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態平衡與武俠小說命運

A. 金庸武俠小說的價值及意義是什麼

個人看法：文學價值，史學價值，藝術價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
有意義的地方大概就是 塑造的人物性格 能讓讀者 更懂些人性吧

B. 中國最經典的十部武俠小說(寫出作者)

金庸：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
古龍：天涯明月刀，多情劍客無情劍
梁羽生：雲海玉弓緣
蕭逸：西風冷畫屏
司馬翎：纖手馭龍
溫瑞安：逆水寒
高庸：紙刀
易容：王者之劍

金庸十部經典武俠小說及人物自述
《飛狐》：
程靈素：愛一個人不能過於無節制。因為你可能遇到一隻白眼狼。你愛他的時候他假裝不知道，你為他死後他假裝悲傷之後會去和別的女孩子搭訕。
袁紫衣： 跟一個人談戀愛最好不要用游戲心態。否則他會很認真。到時候你除了出家就別無他途。
胡斐：一次戀愛之後最好立刻把前面的人忘記，否則會帶著沉重的感情枷鎖。你看看蕭峰到死都沒法忘記阿朱，而我不是就和苗若蘭好了嗎？
《連城訣》：
狄雲： 當一個舊情人拋棄你時不要哭泣，因為立刻會有一個新的更好的MM來接替她——當然，這種情況更多出現在小說里。我知道你會認為我和《基督山伯爵》中的愛德蒙·唐泰斯過於類似。我要告訴你的是，在古今中外，這類情況概莫能外。
《天龍八部》：
段譽： 愛情就象足球里的防守反擊。你只要死纏爛打。接下來，對方內部會出現問題。然後你就可以乘虛而入。這就是我得到語嫣的方式。
虛竹： 真正的愛情和對方的容貌無關。
蕭峰： 我們對於老丈人要保持足夠的尊重。
慕容復： 曾經有一份真誠的愛情放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沒有珍惜…… 游坦之： 不要過分放縱你的情人。否則她會非常狂狷，而對你不理不睬。 無崖子： 永遠不要招惹兩個偏執狂女人。否則你一輩子不得安生。 木娩清： 愛上一個男人之前最好查查他的家世背景。
《射鵰》郭靖： 騙女孩子其實最好朴實無華。歐陽克用那麼多花招，不如我請一頓飯。
黃葯師： 娶一個好老婆對於事業是非常有幫助的。比如她可以做一個免費的記事本和秘書。
周伯通： 女人是世界上最麻煩的動物。
《白馬嘯西風》：
李文秀： 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惜我都不喜歡。（原話）
《鹿鼎記》：
韋小寶： 婚姻大多數時候和愛情無關。
胡逸之： 要避免一見鍾情的沉淪，記得不要看她第一眼。
《笑傲江湖》：
令狐沖： 很多時候，愛你的人並不是你真正愛的人。但是當很多人認為你們相愛時，你連否認都不能。
岳靈珊： 每一個純情少女一生中都有兩個人。一個是大哥哥，一個是情人。但往往你會發現大哥是比情人更好的。
東方不敗： 一個男人對女人們過於失望之後，就會尋找別的填補感情空虛的方式。
《書劍恩仇錄》：
香香公主： 不要過於迷戀任何人。也許你只是他前途的一個砝碼。 霍青桐： 世界上第二痛苦的事是擁有一個比自己美麗的妹妹。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自己的情人愛上了自己的妹妹。
《神鵰俠侶》
楊過： 1驚世駭俗的愛情總是要付出許多代價。 2到處留情會使得許多人傷心。 結論：當一個浪子是吃力不討好的。
小龍女： 如果你想不為愛情煩惱，唯一的方式就是讓你們的愛情沒有任何第三人涉足。 郭芙： 其實大多數時候，真正的愛情要等到你已無法回頭時才會發覺的。
《倚天》：
張無忌：有時候對你好的女子越多，你的煩惱就越多。
趙敏： 愛需要理由嗎？
周芷若： 被拋棄後，請不要哭泣。報復的方法其實有很多種。
小昭： 不要在你愛的人身邊充當一個乖乖小妹形象，他不會把你當回事的。直到你要離開時他才會發覺你的重要性，可是那時已經遲了。

C. 金庸小說外國研究現狀

流行文化綜合現象。 「金庸作為一個綜合現象，既是文學性的，亦是超文學性的，甚至還有傳播媒介、政治及社會倫理的意義。」⑷自80年代初開放以來，大量港台文學及流行文化如電影、電視、流行曲等流入內地，在內地缺少通俗文化的情況下迅速流行。金庸小說能贏得這么多的讀者，反映了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文化藝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不能滿足最廣大人民日益豐富多元的文化需求。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繁榮，社會發展，文化藝術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將文藝視為商品的生產與消費機制」⑸，「中國的大眾文化開始取代精英主義的「新文學」而變成了「對社會發言，對百姓說話」的新的文化空間」⑹。 從金庸現象本身來觀察，正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業經營和經典製造的流行文化綜合現象。「台灣是「金學研究」的發源地，也是金學研究的重鎮。「金學研究」發展至今已成了學術界的熱門課題，然而它的出現，開始時不過是一個由出版社精心策劃的宣傳促銷計劃。」⑺所以說金庸小說是非常典型的流行文化。但是，香港通俗小說家，在內地學者眼中，這卻成為金庸的「原罪」。王朔在《我看金庸》中說：「金庸的東西我原來沒看過，只知道那是一個住在香港的寫武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他們的作品只有兩大宗：言情和武俠，一個濫情幼稚，一個胡編亂造。----我們的創作現在都萎縮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說是全盤淪陷。」「王朔批判的與其說是金庸小說，不如說是面對「港台文學」的「入侵」所產生的無力感和憂慮。內地流行文化在港台通俗文化的沖擊下「全盤淪陷」這便是王朔的憂心所系。」⑻ 嚴家炎教授高度肯定金庸小說，認為「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提出文學歷來是在高雅和通俗兩部分相互對峙中向前發展的，從文化生態平衡的角度看，武俠小說等通俗文學必須存在。他認為由於長期受「左」的觀念的影響，禁錮僵化的「高雅」觀念多年來一直占據著根深蒂固的統治地位，不僅沒有使文學藝術真正高雅化，反而混淆了視聽，使民族文學和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得不到發揚，給一些貌似「先進」實則與我們的文化實際嚴重脫離的東西提供了任其肆虐的條件，阻礙了民族文學的發展。雷蒙德·威廉斯認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樣，只是示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其社會功能是一樣的，文化乃一整體，並不僅存在於「高」、「雅」文化之內，也不單只涵蓋文化中「最好的東西」。「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會整體發展中的某種形態，「高」、「低」、「雅」、「俗」之間的森嚴界線亦應消弭。

D. 中華武俠小說特點及其文化分析

中國武俠和外國的武俠小說在本質上的區別是中國武俠小說注重社會關系的建立，道德水準在特定歷史階段的被認可，而外國武俠小說的內容建立在對帝王的尊重和純粹力量的對比上。在《史記·刺客列傳》（不好意思，我一直將這部分當武俠看）以及我們所知道的《虯髯客》、《大鐵錐傳》（這兩部出自那裡我忘記了）還有《七俠五義》等等都比較注重當時的特定歷史時期被公眾認可的道德准則，這種狀況在可能一直延續到了上個世紀5、60年代，從司馬麟的武俠小說就可以看出來。外國武俠小說從《奧賽羅》、《三個火槍手》（在以前的我沒有看過了）那樣的作品來看，大多比較注重力量的對比，純粹是一種為貴族服務的小說和戲劇，可以認為它們是文字角斗場，但是隨著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偵探小說、科幻小說在商業上價值激增在19世紀、20世紀的歐美武俠（甚至於不能叫武俠只能叫俠客小說）小說最具代表性的我看要屬《佐羅》了，《佐羅》的受歡迎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主義的衰落使得象美國那樣的文化逐漸占據了美洲大陸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文化逐漸走向一個多元化發展的局面，東方的文化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響（《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活托托的一個奧賽羅）。西方偵探小說的影響，使得中國的武俠小說的作者逐步將在西方小說中的邏輯推理等人所眾知的具有商業價值的因素加入到小說當中（如古龍的《陸小鳳》、溫瑞安的《四大名捕》），更有甚者看到了由於美蘇太空爭霸而引發的太空爭奪戰在商業上的利用價值，在國外他們著重探險，在中國我們著重和外星生物的爭奪，或者根本就把戰場開辟到太空上去。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武俠的概念已經很廣泛了，特別是中國的武俠的概念。

中國的武俠有三層含義：一是孔武有力，身手敏捷，格鬥技術高超；二是在某一特定的道德標准下被廣泛接受的道德體現的精華（如郭靖之守襄陽不若文天祥乎？）；三是，個人修養達到一個相當高的層次，這比較符合中國近5000年的文化的遺傳，這一點在武俠小說中不是以某一個主角體現出來的，而是由一部書中的一個群體體現出來的——個人認為這一點個人認為梁雨生做的很不錯——所以中國的武俠是一個廣泛的概念。 個人認為廣義上講武俠小說應該包涵所有那些反映通過武技來體現人類潛能的小說，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抽空我會看看有網友所說的那部《獰皇武霸》的，但是就中國的文化含義來說，最孔武有力的人並非是武功最強的人：） 另外，小李飛刀，我一直認為那是暗器：）所以在刀的評論裡面我沒有考慮他，有句話我很贊同就是「刀的好壞還是在於用刀的人」（燕南天之劍可比倚天、青虹更利乎？）
武學至上境界，乃即武學而超武學之境界，武學與非武學，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無佛家武學，無道家武學，亦無俗家武學，無佛家、道家、俗家分別之相，乃至亦無無分別之相，佛陀所言離一切分別無分別是也，亦可謂真如自性，大道之實性，此為一切武學非武學之源，不可思議，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說，假而言之，曰武學之無極境界可也。對應於非陰非陽或無劍境界。

此無上妙境自性起用，自體自然生發而分別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謂佛家武學、道家武學與俗家武學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離，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於無與有之間，武學之太乙境界也。具體而言，九陽真經、九陰真經、獨孤九劍[木劍境界（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系統化]即此境界也。九陽真經是佛而非佛：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乃從佛學至上大乘禪宗正宗真傳達摩祖師所傳之無上佛法而化來，故一切佛門武功皆歸於九陽真經；非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佛家武學也。九陰真經乃道而非道：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為道家大宗師黃裳由道學淵藪道藏中化來，故一切道家武功皆歸於九陰真經；非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道家武學也。獨孤九劍則是俗而非俗：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乃俗家千古奇人獨孤求敗以易經為總根源而化來，故一切俗家武功皆歸於獨孤九劍；非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俗家武學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萬流歸宗之勢融匯於以上三大武學，此三大武學又以九九歸一之勢歸於自然無為的絕頂境界。故三大宗師，達摩祖師、黃裳真人和獨孤大俠，雖假借佛門武學、道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方便，而實際心中並無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學之分也。

三大宗師之分別：就最終意義而言,獨孤大俠,黃裳真人,達摩祖師三大宗師當究竟無別,皆可稱絕頂境界,然細論仍可分出高下:達摩祖師當下直承,純以自心為源而生無上武學,武學只是明心見性之方便,也就是說, 達摩祖師對武學的境界是本來超越,本來無武;黃裳真人是假借道藏為緣,以自心為因而生至上武學之果,終究有所憑借,故雖最終超越了武學,尚非本來超越之境界,不過極其接近此境界,獨孤大俠則經過一生極其艱苦的修習之後,直到最後才超越了武學,踏入武學和人生乃至天道證悟的至上境界,比之於以上兩位稍遜一籌.達摩祖師乃無為境界,黃裳真人乃類於無為境界,獨孤大俠則是由有為而歸於無為的境界.達摩祖師是當下無極,黃裳真人是由太乙而無極,獨孤大俠是遍歷一切有形而無極[基本上經歷了劍道修習過程中的所有階段,經歷最全],不過最終無異，都是體用一如之境界：達摩祖師以真如為體，以博大無邊的無量武學為用；黃裳真人九陰真經上卷明大道微妙本體，下卷為破盡天下一切武學之法門；獨孤大俠的無劍境界，既是內力的無所施而不可，又是劍招的變化無窮。

E. 在金庸武俠小說中大家覺得哪位人物的命運最悲

主角還是配角呢？配角里頭命運悲慘的很多的，比如被政治斗爭搞到殘廢的段延慶，迷信愛情被騙財騙色搞到殘廢的裘千尺，家破人亡又被愛慕的女神玩弄搞到殘廢的游坦之，被師父殺盡全家性情大變之後又被搞到殘廢的謝遜等等。
主角的話，我個人認為命運最悲慘的是蕭峰，尚在襁褓內就失去母親，事業如日中天時被揭穿身份成為武林公敵，追查多時的大惡人卻是其生父蕭遠山，剛剛父子相認老爹就出家當和尚了，最後當上遼國南院大王，位高權重卻又因為成長過程中被丐幫洗腦始終無法擺脫宋人身份，最後為了阻止遼國南侵而自殺。

F. 請各位親們看看你們有沒有這個零件的cad圖。畢業設計用的。發[email protected]

有一個沖壓落料的課程設計，可以免費提供參考

需要幫助可以hi我具體看圖或者採納帖子，我傳你學習交流

這是排料圖

G. 怎麼安排武俠小說人物命運

傳統武俠一般都是主角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經歷 簡單概括就是「主角的一生」 包括武功家世和感情 一般要寫的風生水起都是 家世很出奇 經歷很坎坷 感情很豐富 一般都是年少坎坷 中途屢遇奇人奇事然後通過這些神奇的經歷武功大增最後成為不世出的高手
不過寫文是要出新的 不是一定要按傳統的老路子來 所謂「無巧不成書」嘛 個人認為只要不是離奇 巧的過了頭 安排一個個意外來推動情節的發展總是不錯的 而且主角的經歷一定要坎坷，否則沒意思了 至於感情 如果男主角一般都是無數美女環繞型的否則情節不夠曲折 任務自然是由淺入深 由易到難了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 寫文最重要的就是寫出心中所想 真情實感 要用內心打動讀者的心 就哦了

H. 我畢業論文想寫金庸小說裡面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

http://www.lusin.cn/book/jingyong/24/mydoc012.htm

一種新見解：金庸對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來越低」嗎？——追求「統系」，致入誤區——金庸小說中傳統文化由多元構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對傳統文化既有贊頌又有揚棄——黃葯師父女嘲諷了什麼？——袁崇煥、顧炎武、黃宗羲的例證——反正統並不等於反傳統一

金庸小說蘊含著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這是廣大讀者都會有的共同感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

金庸武俠小說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寫「義」為核心，寓文化於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這里涉及儒、釋、道、墨、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如詩、詞、曲、賦、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棋藝等等。作者調動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深廣學養，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像陳世驤教授指出的《天龍八部》那種「悲天憫人」、博大崇高的格調，沒有作者對佛教哲學的真正會心，是很難達到的。我們還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像金庸小說那樣蘊藏著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1)

可以說，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俠小說的結果，同時又是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熏陶的產物。從金庸小說，我們可窺見墨家見義勇為的游俠精神，儒家的仁愛、王道與民本思想，還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無處不在的辯證方法。僅就文學本身而言，我們讀金庸小說，也常常不禁聯想到《莊子》那種瑰麗恣肆的神奇想像，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飛揚靈動的文學語言。它們都證明著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刻聯系。

但說到金庸小說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比方說，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間的看法顯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灣遠流公司出版的《絕品》一書中，舒國治先生的文章就說「金庸書中隱隱透出『文化空無感』」(2)，只是語焉不詳。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績的大陸學者陳墨先生，也在1994 年發表的《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說「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義（無論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陳墨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第一部書中的陳家洛，到第二部書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書中的胡斐、第四部書中的郭靖、第五部書中的楊過..在文化程度上明顯地一個不如一個。而後來的狄雲、石破天等主人公乾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許相當簡單：那就是金庸不喜歡儒生，不喜歡文人，不喜歡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還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不僅文化程度越來越低，而且越來越不通世故。這不僅表明作者對主流文化的一種否定，同時也是對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厭棄。」陳墨的結論是：金庸小說「從對儒生乃至一切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知識分子的懷疑和批判，發展到對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與非主流）的懷疑與批判，這是一條不容忽視的思想線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識的獨特之處和深刻之處。」

也就是說，在陳墨先生看來，金庸小說對傳統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劉衛國先生則在《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經脈》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認為《飛狐外傳》與《射鵰英雄傳》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俠義精神託孤給儒家」；由於對儒家思想的「反叛與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鵰俠侶》是金庸反叛儒家規范的一次半途而廢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這個「代表著儒家文化的『父親』終於被弒，表明金庸對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俠義精神全面沒落的深刻反省」；《天龍八部》體現了「佛法無邊」，但對慕容復、段正淳等依然「無能為力」；「到了《鹿鼎記》，金庸則為俠義精神唱出了最後的輓歌」，通過韋小寶這一「中國文化的怪胎」，「俠義精神最終被金庸親手埋葬」。

劉衛國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終點竟是徹底的失望」。這同樣認為金庸對傳統文化越來越採取了絕望和虛無的態度。

金庸小說果真像上面幾位先生說的那樣，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示了虛無、否定和絕望嗎？如果允許我們「跟著感覺走」，恐怕得不出這種結論。金庸幾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俠魂，謳歌義氣，他認為「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系」(5)。具有這種認識的人，實在難以想像居然會對傳統文化採取「虛無」態度，居然會將俠義精神「親手埋葬」。

事實上，陳、劉二位都對金庸小說存在一些誤解，他們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雖有道理（陳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處），但總體結論很有偏頗。這樣的論斷同一般讀者的閱讀印象，距離實在太遠了！也和金庸小說的創作實際，距離太遠了！

金庸小說共十五種三十六冊，創作和改定的時間前後長達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創作《書劍恩仇錄》之初，就設想好未來要寫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題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樣構成一個龐大的形象體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寫一部構想一部（能多構想一兩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復自己而已。武俠小說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於具體設計，恐怕只能視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與周圍人物的相互關系，作品情節發展與主題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並非按作者事先設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順序排列的結果。況且作品實際情況也並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以金庸較晚的幾部小說主人公為例：《天龍八部》中段譽是大理國王子，他自己對鍾靈說：從小「爹爹請了一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詩詞歌賦，請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經」(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養；喬峰、虛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過一點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現的楊過、狄雲、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後的《鹿鼎記》，主人公除韋小寶外，還應該算上一個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將康熙與郭靖、喬峰並列為「男主角」

(7)）。金庸小說確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決沒有陳墨先生所說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傾向。至於金庸思想有沒有劉衛國先生所稱從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終端卻是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絕望」這樣一個「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從《書劍恩仇錄》開始，實際上對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揚棄，既有繼承又有批判。後來他又研讀佛經，也剖析世俗文化，卻同樣沒有全盤地接受，當然也無所謂「徹底的失望」。金庸創作武俠小說，已過「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體已經打好，思想也趨於穩定和比較成熟，傳統文化在他的小說中是以綜合和融匯的形態存在的（這才使讀者感到他的小說具有豐富厚實的文化氣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說創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後探索市民文化與世俗文化，最終走向虛無、絕望。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研究者為追求建立某種「體系」而對金庸作品求之過深、走向偏頗的結果。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者，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8)這里說的雖是古代哲學史研究，其實在方法論上有普遍意義，對金庸小說與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樣適用的。

二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里是以綜合的形態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於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著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幾家的若干觀點，他本人卻似乎並不特別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態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採取一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態度。令狐沖那麼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確把握金庸小說內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一。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的學說各自代表社會要求的一個側面。雖然相互間激烈地進行著爭論和斗爭，卻並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關系，倒是各有優長，可以相互補充。儒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主張從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來保證「禮治」、實行「仁政」，以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孔子不贊成法治，而主張德治，他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9)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0)可見，他認為主要應該從道德教育上解決問題（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但道德教育當然不是萬能的，孔子沒有辦法時還是殺了少正卯。在國家、社會的管理方面，強調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對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補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樣只靠片面的嚴刑峻法，「樂以刑殺為威」，社會也可以失去彈性和生機，結果就如秦代那樣「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11)，全國變成一個沒有圍牆的大監獄，終於民怨沸騰，二世而亡。在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無為而治、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主張更是對法家的重要補充。漢初有一段時間實行黃老之學，那實際是「外道內法」，結果社會經濟就發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漢武帝表面獨尊儒家，同時卻任用酷吏，加強社會控制，這是「陽儒陰法」，用漢宣帝的話來說也叫做「霸王道雜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於縱橫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戰略戰術，當然也是國家管理的一個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態度上非常入世，接近於儒，但它似乎更密切關心下層勞動者、小生產者的利益，喜歡干預社會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俠精神在漢武帝時代受到重大打擊（不少俠士被殺）。後來傳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貪欲、安定社會秩序、闡釋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總之，各家之學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補充，融會優長，體現文化生態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會治理上取得輝煌的成功。曾國藩號稱大儒，實際上吸取百家，他曾說：「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13)這話很有道理。

金庸小說正是兼容儒、墨、釋、道、法各家的。他的許多主人公，曾經出生入死，行俠仗義，豪氣干雲，最後卻又飄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踐儒墨之旨，復遵釋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曾說： 漢唐之後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國人的思想也為之一變，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並行。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年輕時積極關心世務和大眾，以天下為己任，當在現實環境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有的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有的不免趨於遁世與消極。..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眾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復。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於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隱居。大概由於我從小就對范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從《書劍》的陳家洛、《碧血劍》的袁承志，以至《射鵰》的王重陽、《倚天》的張無忌、《神鵰》的楊過、《笑傲》的令狐沖、《天龍》的虛竹、段譽（他雖然做了大理國的皇帝，後來還是出家為僧），直到最後一部《鹿鼎記》仍是如此。韋小寶貴為公爵，深得皇帝寵幸，還是選擇了逃避隱居。

結局如何，主要是根據人物的基本個性而發展出來。重視責任和社會規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條路；追求個性解放之人多半會走第二條路。..以兼善天下為目標的是我小說中的第一類男主角，第二類男主角則在努力一番之後遭到挫敗感意興闌珊，就獨善其身了。「且自逍遙沒人管」（《天龍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自由灑脫，似乎另有一番積極意義。儒家的「獨善其身」則有較強的道德內涵。(14)

可見，即使都是隱居，也還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間的區別，同時又採取兼容態度的。

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單純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一個典型，這在我看來不免有些簡單。郭靖身上當然有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同時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兩家在春秋末戰國初都曾是顯學，思想亦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仁義）。唐代韓愈曾說：「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然而具體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許更多些。儒家和墨家雖然都主張「以天下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墨子說：「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郭靖正是自覺地這樣做的。他抗元幾十年，不畏勞苦，排除萬難，捨身救世。墨家對戰爭與和平這類關聯千千萬萬人的重大問題往往特別關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對侵略戰爭，反對成吉思汗殘殺百姓，也頗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養出的那種質朴、苦幹、實心眼、死心眼，也頗具墨家氣質。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麼傻。除非在涉及氣節一類問題上，儒家一般並不主張拚命硬幹，他們有比較圓通的一面。連孔子都說，「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他還稱贊：「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15)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這點上，儒家有點接近於道家，而不同於墨家。對墨家，古人有雲：

「墨子之徒，世謂熱腹」，「墨子之徒，專務救人」(16)，他們是一批熱心腸人，真會拚命硬乾的。正因為這樣，墨家對後代的俠士頗有影響，許多游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嚴厲制止楊過與師父小龍女戀愛）外，思想氣質更像墨家。他至少是個兼容儒墨文化影響的俠士形象。我們決不能僅憑一個英雄人物入世就認為是儒家，出世就認為是道家，實際情形相當復雜，要進行具體分析。金庸自己在談到入世的俠士、英雄時，是把儒家、墨家並提的，他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都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致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17)這段話寫在1989 年， 可見金庸從未對儒家絕望（岳不群是偽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對儒墨同樣看重。我們分析作品和人物時，實在需要細心一點。

如果說郭靖的俠義精神兼容墨儒兩種思想的話，那麼，《鹿鼎記》中的康熙，就可以說是融合了儒家與法家文化優長的「明君」形象。

康熙確實是《鹿鼎記》的真正主角。金庸寫近乎愚忠的陳近南和帶點流氣的韋小寶時，都用了諷刺筆法，對吳三桂、沐王府、鄭克爽以及神龍教系統的人物更加不在話下，唯獨對康熙卻都是正面寫來。小說從他與鰲拜的斗爭中寫了他經受磨練，漸次成長；從他與親人（順治、太後、建寧公主）的關系以及與韋小寶相處中寫出他睿智而又親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憂國憂時，勤政愛民，仁厚大度，盡量減輕百姓負擔。得知台灣遭遇嚴重台風災害時，還要縮減宮中開支去賑濟。有人為《明夷待訪錄》的事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黃宗羲辯誣。康熙治國也採取不少法家乃至縱橫家的辦法，如嚴於執法，講究權術智謀，甚至任用秘密情報人員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牽著鼻子走，只讓他們為自己所用。對韋小寶，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監視，後來當面揭破他的天地會香主身分，使韋小寶嚇出一身冷汗，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韋小寶面前坦誠地說：「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這番話大體符合歷史真實，決非自我吹噓。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必須承認康熙合乎儒法兩家「聖君」的標准。金庸對康熙的評價，事實上非常接近於歷史唯物主義。讀《鹿鼎記》而只看見一個韋小寶，看不見康熙，還認為金庸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寫越低，或者認為金庸越到後來越是對傳統文化絕望，那真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看來，《鹿鼎記》與金庸以前小說的不同，是在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以及主人公從俠士換成了皇帝，而不在「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有什麼變化。《鹿鼎記》的出現，標志著金庸的視野由武俠小說向歷史小說轉移。聽說金庸現在正准備寫秦末漢初的歷史小說，這一意願如能實現，那麼《鹿鼎記》就不像過去所說是金庸小說創作的「封筆」或「結束」，而恰恰成為一個新的創作階段的開端。

I. 關於金庸研究的外國文獻2篇

「金庸作為一個綜合現象，既是文學性的，亦是超文學性的，甚至還有傳播媒介、政治及社會倫理的意義。」⑷自80年代初開放以來，大量港台文學及流行文化如電影、電視、流行曲等流入內地，在內地缺少通俗文化的情況下迅速流行。金庸小說能贏得這么多的讀者，反映了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文化藝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不能滿足最廣大人民日益豐富多元的文化需求。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繁榮，社會發展，文化藝術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將文藝視為商品的生產與消費機制」⑸，「中國的大眾文化開始取代精英主義的「新文學」而變成了「對社會發言，對百姓說話」的新的文化空間」⑹。
從金庸現象本身來觀察，正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業經營和經典製造的流行文化綜合現象。「台灣是「金學研究」的發源地，也是金學研究的重鎮。「金學研究」發展至今已成了學術界的熱門課題，然而它的出現，開始時不過是一個由出版社精心策劃的宣傳促銷計劃。」⑺所以說金庸小說是非常典型的流行文化。但是，香港通俗小說家，在內地學者眼中，這卻成為金庸的「原罪」。王朔在《我看金庸》中說：「金庸的東西我原來沒看過，只知道那是一個住在香港的寫武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他們的作品只有兩大宗：言情和武俠，一個濫情幼稚，一個胡編亂造。----我們的創作現在都萎縮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說是全盤淪陷。」「王朔批判的與其說是金庸小說，不如說是面對「港台文學」的「入侵」所產生的無力感和憂慮。內地流行文化在港台通俗文化的沖擊下「全盤淪陷」這便是王朔的憂心所系。」⑻
嚴家炎教授高度肯定金庸小說，認為「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提出文學歷來是在高雅和通俗兩部分相互對峙中向前發展的，從文化生態平衡的角度看，武俠小說等通俗文學必須存在。他認為由於長期受「左」的觀念的影響，禁錮僵化的「高雅」觀念多年來一直占據著根深蒂固的統治地位，不僅沒有使文學藝術真正高雅化，反而混淆了視聽，使民族文學和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得不到發揚，給一些貌似「先進」實則與我們的文化實際嚴重脫離的東西提供了任其肆虐的條件，阻礙了民族文學的發展。雷蒙德·威廉斯認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樣，只是示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其社會功能是一樣的，文化乃一整體，並不僅存在於「高」、「雅」文化之內，也不單只涵蓋文化中「最好的東西」。「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會整體發展中的某種形態，「高」、「低」、「雅」、「俗」之間的森嚴界線亦應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