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受史傳文學較深

⑴ 史傳文學的思想精髓

一、《史記》是中國的史詩
李長之
常有人說中國沒有史詩，這彷彿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認為這件大憾事已經由一個人給彌補起來了，這就是兩千年前的司馬遷。
不錯，他把給紳先生所不道的事經過了選擇，然而在《五帝本紀》中終於記載了上古的傳說(像黃帝、堯、舜的故事)，在《封禪書》中也多少繪出了古代的神話，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戰國、秦、漢間的傳奇。保存古代史詩材料的，就是他。
誠然以形式論，他沒有採取荷馬式的敘事詩，但以精神論，他實在發揮了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
試想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首先是全體性，這就是其中有一種包羅萬有的欲求。照我們看，司馬遷的《史記》是做到了的。他所寫的社會是全社會，他所寫的人類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整體，他所寫的世界乃是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
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之第二點是客觀性，這就是在史詩中作者要處於次要的隱藏的地位，描寫任何人物，無論邪惡或善良，描寫任何事件，無論緊張或激動，而作者總要冷冷的，不動聲色，在這點上，司馬遷也做到了。他可以寫典型的小人趙高，但也可以寫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寫楚漢的大戰，但也可以寫魏其、武安的結怨;他可以寫許多方士之虛玄弄鬼，但也可以寫灌夫之使酒罵座;他可以寫堅忍狠毒的伍子香，但也可以寫溫良爾稚的孔子;他可以寫將軍，可以寫政客，可以寫文人，可以寫官僚，又可以寫民間的流氓大俠;這些人物也有為他所痛恨的，也有為他所嚮往的，但他寫時卻都是一樣不苟，他只知道應該忠實於他的藝術而已。有些場面，在讀者或者已經忍不住恐怖或悲傷了，但他冷冷地，必須把故事寫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觀意見和客觀描寫分開，對於前者，他已經盡量的劃出，寫在本文之外，而歸入贊或者序里。
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之第三.氛是發展性，那就是一個人物的性格發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漸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寫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為了官祿地位，而和趙高合作，又如何終於為趙高所賣，那是寫性格發展之最佳的例證。他寫的魏其、武安之逐漸生怨，而灌夫之使酒罵座之逐漸爆發，這又是寫事態的發展之最好的標本。他善於寫一事之復雜的因素，以及這復雜的因素之如何產生一種後果。
最後一點，我們不能不說，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在造型性。這更是司馬遷所拿手，他天生有種對事物要加以具體把握的要求。諸侯之沒落，他是說他們或乘牛車;國家的富庶，他是說倉里的米已經腐爛，而穿錢的繩子是已經壞掉了。他寫女人就是女人，驪姬、鄭袖都純然是女子的聲口;他寫英雄就是英雄，項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寫的馮唐，絕對是一個老人;他寫的公孫弘，絕時是一個精於宦途的官僚。他寫的李廣，定是一個在性格上有著失敗的悲劇的人物;他寫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個粗鹵無謀的勇夫。
同時難得的，他之寫成他的史詩並不是專在謹細上用功夫，卻在於他之善於造成一種情調，一種氛圍。他同樣寫戰場，韓信作戰是軍事學識的運用，項羽作戰是憑才氣，而衛將軍、霍去病和匈奴作戰那就是憑運氣了，這三個不同的戰場，司馬遷便都能分別地寫成不同的氛圍。他同樣寫失意，寫項羽之敗是由於太剛必折，寫李廣之敗是一個才氣不能發展的人之抑鬱，寫信陵之敗卻是一個沒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杭的打擊;而屈原之敗，則彷彿哀怨無窮;孔子之敗，卻又似乎始終屹然而立了。這些濃淡不同的陰影，便都系諸司馬遷所造成的情調。
文學家之造成情調，是要歸功於他之控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讓人想到司馬遷之運用語匯的從容，以及遣詞造句之創造的氣魄了。
就抒情方面說，司馬遷也許是一個最主觀的詩人，但就造型藝術說，司馬遷卻能盡量地維持他對於藝術的忠實，於是中國便有了無比的史詩性的紀程碑——《史記》——了。
(選自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選人時本文有刪節)
二、試論史傳對古代小說之影響
邱瑞琳
長期以來，一般論者都認為中國古代小說起源於上古的神話，這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至於現在一班研究文學史者，卻多認小說起源於神話。」（《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實際上，神話是一切意識形態的始祖，不僅是小說，就是所有的文學藝術，所有的意識形態如宗教、道德等等，都發端於神話。魯迅先生說：「神話不特為宗教之萌芽，美術所由起，且實為文章之淵源」（《中國小說史略》），也正說明了這個道理。再則，我國古代神話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神話和歷史這兩條線往往糾纏在一起，神話歷史化，歷史神話化，神話被歷史意識所掩埋。因此，我們說小說起源於神話，並不能說明小說與神話有著直接的傳承關系。
我國上古時代產生的大量神話，但都散見於《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先秦和漢初的古籍中，始終沒有形成比較系統的神話故事體系。我們從各種典籍中將那些神話殘片收集起來加以復原，復原的只是神話的內容，而對神話的文體形式卻無從考知。這與希臘神話直接演變出相當成熟的敘事文學不同，中國神話主要向歷史學方向演變，與小說之間缺少一個文學的中介，沒能產生像歐洲那樣的史詩和傳奇，但在中國卻有敘事水平很高的史傳為後世小說所仿效。中國古代小說在唐之前處於萌芽狀態之時，便是作為一種補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後的發展中，小說受「史貴於文」觀念的影響，也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向史傳看齊。可以這樣說，是史傳孕育並催化了中國古代小說的產生。
我國先秦兩漢產生的史傳著作，主要有《國語》、《戰國策》、《春秋》、《左傳》、《史記》和《漢書》等，它們上承神話，下啟小說，是我國敘事文學的藝術寶庫。其中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不僅是史傳文學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國敘事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從神話到史傳再到小說，是中國敘事文學的一條獨特的發展路線。史傳積累了豐富的敘事經驗，孕育了小說的產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說作為敘事文學自成一體後，在它漫長的成長途程中仍然師從史傳，從史傳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因此，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必然要顧及其與史傳的密切關系，特別是史傳對古代小說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史傳本身存在著極其豐富的小說因素，本文著重從結構方式、敘事方式和修辭傳統三個方面來論析史傳對中國古代小說所產生的內在而深刻的影響。
(一)
我國古代小說大多採用史傳的敘事結構方式。史傳結構方式有編年體和紀傳體兩種類型。《春秋》、《左傳》是編年體，按時間順序記敘歷史大事，優點是對歷史宏觀變化可以作連貫的記敘，但對於一些比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卻不能作連貫的完整的記敘。而《史記》所確立的紀傳體，則對於歷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連貫而又完整的記敘，可以對某些重大的歷史場面進行從容不迫的繪聲繪色的描寫，因而能夠局部地再 現歷史場景。紀傳體對於後世小說的影響尤為深刻。
唐代傳奇小說和清代的《聊齋志異》等文言短篇小說在結構方式上，就明顯地受到了紀傳體的影響。《史記》中的作品，大 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題目，故事亦圍繞該人物的生平事跡展開，前文敘述故事，後面再直接發表一段議論。對比一下唐代傳奇小說的傳類作品，幾乎也都是這個路數，開篇即介紹主人公姓名、籍貫、家世、時代等，篇末則交代主人公的結局，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有開端，有發展，有高潮，有結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如《霍小玉傳》、《柳毅傳》、《謝小娥傳》、《任氏傳》、《李娃傳》等，都是圍繞著題名人物的生平經歷展開，歷敘其一生的起落、命運歸宿，甚至包括後嗣情況，宛如紀傳體。這是《史記》中《刺客列傳》、《田單列傳》等那種比較典型的小說結構的發展。陳磊在《略談〈史記〉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認為：「在志怪小說的代表作《搜神記》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將莫邪》已顯『紀傳體』的端倪，到了唐代傳奇，紀傳體特徵就非常明顯了，雖然每篇的格式不盡完全一樣，但大體如此，幾乎成了傳奇的固定格套：開始簡單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狀況，次敘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這個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動內容，結尾是交代人物的結局或者評贊。有的反復強調材料的來源，以示其真實可靠。這同《史記》的本紀、世家、列傳的寫法，在形式上雷同。……從傳奇、筆記小說的體制上看，與紀傳體是一脈相承的，歷經幾個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還出現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形成了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又一高峰，顯示了它的生命力。這些事實說明，《史記》中的傳記，在體制上它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出現作了充分准備，奠定了基礎。直言之，中國古典文言短篇小說的形式是發端於紀傳體的《史記》。」（轉引自《史傳文學與古典小說關系研究綜述》，《文史知識》1993年第5期）史傳的編年體和紀傳體結構方式，也為明清長篇小說結構類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總體結構上採用編年體的小說如《三國演義》、《金瓶梅》和《紅樓夢》等，這些小說嚴格按時間順序結構。《三國演義》是歷史演義小說且不論，即以寫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紅樓夢》而論，他們的情節可以排列出一張大事年表，現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紅樓夢年表」之類的研究專著發表。但是小說並不完全搬用編年體，他們在總體編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紀傳體結構的優點，局部採用列傳的寫法。例如《三國演義》寫關羽「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作者為了使情節一氣貫通，敘事的焦點始終匯聚在關羽身上，在關羽過五關同時發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關羽過了五關，故事告一段落後再來倒敘那同時發生的其他事情。在這局部章回中，作者採用了紀傳體結構方式。在總體結構上採用紀傳體的小說《水滸傳》和《儒林外史》等等。《水滸傳》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紀傳體結構，作者似乎是分別給人物寫傳，其排列順序是：魯智深——林沖——楊志——晁蓋——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義、三打祝家莊以後按編年體，但局部仍採用紀傳體結構。《水滸傳》這部小說，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張大事年表來。《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傳，列傳順序是：周進——范進——嚴監生嚴貢生——蘧公孫——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結構比《水滸傳》更鬆散，以上各個人物之間或者根本沒有關系，或者只有極其薄弱的聯系，我們也無法給《儒林外史》編年。
古代小說結構方式繼承史傳而又有發展創造這一方面，明清小說評論家們早有認識。清毛宗崗在評論《三國演義》時說：「《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彷彿，而其敘事之難，則有倍難於《史記》者。《史記》各國分出、各人分載，於是有本紀、世家、列傳之別。今《三國》則不然，殆合本紀、世家、列傳總成一篇。分則文短而易工，合則文長而難好也。……後人合《左傳》、《國語》而為《列國志》，因國事多煩，其段落處，到底不能貫串。今《三國演義》，自首至尾讀之無一處可斷其出，又在《列國志》之上。」（《讀三國志法》）

⑵ 中國古代小說源流是在哪呢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小說」一詞最早出現於《莊子》，意思是「瑣屑之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先秦兩漢時期所謂「小說」實際指的是出於街談巷語、內容荒誕淺薄、形式短小雜亂的雜記雜說，與後來「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意義完全不同。真正具有故事性並對後來的小說有著源頭意義的是神話、宗教傳說和史傳文學，以及諸子散文中的寓言等。

神話傳說富於想像，內容多與創世造物、自然、戰爭和發明創造相關，如「女媧補天」、「大禹治水」、「黃帝戰蚩尤」、「後羿射日」，自然質朴，開創了神怪題材，為後世小說的發展提供了母題和想像空間。先秦諸子多善於用譬喻的方式說理，留下許多生動的寓言故事，如「葉公好龍」、「刻舟求劍」、「守株待兔」等，淺近簡短，精闢形象。史傳文學具有高超的敘事藝術，奠定了我國古代小說基本的敘事結構，其人物描寫、歷史題材和教化作用也對小說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代小說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初具規模。這一時期作品數量較多，內容豐富，主要分為兩類：談論神鬼的「志怪」與記錄人物軼聞瑣事的「志人」。「志」是記錄的意思，志人志怪小說受史傳文學「直筆實錄」觀念的影響很深，這時期的作品雖然在結構、情節、人物描寫等方面有了基本的形貌，但缺少藝術的虛構。如志怪集《搜神記》，作者干寶是東晉史學家，他在《搜神記序》中表明自己力求「實」「信」的態度，明確寫作目的就是證明鬼神的存在。《搜神記》的內容包括地理博物、鬼神靈怪、佛法靈異幾個方面，其中一些以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傳說為題材的怪異故事有著反映社會現實的作用，表達了人民的情感態度，如「干將莫邪」的復仇故事，長期以來為人們所樂道。

這一時期重要的志怪小說還有南朝人劉義慶編撰的《幽明錄》，記錄了許多關於現實生活中道人俗士的奇聞異事。劉義慶還編撰了魏晉南北朝最重要的志人集《世說新語》，主要記錄魏晉時期名士們的逸聞軼事，是一部品評人物的小故事集。《世說新語》語言簡約生動，特別在人物刻畫方面有相當高的藝術成就，對後世有著深刻的影響。

西廂記插圖一般認為，中國小說的真正開端是在唐代，「至唐人始有意為小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唐代出現了許多文人創作的文言短篇小說，後世稱之為「傳奇」，如《鶯鶯傳》、《任氏傳》、《南柯太守傳》、《昆侖奴》等。傳奇是唐代繼魏晉志人志怪後新興的一種文學樣式，發展興盛是在中唐時期，題材涉及愛情、豪俠、歷史、仙夢等，其中愛情題材佔有極大比重而藝術價值尤高。

愛情傳奇以真實、熱烈、生動、深切的男女戀情撼動人心，把異聞和言情相結合，反映現實生活。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有著青春浪漫的願望、果敢大膽的追求、頑強不渝的抗爭、勇敢堅貞的品格，追求真愛，生死不渝，但是往往因地位卑微得到凄冷殘酷的悲劇結局。可以說，愛情傳奇的興盛代表了唐代傳奇的成熟，是唐傳奇全盛時期的主要內容。唐代傳奇語言華美，情節曲折完整，人物性格鮮明，標志著中國短篇小說體製成熟。

宋、金、元代，小說全面發展，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傳奇和志怪作品，如傳奇小說選集《雲齋廣錄》、志怪小說集《夷堅志》。另一方面，話本小說悄然興起，與文言小說分流，並逐漸成為後來小說創作的主要流脈。話本即「說話」的底本，「說話」是市井中以說唱方式演出，取悅聽眾的一種表演形式，在宋元時期得到充分發展，日益繁盛。它以內容世俗化、語言口語化為主要特徵，話本小說繼承了這些特點。話本小說有固定的體制，一般分為入話、正文和結尾三個部分，通常開頭用一首或一組詩詞引起話題，結尾再用一首詩詞作總結。其題材內容以愛情和公案為主，還包括靈怪、朴刀桿棒、神仙妖術等，代表作品有《碾玉觀音》、《簡貼和尚》、《錯斬崔寧》、《西湖三塔記》。

元未明初，是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出現了《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等長篇章回小說。章回小說是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唯一形式，它在宋元講史話本的基礎上發展而成，分章敘事，分回標目，每一章回內容相對完整，可以自成一個段落，但各個章回之間又相互聯系，連綴成一個整體。

長篇章回體通俗小說是明清文學的主要代表。明代（1368—1644）「四大奇書」《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詞話》帶動了歷史演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神魔小說和人情小說的繁榮。長篇小說創作逐漸從歷代累積、集體創作走向個人獨創，內容逐漸由歷史重大事件走向日常生活，人物形象從英雄走向平常百姓，益加世俗化、平凡化、口語化，更加能體現現實的社會風貌和時代特徵。

話本在明代大量刊行，一些文人有意識地模仿話本創作了供案頭閱讀的短篇小說，即「擬話本」。明代白話短篇小說集主要有馮夢龍編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和凌漾初編著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分別總稱為「三言」、「二拍」。同時，文言短篇小說的創作也仍然大量存在。

到了清代（1644—1911），小說達到了長篇章回體裁創作的最高峰。吳敬梓創作的《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諷刺文學的傑出代表，它以獨特的結構方式將科舉制度下幾代知識分子的境況遭際穿連於百年歷史圖景之中，博大而深刻，飽含了作者對當世文人命運的思考。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書更以高超的藝術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內容廣傳天下。

小說在近代繼續發展，俠義公案和人情世態等題材隨著社會文化的變更發生一定轉向，出現了譴責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等大量作品，取得了卓著的創作成績，為「五四」後白話小說的發展提供新的啟示和影響。

⑶ 中國古代小說源頭有____ _____ ______它們都深深影響著中國小說的生成。

中國古代小說源頭有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史傳文學它們都深深影響著中國小說的生成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按內容分為地理博物、鬼怪、仙道、佛教四類
晚唐風韻：從文宗開成元年（836年）到昭宣帝天佑四年（907年），大約七十年左右。這一時期里，社會危機和階級矛盾終於使唐王朝走向覆滅。在詩歌領域，使得晚唐詩人的心靈蒙上了濃厚的陰影。晚唐詩人面對社會的昏暗和衰退，提不起精神，只能傷時憫事。因此以杜牧、李商隱為代表的，有著深沉憂患意識的詩人在現實面前不能有所作為，只能反復詠嘆時代的悲哀與絕望。這一時期詩歌的情感基調就定為晚唐風韻。

⑷ 中國小說與史傳文學的關系和影響

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有文言和白話兩大系統，二者和史傳文學都有很緊密的關系。最早用「小說家」這個名詞去收錄古代書籍的《漢書藝文志》是把它視作為子部的，稱為《諸子略》，但所收書籍的性質，照魯迅的說法，則介乎子部、史部之間，即《史略》所謂的「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其後史家及目錄學家將小說家的范圍不斷擴大，把很多原屬史部的作品轉入小說家，也有一些原屬小說的作品歸到史部去，例如同樣是雜史雜傳的東西，《燕丹子》多入「小說」類，而《吳越春秋》則入於「史部」。此外，文言筆記小說的創作，有一些在內容上也標榜是正史所不載，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雜記》和殷芸的《小說》等，所以文言系統的小說和史書關系千絲萬縷，是很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白話系統的小說，或者是接近現代意義的傳奇小說和史傳文學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趨勢，是如何由紀實的史傳著作，逐漸過渡到以虛構為基礎的小說創作，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小說文體的發展，也看到史傳對小說創作的巨大影響力。
首先，史傳和小說的共通點是敘事。當然二者發展到後來的性質有不同，歷史講求真實，而小說則容許而且必須虛構。董乃斌的《中國小說的文體獨立》一書中認為文學和「事」的關系有「含事、詠事、述事和演事」四個階段，大概歷史只是述事，小說戲劇則可以稱之為「演事」。
第二，中國歷史著作中的主體「正史」有編年體和紀傳體兩大系統，史書的這種結構，對後來的小說創作有很多影響。尤其是史書主流的紀傳體，它以人物為中心的寫法，對後來小說至少有兩點影響，一是合乎現代小說以寫人為主，小說必須創作出令人難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傳奇很多便類似個人的傳記。二是在結構上，很多長篇小說的總體結構是一個個人物的遭遇的聯結，人物之間的關系不是很有機的聯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別給人物寫傳一樣，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滸傳》和《儒林外史》等。這種結構方式，有自由靈活的優點，也有鬆散零碎的缺點。
第三，是史傳的敘事方式，多採用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的方法，這一點也為中國古典小說所繼承。所謂全知的觀點，簡單說就是作者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上帝，對於人物內心和絕不可能為外人所知的隱秘，他可能—一告訴讀者。著名的例子是《左傳》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殺忠臣趙盾，回來後自殺前的一段心理活動，這種自言自語或心理描寫，從寫歷史的角度看當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卻有「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幾入情合理」（錢鍾書《管錐編》語）的好處，而這種寫法，正是後世小說戲劇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寫作精神方面，中國歷史上的幾部巨著對後世小說有極大的影響。例如《春秋》的微言大義，意思就是把自己觀點隱藏起來，讓事實自己來說話，對事件和人物的褒貶由讀者自己去體會。中國古典小說中當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讀者指指點點，對事件人物直接評論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隱退在情節背後，讓小說中的人物的言行來啟示讀者。《紅樓夢》主題的論爭，讀者對小說中人物的愛憎不同，可以說，都是得力於這種隱藏個人觀點的手法結果。又如《史記》的創作，司馬遷一再表示自己是「發憤」著書，自己是「心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的情況下寫出這種巨著的，後來的金聖嘆把《水滸》這些小說也看作是發憤之下的創作，可見《史記》對後世文學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兩朝小說評論家最愛把小說和歷史著作比附，金聖嘆說「《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毛宗崗說：「《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彷彿。」張竹坡說：「《金瓶梅》是一部史記」，而戚蓼生評《紅樓夢》的寫法，認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可見史傳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深遠影響。

⑸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史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乃古「懸」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說舉著細小的釣竿釣繩，奔走於灌溉用的溝渠之間，只能釣到泥鰍之類的小魚，而想獲得大魚可就難了。

靠修飾瑣屑的言論以求高名美譽，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遠了。春秋戰國時，學派林立，百家爭鳴，許多學人策士為說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學說，往往設譬取喻，徵引史事，巧借神話，多用寓言，以便修飾言說以增強文章效果。

莊子認為此皆微不足道，故謂之「小說」，即「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淺識小道」，也就是瑣屑淺薄的言論與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說之為小說的本來含義。

而中國小說最大的特色，便自宋代開始具有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兩種不同的小說系統。文言小說起源於先秦的街談巷語，是一種小知小道的紀錄。在歷經魏晉南北朝及隋唐長期的發展，無論是題材或人物的描寫，文言小說都有明顯的進步，形成筆記與傳奇兩種小說類型。

而白話小說則起源於唐宋時期說話人的話本，故事的取材來自民間，主要表現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識。但不管文言小說或白話小說都源遠流長，呈現各自不同的藝術特色。

小說的特點

1、價值性

小說的價值本質是以時間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幾個人物為主線的，非常詳細地、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中各種角色的價值關系（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的產生、發展與消亡過程。非常細致地、綜合地展示各種價值關系的相互作用。

2、容量性

與其他文學樣式相比，小說的容量較大，它可以細致地展現人物性格和人物命運，可以表現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同時還可以描述人物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優勢是可以提供整體的、廣闊的社會生活。

⑹ 史傳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一、《紅樓夢》的影響

1. 就題材內容而言，《紅樓夢》是中國小說史上繼《金瓶梅》之後一部偉大的世情小說。它將人情世態寓於粉跡脂痕，把世情小說的創作推向最高峰，標志著中國古代小說的藝術水準邁上一個新台階。在它之後，一些狹邪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都曾模仿其筆法，現代、當代作家中受其沾溉者也為數不少。

2. 《紅樓夢》刊行後，相繼出現了三十多種續書。這些續書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從一百二十回續起，如《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等；另一種是接在第九十七回之後，如《紅樓夢補》、《紅樓幻夢》等。其內容多將原書的愛情悲劇改為庸俗的大團圓結局，與原著相較，無論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不可同日而語。

3. 《紅樓夢》以其傑出的現實主義創作成就，為當時和後世的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以它為題材的詩詞、戲劇、曲藝、影視、繪畫、舞蹈、雕塑等作品，舉不勝舉。《紅樓夢》還流播海外，成為世界文學藝術寶庫中的瑰寶奇葩。

二、《紅樓夢》的研究

《紅樓夢》問世後，引起人們評論、研究它的濃厚興趣，並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紅學。兩百多年來產生了各種紅學派別，舉其大要者而言之，主要有：

1. 評點派。從乾隆到光緒年間，一些研究者採用評述、評點的方式來探索《紅樓夢》的內容、本事或闡述其思想、藝術價值，可稱為評點派。其中脂硯齋、畸笏叟等的評語，對理解小說的創作具有啟示性和參考價值；脂批之後，又有「護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閑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評點，亦有可取之處。

2. 索隱派，一般又稱為舊紅學派。索隱即探索幽隱，也就是發掘被小說表面故事所掩蓋的「本事」或「微言大義」。其實不過是穿鑿附會，用「猜謎」的方法把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去比附、印證當時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並以此評定《紅樓夢》的意義與價值。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認為此書是寫順治皇帝與董鄂妃（亦即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認為此書是宣揚反清復明的政治小說，顯然為著者本身民族主義思想的表現。

3. 新紅學派，或稱為考據派。五四運動以後，胡適等人一方面繼承乾嘉學派學風，同時又接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對《紅樓夢》作出了新的解釋，在紅學研究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代表性著作有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他們批駁了索隱派的主觀臆測、牽強附會，而以科學考證的方法研究《紅樓夢》，對曹雪芹家世及生平的勾勒，對小說版本演變的比較，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還提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是作家的「情場懺悔」之作，這樣就把賈府與曹家、賈寶玉與曹雪芹視為一體，則有一定的片面性。

4．建國以後，紅學的發展又經歷了種種曲折，取得了新的成績。這一階段的紅學研究雖然不止一次地受到政治思潮的影響，甚至出現了以政治分析來替代文學分析和審美分析的不良傾向，但總的趨勢是不斷走向深化。此期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紅學研究，涉及到作家論、創作論、人物論、風格論、主題論等各個方面，呈現出全方位、多元化、開放性的研究格局，在不少問題上都有新的拓展與新的貢獻。但迄今為止，對《紅樓夢》的一些重大問題，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紅樓夢》是一部具有深廣文化內涵和高度思想內容的奇書，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文化思想的最高綜合和體現。「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在藝術上，它達到了中國小說不可企及的高度，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正因為此，《紅樓夢》曾被多次搬上銀幕，自新版電視劇《紅樓夢》向全球發出「尋人啟事」後，「紅樓」又重新在全國「熱」起來。

⑺ 史傳文學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影響

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 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誌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系。
《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傳記。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於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游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於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⑻ 關於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的問題

上古的神話
先秦的寓言
魏晉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說
唐傳奇
宋元的「話本」
明初的「擬話本」
明清的長篇章回體小說

⑼ 我國古典小說中真正吸收史傳文學寫人經驗的第一部作品是

我認為是三國演義。明代流行起來的古典小說，對人物有著較深刻描寫的三國和史記故事風格相似，更有著三國志為背景創作。西遊記太浪漫，水滸，紅樓，聊齋，金瓶太市儈，官場，二十年……，孽海花則是諷刺為主，在當時類似現在的雜文，更談不上吸收史傳文學的經驗了。以上是我的個人看法。

⑽ 中國古典小說真正吸收史傳文學寫人藝術經驗的第一部小說

我國古典小說中真正地吸收史傳文學寫人藝術經驗的第一部作品，是文人參與創作的《水滸傳》。
據說明代士大夫案上總擺兩部書，一部《莊子》，一部《水滸傳》，認為《水滸傳》筆法好，首先表現在它如「明鏡照物，妍媸畢露」的高明的寫人藝術上。這就使中國小說的人物描寫大大推進一步。從《水滸傳》開始，而後才有《儒林外史》《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