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對我國古代小說創作的影響
Ⅰ 儒家思想對我國古代詩歌有什麼影響
影響深遠。
兩漢文學中最有價值的是樂府詩中的民歌。樂府本是國家音樂管理機構，負有采編民歌民謠，配樂演唱的職能。後人將樂府機構配樂演唱的歌稱名為漢樂府詩。漢樂府民歌和《詩經》是一脈相承的，《詩經》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漢樂府以「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深刻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當時勞動人民的生活願望和要求。有的控訴了統治者窮兵黷武的政策，如《戰城南》、《十五從軍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的罪惡，以及表達了對真摯愛情的嚮往，如《孔雀東南飛》、《上邪》、《有所思》，有的對社會下層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等。而《詩經》以抒情為主，漢樂府長於敘事鋪陳，標志著古代敘事詩的完全成熟。《孔雀東南飛》是中國古代漢民族第一敘事長詩。 漢代文人詩歌一直無所成就。到東漢，文人在樂府民歌影響下試作五言詩，班固的《詠史》詩，寫得質木無文，極少詩味，但是是現存最早文人五言詩。東漢末年產生的《古詩十九首》，才成為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標志。《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末年無名氏文人創作的一組抒情短詩。它並非成於一人一時，抒發了處於動亂時代下層文人傷感，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與漢樂府民歌長於敘事不同，《古詩十九首》的主要藝術特色是長於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質朴中顯出精煉工切的藝術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贊譽。 兩漢散文創作的成就很高。漢初賈誼和晁錯的政論散文，思想敏銳、直言時弊、文采飛揚。後期至東漢的散文雖有駢偶化發展的傾向，但能夠保存漢初關注現實，指摘時弊的文風。而兩漢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開創了紀傳體這種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編寫體例。它敢於批判、敢於歌頌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為人們所稱道。從文學的角度看，司馬遷以飽滿的情感和豐富的歷史知識，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使它成為我國傳記文學的典範。如《項羽本紀》中的項羽，《李將軍列傳》中的飛將軍李廣，《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藺相如等。《史記》刻畫人物的高超技巧，變化多樣的謀篇布局和語言的非凡表現力，都對後世敘事散文起到了示範作用。魯迅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兩語熱情地評價《史記》傑出的史學和文學成就。可以和《史記》相提並論的是班固的《漢書》。《漢書》記事詳贍，寫得也頗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則，來寫入記史，顯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遜於《史記》。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日益擺脫經學的影響，而獲得獨立的發展，開始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詩歌、散文、辭賦、駢文、小說等文學樣式，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詩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漢末魏初，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背景下面，文人詩歌創作進入了「五言騰踴」的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劉楨、陳琳等所謂「建安七子」組成的鄴下文人集團，創造了「建安文學」的輝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氣」這種共同的時代風格，其中曹操的詩歌，沉雄悲涼，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表露了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都是較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建安之傑」。他的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白馬篇》、《贈白馬王彪》分別是他前期和後期詩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辭賦也表現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著名的〈洛神賦〉美不勝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詩》、〈登樓賦〉等篇章，是建安文學中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傑作。 魏晉之交，隨著世風的變易，詩歌創作呈現出與建安時代不同的風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鬱艱深，或風調峻切，他們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進一步推動了五言古詩的發展。西晉太康時期詩歌繁榮，詩人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稱，但多數作品流於華采繁縟，唯左思的詩歌骨力遒勁，承傳建安文學的精神。其〈詠史〉詩開啟了詠史和詠懷結合的新路子。東晉在玄學的影響下，「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泛濫一時，能夠超越流俗的大詩人便是陶淵明。陶淵明的時代，「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他因貧而出仕，目睹官場黑暗，不願同流合污，決心辭官歸隱，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園詩描繪自然風光的美麗，歌頌田園生活的平和，也表現了親身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喜悅和辛勞。創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統一的藝術境界。《歸園田居》、《飲酒》是他的田園詩的代表作。陶詩的風格自然沖淡為主流，但《讀山海經》(「精衛填微木」)、《詠荊軻》等也顯示了詩人「金剛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詩人內心並不靜穆，他沒有忘懷世事。陶淵明詩對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園詩派受其直接影響。陶淵明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辭賦，數量雖不多，卻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等。
Ⅱ 儒家思想對我國的影響
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人類古文化中唯一從未中斷、延續至今的一種文化。它覆蓋面積廣，形成了幅員遼闊、人口繁密的泱泱大國。明中葉以前，中國的經濟、科技、文教的發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在不少方面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政府政治背景，仍能遠播海外，以偉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諧、中庸之道，幅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教文化圈。這充分說明了孔子思想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公元一世紀，孔子文化南下越南，東渡日本。早在明朝初年，朝鮮就創設成均館於漢城，祭孔於文廟，促進了文化、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回顧以上文明發展的歷史和孔子學說對東、西方的影響，可以看出，儒學作為中國文化及東方文化的代表，其理論體系和思想內涵的精粹之處，自有超出地域和時代，為世界文明的發展所客觀需要的價值和成份，而值得今天的人類所吸取和發揚光大。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生活在春秋晚期。他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主張以愛人之心調解與和諧社會人際關系。他以「有教無類」的思想辦學，打破了奴隸社會「學在官府」，只允許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面，使平民的子弟也有受教育的機會。這對推動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孔子思想對世界的影響：
在我國：（列舉具體的歷史事件）
西漢：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尊崇儒家學說，實現了大一統。
唐朝：唐太宗時期的「貞觀之治」，文化上，興科舉，以儒為師，大辦學校。也正因如此，吸引了大批外國留學生來到大唐做官，學習。例如新羅（古代的朝鮮）的崔致遠（回國後致力於傳播儒家文化）。
明清時期儒家文化更是到達了巔峰時期，轉化為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隨之開始走下坡路。
現如今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傳統的儒家思想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罷了。更多的流入了韓國，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中。
對世界：
儒家思想對世界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因為它是純粹的東方文化，當然比較適合東方人的生活。在我們周圍有很多國家都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其中日本韓國應數典型了。翻閱歷史看看這兩個曾經都屬我國附屬國的兩個極小的國家，如今的發展較之中國豈能用「迅速」來形容？這不得不令我們13億中國人深思！
Ⅲ 儒家思想對我國古代詩歌有什麼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游說之士蜂起。在百家爭鳴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產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寫作了大量以說理透闢、邏輯嚴密、言辭鋒利、善用比喻為特點的論說散文，又稱諸子散文。諸子散文各具特色：《論語》雍容和順富有哲理性、《孟子》雄暢犀利富有鼓動性、《墨子》朴實謹嚴富有邏輯性、《荀子》淳厚富贍富有學術性、《韓非子》峻峭透闢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莊子》汪洋譎怪富有浪漫性。在諸子散文中，文學性最強當數《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與諸子散文輝映一時的，是以記言記事為主的歷史散文。《左傳》、《國語》和《戰國策》，或以年為序，或以國為別，多出於各國史官之手。其中許多優秀篇章，情節曲折，人物生動，剪裁得體，有很高的藝術性，如《左傳》中的《鞍之戰》、《鄭伯克段於鄢》，或敘述激烈的戰爭進程，或表現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斗，在敘事寫人方面均很出色。《戰國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個性光彩，描寫技巧愈加高明，是歷史散文中文學價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實行文化專制政策，焚書坑儒，二世而亡，幾乎無文學可言。除留存下來少數歌頌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諫逐客書》是這一時期少有的優秀散文篇章。
兩漢崇文，大一統的鼎盛帝國，要求用文學來歌舞昇平。於是一種以鋪寫帝王和都市生活為主的文學樣式——辭賦便應運而生。賦是兩漢最流行的文體，是一代文學的標志。其體式導源於荀子的《賦篇》，並吸收了楚辭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漢初賈誼、淮南小山的賦，尚未脫楚辭形跡，被稱為騷體賦；枚乘的《七發》奠定了漢代大賦的形式格局；至漢武帝時代，獻賦誦賦風氣大盛，產生了一大批賦家。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極寫帝王苑囿之盛、田獵之樂，稍後的揚雄，有《甘泉》、《羽獵》諸賦。這些賦寫得鋪張揚厲：多以歌功頌德為宗旨。到了東漢，班固的《東都賦》《西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仍是散體大賦中的煌煌巨作。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國強勢不再，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用辭賦來抒情志、來刺時世。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等是這方面的名作。他們的創作突破了大賦原有的體制，對以後魏晉時期的抒情小賦和唐宋時期的散文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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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文學史發展簡史
兩漢文學中最有價值的是樂府詩中的民歌。樂府本是國家音樂管理機構，負有采編民歌民謠，配樂演唱的職能。後人將樂府機構配樂演唱的歌稱名為漢樂府詩。漢樂府民歌和《詩經》是一脈相承的，《詩經》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漢樂府以「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深刻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當時勞動人民的生活願望和要求。有的控訴了統治者窮兵黷武的政策，如《戰城南》、《十五從軍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的罪惡，以及表達了對真摯愛情的嚮往，如《孔雀東南飛》、《上邪》、《有所思》，有的對社會下層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等。而《詩經》以抒情為主，漢樂府長於敘事鋪陳，標志著古代敘事詩的完全成熟。《孔雀東南飛》是中國古代漢民族第一敘事長詩。
漢代文人詩歌一直無所成就。到東漢，文人在樂府民歌影響下試作五言詩，班固的《詠史》詩，寫得質木無文，極少詩味，但是是現存最早文人五言詩。東漢末年產生的《古詩十九首》，才成為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標志。《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末年無名氏文人創作的一組抒情短詩。它並非成於一人一時，抒發了處於動亂時代下層文人傷感，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與漢樂府民歌長於敘事不同，《古詩十九首》的主要藝術特色是長於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質朴中顯出精煉工切的藝術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贊譽。
兩漢散文創作的成就很高。漢初賈誼和晁錯的政論散文，思想敏銳、直言時弊、文采飛揚。後期至東漢的散文雖有駢偶化發展的傾向，但能夠保存漢初關注現實，指摘時弊的文風。而兩漢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開創了紀傳體這種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編寫體例。它敢於批判、敢於歌頌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為人們所稱道。從文學的角度看，司馬遷以飽滿的情感和豐富的歷史知識，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使它成為我國傳記文學的典範。如《項羽本紀》中的項羽，《李將軍列傳》中的飛將軍李廣，《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藺相如等。《史記》刻畫人物的高超技巧，變化多樣的謀篇布局和語言的非凡表現力，都對後世敘事散文起到了示範作用。魯迅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兩語熱情地評價《史記》傑出的史學和文學成就。可以和《史記》相提並論的是班固的《漢書》。《漢書》記事詳贍，寫得也頗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則，來寫入記史，顯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遜於《史記》。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日益擺脫經學的影響，而獲得獨立的發展，開始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詩歌、散文、辭賦、駢文、小說等文學樣式，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詩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漢末魏初，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背景下面，文人詩歌創作進入了「五言騰踴」的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劉楨、陳琳等所謂「建安七子」組成的鄴下文人集團，創造了「建安文學」的輝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氣」這種共同的時代風格，其中曹操的詩歌，沉雄悲涼，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表露了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都是較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建安之傑」。他的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白馬篇》、《贈白馬王彪》分別是他前期和後期詩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辭賦也表現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著名的〈洛神賦〉美不勝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詩》、〈登樓賦〉等篇章，是建安文學中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傑作。
魏晉之交，隨著世風的變易，詩歌創作呈現出與建安時代不同的風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鬱艱深，或風調峻切，他們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進一步推動了五言古詩的發展。西晉太康時期詩歌繁榮，詩人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稱，但多數作品流於華采繁縟，唯左思的詩歌骨力遒勁，承傳建安文學的精神。其〈詠史〉詩開啟了詠史和詠懷結合的新路子。東晉在玄學的影響下，「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泛濫一時，能夠超越流俗的大詩人便是陶淵明。陶淵明的時代，「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他因貧而出仕，目睹官場黑暗，不願同流合污，決心辭官歸隱，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園詩描繪自然風光的美麗，歌頌田園生活的平和，也表現了親身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喜悅和辛勞。創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統一的藝術境界。《歸園田居》、《飲酒》是他的田園詩的代表作。陶詩的風格自然沖淡為主流，但《讀山海經》(「精衛填微木」)、《詠荊軻》等也顯示了詩人「金剛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詩人內心並不靜穆，他沒有忘懷世事。陶淵明詩對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園詩派受其直接影響。陶淵明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辭賦，數量雖不多，卻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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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文學史發展簡史
南北朝時期，許多文人專力於文學創作，而主要運用的文學樣式是詩歌和駢文。南朝詩歌在謝靈運手上山水詩大放光芒，其後謝眺的山水詩寫得清新圓熟，世稱「大小謝」。詩人鮑照出身寒微，則擅長用七言古詩體來抒發憤世嫉俗的情懷，他隔句押韻的七言歌行為七言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詩賦集南北文學之大成，將南方精美圓熟的藝術技巧和北方剛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為唐代詩風的先聲。這一時期駢文統治著整個文壇，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蕪城賦》、庾信《哀江南賦》是非常優秀的作品。總的來說，南朝作家們對形式聲律的追求，為唐代文學、尤其是唐代近體詩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備。
此外，南北朝樂府民歌也足以與漢樂府詩前後輝映。南朝的吳歌、西曲明麗柔婉，北朝少數民族歌曲則多剛健亢爽，風格各異，但都情意真切。
從我國古代小說體裁的形成和發展來說，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要階段．出現了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其中晉干寶的《搜神記》和南朝劉宋時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最值得重視。《世說新語》記載了自漢至晉不少上層士族人物的軼事言談，寫人氣韻生動，記言簡約精妙，實開後世筆記小說之先聲。
由於文學意識的漸趨自覺，這一時期出現了探討文學觀念、分析創作過程、批評作家作品的文學論著，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蠑《詩品》。後兩部在我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堪稱劃時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國力空前強盛，國家從長期分裂復歸於統一，封建經濟和文化獲得了充分發展的良好條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採取了較為開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頻繁，尤其是確立了以詩賦取土的科舉制度，打破了魏晉以來門閥對仕途的壟斷，使大批有才華的寒門子弟脫穎而出，最終創造了唐代文學的空前繁榮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數量之多，成就之高，影響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詩歌堪稱一代文學標志，中國古典詩歌的頂峰，是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輩出，大家紛呈。詩歌創作幾乎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的男女老少，《全唐詩》收錄的詩人就有兩千餘家，詩作近五萬首，而實際遠不止此數。
初唐時期，宮廷詩歌承齊梁余風，流行靡麗軟艷的「上官體」詩。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們和稍後的陳子昂，上承漢魏風骨，力掃齊梁宮體詩頹風，使唐詩開始由宮廷走向社會，由艷情轉向現實，由靡靡之音變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時的宋之問和沈佺期在詩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膽的探索，他們共同為唐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史稱盛唐，這一時期出現了兩大詩歌流派和我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以王維、孟浩然、儲光羲等人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上承陶淵明、謝靈運而別開生面。王維詩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收在《輞川集》中的五言絕句，如《鹿柴》、《辛夷塢》等，善於將繪景狀物與闡發禪趣相結合，意境幽美，藝術精妙。以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人為代表的邊塞詩人，詩風剛健。韻味深長，唱出盛唐強音。高適的《燕歌行》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等七言歌行體詩，描繪雄奇的邊塞風光和艱苦的軍旅生活，或悲壯渾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邊塞詩的佳篇。李白與杜甫是古今詩壇的「雙子星座」。李白詩歌豪放飄逸，史稱「詩仙」。如《將進酒》、《行路難》、《蜀道難》，無不顯示了詩人獨特的情感色調和藝術個性。杜甫詩歌號稱「詩史」，風格沉鬱頓挫。他用詩歌創作抒發了憂國憂民之心，象《三吏》、《三別》這樣的詩歌，實錄了唐王朝由盛轉衰過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負盛名。那些優美寫景述懷詩，也不忘憂國憂民，如《登高》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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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文學史發展簡史
安史之亂以後，進入中唐時期。經過短期的衰退之後，詩歌創作又形成了一個新的高潮。劉長卿、韋應物的山水詩，是王維、孟浩然一派的繼續；盧綸、李益的邊塞詩，是高適、岑參一派的余緒。以白居易、元稹為首的現實主義詩人，倡導了一場新樂府運動。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創作主張，並以巨大的熱情投入了新樂府詩的創作實踐。他們的新樂府詩，往往選擇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現象，加以集中概括，對朝廷一系列錯誤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會弊端進行諷諭批評，主題明確，題材集中，有鮮明的形象性和強烈的戰斗性，諸如《賣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來傳誦不絕。白居易的詩歌創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長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稱古代敘事詩中的傑作。這一時期，和元白詩派齊名而詩風殊趣的是以韓（愈）孟（郊）詩派。韓孟詩派以才學為本，以議論見長，作詩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險，開了後世宋詩的風氣。此外各具藝術個性的著名詩人還有柳宗元、劉禹錫、賈島和李賀。李賀以其濃麗浪漫的詩風獨樹一幟，並啟迪了晚唐的李商隱。
到了晚唐，隨著李唐王朝走向沒落，詩歌氣格染上了濃厚的衰亡感傷色彩。最有成就的詩人是杜牧和李商隱。世稱「小李杜」。杜牧長於寫七絕，可與盛唐「七絕聖手」王昌齡並肩。他的詠史懷古詩，風格俊爽高絕。寫景也自然清麗，如《山行》讓人百讀不厭。李商隱的七律沉博絕麗，以愛情詩獨擅勝場。他的《無題》詩，工於比興，用典甚多，往往意蘊深永，耐人尋味，部分作品則未免有晦澀難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獲。《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駢散兩體)一萬八千四百餘篇，可以反映當時的創作盛況。六朝時期駢文的畸形繁榮，成為散文發展的嚴重障礙。批判六朝以還的形式主義文風，恢復先秦兩漢散文的優秀傳統，是時代和文學本身發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陳子昂、蕭潁士、獨孤及等人，較早出來提倡尚簡古、切實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韓愈、柳宗元以復興儒學為旗幟，領導了一場其實質是文學革新的古文運動。在「文以載道」的創作思想指導下，他們要求文章寫作務去陳言，要文通字順，要有充實的思想內容，要努力反映社會現實問題，要感情真切，抒發不平之鳴。韓愈、柳宗元在眾多散文作家中，猶如並峙的雙峰，他們不僅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而且不愧為繼司馬遷之後兩位最優秀的散文家。韓愈的說理散文如《原毀》、《師說》、《答李翊書》等，議論透闢，氣勢縱橫，有很強的邏輯力量；記敘散文如《張中丞傳後敘》，刻畫人物仿效司馬遷《史記》筆法，將飽滿的愛憎感情傾注毫端，在善於取材和精於細節描寫方面，顯示出精湛的藝術造詣。柳宗元的記人敘事多寄寓作家進步的政治主張。如《捕蛇者說》、《種樹郭橐駝傳》諸篇。而其山水游記最為後世稱美。貶謫永州後所寫的「永州八記」，如《始得西山宴遊記》、《小石潭記》，運用寫景寓情手法，在表現山水之美中滲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為後世游記文學的典範之作。晚唐的古文偏於師承韓愈散文奇險艱澀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所寫的批判現實的小品文，魯迅曾贊之為「一塌胡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
唐人的傳奇是我國古典小說的成熟之作。如《鶯鶯傳》、《李娃傳》無不寫得人物形象鮮明、故事情節曲折、語言華艷生動。
詞是在唐代隨燕樂而興起的新詩體。它起源於民間，敦煌曲子詞是現存最早的民間詞。中唐以後，文人才士倚聲填詞才漸成風氣，[菩薩蠻]、[憶秦娥]掛名為李白所作，缺少確鑿的證據。溫庭筠、韋庄都是晚唐曲子詞創作的佼佼者。五代時，西蜀和南唐成為詞的創作中心，中國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問世於西蜀。而詞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後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寫宮廷享樂生活，國破被俘以後，以詞抒寫家國身世之恨，感慨遙深，形象真切，語言樸素自然又珠圓玉潤，《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浪淘沙》(「簾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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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文學史發展簡史
詞發展到宋代，進入了鼎盛時期，成為一代文學的主要標志。據《全宋詞》所載，作品有二萬余首，詞人一千四百餘位。唐詩。宋詞，堪稱中國文學的雙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樂，君臣晏安，詞風繼承花間一派的婉約綺靡而視為正宗。晏殊的詞風雍容閑雅，有富貴氣。晏殊之子晏幾道，由於其個人遭遇的不幸，詞風有異於晏殊，較多低回感傷的色彩。范仲淹鎮守邊塞，生活經歷不同，他的詞中開始出現了境界開闊、格調蒼涼之作，給宋初詞壇注入了一股新鮮感。
詞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從都市中下層人民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以寫男女離別相思和個人流落江湖的羈旅之愁見長。他大量創作篇幅較長、結構復雜、音調更為繁復美聽的慢詞。他的詞多用鋪敘白描之法，層次分明，語言通俗，從內容到形式都富於平民色彩，在當時市民中傳唱極盛。《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雨霖鈴》(「寒蟬凄切」)等詞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傳誦於後世。蘇軾作為詞的革新家，又不滿於柳永詞沉吟於風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詩詞界限，把藝術的筆觸伸向了廣闊的現實生活和個人極其豐富的內心世界，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使詞成為獨立的抒情詩體。這就是所謂「以詩為詞」。蘇軾的詞達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詞來寫景、抒情、懷古．感舊、記游，甚至說理談禪風格多樣。《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詞筆細膩、風情婉轉，《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高歌入雲、逸懷浩氣，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給宋詞帶來了新氣象，啟迪了南宋豪放詞派的誕生。這時的秦觀、趙令峙，賀鑄、黃庭堅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們共同創造了北宋詞壇多種風格相互競爭的繁榮局面。
集北宋婉約詞之大成的是周邦彥。周邦彥基本承襲了柳永詞的余風，仍表現男女戀情和羈愁行役等傳統內容，但由於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藝術修養，在使詞藝趨於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沒。讀他的詞，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結構變化的多樣性、表現技巧的豐富性、音律語言的諧暢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詞人，無不在藝術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還出現了我國古代最優秀的女詞人李清照。她的詞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語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後的作品如《聲聲慢》(尋尋覓覓)等，將國破家亡的悲憤與身世漂泊的傷痛融合一氣，纏綿抑鬱，感人心魄，其審美價值大大超過了早期主要抒寫閨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後，宋詞跨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感時傷亂，抒發愛國情懷，成為詞的一大主題。南宋初詞人大多親歷靖康之變，故其詞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徵。著名的有張元干、張孝祥、陳與義，向子謹、朱敦儒等，他們上承蘇軾一脈，下啟辛派詞風，是兩者之間的重要過渡。南宋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詞人當推辛棄疾。辛棄疾生當南宋衰世，有出將入相之才，滿懷抗金報國的凌雲之志，但受朝廷妥協苟安政策的羈縛，壯志難酬，郁憤深積，只得將一腔愛國情懷寄之於詞，使宋詞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達到了光輝的高度。他繼承東坡詞的豪放風格而加以發展，尤其是他駕馭語言的功力極深，能將經史子集之語熔鑄入詞而一如己出，前人稱其「以文為詞」，辛詞又深於寄託，融傳統的婉約和豪放於一體，人稱他的詞作是「色笑如花，肝腸如火」。把詞的藝術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打破傳統的章法結構；《永遇樂》(千古江山)壯懷激烈，豪氣逼人；而《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纏綿哀怨之中有「裂帛之聲」；《清平樂》(茅檐低小)清新活潑，都各具特色。同時的陳亮、劉過等，風格似辛卻有點劍拔弩張。後世屬於辛派詞人還有劉克庄、劉辰翁。
南宋詞人姜夔繼承周邦彥，走上了尚風雅、主格律的創作道路。他的詞作以紀游、詠物、懷人為主要內容，意境清空，格調騷雅，音律嚴整，在藝術上冠絕一時。史達祖、高觀國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詞風偏於疏宕的南宋，吳文英詞卻傾向於密麗的風格，人稱「七寶樓台」，可謂一枝獨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詞家尚有張炎、周密，王沂孫等，隨著南宋王朝的覆滅，他們哀怨衰颯的詞作成了宋詞的尾聲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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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文學史發展簡史
宋詩總的成就不如唐詩，但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詩人楊億、錢惟演等，學晚唐李商隱，但多講究聲律辭藻，注意華麗典雅，缺少社會內容，號西昆體。王禹偁起而與之抗衡，作品面對現實，走平易流暢的一途。繼之而起的梅堯臣，蘇舜欽，都針對西昆體流弊而有所革新，歐陽修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獎掖後進，倡導平易流暢、注重氣骨、長於思理的詩風，形成宋詩的自身特點。北宋詩壇上影響最大的兩位詩人是蘇軾和黃庭堅。蘇軾詩說理抒情，自由奔放，更進一步發展了宋詩好議論、散文化的傾向，由於他豐富的生活閱歷和深厚的藝術修養，故能避免許多詩人所犯的淺率無味或生硬晦澀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詩歌革新運動的最高成就。黃庭堅和他的江西詩派的詩歌最具宋詩的特色。其詩宗尚杜甫，自立門戶，大率瘦硬生新。屬於江西詩派的詩人有陳師道、陳與義、韓駒等。陸游、楊萬里和范成大，他們都出於江西詩派，最終卻分別自成一家。陸游是宋代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留下來的詩共九千三百餘首，他的詩篇最感人的是表現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敵復國的愛國壯志。在《關山月》一詩中，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詩人憂心如焚的情懷。楊萬里的詩清新活潑，范成大的詩善寫田園風光，頗有生活情趣。他們在創立獨特的詩歌風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後期還出現了「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但作品現實感不強，詩格比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浩氣磅礴，為這期詩壇增添了最後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運動以後漸呈頹勢，這情況到宋初仍未改觀。柳開、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復韓柳古文傳統，但成績不大。至宋仁宗慶歷年間，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盪下，詩文革新運動也隨之興起，在歐陽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華的文風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與唐文媲美的傑出成就。歐陽修極力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反對險怪奇澀之文，並在自己的散文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形成一種富於情韻、平易暢達的藝術風格。他的散文不論寫景狀物，還是敘事懷人，都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記》、《瀧岡阡表》等；即使是純粹說理的政論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傳序》，也是一唱三嘆，情見乎辭，頗有特色。在歐陽修的提攜指引下，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都是一時俊彥。王安石的政論散文觀點鮮明，言辭犀利
Ⅳ 儒家思想對我國後世有什麼影響
一、影響：
1．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2．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3．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二、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仁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Ⅳ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倫理學、宗教學、哲學、政治，甚至是在文學等范疇,都受到儒家思想的深遠影響。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題,將仁愛之心由己推而廣之,使人人以禮相待,以至於整個社會,造就一個大同的理想烏托邦,這是儒家學說擁護者長久的希望。也正是儒家這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積極的投身國家的思想,使歷來的封建統治者和知識分子以此作為人生最終的目標。 這種入世的思想不但在政治上發揮效用,同時也滲透到各個層面,甚至是在文學藝術方面,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孔子對詩的"興,觀,群,怨"說:"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由"興"感發修身的意志,"觀"風俗之盛衰,"群"合團結的作用,"怨"刺上政,可見這是孔子根據長期的文學實踐經驗所作出的對文學具有一定的社會政治功用和為禮教政治服務的價值的概括。 由此也體現了儒家的入世思想與文學是有緊密的聯系的 。
一代文學的產生是需要環境的氛圍,儒家的入世思想正是營造了文學創作上的氛圍,讓無數的知識分子得以將他們報效國家的豪情壯志籍此喧泄出來,同時也使得這種建功立業的題材歷久不衰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頻繁,社會動亂,知識分子目睹這一切,激發起他們要大濟蒼生,建功立業,拯救生民於塗炭的雄心壯志,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為首的文學家將他們對社會離亂的憂慮,,對人民苦難的關心投放進文學中,形成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正是將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等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構成了"建安風骨"這被後世的詩人們追慕著,並成為反對淫靡柔弱詩風的一面旗幟。對慷慨多氣的建安風格,劉勰有過中肯的評價,<<文心雕龍。時序>>說:"觀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慷慨而多氣也 。"在建安文學中以曹操,曹植父子的詩最為引人注目。 曹操的<<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曹植的<<白馬篇>>,<<名都篇>>,<<雜詩>>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作品 。
Ⅵ 「儒」和「道」思想對於中國古代韻文創作的影響
就在於文章創造的思想方面，也就是文章創作的用意。
Ⅶ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文人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人的影響應該是最深的，簡直根植在了骨子裡成為傳統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搖。從「學而優則士」然後「宦海浮沉」乃至最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已經成為一種人生信條，從屈原的《離騷》到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我們都可以看到其滲透的痕跡。「仁義禮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屢見不鮮，從《四書》、《五經》到《千字文》、《弟子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政策幾千年來果然被貫徹得很好。而從歷史淵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確是中國文化中可回溯的起點，從儒家弟子宣揚半部《論語》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學意蘊。
儒學倫理本體化的內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倫」的思想。「仁」在《論語》中出現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幾乎囊括了他所能想像出來的一切人類的美德。「仁」成了一種廣泛倫理的崇高品性。「中」在古文中指「權」，即稱重量的一種工具，它由一根木桿和一塊重物構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桿原理進行操作。「中」於是就隱喻和象徵地指審時度勢、見機行事、隨機應變、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當然即或使用貶義詞見風使舵、模稜兩可，恪守中庸等等也無不可。然而，倫理本體化的涵項中加入「五倫」之後色彩可就變了。「五倫」首先是將人進行自然化的處理，即讓「父子」這一代表祖先傳遞、祖宗崇拜、生物遺傳、自然法則的時間地理學原則作為倫理的首要條件，再把它泛化為共時的君臣關系、師生關系、上下級關系、兄弟關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歷時系列代表社會秩序的共時系列以至成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倫理生活的核心內容。
而隨著封建集權的不斷加強和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文人的精神卻被異化了。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難者，但已很難說是一種獨立人格的體現，而是將自己附加於一種抽象理念，自願成為其犧牲品。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對忠臣烈女反復的表彰和倡揚，使死亡成為一種隱秘的沖動，換取一個完美的姿態定格於屏幕。這種情形到明代，可謂登峰造極。方孝儒對朱棣慷慨陳辭滅十族也不怕何況九族的時候，是否考慮到眾多無辜的親屬和學生的生命並不是從屬於他？大禮議之爭，文官們被當眾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時候，是否有考慮到自己以尊嚴性命相拚的「正統」的價值何在？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這種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國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卻又造就了「憤怒出詩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讀聖賢書，又聞天下事，可一談到國家安危又多是憂之哀之，像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杜牧的「使後人復哀後人也」，無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齡「黃金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氣概。談到自己的命運，像「同時天崖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類失意之感又佔多數，偶爾有些「悅親戚以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的閑適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後無奈的感嘆。只有最瀟灑的浪漫派詩人李白在酒醉後會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讀詩書，為的就是能金榜題名，一施自己的遠大抱負，為國家興利除弊。可是由於君王昏庸，奸臣當道，許多人懷才不遇，甚至受誣陷排擠，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狀況比比皆是，更談不上什麼大展鴻圖了。於是文人們隱居山林，玩弄花草蟲魚消磨自己的壯志，只留下「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的田園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爾會發些「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牢騷；積極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君王動之以情，曉之以義，倘若幸運得到君王賞識，則盡顯一股憂國憂民，「進亦憂，退亦憂」忠君之情。如此情感，能讓我們不為之憂，為之愁嗎？
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形成了那溫順善良的性格，他們不敢像英國人那樣處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國人那樣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終日過著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後鬱郁而終。所有詩聖不會「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詩仙也唱不出「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之豪邁詩句。
然中國古代思想並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諸子百家"，漢代有佛教傳入，漢唐間多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及北方游牧文化的沖擊，盡管儒家是各派學術中最有傳統和連續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著，漢武尊儒，其他各家並未湮滅，思想的交鋒和融合是創新的前提。因此，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考察不應局限於儒家經典。莊子心與道冥、物我一體，乃是一種至高無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許多的文學藝術家所追求的藝術境界。心的空明，虛以待物，正是人們所常說的澡雪精神以進入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剎那間的精神境界。老、庄的深刻影響就在他們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種看似無形而其實又無處不在的影響。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時有體現，從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詩序》再到蘇軾的《赤壁賦》中都可見一斑。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則像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葯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乃至一個文人「生病」，非去這個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庄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
為儒家有「尊王」之說，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游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廊廟文學，都是得力於豁達派的道家思想。廊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詠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豁達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苦悶到如何。
而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靈，周秦思想之緊張怒放，一變而為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榮而入於初秋之豪邁深遠了。其結果，造就了清德玄談和魏晉文人風骨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大詩人陶潛。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庄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歸去來辭》與屈原之《卜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越哀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但對於針砭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陶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庄生卻罵干祿之人為豢養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而這種淵明遺風在許多文章中都有所體現，從激狂的《陋室銘》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國文化史上，儒道兩家同源而異流，兩家既雙峰對峙、勢如水火，又相互聯系、相互呼應，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從而構成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禮樂教化，闡揚治國安邦之道，為歷代官方集團大力倡導和推行，在社會政治和道德領域，成為指導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國家教育體制提供保證，作系統傳授和普及工作，獎勵儒家經學的研究，讀經成為知識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課業，因而儒家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始終聲勢顯赫，居諸家之首。
道家則不同，它重自然無為而輕禮樂教化，對現實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甚至常常對禮樂文化提出尖銳的批評，偏離人倫日用之常，具有隱士派和浪漫派的風格，因而在大部分歷史時期不能成為官方哲學，未能列入國家教育的正式課程，處於在野的狀態。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無心於揚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權威，卻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潛流，流向社會各個角落，潤物而無聲。
從表面上看儒顯道隱、儒強道弱、儒熱道冷，實際上儒道對峙，難分軒輊。人們常說傳統的政治是外儒內法、陽儒陰法，我們也可以說傳統的思想是外儒內道、陽儒陰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為而相因。設若中國只有儒家而無道家，中國的文化就會失去一半光彩。中國人受儒家的影響，比較講求實際，注重現實人生，尊重常識，積極進取，做事情求得通情達理，這是一個方面；但中國人又具有超越意識、豐富的想像力和浪漫的情調，胸襟開闊，不斷地在常識以外開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嚮往超邁脫俗、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計較一時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彈性、耐受性和持續性，這些特質不能說不得力於道家。中華民族精神中的堅忍不拔、深沉從容、豁達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營養的。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闡明的駕馭臣民的法術，即「君人南面之術」，也能夠與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強帝王的權力，維護封建統治。因此，長期以來，道家總是作為一條暗流存在。儒道兩家一明一暗，一顯一隱，始終貫穿在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正如林語堂所說：「道家及儒家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
顯而易見，道家人生哲學與儒家人生哲學之間，形成了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的關系，使得中國文化很早就有了一個范圍周延、層次完整、性質屬於現世的人生哲學體系。在這個執著於現世的人生哲學體系中，包孕著不同的人生態度：既有積極入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仁人；也有超然塵外、情慾沉寂、自甘寂寞的隱士。正因為如此，儒道可以互為補充，成為進退守取皆可從容對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調節劑。而由於兩者都把人生價值追求的實現，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來世或天國，所以，生長在中國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為心理框架。
Ⅷ 儒家思想影響中國古代文論的哪些方面，舉例說明
儒家思想的創立人——孔子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 孟子，荀子
漢武帝以後儒家代表人物
董仲舒，朱熹，王陽明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孔子管理思想的經典名言。孔子不但主張「德治化管理」，強調通過道德的教化來提高人們的道德自律性，使之能自覺遵守社會規范，達到管理的有序化；同時，還主張必須要用「禮」的規范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使用一定程度的強制手段來實現社會管理的目標。
由於古代的「禮」具有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行為規范、禮節禮儀的內容，它在古代有著重要的管理功能，如《周禮》中的大宰、小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等官職本身就是按「禮」的規定來設置的，這些官職又按「禮」的規定來管理國家的政務，因此它本身就是管理。荀子更是重視「禮」的管理作用，他提出「隆禮重法」的管理原則，他指出：「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荀子·議兵》）還說：「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王霸》）同時，荀子還強調用「法」來加強約束性管理，他說：「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荀子·性惡》）現代經營管理，作為一種理論、一種技術、一種方法，它是可以學習，可以交流，可以吸取的。但是，經營管理作為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風格，卻只能深深打上各民族的文化烙印。對此，日本的企業家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日本是屬於「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對於儒家治國之道的應用，是由來已久的。明治維新以後，為適應日本工業化的需要，被稱為「日本近代企業之父」的澀澤榮一倡導了「經濟道德合一說」。這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不容忽視的因素。日本現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指出：「日本企業家只要稍有水準的，無不熟讀《論語》，孔子的教誨給他們的激勵影響至巨，實例多得不勝枚舉。」據初步統計，以人為本是儒家管理學最顯著的、最基本的特徵。現代的人本管理思想，最早是在西方的人際關系學派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它與以儒學為代表的東方管理的人本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東方，儒學在兩千多年前就把對國家的管理從神本中解放出來，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國家管理理論。儒學在它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傳播到中國周邊的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形成了儒學文化圈。儒學傳到日本以後，結合日本民族自身固有的文化特質，發展了儒學，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J型管理理論，這個理論也有著鮮明的人本特徵。以人為本的管理是當代管理發展的主要傾向，認真研究東方的儒家的人本管理，吸收其有價值的東西，建設具有東方特色的中國式人本管理，具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當今世界上的各種管理學說，幾乎都強調以人為本。人本主義的哲學是我國先哲孔子最先發現，他是我國歷史上首倡思想解放的思想家，他從殷商以來的天命神學中解放了「人」，從而發現了「人」，創立了人本主義的仁學。這比西歐在文藝復興時才發現「人」要早一千多年，這不能不說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Ⅸ 中國傳統文化對古代小說創作的影響
首先，你要知道傳統文化四個字的概念。傳統文化，上古先秦前就有商周文化，春秋戰國時期有百家爭鳴。其中《周禮》在祭祀，朝會，婚喪等各方便都形成了一個嚴格的制度甚或禮儀。而在漢武之時，更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了天人感應一說。自此，董仲舒釋義之儒學，影響了中國兩千餘年。
關於小說，本意是指瑣碎的言論。直至班固所著《漢書》，乃將小說列於史書之上，定義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自此，小說一詞流傳至今，含義更與現代思想相近，是以筆者取之作答。
小說，本就是表現了百姓生活百態及思想意識，從最早的人物隨寫的筆記，到明清時期以至巔峰。展轉至今，小說分為傳統小說，網路小說，已經是形成了一股龐大的思想文化。
至於說到傳統文化對古代小說的影響，是要區分歷史時期的。如宋元時期的《西廂記》，因宋朝受朱熹理學影響，對女子進行了從身體、行為到思想，再到社會地位的束縛，是以《西廂記》這種描寫在理學規范之下的團圓愛情故事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中葉，明政府黑暗到腐朽不堪，有明之士既無可奈何？又和不以書寄情呢？是以，有了《金瓶梅》。
其實說來說去，小說，有人寫，有人看，皆不過是眾人對現實生活的訴求。或因不滿現實社會，以披露、泄憤為訴求；或為追求理想；又或為不可實現之夢所訴求……
總的來說，我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乃一脈相承，是以，中國的小說，總是脫離不了中國的傳統思想，如道家的陰陽學說，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墨家的非攻（反對戰爭），兼愛（平等相愛），明鬼（重視文化傳承），天志（掌握自然規律）等，而又如法家等學說，這里還需要再提嗎？君不見如今我國乃是以法治國？若有疑問提起西方國家，可我卻覺得君主立憲算不得法制。
凡此種種，形成了如今的社會人文。文化的影響，催生社會的演變，社會在演變的過程中人心思亂，人心亂則山河不穩，不穩則有動盪現。動盪之時，社會禮儀崩壞，百姓遭受殘酷，命運面前，既實現不得，難道還不允其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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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到這里吧，你的命題實在太大，縱是數十萬字也說之不清。更何況，我自身才學淺薄，勉強答得，亦是不全，乃非正解。哎，早上起來口渴，看到這個，忍不住胡說八道了一通，對與不對，望自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