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俠小說史論下載

5.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武俠小說及其作者。

司馬遷《史記》中說: 救人危難, 周濟貧困, 不失信, 不背言, 合於仁義, 即謂之」俠」; 俠士多憑武技對抗壓迫, 所以《韓非子》說: 」俠以武犯禁」．」小說」者, 」街談巷語之說也」．合起來說: 民間流傳的描寫憑武藝行俠仗義的敘事文學作品就叫」武俠小說」．

中國武俠小說源遠流長, 《史記·游俠列傳》中郭解的故事已具傳說性質, 可視為武俠小說的萌芽; 唐代《聶隱娘傳》、《紅線傳》, 是武俠小說的初期形態; 宋代講述」撲刀」、」桿棒」列為說書人的專工; 至元明之際遂產生了描寫」俠以武犯禁」的不朽巨著《水滸傳》; 清代的《三俠五義》、《小五義》兼寫清官, 是武俠小說的一個流派．

本世紀20 年代以來, 武俠小說新作層出不窮．先是江南不肖生 (向愷然) 著《江湖奇俠傳》, 河北有趙煥亭著《雙劍奇俠傳》, 風行一時．但不久即新崛起的北派武俠小說四大作家取代了他們的地位, 向、趙二氏的作品逐漸不為廣大讀者所崇．北派四大家依成就而論, 當首推白羽 (宮竹心) , 其次是還珠樓主 (李壽民) 、王度廬、鄭證因, 各有二三十種以上的著作．

6. 中國武俠小說史論有哪裡出版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

俠的蹤跡 中國武俠小說史論
【作 者】徐斯年著
【出版商】 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 , 1995
【ISBN號】7-02-002305-3
【中圖法分類號】I207.409
【頁 數】 236 ; 20cm
【原書定價】13
【主題詞】俠義小說-小說史(地點: 中國) 小說史-俠義小說(地點: 中國)
閱讀全文圖書館文獻傳遞
【參考文獻格式】徐斯年著. 俠的蹤跡 中國武俠小說史論. 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

7. 中國武俠發展史

六、「新派」武俠之昌盛及沒落

武俠小說之所以有新、舊兩大派的說法，大抵是由新、舊文學之分而來。故范
煙橋著《民國舊派小說史略》特加點明：「舊派」主要是指章回體小說。然而此一
界定對於武俠小說而言，並無太大意義；因為凡是長篇武俠小說必分章回，無論其
為對偶、孤句或是長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

那麼所謂「新派」武俠小說究竟何所指？筆者認為理應以作品的內容所表達的
新思想、新觀念及新文學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就此來看五十年代以後號稱「新
派武俠小說創始人」的梁羽生作品，實在「新」得有限而不能成「派」。其所以獲
此不虞之譽，蓋因當時香港傳播界竭力宣傳鼓吹，以有別於大陸全面禁止的「舊派
」武俠小說或香港本地泛濫成災的「廣派」武俠小說而言。

惟不可否認，自梁羽生、金庸先後崛起香江，武俠小說即在傳統的基礎上又有
所發展。香港方面，除梁、金二子外，另有蹄風、金鋒、張夢還、牟松庭、江一明
、避秦樓主、風雨樓主、高峰、石沖等；而台灣方面則聲勢浩大，計有郎紅浣、成
鐵吾、海上擊築生、伴霞樓主、卧龍生、司馬翎（即吳樓居士）、諸葛青雲、孫玉
鑫、龍井天、墨餘生、天風樓主、醉仙樓主、獨抱樓主、蠱上九、古龍、陸魚、上
官鼎、東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蕭逸、古如風、向夢葵、
陳青雲、柳殘陽、司馬紫煙、秦紅、獨孤紅、溫瑞安等等（以上大略按其出道先後
排序）；雲蒸霞蔚，極一時之盛。但其中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武俠作家並不多，
今擇要評介於次：

「名士派」武俠先驅——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一九二五年生，廣西蒙山人。嶺南大學經濟系畢業，曾任
《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史造詣頗深。一九五四年陳氏以「梁羽生」為筆名，初於
《新晚報》發表中篇武俠連載小說《龍虎鬥京華》；其所用楔子、回目、筆法無一
不「舊」，甚至部分故事情節、人物亦明顯套自白羽《十二金錢鏢》。繼寫《草莽
龍蛇傳》，亦復如是。然與當時流行的「廣派」武俠小說相較，卻令人有一新耳目
之感——這大概是標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

梁羽生對此並不諱言，自承：「白羽的小說寫民初各階層人物，因為作者本人
入世極深，寫來細膩，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經歷的限制，氣質
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統』道路嗎？肯定不成功。於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條浪漫
主義的路了。」因有《七劍下天山》之作。

《七劍下天山》據說是梁羽生取材於英國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節
，而寫天山派凌未風、易蘭珠等男女弟子闖盪江湖、可歌可泣的傳奇故事。全書共
三十回，都四十餘萬言；由於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俠楊雲驄出場便死，疑雲重重，乃
另作《塞外奇俠傳》交代，是為前傳；而書中又提及武當大俠卓一航與玉羅剎之間
的情孽糾纏，曲折離奇，不遑細述，遂再作《白發魔女傳》以補述前情。於焉這三
部小說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劍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則邁開了梁羽生《浪漫武
俠》的第一步。

嚴格說來，《七劍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響很深，無論是演武、寫
情或江湖切口、獨門暗器，在在有脈絡可尋，甚至還生吞活剝地大段抄襲白羽《十
二金錢鏢》。但梁羽生隨機生發、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處；並由此建立其小
說創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

一、開名士派武俠新風——從其處女作《龍虎鬥京華》起，每書卷首例置一闕
詞以寄慨；至《七劍下天山》則進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為書中主角。從
此梁羽生小說即專寫文武全才的英雄兒女，無不愛好詩詞歌賦（有時未免浮濫）；
卒使書劍交融成一片，成為其作品最大特色。

二、結合歷史與武俠而發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說的基本時代背景
，再配合故事情節發展而將歷史上確實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間，或予以伐毛洗髓
、脫胎換骨。如《七劍下天山》寫順治、康熙、多鐸、納蘭容若、傅青主、冒浣蓮
（偽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雖非「歷史之真」，但經過文學處理後，卻得「藝
術之真」。從此梁羽生小說即與「歷史武俠」結下了不解之緣；上起隋唐，下迄明
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三、一貫以「天山派」武學為主流——過去還珠樓主曾撰有《天山飛俠》一書
，但高處不勝寒，未曾創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劍下天山》起，如《塞外
奇俠傳》、《江湖三女俠》、《冰魄寒光劍》、《冰川天女傳》、《雲海玉弓緣》
、《冰河洗劍錄》等系列作品，無不以「天山派」武學為正宗、主流而貫穿全書。
這種獨沽一味的寫法，實為武俠小說所僅見，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

雖然如此，但《七劍下天山》仍不足以稱「新派」，只能說是開創了「名士派
」或「詩情畫意派」武俠小說；因為作者所用的文字、筆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
、觀念——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傳統式」的；與舊中國「北派五大家」血脈相通，
沒有太大區別。相形之下，《塞外奇俠傳》取材於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飛紅巾的傳說
，以作者自製的哈薩克民歌開場；仿朱貞木文白夾雜、不規則之小說回目，運用新
文藝筆調寫楊雲驄、飛紅巾、納蘭明慧的三角戀愛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

梁羽生一共創作了三十六部武俠小說，自認《萍蹤俠影錄》、《女帝奇英傳》
及《雲海玉弓緣》三書是平生代表作。

‧《萍蹤俠影錄》以明朝「土木堡之變」為時代背景，寫忠臣於謙孤軍抵抗蒙
古的悲劇；並穿插張士誠後裔張丹楓與宦門俠女雲蕾之間的愛恨沖突。全書氣勢浩
瀚，布局奇巧；特別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俠張丹楓這個角色，「藉由張丹楓個
人俠士性格的自然發展，而徹底扭轉了一家一姓爭奪帝位的觀念」。作者將張丹楓
這種面臨民族大義與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掙扎，刻劃得淋漓盡致；終而使
其生命情操升華、凈化，完善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傳》以唐代武後（則天）臨朝為時代背景，寫宗室李逸為興復唐
室，落拓江湖，廣交天下豪傑，而與才女上官婉兒、英雌武玄霜所交織的愛怨情仇
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兒對武後由恨生敬、內掌詔命的過程；大膽為歷史翻案
，肯定武則天的施政「有益於國家百姓」，在傳統觀念上又是一項突破！而寫李逸
置身宮廷斗爭、異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從？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與成就。
此書以輕快的比劍對白開場，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場，益發動人心魂。

‧《雲海玉弓緣》以放盪不羈、亦正亦邪的金世遺為主角，描寫他周旋在俠女
谷之華與「魔女」厲勝男之間的愛情大悲劇。本書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
成功之處卻是作者運用近代心理學的手法，來刻劃金世遺那種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
狀態，因此在金世遺身上有約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厲勝男不顧一切地追求愛
情自由，亦活脫是卡門的化身。金世遺一心痴想名門正派出身的谷之華，卻在「魔
女」厲勝男臨死前的一剎那才覺悟：原來自己真正深愛的人是厲而不是谷。正是：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之極限！無疑具有高度文學價值。

總之，梁羽生不論是寫張丹楓、李逸、金世遺或其他小說主要人物，都充分體
現出中宵看劍樓主所題名句：「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洵可稱之為
「名士派武俠先驅」而無愧。雖然他「向西天取經」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卻能自
出機杼，更上層樓；以「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歷史背景與人物帶動武俠小說的
巨輪前進，在劍氣簫心中洋溢著一片歷史感，而將「歷史武俠小說」推向另一個高
峰。

惟其後梁羽生化名「佟碩之」，撰文自詡對於「新派」武俠小說確有「開山劈
石之功」，這未免言過其實。因為武俠小說原本是中國通俗文學流裔之一，從形式
到內容都無法離開傳統而獨立。雖然我們承認梁羽生是後出轉精，進一步發展並提
高了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但畢竟其作品中的「傳統」仍遠多於「創新」；而真正
的「新派」則出現在梁羽生寫《七劍下天山》十年之後的台灣——於「反傳統」、
「現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

集「綜藝」武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鏞，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寧人。早年曾先後於中央政校、東吳
大學研讀法律；歷任《東南日報》記者、《大公報》編譯、《新晚報》編輯以及長
城電影公司編劇、導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創辦《明報》，獲得讀者廣大歡迎
，卻是與他寫武俠小說馳譽中外分不開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鏞以「金庸」為筆名，繼梁羽生之後，在《新晚報》發表武俠
連載小說《書劍恩仇錄》。他巧妙地運用民間流傳清帝乾隆疑係海寧陳世倌（曾任
文淵閣大學士）後人的說法，又杜撰出「紅花會」（反清復明組織）總舵主陳家洛
，作為乾隆的同胞兄弟。於是小說即在這樣兩極沖突、滿漢對立的野史布局下展開
；再穿插了陳家洛與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間的悲歡離合，極盡波譎雲詭之能事。

《書劍恩仇錄》（新版改名《書劍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萬言；雖然僅
只是金庸的武俠處女作，但文采斐然、對白傳神；處理群戲場面，繁而不亂。啼聲
初試，即一鳴驚人！與梁羽生同時創作的《七劍下天山》比較，二人均善於結合歷
史傳說而虛構人物故事；而金庸運筆不測，尤饒奇趣！其小說聲口之佳，直逼白羽
，且駸駸然有後來居上之勢。

如果說《書劍》是金庸邁向成功的一小步，則越過虛實相映成悲、反諷農民起
義的《碧血劍》（一九五六年），挾著史詩般大格局、大氣魄的《射鵰英雄傳》（
一九五七年）即一躍而登武俠小說的頂峰，不作第二人想！

《射鵰》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亂為歷史背景，描寫長春子丘處機為保全忠良義士
遺孤郭靖、楊康（暗嵌「靖康之恥」），而與江南七怪打賭傳藝所引發的一連串可
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絕妙，以種種陰錯陽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隨母遠居大漠，
刻苦自勵，始終不忘家恨國仇；而楊康則隨母進入金國趙王府，認賊作父，安享榮
華富貴——這分明是脫胎自元代紀君祥《趙氏孤兒大報仇》的戲劇架構，卻更有出
奇的變化與發展。而就丘處機與江南七怪的所作所為來看，其一諾千金、不顧死生
的精神，恰好構成一幅俠氣崢嶸的《八義圖》；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誠然，以通俗文學所要求的可讀性與趣味性而言，《射鵰》除若干情節未能自
圓其說外，無疑具備了一切成功的條件——其故事之曲折離奇、人物之多種多樣、
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寫情之真摯自然，均為同輩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敗筆，亦瑕
不掩瑜。在這部罕見的鉅著中，金庸將歷史、武俠、冒險、傳奇、兵法、戰陣與中
國固有忠孝節義觀念共冶於一爐；信筆揮灑，已至隨心所欲的地步。全書浩然正氣
，躍然紙上！民族大義融貫了每一章節。

是故，金庸乃以《射鵰》一書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當代武俠小說界的權
威地位。雖然他自己並不滿意這部「開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
增刪為今傳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餘萬言，頗失原味——但持平而論，此後他力求
自我突破、創新的武俠名著，盡管各有聲華驚海宇，然以通俗文學所要表達的生命
意義、價值及其整體規模、氣象來看，均不逮《射鵰》之博大精深。

——《神鵰俠侶》寫至情至性的「師生戀」與大俠由偏入正的成長過程；

——《連城訣》（原名《素心劍》）寫盡人性之丑惡與貪婪之害；

——《倚天屠龍記》寫名實之辨與正邪錯亂；

——《天龍八部》寫芸芸眾生「無人不冤，有情皆孽」與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
劇；

——《笑傲江湖》寫權力令人腐化與政治斗爭之殘酷無情，等等。

這些作品縱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鵰》的文學成就，但因刻意描寫人性「極
限情境」的種種變態行逕，遂不自覺地失去了《射鵰》那種「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的親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難免流於為變而變，令人匪夷所思；
以致顯得不真實、不自然。直到《鹿鼎記》（一九六九年）問世，以一個僅識武功
皮毛而不學有術的「小雜種」，竟將天下英雄、歷史人物玩弄於股掌之上；乃開中
國武俠小說前所未有「無劍勝有劍」的新境界。

金庸《鹿鼎記》之「反武俠」與塞萬提斯《魔俠傳》之「反騎士」最大的不同
，在於兩者創作動機：塞萬提斯因痛憤當時西班牙人沉迷於騎士文學的浪漫故事，
遂用反諷現實的手法寫「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訶德到處碰壁，夢幻成空！而金庸
卻是出於「向自我挑戰」心理，乃一反武俠傳統，打破世俗觀念，徹底解放人性；
教韋小寶「鬥智不鬥力」，為了爭取生存機會，無所不用其極！其實這正合孫子兵
法所謂「上兵伐謀」之道，因而武功在此盡成虛妄；韋小寶機詐百出，到處招搖撞
騙，竟無往而不利！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武俠無用論」的明證，實則不然！正由於《鹿鼎記》寫韋
小寶運氣太好、際遇太奇，萬事繞不過一個「巧」字；加以又充滿笑料，逸趣橫生
，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諷現實或反諷武俠的冷雋意味。它所表現的是浪漫文學之極
致，「無」為「有」之用，在這部書里得到了最大的發揮。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記》在《明報》上連載完畢，金庸宣告「封筆」（
實則展開另一波全面修改舊作大工程）為止，他一共創作了十五種長、短篇武俠小
說；但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仍無過於《射鵰英雄傳》。該書博採還珠、白羽
、王度廬、朱貞木各家之長，取精用宏，推陳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俠宗師
」地位。其影響於當世者，大致有以下數端：

（一）《射鵰》融合歷史、俠情、武功、文藝、趣味於一書，建立了新一代武
俠小說的「綜藝」風格與典型。

（二）《射鵰》統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後台灣武俠作家群起
效尤，蔚為風氣。

（三）《射鵰》虛構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
法，悉為台、港武俠作家所宗，後更衍演成歌訣式「江湖順口溜」。

（四）《射鵰》在各地版本之多與偽續書之亂，亦令人嘆為觀止。

總而言之，金庸所建構的「入世武俠」神完氣足，剛柔並濟；與早年還珠幻設
的「出世武俠」前後輝映，亦同臻雄奇壯美之境。特別是金庸靈活運用還珠小說中
的奇妙素材，含英咀華，所過皆化；再採取西洋文學技巧及電影手法予以捏合，乃
使武俠小說脫胎換骨，煥發新姿，普遍獲得世人肯定與重視。凡此絕異成就，當然
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養與卓犖才華息息相關。正因如此，其同輩及後起
武俠作家或以主觀條件不足，便難乎為繼；泰半隻能遵循既往「幫會技擊派」的路
數，在江湖仇殺中討生活了。

「清宮派」武俠名家——蹄風及其他

蹄風本名周叔華，上海人，生卒年不詳；原為「廣派」武俠老作家之一，但地
域色彩並不甚濃，曾寫過《血戰古兜山》、《勇闖十三關》及《海南俠隱記》等短
篇武俠小說。在所謂「新派」武俠崛起之際，蹄風亦別走偏鋒，以邊疆民族傳說為
題材而撰《猿女孟麗絲》、《天山猿女傳》等書，由是聲名漸著。

嗣後，從一九五六年起，蹄風陸續推出《游俠英雄傳》（即台版《四海英雄傳
》）、《游俠英雄新傳》、《龍虎恩仇記》、《清宮劍影錄》及《武林十三劍》等
系列作品，緊緊扣住「反清復明」的故事主題；演敘青龍會聯合天下劍客、奇人，
與江南八俠共同對付「魔王」雍正之始末，以及清宮諸皇子為奪帝位、爾虞我詐之
內斗，長達百餘萬言。由於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武打緊張熱鬧，乃轟動一時。蹄風
挾此「清宮派武俠」和金庸、梁羽生早期作品互爭雄長，幾有鼎足而立之勢。

《游俠英雄傳》顯然深受鄭證因「幫會技擊派」小說影響，故一開場就大談中
國武術源流，兼論內外家功夫之長短；書中對於清初秘密幫會活動情形，縷述甚詳
。此一系列小說旁參野史、傳說，原本格局甚大；惜因作者缺乏新文學技巧，從頭
到尾都以舊氏說書人的口吻「說書」；故個別情節雖波瀾起伏，引人入勝；然整體
看來，不無枝蔓雜生之感。其未能獲得較高評價，症結在此。

此外，又有金鋒、張夢還、牟松庭、高峰等以武俠小說鳴世，亦值得一提。

‧金鋒本名張本仁，一九二七年生，原籍廣東。初以「毛聊生」為筆名，雜抄
「北派五大家」作品撰廣派武俠小說，成書不計其數，但俱無可觀。後改筆名為「
金鋒」，自出機杼，寫下「虎俠擒龍」等十五種長、短篇武俠小說，多半具有歷史
背景；其中尤以《西域飛龍傳》、《天山雷電劍》、《冰原碧血錄》、《子母離魂
劍》四部曲為代表作。然此一系列穿插清宮秘辛與香妃故事，乃至描寫邊疆風情等
等，或多或少都曾受到金庸、梁羽生及蹄風同類作品之影響，殆無可疑。而作者以
「抄書」成名，實為異事。

‧張夢還本名張擴強，一九二九年生，原籍四川；系中央軍校二十二期炮科畢
業，因故留港而以寫作為生，曾任《明報》編輯。一九五七年張氏在《武俠小說周
報》發表《沉劍飛龍記》，以明初學士方孝儒後人方龍竹復仇故事為經，武林門戶
之爭為緯；文情跌宕有致，狀聲狀物均極見精神。此書分為二十三回，都四十萬言
，堪稱傑作；可惜結尾「還珠化」，令人突兀，未免美中不足。

在香港眾多武俠作家中，張夢還的文字功力直追金庸，而與梁羽生在伯仲之間
。同時他也是最迷還珠（夢還），並善於提煉《蜀山》奇妙素材之佼佼者。惟其所
受影響太深，故繼作《青靈八女俠》、《十二女金剛》等書，便明顯有《蜀山》峨
眉派諸女的影子在內，此亦無可諱言。張氏迄今已結集成書的武俠小說共有十二部
，水平殊不一致；然以爭奪武學秘笈而導致各大門派對立的寫法，則別開生面，領
先潮流，當與金庸首創爭奪「天下第一」的寫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此後這種
「花招」被人一用再用，已流於公式化之濫套矣。

‧牟松庭生平不詳，文筆古茂洗練，博聞廣識，彷佛平江不肖生。一九五七年
左右，寫下《關西刀客傳》、《紅花亭豪俠傳》、《張文祥刺馬》等書。其中尤以
《紅花亭豪俠傳》（台版改名為《洪門英烈傳》）之演武敘事、重情尚義、行軍布
陣、反諷世態，無不精彩紛呈！作者兼有《水滸》與《三國》筆法之長，行文不測
，豪氣迫人！惜其作品不多，否則成就當在梁羽生之上，而可與金庸比肩。

‧高峰（非高小峰）生平亦不詳。觀其《高原奇俠傳》、《蟠龍劍客傳》、《
五嶽豪俠傳》諸作，文情不俗，略似蹄風「清宮派」小說。至於香港其他武俠作家
如專寫女俠傳奇的江一明，以及風雨樓主、避秦樓主、石沖等，俱乏善可陳。而所
謂「新派」竟出現將古人詩賦意譯為白話文者，則其荒唐程度不言而喻，也就無須
深論了。

8. 推薦部武俠小說

就給你推薦兩部 我正在看的：暗器之皇 神劍絕刀

9. 中國武俠小說史的介紹

《中國武俠小說史》是一部關於中國武俠小說的研究專著。全書共分為九章：第一章緒論，論述歷史上俠的起源、定義，中國游俠的精神，俠與盜的關系，武俠小說與中華民族文化心理，武俠小說的新派與舊派，武俠小說與西方騎士文學、日本武士文學的比較等；第二章至第六章論述中國古代武俠小說；第七章論述民國年間的武俠小說；第八章論述海外新派武俠小說；第九章論述當代大陸新派武俠小說。

10. *求中國武俠史！！！

《中國武俠史》
在群雄並峙的歷史機遇中成長——戰國游俠的活躍
2．養士之風的興盛

戰國的養士之風已和春秋時期有極大的區別。春秋時期雖列國紛爭，但表面上還維系著等級有序的一統局面，有極分嘰的「公」「私」觀念。所謂「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這是為社會所不齒的，因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養私屬、私卒，私士，是被社會輿論所不容的。在當時的歷史記載中，養士，往往被描繪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勝之類的不軌之舉。到了公開兼並與競爭的戰國時代，養士已成為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只要是有實力有抱負的國君、權臣，無不以盡可能多地收養門客為榮。從戰國初期的趙襄子、魏文侯及以後的趙惠文王、燕昭王、「戰國四公子」、秦相呂不韋、燕太子丹，門下都收養有千人以上的門客，其養士之規模也是春秋時期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孔叢子•居衛》篇記載了孔子孫孔子思關於春秋、戰國兩個時代不同的養士之風的觀察與思考。他認為，春秋時期，「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所以養士之風不得大倡；而戰國時代，「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這段話深刻地道出了戰國養士之風經久不衰的真諦。由於通過養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聲譽，以號召天下，又能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稱霸諸侯，所以上層權貴們爭相禮賢人士，不拘一格地網羅人才，以盡天才之大為己能，形成了「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人才流動和人才競爭的大好局面。

成國養士之風的興盛對快的發展起看極大的推動作用。

戰國的養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田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結起未。據史書記載，「四公子」門下的食客都超過三千人。孟嘗君的封地是擁有萬戶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還不足以供養門客。秦昭襄王稱贊孟嘗君善於結交各種人才，說：「孟君門下，如通物之市，無物不有。」平原君門下也人才濟濟，「文武備具」，他曾自誇：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門客甚至可以潛伏在趙王的身邊，他所得到的機擊信息甚至比他的國君魏安僖王還快、還准確。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圍數千里的游士「爭往歸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其他三位公子，對社會產生的威懾力也大致相同。

戰國四公子的大量養士，使得游俠有了集結的場所。這一點史書上雖無專門的記載，但也可尋見其端倪。秦圍邯鄲，趙王派平原君突圍去楚國求救，臨行時，平原君挑選「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同行。後解圍時，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說明平原君的門下聚結了不少俠土。信陵君曾「從博徒賣漿者游」，孟嘗君門下有「雞鳴狗盜之徒」，那麼下層社會的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門下。所以韓非子稱養士之風中存在「養游俠私劍之屬」的現象，所謂「俠奸六萬，門客三千」，且認為由於他們的大量桑結已威脅到最高統治者的統治。

武俠在權勢者門下的大量集緒，使得他們一開始便養成交黨結倫的風氣。《史記•孟嘗君列傳》中載門客的住處有傳舍、幸舍、代舍三種，又有「傳舍長」的職務，那麼，戰國的門客當有一定的組織方式，游俠也在所不免。這對於武俠的聚合是有利的。

以「四公子」為代表的戰國權貴為人才方面激烈競爭的形勢所迪，在網羅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難能可貴的行為准則。

一是「知人得士」。戰國時代的游士對於養士的權貴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們能給予自己很高的物質待遇，而且要求權貴們能懂得人才，善於使用人才。信陵君在魏國偷盜兵符領兵解了趙國邯鄲之圍後，便留在了趙國。他聽說趙國有兩個出色的人才：一為毛公，藏身於賭徒之中；一為薛公，埋名於酒肆之內。信陵君幾次想見他們，兩人都躲了起來，不肯相見。信陵君打聽到他們的存身之處，就悄悄地走到那兒與兩人交遊，相互間處得十分融洽。平原君聽說後對妻子說：「我聽說你弟弟信陵君天下無雙。現在看來只是個糊塗蟲，只知道和賭徒、賣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從姐姐那兒知道了平原君的議論，感嘆道：「平原君的養士原來只是貴公子的豪舉，並不是真正為了尋找人才。」平原君連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門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門下。在游士們看來，權貴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識別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錯誤。這就逼迫權貴者開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識別人才的能力。因此許多隱姓埋名於民間的人才，如彈鋏長歌的馮瓘、勇於自薦的毛遂都被主人識別重用，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才幹。一些生活在民間的游俠，如荊軻、聶政，都是被權貴們一再邀請，委以重任，才幹出一番驚天動人的事業的。

二是「不分貴賤，一與人等」。也就是說，門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決定的，與身份的貴賤無關；而作為養士的權貴者須「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貴驕士」。正因為如此，佶陵君為了結交身為看門者的隱士侯贏，居然在鬧市中和顏悅色地牽著韁繩，站在一旁，等待侯贏和別人談話完畢，才請他上車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過「節俠」田光的介紹才得以見到身為平民的荊軻。見面時，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後「日造門下」，想盡方法來「順適其意」。這樣一種風氣，使得多數埋名隱姓於民間的武俠有了被重新發現的機會。在門客中，人與人的相對平等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圈。這顯然與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圍，以及戰國時代「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這樣一種新的價值觀所喚醒的游士個人意識的自覺是分不開的。任何人只要能進人這一文化圈，那麼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獨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識和武藝而受到尊重。中國古代社會自有確切的歷史記載起，「貴賤尊卑」等級有序的觀念便占統治地位。長達數千年的古代社會，只有極少數時期，並在極特殊的社會一文化環境下，人際關系才有相對平等的可能。戰國的養士制度就是這樣一種獨特的社會一文化環境。在這種社會一文化環境中，個人人格上獨立的要求得到鼓勵和尊重。

只有在戰國時代，身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對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數次邀請不予理采；作為平民，荊軻可以因為燕太子丹催促他啟程赴秦而大發雷霆，甚至當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戰國的游俠便是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存在並發展起來的，人格的自尊顯得特別強烈和敏感。

當然，作為進入這種超越尊卑級差地位的文化圇的前提。

游俠自身必須具有過人的才識和武藝，因此游俠對於自己的學識武藝都砥礪求精。《史記》說荊軻「好讀書擊劍」，曾特地去榆次與著名劍客蓋聶論劍。然而，荊柯刺秦王不成被殺後，與荊軻交過手的另一游俠魯句踐還批評荊軻不精於「刺劍之術」。這種對膽識和武藝的嚴格要求和刻苦練武的習氣，後來作為傳統一直被中國歷代的武俠所繼承。

三是「合則留，不合則去」。戰國的游士絕無忠於一國一姓的狹隘觀念，他們有很大的選擇權，可以流動到適合自己發揮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這樣的權貴，在各方面，包括個人道德修養方面都必須格外小心謹慎，才能招徠人才，平原君的一個美人在樓上見有個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個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頭。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殺美人，門客離去者過半。手下有人告訴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愛色賤士」而失去人心。於是，平原君只得砍下那個美人的頭顱，親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漸漸返回。由於激烈的人才競爭，需要權勢者養士時有相當的肚量。孟嘗君的一個門客與孟嘗君的夫人相愛。盂嘗君知道後，認為「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不但沒殺門客，反而委以重任。後來那位門客出使衛國，冒死阻止了衛君約天下之兵攻打齊國的打算。齊國人因此稱贊孟嘗君能「轉禍為功」。用人者如此寬容的態度，為游士們提供了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游俠便是在這樣的「小環境」中迅速發展和成熟起來的。

在養士之風的庇蔭下，本來分散在民間的武俠迅速成為戰國時代最為活躍的社會階層之一。《慶子•說劍》篇記載趙惠文王特地收養了三千多名「劍士」。這些劍士都「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回而語」，可見社會地位都很低下。孟嘗君在其封地薛邑，專門招致各地的「任俠」者，甚至是犯了罪、亡命他鄉的俠客，人數高達六萬余戶。像這樣高度集中武俠的做法，使得一直是以個體力活動單位的武俠階層真正紐結在一起，壯大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獨立的社會力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至此，武俠的存在才真正被社會所承認。

3．游俠的活躍

戰國時代，武俠作為一卜獨立的社會力量為人們所承認，其標志就是「俠」的名稱的出現。

馮友蘭在《原儒墨補》一文中曾指出：「俠之一字則在晚周較晚的書中，方始見。」他的論斷大致是對的。直到戰國中期，尚未見典籍中有「俠」的專門名詞出現。那時的「俠」往往還是與其他各類武士混稱為「國之豪士」(《管子•問》)、「豪傑之士」(《盂子•滕文公上》)、「劍士」(《莊子•說劍》)、「私劍之士」(《韓非子•顯學》)、「死士」(《墨子•備梯》)等，不一而足，《說文解字》五篇上「萬」部說：「俜，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俜」。據此可以得知，「俠」這一專門稱呼最早可能轉音於漢代稱之為「三輔」的陝西中部一帶的俗語方言。那裡的居民把社會上已普遍出現的一類輕財重交的民間武士稱之為「俜」，也寫作「俜」，後逐漸變音假借為「俠」。

「俜」之所以假借為「俠」，在文字上和作為劍的別稱的「鋏」不無關系。「挾之於旁」謂劍，大概最初劍只是用手臂夾帶的，所以劍又稱作「鋏」。在先秦，「俠」字與「夾」、「挾」字常通借互用，正如段玉裁所說：經傳多假『俠』為『夾』，凡『夾』皆用『俠』。」因此，「俠」字在形、義兩方面都可能從「鋏」字轉化而來。且「鋏」字先秦後己不多見，大概「鋏」字的消失與「俠」作為民間武士特指名詞的出現不與關系。武俠的產生與先秦劍崇拜的文化心理的密切關系，由此可見。

從陝西三輔之地的方言「俜」轉音，並在文字上從「鋏」、「夾」通假為「俠」字，這一過程，大概至少在戰國晚期已經完成。

因為到了戰國晚期，典籍中已正式出現了「俠」字。其中，較為集中的是《韓非子》一書。書中的《八說》、《顯學》、《五蠹》諸篇，都將「俠」作為與「儒」並列的重要社會力量看待。《六反》篇提到了「行劍攻殺」、「活賊匿奸」的「任譽之士」。注引盧文昭曰： 「『譽』，疑是『俠』。」則「任俠」一詞可能最早出現於《韓非子》一書中。此外，《戰國策•燕策三》載田光的話，有「節俠士」一詞，《莊子•盜拓》篇有「俠人」之說，《呂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俠」字出現。可見，戰國未年「俠」的稱呼已經常使用。

「俠」的名稱的出現，標志著武俠階層已徹底從「士」階層中脫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從此，「士」便成為古代社會文人的代稱了。

戰國時代的武俠都是以「游俠」的形態出現的。

戰國的武俠與說士一樣，具有自由的身份，在列國間周遊，但其目的不是為了「致仕」，而是為了「交遊」。他們既與民間社會的豪傑之士交往，也與諸侯權貴結交。戰國時代著名游俠荊柯，祖先是齊國人，後遷居衛國。荊軻從小生活在衛國。《史記•貨殖列傳》曾指出：「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荊軻就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中長大，深受熏染，故「好讀書擊劍」。早年一度想憑一身武藝為國王衛元君服務，衛元君未用。於是荊柯離開衛國，開始了他的游俠生涯。他曾去榆次與武俠蓋聶論劍，又到趙國國都邯鄲與著名劍俠魯句踐比武。後來來到燕國，與各個階層的人物都有來往。他與屠狗的俠士高漸離結為好友，常在一起喝酒。燕國的處士田光先生也是荊軻的好朋友。荊柯還是個有心計的人。到各國支游時，他「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後終於與燕太於丹交往，行刺秦王。據《戰國策》記載，戰國時代另一著名游俠魯仲連，也曾歷游齊、趙各國，為齊國解燕圍，為趙國解秦田，拯救了無辜百姓的生命，卻不受封爵財寶。他曾說：「所貴於大幹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耿也。」這正是游俠周遊天下的宗旨。

戰國的游俠，其本質猶如某些文化人類學家所稱，是一些「文化離軌者」。他們游離於既定的文化規范之外，蔑視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因而採取極端的抗拒行為，行動乖僻，為世人所不解。荊軻來到燕國後，天大與好友高漸離及其他一些屠夫在鬧市中痛飲，喝到興頭上，高漸離擊築，荊軻隨著樂聲高歇，「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著無人者」。燕國的俠士秦舞陽，13歲時就殺人，「人不敢迕視」。《呂氏春秋•當務》篇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途，日：「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日：「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頁相啖，至死而上。

這當然是個極端的例子，未必全是實事，但可以窺出遊俠行事乖戾之一斑。

中國的先秦社會尚未形成分野明晰、各成體系的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固守古老文化傳統的游俠被戰國社會似乎一致的強大的時代潮流沖出了常規的生活軌道。他們佩著利劍，四處飄泊，甚至隱名埋姓，在有限的特定的圈子裡交往，心靈里深埋著對於整個社會與世風的敵意，人們也將他們視為特殊的一群、主流文化的離軌者。他們極端的行為和乖僻的生活方式。

更加深了社會上對游俠群體的普遍印象。只有那些懷抱特殊政治目的權貴們才去尋找他們，看重他們的膽略和武功。中國的文化從總體上說是一種注重穩定性的文化，而作為「文化高軌者」的俠，常常形成對文化穩定性的某種沖擊而被視為社會的離心力量。與俠文化品格相反的儒文化卻是一種「對庸見或曰通情達理精神的信仰」的文化，這種對庸見的崇拜，消解了極端的行為與動機，成為既定文化的一個穩定性因素。俠與儒在文化性質上的這一差異，也決定了它們不同的歷史命運，對於以後中國文比發展的走向，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
可以想像，作為「文化離軌者」的戰國游俠因其與世風的故意對抗，會遭受按常規生活的人們的敵意或冷淡。久而久之，這些刺激性因素所導致的狀況，「是一種在內心中不斷增長的、到處蔓延滲透的孤獨感，以及置身於一個敵對世界中的無能為力的絕望感。對個人環境因素所作出的這種尖銳的個人反應，會凝固、具體化為一種性格態度。這種性格態度就是對自身的人格尊嚴極端敏感的心理需求。這種需求如受到蔑視和阻礙，游俠便會作出猛烈的攻擊性反應，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孟子描繪他同時代的游俠北宮黝的個性：「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惡聲至，必反之」，便是如此。反之，如游俠的這種心理需求能越過社會地位差異的藩籬得到極大的尊重和充分的滿足，那麼他們便會傾心相交，以死作報。

聶政的事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韓國的大臣嚴遂(字仲子) 受丞相俠累(名傀)的迫害流亡他國。在齊國聽說勇士聶政隱名埋姓為屠戶。嚴遂幾次登門拜訪，都被聶政拒之門外。後來嚴遂打聽到聶政十分孝順老母，便准備了百溢黃金為聶政母親祝壽。聶政雖拒絕接收，但人格的自尊得到極大的滿足。《成國策•韓策五》詳細描述了聶政的心理活動：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
因此，聶政待母親故世後，使仗劍獨自一人悄悄來到朝國都城，當帥韓國正舉行「東孟之會」，韓國國王與俠累都在大堂之上，周圍衛兵眾多。聶政長驅直入，上階刺俠累。俠累抱住韓王想躲避。聶政揮劍猛刺，將俠累和韓王一起刺死。左右擁上。聶政大呼，連殺數十人。為了不連累親人，聶政割去臉皮，挖去眼睛，毀容後剖腹自殺。

從今天的眼光看，嚴遂如此尊重聶政，是出於其政治報復的需要，無非是一種利用的手段。但在游俠聶政心目中，確是因為對自己的「深知」而去行刺的。

從戰國游俠個人的素質看，大都是戰國時代出類拔萃的人才，智勇雙全，並非頭腦簡單的一介武夫。文獻稱我國中期的游俠孟舍，「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個很有頭腦的人。游俠荊柯「為人深沈好書」，頗有修養。他行刺秦王贏政前，制定了周密的計劃。他得了趙國著名劍匠徐夫人鑄造的毒劍，見血立死，鋒利異常，又讓勇士秦舞陽當助手，同時，准備了燕國要地督、亢的地圖和秦王仇人樊於期的首級作為見面禮，匕首就藏在地圖中。臨行前，高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歌聲激昂慷慨，以示必死之志。一曲終了，掉頭不顧而去。到了戒嚴森備的秦官，壯士秦舞陽不由色變振恐，荊軻仍從容應對。《戰國策•燕策》生動地描繪荊柯刺秦王的驚險場景：

柯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戡抗之。未至身，秦玉驚，自引面起，絕袖。拔劍，劍長，摻其室。時恐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有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葯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日：「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玉，不中，中柱。秦王復擊柯，被八創。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日：「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

從表層次看，荊軻的壯舉是為了報答燕太子丹的厚遇。實質上，作為游俠的荊柯在完成他一輩子都在尋找、都在准備完成的一件驚天動地的偉業；正是在這件偉業完成的過程中，他的自我價值得到了實現和證實。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游俠輕生忘死、捨生取義的俠義行為的內驅力。對於游俠來說，追求具有超越意義的「名」，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們「恩不忘報」，為的是「名高於世」。聶政毀容自殺後被韓國統治者暴屍於市，懸賞千金，要弄清刺客的姓名與身份。聶政的姐姐聶榮聞訊後心想：弟弟是為了我而毀容的，「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於是至鬧市抱屍慟哭，連呼：「這是吾弟聶政！」然後自殺於聶政屍體旁。正如作史者所指出的，聶政之所以能名揚後世，是與其姐姐甘冒殺身之禍以傳其名分不開的。在俠者看來，聶政是死得其所。戰國時代，重名好義的風尚在武俠階層表現得尤力強烈。為了「名」這種抽象的精神價值被社會與歷史所認可，武俠們不惜拋家棄業，甚至獻出生命。因此，俠義行為源自一種類似宗教的心理沖動。不過，武俠所頂禮膜拜的不是彼岸世界的上帝，也不是來世的幸福，而是存在於現實世界面同時又具有永恆性的高尚的道德目標。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了聶政、荊軻等俠士的事跡後贊嘆道：「自曹沫至荊坷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

豈妄也哉！」作為一個史官，能作出這樣的歷史評價，對於捨生取義的武俠來說，無疑是最高的槳賞了！

戰國時代，游俠是個十分活躍的階層，甚至發展成為當政者不得不正眼相看的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韓非曾鄭重其事地指出：「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已成為統治者無法往制的社會武裝勢力。韓非的話道出了戰國游俠發展的趨向：他們已逐漸疑聚成社會群體，並在群體內確立了自身的道德准則與行為方式，為了在群體內顯示自己的義節不錯觸犯法網。這說明自由的、獨來獨往的個體行動的游俠，到了戰國末期已呈集群化趨勢。

《呂氏春秋•愛士》篇記載了有關春秋時期秦穆公的傳聞。

秦穆公有一次外出時丟失了一匹駿馬，尋找時見一群鄉野平民正在岐山的南麓要殺那匹駿馬充飢。秦穆公說：「食用駿馬之肉如不飲酒，恐怕會傷害身體。」於是便送酒給他們喝，自己也就離去了。後一年秦晉兩國發生韓原之戰，激戰中秦穆公的戰車被晉軍擊壞，秦穆公危在旦夕。「野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穆公疾斗於車下，遂大克晉。」馮友蘭認為：「此三百餘人，似即是一武士團體。」《呂氏春秋》為戰國未年呂不韋的門客所作，這則傳聞反映的當是戰國後期的社會現象。它說明當時游俠結合為鬆散的自由流動的武士團體已是較為普遍的現象，《淮南子•說山》、《列子•說符》、劉勰《新論》都記載了魏國著名的富戶虞氏因侮辱了游俠，被游俠聚集起來破滅了全家的事。這一記載顯露了游俠豪強他的端倪，似乎在預示看中國武俠以後的歷史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