時一大段，都未到精彩的階段。一定要在經過了縝密的安排之後，精彩處才逐漸呈現，終於到達令讀者目不暇給的程度。而短篇的創作，根本沒有這一過程，金庸的特異特點，就得不到發揮。
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早達笑彈冠。這一聯，是《白馬嘯西風》的主題。金庸原意，可能想通過華輝的遭遇，寫出世情的險惡，但是短篇完全不給金庸以發揮的機會，無可奈何之至。
⑺ 古籍(老子，莊子，孔子)要精讀,流行小說(古龍，金庸)可泛讀，全面提升頭腦的意識高度，雅俗共賞
贊同。關鍵是老子，莊子，孔子的古籍不精讀的話根本讀不懂吧，古龍金庸的故事也沒有必要精讀
⑻ 金庸武俠小說之所以雅俗共賞的內部元素
金庸，原名查良鏞， 1924年生於浙江海寧。早年在香港《大公報》、《新晚報》和長城電影公司任職。後創辦香港《明報》、新加坡《新明日報》和馬來西亞《新明日報》等，形成《明報》集團公司。
查良鏞先生五十年代中期起應報社之約，開始寫作連載性的武俠小說。到七十年代初寫完《鹿鼎記》而封筆，共完成了十五部。他曾用其中十四部書名的第一個字串在一起，編成「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對聯。他的小說既繼承了傳統白話小說的語言風格，又對舊式武俠小說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手法作了全面的革新。這些作品以古代生活為題材，卻體現出現代精神，同時富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因而贏得億萬讀者的喜愛，達到雅俗共賞的境界。
金庸不僅是傑出的小說大師，同時又是一位出色的社評家。他寫有近兩萬篇社評、短評，切中時弊，筆鋒雄健犀利，產生了很大影響，曾被人贊譽為「亞洲第一社評家」。
⑼ 求高人總結一下金庸先生的小說風格特點
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稱得上中國現代新武俠小說的代表，就在於它們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簡而言之，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題材的選擇、人物的塑造和展現社會時代風貌方面有鮮明特色，它們在創作技法上獨樹一幟，具有範式意義。金庸閱歷豐富，知識淵博，文思敏捷，眼光獨到。他繼承古典武俠小說之精華，開創了形式獨特、情節曲折、描寫細膩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俠義的新派武俠小說先河。
金庸的人物刻畫，輕表面、重實在，沒有正面的長篇大論的描寫，卻依然塑造出一個個精彩絕倫的形象，香香公主、黃蓉、小龍女、張無忌、令狐沖„„舉不勝舉，甚至梅超風蓬頭垢面的長發也會被人用來做形容詞。如描寫小龍女的「楊過抬起頭來，只見一隻白玉般的纖手掀開帷幕，走進一個少女來。那少女披著一襲輕紗般的白衣，猶似身在煙中霧里，看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除了一頭黑發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絕俗，只是肌膚間少了一層血色，顯得蒼白異常。」看了這一段，估計大家心裡便有了一個模糊的神仙般的小龍女。
金庸小說的結構藝術，大有大的宏偉，小有小的玲瓏，大小均宜。傳統的章回體小說有一個固定的秩序，按著時間、按著帝國的秩序，講究一個社會邏輯。而五四以後，西方文學架構的手法深入了中國文學的創作，倒敘、插敘、省略或者將之融合交叉的手法都出現在小說里，並在金庸小說中達到一個高峰。比如《射鵰》三部曲的宏大、《越女劍》的小巧。《天龍八部》中有三個男主人公，一開始是段譽的故事，不知不覺轉入了喬峰的故事，然後又變成虛竹的故事，篇幅都很長，最後三兄弟結拜，三個故事交融到一起。一般的武俠小說總會貫穿著的一條感情線，而金庸小說往往其他的結構特色，喬峰的身世問題，一個丐幫版主忽然成了契丹人，在喬峰探究自己身世的一系列事件中，他找到誰，誰就被提前殺了，留下的線索還是直指他的？這便是偵探小說的構造。
金庸小說的語言藝術，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金庸小說的語言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他在各種語言中努力找著一個平衡點，用一句話概括便是「渾然不可句摘」。嚴家炎先生曾指出「金庸小說的語言是傳統小說和新文學的結合，兼容兩方面的長處，通俗而簡練，傳神而又優美。」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禪嫁給了張飛„„」在這里，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
金庸的小說風格，比較陽剛，除了「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屬於非常另類之外，其他角色，無論正邪，都有一股子很剛強的氣質。女性角色雖然寫得色彩斑斕，個性豐富，但一般處於陪村的地位。筆鋒上，金庸有明寫，有暗藏。絕對不把人物心理寫透，讓讀者自己去猜測去想，是比較典型的東方小說的筆法。金庸的小說結構宏偉，大氣磅礴，揮灑自如。人物、歷史、武功、情節交錯有致，人物情節之中，融合了很多中國古代儒、道、釋的思想，武打場面精彩紛呈、瑰麗無比，因此逐步被看成新派武打的掌門人。不少小說也被一次次拍成了電視系列劇。當年梁羽生比較自己和金庸，說金庸是「洋才子」，其實從金庸小說來看，他的中國風還是佔了主導地位，思想上，金庸小說人物中，不少最後以出家了結冤孽，這是非常典型中國士子的心態。金庸的一些西風寫法不佔主要地位。其實他的一些西派文字風格，只是為了更加迎合當代讀者的口味。
⑽ 雅俗共賞，金庸描寫的女子赤足場景有哪些排名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子
金庸筆下的女主角，寥寥幾筆就能勾勒出一個個各具性格、又有著不同外貌特色的女子。比如黃蓉初登場的時候，卸去了一身的乞丐裝扮，河邊小舟之上長發披肩，一身白衣，卻又在長發上束了一條金帶，以白衣襯托金色束發金帶，雖然只是簡單的兩句衣著描寫，卻把黃蓉寫得“猶如仙女一般”。
而趙敏初次登場的描寫，只寫她一雙手，“手中摺扇白玉為柄，握著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無分別”。以白玉般的扇柄襯托趙敏的膚色潔白，不光是白，還能讓讀者腦子里生出一股如同玉一般的清輝。明明是男裝扮相，卻又不失女子英氣和俊美，頓時把個趙敏寫得明艷不可方物。
而趙敏的反應，先是嬌笑，後是啜泣。周身是麻癢之下，連說話都帶著喘氣的效果。金老一段話，別說趙敏面紅耳赤，就算是讀者也是面紅耳赤心跳加速。待到趙敏妥協認輸，還要叫嚷著讓張無忌給她穿好鞋襪，這才讓無忌“心中一盪”，而趙敏則有了些“異樣的感覺”。
其實金庸筆下女子赤足不止這些，比如黃蓉就當著柯鎮惡洗腳，還嗔怪幾位士兵看她的腳。再比如楊康比武招親，順手也要擼下穆念慈的鞋子。還有鍾靈讓段譽帶信物去萬仇谷找解葯，別的不拿，一定要脫下鞋子讓段譽帶去。
有人說武俠小說難免落俗，要迎合讀者口味。話雖如此，但金庸大師文筆功力深厚，於俗中見雅，把筆下女子赤足寫得優雅動人，這份功力，才顯出大師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