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偵探武俠小說

Ⅶ 台灣有那些武俠小說作家

首推金庸、古龍、梁羽生
後來的可能就有了卧龍生、雲中嶽之類。

Ⅷ 講述一個老捕頭是最終反派的武俠小說,台灣的早期小說,也是一個知名的作家寫的

是古老的《七種武器》的最後一篇《七殺手》（有另一種版本的第七種武器是小馬的拳頭），但是目測最終大BOSS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那個人就一直未曾路面卻是七個故事的背景人物的青龍會老大，有人說最終BOSS就是破解老捕頭殺人案的那個卧底捕快。

Ⅸ 有關評論古龍小說裡面的偵探意識方面的文章

談談武俠小說中的偵探推理
談談武俠小說中的偵探推理 文：bcbulang, 2004-6-21
武俠小說作為中國獨有的一種類型小說，其在中國之風靡萬眾是可以和偵探小說在西方世界中受歡迎的程度相提並論的。一般看來，武俠小說有舊派、新派之分，舊派武俠小說的代表作家有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王度廬、鄭證因等人，這些作家的小說由於其過於拖沓的敘事節奏、枝蔓橫生的小說結構、較為模式化平面化的人物和說書口吻，明顯落後於現今時代的閱讀口味，已經淪為了「文獻」級的讀物。而相對舊派武俠的沒落，以金庸、古龍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在中國掀起的風潮卻是迄今不退（看看國人對央視武俠劇的爭論就知道了）。我個人既是武俠小說的忠實擁躉，又是偵探小說的死忠Fans，所以對「武俠小說中的偵探推理」這個題目就一直抱有興趣，這兩天賦閑在家，就拉拉雜雜寫出這篇東西，期與同好對話交流。 新派武俠的開創者一般認為是梁羽生，其連載於《新晚報》的處女作《龍虎鬥京華》（1954年）也被認為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在梁羽生涉足武俠創作一年後，金庸初試蹄聲，憑《書劍恩仇錄》闖入武俠文壇，又以第三部作品《射鵰英雄傳》奠定了武俠盟主的地位，此後佳作不斷，被公認為武俠小說創作的第一高手。在台灣的武俠小說作家中，先行者是撰寫歷史武俠小說的郎紅浣，之後司馬翎、卧龍生、諸葛青雲各逞奇才，成為古龍之前台灣最負盛名的「武俠三劍客」，至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一出，其他作家黯然失色，「古龍風格」風靡武俠文壇，影響力綿延至今。自85年古龍去世之後，雖還有溫瑞安獨撐武俠大旗，九十年代又有黃易的玄幻武俠異軍突起，但武俠小說的創作群卻是日趨沒落，再也不復昔年風光了。 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乍看起來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小說類型，武俠小說注重的是「武」，在武林中誰的拳頭硬誰就有理；偵探小說則是類似於智力游戲的小說，注重的是「腦力激盪」，只有最聰明的人（一般是偵探）才能笑到最後。類似於這樣的區別我們可以數出一大堆，諸如武俠小說中「法律」是完全缺席的，而偵探小說中兇手卻非要被繩之於法（最低程度上也會受到應得的懲罰）。但事實上，在新派武俠文學中，十分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就是武俠小說對西方、日本類型小說的借鑒模仿，而其中偵探小說對武俠的影響又是特別突出的。 較早有意識把偵探小說的敘事因素引入武俠小說創作的作家，首推金庸。在《射鵰英雄傳》中，江南七怪被殺這個章節就是金庸設下的一個謎，七怪臨死之前在地上寫了一個未完成的字，這無疑可以看成是偵探小說中常見的一種詭計「死前留言」，能夠把主人公和讀者的懷疑視線引向無辜的黃葯師。在《倚天屠龍記》中，周芷若在荒島上殺蛛兒、放逐趙敏，作家並不實寫，反而以種種筆法擾亂讀者視線，隨後在情節發展中逐漸揭開謎底，也是對偵探小說敘事技巧的借鑒。《笑傲江湖》里，君子劍岳不群居然是躲在幕後的真凶，為了辟邪劍譜殺害無辜卻嫁禍到邪派人士身上，倒也算得上出乎意料。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得出偵探小說對金庸的影響，事實上金庸本人也說過最喜歡的作家中包括「偵探女皇」克里斯蒂，因此在自己的小說中向阿婆作品「致敬」也是水到渠成了。 在台灣的武俠創作中，比較常見的一種借鑒偵探小說的形式是這樣的：主人公全家被殺，兇手不明，主人公偶逃大難，流落江湖，學成一身驚人武藝，並在闖盪江湖的過程中認識了某某人，在小說的最後，這位某某人跳出來惡狠狠地說：「其實我就是你的殺父仇人！」緊接著正邪大戰，主人公獲勝，抱得美人歸。這種寫法無疑是大俗套，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借鑒了偵探小說的技巧，但畢竟顯得過於簡陋了一點，很難給讀者帶來什麼意外性。當然還有一些比較優秀的武俠作家不屑於使用這種俗濫筆法，如一個久遭忽視的武俠小說家司馬翎，在1961年發表的《劍膽琴魂記》中寫出了一個神秘莫測的「野人」形象，這個「野人」荒淫好色無惡不作，武林正道人士雖想殺他而後快，卻苦於無人見過他的真面目。司馬翎在此書中的設謎解謎手法都還中規中矩，雖然最後揭開的謎底談不上多麼出人意料，但畢竟也算是武俠作家對偵探小說所作的一次良性借鑒。 最成功地把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這兩種形式融為一體為我所用的武俠作家，當然得數古龍。在《楚留香》和《陸小鳳》兩大系列中，偵破疑案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成為小說的敘事主線，主人公實際上就是披著古代服裝的福爾摩斯和波洛。《蝙蝠傳奇》中，楚留香和一干朋友揚帆海外，在一艘船上遇到了連環殺人案，此種情境設定與偵探小說中常出現的「暴風雨山莊」一般無異：一群人被關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在此空間中發生連環殺人案，沒有人可以潛入此空間，自然也不會有人逃出，因此兇手必定是空間中之一人。楚留香在這里扮演了偵探的角色，並成功揪出了真凶。《陸小鳳》系列更把偵探小說所必有的要素「結局的意外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幾乎每部小說中的幕後操縱者都是陸小鳳的朋友，早已在讀者面前晃來晃去，但卻沒有人會想到他們。在古龍成熟期的小說中，「最可怕的敵人，往往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成了作家奉為圭臬的邏輯，《九月鷹飛》、《天涯·明月·刀》、《流星·蝴蝶·劍》、《碧血洗銀槍》、《大地飛鷹》等等等等，殺人如麻罪惡滔天的主犯往往一直埋伏在主角身邊，在小說結局處古龍揭開謎底，真相大白，讀者這才意識到「原來是他！」 除了對本格解謎小說的借鑒，古龍還吸取了不少硬漢派小說、間諜小說、懸疑小說、犯罪小說、驚悚小說等偵探小說分支的敘事要素，共冶於一爐，從而在作品中製造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獨特風味。古龍小說主人公笑對人生困難，熟悉黑暗社會法則卻又堅守道德底線、打掉牙齒往肚子里吞、不說冠冕堂皇的話語卻有行俠仗義之實等人生態度，多多少少有幾分雷蒙德·錢德勒筆下硬漢第一名探菲利普·馬洛的風采；楚留香的形象不僅與伊恩·弗萊明的007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更和勒布朗筆下的俠盜亞森·魯賓有著三分神似；《流星·蝴蝶·劍》對普佐《教父》的借鑒已經是眾所周知；《白玉老虎》的主人公打入唐門內部當卧底，不時遇到「雙重間諜」的描寫更是深得間諜小說之三昧；《血鸚鵡》從頭到尾都籠罩在一股「不可思議」的氣氛里，簡直讓人懷疑古龍是否真的要描寫超自然事物了，但是結局依然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答，此書也稱得上是「驚悚武俠小說」了。對不同種類流派偵探小說的借鑒，使得古龍作品擁有了多方面的趣味性。 古龍的情節發展一向被認為是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確與其善於吸收偵探小說敘事技巧分不開。當然，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不能完全等同，古龍小說中的邏輯推理大都是點到即止，不可能像偵探小說一般作出洋洋灑灑的推理論證，一些難以解釋、不符邏輯的漏洞自然也都存在。畢竟古龍想要表達的思想、想要傳遞出來的主要信息和趣味並不在「偵破疑案、查出真凶」，這不過是小說情節進展的一個載體而已，對此過分重視反而是得不償失，會錯過古龍小說最精彩的部分。 古龍過世之後，在武俠文壇一片凋零的情況下，溫瑞安被倪匡譽為「獨掌大旗」的武俠作家。溫氏是個小說創作的多面手，曾經出版過幾部偵探小說集，不消說對偵探小說是十分熟悉的。溫瑞安最負盛名的小說《四大名捕》系列本身就是融合了中國古代公案小說和歐美偵探小說風格的武俠作品，冷血、追命、鐵手、無情四個人打著官府和法律的旗號在江湖上懲惡除奸，其構築情節的方式也都順著「案件發生——名捕趕赴現場——多方調查，揪出真凶」的路子，但溫瑞安擅長的是以不斷的「背叛」和「死亡」來製造意外性，卻沒有辦法像古龍般在小說中營造出波詭雲譎、撲朔迷離的氣息，情節發展常常是平淡如水波瀾不驚（就懸念意義上而言），這是限於作家自身的才力，不可強求。 武俠小說作為中國傳統的小說類型，本身就擁有極強的包容性，正如古龍所說的：「我一向認為武俠小說的趣味，本該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趣味，只有在武俠小說中，才能同時並存。——偵探推理小說中沒有武俠，武俠小說中卻能有偵探推理；言情文藝小說中沒有武俠，武俠小說中卻能有文藝言情。」「武俠小說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傳統，若能再盡量吸收其它文學作品的精華，總有一天，我們也能將武俠小說創造出一種新的風格，獨立的風格，讓武俠小說也能在文學的領域中佔一席之地，讓別人不能否認它的價值。讓不看武俠小說的人也來看武俠小說。」古龍是這么說的，他也是這么做的。他把各種類型小說的精華不露痕跡地融合到自己的書中，與他本人的慧思妙悟化為一體，終於使自己的作品在金庸這座大山邊另闢出一條陽光大道，依靠民間的自發擁戴贏得了和金庸分庭抗禮的地位。沒有了對西方、日本偵探小說的「偷招」，古龍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在武俠文壇的「後古龍時代」，我期待著有一天能夠看到一部整合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趣味的優秀作品，這一天的到來應該不會太遙遠罷。

Ⅹ 我想問 台灣著名的四大武俠小說家都是誰

採納的是早期的，現在看來應該是
古龍 司馬翎 卧龍生 蕭逸
這些人都是中國人，台灣的只有陸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