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俠客形象

❶ 小說中的俠客形象

「俠骨柔腸」是金庸作品中男性英雄的基本素質和人格魅力所存。男性英雄光有沖天的俠客豪情是不夠的，其內心必須同時儲有豐富的情感能量。因而，作者在其生活成長路途中安排了各色各樣的感情經歷，這首先當然是愛情經歷。美女愛英雄，自古而然。但對於這些英雄俠客而言：愛的能力，不是那種繁衍後代，延續種屬的勝利能力，而是作為一個真正的英雄必不可少的心理能力，因為愛和被愛的經歷才使得其英雄形象更加完美。表現出正直無私，見義勇為，利國利民的「金庸俠客」形象。愛是英雄豪情的基礎性構建，「俠」與「情」的完美融合，互相支撐，才能構築起英雄俠士的完美人格。金庸筆下的英雄，社會的始作佣者，他們的愛情常常與對國家、民族、人民、朋友、正義的無限熱愛的高貴品質緊密聯系在一起。情愛與對國家、民族、朋友、正義的熱愛產生沖突才會形成巨大的張力，從更深層次意義上造就了令人敬仰的英雄氣概和光彩奪目的俠客人格魅力。在金庸小說的英雄形象那裡，「愛「這種情感，具有鮮明的道德含義。

❷ 金庸小說中的俠客形象，拜託了，因為我作文本來就差，現在要我寫1500字的論文，實在是叫我去死，拜託了!

金庸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為三類：民間俠、儒俠和道俠。
民間俠的典型代表是蕭峰，他具有歷史上一般俠客的講義氣、重然諾、扶危濟困等優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來的俠客中最為瀟灑不羈、縱橫無束而又豪爽純真的性格；看似粗莽大漢，實是宅心仁厚，極富憐憫情懷。他的結局尤為特殊，為息兩國之爭，救生民於塗炭，他不惜以自殺震懾遼國，警醒大宋，這就給人們留下了無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著青鬱郁狼頭的「野蠻人」與滿口仁義道德的「文明人」相比，哪一類人更文明？傳統的華夷之辯、畛域之分到底是對是錯？實際上，這是借蕭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靈深處的光華逼顯出來。蕭峰這一樸素的民間大俠的形象確實顯示出某種永恆性：在任何歷史時期，蕭峰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獻身精神都具有不滅的價值和意義。
儒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經歷極其符合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論斷，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仁矣」的論述，他的作為和結局更使他成為「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事實上，作為儒俠的郭靖已經「名士化」，更趨近於民族英雄和道德楷模，然而，這決不是我們習見習聞的政治宣傳，金庸小說始終在文化層面描述郭靖的「英雄」和「道德」這兩個方面的，因此，他的具有遠大理想而又積極行動的大俠品格有著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正大弘毅的人格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應該有著永恆的意義。
道俠的典型代表是張三豐，他清虛自守、圓融無礙、慈善為懷而又不是遺世獨立，他即現實而又超現實，在實踐老莊思想的生命歷程中，他達到了執著現實而又審美超越的人生的天地境界，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靜穆高大的人格會贏得人們的恆久景慕。在一定意義上講，張三豐的人格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精神家園般的圖景，它是我們這個民族永遠無法達到而又永遠追求的人格模式。
當然，金庸小說中還有其他很多類型的俠客，比如自由型俠客令狐沖，復仇型俠客袁承志等等，這里暫不涉及。

應當說，俠義精神是一種具有積極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碼是一種對黑暗邪惡勢力的反撥力量，正是因為有俠義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間社會的正義力量才得到保證，上層社會也才能從中提升出「為民請命」和「拚命硬幹」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樑」。
金庸小說正表現了這種「提升」。金庸小說對傳統的赴人困厄、私相復仇、依附清官等帶有嚴重局限的俠義精神進行了超越，從俠義精神的最本質的內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現實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現代觀念的要求對其進行了新的創造。應當說，蕭峰、郭靖、張三豐這樣的形象並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但因融入了現代意識，讓現代人感覺到了深刻的文化的真實。這就是對傳統進行創造性的轉化的成功範例。
從傳統文化的本質上看，征服社會的目的是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則是為了更好地征服社會，構建更為理想的社會存在，因此，武」與「俠」是從傳統文化的本質深處生發出來的兩個概念，體現了傳統社會中人們對於理想世界的恆久渴望。在當今社會中，「武」與「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但其內在的文化精神卻必然也必須生生不息，因為民族作為一種文化存在是不能離開自己的文化之魂而獨立於天地之間的。
武魂悠悠，俠意切切，伊人已逝，千古難再。然而，民族的精魂是不會消散的，當我們展讀金庸小說時，那如痴如醉的感受，不正昭示著我們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嗎？

那麼，什麼是家園？家園就是美，即使有痛苦，也還是美的。

但家園雖美，不可永居，也許，只有在我們不僅願意背負美，也有勇氣背負痛苦走向未來，開辟新的家園的時候，我們才能變得健康而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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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說中的俠客具體說，它經歷過四個階段：「俠之立、俠之變、俠之疑、俠之反」。金庸是立中有變，集小變為大變；變中有疑，集小疑為大疑；疑中有反，集小反為大反。

在早期幾部書中，他按照正宗的中國俠義觀念——儒家之俠這個觀念來書寫，這到郭靖是最高峰；但是到了楊過就開始變，而到張無忌則變異越大。在不斷變化中，對武俠世界的傳統價值慢慢產生懷疑，而懷疑的典型代表是《連城訣》，那真有點撥劍四顧心茫然的感覺，而《俠客行》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被自己慾念支配著，正宗「俠」的理念在這世界很難找到，《天龍八部》也是對武俠價值有著高度的懷疑。這是金庸不同於別的作家之處，而更與眾不同之處就是走向「俠之反」，對武俠價值、對武俠傳統寫作方式有種自覺或不自覺的顛覆或反諷。

從現實觀點看金庸武俠小說，似乎「俠」的基本價值和文化與今天的組織現象、組織文化會有所抵觸、矛盾。管理，它的基層是組織，在今天的社會里，人和人、組織和組織之間基本邏輯就是交易，相互間有妥協和讓步、利益分配和行政規范。可是金庸小說的俠，都有非常奔放獨立的生命，他可以犧牲很多東西，就為了追求單一目標。不需要和人家妥協，不用和人成群結隊，沒什麼利益交換，也不受組織規范，所以不容易從組織管理的角度來觀照他們。雖然武俠小說里也有組織，但試看長期存在於組織的人，或組織里有效的領導者，似多平庸之輩。全真教的道士們、少林寺的和尚們，武功高有什麼用？很俗氣！彼此之間的想法、溝通很復雜，不是個痛快的人生。

大俠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行政管理都不行。像郭靖、令狐沖、張無忌，雖然個人魅力很強，但他們帶領那麼多人，都是黃蓉、任盈盈、趙敏在管，就像有個老婆管理學院。最近很多女性主義學者認為金庸小說的女性不重要，我倒認為金庸武俠小說反映了一個現實，就是男人在外面打拚，女人在後面遙控，真正有能力有影響力的是女人。

甚至還有個現象就是，同一個人在組織內外表現特異。如向問天，流落江湖被人追打時多麼英雄豪傑，後來任我行平反後，讓他做了行政主管就俠義不起來了。金毛獅王謝遜在江湖闖盪時多好，但以前在明教里也不很快樂；這跟《水滸傳》一樣，所有人入伙前都是英雄好漢、立體的人物，跑到梁山泊以後就變成平面的，只是一個名字而已。因為在現實社會之下，我們把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了大大小小的各種組織結構，羈絆在裡面，使我們的人性、俠性受到太大的扼殺！

現在閱讀武俠小說，不但可以解脫一下，逃避一下，也幫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埋沒的人性，取得一點新鮮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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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你截了兩篇，我覺得還是要靠自己，光抄是不行的。希望能幫到LZ！

❸ 求課題研究《史記》中的俠客形象

在漢以後的歲月里，俠客們都是在天下紛亂時候露出崢嶸，而在太平的歲月里因為為了逃避朝廷的迫害而顯得行為詭秘，加上官方不斷地負面宣傳，從而俠逐漸在人們的心目中改變了形象，從一種坎坷而瀟灑的形象變成了破壞安寧，招災惹禍的異端，人的心裡不象戰國時期那樣充滿對俠的嚮往和推崇，排斥和異視成了人們的主要態度。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史記。游俠列傳》）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正是這樣評價他那個時代的俠客們。自東周開始，天下大亂，列國紛起，對於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強，養士成為了一個政治集團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從而俠客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砝碼在社會地位上得到極大的提高，而作為秩序和威嚴象徵的周王室每況愈下，也在另一個方面讓社會空氣更加自由。有本領的俠客們可以根據雙向選擇的辦法來決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這使得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讓那個年代的江湖充滿了個性的光輝。正如諸子百家爭鳴的出現一樣，那個時代俠客們代表的尊嚴和信心也是後世所仿效的典範。
司馬遷在《史記》中則認為養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俠，而養士的人則成為了最大卿相之俠，首推戰國四公子。「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以上可見，無論俠客產生於什麼環境，在當時的社會中俠是相對自由的，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官府的壓力和摧殘，所以當時對俠客寬松的環境產生了具有俠的獨特道義觀念即兼愛和自由生長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讓後人景仰的大俠。另一方面，俠客也不象後世那樣與政府那麼尖銳的對立，而是隨時都有出將入相的可能，當時那種自由的入仕風氣，俠的江湖幾乎成了卿士的後備基地，俠的行為也帶有很濃厚的和廟堂幾乎分不開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純粹義氣化的江湖。

在戰國，俠客的舉動經常可以改變局部政治力量的對比，他們的勇力是養士者所借重的，「士為知己者死」是那個時代最高的行為准則，他們既是政治斗爭的工具，也是勇力和信心去報答知己並博取榮名的勇士。「專諸刺王僚，彗星擊月」，專諸豪氣，魚腸鋒芒，為一代霸主吳王闔閭掃清了道路，學魚的堅忍，面對王僚的冷靜，一擊必中捨生忘死的決心，令人讀書至此常掩卷長嘆。聶政殺俠累，不僅是一個刺殺復仇的過程，更是用生命去實踐俠的精神的舉動，「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史記。刺客列傳》）簡短的語言，直白的語氣，道出了一個人內心最真實的想法，一個俠客最簡單的信念，「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然後在眾人中殺韓相俠累，為了保護自己的姐姐和嚴仲子，不惜「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這樣一個勇士怎能不讓人欽佩，更讓人感嘆的是他姐姐，「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也許正是這樣一個紛亂的年代產生了這樣簡單而真實的人，也讓人之間的感情變的真實而簡單，沒有攙雜更多的利益和欺騙，一切都象俠客手中的劍，保護親人和朋友，刺向危害親人和朋友的人，沒有口號沒有標榜沒有中傷，最直接也最有效。豫讓不惜吞炭漆面，兩刺趙襄子，「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這句話更成為以後士和俠客行為的經典准則；而趙襄子也可以放過豫讓第一次，而殺他於第二次，並讓他死前擊衣完志，「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 「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正是在一個人因為能力而被充分尊重的年代，才產生了這樣的人物，自由的人格，獨特的准則，基本的道義讓一個個人物熠熠生輝，人的個性得到極大的發揮，也使得那個年代的精神永遠讓人懷念，中國人說起那個年代時候常懷著就是驕傲而光榮的感情，用的詞也是那麼質朴而深情--「古人之風」。

造成游俠這種特殊人群是那時期社會和文化所決定的，首先周王室的衰微帶來的社會法制禮制崩潰，在不斷的戰亂中最值得信賴的最能保護自己的是個人最具有的能力，這種涵蓋了信心勇氣武力判斷力的綜合能力在那個年代備受推崇，這就為俠客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數百年逐鹿中原的權力戰爭，模糊了原來森嚴的等級界限，隨著王室--諸侯--大夫這樣的權力等級的被打破，崛起了一批新的政治力量並開始對原有的政治勢力挑戰，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他們迫切需要人才，於是俠客們有了走上權力舞台的機會，而正是這樣一種雙向選擇讓俠客有了更多的自由，這樣有利於獨立人格的形成，也使得俠逐漸形成了自身的一套價值理論和行為規則。由於對人才的需求，也由於力量需要用於與爭鋒的敵人抗衡中，在那個時期正統容忍了這種異己，並在一定程度上扶助了其發展。所以只有在那個時期才能出現信陵君立馬待侯生，折節下毛公薛公之事。「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巿，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巿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史記。魏公子列傳》）也正是因為這種待士之道讓魏無忌堪稱戰國四公子中最傑出的一個。那個時代，士子可以傲公卿，游俠可以蔑帝王，一切都憑借自己的能力，讓人充滿自信和朝氣。其三，學術上處於百家爭鳴時期，在思想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排他的中心，社會對新的思想有能力的個人是容納並欣賞的，儒家有俠，墨家有俠，道家有俠，這使得俠客們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在一個方向受挫可以轉向另一個，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想法和創造力，所以我們看到的俠客們經常表現出那種最原始也最強力的生命力。其四，那個時期由於戰亂而造成的閉塞，一個仗劍走天涯的俠客經常可以作為一個信息的傳遞者，一個混亂現狀的終結者，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一個救世主，人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對俠客的希望。我們現在說每個男人都有一個俠客的夢想，說的是對自由的嚮往，對無拘無束的憧憬；而在那個時代有更多的現實的意義，代表了生存的保證，也代表了相對公平的生活環境，更是可以保障自己和親人朋友的能力，正是緣於這種嚮往，也讓古人對俠充滿了推崇和夢想，所以才有了王夫之先生「上不能養民，而游俠養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於天下」的感慨，才在西漢初年形成了游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俠「武斷於鄉曲」和「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的局面，民眾心中有大俠而無大官，以游俠為主形成的江湖社會。從以上可知，正是因為處在這個中國歷史上戰亂最紛起，思想最動盪的時期，俠客憑借自己的能力造就一個不同於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和是非標准，俠客得到了普遍地尊重和信任，俠不僅僅是少數人的行為，而成為社會默認的一種被推崇的精神，所以我們才看到了韓信這段話，「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史記。淮陰侯列傳》）這不再是一個臣子對君王的忠誠，更象是一個俠客對知己的承諾。韓信這種發自內心感嘆正表明了在那個時代俠的精神融入了每個人的精神，在骨子裡改變了中國延續下來的等級尊卑觀念，所以可以說春秋戰國是中國俠客發展的最高峰，其後歷史在這里拐彎了。
史記》一書最有文學價值的是人物傳記，各層次人物傳記的排列基本是以時間為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 內在聯系，遵循著以類相從的原則。它為我們展現了一道豐富多彩的悲劇英雄人物的畫廊。這些人物形象有許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強的又是悲劇英雄人物。如，《項羽本紀》中的項羽，他在歷史上起過一定作用的英雄豪傑，也曾經顯赫一時，最終由於自身的某些錯誤而結局悲慘。

《史記》中的人物能寫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畫細節，此外《史記》特別注意人物形象的統一性，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傳寫的材料安排到別的篇章中，這就使《史記》中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徵更加鮮明了。司馬遷在描寫這些人物的同時溶入了他深摯的愛憎感情的，帶有一種強烈的主觀色彩，也是《史記》文章充滿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項羽本紀》中項羽的人物形象是：他雖然英勇善戰，驕橫殘暴，但又有著他優柔寡斷的一面，耳跟軟容易相信別人，剛愎自用，同時還有高傲的一面，他愛面子，要的是尊嚴，缺少政治頭腦，沒有遠見，沒有進步的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復仇的角度上去反秦的，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後，並沒有進步的政治主張，同時，項羽有是一個破壞有餘，建設不足的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滅亡時，仍然怨天尤人。太史公評曰：「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為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他聽了曹無傷的告密，馬上大怒，要出兵劉邦，因為他冒犯了自己的尊嚴；而嚴伯一對他說劉邦的好話，他又允許「善待」劉邦。項羽自持兵力強大，驕傲輕敵，沒戒心，在劉邦委曲求全時不下狠心，不聽勸告，終於放他回去。也因為項羽出身名門比劉邦更講信譽，給了劉邦可乘之機，而項羽的最大弱點又是缺乏戰略，剛愎自用，雖然稱雄一時，但最終給劉邦滅了而失去天下。與項羽這個人物形象相比教而言，《史記》中劉邦人物形象是市井之徒，貪財好色，在攻取咸陽之後，卻「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想收買人心而奪天下，錯誤的採取「距關，毋內諸侯」的策略，導致與項羽沖突。但在張良的詰問下又能承認錯誤，接受意見，面對有用的人就巴結，面對勁敵就機智的辦法解決，不是硬拼。司馬遷在《史記》中本著不虛美，不隱惡的原則，對本朝的開過皇帝劉邦無賴嘴臉，以及狡詐精明，能審時度勢，能屈能伸做全面表現，使人物形象十分豐滿。

《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成了一條豐富多採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又各有較鮮明的個性。就算身份和經歷相似的人物，也並不相互混淆。。在描寫人物一生的過程中，司馬遷特別注重表現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如寫那些建功立業的大人物，常寫他們在卑賤時如何受人輕視的情形；而寫那些不得善終的大人物，又常寫他們在得志時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劉邦、韓信、蘇秦，後者如項羽、李斯、田橫。又在這變化過程中，充分暴露出當時人的諸如勢利、報復心之類普遍的弱點。如劉邦微賤時嫂子不給他飯吃，父親也不喜歡他，成功之後劉邦不肯忘記把他們嘲弄一番。這些命運變化和恩怨相報的故事，最能夠表現人與環境、地位的關系，揭示出人性的復雜性，使其形象更加豐滿。在敘述時多採用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司馬遷作為敘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在最後表現出自己的看法，為充分敘述提供廣闊空間。而在客觀敘述，並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場和傾向，只是不顯露出來而已在事件的展開，通過不同人物活動中的對比，寄託敘述者的感情傾向。在《史記》中的《項羽本紀》里，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來寫這個失敗的英雄，即贊揚項羽勇猛無比，摧毀秦皇朝暴力統治的功績和精神；也指責他沽名釣譽，頭腦庸俗，胸無大志；批評他以粗豪自恃，無比殘暴。所有這些都是通過項羽本人的事跡來表現的。在本傳里，司馬遷沒有發議論，但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於敘事之中又是有顯明的表示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塑造歷史人物時也非常注重運用歷史環境來刻畫人物，

他最善於從歷史人物陳跡舊事材料中略取數事，甚至一二事，就恰到好處地概見其人。如在《項羽本紀》中寫到的：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學。 背景材料寫出了項羽自小就胸懷大志，心比天高卻浮躁自負,為表現項羽個性提供了資料和寬泛的角度,也為後來項羽落敗的下場埋下了伏筆。又如垓下之戰中對項羽的描寫，垓下之戰一段描寫的是項羽的失敗，在這一段中，司馬遷仍然對項羽報有愛惜之情。突出項羽的英雄氣概，同時在字里行間流露出對項羽的愛戴，同時對項羽的怨天尤人也充分的表現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風貌，各有各的性格，他們身上還表 現出許多帶有普遍性的東西，是知恩圖報，以德報 德，士為知己者死，為報答知遇之 恩而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即得到社會廣泛認可、並對後代產生深遠影響的某 些共性。這是《史記》在刻畫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❹ 中國古文中俠客形象的演變

中國武俠階層的正式出現，大約在春秋、戰國之交，從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階層「士」，而士之中，文者為儒，武者為俠，作為武士之後又作為國士（國中戰斗之士），充當統治者的精兵。然而，王室衰微，政歸諸侯，地方政權及政治上豪強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劇膨脹，周平王東遷之後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實亡，國士與國君的固定關系發生了動搖，形成了「邦無定交」「士之失位」的局面。於是國士可以自由流動，成為游俠的主要成員。春秋戰國諸侯公卿養士之風的興起與熾盛，為俠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活動場所，促進了俠的發展。齊國的孟嘗君田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等四君子門下的食客超過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備。下層社會的俠士們會集於四公子的門下，形成了《韓非子·五蠹》中指出的「養士游俠私劍之屬」的現象。此時所謂的俠，顯然已成為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不過，細按司馬遷《史記》的《游俠列傳》、《刺客列傳》，司馬遷已明確指出先秦社會存在三種俠的形態：游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為代表的卿相之俠。

舊稱急人之難、出言必信、鋤強扶弱的豪俠之士。《史記·游俠列傳》：「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唐 元稹 《俠客行》：「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清 許秋垞 《聞見異詞·俠客》：「有一俠客，神劍術。」 鄭振鐸 《論武俠小說》：「於是在他們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懸盼著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李白有詩雲：「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見俠客並不是受雇者，不隸屬於統治階級的任何一部門，他們身手不凡，來去無蹤，卻從來沒有企圖用武力控制或者協助控制當時的社會。俠客遵循的不是儒學思想中的「忠」，而是「仁」，這種差別單是從三者所用的武器上便可略窺一二。騎士用長矛，攻擊半徑大，將自己包圍在一個大圓中，以自我為中心；武士用太刀，刃鋒利無比，刀身剛硬不可摧，一刀殺一人，刀一出鞘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俠客用劍，剛中帶柔，舞時游刃有餘，往往點到即止，處處留三分餘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理宜與國家出力報效。」智化也說：「試問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棄正道，願歸邪黨的道理？」於是就連「鑽天鼠」、「翻江鼠」的「鑽天」、「翻江」的綽號有犯於聖忌，也只好改為「盤桅鼠」、「混江鼠」，可見在清人的眼中，俠客豪傑與綠林人物有很大的區別，區別就在於綠林草莽「不知法紀」、「不顧國家法紀」，未能象展昭那樣成為朝廷的「御貓」，《三俠五義》的俠們已是官化的俠了。
先秦時刺客甘願以性命報恩，實現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義的精神與游俠似無二致，但司馬遷並不認同做游俠。這大約在於刺客是報知己之恩，甘心捨命相報，刺殺政敵，如豫讓刺殺趙襄子，專諸行刺吳王僚，要離刺慶忌，聶政刺韓累，荊軻刺秦王者，皆因報恩而以性命贈人，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淪為政客和豪強的工具。游俠雖然同刺客一樣重然諾、輕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動機上，並不只為了報恩，施恩以仁是游俠與刺客的本質區別。
至於有任俠作風的豪暴之徒，靠「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不屬於俠之列。

❺ 金庸小說中的俠客形象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❻ 史書中的俠客形象有哪些

史記中有游俠列傳，寫了很多俠客的形象．比如郭解、朱家，比如荊軻．
先看一下《史記·游俠列傳》和《刺客列傳》原文
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124.htm
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086.htm
然後看一下這方面的論文
http://www.pep.com.cn/200406/ca489818.htm

http://www.ruiwen.com/news/4847.htm

❼ 急求！！！對中國歷史上的俠客的形象的評論

郭解，真實存在的俠客，《史記》中《游俠列傳》中對他有詳細的記載。

下面是關於他的事跡和評論（史記文言文的翻譯）：
郭解是軹（zhǐ，指）縣人，字翁伯。他是善於給人相面的許負的外孫子。郭解的父親因為行俠，在漢文帝時被殺。郭解為人個子矮小，精明強悍，不喝酒。他小時候殘忍狠毒，心中憤慨不快時，親手殺的人很多。他不惜犧牲生命去替朋友報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搶劫，停下來就私鑄錢幣，盜挖墳墓，他的不法活動數也數不清。但卻能遇到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時常常脫身，或者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年令大了，就改變行為，檢點自己，用恩惠報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捨別人，而且對別人怨恨很少。但他自己喜歡行俠的思想越來越強烈。已經救了別人的生命，卻不自誇功勞，但其內心仍然殘忍狠毒，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當時的少年仰慕他的行為，也常常為他報仇，卻不讓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兒子依仗郭解的勢力，同別人喝酒，讓人家乾杯。如果人家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卻強行灌酒。那人發怒，拔刀剌死了郭解姐姐的兒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發怒說道：「以弟弟翁伯的義氣，人家殺了我的兒子，兇手卻捉不到。」於是她把兒子的屍體丟棄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兇手的去處。兇手窘迫，自動回來把真實情況告訴了郭解。郭解說：「你殺了他本來應該，我的孩子無理。」於是放走了那個兇手，把罪責歸於姐姐的兒子，並收屍埋葬了他。人們聽到這消息，都稱贊郭解的道義行為，更加依附於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歸來，人們都躲避他，只有一個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著他，郭解派人去問他的姓名。門客中有人要殺那個人，郭解說：「居住在鄉里之中，竟至於不被人尊敬，這是我自己道德修養得還不夠，他有什麼罪過。」於是他就暗中囑托尉史說：「這個人是我最關心的，輪到他服役時，請加以免除。」以後每到服役時，有好多次，縣中官吏都沒找這位對郭解不禮貌的人。他感到奇怪，問其中的原因，原來是郭解使人免除了他的差役。於是，他就袒露身體，去找郭解謝罪。少年們聽到這消息，越發仰慕郭解的行為。
洛陽人有相互結仇的，城中有數以十計的賢人豪傑從中調解，兩方面始終不聽勸解。門客們就來拜見郭解，說明情況。郭解晚上去會見結仇的人家，仇家出於對郭解的尊重，委屈心意地聽從了勸告，准備和好。郭解就對仇家說：「我聽說洛陽諸公為你們調解，你們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們幸而聽從了我的勸告，郭解怎能從別的縣跑來侵奪人家城中賢豪大夫們的調解權呢？」於是郭解當夜離去，不讓人知道，說：「暫時不要聽我的調解，待我離開後，讓洛陽豪傑從中調解，你們就聽他們的。」
郭解保持著恭敬待人的態度，不敢乘車走進縣衙門。他到旁的郡國去替人辦事，事能辦成的，一定把它辦成，辦不成的，也要使有關方面都滿意，然後才敢去吃人家酒飯。因此大家都特別尊重他，爭著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縣城的賢人豪傑，半夜上門拜訪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輛車子，請求把郭解家的門客接回自家供養。
待到漢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將各郡國的豪富人家遷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貧，不符合資財三百萬的遷轉標准，但遷移名單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讓郭解遷移。當時衛青將軍替郭解向皇上說：「郭解家貧，不符合遷移的標准。」但是皇上說：「一個百姓的權勢竟能使將軍替他說話，這就可見他家不窮。」郭解於是被遷徙到茂陵。人們為郭解送行共出錢一千餘萬。軹人楊季主的兒子當縣椽，是他提名遷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兒子砍掉楊縣椽的頭。從此楊家於郭家結了仇。
郭解遷移到關中，關中的賢人豪傑無論從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聽到他的名聲，都爭著與郭解結為好朋友。郭解個子矮，不喝酒，出門不乘馬。後來又殺死楊季主。楊季主的家人上書告狀，有人又把告狀的在宮門下給殺了。皇上聽到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親安置在夏陽，自己逃到臨晉。臨晉籍少公平素不認識郭解，郭解冒昧會見他，順便要求他幫助出關。籍少公把郭解送出關後，郭解轉移到太原，他所到之處，常常把自己的情況告訴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逐郭解，追蹤到籍少公家裡。籍少公無奈自殺，口供斷絕了。過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並徹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發現一些人被郭解所殺的事，都發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軹縣有個儒生陪同前來查辦郭解案件的使者閑坐，郭解門客稱贊郭解，他說：「郭解專愛做姦邪犯法的事，怎能說他是賢人呢？」郭解門客聽到這話，就殺了這個儒生，割下他的舌頭。官吏以此責問郭解，令他交出兇手，而郭解確實不知道殺人的是誰。殺人的人始終沒查出來，不知道是誰。官吏向皇上報告，說郭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論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俠，玩弄權詐之術，因為小事而殺人，郭解自己雖然不知道，這個罪過比他自己殺人還嚴重。判處郭解大逆無道的罪。」於是就誅殺了郭解翁伯的家族。
從此以後，行俠的人特別多，但都傲慢無禮沒有值得稱道的。但是關中長安的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鹵公孺，臨淮的兒長卿，東陽的田君孺，雖然行俠卻能有謙虛退讓的君子風度。至於象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東道的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流，這些都是處在民間的盜跖罷了，哪裡值得一提呢！這都是從前朱家那樣的人引以為恥的。
太史公說：「我看郭解，狀貌趕不上中等人材，語言也無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的人們，無論是賢人還是不肖之人，無論是認識他還是不認識他，都仰慕他的名聲，談論游俠的都標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聲。諺語說：『人可用光榮的名聲作容貌，難道會有窮盡的時候嗎？』唉，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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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古代史書中俠客形象的背景

李白曾作《俠客行》，忽聞邊境戰鼓聲。詩文雖博妃子笑，不如四方鳴金聲。古時俠客僅僅是指唐朝開元盛世前後一段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志士從軍，報效朝廷，這一大類人，後來，現實中再也沒出現過

❾ 古代史書中的俠客形象

俠在古代是個貶義詞，是政府的重點打擊對象。現在俠變成褒意，主要是金庸小說的形象。例如：俠客屬於綠林，而綠林是直接和強人、盜賊、豪強等掛鉤的，好像是資治通鑒中就說了，「俠以武犯禁」，翻譯成現代文就是俠客憑著武力違反法律

❿ 談談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

一、武俠文學的起源：

墨子所提倡的犧牲自己，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精神，是比較早的俠義精神的體現。但是比較具體地來論述「俠」這一概念的，則是戰國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那麼，真正為俠樹碑立傳，把俠寫得光彩照人的卻是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

二、武俠文學的發展：

中國古代有很多，在今天看來是屬於「武俠小說」類型的文學作品。只不過當時叫它「傳奇」或「公案小說」等名稱。古代最著名的武俠小說則是《水滸傳》，它給後世無數的武俠小說以思想的和藝術的啟迪。一直到清朝的時候，武俠小說都在不斷地發展。

三、俠義的深化：

當到了晚清的時候，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的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中華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於是，維新派領袖譚嗣同，革命黨人秋瑾、林覺民等人竭力提倡武俠精神。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自己寶貴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詩篇！

四、俠義的本質：

大俠精神，後來在金庸等武俠小說作家那裡，得到了進一步繼承和發揚光大。那麼，究竟怎樣理解武俠小說中的「俠」和「俠義」這樣的概念呢？它們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是一種「融合」，既有歷史上真的武俠的影子，也有我們頭腦中的想像，最後融合成武俠文學中的俠客。

五、俠義的現代性：

到了現代，武俠雖然去除了理想色彩，變得平淡，但它暗藏的這種俠義精神，還是千古相隨的。在作家王度廬的筆下，是這樣；在作家還珠樓主這里，也是如此，俠義精神一方面寫得很高，同時又不脫離現實生活，在普通人的身上灌注了非常高尚的情誼和人道主義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