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最早的小說形式是什麼樣的
⑴ 中國古代小說的特點是什麼啊
我國的小說源遠流長。「小說」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篇》。我國小說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勞動人民的口頭傳說與遠古神話。這部分遺產主要記載和保存在《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中。先秦兩漢時期，「小說」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種文學體裁。到了魏晉以後，別具風格的所謂「志怪」、「志人」小說的大量產生，使我國的早期小說出現了一個較為繁盛的時期，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這時的小說，因為是「志」，即搜集記錄下來的，還算不上創作，所以人們把它同歷史歸於一類。小說脫離歷史領域而成為文學創作，是唐代以後的事。唐代經濟文化發達，文人思想比較活躍，於是產生了依照傳說創作而成的傳奇小說。傳奇小說發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隨之興起的是話本。話本經過文人加工、就變成了話本小說和演義小說。明代出現了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還出現了由文人模擬「話本」體制寫成的作品「擬話本」。馮夢龍編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屬擬話本小說。這以後再發展，便有了文人獨立的創作。這一時期出現的長篇小說《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清代的《紅樓夢》發揚了這個傳統，使中國古代的現實主義小說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因而欣賞時，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⑵ 中國傳統小說的寫作方式有什麼特點
章回小說
中國古代小說的分期
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和古代小說的發展情況，我們把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
1、准備期（從遠古至先秦兩漢）:我國最早的敘事文學，如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史傳文學等，雖然不是小說，但從思想上、題材上、語言藝術的表現方法上為古代小說的發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備。
2、成熟期（魏晉至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志人小說是中國小說的雛型。但他們仍然沒有擺脫依附歷史著作的狀態，作家也不是有意為小說，形式較簡單，只是「粗陳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說開始成熟，形成獨立的文學形式——傳奇體小說，作家開始有意為小說。唐傳奇是我國文言小說的一座高峰，對後代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轉變期（宋元）:宋元話本在中國小說史上承前啟後，標志著中國古代小說從文言向白話、從短篇向長篇、由史傳體向說唱體的發展和轉變。小說創作群體擴大，題材增加，《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經典的長篇小說就是在宋元話本的基礎上、經過世代積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榮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說發展處於停滯階段。明嘉靖、萬曆年間到明末，小說創作出現了繁榮的局面，代表作是《西遊記》、《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話短篇小說集。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成為小說的主潮。這一時期，小說作家主體意識明顯增強，小說從描寫歷史、英雄轉向描寫市井細民；人物塑造由類型化向典型化過渡。長篇小說從線性結構向網狀結構發展。作品風格鮮明，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繁榮階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葉）:清初，《聊齋志異》異峰突起，成為文言小說的又一座豐碑。接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出現,把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推向了高峰，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說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鑄在藝術作品中，從對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轉向對封建意識形態的認真反思；人物形象達到高度個性化。出現了反映個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對封建社會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帶有更濃重的感傷和困惑情緒。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近代小說尚未出現，這一時期興盛的公案俠義小說和狹邪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餘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紹。
6、演進期（1895-1911）：是近代小說時期，也是古代小說終結演進為近代小說時期。小說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斗號角，大量繁榮，近代小說從內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提倡改良主義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藝術上在繼承古代小說傳統的同時，逐漸接受西方小說的影響，人物、結構、語言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標題。「無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中國小說。本文將進一步指出，賽珍珠對中國小說形式的討論反映出她對中國傳統文化「形式」的態度，她的這種態度又基於她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和心態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定位、對中國文化何去何從這個嚴肅的問題進行思考的反應。本文涉及的大多隻是現象，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但是希望本文能對了解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某個階段提供一個視角，對賽珍珠研究有所啟示。
1932年2月賽珍珠在華北聯合語言學校作了兩場報告，後來以「東西方和小說」（「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國小說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為題發表。正如這兩個題目所揭示的那樣，賽珍珠在報告中通過比較中西方小說的異同，試圖證明中國小說具有獨特的、和西方小說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並且試圖從中國文化里挖掘出這種形式的「淵源」。我不清楚這兩個講話涉及的內容是不是在賽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現過，也不知道這兩個講話是不是已經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賽珍珠在這里表達的思想貫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盡管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說藝術。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紀以前的中國。這段時期中國小說沒有受到西方小說的影響，即使後期受到過一些影響，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慮。賽珍珠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來文化的影響，這個時期的中國小說可以看成純粹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第二，賽珍珠集中討論「源泉」問題，因為正是中國小說的源頭——中國文化——賦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國小說以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傳統不同，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說那樣在小說本身或小說藝術甚至文學傳統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體現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中，體現在世代相襲的中國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說藝術標准衡量，20世紀之前的中國小說看上去的確沒有清晰的表達形式，如果我們把「形式」狹隘地等同於西方小說的敘事手法的話。但是賽珍珠卻明確指出：中國小說確實具有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只是這種形式和西方小說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國小說的一個明顯的形式特徵就是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沒有出現「小說的突然繁榮」。雖然小說的雛形在歐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但是一般認為當代西方小說的鼻祖是17世紀初期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和他的小說《唐吉訶德》。此後工業革命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給歐洲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小說這種文學樣式由後台迅速擠到了前台：英國文學中18世紀出現了一大批小說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費爾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國小說的興起則是在19世紀，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這段時期法國、俄國的小說創作也達到了高潮。和歐洲一樣，小說這種文學樣式在中國開始時也處於邊緣，到了西漢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瑣碎之談」，「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魏晉南北朝時中國的小說出現繁榮，「寫作小說幾乎成為風氣」。但無論是「志怪小說」還是「鐵事小說」，其表現的內容都和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西歐大相徑庭，表現形式上也幾乎沒有可比之處。中國小說的另一個形式特徵，就是和民間傳說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時期的民間藝人繼承和發展。因此，小說在中國不是某些小說家們的獨創，而是不同時代不同藝人眾多創作版本的集合體。由於中國小說更多地表現出集體乃至整個文化的產物，其存在一直綿延了兩千年，所以在發生學上沒有出現過西方那樣的「突然繁榮」。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小說的內容和敘事方式（這兩點決定了中國小說的形式）比西方小說更加依賴本土的文化傳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尤其是那些講述或者記錄下傳說的藝人的心態。
中國小說的獨特形式引出賽珍珠的另一個論點：中國小說的「形式」並不是可以用諸如「高潮」、「結尾」「聯貫情節」「人物發展」等這些西方小說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來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從這個角度衡量，中國小說在整體上則顯得十分難以把握，內容上缺乏連貫性，主題上很少有明確集中的表現。但這種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國小說形式的明顯特徵。賽珍珠認為，中國小說家十分注重小說對生活的模仿，在這一點上他們要遠遠甚於西方的小說家——小說結構上之所以會出現不完整乃至支離破碎，因為這是生活本身的特徵，而這一點在西方小說家看來就是缺乏藝術性。問題是，結構上如此「不嚴密」的作品是否屬於藝術品。賽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沒有現成的藝術標准，也說不準它（中國小說）是不是屬於藝術；但是以下這點我卻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說反映生活比反映藝術更加重要，如果兩者不能兼得的話。
賽珍珠在這里並不是說早期的中國小說沒有藝術表現形式。相反她認為，早期的中國小說同時包含了生活和藝術，這種藝術和生活水乳交融，達到了難以區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藝術技巧界定的規則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認。因此，中國小說的內容和形式「豐富多彩，具有優越性」，更加「真實地展現了創作出這種小說的人們的生活」。
賽珍珠在這兩篇講話里試圖做兩件事：第一，證明在西方人看來「缺失」形式的中國小說的確具備某種形式；第二，從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的悠久傳統里向西方人展現中國小說的這種形式特徵。賽珍珠並沒有如我們期待的那樣，對中國小說的形式特徵進一步加以具體的羅列和說明，她甚至幾乎沒有提及中國小說的具體創作手法。接下來，她的論述轉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心態。這是因為，她雖然長期生活在中國，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畢竟只是剛剛有所了解，沒有能力從整體上去把握它；另外，她雖然喜愛諸如《水滸傳》這樣的古典小說，但要深究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形式也絕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經歷過的那部分中國農村的現實生活，以及她所接觸過的那部分中國文化，基本上還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她熱愛中國小說，為中國小說的形式辯護，出發點還是她對中國文化的欣賞。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國人民、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畢竟十分狹隘，不妨以《大地》為例。《大地》是這位美國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說，而且出版於兩篇講話發表的前一年。她筆下的小說人物是中國最貧困地區的一些普通的中國農民，她本人曾經在那裡生活過，對這些中國人的生活和世界觀十分了解。在賽珍珠看來，正是在這些普通的中國人身上，中國人的品格和中國文化傳統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顯的表露。例如她筆下的阿蘭就是中國婦女傳統美德的代表：無論環境多麼嚴酷，她都支撐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證家族的血脈綿延不斷，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龍相見時老夫人對她說的那樣：「服從他，給他生兒子，越多越好」。正因為如此，賽珍珠筆下的中國人（如王龍，秦和梨花）表現出的大多是諸如逆來順受、忍耐、漠然這樣的品性。這種品性當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來順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賽珍珠寫作這部小說及發表這兩個講話的時代，這種品性正被視為國人的所謂「劣根性」而遭到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批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知足長樂的小農思想常常導致自欺欺人，不思進取；對土地的過分依戀也會導致漠視危機，反對變革。賽珍珠本人在作品裡對這種落後的小農思想也表露出某種懷疑。
當然賽珍珠無意對中國人的這種心態進行誇耀。她只是告訴她的外國讀者，這種對待世界的方式有優點也有缺點，但它是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積淀；要了解中國這個泱泱大國，中華民族這個偉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國人的傳統心態是不可能的。賽珍珠堅信，這種生活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已經綿延不息了幾千年，小說家有責任以最接近這種生活的方式來反映它，這種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國小說所具有的形式。進入20世紀之後，國內的一些小說家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之下對中國人的傳統心態持越來越激烈的批判態度，對中國小說的表現方式越來越瞧不起。他們的小說或許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藝術性」，但是賽珍珠對此卻感到極度的失望。與此同時，一些青年小說家已經感覺到為他們的父輩所痛心疾首的某種文化缺失，開始「重新發現他們自己國家的現實」，填補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溝壑」，賽珍珠對此又感到十分興奮。
賽珍珠意識到，五四之後有一批青年人和他們的前輩不同。他們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卻同時對中國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國之後，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價值，重新樹立自己文明的傳統，賽珍珠對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十分青睞。這些年輕作家轉向「鄉村僻野或小城小鎮的生活」，那裡的生活對賽珍珠來說就是「本土中國人真實生活」的源泉，是小說創作的「新鮮靈感」所在。賽珍珠把林語堂、沈從文這樣的小說家稱為「少數精靈」，卻「思想精深，不會迷失在時代的混亂里」，認為這些人寫出的才是關於中國的「真實」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國小說。
但是賽珍珠的這些看法在當時顯然不合時宜。20年代末（賽珍珠正在撰寫《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華北聯合語言學校作報告的時候），中國知識界仍然在反思中國落後的原委，把之歸結為儒家傳統的負面影響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對國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進取的心態深惡痛絕。「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出現了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壞式的批判」。這種文化革命的第一個高潮出現於1915至1927年之間，也即賽珍珠在美國獲得學士學位一年後來到鎮江任教之際，和她開始構思寫作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之時。「偶像破壞」的含義是「從思想上拒絕一個傳統」，而賽珍珠時代中國知識界有人主張「對傳統的中國思維進行徹底的改變」，以使「腐朽衰敗的中國重新煥發青春」。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和唯唯諾諾的儒家道德傳統決裂，二是通過文化變革促使社會變革，以改變國人對「整個宇宙和人類現實的總體看法」。文學尤其是小說為此負有重要的責任，正如魯迅在世紀初所說的那樣：「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相比之下，賽珍珠倒是主張對中國傳統進行恰當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張採取過於偏激的態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進的文學家並不理睬她的呼籲，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壞的主流十分不和諧。魯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評她對中國的現實一知半解，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表現十分浮淺，對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爭論雙方面對的是同樣的中國社會現實，一方把它看成中國文明的價值所在，另一方卻把它看成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魯迅對中國農民的小農意識進行過入木三分的批評，認為這種意識造成國人的狹隘和懦弱，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在他描寫鄉村的小說里，中國「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龍那樣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蘭那樣醉心於土地的農民，而是阿Q那種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種幻想的破滅，以及一個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會。魯迅要竭力尋找的，不是象徵中國傳統文化的小農，而是知識分子里「勇猛的鬥士」，並且為其人數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這個「現代中國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詩歌，一種是激進的左翼詩人的創作，另一種則追隨西方現代主義，醉心於純粹的詩歌形式，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這種情況或許也發生在小說創作中，因此象賽珍珠這樣的小說家就沒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場所。從某種意義上說，賽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們更具有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氣質：他們「執著於發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價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礙，都無所畏懼地追求自已的原則和理想」。但是他們畢竟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不一樣，表現不出「獨立批判」的能力，因為他們主要關注的不是「確鑿的懷疑」，而是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補「牆上的裂縫」。中國知識分子的偶像破壞心態，以及知識界的偶像破壞運動持續了多年，但是賽珍珠的態度卻一直沒有改變，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情有獨鍾，盡管其中可能會有一些誤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讓人感到欽佩。
8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開始重新認識賽珍珠以及賽珍珠在兩篇講話里贊揚的一批文人（如林語堂、沈從文，盡管她沒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與此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人，學術界對中國近當代思想史也進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壞運動，體現在當代對盲目崇洋的批判，對全盤西化的質疑，對工業化弊端的認識以及對全球化的警惕。與此相伴隨的，就是對儒教文明和中國文化道德傳統的重新認識和強調。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學者意識到，「西方文化的負面影響不僅僅只是常常談到的經濟上的剝削，還有在西方教育體制下對中國文化的整體忽視」，而且這種忽視已經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學者們指出，本世紀上半葉那場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中有一些言論過於偏激和空玄；中國國土遼闊，每一個地域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但是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多樣性一直重視和研究不夠。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對賽珍珠會產生新的興趣。賽珍珠熱還和西方後結構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關。福科的知識考古學使人們關注起知識間的內在聯系，以往由於各種原因而遭到忽視的那部分歷史重新得到關注，以往一些簡單化的結論也得到重新闡釋。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們對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並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納入整個中國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認識。
當然，賽珍珠乃至中國文化傳統的重新再發現並不一定意味著賽珍珠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會發生明顯的變化。賽珍珠是一個十分復雜的人物，她在作品裡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國農民生活極其有限的一個側面，並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看法現在看來也有簡單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讀賽珍珠的這兩篇講話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賽珍珠時代中國人的思想正如當時中國小說採納的形式那樣十分復雜。不論這種思想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它的首要責任就是「在中國人群里發現中國的力量所在，使中國人民重新充滿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價值的優越性，從而重新找回對自己文明的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賽珍珠80年前有關「無形中的有形」的論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國小說還是中國文化，都值得我們去仔細思考。如果說首先來華的那些傳教士們曾經幫助西方人發現了中國文明，賽珍珠則不僅幫助西方人而且幫助中國人來重新找回中國文化傳統——這樣的傳教士的確少見，而且賽珍珠可能是最後一位。
《無形中的有形——賽珍珠論中國小說的形式》
⑶ 中國小說的形式是如何演變的
明清小說
明代和清代的小說。明清兩代是中國小說史上的繁榮時期。從明代開始，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充分顯示出其社會作用和文學價值，打破了正統詩文的壟斷，在文學史上，取得與唐詩、宋詞、元曲並列的地位。清代則是中國古典小說盛極而衰並向近代小說轉變的時期。
明代小說 明代小說包括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又可分為文言短篇和白話短篇。長篇小說和白話短篇小說，是在宋元時期說話藝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明代的長篇小說按題材和思想內容，可概括為以下幾類：①歷史演義小說。它是由宋元說話藝術中的講史一類發展而來的。歷史演義以一朝一代的歷史事實作基礎，吸取野史雜說和民間傳說的內容，敷演擴大而成。「七分事實，三分虛構」是其特點。元末明初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是最典型的歷史演義小說，也是中國的第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代表了歷史演義小說的輝煌成就。在它的影響下，歷史演義大量出現，內容差不多從遠古傳說時代到漢晉唐宋都有所作。較著名的有《列國志傳》、《全漢志傳》、《唐書志傳通俗演義》等，其中以馮夢龍改編的《新列國志》成就較高，影響也較大 。②英雄傳奇小說。它也是在宋元講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它與歷史演義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拘泥於一朝一代的歷史事件的演變，而是以描寫理想化的傳奇式的英雄人物為主，虛構的成分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滸傳》是它的代表作品，標志著中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藝術趨於成熟。明中葉以後，產生了不少英雄傳奇小說，較著名的是萬曆年間熊大木所著的《北宋志傳》和無名氏所作的《楊家府演義》。此外，郭勛的《皇明英烈傳》和袁於令的《隋史遺文》也是明後期影響較大的英雄傳奇作品。③神魔小說。這類小說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響，內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滿奇異的幻想。吳承恩的《西遊記》是神魔小說中最優秀的一部。《西遊記》也是在宋元說話藝術和民間傳說的基礎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創作而成的。此外，許仲琳所著的《封神演義》是影響較大的一部。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董說的《西遊補》等也流傳較廣。④世情小說。它是以社會現實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為題材 ，刻畫種種世態人情的小說。以《金瓶梅》為代表。《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它開始擺脫了歷史故事、歷史傳說對小說創作的束縛，轉向現實題材，開始對日常生活作細致的描寫，這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金瓶梅》之後，世情小說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在世情描繪中宣揚因果報應思想，如成書於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緣傳》等。另一種則演化為才子佳人小說，如成書於明末清初的《玉嬌梨》、《好逑傳》等。⑤公案小說。明後期描寫冤獄訴訟的公案小說興起，是社會黑暗、政治腐敗的反映。較著名的公案小說有李春芳的《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 》和無名氏的《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等。這類小說在歌頌清官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的黑暗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公案小說一般都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曲折而忽視人物性格的著力刻畫，藝術上顯得粗糙。同時在思想內容上也往往夾雜著鬼神迷信和封建說教。明代的短篇小說主要是白話短篇小說，白話短篇小說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明人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是摹擬學習宋元話本的產物，故被稱為「擬話本」。現存最早的明人輯印的話本集是《清平山堂話本》。收集白話短篇作品較多而且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是明末天啟年間馮夢龍編輯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三書都包括宋元話本和明人的擬話本兩部分。其後，凌濛初模仿「三言」創作了《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二拍」。均為擬話本。「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話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更直接更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其中愛情婚姻題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 ，這類作品反映了市民階層的進步的愛情 婚姻觀念，批判了封建禮教的不合理性，歌頌了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爭。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和黑暗政治，寫出了人民的苦難。另有些擬話本描寫了小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生活和思想，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擬話本承襲了宋元話本的傳統，一般都具有較強的故事性，情節生動曲折，感情色彩鮮明。它藝術手法更加成熟，特別是心理描寫和細節描寫更加趨於豐富細膩。比較優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玉堂春落難逢夫》等。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擬話本小說集還有《石點頭》、《醉醒石》、《西湖二集》等。明代的文言小說，是沿著唐宋傳奇的線索發展而來的。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余話》、邵景瞻的《覓燈因話》等。明人的文言短篇小說在寫法上模仿唐宋傳奇，缺乏創作新意，因而成就不高，其影響遠不及白話短篇小說。
清代小說 清代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給予小說深刻的影響。從清初到乾隆時期，是小說的全盛時期，代表民主傾向的、真實描寫社會現實的作品是這個時期小說的主流，《紅樓夢》是它的最高代表。乾隆時期以後到鴉片戰爭以前，即嘉慶、道光時期，脫離現實、宣揚名教和因果報應的作品大量出現，小說創作呈現萎頓、沉悶的景象。清初至乾隆末年(1644～1795)，小說創作在數量和質量、內容和形式、風格和流派等方面，比前代均有較大發展。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在清初格外突出。重要的作品有《水滸後傳》、《隋唐演義》、《說岳全傳》、《女仙外史》等，寫的是歷史和歷史人物，表現的是當時社會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意識。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繼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傳奇的優良傳統，是中國文言小說的最高峰。長篇小說《儒林外史》汲取了古代文學中諷刺藝術的營養，展示了一幅廣闊的社會生活圖卷 ，是中國古代諷刺文學的經典作品。長篇小說《紅樓夢》，描寫一個貴族家庭的衰敗，反映了當時青年男女對個性自由的要求與封建制度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閃爍著初步的民主主義精神。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一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此外長篇小說《綠野仙蹤》，話本小說《照世杯》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嘉慶至道光二十年(1796～1840），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有《說唐演義全傳》、《萬花樓楊包狄演義 》等，但思想性和藝術性都不及前期同類作品。續《紅樓夢》成風，這類作品都是想改變《紅樓夢》的悲劇精神，讓賈林大團圓，反映了封建傳統文藝思潮對《紅樓夢》的反撥，是一種倒退。《盪寇志》以續《水滸傳》為招牌，而立意與《水滸傳》正相反，表現了作者痛恨農民起義，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立場。這時期較好或有新意的作品，有《綠牡丹》、《雷峰塔傳奇》、《粉妝樓全傳》、《雙鳳奇緣》和《鏡花緣》等。清代小說的面貌和明代小說有顯著的不同。明代小說大都有一個從民間傳說、戲劇、話本到文人編定的演化過程。清代小說則不同，作家依據自己的生活和經驗選材、構思和描寫，在作品中充分表現作者個人的意願和理想。在結構、敘述和描寫人物各方面，也都臻於成熟。一般的作品都有獨創之處。《紅樓夢》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思想和寫法，是這時期小說的最傑出的代表。
《三國英雄志傳》書影（清嘉慶年間刊本）
清代是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黃金時代 。不僅數量空前，風格流派多樣，最重要的是它與現實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寫逝去的英雄時代和傳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轉向世俗的社會和平常的人們。明代《金瓶梅》開辟的以現實社會及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著重寫市井間世俗情態的新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發揚。《儒林外史》、《歧路燈》、《綠野仙蹤》、《紅樓夢》都是寫現實生活中的人，充分顯示出長篇小說反映現實生活的巨大能力和容量。在清代，小說在文學領域成為主流，其成就超過了傳統詩文和其他文學樣式。
參考資料：http://www.coco163.com/zldq/M/M1153.htm
⑷ 中國古代小說的基本特點是什麼
一、中國古代小說起源於神話傳說。與其他民族的小說一樣，最初的作品都與上古傳說有關，神話傳說有簡單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這為小說的孕育和產生准備了條件。比如《紅樓夢》的開頭，就是借用了女媧煉石補天的上古神話傳說。
二、中國古代小說在民間汲取營養。民間口口相傳的故事，為小說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代小說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中國小說的每次發展、進步都是由優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間學習，參與、加工民間創作而取得的。比如《西遊記》，就是在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 文人與民間創作結合的創作方式，使得中國古典小說呈現了重視情節的特點。重視寫情節並不意味著忽視寫人物，而是要通過情節表現人物，以外在的情節動作來表現人物的內心活動和精神狀態。
三、古代小說與歷史結合很深。比如《水滸傳》，就是充分吸收史傳文學寫人藝術經驗的一部作品。比如《三國演義》，整個小說就是構築在虛實歷史之上的。
四、我國古代小說的取材和用意多是立足於現實。小說創作不脫離現實，這些小說都產生於現實，由於現實問題的觸發而幻想出來的。比如第一部文人創作的小說《金瓶梅》，就完全是描寫日常生活，並直接影響到了後來的《紅樓夢》。
五、古代小說是逐漸發展的。由最早的神話傳說式到志怪式，再成長為唐時期的傳奇，最後到明清時成長為長篇巨作。
⑸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史
中國古代小說，晚熟於詩歌、散文，略早於戲曲。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小說一向受到封建正經統文人的鄙視。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古代小說，是在封建正統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視眼光下發展繁榮起來的。這也是一種「逆反」。
中國古代小說起於何時，源於何書？我們似不可拘泥於一時一書，因為小說在敘寫技法上，雖不似戲劇那樣要求各種文學藝術的高度融合，但較之詩歌、散文要求卻更多更高，非一時所能形成，更非一書所能標志，只宜概而言之。我們把先奏兩漢看作是中國小說的萌芽時期，實際上是基於我們並不認為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已經產生符合小說文體基本條件的小說作品。就實際情形而論，這一時期的神話、寓言、史傳、「野史」傳說等，都孕育著小說藝術的因素，為小說文體的形成准備了條件；同時也呈露出了中國小說童年時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兩大類別的端倪。不過中國古代早期的小說與歷史傳記難以截然分開來，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
從後漢至唐代以前，是中國小說的童年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小說初步形成的時期。魯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說稱為「古小說」，這是為了與唐人小說和唐以後的小說區別開來。因為唐人小說是公認的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完全成熟的標志，而「粗陳梗概」的六朝小說，顯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認為，「童年期小說」與「古小說」就是相似相通的。這一時期的小說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事物的「真實」而非強調藝術的真實。作品大都不作「幻設語」，作者所寫的是作者所相信實際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帶有「傳景」性質。就志怪小說而論，不是像後來的作者借非人類的故事來反映人世間事，而是確信「陰陽殘殊途，人鬼乃皆實有」。從根本上講，作者還不知怎樣做小說，更非「有意為小說」。這種帶有原型狀態的小說，無疑表現了童年時期的特點。童年期小說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和以干寶《 神記》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兩大類別的興起，既與時代文明氛圍和社會習尚有密切的關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傾向的發展的不然，對爾後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與分流奠定了基礎，甚至對某些長篇小說的創作也產生了影響。
「小說亦如詩，至唐而一變」。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唐人小說是一次質的飛躍。唐人小說，僅《太平廣記》一書收錄的單篇就有四十餘篇，專集四十餘部，約在千篇之數，大體分為兩類：一為傳奇，一為志怪。唐人小說繁榮發達的原因，除對童年小說創作經驗的繼承發展外，與當時的政治昌明、文化發達以及科舉「行卷」、「溫卷」之風有直接關系。
小說發展到宋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話本的產生。從此，以文言短篇小說為主流的宋以前小說史，從宋代開始，逐漸轉為以白話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短篇小說的沿著它的軌跡發展。這樣中國小說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兩條線索交互發展，它們既有各自的特點，又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千姿百態，美不勝收，高潮迭起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所佔的分量越來越重，地位也越來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說發展的這一條線，至宋，文言短篇小說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奇體，這是唐人小說的余緒；二是筆記體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說的演化；三是志怪體，這是童年期志怪小說的延續。宋人傳奇小說的成就遠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忌諱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加避，去講古事。加之宋時理學盛極一時，因為小說也多理性化了。」總之，宋代傳奇多與歷史題材，總體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譚意歌偉》、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等。宋人筆記特多，為以前所不曾有過之現象。其中不少為說或近似小說。北宋初期，多記唐五代事，如孫光寬的北夢瑣言；北宋中期以後，多記本朝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而南宋人則多記北宋舊年，如周輝的《清波雜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說，「平實而乏文采」，其成就還不如記歷史瑣聞的筆記，但也有幾部頗有影響的作品，如洪邁的《夷堅志》、吳淑的《江淮異聞錄》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說的成就雖不甚高，然數量與種類繁多，在小說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而寧人對文言小說的最大貢獻，在於編輯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廣記》，北宋初年以前的許多文言短篇小說，多賴以保存下來。
金元時期的文言短篇小說，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未超過宋代水平。但發展線索未斷，且有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如元好問的《續夷堅志》、劉祁的《歸潛志》、淘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說雖不能與同時代的白話長、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傳奇、志怪、清言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余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張潮編輯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語林》等。這些集子中有許多文情並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劉基、馬中錫的文休中，亦間有日干小說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間，文言短篇小說大多晉唐，然又無一能逾越於唐。至清代而大變，文言短篇小說高度繁榮，產生了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的《聊齋志異》，把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最高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概括了《聊齋志異》寫作與內容兩方面的基本特徵。《聊齋》的「志怪」與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區別在於：蒲松齡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則「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無意地宣揚「怪」，而蒲松齡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於「怪」。《聊齋志異》有雲：「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一出，作出蔚起，雖無一能與之頡頏，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響較顯者有：王士禎《池北偶談》、袁枚《子不語》（即《新齊諧》）、沈起鳳《諧鋒》、滿人和邦額《夜譚隨錄》、曾衍東《小豆棚》等。之後， 時治至光緒年間有王韜的《遁窟讕言》、《松隱漫錄》、《淞濱瑣話》和宣鼎的《夜雨秋錄》等。魯迅評後幾種集子雲：「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漸稀，百煙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語》和賈名的《女聊齋》等。可見《聊齋》的影響及信作之盛況。《聊齋》風行百餘年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相繼問世。紀的對《聊齋》頗有微詞，謂其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訾
(zhǐ底毀)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魯迅語）魯迅贊評《閱微》，謂其「雋思妙事，時足解蕢；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後無人能奪其席。」但《閱微》側重記事以明理，故事情節不夠豐富，人物形象不夠豐富，且議論過多，因而缺乏《聊齋》那樣濃厚的小說意味，其學述價值高於文學價值。《閱微》之後，信者亦夥。清人筆記盛況空間，在文言短篇小說中，筆記小說所佔比重最大。但筆記中普非全為小說，只是筆記中有不少符合小說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們去鑒別與整理。
我們再從宋代談談白話小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宋人話本的產生帶有革命的性質。其積極意至少有以下幾點：①由文言到白話，既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又擴大了讀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說的社會功能。②作品描寫的對象由表現封建士子為主轉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觀點美學情趣隨之發生了變化。③奠定了白話短篇和長篇小說的基礎。枕頭人話本的興起，「實在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魯迅語）
「話本」原是說話人的底本。「說話」就是講故事。作為一種伎藝，起源於唐而盛於宋究其淵源則很久遠。唐以前的「說話」活動僅限於士大光之間，多半供統治階段娛樂消遣。到了唐代「說話」作為一種伎藝，有向「市民文學」發展的趨勢。因唐人的文言小說、變文等，無論內容和形式，對話本都有影響。
宋代「說話」十分發害遍及瓦子、勾欄、茶樓、酒肄、街頭巷尾、宮廷寺廟、府第鄉村。這樣，便出現了一批專業化的「說話人」，還有編寫話本的團體，有「說話人」的行會。「說話人」有專業上的分工叫做「家數」；在「家數」中，影響最大者是「小說」與「講史」二家，尤其是「小說」這一家。從「說話」到話本小說，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初期，作為「說話人」底本的話本，不是供人閱讀，而是為了師徒傳授和講給人聽的；編寫話本，不是基於文學的目的，而是由於職業的需要。隨著市民對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業的發達，供「說話人」使用的底本——話本逐漸被加工潤色，印刷流傳供人閱讀坑味了。話本—經公開流傳，白話小說也便隨這誕生了。從此，也使這種伎藝和話本在一定意義上分了家。
宋元時代，話本多是單篇流傳、多出於民間藝人之手，流傳於市井之間幾乎無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寫作的具體年代，尤其是宋元兩代更難分辨。於是治小說的人只好把它們眼就一起，統稱為「宋元話本」。「宋元話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無精確統計，當代學者認為，小說話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講史」[又稱「平話」（或「評話」）]話本。多出自元代，據《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六記載，共26篇（惜多已失傳，今僅存《編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大宋宣和遺事》和「講經」話本只是近似小說而非小說，只是對章回小說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
宋代「說話」伎藝的勃興，與當時都市經濟的畸形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從《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和《武林舊事》諸種筆記可以清楚地得到說明。
明代是白話小說謊蓬勃發展的時代。就白話短篇小說而言，明人從三個方面作出了貢獻：一是加工潤色宋、元、明三代藝術上有缺陷忍氣吞聲話本，二是搜集整理話本小說集，三是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明代白話小說（短篇）最繁榮的時期是在萬曆以後，尤其是南方，都市經濟發達，市了階層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趨放誕，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為主要內容的白話短篇小說日益蓬勃地發展起來。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緶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話本》和馮夢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恆言》）及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清平山堂話本》原分六集共收話本60篇，總名《60家小說》。僅存27篇。書中多宋元舊作，未加潤飾；少數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話小說謊百開篇，其中有經馮夢龍加潤飾的話本，也有他創作的擬話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則全為凌濛初創作的擬話本。 馮夢龍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學家，對通俗小說理論也有卓越的見解。他編的「三言」題材廣泛、佳作頗多、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藝術上多所創造。從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話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與「三言」同時的最早的擬話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濛初的思想遠不及馮夢龍進步，書中糟粕較「三言」嚴重得多。但在藝術上「抒情寫景，如在耳目」。（孫楷第語）
請初「抱瓮老人」從「三言」、「二拍」精選出四十篇作品，定名為《今古奇觀》，在「三言」、「二拍」一度失傳的情況下，賴此書我們得以了解明代白話小說的基礎情況，這個選集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響下，出現了擬話本創作熱潮，集子有四十餘部。它們的思想與藝術性雖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還有些作品值得一讀，如崇禎年間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點頭》、明末清初李漁的《十二樓》、「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據之風盛行，士大夫不熱衷於小說，直到清末，這種現象才發生變化，小說又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明初，《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相繼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史又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從此，中國小說史以短篇小說為主轉而進入到了以長篇小說為主的新時期。雖然短篇文言、白話小說一直在按照身的規律發展前進，並且時有佳發，時有高潮，但總體說來，其成就與規模則無法與長篇小說相比擬。「四大奇書」在所屬各類題材中獨占鰲頭：《三國演義》既是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一部歷史小說的典範；《水滸傳》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傳奇的典範；《西遊記》既是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也是一部神魔小說的典範；《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寫世情的長篇小說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獨力創作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它們各自開創了一個長篇小說的創作領域。「四大奇書」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響著長篇小說的創作，以至形成了長篇小說創作的幾個系列：《三國》系列、《水滸》系列，《西遊》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響著整個社會、影響著文化思想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力量是難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部長篇巨著問世，兩世之前，中國小說史上雖不乏諷刺之作，但卻沒有一部稱得上諷刺小說的樣板，所以魯迅對《儒林小史》的好評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書」之外，另闢了一條蹊徑。它不僅直接影響了晚清譴責小說的創作，也影響後來魯迅的雜文。至於《紅樓夢》的成就和影響就無庸多言了。無論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上的巔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視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光輝總結。如果說《三國》、《水滸》、《西遊》在民間影響極大，而《儒林》、《紅樓》的影響則在士大夫之間。尤其是《紅樓》的讀與講，則早在士大夫中成為了一種習尚和時髦：「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相互理解在。」這說明在清代知識階層中不僅有一股「《紅樓夢》熱」，而且還把是否通《紅樓夢》當成了衡量一個人學識高低的標准。在《紅樓夢》尚未西世時就有人評點，兩百多成來，評論者比肩接踵，續作汗牛充棟，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國小說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對《紅樓夢》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種學派——「紅學」，而今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這是中國的人驕傲。
《紅樓夢》之後，由於時代的原因，小說創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說才又繁榮起來。由於清廷的極端腐敗，社會處於了大變革昀時期；小說理論高度發達，眾多雜志創刊問世，印刷事業也發達興旺，是為小說提供了創作面世的便利條件。據近人粗略統計，晚清長篇小說當在千種以上。「四大小說家」（李伯元、吳 yiàn（足企也）人、劉鶚、曾樸）中，僅李伯元、吳 （這個字打不出來）人二就創作了長篇小說數十種。晚清小說不論內容還技法，都有許多新因素，體現了變革時期的特點。對晚清小說的研究與整理，阿英（錢杏頓）先生貢獻最大，魏紹昌先生也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從總體上講，較之明代和前清小說的研究，似乎顯得還很薄弱。可以紀的是「四大譴責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曾樸的《孽海花》。
綜前所述，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簡小說的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資多彩的狀態。
⑹ 中國古代小說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國古代的小說萌芽於先秦，發展於兩漢魏晉南北朝，當時被稱為筆記小說，主要有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兩種。唐代是小說的成熟期，當時的小說被稱作傳奇，宋金時期流行話本小說。元末與明清時期小說發展至高峰，出現了長篇白話小說。
我國的小說到現在已經是非常的輝煌燦爛，但是今天的我們有沒有試著去尋找中國小說的根源和發展過程呢？在這里就讓我們去追溯歷史，去尋找中國小說的根源。中國的小說有很多起源，中國最初的著作是是：寓言、史傳、諸子散文等。我們從中就可以看出，我國的很多小說就是從神化傳說開始的，神話就是把神人化，傳說就是把人神話。但這兩者之間的界限很難區分和劃分。到了魏晉南北朝出現了志怪，志人小說。這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到過的名字，但不論是神化或是志怪或是志人，都是用史記的方式流傳下來的。比如《穆天字傳》就是個神話，可史書卻把他歸為帝王起居一類；《山海經》也是神話傳說。《漢書》卻八它歸為「地理志」。但不管如何，它卻是中國小說的最初形式。
⑺ 中國古代文學的最早和作為文學源頭的兩種文學樣式是
是上古歌謠和神話
原始人類是群體勞作的，在勞動中常常發出有節奏的呼聲，這種自然健康的韻律成了詩歌的起源。如果在有節奏的呼聲中，再加上一些語言，形成彼此互相唱和的詞句，這就是最早的歌謠，也是詩歌的最原始形式。上古時代，沒有文字，沒有書面創作，不可能出現單純的文學作品，人們往往邊勞動，邊歌舞，因此，最初的歌謠是和音樂、舞蹈融合在一起的。直到較為完備的樂器和文字出現以後，音樂、舞蹈與詩歌才分為各自獨立的藝術。
文學藝術起源於生產勞動，它的產生要追溯到人類的上古時代。中國古代的先民常常遭受自然災害的襲擊，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限制了人們的知識水平，在和自然作斗爭的過程中，不能理解和解釋種種自然現象，在自然的力量面前顯得十分無能和困惑。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種變化的動因歸之於神的意志和威力。先民們藉助幻想來表達希望和心願，創造了許多神的故事和神化的英雄人物形象，這些故事和人物通過口耳相傳，一代一代流傳開去。這就是神話的起源。
二者都是先民在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時創作的，在其產生和早期傳播中都有集體性、口頭性特徵，到了文字時代才逐步予以錄載，被保存在後世的著述之中。雖然在流傳的過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傳時代的烙印，但就其內容的本質而言，與原始社會的其他文化藝術有驚人的相似相通之處，是中國文學的萌芽。
上古歌謠比神話產生更早，它是我國後世古典詩歌的搖籃。上古神話比歌謠更富於文學性和浪漫主義色彩，對我國後世文學的影響更為廣泛深刻，是我國文學的重要武庫和土壤。
⑻ 中國古代最早的文學樣式是什麼
是上古歌謠和神話
原始人類是群體勞作的,在勞動中常常發出有節奏的呼聲,這種自然健康的韻律成了詩歌的起源.如果在有節奏的呼聲中,再加上一些語言,形成彼此互相唱和的詞句,這就是最早的歌謠,也是詩歌的最原始形式.上古時代,沒有文字,沒有書面創作,不可能出現單純的文學作品,人們往往邊勞動,邊歌舞,因此,最初的歌謠是和音樂、舞蹈融合在一起的.直到較為完備的樂器和文字出現以後,音樂、舞蹈與詩歌才分為各自獨立的藝術.
文學藝術起源於生產勞動,它的產生要追溯到人類的上古時代.中國古代的先民常常遭受自然災害的襲擊,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限制了人們的知識水平,在和自然作斗爭的過程中,不能理解和解釋種種自然現象,在自然的力量面前顯得十分無能和困惑.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種變化的動因歸之於神的意志和威力.先民們藉助幻想來表達希望和心願,創造了許多神的故事和神化的英雄人物形象,這些故事和人物通過口耳相傳,一代一代流傳開去.這就是神話的起源.
二者都是先民在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時創作的,在其產生和早期傳播中都有集體性、口頭性特徵,到了文字時代才逐步予以錄載,被保存在後世的著述之中.雖然在流傳的過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傳時代的烙印,但就其內容的本質而言,與原始社會的其他文化藝術有驚人的相似相通之處,是中國文學的萌芽.
上古歌謠比神話產生更早,它是我國後世古典詩歌的搖籃.上古神話比歌謠更富於文學性和浪漫主義色彩,對我國後世文學的影響更為廣泛深刻,是我國文學的重要武庫和土壤.
⑼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起源
中國古代「小說」概念的演變「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 其意指「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也就是所謂的「殘叢小話」小說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概念出現於漢代，西漢劉歆編的《七略》中已有「小說家」 的明確類目。桓譚在他的《新論》中說:「若其小說家，合殘叢小說，近取譬論，以作短書， 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這段話，既說明小說的形態特點是短篇體制，運用比喻說事，又 強調了它的社會功用。東漢班固在《漢書 藝文志》中進一步明確了小說的內涵及特點: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途說之所造也。 因此，在他的《漢書 藝文志》中，小說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排在十家的最後一家。 綜合漢人對小說的理論，大致包含以下幾層意思: 1.小說的內容來自民間傳說，屬「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是不符合「大道」、不見 於經典的瑣聞雜說或神怪故事。 2.小說的形態特色是「殘叢小語」，即短篇體制，運用比喻、誇張的虛構手法，因此具 有生動性和形象性。 3.通過說故事或敘事對生活進行指導，既具有傳奇性又具有知識性和說教性。 一、中國古代小說與神話的關系 小說究其根本，應來源與神話與傳說。明代胡應麟說《山海經》是「古今語怪之祖」(《少 《山海經》是我國先秦典籍中獨具風貌的作品，自古被稱為「奇書」，此書共十八卷，分《山經》和《海經》兩部分。 《山經》以紀五方山川為綱，系之以古史、草本、鳥獸、神話、宗教等內容;《海經》 除著錄地理方位之外，還記載遠方異人的狀貌和風俗，夾雜著大量的神話片段。 《山海經》是錄著我國古代神話最多的一部典籍，如「誇父逐日」、「精衛填海」、「西王 母」、「黃帝與蚩尤之戰」、「鯀禹治水」等。是孕育後世小說的胚胎。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山海經》乃「小說之最古者爾」。 西晉太康年間出土於河南汲縣魏襄王冢中的《穆天子傳》，以相當可觀的篇幅描寫了周 穆王以造父為馭者、以河伯為副車，驅八駿巡行天下。《穆天子傳》代表著神話向小說的過 渡，並開了後世英雄傳奇的先河。 中國的神話有一個歷史化和宗教化的過程，神話人物常會被逐漸納入帝王家譜和宗教神 譜，反映這種變化的，在中國小說史上有一種由神話過渡到「仙話」的現象。仙話更多地表 現了後世人的理想和慾望。這表現了小說一方面吸取神話的幻想，一方面，又開始脫離神話 那種先民心理，回歸到現實的人情。 二、中國古代小說與子書的關系 古代小說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圖書分類目錄中一般屬子部，故稱子部小說。 《晏子春秋》在寫作上很有特色，故事簡潔完整，語言清新流暢，許多篇章已具有了小 說的敘事特點，如著名的「晏子使楚」。 先秦諸子為了形象地闡明道理，往往用寓言來說事。這些寓言既具有諷諭性、哲理性， 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有些寓言故事情節生動，人物形象鮮明，已具有小說的特點。 《孟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韓非子》中的寓言，諸如「和氏璧」、「買櫝還珠」、「自相 矛盾」。《莊子》中的寓言如「皰丁解牛」、「匠石運斤」、「佝僂者承蜩」等。宋代黃震說莊子 是「詼諧小說之祖也」。 三、中國古代小說與史書的關系 從《左傳》開始，史家在著述歷史的時候，便常雜以流傳民間的遺聞佚事，使歷史事件 故事化，而且敘事完整翔實，並運用逼真的細節來描寫人物，使歷史人物性格鮮明，形象生 動。如:出亡中的晉公子重耳，諫假道的宮之奇，哭師的蹇叔等。 《戰國策 齊策》中的「鄒忌諷齊王納諫」，可以說是一篇很生動的小說。 從《左傳》到《史記》、《漢書》，這些歷史散文都證明了「史有詩心、文心」的觀點。 同是，它們的敘事方式、結構形態、語言技巧也常常的影響了中國小說文體的發育、發展。 此外，中國小說中也有一些被稱為「野史」的作品長期竄入史書的領域，如《吳越春秋》， 是一部採用虛構手法的小說，而不是史書。 從《左傳》開始的史學，的確是「小說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