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敘事模式

⑴ 明清兩代的長篇小說普遍採取這種形式如什麼和什麼和什麼和什麼

章回小說是中國古代長篇小說主要形式。明清兩代的長篇小說，普遍採用這種形式，如《三國演義》、《水滸傳》 《西遊記》、《紅樓夢》等。
章回小說是我國古典長篇小說的一種， 是分章回敘事的白話小說，是我國古典小說的主要形式，分回標目，段落整齊，首尾完整，是其主要特點。是由宋元講史話本發展而來。講史說的是歷史興亡和戰爭故事，如《金相平話五種》、《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等。說話人不能把每段故事有頭有尾地在一兩次說完，必須連續講若干次，每講一次就等於後來的一回。在每次講話以前，要用題目向聽眾揭示主要內容，這就是章回小說回目的起源。從章回小說中經常出現的"話說"、"看官""且聽下回分解"等字樣，可以看出它和話本之間的繼承關系。
宋元長篇話本已具有章回小說的雛形。長篇話本篇幅較大，為講述方便，實行分卷分目，每節標明題目、順序，這是小說最早的分回形式。經長期演變完善，至明末，章回小說的體例正式形成。這個時期創作的小說，用工整的偶句(也有用單句的)作回目，概括這一段落的基本內容。《三國演義》便是典型的章回小說。明清至近代，中國的中長篇小說普遍採用章回體的形式。現當代的一些通俗小說也仍在沿用此種形式。

⑵ 中國傳統文學敘事有哪些形態或模式

文學作品的體裁有詩歌、散文、小說、戲劇 、中國傳統的「二分法」 所有文本體裁分為韻文和散文兩大類. 依據：文本的外部特點即語言形式因素. 這種分類過於籠統,沒有涉及題材、構思等問題,難以區分文學文本和非文學文本,現在已經被廢棄. 2、西方的「二分法」 以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的的「二分法」為代表,他依據文本模仿現實的手段區分了史詩、戲劇兩大類.由於史詩是通過語言來模仿現實的,不像戲劇那樣有音樂的介入,因此被看作嚴格意義上的文學類型.至於史詩的語言表現形式,可以是韻文,也可以是無韻的散文. 同樣是二分法,以亞里斯多德的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論更側重文本的媒介手段等內在特點. 二三分法 以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二分法沒有提及抒情詩,當抒情詩在文學中的地位提升以後,二分法被三分法所替代. 三分法是依據文學作品選取題材、構思方式和情感體驗方式以及塑造形象的表現手法將各種文學劃分為敘事類、抒情類、戲劇類的一種方法. 敘事類文學側重於以客觀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環境景物為題材內容,以摹仿、虛構為構思方式,以具體生動的敘述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法,從而反映和表現創作主體對社會人生的審美把握的文學作品. 敘事性是敘事類文學基本的審美特徵.敘事類文學包括小說、史詩、敘事詩、故事詩、史傳文學、報告文學等. 抒情類文學是側重以抒情主人公主觀情思為題材內容,以內心感受和體驗為構思方式,以直接抒發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法,從而表現創作主體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感悟和體味的文學作品.抒情性是抒情類文學的突出的審美特徵. 抒情類文學主要有抒情詩、抒情散文、散文詩等. 戲劇類文學是側重於以生活中的矛盾沖突為題材內容,以模擬和再現虛擬的真實為構思方式,以人物自身的行為動作和台詞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法,從而反映創作主體對社會人生的審美把握的一種文學作品. 三四分法 1、我國「四分法」將文學文本劃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文學四大類.有的在此基礎上增加影視文學. 我國四分法是根據文學文本的外在形態,同時考慮題材選擇、形象塑造形象的特點,以文本的語言特徵、體制篇幅為依據作為劃分文學體裁的方法. 2、加拿大詩學家弗萊的四分法 他說：「文類的中心原則是相當簡單的,文學中文類區別的基礎似乎是表現的原則.詞語可以在觀眾前面表演出來,可以在聽眾面前講出來；或者它們可以歌唱出來,或者可以為讀者寫出來.」 （〔加拿大〕諾斯洛普?弗萊《批評的剖析》,陳慧等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頁） 「在觀眾面前表演的詩歌是戲劇；在聽眾前朗誦的則是敘事詩；自己背朝觀眾唱或者吟誦就是抒情詩；而小說則是應安靜地閱讀的.」（〔法〕達維德?方丹《詩學——文學形式通論》,陳靜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 弗萊的四分法與我國流行的四分法在立論依據與分類結果上並不相同. 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廣義的指自先秦至清代末年的中國文學,包括作家、作品、文學事件,文體起源與發展歷程,文學運動、流派,文學理論,作家作品的考據、研究等等.類似中國古代文學史.狹義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按文學史的習慣,可以劃分為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隋唐五代文學、宋金元文學、明代文學、清代文學.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形式有詩、詞、曲、賦、散文、小說等,大量篇章膾炙人口.中國古典文學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⑶ 中國古代長篇白話小說發展的過程

1.發祥期：唐代
當時，市人小說、寺院俗講成為白話小說的兩個發展源頭。
2.黃金期：宋、元時期，開封、杭州等瓦舍勾欄處，「說話」藝術盛行，由此產生「話本小說」。這也是最早的白話小說形式，這種小說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短篇白話故事，篇幅較短，基本用口語敘述，有虛構性。
3.宋末及元代，在白話小說基礎上出現了文人模仿此形式創作的擬話本小說。

3.全盛期：明、清
這一時期，產生了演義小說、長篇章回體小說等。如明代四大奇書：《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長篇章回體演義小說》《金瓶梅》；明代的擬話本小說「三言」「兩拍」；「三言」即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二拍」即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清代「雙峰」：《儒林外史》《紅樓夢》。而《紅樓夢》更成為中國古代現實主義小說輝煌的頂點。
「小說」一詞最早出現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這里認為小說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的東西。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說：「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體都是『俗文學』」，小說正是這樣一種俗文學。班固也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他認為小說是末技，是小道小智所為。但小說的生命力極為旺盛，雖然飽經磨難和拒斥，卻仍然有強烈的發展勢頭。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到唐宋之交，漢族市民階層興起，尤其是宋代，生產力發展迅速，市民階層日益壯大，他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休閑娛樂的呼喚也日益強烈，城市文化越來越盛行，中國的長篇白話小說以此為契機，迅速的發展起來。
唐代傳奇相對白話小說是雅，但拿傳統的雅俗觀來衡量它，卻又可以說它為俗。雅俗問題與上述娛樂和教化、虛構和實錄的問題有著內在的聯系。教化的內容是禮義，實錄叫做雅馴，可見傳統的雅俗觀是貶低和排斥娛樂和虛構的。 儒家道統文統的繼承和發揚，阻塞了傳奇小說的發展。傳奇小說，一般的說是士人寫給士人讀的文學，它本來就產生和活躍在雅文化圈內。當它蒙上不雅的俗名，士人便疏遠它，它便從雅文化圈走出來，逐漸向俗文化靠攏。宋代傳奇小說作者的文化層次下移，同時創作傾向卻向雅的方向攀附。「論次多實」、「采艷殊乏」，都是棄俗而就雅的表現。
降至元明，傳奇小說俗化趨勢愈益明顯，從明代中後期流行的各種通俗類書如《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綉谷春容》、《燕居筆記》等競相轉載來看，它們在士人中還是頗有讀者的。人們總愛附庸風雅，標榜不俗，而實際卻有難以脫俗的一面。
這類半文半白的、篇幅已拉得很長的傳奇小說繼續走著俗化的路，到明末清初，它們乾脆放棄文言，使用白話，並且採取章回的形式，便成為了才子佳人小說，完全與通俗小說合流。
如果說傳奇小說是從雅到俗，那麼白話小說的運動方向恰好相反，是從俗到雅。白話小說無論短篇還是長篇，都源於民間「說話」，它們的體制和敘事方式都保留著「說話」的胎記，與源於史傳的傳奇小說迥然有別。白話小說長時期在民間傳播，其故事是生鮮的、同時又是稚拙的，版刻也很粗率。直到明代嘉靖前後，情況才發生重大變化。文人突然看好這種俗而又俗的文學樣式，他們不只是評論，而且參與其間，進行搜集、整理、加工、編輯、出版。接著還有模擬這種樣式的文人創作，如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和陸人龍的《型世言》，等等。
這種情況的發生，與王陽明「心學」的崛起有著直接的關系。王陽明是主張人皆可以成為聖賢的，有利用俗的形式才能達到化俗的效果。他對俗的重視，在當時卻有振聾發聵效果。嘉靖萬曆時代推崇通俗文學的文學家所依據的就是王陽明的這種思想。
白話小說的作者由不見經傳的無名氏，漸次上升為大文人。他們的文化修養和社會地位都是早期白話小說作者所不能相比的。
白話小說的內容和風格也隨著作者成份的改變而漸次由俗變雅。按創作方式，白話小說的演進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是「說話」的書面化；中期是作家根據現成故事進行創作；後期是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獨立創作。文人獨創的小說，不僅題材情節出自個人機杼，而且藝術風格也有鮮明的個性。白話小說發展到後期已有雅俗的分別。不過，白話小說的主流趨向於雅，卻是不爭的事實。
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它們的源頭分別為雅和俗，它們的走向卻相反，文言小說向俗靠攏，白話小說向雅接近。雅俗在小說范疇內達成了妥協。「雅」接納了白話，承認了「虛構」；「俗」則承擔起「教化」的使命。換言之，「雅」放棄了「雅言」和「實錄」的原則，「俗」則放棄了娛樂惟一的宗旨。小說中雅俗共存是小說藝術成熟的重要際志。
中國小說的源頭就存在著雅俗的分歧，雅的是文言小說，它從史傳蛻化而來；俗的是白話小說，它從民間伎藝「說話」轉變而成。在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的發展途程中，雅和俗構成兩極，文言小說受到俗的引力作用，不斷吸收俗的成分，顯示出漸次俗化的傾向；而白話小說則受到雅的引力作用，不斷吸收雅的成分，表現為漸次雅化的傾向。雅俗結合是小說成就的重要標志之一。
明萬曆以後，不僅長篇小說的創作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而且短篇白話小說的創作也呈現出繁榮景象。
古典文言短篇小說作品衰微，這種文學樣式在當時已不適應社會的要求，相反，白話短篇小說作品的創作卻是一派生機盎然。這里的原因是比較多的。首先，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城市不斷擴大，市民階層的力量壯大，在社會上是一股極為活躍的、強大的階層，他們要求在文學上能有反映他們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學樣式和文學作品。
其次，宋元話本小說在明代得以繼續發展，它是勞動群眾小說創作自身發展的結果，顯示出比文言小說更強的生命力。參予白話小說創作的作家大多是中下層知識分子，他們善於吸收群眾藝術創作的結果，語言通俗易懂，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現實社會的內容，有一定的社會批判精神，因而有著更強的人民性，為廣大群眾所觀賞喜愛。
明代印刷術發達，書壇眾多，迎合人們的口味與喜好，書商也大量地刊行話本小說，因此話本小說慢慢地演變為供案頭閱讀之作的擬話本。
擬話本的體裁與話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詞，中間以詩詞為點綴，故事性強，情節生動完整，描寫人物的心理細致入微，個性突出，比較注意細節的刻畫等。但它又與話本不同。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擬話本是「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故形式僅存，而精采遂遜。」在口語運用和生活氣息上，擬話本明顯地遜於話本小說。
現在認為最早的話本集《清平山堂話本》，是嘉靖年間洪楩輯印的，分《雨窗》、《長燈》等6集，每卷1篇，共收話本60篇，故全書總名為《六十家小說》，今存15種。萬曆年間熊龍峰刊印的話本今存4種。這兩種話本集都包括宋元話本和明代擬話本在內。天啟年間馮夢龍編輯的《喻世明言》（初題《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簡稱「三言」，每集收話本40篇，包括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兩部分。「三言」對後世影響較大，此後擬話本的專集大量出現。明末凌濛初在「三言」的影響下，創作了《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兩個擬話本集，簡稱「二拍」。「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成就，是由話本向後代文人小說過渡的形態，對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創作在明末以後繼續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反映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內容。愛情婚姻的題材是明代擬話本的一個重要內容。《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樂小舍拚生覓偶》、《玉堂春落難逢夫》等真實地描寫了被糟踐的婦女的悲慘地位以及她們對愛情婚姻的自主要求，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與嚮往，貫穿了對封建禮教及門第觀念的批判，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可稱為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郎獨占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愛情婚姻觀念。《俞伯牙摔琴哭知音》、《施潤澤灘闕遇友》等篇描寫了在冷酷的等級社會中真誠的友誼。《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盧太學詩酒傲王侯》、《灌園叟晚逢仙女》等篇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猙獰面目和無恥罪惡。《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疊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等篇反映了明代社會商人的心理。

總之，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和政治的黑暗，描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生活與思想，歌頌市民階級的勤勞誠實及對發財致富的追求，要求愛情與婚姻生活的自由，抨擊科舉制度的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等主題，共同組織成明中葉以後短篇白話小說的重要內容，顯示了明擬話本新的思想特色。但「三言」、「二拍」中也包含著明顯的落後和庸俗的因素，比如美化統治階級、宣揚封建禮教、迷信鬼神等佔了相當的數量，尤其又以「二拍」更為嚴重，這也是明代後期話本小說的通病。明末短篇白話小說集還有十多種，比較有影響的是《西湖二集》、《石點頭》、《鼓掌絕生》、《醉醒石》等，成就都不高，但其中有一些篇章，文筆生動，形象鮮明，對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病有所揭露。
明清時代是一個充滿進步與守舊、啟蒙與頑愚、思想解放與鉗制的時代。一方面，個性覺醒，人本意識抬頭，不少進步人士張揚個性，追求自由，肯定物慾財利，這反映在小說里就是小說中人性涌動，追求物慾，情愛描寫細膩等。另一方面，封建統治者強化統治，中央集權突出，進一步加強思想控制，由此也出現了一些理學觀念濃厚、倫理說教明顯的小說作品。此外，還有兩種思想皆有，禁慾主義和享樂之風並行。明清小說內容豐富，類別繁多。

⑷ 中國古代有哪幾種敘事的文體名稱啊是作為加在題目中的

1．賦
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文體，它講求文采、韻律，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其特點是「鋪采文，體物寫志」，側重於寫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現於諸子散文中，叫「短賦」；以屈原為代表的「騷體」是詩向賦的過渡，叫「騷賦」；漢代正式確立了賦的體例，稱為「辭賦」；魏晉以後，日益向駢文方向發展，叫做「駢賦」；唐代又由駢體轉入律體叫「律賦」；宋代以散文形式寫賦，稱為「文賦」。著名的賦有：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赤壁賦》等。
2．駢文
這種文體，起源於漢魏，形成於南北朝，盛行於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世稱「四六文」。駢文由於遷就句式，堆砌詞藻，往往影響內容表達，韓、柳提倡古文運動之後，駢文漸衰。著名的有南朝梁吳均寫的《與朱元思書》。
3．原
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種議論文體。這種文體是對某種理論、主張、政治制度或社會習俗，從根本上考察、探討，理論性較強。如韓愈的《原毀》、黃宗羲的《原君》。
4．辯
「辯」即辯是非，別真偽，這種文體的特點是批駁一個錯誤論點，或辨析某些事實。如韓愈的《諱辯》、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辯》。
5．說
古代議論說明一類文章的總稱。它與「論」無大異，所以後來統稱說理辨析之文為論說文。《文章辨體序說》：「說者，釋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們學過的這種體裁的文章有《師說》、《馬說》、《少年中國說》、《捕蛇者說》、《黃生借書說》。
6．論
論是一種論文文體，按《韻術》：「論者，議也」。《昭明文選》所載：「論有兩體，一曰史論，乃忠臣於傳末作議論，以斷其人之善惡。如《史記》後的太史公曰……。二政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謬誤」。如《六國論》、《過秦論》等。
7．奏議
古代臣屬進呈帝王的奏章的統稱。它包括奏、議、疏、表、對策等。《文章有體序說》：「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議，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陳情；四曰議，以執議。」
（1）疏。是分條陳述的意思。如賈誼的《論積貯疏》。
（2）表。是陳述某種意見或事情。如諸葛亮的《出師表》。
（3）對策。古代考試把問題寫到策上，令參加考試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對策，如蘇軾的《教戰守策》。
8．序、踐
序也作「敘」或稱「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說明書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編次體例和作者情況的文章。也可包括對作家作品的評論和對有關問題的研究闡發。「序」一般寫在書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後面的，如《史記?太史公自序》），列於書後的稱為「跋」或「後序」。這類文章，按不同的內容分別屬於說明文或議論文，說明編寫目的、簡介編寫體例和內容的，屬於說明文。對作者作品進行評論或對問題進行闡發的屬於議論文。我們學過的「序言」有：《〈吶喊〉自序》、《〈農村調查〉序言》、《〈指南錄〉後序》、《伶官傳序》等。
9．贈序
文體名。古代送別各以詩文相贈，集而為之序的，稱為贈序。如韓愈《送石處士序》：「於是東都諸人士……遂名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雲。」其後凡是惜別贈言的文章，不附於詩帙也都叫贈序，內容多推重、贊許或勉勵之辭。我們學過明代文學家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
10．銘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來警戒自己或者稱述功德的文字叫「銘」。刻在牌上，放在書案右邊用以自警的銘文叫「座右銘」。如劉禹錫的《陋室銘》。刻在石碑上，敘述死者生平，加以頌揚追思的，叫「墓誌銘」。如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
11．祭文
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時所誦讀的文章。體裁有韻文和散文兩種。內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經歷，頌揚他的主要品德和業績，寄託哀思，激勵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12．傳奇
小說體裁之一。以其情節奇特、神奇，故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寫的短篇小說。如《柳毅傳》、《南柯太守傳》等。又因為「傳奇」多為後代的說唱和戲劇所取材，故宋元戲文，元人雜劇，明清戲曲也有稱為「傳奇」的。如明戲曲作家湯顯祖的《還魂記》（即《牡丹亭》），清初孔尚任的傳奇劇本《桃花扇》。
[編輯本段]五、史書體例
1．編年體
以年代為線索編排的有關歷史事件，如《左傳》。
2．紀傳體
通過記敘人物活動反映歷史事件，如《史記》。
3．紀事本末體
以事件為主線，將有關專題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創於南宋的袁樞。如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
4．國別體
以國家為單位分別記敘的歷史。如《戰國策》。
5．語錄體
常用於門人弟子記錄導師的言行，有時也用於佛門的傳教記錄。因其偏重於只言片語的記錄，不重文彩，不講篇章結構，不講篇與篇之間甚至段與段之間時間及內容上的必然聯系。如：《論語》、《孟子》。
5．通史
不間斷地記敘自古及今的歷史事件，如《史記》。
6．斷代史
記錄某一時期或某一朝代的歷史，如《漢書》。
以上六種體例是按不同標准分的，實際上同一史書按不同標准可同時歸入不同體例。如《三國志》屬紀傳體、國別體、斷代史。

然則「敘事」這個限定對古代文體來說…………有點囧……

⑸ 中國傳統小說的寫作方式有什麼特點

章回小說

中國古代小說的分期

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和古代小說的發展情況，我們把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

1、准備期（從遠古至先秦兩漢）:我國最早的敘事文學，如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史傳文學等，雖然不是小說，但從思想上、題材上、語言藝術的表現方法上為古代小說的發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備。

2、成熟期（魏晉至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志人小說是中國小說的雛型。但他們仍然沒有擺脫依附歷史著作的狀態，作家也不是有意為小說，形式較簡單，只是「粗陳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說開始成熟，形成獨立的文學形式——傳奇體小說，作家開始有意為小說。唐傳奇是我國文言小說的一座高峰，對後代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轉變期（宋元）:宋元話本在中國小說史上承前啟後，標志著中國古代小說從文言向白話、從短篇向長篇、由史傳體向說唱體的發展和轉變。小說創作群體擴大，題材增加，《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經典的長篇小說就是在宋元話本的基礎上、經過世代積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榮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說發展處於停滯階段。明嘉靖、萬曆年間到明末，小說創作出現了繁榮的局面，代表作是《西遊記》、《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話短篇小說集。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成為小說的主潮。這一時期，小說作家主體意識明顯增強，小說從描寫歷史、英雄轉向描寫市井細民；人物塑造由類型化向典型化過渡。長篇小說從線性結構向網狀結構發展。作品風格鮮明，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繁榮階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葉）:清初，《聊齋志異》異峰突起，成為文言小說的又一座豐碑。接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出現,把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推向了高峰，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說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鑄在藝術作品中，從對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轉向對封建意識形態的認真反思；人物形象達到高度個性化。出現了反映個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對封建社會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帶有更濃重的感傷和困惑情緒。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近代小說尚未出現，這一時期興盛的公案俠義小說和狹邪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餘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紹。

6、演進期（1895-1911）：是近代小說時期，也是古代小說終結演進為近代小說時期。小說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斗號角，大量繁榮，近代小說從內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提倡改良主義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藝術上在繼承古代小說傳統的同時，逐漸接受西方小說的影響，人物、結構、語言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標題。「無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中國小說。本文將進一步指出，賽珍珠對中國小說形式的討論反映出她對中國傳統文化「形式」的態度，她的這種態度又基於她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和心態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定位、對中國文化何去何從這個嚴肅的問題進行思考的反應。本文涉及的大多隻是現象，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但是希望本文能對了解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某個階段提供一個視角，對賽珍珠研究有所啟示。

1932年2月賽珍珠在華北聯合語言學校作了兩場報告，後來以「東西方和小說」（「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國小說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為題發表。正如這兩個題目所揭示的那樣，賽珍珠在報告中通過比較中西方小說的異同，試圖證明中國小說具有獨特的、和西方小說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並且試圖從中國文化里挖掘出這種形式的「淵源」。我不清楚這兩個講話涉及的內容是不是在賽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現過，也不知道這兩個講話是不是已經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賽珍珠在這里表達的思想貫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盡管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說藝術。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紀以前的中國。這段時期中國小說沒有受到西方小說的影響，即使後期受到過一些影響，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慮。賽珍珠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來文化的影響，這個時期的中國小說可以看成純粹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第二，賽珍珠集中討論「源泉」問題，因為正是中國小說的源頭——中國文化——賦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國小說以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傳統不同，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說那樣在小說本身或小說藝術甚至文學傳統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體現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中，體現在世代相襲的中國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說藝術標准衡量，20世紀之前的中國小說看上去的確沒有清晰的表達形式，如果我們把「形式」狹隘地等同於西方小說的敘事手法的話。但是賽珍珠卻明確指出：中國小說確實具有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只是這種形式和西方小說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國小說的一個明顯的形式特徵就是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沒有出現「小說的突然繁榮」。雖然小說的雛形在歐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但是一般認為當代西方小說的鼻祖是17世紀初期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和他的小說《唐吉訶德》。此後工業革命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給歐洲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小說這種文學樣式由後台迅速擠到了前台：英國文學中18世紀出現了一大批小說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費爾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國小說的興起則是在19世紀，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這段時期法國、俄國的小說創作也達到了高潮。和歐洲一樣，小說這種文學樣式在中國開始時也處於邊緣，到了西漢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瑣碎之談」，「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魏晉南北朝時中國的小說出現繁榮，「寫作小說幾乎成為風氣」。但無論是「志怪小說」還是「鐵事小說」，其表現的內容都和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西歐大相徑庭，表現形式上也幾乎沒有可比之處。中國小說的另一個形式特徵，就是和民間傳說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時期的民間藝人繼承和發展。因此，小說在中國不是某些小說家們的獨創，而是不同時代不同藝人眾多創作版本的集合體。由於中國小說更多地表現出集體乃至整個文化的產物，其存在一直綿延了兩千年，所以在發生學上沒有出現過西方那樣的「突然繁榮」。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小說的內容和敘事方式（這兩點決定了中國小說的形式）比西方小說更加依賴本土的文化傳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尤其是那些講述或者記錄下傳說的藝人的心態。

中國小說的獨特形式引出賽珍珠的另一個論點：中國小說的「形式」並不是可以用諸如「高潮」、「結尾」「聯貫情節」「人物發展」等這些西方小說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來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從這個角度衡量，中國小說在整體上則顯得十分難以把握，內容上缺乏連貫性，主題上很少有明確集中的表現。但這種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國小說形式的明顯特徵。賽珍珠認為，中國小說家十分注重小說對生活的模仿，在這一點上他們要遠遠甚於西方的小說家——小說結構上之所以會出現不完整乃至支離破碎，因為這是生活本身的特徵，而這一點在西方小說家看來就是缺乏藝術性。問題是，結構上如此「不嚴密」的作品是否屬於藝術品。賽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沒有現成的藝術標准，也說不準它（中國小說）是不是屬於藝術；但是以下這點我卻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說反映生活比反映藝術更加重要，如果兩者不能兼得的話。

賽珍珠在這里並不是說早期的中國小說沒有藝術表現形式。相反她認為，早期的中國小說同時包含了生活和藝術，這種藝術和生活水乳交融，達到了難以區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藝術技巧界定的規則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認。因此，中國小說的內容和形式「豐富多彩，具有優越性」，更加「真實地展現了創作出這種小說的人們的生活」。

賽珍珠在這兩篇講話里試圖做兩件事：第一，證明在西方人看來「缺失」形式的中國小說的確具備某種形式；第二，從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的悠久傳統里向西方人展現中國小說的這種形式特徵。賽珍珠並沒有如我們期待的那樣，對中國小說的形式特徵進一步加以具體的羅列和說明，她甚至幾乎沒有提及中國小說的具體創作手法。接下來，她的論述轉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心態。這是因為，她雖然長期生活在中國，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畢竟只是剛剛有所了解，沒有能力從整體上去把握它；另外，她雖然喜愛諸如《水滸傳》這樣的古典小說，但要深究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形式也絕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經歷過的那部分中國農村的現實生活，以及她所接觸過的那部分中國文化，基本上還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她熱愛中國小說，為中國小說的形式辯護，出發點還是她對中國文化的欣賞。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國人民、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畢竟十分狹隘，不妨以《大地》為例。《大地》是這位美國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說，而且出版於兩篇講話發表的前一年。她筆下的小說人物是中國最貧困地區的一些普通的中國農民，她本人曾經在那裡生活過，對這些中國人的生活和世界觀十分了解。在賽珍珠看來，正是在這些普通的中國人身上，中國人的品格和中國文化傳統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顯的表露。例如她筆下的阿蘭就是中國婦女傳統美德的代表：無論環境多麼嚴酷，她都支撐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證家族的血脈綿延不斷，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龍相見時老夫人對她說的那樣：「服從他，給他生兒子，越多越好」。正因為如此，賽珍珠筆下的中國人（如王龍，秦和梨花）表現出的大多是諸如逆來順受、忍耐、漠然這樣的品性。這種品性當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來順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賽珍珠寫作這部小說及發表這兩個講話的時代，這種品性正被視為國人的所謂「劣根性」而遭到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批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知足長樂的小農思想常常導致自欺欺人，不思進取；對土地的過分依戀也會導致漠視危機，反對變革。賽珍珠本人在作品裡對這種落後的小農思想也表露出某種懷疑。

當然賽珍珠無意對中國人的這種心態進行誇耀。她只是告訴她的外國讀者，這種對待世界的方式有優點也有缺點，但它是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積淀；要了解中國這個泱泱大國，中華民族這個偉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國人的傳統心態是不可能的。賽珍珠堅信，這種生活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已經綿延不息了幾千年，小說家有責任以最接近這種生活的方式來反映它，這種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國小說所具有的形式。進入20世紀之後，國內的一些小說家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之下對中國人的傳統心態持越來越激烈的批判態度，對中國小說的表現方式越來越瞧不起。他們的小說或許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藝術性」，但是賽珍珠對此卻感到極度的失望。與此同時，一些青年小說家已經感覺到為他們的父輩所痛心疾首的某種文化缺失，開始「重新發現他們自己國家的現實」，填補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溝壑」，賽珍珠對此又感到十分興奮。

賽珍珠意識到，五四之後有一批青年人和他們的前輩不同。他們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卻同時對中國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國之後，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價值，重新樹立自己文明的傳統，賽珍珠對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十分青睞。這些年輕作家轉向「鄉村僻野或小城小鎮的生活」，那裡的生活對賽珍珠來說就是「本土中國人真實生活」的源泉，是小說創作的「新鮮靈感」所在。賽珍珠把林語堂、沈從文這樣的小說家稱為「少數精靈」，卻「思想精深，不會迷失在時代的混亂里」，認為這些人寫出的才是關於中國的「真實」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國小說。

但是賽珍珠的這些看法在當時顯然不合時宜。20年代末（賽珍珠正在撰寫《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華北聯合語言學校作報告的時候），中國知識界仍然在反思中國落後的原委，把之歸結為儒家傳統的負面影響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對國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進取的心態深惡痛絕。「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出現了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壞式的批判」。這種文化革命的第一個高潮出現於1915至1927年之間，也即賽珍珠在美國獲得學士學位一年後來到鎮江任教之際，和她開始構思寫作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之時。「偶像破壞」的含義是「從思想上拒絕一個傳統」，而賽珍珠時代中國知識界有人主張「對傳統的中國思維進行徹底的改變」，以使「腐朽衰敗的中國重新煥發青春」。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和唯唯諾諾的儒家道德傳統決裂，二是通過文化變革促使社會變革，以改變國人對「整個宇宙和人類現實的總體看法」。文學尤其是小說為此負有重要的責任，正如魯迅在世紀初所說的那樣：「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相比之下，賽珍珠倒是主張對中國傳統進行恰當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張採取過於偏激的態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進的文學家並不理睬她的呼籲，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壞的主流十分不和諧。魯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評她對中國的現實一知半解，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表現十分浮淺，對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爭論雙方面對的是同樣的中國社會現實，一方把它看成中國文明的價值所在，另一方卻把它看成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魯迅對中國農民的小農意識進行過入木三分的批評，認為這種意識造成國人的狹隘和懦弱，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在他描寫鄉村的小說里，中國「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龍那樣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蘭那樣醉心於土地的農民，而是阿Q那種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種幻想的破滅，以及一個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會。魯迅要竭力尋找的，不是象徵中國傳統文化的小農，而是知識分子里「勇猛的鬥士」，並且為其人數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這個「現代中國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詩歌，一種是激進的左翼詩人的創作，另一種則追隨西方現代主義，醉心於純粹的詩歌形式，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這種情況或許也發生在小說創作中，因此象賽珍珠這樣的小說家就沒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場所。從某種意義上說，賽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們更具有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氣質：他們「執著於發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價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礙，都無所畏懼地追求自已的原則和理想」。但是他們畢竟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不一樣，表現不出「獨立批判」的能力，因為他們主要關注的不是「確鑿的懷疑」，而是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補「牆上的裂縫」。中國知識分子的偶像破壞心態，以及知識界的偶像破壞運動持續了多年，但是賽珍珠的態度卻一直沒有改變，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情有獨鍾，盡管其中可能會有一些誤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讓人感到欽佩。

8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開始重新認識賽珍珠以及賽珍珠在兩篇講話里贊揚的一批文人（如林語堂、沈從文，盡管她沒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與此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人，學術界對中國近當代思想史也進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壞運動，體現在當代對盲目崇洋的批判，對全盤西化的質疑，對工業化弊端的認識以及對全球化的警惕。與此相伴隨的，就是對儒教文明和中國文化道德傳統的重新認識和強調。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學者意識到，「西方文化的負面影響不僅僅只是常常談到的經濟上的剝削，還有在西方教育體制下對中國文化的整體忽視」，而且這種忽視已經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學者們指出，本世紀上半葉那場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中有一些言論過於偏激和空玄；中國國土遼闊，每一個地域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但是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多樣性一直重視和研究不夠。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對賽珍珠會產生新的興趣。賽珍珠熱還和西方後結構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關。福科的知識考古學使人們關注起知識間的內在聯系，以往由於各種原因而遭到忽視的那部分歷史重新得到關注，以往一些簡單化的結論也得到重新闡釋。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們對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並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納入整個中國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認識。

當然，賽珍珠乃至中國文化傳統的重新再發現並不一定意味著賽珍珠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會發生明顯的變化。賽珍珠是一個十分復雜的人物，她在作品裡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國農民生活極其有限的一個側面，並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看法現在看來也有簡單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讀賽珍珠的這兩篇講話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賽珍珠時代中國人的思想正如當時中國小說採納的形式那樣十分復雜。不論這種思想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它的首要責任就是「在中國人群里發現中國的力量所在，使中國人民重新充滿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價值的優越性，從而重新找回對自己文明的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賽珍珠80年前有關「無形中的有形」的論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國小說還是中國文化，都值得我們去仔細思考。如果說首先來華的那些傳教士們曾經幫助西方人發現了中國文明，賽珍珠則不僅幫助西方人而且幫助中國人來重新找回中國文化傳統——這樣的傳教士的確少見，而且賽珍珠可能是最後一位。
《無形中的有形——賽珍珠論中國小說的形式》

⑹ 什麼是中國式的敘事方式

中國式敘事在風格和方法上體現出如下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中國敘事以各部分非同質性、非同位性，以及部分之間存在的聯結性或對比性的關系，形成結構張力；二是以視角的流動貫通，形成整體性思維特點；三是依靠對話和行動，並藉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選擇，在暗示和聯中國古典白話小說中的時間結構，說話情景的貢獻在於以連續的現場感來控制敘事時所延續的時間。這是說作家企圖濃縮並定位時間的流動，不論故事有多長，至少在表面上必須讓讀者有種在一定時間內嘎然而止的完整感。事實上，中國古典小說敘事文體的結構被認為是『間隙』的與西方18及19世紀小說具有『連貫結構』的特質對照。雖然在最基本的層面而言，中西方的敘事文體均是以前後連續的時序出現，中國古典小說卻經常避免將各事件順序發展，而喜好將各事件重疊，或將事件與非事件並敘，以強調它們之間平等的重要性，也因此反映了人生同時存在的經驗。

中國古典的敘事文體與中國哲學一般，將存在以不斷流動、變化、往復的方式構思。-。但是強電連續流動的『整體性』使得中國古典敘事文體去除了明顯的方向感而產生了一種『靜止』的印象.想中把意義蘊含於其間。這些都與我們的民族思維方式是一致的。
中西方的敘事風格有較大的差異。如在時間順序的排列上，中國的習慣是"年、月、日"，而西方的習慣是"日、月、年"。不同的順序代表著不同的意義，這說明中西方的第一關注點不同，所反映的思維方式及特質也不相同。中國人的思維是統觀性的，以大觀小；而西方人的思維是分析性的，以小觀大。由此也影響了中西方的敘事文學，影響了文學作品的時間和運作方式。西方的敘事重倒敘，從一人一事開始，倒敘著介紹原因，必要時再加以補敘。而中國的敘事則重寓敘，即寓言式的敘事，冥冥中一切都有定數，用大時空來包容小時空。當然中國也有採用倒敘、補敘法的作品，好的編年體史書都採用此種方式，原因是為了不至於讓時間將事件切割得太過零碎。敘事的開頭關系著全局，中國文學習慣用大時空、大價值來定位。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的精髓，而且這精髓已融入了你的血液中，讓你習而不察。再比如說到結構主義，西方講求的是結構之技，而在中國講求的是結構之道，意在筆先。中國的結構有自己的智慧，結構一詞先是動詞，後是帶有動詞性的名詞。結構具有動態性，是人與天地之道的契約。結構之技受結構之道的解釋和制約。
中國敘事是自有格局，自有體系，是一種典型的大文化敘事模式。西方的敘事理論，尤其是以形式和結構的「數學化」分析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敘事學，不太適合中國傳統的敘事經驗，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古代長期以來佔主導地位的文學形式是詩而不是小說和戲劇，此外則是散文(包括先秦諸子散文、歷史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學散文)。第二，中國的敘事藝術若以西方的範式看，其出現是非常晚的，像某些論者所指出的：「中國的敘事藝術傳統似乎比許多民族尤其是以希臘、羅馬文化為源頭的西方傳統要弱得多。在中國，成熟的敘事藝術如史詩式的長篇敘事文學、具有完整情節的戲劇都出現得很晚……事實上，中國早期的敘事傳統是以更加理性、更加實用的「史」的形式發展的，因而作為想像和虛構的藝術的敘事文學的發展則相對滯後了。」「中國的敘事藝術真正有了重大發展的時期是宋元以後的近古時期，最重要的標志是自元雜劇以來走向成熟的戲劇敘事和元末明初從話本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白話小說.第三，中國傳統的敘事正是一種大敘事，它應該在「人猿相揖別」時就產生了，它是中國民族講述經驗、生產意義、生產民族個體和民族共同體的重要途徑。

⑺ 我國古代長篇小說最常見的敘述模式是什麼

以第三人稱敘述的

⑻ 小說敘述方式

1、小說的敘述方式很靈活，有正敘，倒敘，穿插，意識流等。

2、敘述的角度常用的有以下三種：

（1）即以第一人稱方式記敘，有身臨其境之感，令人感到親切，感情真摯。

（2）他敘方式。即以第三人稱方式記敘，令人感覺客觀，夾敘夾議體裁不受拘束。特別是穿插歷史過往的故事。

（3）交互方式。即客觀敘述為主，其間某一段故事以第一人稱方式敘述，整體運用更靈活。

(8)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敘事模式擴展閱讀

小說敘述視角淺探

講到視角我們會想到熱拉爾·熱奈特的說法：「敘事投影（即視角）在所有關繫到敘事技巧的問題中，是十九世紀以來人們經常研究的問題。」也會想起雷班的說法：「我認為，在整個復雜的小說寫作技巧中，視角起著決定作用———所謂視角即敘述者與他講的故事間的關系。」

「視角」原出於繪畫透視學中一術語。畫家寫生要善於選擇「最佳視角」。所謂「最佳視角」就是指畫家觀察生活、描寫人物、揭示人物的精神特徵，掌握人物與景物的准確對比度和調整光線明暗關系的一個最恰當的角度。

視角選擇不當，便會影響畫稿的藝術質量。作家創作小說一樣要選擇最佳敘述視角，否則也會影響小說的創作質量。小說的敘述視角與人稱有密切關系，本文試從這個問題入手，對小說的敘述視角作簡略的探討。

⑼ 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主要形式是什麼

中國古代小說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中，深受神話傳說、史傳文學、詩歌及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影響，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中國古代小說中，表現山妖水怪、花精狐魅、神魔鬥法的作品，可以說是代不絕篇。這些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奇特的藝術幻想力，都可以追蹤到古代的神話傳說中，在其中找到它們最古老的初始形態。如明代神魔小說《封神演義》，對「截教」與「闡教」的鬥法場面的想像，就類似於古代神話中黃帝與蚩尤之戰的描述。清代小說《鏡花緣》，對海外奇方異國的想像，也可在古代神話《山海經》描述的遠國異民中，找到相似的朦朧影像。

《左傳》、《史記》和《三國志》等史傳文學，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威性和極高的文學性，它們或為古代小說積累了敘事的藝術經驗，或為其提供人物或故事的創作題材，很自然地成為古代小說可資仿效的榜樣。從作品題名來看，古代小說常以「傳」、「記」、「紀」、「志」、「錄」題名，這些本是史書文體。在結構形態上，古代小說常以史傳文學中的列傳為藍本，並由此演化出合傳體式。著名的古代短篇小說，如唐宋傳奇、宋元話本及「三言」、「二拍」、《聊齋志異》等，多用為主人公立傳的寫法，先交代主人公是何時何方人氏，然後依時序敘述其經歷和結局。古代長篇小說「雖一部，前後必有數篇，一篇之中，凡有數事，然但有一人，必為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為十人立傳」（金聖嘆《水滸傳》第三十三回評語），然後將眾多人物列傳按照不同的方式，組成合傳式的整體結構。

中國古代小說對歷史題材高度重視。如《西京雜記》、《神仙傳》等，內容多取自歷史故事和傳聞；唐代傳奇《長恨歌傳》和俗講變文《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也是以歷史人物和傳說為題材。宋代說話，則專有「講史」一家。明代以後，長篇章回體小說興起，不管是歷史演義如《東周列國志》，還是英雄傳奇如《說岳全傳》，甚至神魔小說如《封神演義》等，無不從歷史故事和傳說中演化而來。白話小說多以故事情節為結構的核心。這一特點，主要是受宋元「說話」的影響。宋元說話的聽眾，大多是來書場聽故事取樂的下層民眾。因此，為讓故事講得有頭有尾，讓聽眾聽得清楚明白，說話藝人按故事發生的自然過程，連貫講述。這種以故事為敘事中心，按自然時序順敘的方式，被小說繼承過來，成為一以貫之的創作傳統。如《三國演義》從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寫起，到晉受魏禪、司馬氏統一中國結束；《水滸傳》從洪太尉誤走妖魔講起，到梁山義軍最後失敗、宋江等人魂聚蓼兒窪告終；《西遊記》以石猴出世作為開頭，以西天取經歸來，孫悟空封為斗戰勝佛為結局。不僅是這些長篇名著，還有大量的短篇白話小說，也都是採用按時序講故事的結構和敘事方式。
古代詩歌以歷史悠久、成就輝煌而居文學盟主地位。古代小說十分自然地受到了古代詩歌（包括賦、詞和小曲等）的重大影響。運用詩詞作為一種特殊的描述表達方法，是古代小說常見的寫作手段。在章回小說中，每一回正文的開頭，常用「回前詩（或詞）」作為引子，而每一回正文的結尾，也常用「回後詩（或詞）」作結。有研究者統計，《遊仙窟》中有詩77首，《水滸傳》中有詩556首、詞54首；《三國演義》中有詩157首、詞2首；《紅樓夢》中有詩124首、曲35首、詞8首。小說中融入的詩詞，或坦露小說人物的性情，或抒發人物誌向，或渲染氣氛，或描寫場景，或揭示作品的內涵，成為小說意境和形象構成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說，小說中引入詩詞，使得二者珠聯璧合、相映生輝，成為中國古代小說的一大特色。
中國封建社會思想文化的主體，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由儒、釋（佛教）、道三教共同構成的共同體。儒、釋、道三教思想不僅是形成中國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而且也是塑造民族性格和心理的重要基因。因此，包括古代小說的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各門類，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釋、道三教思想的深刻影響。
儒家思想對古代小說影響最深，集中於正統倫理道德的思想價值觀念和教化至上的文學功用觀念兩大方面。古代小說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多具有忠、孝、仁、義、禮、信、智、勇、貞、節等等為儒家思想所褒揚的倫理道德，而反面人物形象則具有奸詐、殘忍、忤逆、淫佚、背信棄義、忘恩負義、見利忘義等等為儒家思想所貶斥的悖倫理無道德的低劣品性。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言小說故事中，賣身葬父的董永、投水尋父屍的叔先雄、埋兒養親的郭巨等等，是孝子的形象；與朋友千里約會不爽時日的範式、為替弱者復仇而甘願與楚王同歸於盡的楚客等等，是信士義士的形象；刎頸誓不從盜的樂羊子妻、為宋康王所掠而與丈夫同死的韓憑之妻等等，是節婦貞婦的形象。唐宋傳奇小說中，為報殺父殺夫之仇而女扮男裝智殺強盜的謝小娥，被丈夫拋棄而持志彌堅的從良官譚意哥，棄惡從善、大義凜然的倡女李娃等等女性人物形象，無不持有重義、行孝、守貞的品性。「三言」一百二十篇作品的人物多是「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良友，為義夫，為節婦，為樹德之士，為積善之家」。在長篇小說中，《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忠義」為整個作品的思想內核。《三國演義》中的正面人物，如效忠漢室、寬厚待下的劉備可說是「忠」與「仁」的化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諸葛亮則是「智」的典範，而關羽的「義」，張飛的「勇」等等，都是符合儒家倫理道德規范的；而反面人物的曹操、高俅、蔡京等，或是性格奸詐殘暴的亂世奸雄，或是欺君罔民的奸臣。《水滸傳》的起義軍領袖宋江，就是兼忠臣、義士、孝子於一身；桀驁不馴的英雄好漢李逵，也時時事事以「忠義」作為自己行事為人的行為標准。
佛教和道教具有十分豐富的宗教想像，它們構建的規模宏大、結構完整的天神、菩薩系統和神仙譜系，及種種奇詭怪異的宗教意象、宗教故事和人物，是中國古代小說創作思路、題材和形象的重要藝術資源庫之一。一些帶有極強虛幻色彩的宗教故事和人物，甚至直接進入了小說作品之中。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記錄了不少虛幻的宗教故事和人物，《搜神記》、《幽明錄》中都有大量的神仙術士及其法術變幻之事。唐傳奇的人物形象中，有凌空而飛、剪紙為驢、「開腦後」藏匕首，化昆蟲入人腹的聶隱娘，有變成美娘子與俊俏書生糾纏的白蛇精。《西遊記》的石猴變成「齊天大聖」的孫悟空，天蓬元帥投錯胎而出生的豬八戒，《封神演義》的三頭六臂、荷葉蓮花身的哪吒，《三國演義》的呼風喚雨的「活神仙」諸葛亮，《水滸傳》的洪太尉誤走妖魔、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等等。凡此種種，莫不與宗教想像所構建的菩薩、神仙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古代小說中某些形象的構成具有玄秘性和哲理性。《紅樓夢》用「無材補天」、「木石前盟」與「太虛幻境」等三個神話，構成一個統御小說整體內涵的神秘的象徵系統。來自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的通靈寶玉，是現實世界中賈府公子賈寶玉身不可離的命根子；西方靈河岸上的「木石前盟」，是現實世界中寶黛愛情的因緣；而大觀園女兒國中眾姐妹的人生命運，卻早已在「太虛幻境」記錄入冊。《西遊記補》打破時、空的自然程序，讓孫悟空通過「青青世界」、「古人世界」及「未來世界」，「走入情內」，鑒識富貴帝王、廷對秀才、風流兒女、英雄名士等種種世相，最終揭示的是「總見世界情緣，多是浮雲夢幻」這樣的源自佛教的哲理。

⑽ 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多採用()體

章回小說
中國古代小說的分期
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和古代小說的發展情況，我們把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
1、准備期（從遠古至先秦兩漢）:我國最早的敘事文學，如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史傳文學等，雖然不是小說，但從思想上、題材上、語言藝術的表現方法上為古代小說的發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備。
2、成熟期（魏晉至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志人小說是中國小說的雛型。但他們仍然沒有擺脫依附歷史著作的狀態，作家也不是有意為小說，形式較簡單，只是「粗陳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說開始成熟，形成獨立的文學形式——傳奇體小說，作家開始有意為小說。唐傳奇是我國文言小說的一座高峰，對後代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轉變期（宋元）:宋元話本在中國小說史上承前啟後，標志著中國古代小說從文言向白話、從短篇向長篇、由史傳體向說唱體的發展和轉變。小說創作群體擴大，題材增加，《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經典的長篇小說就是在宋元話本的基礎上、經過世代積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榮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說發展處於停滯階段。明嘉靖、萬曆年間到明末，小說創作出現了繁榮的局面，代表作是《西遊記》、《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話短篇小說集。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成為小說的主潮。這一時期，小說作家主體意識明顯增強，小說從描寫歷史、英雄轉向描寫市井細民；人物塑造由類型化向典型化過渡。長篇小說從線性結構向網狀結構發展。作品風格鮮明，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繁榮階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葉）:清初，《聊齋志異》異峰突起，成為文言小說的又一座豐碑。接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出現,把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推向了高峰，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說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鑄在藝術作品中，從對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轉向對封建意識形態的認真反思；人物形象達到高度個性化。出現了反映個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對封建社會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帶有更濃重的感傷和困惑情緒。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近代小說尚未出現，這一時期興盛的公案俠義小說和狹邪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餘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紹。
6、演進期（1895-1911）：是近代小說時期，也是古代小說終結演進為近代小說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