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論文博客

❶ 中國古典小說鑒賞論文

從「女兒國」看時代——《西遊記》和《鏡花緣》對比賞析 增大字體 泊頭師范語文組：黃冬冬 摘要：《西遊記》、《鏡花緣》都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的文化瑰寶，在當今時代仍是魅麗不減，兩部書作者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是女兒國這個意象把兩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從女兒國本身還是他們的荒誕、詼諧之風中，我們都可以找到許多共性的東西，但「文以載道」、「明其本然」，我們不能僅僅停留於表面，還要逐層深入，挖掘實質，找尋其時代意義。關鍵字： 「女兒國」 封建禮教 「女尊男卑」 實質 時代意義 《西遊記》、《鏡花緣》都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的文化瑰寶，在當今時代仍是魅麗不減，兩部書作者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是女兒國這個意象把兩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從女兒國本身還是他們的荒誕、詼諧之風中，我們都可以找到許多共性的東西，但「文以載道」、「明其本然」，我們不能僅僅停留於表面，還要逐層深入，挖掘實質，找尋其時代意義。掀起「荒誕」、「詼諧」的現象外衣，我們要立足於時代背景、作者的社會經歷來探求兩部書中女兒國所蘊含的社會實質和時代意義： 首先我們從兩部作品「女兒國」內女性所處的角色來分析。西遊記中「女兒國」雖也有「農士工商皆女輩，漁樵耕牧盡紅妝」的涉及，但作者並沒有展開來描繪，而是把視角放在女王求愛和舉國臣民女子對男人的態度上，說明在這個女兒國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為愛情主角的實質。而其現實意義也生發於此。《西遊記》成書於明中葉，當時程朱理學統治著整個社會，他們主張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為大」，對女子這種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的教化根深蒂固。在這種封建倫理道德的壓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為扼殺自己的劊子手。在宋元時代作品就已出現了許多列女形象，她們把自己的貞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認為有辱自己名節而自斷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則被輿論灌之為「壞女人、不貞不潔的妖婦」之惡名。《水滸傳》中潘金蓮、潘巧雲和盧夫人等女性由於背叛丈夫、沒有從一而終，而只有落得被殺的下場。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還沒徹底開化，她們是被封建道德束縛了手腳。而今我們在幻想的「女兒國」中看到另一圖景：女王得知御弟駕臨，立即對眾臣子宣布：「寡人願招御弟為王，我願為後，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這是何等大膽的求愛之舉呀！而舉國上下女子對男女交合之事無任何羞怯之態。作者也敢於涉足這一方面，勇氣可嘉!在現實社會中女子從小處於深閨之中，習熟「禮教」，萬事遵禮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動，也羞於出口，而最終往往在家人的擺布之下葬送個人幸福。構想中「女王」則勇敢的沖出了這個樊籠，女王從沒接觸過男性，但他對情愛有著強烈的渴求，他對唐僧大膽的求愛實質是理學禁慾主義窒息下婦女們發出的心靈吶喊。但「女兒國」在描述這種正義之舉時，也向我們展示了在禮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變態發展。唐僧一行剛進入西梁邊界就從一中年婦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風月之事」，「那個肯放你過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這是何等的兇殘與變態呀。這正寓指：在現實社會下由於封建道德、禮教的壓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愛、幸福，最終使她們走上邪惡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滸傳》中潘金蓮、潘巧雲等就是這種扭曲人物。兩者都是在封建包辦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蓮和西門慶狼狽為奸毒害親夫。他們大膽追求幸福的勇氣可嘉但不道義的行為又讓人生恨。是封建社會扼殺了他們的軀體，泯滅了他們善良的靈魂。《西遊記》作者正是站在社會高度逆時代不能為而為之，這種沖破時代枷鎖的壯舉實為可敬。但《西遊記》的「女兒國」只是局限於女性自身情愛角度，沒有上升到社會層面。而《鏡花緣》女兒國中女性角色則發生了變化，已經成為社會活動參與者。有人會認為《西遊記》中「女兒國」也是由女子來掌管國家、處理社會事務。但那隻是虛渺的假象，因為在此國中作者向我們突出展現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愛、國師說媒和擺席設宴。只要從深層次探求，便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現實社會中「女主內、男主外」大環境下女主母的行為：處理家務，管理婢妾、內眷。這種「常理」行為對封建禮教沖擊力度不大。吳承恩展示的「女兒國」只在個人圈子裡徘徊，他本人也難以想像女子還有社會的一面。由於作者這種局限，是他迴避了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則把重點停留於此，而且進行了大膽設想：「女主外，男主內」讓女性管理國家，處理社會一切事務。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體現。此項工程雖是由唐敖這一外來男性協助，但如此龐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國舅操心費力之事，而且這么艱巨而繁重的勞動還是由國中「女百姓」來擔負完成的。它們有制鐵造具上的「心靈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強者。書中對此工程的艱巨作了詳細描述：挖坑、推壩、攪土且「要費許多力氣」。「嬌弱」女子們完成如此重任，的確難以想像，但作者所傳達給我們得女性卻做到了，而且還做的很成功，這不得不讓人敬佩、嘆服。由此及彼，讓我們也會聯想到「女兒國」中女性在其他國家事務、社會勞動上的瀟灑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體現出來，讓現實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顏。這些俗人們整天叫囂「唯女子和小人難養也」的謬論，但一向「柔弱」、「淺薄」的女子在「女兒國里」則成了社會的主力軍，這對現實社會的沖擊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們從兩部作品「女兒國」內：女王外來男性的態度上挖掘深層次的進步性。《西遊記》中西梁女王對唐僧總體上採取屈卑的求愛。當女王得知唐僧已來本國，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們宣布：「寡人以一國之富願招御弟為王，我願為後」，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緊接著又派國師去說媒，「禮」字為上。在見到唐僧後那種嬌羞、嫵媚、風流盡情展現，且又「御弟哥哥」叫個不停。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佔主體地位，男性統治女性才天經地義，男尊女卑的意識沒有改變。在這一點上作者仍受時代局限，沒有重大突破。與吳承恩相距幾百年的李汝珍卻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驚的設想。在這個王國中女王對外來男性「林之洋」就沒有了禮遇，而是強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纏足」，做其「王妃」。在國王眼中「男性」是處於屈卑之地，應順從自己。此國中體現的「女尊男卑」意識，雖有些矯枉過正之感，實則是作者在向社會呼籲「人人平等」思想，讓男女倒置，喚起世間南子正視封建社會對女子近百年的摧殘。這種女子苦痛遭遇的轉嫁的確讓女子們揚眉吐氣了一回。這在時代進步和現實意義上已遠遠優越於《西遊記》了。 從以上兩大方面的分析對比，讓我們切實感受了《鏡花緣》中「女兒國」的優越與進步。是什麼因素導致的呢？兩位作者都是在封建專制大環境中成長起來，在逆境的壓抑下，使他們有此驚人的創造和成就。但兩人所處的畢竟不是同一時代，而他們的個性風格也應有所差異。明中葉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並發展，啟蒙思潮也在興起，但明前期近一個世紀的政治高壓和文化封鎖，使此時的經濟文化在休養生息中沒完全擺脫出來。而此書又是作者對前人作品的綜合和完善，放不開手腳，創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這種成書經歷和時代的局限，才使《西遊記》中女兒國的現實意義稍遜色了些。到了清中後期，經歷了時代的更替、社會的進步和人們思想意識的升華。封建專制雖仍甚嚴，但也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了」，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人們的思想異常活躍，文學創作也進入繁榮興盛期，李汝珍正是這個時代的產兒，他雖然和吳承恩有著相似的個人經歷，可他生存於高度發展、高度激越的時代，生性樂觀豪放，正是時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羈之風才有了我們的《鏡花緣》，也才為我們構築了奇妙的「女兒國」。而我們正是通過兩部作品中「女兒國」片斷的對比賞析才真正透徹的從立體上審視了時代的進步和作者思想的升華。 參考資料：賴力行 《中國古代文學史》 呂晴飛 《〈鏡花緣〉為婦女大唱贊歌》（山東師大學報）章培恆/駱玉明 《中國文學史（下）》

❷ 急求一份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

研究古典文學,主要在提高人的精神生活素質,使之更崇高、純潔、美好,所以,不能對古典文學只作純文學的研究。古典文學的「用」不是實用主義的「用」,研究者必查看全文...
www.wsdxs.cn

❸ 你喜歡中國古代小說，並說明理由。寫成論文。急需！

有思想有內涵，深具中華文化魅力，源遠流長、博大精渾。

❹ 談談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認識 600字左右

寫作思路：可以寫一下中國古代小說每一個階段的特點，將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史詳細地描述一下，最後闡述自己的理由和觀點等等。

正文：

中國古典小說是文學中的一種樣式，一般是描寫人物故事，塑造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同時擁有完整布局、發展及主題的文學作品。中國古代經典的小說，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代表作。

上古到先秦兩漢的古代神話傳說、寓言故事促成了小說的孕育和形成。如《女媧補天》《誇父逐日》。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志人、志怪小說，其情節結構比較簡單、粗略。如干寶的《搜神記》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

唐傳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小說的成熟。如《柳毅傳書》和《鶯鶯傳》。

宋代的話本，明代的擬話本的出現，推動了古代小說的發展，擬話本的題材更加廣泛，情節更加曲折，描寫更加細膩，如《灌園叟晚逢仙女》。

明清章回體小說將古代小說逐漸推向了頂峰。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紅樓夢》則代表古代小說的頂峰。

中國古代小說輝煌燦爛，但是它的出現和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無到有，歷經千年，達到鼎盛...

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說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兩種短篇小說雙線發展，明代開始,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狀態。

我國古代小說的特點：注意人物行動、語言和細節的描寫，在矛盾沖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節曲折，故事完整；語言准確簡練，生動流暢，富於個性；敘事方式明顯帶有說書人的印記。

❺ 誰能幫我找找關於討論中國古典小說俠女形象的論文~~~~最好有出處！！！

論金庸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嘗試描述金庸小說中女性形象的三個基本特徵，由此對金庸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一男多女、眾星捧月的愛情模式展開分析，並探求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揭示金庸小說中女性形象沒有真正獲得獨立人格這一事實的緣由。最後就新派武俠小說在兩性關系問題上的困境進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長篇、兩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說，除短篇《越女劍》和中篇《白馬嘯西風》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數量、深度、厚度都遠遠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創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韻的女性形象，這就為本文提供了合適的分析對象。

和其它文學種類相比，武俠小說是典型的男性寫給男性看的書。在近年來越來越深入扎實的金庸小說研究中，探討兩性關系、愛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獲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討俠義進取精神和金庸小說對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統文學史對金庸和武俠小說的偏見，進而就「雅俗之辨」進行思考；三是歸納和評價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和創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獲最豐。陳墨在《金庸小說與漢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覺地褒揚少數民族，貶抑中原漢人」，從早期「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中跳出來」，批判漢族文化中虛偽、柔弱的方面。嚴家炎的《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指出，和傳統武俠小說相比，其現代精神表現在否認「快意恩仇」、濫殺無辜；超越狹隘的民族觀念，用平等開放的態度處理民族問題；放棄正邪兩分觀念，「以大多數群眾的利益考察各派斗爭」；人生觀兼顧「社會責任與個性自由」；特別可貴的是「潛藏獨立批判意識」，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冷成金認為金庸小說「以充沛的現代意識為主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梳理和闡揚」，「暗合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祈盼」。與此相似，周寧發現眾多男主人公的父親「缺失」，他們的「身世之謎是民族命運的象徵」，而「武俠小說創作和閱讀使華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認同式」。嚴偉英詳細梳理了《金庸創作的思想歷程》，順時間考察金庸的生活經歷與思想感情變化，推測寫《俠客行》前金庸經歷了骨肉慘劇，而李敖在《我的自白書》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慟——筆者佩服嚴偉英敏銳。

第二類題目有林煥平的《關於文壇重排座次問題》、孔慶東《金庸小說的文化品味》、劉炳澤《金庸的末班車與文學觀念的變革》、陳墨的《金庸的產生及其意義》。總的來說，金庸小說的價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來越明確的肯定，傳統的「學院研究」對金庸和整個通俗文學採取了越來越開放、理智的態度。

第三類題目數量較少，宗源把金庸與英國間諜偵探小說家勒卡雷進行比較，側重藝術手法，認為二者都達到了「雅俗共賞」的高境界。《淺談金庸古龍的創作方法和風格》側重求二者之同，沒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點。嚴家炎從金庸小說為什麼吸引人切入，總結其情節上的繼承、借鑒與創新。馮其庸借《論〈書劍恩仇錄〉》，指出金庸小說的風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現實主義基礎上的浪漫主義精神，大寫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氣質。」作為紅學專家、著名學者，馮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對金庸小說的褒揚，證明學術界對金庸小說的接納與肯定——當然，仍有不同意見，但不改變總的態度。

特別突出的是陳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賞評》、《金庸小說賞析》、《金庸小說之謎》、《金庸小說人話》、《金庸小說藝術論》和《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共近200萬字的書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評論亦散見各處，如《韋小寶這傢伙》，深入淺出論述了韋小寶和中國人的性格，《金庸論俠》是他在北大回答學生提問的記錄。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寫政論，想來他的政論在大陸出版應該不會遙遠，這將成為金庸小說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樣專門論述女性形象、兩性關系的專題文章甚少，主要散見於第一類論述「小說——文化」的文章之中。陳墨在《金庸小說中的愛情觀》里指出，金庸筆下愛情的特點是「廣泛性多樣性」和「深刻性獨創性」，寫出了「愛與人性、命運、道德、倫理」的關系。古代的郭靖、楊過和張無忌的形象中，實際上注入了現代意識。他舉陳家洛、石清不敢愛「女強人」的故事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強大的神話」，「寫出了某種真相」。韋小寶娶了七個老婆則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男女關系的文化景觀」。

嚴偉英緊密結合作品指出《神鵰俠侶》的愛情描寫表明當時金庸的「寫作思想處於重要轉折階段」。師徒相戀、女方失身兩個關鍵情節的設計有很強的叛逆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標志著1959年其「言情創作步入成熟」。嚴偉英獨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實際生活中丐幫幫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錢考慮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這些「世俗特徵，維護愛情童話的純潔性，維護童話人物的更高尊嚴」。孔慶東指出「金庸寫情不遜於任何人，廣度、深度、力度均為大師級，是言情又超言情」。馮其庸一針見血地批判陳家洛獻出香香公主「既無情又無義」，「表面上是陳家洛自己作出了犧牲，實際上是污辱了喀絲麗」，對才智武功兼備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淚。

本文試圖在考察上述論述的基礎上對金庸小說的女性形象做相對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對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為主，她們是：《書劍恩仇錄》——霍青桐、喀絲麗；《碧血劍》——夏青青；《射鵰英雄傳》——黃蓉；《神鵰俠侶》——小龍女；《雪山飛狐》——-苗若蘭；《飛狐外傳》——袁紫衣、程靈素；《倚天屠龍記》——趙敏、周芷若；《連城訣》——戚芳、水笙、凌霜華；《天龍八部》——阿朱、王語嫣；《俠客行》——阿綉；《笑傲江湖》——任盈盈、岳靈珊；《鹿鼎記》例外，七個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賦與這些人物青春、美貌、聰敏和善良，但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徵，真正的特徵必須是人物的靈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書情節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性格基礎」，滲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對全書思想寓義的最終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標准，金庸小說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徵：她們是「愛情動物」，有「仙化」傾向，以她們清純的性情反襯男性世界的污濁。

愛情動物：「愛情動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說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點。

不但上述十餘人，包括書中的大小配角，幾乎無一例外。她們在書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對象、戀人或妻子。金庸筆下的母親形象少而單薄。男主人公的母親里，著墨最多的是張無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龍記》里前十回她實際上擔任了女一號的任務，但她在書中主要是「張翠山的戀人、妻子」，而非「張無忌的母親」。

她在張翠山自刎後毫不遲疑地殉情，當時張無忌只有十歲。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時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鳳並沒有為獨子段譽選擇生存。

這些「母親」在男女愛情和母子親情間傾向於前者，更加弱化了她們的「母親」角色。《俠客行》後記中金庸稱這部書中「我所想寫的，主要是石清夫婦愛憐兒子的感情。」但閔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斷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對其母子之情的描寫仍然很單純，沒有寫出深厚的層次感來。

女性在小說可能擔任的兩種最常見角色其中的一種淡化得近於無，使得她們在愛情中的表現更加突出。離開愛情故事的框架，她們的美麗與善良無人能賞；她們的勇敢與多情也將失去「用武之地」；她們的才藝點綴在自己的愛情里，更點綴在書中。尤其是她們的去留行止緊緊追隨意中人，並且常常是女性主動相隨，這在古代的真實生活中不能發生，卻在金庸小說中多次出現：《書劍恩仇錄》中總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萬里行」，仗劍追趕余魚同；《射鵰英雄傳》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隨楊康，只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會兒；《天龍八部》里王語嫣這個標准閨秀竟跟著慕容復萬里遠赴西夏，鍾靈離家尋找段譽竟至臉上微有風霜之色；《倚天屠龍記》里趙敏多次尾隨張無忌，關鍵時刻就冒出來；《笑傲江湖》里儀琳和父親不戒和尚下恆山上華山找令狐沖，而聖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個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傷，在中國古代簡直匪夷所思。

為什麼這種歷史上乃至當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俠小說中並不讓人感受到突兀和虛假？

誠如華羅庚所言，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武林（江湖）這一特定的、虛構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會所能比，甚至也比當代社會自由。在這個亦真亦幻的世界裡，作者和讀者達成默契，對許多社會規范和現實限制忽略不計。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現實不等於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現實。「霍霍青霜萬里行」令人信服，不僅因為李餘二人身在江湖，更由於它符合人性的真實。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許多女子願意隨戀人、丈夫遠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長相思》：「天長地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杜甫的《新婚別》：「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皇。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緒的《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正是有這種深沉熱烈的感情做基礎，金庸筆下女性形象種種驚世駭俗追求愛情的言行，雖然違背歷史的真實，卻達到了人性的真實。

金庸筆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們同樣為愛情付出真誠和執著。

郭靖專一、楊過不羈於世俗只求真情實現、丁典的執著、段譽在愛情中的痴迷與無私……絲毫不比女性在愛情中的表現遜色。但男性形象在愛情之外還蘊含著國家政治、民族關系、社會規范與個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價值等等多層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顯然遠不如男性形象內容豐富。她們的整個身心投入愛情之中，她們的命運系於愛情中，她們的形象在愛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個人物的結局歸入「悲劇」或「喜劇」，那麼女性形象不必考慮是否有事業、國家、人生等其它層面，她們只有愛情，兩情相悅、得成佳偶便是「喜劇」，相思無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劇」。男性形象顯然遠不止此。《射鵰英雄傳》結尾：「兩人一路上但見白骨散處長草之間，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鴛盟雖諧，可稱無憾，但世人苦難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對國家命運的擔心主要來自郭靖，而非黃蓉。《倚天屠龍記》結尾時，張無忌事業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關心的百姓命運，一系列問題都沒有答案，心滿意足的只能是趙敏而非張無忌，更不是讀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徵是「愛情動物」，男性形象則不是。

與善良純情的女主人公們不同的是另一類型的女性：怨婦。《神鵰俠侶》中的李莫愁，《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龍八部》中的葉二娘、秦紅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儀琳之母啞婆婆。愛情的失敗使她們變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強悍獨立，恰恰源於一種深刻的依賴心理和狹隘的人生境界。她們認為應該供自己依賴、欣賞自己、照顧自己的男性讓自己失望了，所以她們有權不負責任、報復社會。菟絲草依附大樹未遂，便變成了毒藤，終其一生也沒能長成一棵樹。

縱觀金庸小說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個不能歸入以上兩類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恆山派掌門人定閑師太。這位是得道高尼，胸懷寬廣、勘破生死，堅持正義而又不拘泥禮俗，臨死前將掌門人之位傳給當時「聲名狼藉」的令狐沖。這一驚世賅俗的選擇意味著定閑師太超越了三重觀念：一是門戶之見——令狐沖不是恆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沖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別——讓這個青年男子領導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難得的是做出這一選擇時她是那麼從容、自然，既無疑慮，也不自得。同為「反封建禮教先行者」，和楊過之「狂」、黃葯師之「邪」相比，定閑師太無視禮教而不以為意，俯視人生而不以為傲，境界更高。囿於史實，金庸未能給定閑師太更高的聲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輝完全不遜於《天龍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龍記》里的張三豐。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愛情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層面，已經極少性別色彩。

仙化：金庸筆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點是「仙化」。

黑格爾認為：「愛情在女子身上特別顯得最美，因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現實生活都集中在愛情里和推廣成為愛情。」和第一個特徵「愛情動物」相適應，金庸筆下的女子普遍美麗、健康、善良、純潔，在刀光劍影、血腥權詐之中讀來，更覺清新爽目。實際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虛榮、乖戾，金庸很少寫到。略有一點放到年輕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諒、可解、可憐甚至可愛的范圍之內。黃蓉的小器刁蠻使人覺得是出於對郭靖的深愛；溫青青吃醋吃得有些過頭，但她因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龍女願意幫蒙古人，因為他們贊成自己和楊過的婚事，有些人覺得是「不識大體」，有些人卻恰恰愛她「不食人間煙火」；戚芳意志不堅，沒能一直忠於對狄雲的愛情，但她一生善良、命運不幸，讓人嘆她憐她不忍責怪她。

在對女性形象普遍進行「凈化」之外，金庸營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場」意境。每逢寫到這里，文字如詞賦般文雅典麗。

黃蓉第一次以女兒身出場是在梅林邊的湖上，四周冰雪瑩然。《天龍八部》里鍾靈、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語嫣，更是「美」不勝收。阿碧出場，緊接在鳩智摩和段譽的性命相博之後，氣氛為之一緩。阿碧渾身上下散發著吳越文化的氣息，人品與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濃縮在阿碧出場的這一段文字里。沒有對家鄉文化的深徹了解和深切眷戀，阿碧的出場不會這么精彩。《倚天屠龍記》里趙敏出場神秘而幻麗，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麗的園林中喝酒。金庸此處寫趙敏重在寫神韻，她身上各種氣質混雜，每一種氣質都預示看這個人物形象的一個側面。

仙化傾向最集中的表現在兩部書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們幾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絕俗的美貌和風姿、內心純潔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樣潔白無瑕。一是《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鵰俠侶》中的小龍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蘊含著一股極大的力量，教人為她粉身碎骨，死而無悔。」香香公主的眼淚能讓清軍士兵愧疚自殺，讓殘忍鷙刻的清朝統帥兆惠「心腸竟也軟了」。她的美被賦與了凈化靈魂的力量，近於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來自她極端的純真、善良，小龍女的美則來自她極端的沖虛、寧靜。香香公主更多現實生活的氣息，她有親情關系，有政治立場，深刻地捲入了全書主要矛盾，即反清復明的紅花會與清政府的矛盾。小龍女這一形象則顯然是受《莊子》啟發而創造出來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沒有親人，與古墓外的世界沒有任何利害關系和感情聯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與楊過的愛情。正因為沒有其它任何東西可為之分心，她的愛情特別強烈執著。

為什麼金庸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會如此「仙化」？首先，武俠小說的主要閱讀對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與高雅文學相對，通俗文學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氣質，追求閱讀中的認同感受而非獨特的個人體驗，追求對現存文化的認同而非對現有文化的反思（當然，金庸小說在許多地方已經達到了雅俗共賞進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過在「仙化」女性形象這一現象上，金庸更多地傾向於通俗）。不論男性讀者的文化層次、生活經歷、氣質性格如何千差萬別，對異性美的欣賞和嚮往卻不會相差太多。美麗的女性形象為書中的主人公，更為讀者，在緊張的生活和巨大的「事業壓力」之外提供了使他們愉悅、放鬆的審美對象。金庸採取通俗的姿態把女人美化，但不墮入庸俗。寫女性和情愛時絕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龍女被姦汙這樣「有機可乘」的情節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這與金庸的家世和修養關系很深。海寧查家在清代號稱「一門七進士，叔侄兩翰林」，進入本世紀，海寧查家仍然俊彥輩出。文學上有詩人、翻譯家查良錚（穆旦），小說家、政論家查良鏞（金庸），音樂上有歌唱家蔣英（錢學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濟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傳統文化中誕生的奇跡，他本人亦是幾百年傳統家學熏陶出的「寧馨兒」。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龍把中華傳統文化中和現代西方觀念中女性觀的糟粕「兼容並包」，他筆下的女性風塵氣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兒」恰恰毫無仙氣。嚴偉英《輝煌掩不住的陰暗》對古龍小說兩性觀念的「惡俗」剖析得針針見血，不用我再廢話。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層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覺或不自覺地寄託著他對理想人性、對「人應該過什麼樣一種生活」的憧憬和設想。香香公主是生長於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龍女是古墓里長大的孤兒。她們與現實生活、與漢族文化、與俗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相隔絕，保存著一片純潔心田。這正折射出作者對自己所處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對男性處境地的無可奈何——書中的男性很難擺脫兩種選擇：或失其本心成為「壞蛋」，或堅持真心成為「倒霉的好人」。

為什麼金庸小說中沒有仙化的男性形象？為什麼金庸關於理想生存狀況的設想沒有寄託在著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們都很坎坷、艱難，甚至極為不幸。實際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說作者沒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對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長、男性在社會中的處境、男性的內心世界，顯然遠遠比對女性把握得更准，體會得更透，思考得更多。這很自然，每個個體了解人類的心靈最主要的途徑就是體察自已的心靈。作家筆下的每一種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經歷過的。我們永遠不會說出自已從未想過的言語。

小說史上一號主人公與小說家幾乎總是同性別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創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樣徹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無知成正比。他們總傾向於塑造女性形象來寄託和代表光明、愛、和平、智慧這些「圓滿」的意象，大約是他們對男性、對自已失望之餘，於是以為世界上還有另一種可以開發的品種——女人。但丁的貝阿特麗采、歌德的「永恆之女性」、里爾克詩歌中潛藏的智慧沉靜的女性聽眾，莫不如此。

反觀女性作家，她們筆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憐、可惡、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當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斷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簡．愛、簡．奧斯汀的伊麗莎白和愛瑪、弗吉尼亞．伍爾芙的拉姆奇太太、喬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詩中的抒情主體，仍然是塵世凡人。她們除了明顯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殘酷紛繁的現實有著極緊密的聯系。她們和男性一樣在掙扎、在艱難地尋求、在被壓迫、在妥協，絕不是生來完美、纖塵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仙女。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裡不論回漢、長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駱冰、李沅芷、周綺、關明梅眼中，她的光環消失了，還原成一個極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綺看不慣她，為霍青桐打抱不平，關明梅本來准備殺她，她們都認為香香公主違背了道德准則。金庸或許沒有明確意識到兩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過他忠於生活，透露出部分實情——對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天然的兩性吸引和男性對女性的無知。其實，男性的惡德和弱點，女性一樣不少。

人性與性別沒有聯系，性別只不過和時代、地域、年齡、民族一樣，使人性呈現出表面的多樣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慾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與「濁男」：金庸小說中女性形象的第三個基本特徵是她們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體與權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鮮明對照。

男女愛情為人類諸多感情中最強烈、最豐富、最有詩意的一種，它產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歲月，一直被作家們作為人類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徵。文學中「愛情」的內涵幾乎總是遠遠大於現實中的愛情。以「愛情動物」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體自然可能構成「至情至性」的載體。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託在大觀園里、女兒國中。

第一個特徵「愛情動物」符合歷史現實和中國女性的客觀狀況；第二個特徵「仙化」則代表了作者對女性人格的主觀評價。在這兩個特徵的基礎上，運用比較的方法一看，我驚奇地發現金庸小說中「女清」「男濁」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惡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連城訣》。兩部書都是寓言。《連城訣》寫奪財，《笑傲江湖》寫爭權。人性的貪婪、自私、陰險、奸詐、兇殘、虛偽集體亮相。然而，在這兩個群魔亂舞的世界裡，竟然找不到一個女性是姦邪之徒。《連城訣》里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雲和丁典，全都是貪婪控制的魔鬼。書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華、水笙。

她們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學識各異，但不約而同地在爾虞我詐的環境中保持著純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險惡前，她們的純潔善良不足為奇，動人的是在遭受邪惡欺騙和暴力迫害之後，知道了人世險惡仍然堅持著人性中美好的東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節是戚芳在馬上就可以和狄雲逃走前一刻，出於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滅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趙敏、任盈盈那樣的識人慧眼，也缺乏黃蓉、阿朱面臨困難和障礙時的堅定意志，然而這個純朴的鄉下姑娘卻用生命證明了她是多麼無心機。《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規模更大，嚴偉英在《金庸創作的思想歷程》中推測「幾年後創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彷彿從《連城訣》脫化而來」。和《連城訣》一樣，《笑傲江湖》也沒有「壞女人」。書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靈珊、儀琳、曲非煙、寧中則、定靜師太、定閑師太、定逸師太、藍鳳凰、老不死、啞婆婆、王夫人。她們不爭名利，不施陰謀，不害人。岳靈珊移情別戀也許讓一些讀者忿恨，然而金庸在書中安排了足夠有力的理由，沒有寫明而已。

一、餘人彥調戲扮成酒家女的岳靈珊，林平之仗義誤殺了他，表面上這條人命成為林家滅門的緣由，但岳靈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欽佩林平之？

二、令狐沖在林平之入華山門下之前已經結交「採花大盜」田伯光，中間夾進另一個美貌少女儀琳，這不可能不影響岳靈珊對令狐沖的印象。

三、岳靈珊負責直接指導林平之練劍，朝夕相處。恰恰此時令狐沖在山頂面壁一年。請注意：這兩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從後文岳不群使「沖靈劍法」誘勸令狐沖重歸華山看來，他當時完全了解獨生女與大弟子的感情進度。岳靈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顆棋子，用好了，全盤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親，岳不群則可以父親和師父的雙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劍譜》。後來令狐沖身價飈升，他又可以把已經與林平之訂婚的女兒當作最有效的誘餌來釣令狐沖。

完全可以設想令狐沖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縝密的岳不群不會對岳靈珊和林平之的關系無所作為。所以岳靈珊實在是一枚可憐又可悲的棋子。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著她走向毀滅。

「男濁女清」的對比除了體現在對財富名利權勢的不同態度上，也體現在男女對待愛情、兩性關系的不同態度上。

金庸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愛情觀都很純潔、很現代化，男主人公愛情觀高出傳統才子佳人小說和舊武俠小說之處，陳墨在《金庸的產生及其意義》中歸為四點：愛情關系一對一；美女不再是給英雄的獎賞，英雄一樣經歷愛情的磨難；女性及其愛情故事在書中占據中心地位；將女性、愛情、婚姻視為人生重要內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並未阻礙他揭露男性在兩性觀念上的陰暗面。小說中有三處情節頗耐人尋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嶽不群與藍鳳凰在船上會面。藍鳳凰爽朗大方、霽月光風，正是「人」該有的樣子，反而引得「君子劍「和弟子們心神不寧。我以為這里的假道學可以與魯迅的《肥皂》對比著讀。

二是《連城訣》中汪嘯風決意拋棄水笙的心理過程。最初他考慮過接納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實際上未成事實。這代表了傳統道德對男性「高標准、嚴要求」的一面，要求他們承擔一切，其中也不無自視甚高的成分。然而隨即另一種想法佔了上風，娶一個失貞女子豈不顏面掃地？前後兩種觀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經離道、荒謬絕倫，它們都在正統思想、「主流意識形態」允許范圍之內。

汪嘯風對水笙的拋棄含有一個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財產和物品沒有知情意識，拋棄破損的財產不會使它們憤怒、恐懼或屈辱→拋棄水笙時不必考慮她的反應，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識→知情意識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會道德體系很復雜，不同的標准和不同的層次適用於不同的范圍，達成和平共處。尤其要注意，默許的而不是宣講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識的而不是理智選擇的道德規范，實際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著我們的行動。一種規范、一種價值觀如果常常被學者掛在嘴上，寫入文章中，刊在頭版頭條，恰恰證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為支配社會的精神力量。幾曾見過有人著文號召《我們中國人要講面子》？

三是陳家洛在霍青桐，喀絲麗兩姐妹之間陷入矛盾時的心理活動：「『——唉，難道我的內心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麼？』想到此處，矍然心驚，輕輕說道：『陳家洛，陳家洛，你的胸襟竟是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❻ 古代小說人物形象分析1500字論文

內容摘要：王熙鳳被稱作是中國古代小說《紅樓夢》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鳳不但有著美麗的容貌，還有著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機深重、陰險歹毒，成為女性世界中一隻傑出的「鳳凰」。本文從王熙鳳的側面描寫反映出封建貴族的罪惡本質，以及封建家族走向滅亡必然趨勢的命運。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9/view-7076084.htm
關鍵詞：王熙鳳 能力才幹 陰險歹毒
隨著社會的變化，不同時代對王熙鳳的理解與評價各有差異。王熙鳳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著時代性，基於經濟市場下背景分析王熙鳳的處事風格及人物性格。對王熙鳳為人處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鳳這一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因此必須以正確的態度認識，分析人物真實的性格特徵，為《紅樓夢》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容貌風華，恍若神妃
王熙鳳人物出場就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採用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一語未了，只聽到後院中有人笑聲，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其裝扮彩綉輝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過直接描寫人物外表，把王熙鳳塑造成雍容華貴的美人，賦予了她迷人的風采，使她在眾多美女的賈府突顯而出。
筆者除了直接描述外，還從側面襯托鳳姐的美貌。在「見熙鳳賈瑞起淫心」和「王熙鳳毒設相思局」兩回中，筆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鳳的心機和手段，另一方面顯現出王熙鳳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齒，巧言善辯
王熙鳳伶牙俐齒的口才也讓讀者印象深刻。從她開口的與眾不同，「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時時不忘。」從王熙鳳話中，既有對林黛玉的恭維，又有對賈府眾姐妹的關照，同時不忘討好「老祖宗」，這一席話可謂「一石三鳥」。應了周瑞家那句話「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她呢。」
「劉姥姥進榮國府」這回，王熙鳳超常的巧言善辯才能及處事的應變能力表現得淋漓盡致。王熙鳳對劉姥姥的來意心知肚明，劉姥姥在訴說家道艱難的時候，也不失時機地告訴劉姥姥：「不過借賴著祖父的虛名，作個窮官罷了……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王熙鳳盡量的貶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損失的同時，又不至於得罪劉姥姥。簡短的幾句話王熙鳳的表現既讓劉姥姥不失顏面，又維護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現了她異於常人的語言才能。
三、心思細膩，善於心計
在人際關系繁中復雜的家族中，處處都需要防備外人的算計，捍衛自己的地位，王熙鳳可謂機關算盡。一邊對「老祖宗」奉承巴結、極力討好，一邊對王夫人甜言蜜語，對周圍平輩也極力拉攏關系，對待下人打壓收買，對觸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後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時候，王夫人委託賈探春代為管理。當王熙鳳得知探春能力後，對賈府平輩贊美了一番。從中看出她縝密的心思，平時留心觀察身邊每一個人，在熟知每個人弱點後，就可以輕而易舉對付他們。在賈璉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鳳在得知此事後，馬上訊問家童打聽尤二姐住處。巧言令色的將尤二姐騙入賈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狀，借機大鬧寧國府。在賈母面前假裝好人，瞞騙賈璉，將尤二姐逼死。整個過程，將她善於心計表現的淋漓盡致。
四、做事干練，爭強好勝
王熙鳳自幼充當男孩子教養，行事風格與那些閨閣女子自然不同。在劉姥姥進榮國府時，聽說熙鳳管理賈家，就對她稱贊有加。在寧國府，無人敢惹焦大，王熙鳳卻敢說：「還不早打發了沒這王法的東西！」協助管理寧國府時，對下人說：「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著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里『原是這樣的』，這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半點，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置！」不難看出她雷厲風行的作風。
筆者在表現雷厲風行時，也體現出她爭強好勝的性格。寧國府辦喪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極力主動請纓去寧國府幫忙。在鐵檻寺，老尼求王熙鳳幫退守備家的定禮，熙鳳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話相激，便發起了興致。從中不難感受到她喜歡賣弄的性格。
五、兩面三刀，陰險歹毒
賈瑞起色心時，熙鳳本就十分痛恨，卻滿臉微笑，還以語言相挑逗。對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讓尤二姐「認她作是個極好的人」，跟隨她進入大觀園。另外，熙鳳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狀，大鬧寧國府後，說此事只用五百兩銀子平復。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稱，背地裡卻叫丫鬟欺侮尤二姐，並不斷咒罵二姐，使二姐最後被逼死。
為了得到三千兩銀子，熙鳳與官府勾結使得張家女兒、守備兒子同時自盡;為了除掉情敵，又用借刀殺人將尤二姐活活逼死;因為賈瑞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她便說賈瑞「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對待別人的生命，讓人不寒而慄。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過對人物形象美麗、潑辣、伶俐、歹毒的描寫，贊揚女性的聰明才智，呼籲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現對她善於算計，心狠手辣的厭惡之極，揭露並鞭撻了封建時期的主子的罪惡本質。單從作者給王熙鳳判詞中，不難看出筆者對這個人物命運的深切同情。

❼ 急求一篇中國古代文學家文學思想論文 兩千到三千字

關於「實錄」,司馬遷、揚雄和班固都作了定義,雖然他們對「實錄」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實質是一樣的:真實是這一概念的核心內容和內在精神,要求寫實,保持事情原貌是他們的共同追求,這就是史家的實錄觀。史學家常用這種著史的實錄方法來評價小說作品,對古代文學家產生深遠的影響。受史家實錄小說觀的影響,文學家在創作和批評中也注重實錄,但其實質卻是不同的,在具體的創作和批評實踐中實錄的標准也發生了某種變化,關於這點,本文主要在小說內容方面作詳細論述。 由於史學家和文學家在小說內容、小說創作方法方面的實錄認識不同,從而有利於小說向追求藝術形式的獨立文體方向發展,這使得小說逐漸脫離了史家所要求敘述精練、語言的雅潔和含蓄蘊籍,開始注重小說中故事情節的完整和波瀾起伏、人物塑造的個性化和心理刻畫、以及細節描寫的詳盡和詩意小說氛圍的創造。所以本文主要從小說內容和小說藝術形式方面,來揭示文學家的小說實錄思想的實質。 本文分為四章,第一章史學家和文學家的兩種不同小說實錄思想,第二章魏晉南北朝文學家的實錄思想,第三章唐人小說家的實錄思想,第四章文學家在歷史小說方面的實錄思想。認識到史家小說實錄思想和文家小說實錄思想在小說...

❽ 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論文怎麼寫啊

查看文章
中國古代文學史論文--寶黛愛情的永恆矛盾2007-05-25 12:29紅樓夢》中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帶有其獨特的魅力並且有什麼東西在深深吸引著人們吸引著我...這種魅力可能和他們愛情中存在著的某種永恆的矛盾有關。而要正確看待這種矛盾還要先看他們各自的性格。

寶玉是整個《紅樓夢》的靈魂人物，作者在他的身上寄託了很多東西。小說中寶玉以一個極具叛逆個性的人物形象登場，他的這種叛逆個性取決於他的生長環境和成長的條件——他是一個生於顯赫家世的富貴閑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寶玉逐漸產生了對上流社會生活的排斥感。家庭和社會在他身上寄託的過重的要求更造成了他的叛逆的態度。他一反中國古代社會對女性漠視侮蔑的傳統態度，真心的尊重女性。他認為當時的社會是一個「大染缸」，但在這樣的世態下不必接觸社會的結婚前的女孩子還有純粹的靈性，還保留了一些人的本性和理想，但是她們終究是要嫁人的，接觸了社會後純粹的性情會不可避免的消失，理想和會逐漸被磨滅。所以他認為女人在結婚前是最女人最美好的日子，所以很是珍惜，留戀眼前美好的東西。寶玉的這種思想已經使他徹底擺脫了情慾和佔有欲，成為女孩子的守護神。他愛護，關心每個人，表現出了他的博愛情緒。
黛玉也在守望，不過她與寶玉守望的目標不同，她守望著像童話般的愛情。黛玉是愛情的化身與象徵，他自始至終追求著心靈想契合的愛情模式，但其實心靈相契合的愛情境界卻著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理想中的烏托邦。黛玉本身也知道這一點但還是堅持了她的這份理想和追求，並以生命為代價進行了這種堅持。她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也不去向別人乞求，只關心寶玉與自己是否真的知心相愛。

寶玉的「博愛」與黛玉對愛的偏執的極端的追求形成了一種永恆的矛盾。脂硯齋評價兩個人的愛情矛盾是「情不情——情情」。黛玉的「情情」是只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自己喜歡同時也喜歡自己的人身上，她堅持著一種平等的愛情觀，她同時又對對方的感情有很高的要求；寶玉的「情不情」是把感情寄託在一切美好的事物身上，他不講平等愛情。

而當這兩個人相愛時，就會不斷產生難以化解的矛盾。寶玉一直想讓無法放心的黛玉放心，黛玉無法相信寶玉的那一份愛情。表面上看來兩個人志趣相投，但是實際上卻持有著完全相反的愛情觀。所以他們的所有爭吵都沒有任何喜劇性，也沒有矛盾化解這一說。

黛玉不停地求問，考證寶玉的心思，寶玉則總在被動地答問。黛玉的戀愛心理是：喜歡你，不一定要說出口，但是你應該知道。你喜歡我，也可以不說出口，但應該要讓我知道。

寶玉在守望著一切美好的事物，黛玉卻只守望著那一份要求完美的愛情。黛玉不允許她的愛情有任何的妥協，動搖，猶豫甚至欺騙，必須是原原本本，心心相印。所以她永遠不可能實現她的理想愛情，永遠無法放下一顆心去愛。但她仍會固執的堅持這一份理想。

❾ 誰手中有古代文學的畢業論文 急求 急求

下面這篇文章講得很詳細了,你自己看看吧.

簡論中國古代文學體裁的發展
（一）
中國是偉大的文明古國，在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中，我們的先人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而豐富多樣的文學形式不能不成為其中最亮麗的一道風景。文學形式不斷地創造和融合、更新與超越，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演變的主要原因和線索之一。所以，研究古代文學體裁的發展是十分有意義的。
我國古代的文學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就其每一種形式而言，都是有它獨特的發展歷程的。從上古時代的結繩記事，到文字的長生，再到最早的文學樣式——原始詩歌的出現，及至後來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的產生與爆炸式的發展，形成中國古代文學林林總總、汪洋澎湃的景象，可以說，某種角度看，中國古代文學史也是一部文學形式的演變史。自魏晉以來，文體研究歷來都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許多文學批評其實也就是文體批評，如《文心雕龍》實際上就是一部文體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文心雕龍 ·體性篇》中提到了八體，實際上是文章的八種風格。
文學體裁，是指一切文學作品的種類和樣式。這是當代比較普遍承認的一種觀點。但這也只是一個簡明概括的說法，還不能完全說清這個概念。因本文所涉及的內容是古代的文學樣式的發展，所以採用此說。
（二）
中國古代詩歌的起源，一般認為是以原始歌謠的產生為標志。例如有一首《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是原始生產和生活的再現。可以認為是我國古代詩歌的開篇之作。另外，早期的詩歌還有《周易》中的卦爻辭，都是我國詩歌的早期形式。
我國古代詩歌體裁形成與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當屬《詩經 》。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餘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稱《詩》，因為漢代儒家學者把它奉為經典，於是叫做《詩經》。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製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而且，這些對於《詩經》的價值沒有絲毫的影響。所以這里不進行討論了。
《詩經》里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所謂 「 賦 」 ，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 「 敷陳其事而直言之 」 。這包括一般陳述和鋪排陳述兩種情況。 「 比 」 ，用朱熹的解釋，是 「 以彼物比此物 」 ，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等等，都是《詩經》中用 「 比 」 的佳例。進一步， 「 興 」 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 「 興 」 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 「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 ，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
《詩經》中賦、比、興表現手法的運用，對於後代的詩歌有著極大的啟發，也是後代詩歌在形式上的鮮明借鑒，對整個詩歌的發展史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說過 《詩經》，我們該說說和它並提的楚辭。
楚辭脫胎於楚地歌謠 ， 是楚文化的集中表現之一。楚辭創作的代表人物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
如果說《詩經》是先秦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那麼楚辭則是作家自覺創作的開始。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文人，創造了燦爛。屈原的詩篇，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艷麗的辭藻。他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雲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託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屈原。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復雜的 「 騷體詩 」 ，這對後來的歌行體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繼 《詩經》和楚辭之後，漢代的樂府詩又為古代詩歌史描繪了亮麗的一筆。
漢代文學的主流是文人創作，文人創作的主流是辭賦。樂府民歌作為民間的創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與文人文學雖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處。這種非主流的民間創作，以其強大的生命力逐漸影響了文人的創作，最終促使詩歌蓬勃興起，取代了辭賦對文壇的統治。相比之下，漢樂府詩歌有以下特點：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尤其是第一次具體而深入地反映了社會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艱難與痛苦；奠定了中國古代敘事詩的基礎；第三，漢樂府民歌表現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不少作品表現了對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哀；表現了生動活潑的想像力。
漢樂府詩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點是：打破了《詩經》的四言為主和楚辭的雜言為主的形式，形成了五言體和雜言體，而其整個趨勢，則是整齊的五言體越來越占優勢。這為後來魏晉以及隋唐詩歌的形式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最高峰，也是詩歌體裁形成和完善的時期。這一時期形成了一律詩、絕句為代表的「近體詩」和以歌行體為代表的「古體詩」。
唐詩體裁的大功臣當首推「沈宋」。宋之問與沈佺期的主要貢獻，在於完成律詩的體制和擴大律詩的影響。他們傾大力於律體的寫作，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總結了五七言近體的形式規范。一方面，他們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澀之病，另一方面，他們又進一步推進了七言歌行體律化的過程，截長挈短，使之趨於凝煉和完整，脫胎為較為嚴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後時期，便已寫出全無失粘現象的七律，他的為數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規范方面堪稱宮廷諸詩人之首。
沈、宋以後，律詩的規范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有越來越多的參與到創作中去，促成律詩形式的成熟。律詩創作成就最大的詩人應推老杜。
杜甫在律詩形式方面的成就，對中國詩歌藝術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於宮廷應制唱和，這類詩內容貧乏，其語言亦平緩無力，而在這以外，佳作也為數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聲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發展了這一詩歌形式所蘊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樣，是固定的詩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當大的容量；在語言節奏方面，雖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經過杜甫的精心調節，卻可以產生多種多樣的變化。於是，七律成為一種既工麗嚴整，又開合動盪，具有獨特的藝術表現力的詩型。
唐詩的另一種重要形式是歌行體。包括五言歌行、七言歌行、雜言歌行。五言歌行代表作如杜甫的 《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李白的《俠客行》等。 七言歌行如杜甫的 《兵車行》、《麗人行》、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等等。而最具特色的當屬李白的雜言歌行。
李白的性格決定了他詩歌的形式的特點。當詩人的澎湃詩情無法為尋常的形象所容納時，詩人就展開天馬行空式的想像和幻想，以氣騁詞，來實現藝術的變形。這種變形的依據是詩人感情的強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規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於是，隨心所欲的雜言歌行體在李白那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例如《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全詩僅十二句，可是詩人的情感活動卻出現了幾度跌宕起落。
而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他發出了最響亮的呼聲： 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可見，雜言歌行體在表現感情方面的獨特之處是其他體裁無法比擬的，李白與雜言歌行體是相輔相成的，後者使前者的感情得以充分表現，而在此過程中，後者的形式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完善。
我們在說說詩歌的兩種特殊形式：詞和曲。
詞和曲是唐以後文學形式的發展。是詩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關系是：詞有樂府演變而來，又演變成曲。詞的形成在唐代，興盛則在宋代。詞這一新興文學體裁，經過晚唐五代以來許多文人的努力，在題材和語言風格上，大體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間李煜雖有所突破，但只是一個特例，總的看來變化不大。到了北宋，詞繼續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統治者的喜愛。這種形式成為宋代文學的重要內容，在宋後亦長盛不衰。曲是由詞化而來。曲與詞體制最接近，都屬於有固定格律的長短句形式。據王國維統計，元曲曲牌出於唐宋詞牌的有七十五種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 「 詞余 」 。散曲的形式分為小令和套數兩類。小令一般用單支曲子寫成，另外還有 「 帶過曲 」 、 「 集曲 」 、 「 重頭 」 、 「 換頭 」 等特殊形式，都是根據一定的規則將數只曲子聯結而成。套數又稱 「 散套 」 ，是用同宮調的兩支以上曲子寫成，和雜劇中的套曲相似。
綜上，中國古代的詩歌發展從上古歌謠、 卦爻辭開始，經過 《詩經》、楚辭、漢樂府的發展，再到唐詩、宋詞、元曲的興盛，是一個紛繁復雜、不斷創新、不斷完善的過程，是古代文學體裁演變的一條主線。
( 三 )
中國古代散文體裁大體走了一條由散到整，再由整到散的
中國古代散文的開端應從先秦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說起。 就體制（這里還不能說成體裁）而言，先秦歷史散文的形成，有一個演變過程。早期的《尚書》，除假託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匯編；《春秋》雖相傳經過孔子的刪定，但仍然保持著史官記錄的體式。戰國初形成的《左傳》、《國語》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記錄，但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官方著作。至於戰國末年至秦漢之際形成的《戰國策》，其主要來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總體說來，這個過程表現為官方色彩逐漸減弱。而愈是後期和愈是接近民間的著作，其文學成分愈是顯著，而相應的，在史學的嚴格性方面都有所削弱。這也可以說是創作風格的特徵之一，亦屬於文體的范疇之內。
《尚書》就其體裁而言，是古老的文章匯編。而「春秋」原是先秦時代各國史書的通稱，後來僅有魯國的《春秋》傳世，便成為專稱。這部原來由魯國史官所編《春秋》，相傳經過孔子整理、修訂，賦予特殊的意義，因而也成為儒家重要的經典。《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它以魯國的紀年為線索，記寫了春秋時期的大事，編年體史書之祖。《春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寓褒貶於記事的「春秋筆法」，這也作為一種寫作手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只是後人將它與《春秋》配合後，可能做過相應的處理。《左傳》是第一部包含著豐富的這一類文學因素的歷史著作，它直接影響了《戰國策》、《史記》的寫作風格。促成文史結合，這是《左傳》對散文的最大貢獻。而另一部史書《國語》是我國第一部國別史，它的形式與春秋等書不同，是以國家為記敘的線索，分別記寫了不同時期的大事，開國別體史書之先河。
諸子散文與歷史散文不同，是春秋戰國時代各個學派闡述自己學說的著作，是百家爭鳴的產物。其思想各據一端，精彩紛呈。正因為它是隨著爭辯的風氣而發展起來的，其基本趨向，就是從簡約到繁富，從零散到嚴整。愈是後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組織愈嚴密。 就本來的意義說，諸子散文是政治、哲學、倫理等方面的論說文，不是文學作品。
就體裁來說，可以說歷史散文是記敘文，而諸子散文則是議論文。諸子散文的風格不同，但那些不同之處都應歸於文學價值的范疇之內，這里不進行討論了。
時至西漢，以單篇的文章而言（《史記》另作別論），文章的風格總體上帶有顯著的政治色彩和實用性質，同時也講究文采。這一種文章，受國家政治形勢變化的影響很大。直到一部偉大的著作——《史記》的出現。
《史記》是散文體裁的一次變革。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是用編年方式敘述歷代君主或實際統治者的政跡，是全書的大綱；「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是全書敘事的補充和聯絡；「書」是天文、歷法、水利、經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歷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為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
這種體裁叫做紀傳體， 以後稍加變更，成為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
散文在魏晉時期沒有長足的發展，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唐代的「古文運動」。
所謂「古文」，是韓愈等人針對唐代的「時文」，即魏晉以來形成、至初盛唐仍舊流行的駢體文而提出的一個概念，指先秦兩漢時單行散句、沒有規定形式的文體。
古文與時文的區別在於強調的重點不同。時文由於對文章形式的要求過高，力求駢偶，講究修辭，鋪張華麗，是一種詩化的風格。但正是由於這種風格導致了內容的空泛，感情表達的不透徹。韓愈、柳宗元等提倡的 「古文運動」正是根據這個特點，欲改革文體，於是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是文學史上一個復雜的現象。就其解放文體、推倒駢文的絕對統治、恢復散文自由抒寫的功能這一點來說，無論對實用文章還是對藝術散文的發展，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我國古代散文的發展大致就是這樣一個經過，至後來的宋、元、明、清各朝，散文的餓體裁沒有發生變化，成就上也很難超過前代，散文的發展大致至此。
四）
小說是我國古代文壇上一顆明珠。真正的小說從何而起，又有哪些變化，這是我們要探討的問題。
真正的小說誕生應當算在魏晉時期。雖然小說這一名詞出現比較早，在《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高美之名聲），其於大達亦遠矣。」就有此說法。這里說的「小說」，指卑瑣無價值的言談，無意義的文學垃圾，還不是指文體。魏晉時期出現了志人和志怪小說，應為小說之祖。
魏晉志怪小說中，《搜神記》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其情節之完整與豐富、形象之鮮明生動，較以前的志怪小說有一定發展，已開始改變「叢殘小語」、粗陳梗概的形態。其文字簡潔質朴，有魏晉史家之文的特徵。
之後的志人小說與此不同，記錄的大多是人間發生的奇聞怪事。《世說新語》，原名《世說》，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是同類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來、也是集大成的一種。該書按照類書的形式編排，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篇，以類相從，創造了小說的新形式。
小說到了唐代，以「傳奇」為名，唐傳奇體裁上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相對於志人、志怪小說，篇幅上長了許多，內容更加豐富，表現力加強，情節曲折動人。
唐傳奇源於六朝時期的志怪、志人小說，但兩者又有根本的區別。盡管後者並不完全是為宣揚神道而作，它也有娛樂的目的，但總體來說，受神道意識的影響畢竟很深，作為文學創作的意識反而不明確；其中（特別是後期）雖然也有一些情節較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還是粗陳梗概而缺乏深入細致的描繪。到了唐傳奇，情況才有根本的改變。唐傳奇中出現了較六朝志怪更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小說結構，其情節更為復雜，內容更偏於反映人情世態，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劃，也有了顯著的提高。由此，唐傳奇宣告中國古典小說開始進入成熟階段。
如果把志人、志怪小說算做短篇小說，那麼也可以說唐傳奇是中篇小說的雛形了。
小說的高峰在元、明、清三朝，起代表是四大名著的出現和文言短篇小說的成熟。《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代表著中國古代小說甚至是整個文學史的至高點，至此，長篇章回體小說的模式基本形成。而這一時期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短篇小說也走向了成熟。
《三國演義》的最大特點是：具有一個相當完整細密的宏大結構，有條不紊地處理了繁復的頭緒，描繪了極其壯闊的的歷史畫面。突出這一特點，章回體的小說形式起了不可輕視的作用。章回體的結構形式使得故事內容環環相扣，首尾呼應。
《水滸傳》主要是在民間說話和戲劇故事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把許多原來分別獨立的故事經過改造組織在一起，既有一個完整的長篇框架（特別是到梁山大聚義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獨立意味的單元，可以說是一種「板塊」串聯的結構。從長篇小說的結構藝術來說，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從塑造人物形象來說，卻也有其便利之處。這是此書在小說體裁運用上的過人之處。
另一部巨著《西遊記》雖是由眾多零散故事傳說匯聚成一部大書，但經過再創作，結構卻相當完整；它的文字幽默詼諧，靈動流利，善於描寫各種奇幻的場面，都顯示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
而作為中國古典小說最高峰的 《紅樓夢》，在體裁結構上更有它的獨到之處。
《紅樓夢》有一個宏大而精緻的長篇結構，試加解析，我們可以發現小說中包含這樣一些層次：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糾葛，是小說的中心線索；由此擴展，大觀園是小說人物活動的主要場所，賈寶玉與林、薛及園中其他諸多女性的命運，是小說的基本內容；大觀園作為賈府的一部分，這里發生的一切，又與整個賈府即寧國府、榮國府的種種活動密切聯系，賈府由盛入衰的過程，以及賈府中復雜的家族矛盾、賈府中其他人物的命運，同樣是小說的基本內容，且賈府中的男性與大觀園這一女性世界具有對照意味；由此擴展，賈家與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謂「四大家族」，構成一個社會階層。雖然除薛家外，其餘二家在小說中很少出現，但這種以賈家為主、薛家為輔，帶及史、王兩家的結構方法，足以反映出這一特殊階層的面貌；再由此擴展，以賈家為主、薛家為輔的貴族世家，又與外界發生廣泛的牽連，上至皇宮，下至市巷、鄉野，時近時遠地反映出整個社會的狀況；在這一切之上，又有一個隱隱綽綽的虛幻的神話世界，它不斷暗示著「紅樓夢」的宿命，使小說始終在花團錦簇的景象中透著幽凄的氣息。
正是這樣一種偉大的體裁，承載了一部偉大的著作，這也成為古典長篇小說的典範。
短篇小說的成熟，無疑是以「三言」、「二拍」為代表。
「三言」中小說有不同的來源，情況比較復雜。從現在能夠推斷的來說，其中一小部分是經過程度不等的修改乃至改編的宋元話本，又收錄了一些已有流傳的明代話本，而「二拍」中已不再有收錄改編舊傳話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據野史筆記、文言小說和當時社會傳聞創作的。總體來說，這幾部書精簡而引人入勝的情節要求了精短而美麗的體制，從而使我國古代短篇小說的創作走向成熟。
小說的體裁變化與發展更多的體現在內容對形式、體裁的要求上，所以，整個小說史 也是一個體裁變化發展的過程。
（五）
相對與其它幾種文學樣式，戲劇的出現較晚，也較集中。最早的可以算得上是戲劇的文學樣式應屬唐代出現的變文，之後有了宋代的話本、南戲，到了元代，戲劇的發展出現了高峰，即與唐詩、宋詞齊名的元曲之中的雜劇。後明、清兩朝也出現了一些藝術成就比較高的雜劇，但無論是文學藝術上的價值，還是文學體裁的完善、形成，都應以元雜劇為尊。
變文是指民間曲藝「轉變」所用的底本。自出現以來，歷代學者對「變」字的解釋，有多種不同的見解和推測，有的認為是梵文的音譯，還有的認為是 「變更」、「神通變化」等義，更有甚者認為是佛教語「因緣變」（因果變換）的簡稱，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定論。
「變文」這種演藝形式當是從「俗講」轉化過來的，所以變文中有較多佛經故事，只是它不像講經文那樣分段引用經文而後加以解說，而是完整地敷演佛經中的故事。後來轉為民間曲藝，內容也擴展到宗教以外。從它的體裁上來說，它還不能成為戲劇。他只有一個藝人進行說唱表演，沒有特定的演員、場景，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後來戲劇的雛形。
宋遼金時期的戲劇發展並不突出，最有特色的當屬金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
諸宮調是一種獨特的曲藝形式，是一種兼具說、唱而以唱為主的曲藝，和唐代的變文不同。因其用多種宮調的曲子聯套演唱而得名。據記載，北宋已有諸宮調；但有完整的作品流傳下來的，則以《西廂記諸宮調》為最早。《西廂記諸宮調》在體裁上的最大特點是：從漢族長期的文學積累中吸取營養，作品中對唐宋詩詞的大量運是早期的變文和話本之中沒有的。
現在我們說說元雜劇。
元雜劇是直接繼承金院本、諸宮調的多種特點，並從其它民間伎藝中吸取了某些成分而發展起來的。但元雜劇與金院本等畢竟有質的區別，到了元雜劇，才成為具有完備的文學劇本、嚴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豐富的內容的成熟的戲劇。
元雜劇的基本結構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為一本，表演一種劇目。少數劇目是多本的；楔子可以沒有，也可以用到兩三個。一「折」意味著一個故事單元（同時也是音樂單元，見後），四折之間，大多表現出情節起、承、轉、合的變化。「楔子」本意是插入木器的榫頭中使之緊固的小木片，引申到雜劇中，是指對劇情起交代或連接作用的短小的開場戲或過場戲，是整部劇本中的有機部分。 這是戲劇體裁上的突破和創新，也是元雜劇的亮點。
元雜劇的核心部分是唱詞。每一折用同一宮調的一套曲子組成，並一韻到底——所以說「折」也是音樂單元；四折可以選用四種不同的宮調。這是元雜劇形式上的另一個特點，但這個特點是處於前一特點的從屬地位，沒有「四折一楔子」的形式，也就沒有唱詞為中心的特色。
提及元雜劇，就不能不說說所謂「元曲四大家」的關（漢卿）、鄭（光祖）、白（朴）、馬（致遠）。他們對元雜劇無論是體裁還是文學價值上的貢獻是無法替代的。我們以關漢卿為例。作為中國古代偉大戲劇家的關漢卿，迄今見於載錄的雜劇共有六十六種，現存只有十八種。而他的作品按表現內容可分為公案劇和愛情劇。《竇娥冤》、《魯齋郎》、《蝴蝶夢》三劇，為公案劇的代表，而《拜月亭》和《調風月》則是一般意義上的愛情、婚姻劇。
關劇的體裁特點是：廣泛採用「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善於布置情節，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營造戲劇氛圍，並使舞台演出富於動作性。本來，元雜劇四折的體制比較短小，很容易寫得單薄，而關漢卿常以適當的剪裁、布置、使之能容納較豐富的內容。這也是其他幾位作家的共同之處。
元代的另一種戲劇形式——南戲，也是戲劇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中國古代戲劇成熟較早的一支，是從宋雜劇、金院本到元雜劇，另有一個成熟稍遲的分支，是在東南沿海地區流行的南戲。其最早產生於浙江溫州（舊名永嘉），故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或「永嘉戲曲」。
南戲的體裁方面與雜劇有很大不同，歸結為一點來說，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要比雜劇來得自由。它的曲調配合，雖有一定的慣例，卻沒有嚴密的宮調組織，可以根據劇情需要作較為自由的選擇；它的劇本結構，也不像雜劇那樣因為受音樂限制而形成「四本一楔子」的固定模式，而是以人物的上下場的界線分場，可長可短，大都比雜劇來得長；它也不像雜劇那樣每本戲規定只能由一個角色主唱，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種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機地結合起來。
明代，戲劇家族又出現了新的一分子——傳奇。此傳奇不同於唐傳奇。到明中期，在戲曲舞台上，傳奇已經取代了雜劇的主導地位。體制上，元雜劇的陳規已經被打破，一種戲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
明代戲劇成就最大的是湯顯祖。在湯顯祖的四部劇作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還魂記》，又簡稱《還魂記》）是用力最深、也最能表現其文學思想和藝術才能的一種。如果從體裁上嚴格說來，《牡丹亭》的有些缺陷是很明顯的：全劇五十五齣，結構顯得鬆散冗長。但因藝術上有獨到之處，這一缺陷是不能掩飾其光彩的。
中國古代戲劇的發展是比較迅速的，因其集中在宋元明三朝，受到人們的喜愛，所以成就也比較大，戲劇可稱為古代文學中體裁發展最快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