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說賞析研究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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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小說鑒賞略談

小說在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學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在今天的社會里，小說卻成了最普及、最流行的一種體裁，特別是一大批經過時間的考驗，流傳至今的優秀古典小說，它在中學語文教材中也佔有一定的比重。

那麼，初讀中國古代小說的中學生應該如何對古代小說進行鑒賞呢？

首先，應具備古代小說歷史發展的基本常識。

很多同學知道一部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它曲折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卻不知不同時期的古代小說有其不同的鑒賞角度。縱觀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早期的作品比較重視故事情節的敘寫，不大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畫。在這個階段中，小說中的人物只是故事的載體，是展開故事情節的工具；人物性格單一，多帶有神奇和傳奇性特點，這與其起源於神話傳說有極大關系。例如先秦的寓言故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志人」小說和唐傳奇等，它們大多以故事情節為作品的重心。後來，小說的重點開始移向人本身，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故事變成了性格的載體。這個巨大轉變可以說是古代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輝煌。正如老舍所說：「……世事萬千，都轉眼即逝，一時新穎，不久即歸陳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續《施公案》，反不如一個武松的價值也。」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一大批為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成為古典文學藝術的寶貴財富。

如此了解了情節和人物在不同階段的地位，我們在鑒賞作品時就可有的放矢，有側重地賞讀、品味了。

其次，鑒賞時應多注意古代小說的特點。

（一） 情節曲折，故事完整。縱觀整個發展史，不難發現這是小說的一個獨特的藝術傳統。曲折復雜、跌宕起伏的情節不僅使小說故事性強，緊扣讀者心弦，吸引他們關心小說中人物的命運，更重要的是能通過一系列的情節反映社會現實中的矛盾沖突，使主題表現得越深刻。如《水滸傳》，作品緊緊圍繞「官逼民反」這條匯流排索展開引人入勝的情節，從林沖被逼上樑山，到「智取生辰綱」「花榮大鬧清風寨」、「宋公明三打祝家莊」等。大小事件都寫得騰挪跌宕，變化多端，既反映了起義由小到大的整個過程，也揭示了小說「官逼民反」的主題。而故事情節即使是短篇小說也是全始全終，首尾完整，基本上可分為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

（二） 個性鮮明，具典型意義。鑒賞古代小說時如只把興趣放在曲折的情節上，而忽略了它的人物刻畫，也就無法真正深刻地理解它的主題思想，獲益也就大打折扣了。一大批優秀的古代小說留給今人一個個不朽的人物形象，之所以不朽，在於人物性格的鮮明與典型。劉備、關羽、諸葛亮、宋江、武松、魯智深、孫悟空、林黛玉等小說人物至今仍讓人們津津樂道。

我國古代小說常通過一系列的矛盾沖突來展示人物形象。在赤壁之戰的尖銳矛盾中，作者不僅寫出周瑜、孔明的英雄才略，而且寫出了魯肅的誠懇忠厚、黃蓋的赤膽忠心、蔣乾的愚而自用。作者還採用對比方法，突出不同人物的各自性格。一談起《三國演義》我們會自然地把曹操與劉備加以對比，一個處處奸詐，一個卻是處處長厚。這種正反對比，使得性格更加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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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求金庸武俠小說研究性學習的心得八個和論文1篇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 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 「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

⑷ 中國古代小說鑒賞

中國小說的發展歷程：六朝

時期的「志怪小說」——以談神說鬼或記錄名人軼事為主。

唐代時期的「傳奇小說」——這是一種有文人意識的文學創作，它「敘述婉轉，文辭華艷」。唐傳奇的

題材大致分為愛情婚姻、文人仕途、豪俠行義、歷史故事、神仙怪異等，而神仙怪異又往往穿插各類題

材中，這是六朝小說的胎記。

愛情婚姻題材在唐傳奇中占較大比重，且多具有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的佳作。不少作品歌頌男女青年掙

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枷鎖，爭取自主幸福的愛情和婚姻。他們不畏強暴、不計貧富、不惜以身

殉情，如《任氏傳》中的狐女任氏愛戀家境貧寒的鄭六，嚴斥企圖恃富施暴的韋崟道：「鄭生，窮賤耳

。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

，故為公系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體現了婦女要求主宰自身命運的願望和敢於反抗強暴的斗爭

精神。《柳毅傳》中的龍女是包辦婚姻的受害者，備受丈夫虐待，但她並不屈服，請柳毅捎信向父親洞

庭君訴苦，歷經周折，終於按照自己的意願，與見義勇為的柳毅結成美滿婚姻。她是個敢於反抗夫權壓

迫，大膽追求幸福愛情的婦女形象。

唐傳奇構思精巧，情節曲折，結構完整。如《柳毅傳》寫柳毅為龍女完成傳書使命，錢塘君殺了涇河小

龍，救回龍女後，又陡生波折，平添錢塘君逼婚，柳毅嚴詞拒絕一節。柳毅回家後連娶兩妻皆亡，似與

龍女無緣，不料三娶的盧氏竟是龍女的化身。作者圍繞龍女爭取婚姻自主這一主線安排情節，展開矛盾

，波瀾迭起，出乎意料，入乎情理，構思極巧妙，體現了「作意好奇」的特點。

唐傳奇的語言生動流楊，簡潔而富於表現力。這與作者不少是詩文高手，講究修辭造句，注意汲取駢文

和口語之長有關。如錢塘君救回龍女後，「洞庭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

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寥寥數語，錢塘君的性格、說話時的神情口氣

躍然紙上。

宋元時期的「話本小說」——話本是講故事的人用的故事底本。話本即說書藝人——在宋代稱為說話人

，演出的底本。說書人只能用當時流行的口語來說，故話本即當時的白話小說。這是一種不同於志怪、

傳奇的新興小說。小說話本在人物塑造及情節處理上都有相當高的成就。在塑造人物時，不但長於動作

、語言描寫，還長於心理描寫。在展開情節時，不但曲折生動，而且善於製造懸念和進行細節描寫。如

《錯斬崔寧》，寫劉貴從丈人家借得十五貫錢，回到家後，他的妾陳二姐問他錢是從哪來的，劉貴和她

開玩笑，說是將陳二姐典給了他人換來的。「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侍

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只得再問道：『雖然

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等劉貴睡去之後，「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人

家？我欲先去爹娘家裡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到家裡，也須有個下落。』」通過這一系列細

節的動作、對話、心理描寫，把陳二姐不滿劉貴，但又無可奈何的溫順性格和口中雖不明言，但又頗有

心機的性格刻劃得十分生動細致。之後寫劉貴被殺，而偏巧小娘子又在路上遇到一個身帶很多銅錢，但

又頗為斯文的年青人，又為後文的「錯斬」設下了懸念。

明清時期的「章回小說」——

⑸ 求 金庸武俠文學的研究性學習報告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 第六筆文學社 www.diliu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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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關於古代文化常識的研究性學習心得體會

關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結構分類，各家學派標准不同，分類也不同：有物質與精神兩分法；有物質、制度、精神三分法；有物質、制度、行為、心態四分法；還有物質、社會、精神、藝術、語言、風俗六分法等。這些劃分盡管層次不一，但都是按照人類創造文化的發展進程由物質到精神、由感性到理性的層次劃分的，適用於專業人員的學習研究。中學生學習教材中的中國古代文化，應根據教育功能的不同來劃分。
中學語文教材中涉及的古代文化知識，它包括天文、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政區歷法、軍事刑律、陰陽五行、家族禮法、音樂美術、飲食服裝、車馬冠蓋、文化奠基、政治經濟制度、明君賢相的治國方略，以及價值觀念、道德情操等等，但由於教材中沒有專門論述中國古代文化知識的課文，這些知識都零散地分布在古文典籍之中，教師教學難，學生學習更難，因此，教學時應將分散的古代文化知識根據教育的功能不同梳理歸類，每一類下分若干知識點，以課文中的某一古代文化知識點為突破口作分析，成扇面輻射展開，拓寬范圍並向縱深發展。然後再探討下一個知識點。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是將課文中零散的知識歸類成系統，建立知識鏈條。二是教師們在傳播零散的古代文化知識時可以採用專題講座的方法。三是給學生提供一種研究性學習的方法，打開思路，養成良好的治學習慣。

⑺ 做研究性學習，題目是----古代詩歌鑒賞

盲點一：面對古詩如同霧里看花，難解其中情結。

原因：古詩閱讀量太小，缺少解讀經驗，沒有掌握一定的解讀技巧。

措施：加強閱讀訓練，多讀多背，培養悟性積累經驗。在解答過程中，注意充分利用以下幾點：

1、題目是切入點。

古詩的題目很講究，它往往能揭示詩歌寫作的時間、地點、對象、事件、主旨等，是我們解讀詩歌的重要切入點，從題目入手，我們可以迅速准確地理解詩歌。如1997年考卷中的《題君山》，題目直接點明賦寫對象，由此可知，一句中的「影」、二句中的「色」、三句中的「處」和第四句的比喻都是指君山，賦寫對象理清了，詩意便變得清楚了。再如2000年考卷中的《約客》，題目交代了事件背景，讓我們能夠在約客未到的特定情景中去順利感悟詩人的失落和孤寂。又如2001年上海春季考題中的《月夜憶舍弟》，題目既交代了時間（月夜），又表明了情感（憶），再加上特殊的人物關系（舍弟），讓我們未讀詩句就已經明白了詩歌的情感主旨——思念。

2、意象是關鍵。

詩歌是以抒情言志為目的的，而意象是詩歌抒情言志的基本單位，是詩歌的情感賴以寄託的地方。所以從意象入手，展開想像和聯想，是理解詩歌的必由之路。例如著名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前兩句十四個字，運用六種意象，我們可以從「月落」後夜色的濃重、烏鴉凄厲的啼鳴、「霜滿天」的清冷以及夜色中「江楓」的黯淡和「漁火」的寥落深切感受到水鄉秋夜幽寂清冷的氛圍和客子孤孑清寥的心情。

在我國古典詩歌漫長的歷程中，形成了很多傳統的意象，它們的象徵意義基本是固定的，如果我們熟悉這些意象，會對解讀詩歌帶來很大幫助。如2002年全國考題中的《春夜洛城聞笛》有「此夜曲中聞折柳」句，且考題恰好考到了「折柳」二字，如果我們了解傳統意象「楊柳」經常用來表達離別思念之情的話，則此題應刃而解。

所以要想准確理解古詩，就有必要在平常的學習中注意認識並積累傳統意象。例如：鴻雁——思鄉，信使；杜鵑——薄命佳人，憂國志士，哀惋，至誠；鷓鴣——思鄉，凄情：東籬——山塵脫俗之境；菊花——高潔品質；楊柳——離別懷思之情；等等。

3、注釋很珍貴。

在高考古詩考題中，經常會出現簡短的注釋，這些注釋看起來只是對詩歌中的生僻奧澀處加以註解，其實卻往往就是我們理解詩意甚至解答題目的症結所在，是命題人給我們的陷晦的提示，所以千萬不能忽視。

如1997年《題君山》有注為「君山：在湖南省洞庭湖中」，在這里，對我們有幫助的信息是「君山在湖中」，否則我們就可能不明白為什麼寫君山的詩句中會有「水波」出現了。

再如2000年全國春季考題《蟬》後的有注釋為「垂綏：批蟬。蟬的頭部有伸出的觸須，形狀好像下垂的冠纓」，這實際上暗示了蟬所象徵的人物形象的特徵之一——高貴的身份。

4、題干隱含提示信息。

也許由於古詩鑒賞題較強的主觀性，命題人在設題時一般要在題干中給出一點揭示，這些提示或者指定考查要點，或者表明問題指向，或者暗示解答樞紐，對於考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如2000年上海考題「甲、乙兩首詩後兩句都提供了讓讀者自己想像的餘地，請分別說明」，這個題干明確說明考查點是「想像」，考生需要「說明」的便是從後兩句詩中想像到了什麼內容。

再如2002年全國考題題干中有「前人在評論這首詩時曾說『折柳』二字是全詩的關鍵」這樣的提示，為我們點示了答題的樞紐——所謂「關鍵」應是能夠體現全詩情感主旨的地方，那麼我們只要分析「折柳」的寓意與全詩的主旨有什麼關系就可以了。

盲點二：面對考題，表述困難，或者信馬由韁沒有條理，或者言不由衷難以達意。

原因：未吃透考點的基本內涵，不懂得鑒賞的一般思路，未掌握一定的鑒賞詞語。

措施：首先，要明確鑒賞的基本思路。古詩鑒賞要求文字簡短，但也應講究結構脈絡，它本質上屬於議論性質，所以我們可以按照「論點加論據」的模式去組織文字。如對2002年全國考題可這樣組織答案：「折柳」這首曲子富有惜別懷遠之意（註：論據），本詩抒寫了思鄉之情，而這種思鄉之情是從聽到「折柳」曲的笛聲引起的（註：論據），可見「折柳」是全詩的關鍵（註：論點）。

其次，要緊扣考點（「鑒賞文學作品的形象、語言和表達技巧」），使用規范語言有序地組織答案。

1、怎樣鑒賞古詩的形象？

詩歌的形象主要表現為意象或意境，它或者是物，或者是人，或者是完整的場景，更多的時候是把物和人、景和情融合在一起。分析詩歌形象即指分析這些「象」的個性特徵，特別是分析它的象徵意義。如鄭思肖的《寒菊》：「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疏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所表現的就是菊花孤傲、清高、堅持理想和信仰的高尚品格，象徵了抒情主人公高潔的情懷。再如2003年北京春季考題列出了韋應物的《聞雁》和趙嘏的《寒塘》，然後要求簡答：這兩首詩為什麼都寫到雁？這就需要我們對詩中雁的形象有正確的理解：雁是候鳥，春秋遷徒，它在秋天奮力飛回故巢的景象每每牽動遊子的思鄉之情。因此詩人常常借雁抒情，寄寓自己濃濃的鄉愁。

所以鑒賞古詩的形象就是抓取「象」的基本特徵，既而指出它的人文意義。

2、怎樣鑒賞古詩的語言？

主要可從這樣幾個方面來分析：音韻的流動，練字的技巧，語言的風格等。

鑒賞音韻的流動主要指古詩的平仄和押韻。

評析練字技巧就是指出用字的獨特之處和它的表達效果。如「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敲」字以動襯靜，突出表現了月夜的幽靜；再如「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以擬人格形象地表現了春意盎然的景象。

古詩語言風格豐富多樣，主要有平淡、質朴、自然、輕靈、飄逸、雅正、通俗、風趣、幽默、奔放、含蓄、蘊藉等。

3、怎樣鑒賞古詩的表達技巧？

表達技巧比較多樣，從修辭角度來看，常見的有比喻（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誇張（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比擬（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對偶（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對比（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雙關（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反問（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等；從表達方式來看，有寫景、狀物、敘事、議論、抒情、言志、場面描寫、細節描寫等；從表現手法來看，有借景抒精、托物言志、寓情於景、情景交融、直抒胸臆、虛實結合、想像 、襯托、用典、象徵等。

鑒賞時，應抓住技巧運用的主要特點作答，如上面所舉鄭思肖《寒菊》詩，便是運用托物言志的手法，表達了詩人自己如菊的情懷。

⑻ 中國古代小說的鑒賞方法

1、化整為零。化整為零指的是有效地將在文學鑒賞過程中收集的文學碎片進行統一，這是對我國古代文學作品進行鑒賞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國古代的文學作品表現形式豐富，內容多樣，為了對這些文學作品進行更加深入的鑒賞，首先需要了解這些作品中蘊含的文學以及歷史方面的知識。以研究古代字詞意思為出發點，對文學作品中的內容進行深入剖析，有助於提升人們對古代文學作品的掌握程度，對其中的文字含義進行更深刻的了解，當然還包括價值匹配以及自然觀念等。作為現代人，需要帶著繼承的眼光去看待我國的古代文化精髓。同時充分彰顯出文學作品的傳承價值以及經典性，豐富作品的思想內涵。除此之外，站在文史知識的角度上進行分析會發現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鑒賞還需要對其中的意識形態、價值理論等內容進行深入了解。在鑒賞我國古代文學作品時，文學家往往將精力集中於社會環境的研究上，實現與作品作者在心靈上的溝通，探索文學作品的哲理內容。大部分情況下，人們只是從單一的角度對文學作品進行賞析，並未建立起科學有效的認知體系，這使整個文學作品鑒賞過程存在很大缺陷。所以，需要將化整為零的文學鑒賞思想應用於文學作品鑒賞過程，彰顯出對古代文學作品的尊敬，提升對古代文學作品內容的感知力，對作者的真實內心感受進行刻畫和詮釋。


2.2思想共鳴。在對我國古代文學作品進行鑒賞時，我國古代的文學家往往將感悟以及啟示作為主導，盡量精簡語言，為文學作品質量的提升以及鑒賞工作的開展提供理論支持。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更加關注對理論的點評，卻忽視了創作主體之間所顯示出的個性化差異。為了提升文學作品思想的還原程度，人們需要立足於不同的角度，與作者產生情感上以及思想上的共鳴，這是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鑒賞的有效前提。唯有與作者形成了思想上的共鳴，才能更加深刻地感知文學作品想要表達的深刻內涵。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需要將歷史知識以及作品的創作背景等內容作為基礎，深入研究作品中蘊含的文化內容。其次，需要將真實的邏輯思想作為基礎，有效避免出現誤解的現象，提升思想與文學作品內容的一致性。同時，需要顯示出對作者的尊重，對作品中以及作品外的情況進行深入剖析。在對文學作品進行鑒賞的整個過程中，不能超出文學限制的范圍，不然的話可能會出現曲解文學作品內容的現象，也無法體現出文學作品作者的個性。因此，在對我國古代文學作品進行鑒賞時，需要將事實作為基礎性的內容，唯有如此，才能促使鑒賞過程有效性的提升。


3 .提升鑒賞的可信程度
。為了促使整個文學作品鑒賞過程更加可信，在開展鑒賞工作之前需要先規定一個明確的限度，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鑒賞時需要將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研究的基礎，避免出現與歷史事件發生沖突的現象，符合文化限度的范圍。通常情況下，任何狀況的生存環境以及超越的形式都能構建起特殊形式的文化內容。許多經典文學作品能夠穿越時空的主要原因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氛圍，這對文學創作以及文學鑒賞工作來說至關重要。其次，古代文學鑒賞工作需要建立在符合真實邏輯的基礎上，對其中的文體限度進行把握，避免出現文學作品脫離真實邏輯的現象。文學鑒賞需要建立在主觀意願的基礎上，當然這也可能造成一些誤解現象的出現，這是無法避免的，需要對誤解的范圍進行有效控制，不能跨越限度，否則可能會對我國的古代文學作品鑒賞帶來負面影響，不利於我國文學的發展。

⑼ 有哪些關於古代的研究性學習話題

當地有古跡的同學可以做對當地古跡的探究，如古跡的來歷或傳說，現今的近況和當地的保護與發展，還是旅遊前景等等。
古代詩人的愛情可以探訪如，王安石，蘇東坡等較為平凡的，也可以探究如陸游，元稹等較悲情的。好好做會比較有感染力。
當然最簡單的可以做現在與過去的發展比較，個人認為這個比較簡單，可以採用問卷方法，調查當地在如建國以來的發展與變化。

⑽ 古代小說人物形象分析1500字論文

內容摘要：王熙鳳被稱作是中國古代小說《紅樓夢》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鳳不但有著美麗的容貌，還有著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機深重、陰險歹毒，成為女性世界中一隻傑出的「鳳凰」。本文從王熙鳳的側面描寫反映出封建貴族的罪惡本質，以及封建家族走向滅亡必然趨勢的命運。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9/view-7076084.htm
關鍵詞：王熙鳳 能力才幹 陰險歹毒
隨著社會的變化，不同時代對王熙鳳的理解與評價各有差異。王熙鳳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著時代性，基於經濟市場下背景分析王熙鳳的處事風格及人物性格。對王熙鳳為人處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鳳這一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因此必須以正確的態度認識，分析人物真實的性格特徵，為《紅樓夢》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容貌風華，恍若神妃
王熙鳳人物出場就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採用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一語未了，只聽到後院中有人笑聲，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其裝扮彩綉輝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過直接描寫人物外表，把王熙鳳塑造成雍容華貴的美人，賦予了她迷人的風采，使她在眾多美女的賈府突顯而出。
筆者除了直接描述外，還從側面襯托鳳姐的美貌。在「見熙鳳賈瑞起淫心」和「王熙鳳毒設相思局」兩回中，筆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鳳的心機和手段，另一方面顯現出王熙鳳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齒，巧言善辯
王熙鳳伶牙俐齒的口才也讓讀者印象深刻。從她開口的與眾不同，「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時時不忘。」從王熙鳳話中，既有對林黛玉的恭維，又有對賈府眾姐妹的關照，同時不忘討好「老祖宗」，這一席話可謂「一石三鳥」。應了周瑞家那句話「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她呢。」
「劉姥姥進榮國府」這回，王熙鳳超常的巧言善辯才能及處事的應變能力表現得淋漓盡致。王熙鳳對劉姥姥的來意心知肚明，劉姥姥在訴說家道艱難的時候，也不失時機地告訴劉姥姥：「不過借賴著祖父的虛名，作個窮官罷了……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王熙鳳盡量的貶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損失的同時，又不至於得罪劉姥姥。簡短的幾句話王熙鳳的表現既讓劉姥姥不失顏面，又維護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現了她異於常人的語言才能。
三、心思細膩，善於心計
在人際關系繁中復雜的家族中，處處都需要防備外人的算計，捍衛自己的地位，王熙鳳可謂機關算盡。一邊對「老祖宗」奉承巴結、極力討好，一邊對王夫人甜言蜜語，對周圍平輩也極力拉攏關系，對待下人打壓收買，對觸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後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時候，王夫人委託賈探春代為管理。當王熙鳳得知探春能力後，對賈府平輩贊美了一番。從中看出她縝密的心思，平時留心觀察身邊每一個人，在熟知每個人弱點後，就可以輕而易舉對付他們。在賈璉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鳳在得知此事後，馬上訊問家童打聽尤二姐住處。巧言令色的將尤二姐騙入賈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狀，借機大鬧寧國府。在賈母面前假裝好人，瞞騙賈璉，將尤二姐逼死。整個過程，將她善於心計表現的淋漓盡致。
四、做事干練，爭強好勝
王熙鳳自幼充當男孩子教養，行事風格與那些閨閣女子自然不同。在劉姥姥進榮國府時，聽說熙鳳管理賈家，就對她稱贊有加。在寧國府，無人敢惹焦大，王熙鳳卻敢說：「還不早打發了沒這王法的東西！」協助管理寧國府時，對下人說：「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著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里『原是這樣的』，這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半點，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置！」不難看出她雷厲風行的作風。
筆者在表現雷厲風行時，也體現出她爭強好勝的性格。寧國府辦喪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極力主動請纓去寧國府幫忙。在鐵檻寺，老尼求王熙鳳幫退守備家的定禮，熙鳳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話相激，便發起了興致。從中不難感受到她喜歡賣弄的性格。
五、兩面三刀，陰險歹毒
賈瑞起色心時，熙鳳本就十分痛恨，卻滿臉微笑，還以語言相挑逗。對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讓尤二姐「認她作是個極好的人」，跟隨她進入大觀園。另外，熙鳳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狀，大鬧寧國府後，說此事只用五百兩銀子平復。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稱，背地裡卻叫丫鬟欺侮尤二姐，並不斷咒罵二姐，使二姐最後被逼死。
為了得到三千兩銀子，熙鳳與官府勾結使得張家女兒、守備兒子同時自盡;為了除掉情敵，又用借刀殺人將尤二姐活活逼死;因為賈瑞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她便說賈瑞「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對待別人的生命，讓人不寒而慄。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過對人物形象美麗、潑辣、伶俐、歹毒的描寫，贊揚女性的聰明才智，呼籲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現對她善於算計，心狠手辣的厭惡之極，揭露並鞭撻了封建時期的主子的罪惡本質。單從作者給王熙鳳判詞中，不難看出筆者對這個人物命運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