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壹』 武俠小說是否是中國獨有的文學類型(要確切權威的回答

1·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獨有的一種文學類型；武俠小說是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它的背景往往是一部厚重的歷史，發生在古遠的山河，無論是思想和感情，對君臣父子師長的觀念，都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一種精神。

2·西方近代有騎士小說也是一種西方文學類型。

『貳』 我畢業論文想寫金庸小說裡面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

http://www.lusin.cn/book/jingyong/24/mydoc012.htm

一種新見解：金庸對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來越低」嗎？——追求「統系」，致入誤區——金庸小說中傳統文化由多元構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對傳統文化既有贊頌又有揚棄——黃葯師父女嘲諷了什麼？——袁崇煥、顧炎武、黃宗羲的例證——反正統並不等於反傳統一

金庸小說蘊含著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這是廣大讀者都會有的共同感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

金庸武俠小說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寫「義」為核心，寓文化於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這里涉及儒、釋、道、墨、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如詩、詞、曲、賦、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棋藝等等。作者調動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深廣學養，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像陳世驤教授指出的《天龍八部》那種「悲天憫人」、博大崇高的格調，沒有作者對佛教哲學的真正會心，是很難達到的。我們還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像金庸小說那樣蘊藏著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1)

可以說，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俠小說的結果，同時又是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熏陶的產物。從金庸小說，我們可窺見墨家見義勇為的游俠精神，儒家的仁愛、王道與民本思想，還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無處不在的辯證方法。僅就文學本身而言，我們讀金庸小說，也常常不禁聯想到《莊子》那種瑰麗恣肆的神奇想像，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飛揚靈動的文學語言。它們都證明著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刻聯系。

但說到金庸小說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比方說，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間的看法顯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灣遠流公司出版的《絕品》一書中，舒國治先生的文章就說「金庸書中隱隱透出『文化空無感』」(2)，只是語焉不詳。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績的大陸學者陳墨先生，也在1994 年發表的《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說「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義（無論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陳墨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第一部書中的陳家洛，到第二部書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書中的胡斐、第四部書中的郭靖、第五部書中的楊過..在文化程度上明顯地一個不如一個。而後來的狄雲、石破天等主人公乾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許相當簡單：那就是金庸不喜歡儒生，不喜歡文人，不喜歡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還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不僅文化程度越來越低，而且越來越不通世故。這不僅表明作者對主流文化的一種否定，同時也是對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厭棄。」陳墨的結論是：金庸小說「從對儒生乃至一切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知識分子的懷疑和批判，發展到對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與非主流）的懷疑與批判，這是一條不容忽視的思想線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識的獨特之處和深刻之處。」

也就是說，在陳墨先生看來，金庸小說對傳統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劉衛國先生則在《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經脈》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認為《飛狐外傳》與《射鵰英雄傳》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俠義精神託孤給儒家」；由於對儒家思想的「反叛與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鵰俠侶》是金庸反叛儒家規范的一次半途而廢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這個「代表著儒家文化的『父親』終於被弒，表明金庸對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俠義精神全面沒落的深刻反省」；《天龍八部》體現了「佛法無邊」，但對慕容復、段正淳等依然「無能為力」；「到了《鹿鼎記》，金庸則為俠義精神唱出了最後的輓歌」，通過韋小寶這一「中國文化的怪胎」，「俠義精神最終被金庸親手埋葬」。

劉衛國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終點竟是徹底的失望」。這同樣認為金庸對傳統文化越來越採取了絕望和虛無的態度。

金庸小說果真像上面幾位先生說的那樣，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示了虛無、否定和絕望嗎？如果允許我們「跟著感覺走」，恐怕得不出這種結論。金庸幾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俠魂，謳歌義氣，他認為「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系」(5)。具有這種認識的人，實在難以想像居然會對傳統文化採取「虛無」態度，居然會將俠義精神「親手埋葬」。

事實上，陳、劉二位都對金庸小說存在一些誤解，他們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雖有道理（陳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處），但總體結論很有偏頗。這樣的論斷同一般讀者的閱讀印象，距離實在太遠了！也和金庸小說的創作實際，距離太遠了！

金庸小說共十五種三十六冊，創作和改定的時間前後長達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創作《書劍恩仇錄》之初，就設想好未來要寫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題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樣構成一個龐大的形象體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寫一部構想一部（能多構想一兩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復自己而已。武俠小說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於具體設計，恐怕只能視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與周圍人物的相互關系，作品情節發展與主題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並非按作者事先設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順序排列的結果。況且作品實際情況也並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以金庸較晚的幾部小說主人公為例：《天龍八部》中段譽是大理國王子，他自己對鍾靈說：從小「爹爹請了一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詩詞歌賦，請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經」(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養；喬峰、虛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過一點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現的楊過、狄雲、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後的《鹿鼎記》，主人公除韋小寶外，還應該算上一個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將康熙與郭靖、喬峰並列為「男主角」

(7)）。金庸小說確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決沒有陳墨先生所說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傾向。至於金庸思想有沒有劉衛國先生所稱從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終端卻是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絕望」這樣一個「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從《書劍恩仇錄》開始，實際上對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揚棄，既有繼承又有批判。後來他又研讀佛經，也剖析世俗文化，卻同樣沒有全盤地接受，當然也無所謂「徹底的失望」。金庸創作武俠小說，已過「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體已經打好，思想也趨於穩定和比較成熟，傳統文化在他的小說中是以綜合和融匯的形態存在的（這才使讀者感到他的小說具有豐富厚實的文化氣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說創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後探索市民文化與世俗文化，最終走向虛無、絕望。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研究者為追求建立某種「體系」而對金庸作品求之過深、走向偏頗的結果。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者，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8)這里說的雖是古代哲學史研究，其實在方法論上有普遍意義，對金庸小說與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樣適用的。

二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里是以綜合的形態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於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著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幾家的若干觀點，他本人卻似乎並不特別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態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採取一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態度。令狐沖那麼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確把握金庸小說內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一。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的學說各自代表社會要求的一個側面。雖然相互間激烈地進行著爭論和斗爭，卻並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關系，倒是各有優長，可以相互補充。儒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主張從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來保證「禮治」、實行「仁政」，以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孔子不贊成法治，而主張德治，他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9)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0)可見，他認為主要應該從道德教育上解決問題（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但道德教育當然不是萬能的，孔子沒有辦法時還是殺了少正卯。在國家、社會的管理方面，強調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對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補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樣只靠片面的嚴刑峻法，「樂以刑殺為威」，社會也可以失去彈性和生機，結果就如秦代那樣「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11)，全國變成一個沒有圍牆的大監獄，終於民怨沸騰，二世而亡。在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無為而治、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主張更是對法家的重要補充。漢初有一段時間實行黃老之學，那實際是「外道內法」，結果社會經濟就發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漢武帝表面獨尊儒家，同時卻任用酷吏，加強社會控制，這是「陽儒陰法」，用漢宣帝的話來說也叫做「霸王道雜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於縱橫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戰略戰術，當然也是國家管理的一個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態度上非常入世，接近於儒，但它似乎更密切關心下層勞動者、小生產者的利益，喜歡干預社會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俠精神在漢武帝時代受到重大打擊（不少俠士被殺）。後來傳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貪欲、安定社會秩序、闡釋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總之，各家之學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補充，融會優長，體現文化生態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會治理上取得輝煌的成功。曾國藩號稱大儒，實際上吸取百家，他曾說：「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13)這話很有道理。

金庸小說正是兼容儒、墨、釋、道、法各家的。他的許多主人公，曾經出生入死，行俠仗義，豪氣干雲，最後卻又飄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踐儒墨之旨，復遵釋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曾說： 漢唐之後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國人的思想也為之一變，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並行。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年輕時積極關心世務和大眾，以天下為己任，當在現實環境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有的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有的不免趨於遁世與消極。..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眾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復。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於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隱居。大概由於我從小就對范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從《書劍》的陳家洛、《碧血劍》的袁承志，以至《射鵰》的王重陽、《倚天》的張無忌、《神鵰》的楊過、《笑傲》的令狐沖、《天龍》的虛竹、段譽（他雖然做了大理國的皇帝，後來還是出家為僧），直到最後一部《鹿鼎記》仍是如此。韋小寶貴為公爵，深得皇帝寵幸，還是選擇了逃避隱居。

結局如何，主要是根據人物的基本個性而發展出來。重視責任和社會規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條路；追求個性解放之人多半會走第二條路。..以兼善天下為目標的是我小說中的第一類男主角，第二類男主角則在努力一番之後遭到挫敗感意興闌珊，就獨善其身了。「且自逍遙沒人管」（《天龍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自由灑脫，似乎另有一番積極意義。儒家的「獨善其身」則有較強的道德內涵。(14)

可見，即使都是隱居，也還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間的區別，同時又採取兼容態度的。

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單純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一個典型，這在我看來不免有些簡單。郭靖身上當然有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同時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兩家在春秋末戰國初都曾是顯學，思想亦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仁義）。唐代韓愈曾說：「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然而具體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許更多些。儒家和墨家雖然都主張「以天下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墨子說：「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郭靖正是自覺地這樣做的。他抗元幾十年，不畏勞苦，排除萬難，捨身救世。墨家對戰爭與和平這類關聯千千萬萬人的重大問題往往特別關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對侵略戰爭，反對成吉思汗殘殺百姓，也頗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養出的那種質朴、苦幹、實心眼、死心眼，也頗具墨家氣質。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麼傻。除非在涉及氣節一類問題上，儒家一般並不主張拚命硬幹，他們有比較圓通的一面。連孔子都說，「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他還稱贊：「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15)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這點上，儒家有點接近於道家，而不同於墨家。對墨家，古人有雲：

「墨子之徒，世謂熱腹」，「墨子之徒，專務救人」(16)，他們是一批熱心腸人，真會拚命硬乾的。正因為這樣，墨家對後代的俠士頗有影響，許多游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嚴厲制止楊過與師父小龍女戀愛）外，思想氣質更像墨家。他至少是個兼容儒墨文化影響的俠士形象。我們決不能僅憑一個英雄人物入世就認為是儒家，出世就認為是道家，實際情形相當復雜，要進行具體分析。金庸自己在談到入世的俠士、英雄時，是把儒家、墨家並提的，他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都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致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17)這段話寫在1989 年， 可見金庸從未對儒家絕望（岳不群是偽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對儒墨同樣看重。我們分析作品和人物時，實在需要細心一點。

如果說郭靖的俠義精神兼容墨儒兩種思想的話，那麼，《鹿鼎記》中的康熙，就可以說是融合了儒家與法家文化優長的「明君」形象。

康熙確實是《鹿鼎記》的真正主角。金庸寫近乎愚忠的陳近南和帶點流氣的韋小寶時，都用了諷刺筆法，對吳三桂、沐王府、鄭克爽以及神龍教系統的人物更加不在話下，唯獨對康熙卻都是正面寫來。小說從他與鰲拜的斗爭中寫了他經受磨練，漸次成長；從他與親人（順治、太後、建寧公主）的關系以及與韋小寶相處中寫出他睿智而又親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憂國憂時，勤政愛民，仁厚大度，盡量減輕百姓負擔。得知台灣遭遇嚴重台風災害時，還要縮減宮中開支去賑濟。有人為《明夷待訪錄》的事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黃宗羲辯誣。康熙治國也採取不少法家乃至縱橫家的辦法，如嚴於執法，講究權術智謀，甚至任用秘密情報人員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牽著鼻子走，只讓他們為自己所用。對韋小寶，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監視，後來當面揭破他的天地會香主身分，使韋小寶嚇出一身冷汗，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韋小寶面前坦誠地說：「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這番話大體符合歷史真實，決非自我吹噓。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必須承認康熙合乎儒法兩家「聖君」的標准。金庸對康熙的評價，事實上非常接近於歷史唯物主義。讀《鹿鼎記》而只看見一個韋小寶，看不見康熙，還認為金庸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寫越低，或者認為金庸越到後來越是對傳統文化絕望，那真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看來，《鹿鼎記》與金庸以前小說的不同，是在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以及主人公從俠士換成了皇帝，而不在「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有什麼變化。《鹿鼎記》的出現，標志著金庸的視野由武俠小說向歷史小說轉移。聽說金庸現在正准備寫秦末漢初的歷史小說，這一意願如能實現，那麼《鹿鼎記》就不像過去所說是金庸小說創作的「封筆」或「結束」，而恰恰成為一個新的創作階段的開端。

『叄』 為什麼說金庸的武俠小說蘊含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蘊

金庸武俠小說處處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一方面表現在外在的，比如小說人物名字，就像周芷若、李莫愁等等，都是出自經典傳統文化；比如美食，就像射鵰英雄傳等等裡面的或紛繁復雜的大餐或簡單平淡的家常菜，都體現出來傳統文化的意蘊。另一方面表現在內在的，比如愛國愛民的情懷、忠義當頭的情操、隱逸瀟灑的情結等等，更是體現出我們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意蘊。

俠義天下

『肆』 金庸武俠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探究 研究性課題

金庸的出現,無疑對中國主流文學界構成了嚴峻挑戰.然而,無論是接納還是拒絕金庸,研究者們都很難跳出雅與俗、精英與大眾等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即使是接納金庸的學者也是把收編金庸作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來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斷的武俠小說無疑是削足適履的.金庸小說事實上已對20世紀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觀念體系提出了挑戰,那麼,如何跳出這種二元思維設定的框架與模式,調諧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學研究頻道?本文試圖依託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聯動的文化研究理論,探尋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創意經營.
一、文化資本:在當代思想給養中運作中國傳統文化
布爾迪厄認為,資本可以表現為三種基本的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可以直接轉換成金錢,它是以財產權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在某些條件下能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會資本是以社會義務(聯系)組成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某種高貴頭銜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資本通常以三種狀態存在:具體的狀態、客觀的狀態和體制的狀態.文化資本的積累集中體現在我們所稱的文化、教育、修養之中,文化資本的經營是對累積的文化資本的現實運用與轉化,這一過程表現為投資者的辛苦勞作,顯現為經營者各個時期勞動力的變化,這種文化資本的自覺經營,為「文化資本」整合其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獲取高額回報提供基礎核心,並且在社會結構的再生產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金庸成長過程和小說顯現的人的教養、德行、人性,經由創辦報紙、撰寫時評與創造小說,表現為一種努力擺脫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對個體精神羈絆的努力,尤其是撰寫時評體現得淋漓盡致,作為一個政治學出身的文化經營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為他贏得了更多的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經營空間.在小說創作中則體現為他自覺地以更多的時間投入以剖析人性與體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養和對待創作的認真態度,是他的文化資本的重要構成部分.金庸以嚴肅認真的藝術態度對待武俠小說創作,精心建構武俠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高度自覺地承傳中華文化的價值,是金庸自覺經營文化資本並以此為核心整合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起點.
讓傳統文化運行於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這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澱於歷史長河中的傳統文化的思想結晶,被從歷史深處打撈起來,集聚在與當代文化共同運行的思考之中,這種深入到歷史深處的思考,不是要復活傳統文化曾有的樣子,而是要使曾經鮮活的傳統文化精神氣韻在當代文化土壤滋養下,依然保持它曾經存有的鮮活.
金庸成功地融會了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精神,將武俠小說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創作一方面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大量的營養,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靈感、想像和才情綜合運用傳統文化資源,從而構成他小說的獨特的文化資本.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或許是良莠兼具,但在社會的特定發展時期,金庸小說文化資本運營,為社會開辟了一個廣泛的市場,為不同的讀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資源.中華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資源的現實轉化中,著陸生根於我們日常的生活.
對金庸如何在小說中充分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元素有效地轉化為小說的文學性資源,許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開,不再作添足之論.本文重點旨在論述金庸的文化資本經營在當下語境中的功能與意義.
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著眼,形式上藉助武俠小說這種傳統文化體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適合最廣大華夏子孫的再創造.金庸利用的是傳統的武俠小說形式,在承載傳統文化的同時,又賦予小說以現代的思想,即以當代的文化滋養中華的傳統文化,讓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一道運思,創造出有別於傳統的新武俠小說.
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極其豐富,但由於缺乏好的創意和再造能力,致使傳統文化資源不是閑置浪費,就是大量流失,或為外國文化所利用.眾所周知,《花木蘭》和《寶蓮燈》這兩個在我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美國好萊塢把它們拿去加以文化與技術的改造,拍成動畫片,通過全球的銷售網路廣泛傳播,從而創造了驚人的票房和影響,這就是好萊塢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改造,我們除了焦慮卻無所作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僅僅倡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號,對民族文化的國際化推進並沒有什麼切實的作用與意義.我們可以蔑視好萊塢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將目光僅僅投放在最沒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功夫」上,也盡可以蔑視好萊塢的中國面孔拼貼的僅僅是中國文化的邊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萊塢的文化影響和意識滲透在中國的進一步擴大,這才是中國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這一點,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伍』 如題，500-600字，講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的

金庸武俠小說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寫「義」為核心，寓文化於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這里涉及儒、釋、道、墨、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如詩、詞、曲、賦、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棋藝等等。作者調動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深廣學養，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像陳世驤教授指出的《天龍八部》那種「悲天憫人」、博大崇高的格調，沒有作者對佛教哲學的真正會心，是很難達到的。我們還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像金庸小說那樣蘊藏著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

可以說，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俠小說的結果，同時又是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熏陶的產物。從金庸小說，我們可窺見墨家見義勇為的游俠精神，儒家的仁愛、王道與民本思想，還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無處不在的辯證方法。僅就文學本身而言，我們讀金庸小說，也常常不禁聯想到《莊子》那種瑰麗恣肆的神奇想像，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飛揚靈動的文學語言。它們都證明著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刻聯系。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里是以綜合的形態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於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著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幾家的若干觀點，他本人卻似乎並不特別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態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採取一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態度。令狐沖那麼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確把握金庸小說內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一。

『陸』 金庸的哪部小說最能表現中國傳統文化

《天龍八部》、《笑傲江湖》我開始讀金庸小說的時候同樣是被其跌宕的情節、神奇的武俠世界所吸引，但是當我讀完射鵰三部曲（《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之後，我開始為金庸的文學功底和金庸對傳統中國人、中國觀念的描述所征服。及至我讀了《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之後，我開始入迷，因為書中隱含的是有關易、儒、道、佛等的各種價值觀、世界觀，並且由於這些不同觀念而引起的沖突。金庸的書中，包括了易學的方位、經絡、穴道，中國傳統的算術、醫葯、書法、音樂、飲食、山川地理、風景名勝傳說等等，不一而足。《笑傲江湖》中的五嶽風光描寫、經典成語「乘龍快婿」等的典故，還有佛祖傳法中土的傳說……《倚天屠龍記》中關於道教大派真武身世的傳說；各小說中所涉及的數不清的名山、大川，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有武當山、五嶽、昆侖山、峨眉山、青城山、雁盪山、長白山、終南山、長江、黃河、漢水、錢塘江等等；還有《射鵰英雄傳》中有關飲食、算術、易學的描述，無不讓人讀之有為之一探中國博大的文化的沖動！早前也曾有人把金庸作品中的菜式實踐成金庸宴，也頗受贊譽！這應該是文學界少有的雅事啊~！金庸書中的情感故事也是頗吸引人的，但表面的情與愛的描寫，裡面其實穿透這對傳統封建禮教的思考、也反映著中國傳統儒家道德思想與時代變遷、政治理想等的沖突，如其中非常幽默、滑稽的「和尚娶尼姑，佛祖要怪罪一起怪罪」、以及師徒成為夫妻、誇輩分成為拜把兄弟的種種，無不是對傳統禮教的反諷。其中關於隱者以及武功流派的描寫，卻在隱喻著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斗爭、對歷史、文化的不同看法，諸如「無招勝有招」、「一統江湖，千秋萬載」、「敵強則強、敵弱則弱」等等，甚至包括「活學活用」等古樸的儒家教育思想等……這是怎樣的豐富？是看都看不過來、學都難以學全的，試想想、其中古詩、古畫、古音樂的傳說、古棋譜等等，足見金庸涉獵之廣、對中國歷史、民間傳說的了解是如何廣博？！雖然文學作品有加工和藝術化的成分，但從其描述風格和處理手法上看，卻無不浸潤中國語言文學的美妙和精確！ 閱讀金庸小說，其情節構造、語言魅力、人物設置、場景描繪絲毫不比《紅樓夢》遜色！金庸在安排人物出場，從細微處刻畫人物特徵、相貌、性格穿戴上都有獨到的巧妙！金庸作品和《紅樓夢》一樣，從情節安排、場景設計、到人物形象，對話等等無不深深地烙印著中國傳統的審美。那種推鏡頭、搖鏡頭式的描寫，更是文學中的高明技巧，金庸往往讓人物出場的時候先展現他（她）的容貌、衣著、神態等等，讓讀者先對其產生判斷思維，然後再用旁人的反應來揭示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影響，這種富立體感的刻劃，非沒有高深文學修養所能為的。還有傳統中國式的白話文，是地道的中國語言，風格與紅樓夢極為近似，朴實但流暢、生動而接近百姓生活的話，看似簡拙、其實是舉重若輕，有中國傳統語言特有的藝術美感，其間的缺乏形態讓讀者有大量想像、還原藝術形象的空間。金庸小說，有時候一個場面幾百號人、有時候幽靜而獨特，甚至不同地方、不同季節的反應都那樣精確生動，裡面有多少名勝古跡，讓人讀之心生嚮往，如果作品是粗鄙的流行產品，怎會有這樣的效果，怎會有桃花島、蒙古大漠、雲南大理等一批地方因為金庸而深入人心？算了，如果說，要寫關於金庸小說的鑒賞，那麼寫上幾十萬字也完全不算多，但是，我敢肯定，有朝一日，金庸的小說研究，肯定會像現在《紅樓夢》的文學研究一樣，越來越鼎盛！也許，就像《三國演義》一樣，金庸小說又會讓一代代人們不斷爭論下去，讓他的小說在爭論中繼續傳播著經典、正宗的中國傳統文化！

『柒』 金庸和其武俠真的是古中國文化嗎

武俠小說雖然擁有大批忠實的讀者，但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它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消遣品而已，他們認為武俠小說庸俗、荒誕，難登大雅之堂。仔細想想，如果武俠小說真是如此，那它為什麼還有這么強的生命力能夠經久不衰、廣泛流傳?為什麼金庸、古龍等作家的作品再版了一次又一次而始終擁有廣大的讀者呢？
算起來中國最早的武俠小說，應該是唐人傳奇中的《虯髯客傳》、《紅線》、《聶隱娘》等精彩的文學作品了，其後還有《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等。嚴格地說，連《水滸傳》也未嘗不是武俠小說作品。若武俠小說當真不過是一種消遣品，為什麼這些作品可以經過千百年流傳至今，而不被歷史淘汰掉呢？可見，武俠小說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有它獨特的表達方式和豐富的知識性，是我國傳統文化寶庫中的寶貴財富。這里我想以金庸先生的作品為例，談談武俠小說作品中的價值與魅力。
首先，金庸武俠小說具有廣博而豐富的知識性。
有人指責武俠小說作家不合情理地胡說八道，為了迎合一些游手好閑人的低級品味，不顧—切地扭曲事實，十分無聊。其實這些觀點未免太過主觀了。和大多數文學作品一樣，金庸的武俠小說並非憑空杜撰出一個個故事，金庸先生對待創作是十分嚴肅的。從他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到最後一部《鹿鼎記》，金庸對每一部小說的創作都下了極大的功夫。對所用的史料，都有詳盡的考證。
例如，《射鵰英雄傳》在動筆前，作者便參閱了12卷《蒙古秘史》、《南詔野史》、《元史》、《新元史》、《成吉思汗傳》、《皇元聖武親征校錄注》等大量史書傳記；寫《飛狐外傳》查閱了《明史》、《明紀》、《明季北略》、《澧州志》、《吳三桂演義》；《鹿鼎記》的史實則出自《清史稿》、《清代史?世祖出家事考實》、《玉林國師年譜》。顯而易見，讀者在欣賞通俗的武俠文藝過程中，必定也可以學到不少的歷史知識。
金庸先生不但致力於歷史研究，文學功底也十分深厚。他的作品裡十分自然地穿插著大量詩詞名句，到處顯示著他淵博的知識。
《射鵰英雄傳》中有這樣一幕：「那書生經過黃蓉身邊，見她暈生雙頰，喜透眉梢，笑吟道：'隰有萇楚，猗灘其枝！』黃蓉聽他取笑自己，也吟道：'雞棲於塒，日之夕矣。』那書生哈哈一笑，一揖而別。」原來，這都是引用詩經上的話。「隰有萇楚，猗灘其枝！」下面有「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樂子之無室」三句，是少女愛慕一青年男子的情歌。「雞棲於塒，日之夕矣」下面則是「羊牛下來，羊牛不括。」卻是罵那書生為畜牲了。試想，作者若不是將詩經爛熟於胸，又怎能寫出這樣一個妙趣橫生的情節呢?
此外，小說中對於易經八卦、奇門算術、醫葯、音樂、書畫等雜學也多有涉獵。看過《笑傲江湖》的人，大約都對祖千秋與令狐沖論酒的情節記憶猶新。
祖千秋侃侃而談道：「紅袖織綾誇柿葉，青旗沽酒乘梨花。可見喝梨花酒當用翡翠杯，而喝汾酒則當用玉杯了。唐人有詩雲：'玉碗盛來琥珀光』，可見玉碗玉杯能增酒色。」又指一壇酒道：「這一壇關外白酒，酒味是極好的，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氣，最好用犀角杯盛而飲之，那就醇美無比了。須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誠我不欺。」……金庸先生將廣博的知識蘊蓄在小說里，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這恐怕和胡說八道拉不上什麼干係吧！
其次，金庸武俠小說中包含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後序中說：「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象大多數小說一樣。影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畫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由此可見，人物形象的創作在金庸小說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筆者或用濃郁的色彩為人物性格上色，或用簡單的筆道素描。於是乎，一個個鮮明的人物形象便躍然紙上，清晰可見了。
《神鵰俠侶》中有這樣一幕：蒙古大軍圍攻襄陽城，郭靖領兵拒守，而其愛妻又有孕在身。這時，極厲害的金輪法王前來行刺。書中寫道：「郭靖臉色微變，順手一拉黃蓉，想將她藏在自己身後。黃蓉低聲道：'靖哥哥，襄陽城要緊，還是你我的情愛要緊?是你的身子要緊，還是我的身子要緊?』郭靖放開了黃蓉的手：'對，國事為重。』」寥寥數筆，寫的也少；不過是夫妻間簡單的—兩句對話，但郭靖、黃蓉「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風度盡可—覽無余。
而《鹿鼎記》中對主人公韋小寶的刻畫又不相同。例如，當他知道茅十八是衙門懸賞緝拿的江洋大盜時，有些心動。但看見茅十八帶著十分古怪的神情看他時，便又怒道：「你心裡想什麼?你猜我會去通風報信，領這賞銀?」茅十八道：「是啊，白花花的銀子，誰又不愛?」韋小寶怒罵：「操你奶奶！出賣朋友，還講什麼江湖義氣？……就算有一萬兩，十萬兩的賞格，老子也絕不會去通風報信。」但他心裡卻在想：「倘若真有一萬兩，十萬兩銀子的賞格，出賣朋友的事做不做?」他就有些打不定主意了。只此一幕，韋小寶這個市井小人的形象便被刻畫得淋漓盡致。
當然，作者寫一個人物，用意並不一定是肯定這樣的典型：
莎士比亞寫《王子復仇記》並不是喜愛哈姆萊特的優柔寡斷。魯迅先生創作《阿Q正傳》也非鼓吹精神勝利法。作者不過是在描寫一個人物，並不是鼓勵讀者模仿他們的行為。這樣的創作是無可非議的。
小說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原形，來自於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武俠小說不過是這樣給人在「武林」中設計一個位置，更直接地贊揚人性中的真善美，批判人性中的假惡丑而已，這是和所有的小說一樣的。
第三，金庸武俠作品中體現矛盾沖突的典型環境。
一個人的善與惡，高尚與低劣在平時是看不出來的。金庸小說的引人之處正是將人物放入一個特殊的環境中，以之來考驗人性。
《射鵰英雄傳》中，洪七公和歐陽峰在焚燒的船中作殊死戰時，歐陽峰被折斷的燃燒的船桅所壓。洪七公為人光明正大，不忍武俠大宗師如此下場，加以救援。但歐陽峰借洪七公救他分神之機，竟痛下殺手。同是武林中兩位頂尖高手，在這一幕中便善惡分明了。
又如《天龍八部》中的一個主角蕭峰。當時正值契丹與宋朝交兵之際，一方面他身為丐幫幫主，常率幫眾抗擊契丹人，一方面他自己卻是契丹人，父母也被宋人無辜地殺害，重大的矛盾就此開始了。最後，當遼主為敵所擒時，蕭峰以民族利益為重出手相救。但為使普天生靈免受荼毒，卻又不能不迫遼主立約退兵。可是以臣迫君是叛國叛君之舉，為了表明自己並無賣國求榮之意，蕭峰在一切完成之後，不得不選擇自刎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為了一生追求的信義，蕭峰付出了寶貴的生命，使讀者掩卷而思，仍覺得意猶未盡。
金庸先生正是在一個個環環相扣的矛盾中表現人物性格，也正是用一個個矛盾緊緊扣住了讀者的心。
第四，金庸武俠作品中蘊藏耐人尋味的人生哲理。
武俠小說不但有它通俗的故事性，還包含了不少作者對生命的理解。認真讀來，會發現讀小說的過程中信手拈來即有妙諦。
記得《天龍八部》中有一個珍瓏（圍棋術語），此局棋劫中有劫，既有長生，又有共活，或反撲，或收氣，復雜無比，無人可破。小說中的人物段譽，棋道十分高明，卻因不肯拋卻一兵一卒而敗；而慕容復因為太過忍心，拋卻兵卒而敗。最後竟是——個小和尚虛竹自殺了一大片白棋，才破了珍瓏。這實在是人生之中以退為進的精闢表達。慕容復不懂以退為進的道理，一味沖殺，進不了時只好絕望得想死；而虛竹殺了自己—大片棋後，情勢頓見開朗，大有迴旋餘地，不再縛手縛腳了，這—看似敗退的棋招，竟給白棋帶來了生機。現實中，對於只顧奮力向前的人來說，有時不妨也退後一步。在許多情況下，在前無進路之時，退一步可能竟會海闊天空。以退為進的效果經常會比一味沖殺好得多。
通過對金庸作品的分析，不難知道，一些好的武俠小說不論是在知識性、藝術性、思想性上都絲毫不遜於其他文學作品。
當代的許多武俠小說作家的作品都在繼承傳統通俗文學的基礎上，有意識地汲取西方現代小說的一些技法，使武俠小說界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必然會不知不覺地提高文化修養和生活情趣，並汲取了豐富的知識！
最後，讓我們改變從前那些對於武俠小說的認識，真正沉醉其中去感受武俠小說中的藝術價值與魅力吧！

『捌』 香港武俠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灕江出版社 的 《武俠小說鑒賞大典》 能夠 給出 答案

『玖』 金庸古龍寫的武俠小說算不算傳統文化

我認為不算，首先傳統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徵。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為內核，還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態，包括：古文、詩、詞、曲、賦、民族音樂、民族戲劇、曲藝、國畫、書法、對聯、燈謎、射覆、酒令、歇後語等。
這些都是歷史的積累產物，而金庸古龍二人的武俠小說屬於現代產物。我感覺你選戲曲這個題材不挺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