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題材網路小說從其萌芽
⑴ 古代的小說是怎樣發展的
根據史學家的說法，小說最早的時候是源於古代的神話故事《山海經》，雖然《山海經》中的故事比較少，故事情節比較簡短精煉，但是《山海經》的出現算是古代小說的萌芽，為了小說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同時也讓小說開始從志人和志怪兩個方面行走。雖然這些寓言故事，都是比較哦簡短精煉的，但是卻帶著諷刺意味。
因為白話文的發展，後來的小說便直接開始用白話文來寫小說，這也為後來的長篇小說奠定了基礎。等到了明清時期，因為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後，市民對於文化的需求也高了，於是這時候的小說便衍生出了長篇小說。
⑵ 我國小說的源頭和萌芽是什麼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乃古「懸」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說舉著細小的釣竿釣繩，奔走於灌溉用的溝渠之間，只能釣到泥鰍之類的小魚，而想獲得大魚可就難了。靠修飾瑣屑的言論以求高名美譽，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遠了。春秋戰國時，學派林立，百家爭鳴，許多學人策士為說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學說，往往設譬取喻，徵引史事，巧借神話，多用寓言，以便修飾言說以增強文章效果。莊子認為此皆微不足道，故謂之「小說」，即「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淺識小道」，也就是瑣屑淺薄的言論與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說之為小說的本來含義。
東漢桓譚在其所著的《新論》中，對小說如是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認為小說仍然是「治身理家」的短書，而不是為政化民的「大道」。
東漢班固編著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在《漢書·藝文志》中寫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這是史家和目錄學家對小說所作的具有權威性的解釋和評價。班固認為小說是「街談巷語、道聽塗(同「途」)說者之所造也」，雖然認為小說仍然是小知、小道，但從另一角度觸及小說講求虛構，植根於生活的特點。
清末民初，維新派梁啟超等大力倡導「小說界革命」，小說理論面目一新。小說地位空前提高，乃至被奉為「國民之魂」「正史之根」「文學之最上乘」，再不是無足輕重的「街談巷語」「瑣屑之言」。
小說可以說是延達思想和表達感情的另一種形式。
novelette短篇小說
novella中篇小說
novel長篇小說
追溯小說的起源，有以下幾種方面：
首先是神話傳說，。盡管古代文獻對神話傳說的記載十分簡略，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看到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這兩種重要的小說因素。小說傳原先在口頭流傳，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漸凝固；有的繼續在口流傳並不斷豐富發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節。這些繼續活在人們口頭上的傳說一旦記錄下來，就成為具有濃厚小說意味的逸史。從神話傳說到小說的這根鏈條中，逸史是最關鍵的一環，甚至不妨說逸史是中國小說直接的源頭，逸史中最接近小說或竟可視為早期小說的，莫過於《穆天子傳》和《燕丹子》。
其次是寓言故事。如《孟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等書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鮮明的寓言故事，它們已經帶有小說的意味。
再次是史傳。如《左傳》、《戰國策》、《史記》、《三國志》，描寫人物性格，敘述故事情節，或為小說提供了素材，或為小說積累了敘事的經驗。
人間凶器
搜神記
仙楚
朱雀記
墮落血天使
重生之我是後翌
長生界
佛本是道
嘯傲封神之我是紂王
洪荒舊事
中國神話傳奇一一昆侖之歌
混沌神話
情迷洪荒
神話之七竅玲瓏心
敖縭傳
魔偵探洛基
⑷ 求一篇名叫《萌芽》的小說
在院子里乘涼，老是看見鄰家一個小男孩葡萄時把葡萄核埋在一個裝滿土的花盆裡。起先，我並不在意，看久了，便問：「你怎麼老把葡萄核埋在花盆裡？」
「我想種出葡萄來」他頭都不抬。
「可種葡萄是用葡萄藤插栽呀，你這樣種不出來的。」
「知道。」
那你干嗎還這樣？「我好奇了。
「種葡萄非要用葡萄藤嗎？我想創造奇跡。」孩子抬起頭，眼裡貯滿了希望。
過後，總看見男孩精心地為他種下的葡萄澆水，然後就蹲在花盆前發呆，眼中盡是希望，以至於院子里其他小孩叫他去玩，他也不理。顯然，他沉浸在他的希望里。
男孩的家長幾天後才發現男孩的古怪。這天，家裡正好醬油用完了，男孩正蹲在門外，他父親叫他買醬油，連叫了幾聲，沒人應，出去一看，發現男孩獃獃地蹲在花盆前，父親便說：「你蹲在這里干什麼？叫你幾聲都聽不見，你心到哪去了？買醬油去！」說著，便遞錢給了孩子。
過了很久，男孩還沒把醬油買回來，孩子的父親慌了，忙走出去，一出門，就見孩子還蹲在門口的花盆前，手裡捏著他給的錢。
孩子的父親生氣了，過去一把扯著孩子的手，呵斥道：「你怎麼搞的？叫你去買醬油，你還死在這里？」
孩子的心思還在花盆裡，葡萄核栽進去很久了，還沒發芽，孩子有些失望了，他說：「我在想，這葡萄怎麼不發芽？」
孩子的父親聽了，更氣了，大聲說：「以前就跟你說過，你這樣做沒用，你真是執迷不悟。」說著打了孩子一個耳光，並舉起花盆，把它摔碎了。
孩子看著滿地的泥土與碎片，哭了。
男孩畢竟還小，他在沉默了幾天後，又恢復了以往的活潑，又開始和院里的小孩一起玩。
一星期後，也在乘涼的時候，我看見院里的一個女孩吃葡萄時也把葡萄核埋在花盆裡，我想過去告訴她葡萄核長不出葡萄，但還沒等我過去，男孩也看見了，男孩走了過去，跟女孩說：「你怎麼老把葡萄核埋在花盆裡？」
「我想種出葡萄來。」
「種葡萄要用葡萄藤插栽，你這樣種不出的。」
「知道。」
「那你干嗎還這樣？」
「種葡萄非要葡萄藤嗎？我想創造奇跡。」女孩抬起頭，眼裡貯滿了希望。
男孩說：「真的，你這樣做沒用，我以前也這樣做過，沒用的。」
「種下去要每天澆水，你知道嗎？」男孩點點頭，張開嘴，還想說些什麼，但什麼也沒說就跑回屋子。
幾天後，女孩的花盆裡居然長出嫩嫩的葡萄藤來，女孩開心極了。我看見她把院子里的小孩都叫去看，也叫了男孩，但男孩沒去，男孩在一群孩子圍著花盆時，一個人躲在一邊流淚了。
我看見男孩流淚，走過去，我說：「你怎麼在這里流淚？」
男孩說：「葡萄藤是女孩的父親插下去的，我看見了。」
男孩又說：「她父親真好。」說著，男孩嗚嗚地哭了。
⑸ 試述我國古代書面文學是怎樣萌芽和發展起來的
在中國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類生存。除了著名的「北京人」（約生活於五十萬年前），考古工作者在雲南、四川、陝r西、山西、內蒙古、河南、山東、江蘇等地，都發現了比「北京人」或早或晚的舊石器時代古人類化石或活動遺跡。
舊石器時代，人類尚處於蒙昧野蠻的階段。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關系的，是大約始於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為止，國內已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有幾千處。地下發掘證明，我國新石器文化的晚期（約相當於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間），已經發生顯著的階級分化，上層人物擁有遠遠超過常人的財產，以及標志身份、權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緻的玉斧）。這表明原始氏族社會正在瓦解，國家機器開始形成。關於中國的古史，古人一般認為始於「三皇」或「五帝」，以後是夏、商、周三代。現在看來，「三皇」、「五帝」都是無法證明的傳說。夏王朝的存在，雖為許多學者所相信，並有不少人認為傳說中禹的兒子啟以子繼父，改變領袖由公眾推舉的慣例，標志著國家的產生，但這些至今未有確切的文獻可供證明。我們只能說，傳說中夏王朝的開國，大致相當於新石器文化的晚期。中國長期存在的大一統思想，使得前人習慣於把中國的遠古社會就看成是一個完整的實體，並為之虛構出某種政治、文化的中心（「三皇」、「五帝」之說，便由此產生）。其實，這並不符合歷史的事實。目前已發現的我國新石器文化遺址，如星羅棋布，分散在極其廣大的地域內，相互之間並無從屬關系；相隔較遠、不同類型的文化，往往有顯著的區別，說明彼此之間具有較大的獨立性。以中原的仰韶文化與長江三角洲的河姆渡文化相比，前者的主要糧食作物是小米，後者是水稻；前者的居室是半地下或地面上的木結構建築，後者是架設在木樁上、地板高出地面的「干欄」式建築；前者出土的陶器，多為彩陶，後者多為黑陶。所以，僅僅將黃河流域視為中華民族的搖籃，顯然過於狹窄；應該說，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即使在中國統一以後，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也始終存在。
但是，在中國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匯的過程中，黃河流域的文化顯然佔了主導地位。
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個族群、邦國之間，為了奪取土地、人口、財富，為了擴大生產規模，不斷發生戰爭，導致相互兼並和國家機器的成熟。這個過程，在北方比南方來得劇烈。在中國古代的南方，氣候濕熱，多山林湖澤，天然物產相當豐富，維持生存也比較容易。因此，發展集中的農業生產，從事大規模的戰爭，既沒有很迫切的必要性，也沒有充分的自然條件。於是分散的自然群落，便得以在長時期中維持下去。在天然物產缺乏、卻便於發展集中的農業生產的黃土高原和黃淮平原上，更需要把分散的人群凝聚為強大的群體，以展開生存競爭。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傳說中的還是信史記載的上古時代的大規模戰爭，如炎帝與黃帝之戰，黃帝與蚩尤之戰，商湯伐夏桀，周武伐商紂等等，多發生於北方。夏姑且不論，商、周作為中國最早的有信史可征的王朝，都是興起於黃河流域。與此同時，也就產生了中國最早的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的思想學說、禮儀制度、文化機構。作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商、周的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相比於其他地域的文化要早熟得多；由於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它們所發生的影響也更大。
商起初是黃河下游的部族，大約在公元前十六世紀，即傳說中商湯伐夏桀以後，成為華北諸邦國之長，到公元前十一世紀為周所取代。它是一個奴隸制國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陽小屯（商舊都所在地）發現了大批刻有文字、用於占卜的甲骨，證明漢字在商代已經基本定型，漢字最重要的特點——在每個單一符號中包含音、形、義三要素——也已經形成。甲骨文並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東大紋口文化遺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簡單的文字元號，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種文字元號還處在雛形階段，並且不能表達連貫的意義（不能組句）、所以至今難於識別。甲骨文雖然很簡略，卻是關於占卜結果的完整記錄。使用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主要標志。從文學角度來說，文字既為書面文學提供了基本條件，也在某些方面決定了文學的特點。譬如，中國文學重駢偶的現象，就是從漢字的特點中產生的。
現存所有卜辭，均是就戰爭、祭祀、農事等各項事件問卜於鬼神，以確定凶吉可否的記錄，充滿了原始信仰的氣氛。商人所信奉的鬼神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君王的祖先神。在另一種商代文獻——《尚書·盤庚》篇中，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清楚。《盤庚》是商代中期君主盤庚決定遷都時對臣僚發表的講演記錄，從中可以看出：歷代先王和臣僚們的祖先雖已離開人世，卻仍然在天界保持著君臣關系。如果人間的臣僚們違背了君主的旨意，他們的祖先就會要求先王對他們降下災禍，以示懲罰；相反，如果他們順從君主，就會得到先王的保佑。這表明在商人的觀念中，君王的祖先神擁有最高的權威，是人間權力的來源。
對鬼神的信仰和對祖先亡靈的崇拜，是原始人類最普遍的意識。商文化就是把這種原始意識轉用來維護統治者的權威和統治秩序，成為最初的因而也是相當簡陋的國家意識形態。
周原先是主要活動於涇水、渭水流域的一個部族。以後沿黃河向東擴展，至武王伐紂，取代了商的地位。周王朝起初定都鎬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稱西周。後因受到西戎族的壓迫，至平王時遷都洛邑（今洛陽市），史稱東周。東周習慣上又分作兩個階段，現在一般從周元王元年（前475）以前，稱「春秋」時代，以後稱「戰國」時代。周的國家性質，史學界說法不一。通行的意見，把春秋、戰國之交作為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界。但有人認為西周已經進入封建社會，也有人認為直到魏晉（甚至更遲）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周的國家組織要比商來得嚴密，文化也比商更為成熟。由於周王朝重視利用宗法紐帶維系王室與同姓邦國、姻戚邦國之間的關系，以及統治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因而在其意識形態中，祖先崇拜仍有重要意義，祭祖也依然是王室和各邦國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之一。但是，同商代比較，祖先神已不再是人間權力的唯一來源、人間是非的最高裁判和禍福的直接施予者。
在周文化中，最高的主宰有時也稱為「帝」或「上帝」，更多的場合是稱為「天」。它不是某一宗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所有宗族的無上權威。它不像商人的「帝」那樣，隨時參與人間的活動，而是高高在上，監察下方，授「天命」給人間合適的統治者，並在必要時改變「天命」。「天命」的授受，取決於統治者的德行。在這里可以看到，「天」或「上帝」就其意志性一面來說，還近似於宗教神，但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被抽象化了，成為道德與公正的化身。同時，人本身的行為，有了更大的決定意義。
隨著對神的依賴逐漸減少，關於人的行為和人際關系的准則就變得更重要了，於是有「禮」的建設。在商代，禮只是祭祀禮節，而相傳為周公姬旦所制定的周禮，則包含政治制度、典禮儀式、倫理規范等多種內涵。總之，通過禮，周文化在多方面擺脫了原始宗教的力量，而運用具有理性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意識調節社會關系，確立等級秩序。這在文化的發展中，具有根本性意義。以後，隨著時代的進程，經由孔子和後世儒家的改造、修飾，「禮」和「德」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並始終與政治保持密切關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中這幾句詩，常被人們引用來說明周王的權威。但嚴格地說，這只是象徵性的表述，絕不意味著周王享有後代集權皇帝的權力。除了開國之初的特殊時期，周王實際上並不能處置各個邦國的土地和人民。所以，自古以來各個族群，邦國以武力相兼並的過程，從未停止過。相傳商有三千餘國，周初也有一千餘國，春秋時只剩一百餘國，戰國時更只剩十餘國。周初所建立的邦國，范圍都不大，經過不斷兼並，春秋、戰國時出現了一些大國。它們擁有遠遠超過王室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自然也就擁有了遠遠超過王室的權威。大國之間的武力爭奪，導致中國最終走向統一。南方的國家，如吳、越、楚，原本處於中原聯盟之外，同王室只有名義上的關系。到春秋時代，它們也投入了各國間的武力競爭，由此進入了民族大融合的潮流。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又出現一些新的重要變化。在此以前，學術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葉，出現了第一個由私人傳授的學派，即孔子所創立的儒學。此後，各家各派，競相涌現，並由此形成「士」這個新的社會階層。士不僅以自身的知識專長為統治者提供服務，在當日競爭劇烈的政治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對獨立的立場上，討論哲學、政治、倫理、經濟、軍事、文藝等多方面的問題。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的局面，不僅標志了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第一個輝煌時代，而且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帶來重大影響。
在文學史上，先秦是中國文學從萌芽狀態到初步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文學觀念，沒有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意識，也沒有專門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在先秦留存下來的文字著作中，只有一部分詩歌的文學性質比較明確。但在其產生、收集、整理、流傳的過程中，也受到非文學因素的影響，有時甚至並不當作文學作品來看待。詩歌以外的著作，就其本來性質而言，均非文學作品。但我們又要注意到，在文學史的開始階段，不僅許多文學因素、文學成分摻雜在各類文章之中，得以培育生長，而且語言表達的一般技巧的發展成熟，也對文學的成長具有重要意義。總之，這個時代，文學同許多東西混雜在一起，我們既需要擴大研究的范圍，把許多哲學論文、歷史著作包容在先秦文學史中，又特別需要注意從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尺度來看待和衡量它們。
一般認為，在人類早期生活中，文學不是單獨地出現而是同其他多種藝術形態結合在一起的。那麼，文藝是如何起源的呢？這又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過去有一種較為流行的理論，認為原始文藝起源於勞動。如果以「勞動創造了人本身」①為理由，這種說法當然可以成立：倘非勞動，人類本身就不可能形成，又何來人類的藝術？但從文藝產生的具體過程來看，則情況要復雜得多。例如在各地考古發掘中，常發現原始人類把貝殼、動物牙骨、小石片等鑽孔串聯，作為裝飾品佩戴，這顯然是原始藝術現象之一，但它與具體的生產勞動究竟有何聯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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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頁。
應該說，文藝的起源問題，首先同文藝的性質有關，而文藝的性質，是人類情感的審美表現形式。當人們的生活情感不再僅僅用歡笑、哭泣、呼喊等簡單方式來發泄，而表現為具有美感的、因而也是具有感染力的形式時，就產生了最初的文藝現象。這裡面，情感和一定的形式都是很重要的。《淮南子·道應訓》說：「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這一節文字常被用來簡單地證明「藝術起源於勞動」的道理。其實、真正從事過這一類勞動的人會懂得，這里也有不同的情況。如果勞動者情緒很差，呼號聲僅僅起到整齊步伐的作用，是難以說有什麼藝術味道的；相反，如果勞動者的情緒強烈，其呼聲不僅有節奏，而且會有意加上高低抑揚的變化，那就有了相當的音樂美感，令過路人也會為之興奮。這種微妙的區別，正可說明生活實踐、審美需要在藝術產生中的共同作用。進一步說，情感絕不只是在勞動中產生的，在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種各樣原始人類生活中，都有熱烈的情感活動，也都需要找到一定的能夠彼此理解、彼此感染的形式來表現。
最早的文學，大約就是那種與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的歌謠。當然，其語言的內容必須豐富一些，否則不能成為「文學」。歌謠是在民眾日常生活中不斷產生的東西，自遠古到秦統一，其數量簡直無法估計；但歌謠又是隨時消失的東西，倘非有意保存，也就不留痕跡。我國古書中記載了一些據稱是黃帝、堯、舜時代的歌謠，明顯是出於偽托。《易經》中也保存了若干簡朴的類似歌謠的作品，有些學者認為它們產生於《詩經》以前。然而《易經》本身形成過程很長，其中各部分產生的年代頗難確定，而簡朴稚拙更不是推斷年代的直接根據，所以我們也難以恰當地從詩文的意義來討論這些歌謠。流傳至今而確實可信的歌謠，以《詩經》中作品為最早。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藝術上已經比較成熟，不再具有原始的面目了。
《詩經》中作品產生於西周初至春秋中葉的黃河流域（僅有小部分產生於漢水流域）。其中既有宮廷、官府的創作，也有經官方音樂機構收集整理的民間創作。總的說來，這些作品顯著地反映出黃河流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特點，注重理智，幻想成分少，感情比較克制，而道德色彩、政治色彩比較濃厚。
早期文學的另一重要領域是神話。這里必須說明：從嚴格意義上說，神話並不直接等同於「文學」。神話是原始人類的綜合的意識形態，是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和解釋，是他們的網路全書式的知識體系，又是他們的願望的表達。在現代人看來十分荒誕的描述中，包含著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萬物關系、民族歷史、宗教觀念乃至各類日常生活知識。
那麼，神話的文學意義又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其一，神話的思維，充滿了幻覺的作用，是人類理性邏輯尚未發展成熟時期的思維方式。它本身雖然不是自覺地運用幻想，卻仍然同文學的形象思維有共通之處，表現了人類不自覺的藝術創造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神話思維稱為「詩性思維」。
其二，當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神話會或多或少脫離原始狀態，特別是擺脫它解釋宇宙、自然的職能，而越來越多地反映人類社會中的生活情感、矛盾沖突，成為真正的「神話文學」。像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和不少悲劇都是這樣的作品。神話文學的顯著特點，是「神」具有豐富的人性。
其三，神話故事、神話材料，常常被後代文學家所利用，創作出新的、具有特異色澤的作品。
神話本來也是口頭流傳的東西，經過記錄、整理，因不同需要而加以改造，會發生多種多樣的變化。現存的中國古代神話，主要保存在《山海經》、《淮南子》、《楚辭》、《莊子》等幾部不同類型的著作中，其中《山海經》成書於戰國時代，是巫教中的地理書，但其「地理」知識，有許多是出於傳聞和虛想。《淮南子》是漢代的思想論著，其中記錄了部分古代傳說。《楚辭》是戰國時南方楚國的詩歌集。《莊子》是戰國時一部哲學著作，常引用神話傳說作為論證的材料。總之，這些都不是專門的神話書，其保存和引用神話材料的目的及改造程度也各不相同。
從以上幾種著作及其他古籍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大量神只的名稱和零散的事跡，由此推想，中國古代可能也曾產生大量的神話傳說。但似乎並未形成完整的神話系統，各種神話故事、神話人物之間，只有相當鬆散的關系，而且各自都是以片斷的形態被記載下來的。
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中國歷史進入文獻時代，重視理性、重視政治與道德之作用的周文化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因而古老的原始神話，一部分被改造成虛擬的古史和上古帝王譜系，其他部分仍然在口頭流傳，最終零零散散地被載入各種書籍。也就是說，原始神話材料既未經過系統整理，也未經過文學化的過程。很明顯，在先秦的著作里，不存在以神話為素材的大規模作品。因此，那些古老的神只，無法獲得豐富的人類情感，無法轉化為豐滿的文學形象。
不過，這里也有地域上的區別。在黃河流域文化體系中，至周代，神話消退的現象已經很明顯。《詩經》形成的年代，大體與古希臘的《伊利亞特》、《奧德賽》，印度的《黎俱吠陀》，及《舊約·希伯萊詩篇》相當，但《詩經》無論敘事還是抒情，基本上沒有神話色彩。北方的其他著作，也很少涉及神話。南方的楚文化體系則不同，一直到戰國乃至漢代，依然受到神話的影響。只是除了《楚辭》中的《九歌》外，南方的著作也不過引用神話作為抒情或說明事理的材料，所以不足以改變前述中國古代神話的基本狀況。
現存的各種片斷神話資料中，較有意義的是仍接近於原始狀態、主要解釋萬物起源和人與自然之關系的部分，其中以有關女媧的神話最為著名。
女媧的原始形象為人面蛇身。相傳人類是她和伏羲兄妹結婚而生的，至今還保存有女媧、伏羲蛇體交纏的漢代畫像。從文化史的角度判斷，這種傳說應當是相當古老的。在漢代應劭《風俗通》所記載的傳說中，女媧於天地開辟之後，「摶黃土作人」，因「力不暇給」，又「引繩綻於泥中，舉以為人」，前者成為富貴人，後者成為貧賤人。這故事是已經改造過的了。另外，《淮南子·覽冥訓》還記載了女媧救世的神話。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
除此以外，諸如後羿射日、鯀禹治水、黃帝戰蚩尤、誇父追日等等，都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神話。
古代神話作為初民的幻想的結晶，往往能夠激發後代作家的想像力，成為他們創作的素材，從而對文學的發展造成相當影響。但是，必須看到：中國自周代以後，以「禮、「德」為中心的國家意識形態，對整個社會文化具有強烈的控製作用。所以，中國古代神話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遠不同於古希臘、羅馬神話對歐洲文學的影響。也正是因此，中國古代文學才形成了不同於歐洲文學的特點。
在先秦文獻中，歷史著作構成重要的一支。早在文化由官方掌握的時代，其中心就是巫文化和史文化。最初巫、史是合一的，即巫師不僅主持占卜、溝通人神，而且負責保存官方的文獻典籍。以甲骨卜辭為例，它既是巫師占卜的產物，又是巫師收存的「窖藏」，其意義相當於後世的國家檔案館。到周代，巫的作用逐漸退化，於是才有了專門掌握文獻典籍和記錄統治者言論及國家重大事件的史官①。《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現存《尚書》大約是周王室史官保存的歷代文獻匯編，《春秋》則是魯國官史。春秋時代，各諸侯國都有史官，也都有統稱為《春秋》的史籍，不過只有魯國的《春秋》保存至今。以後，隨著文化下移到社會，官方的資料也有流傳出來的，於是出現由「士」編纂的史書，即《左傳》、《國語》、《戰國策》一類，這可視為史官文化之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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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傳》中提到的占卜人：有時稱「卜×」，有時稱「史×」，說明直到春秋時期，仍然有巫、史相兼的情況。
從文學史的意義來看，作為中國最早書面記載的甲骨卜辭，亦可視為中國散文的雛形。《尚書》中殷商時期的《盤庚》篇①，西周初的《牧誓》、《大誥》、《無逸》等篇，雖是統治者言論的記錄，但並不完全是直錄口語，而是經過史官的文字處理，可以看作最早的「文章」。從口語到長篇的書面記載，必然促進了文字的表達能力。以後的《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在語言表現方面越來越成熟。特別是作為敘事的作品，它們所包含的安排情節、描繪人物、渲染氣氛，乃至某種程度上的虛構（尤以《戰國策》為甚）等多種因素，都具有顯著的文學性。這種情況到《史記》臻於頂點，構成中國古代文史結合的傳統，並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形成與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又為戲劇提供了許多精彩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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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盤庚》可能經過周人的處理，但大體上仍保存了原貌。以及通過語言的美化和感情的抒發直接打動讀者，這本身就屬於文學性的現象。
從春秋中葉開始出現、到戰國時期呈現繁榮的諸子散文，屬於討論政治、哲學、倫理等問題的思想性著作。因為它是在論辯爭鳴的風氣中發展起來的，所以愈是後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邏輯愈嚴密，使用的修辭手段也愈豐富。如果說歷史著作主要發展了文字的敘事能力，那麼諸子散文則顯著提高了人們運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這對後代包括文學散文在內的各種文章，當然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先秦諸子在論說事理的過程中，還經常引用寓言故事幫助說理，不但散文，詩歌在戰國後期也得到重大發展。《詩經》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葉為止。此後北方不會沒有歌謠產生，但長期未見收集和整理。相隔三百多年的戰國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產生了以屈原創作為主體的《楚辭》，把先秦文學推向了新的高峰。間隔在《詩經》與《楚辭》之間的三百多年，正是先秦文化非常活躍的時期。任何一種類型的文字著作，都經歷了從簡約到繁富的變化。尤其是戰國時期，在辭采方面的鋪陳、誇張，已經成為普遍的追求。試以《左傳》、《戰國策》與《尚書》、《春秋》相比，以《莊子》、《孟子》與《論語》、《墨子》相比，我們會得到十分強烈的印象。這樣一個總的時代氣氛，對《楚辭》的產生必然有重要影響。
同時，《詩經》與《楚辭》之間還存在地域文化的重大差異。盡管從春秋中葉開始，楚國與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經日益頻繁，在《楚辭》、尤其在《離騷》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產於中原的「聖賢」譜系，但楚文化仍舊保持了自身若乾重要的特點。豐饒的天然物產使南方人民的謀生活動較少艱難，曲奧多變的地貌和豐富多採的植被容易培養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終未曾消退的、相信人與鬼神共處的巫文化，更導致種種奇幻的想像。
因而《楚辭》與《詩經》之間存在顯著的不同。《楚辭》的篇幅通常都比《詩經》來得長；《楚辭》的文辭華美多采，不同於《詩經》文辭的簡朴自然；《楚辭》的句式（也就是語言節奏），除了《詩經》普遍使用的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富於變化；《楚辭》多奇思異想和神話色彩，不同於《詩經》大體局限於現實中人、事的范圍。總之，《楚辭》表現了更豐富的情緒和美感。
秦、漢統一以後，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詩經》與《楚辭》，始終作為歷史上的兩種不同的文學典範而存在。當人們需要強調文學的政治性與道德性，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時，往往標舉「風雅」，同時也常常有人把《國風》——尤其是其中的愛情詩——作為抒發樸素的真情的榜樣來推崇；而期望以美麗的語言抒發奔放自由的情感的詩人，多效仿《楚辭》。有時加上一部《莊子》，「庄騷」並稱，更具有思想自由翱翔的意味。
⑹ 古代小說發展過程中的題材
中國古代小說在題材上的兩大主流：
神怪傳奇小說和歷史演義,才子佳人小說.前者如:<<西遊記>>,<<封神榜>>,<<聊齋志異>>,<<鏡花緣>>等.後者如:<<東周列國志>><<紅樓夢>>,<<平山冷燕>>,<<三國演義>>,<<水滸傳>>等.
「小說」一詞的演變發展情況
中國古代小說，經過漫長的道路，直到唐代才真正地具備了小說要素。
1．先秦兩漢——古代小說的萌芽時期。這一時期的神話、寓言、史傳、「野史」傳說、宗教故事等都孕育著小說的藝術因素，為小說的形成准備了條件，同時也露出小說童年時期形成志人志怪兩大類的端倪。
神話：如《精衛填海》、《女媧補天》、《誇父逐日》等。神話有簡單的故事情節和有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這正是萌芽時期的小說藝術要素。
寓言故事是一種短小精悍而又富於諷刺力量的文學樣式，其特點是通過假託的故事，說明一個抽象的道理。先秦寓言，它敢於干預生活，有助於中國古代小說現實主義傳統的形成，它的諷刺藝術，直接為後世小說繼承和借鑒。後世的諷刺小說的小說中的諷刺藝術，無不受到寓言的積極影響；它是最早的敘事文學之一，又開創了自覺地虛構故事的先河，在敘事、寫人、擬人、狀物、誇張等多方面的藝術經驗，為小說家所汲取。
《史記》開創了我國紀傳體史學，它改變了以往以編年體或國別體記敘史事的傳統，以人物為中心，通過人物的歷史性的活動來說明歷史。就對小說的影響而論，除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外，還在於曲折細致地描寫妙趣橫生的故事場面，惟妙惟肖地表現人物的身份、性格。故事生動、人物逼真，富於戲劇性和小說意味，不僅為後來的小說提供了豐富的題材，更重要的是為小說文體的形成直接提供了編寫故事情節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經驗。
中國古代小說與宗教迷信傳說的關系十分密切，可以說它們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致形成了古小說中語怪與紀異兩大類別。先秦時代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現為巫教。
2．魏晉南北朝——古代小說的童年期。此時出現了「志人」「志怪」小說，合稱筆記小說。這一時期，我國小說初具規模，劉義慶《世說新語》（志人）干寶《搜神記》（志怪），這些小說在藝術上還不夠成熟，只是「粗陳梗概」：描寫人物不能寫出一個完整的形象，所寫故事，大多是實錄性質，缺乏藝術上的虛構，作者們只是搜奇記軼，而不是有意識地進行小說創作，但它對後世小說戲劇的影響是巨大的。
3．唐代——古代小說的成熟期。唐代出現了唐傳奇。唐代傳奇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典小說的成熟。較之童年期的作品，唐人小說有長足的進步：有意識地做小說，從鬼神靈異、奇聞逸事走向現實生活，在藝術上有了很大的創造和提高。著名的唐傳奇有：蔣防《霍小玉傳》、元稹《鶯鶯傳》、李朝威《柳毅傳》、白行簡《李娃傳》。
4．宋代——話本產生。宋代出現了白話小說——話本，也稱「話本小說」。從此以文言短篇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逐漸轉為以白話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小說依然存在，至此，才以小說作為故事性文體的專稱。話本的出現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從文言到白話，既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又擴大了讀者面，提高了小說的社會功能；作品描寫的對象由封建士子轉向平民，作品的思想觀點、美學情趣發生了變化；奠定了白話短篇和長篇的基礎。代表作有《錯斬崔寧》、《三國志平話》。
5．明代——白話小說蓬勃發展。明代出現了「擬話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話本體制、形式創作的小說。如《玉堂春落難尋夫》、《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明代是白話小說蓬勃發展的時代。著名的作家作品：洪楩《清平山堂話本》、馮夢龍「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明清出現了「章回體小說」。其特點是分回標目，常取一個或兩個中心事件為一回，每回篇幅大致相等，情節前後銜接，開頭、結尾常用「話說」「且聽下回分解」等口頭語，中間穿插詩詞韻文，結尾故設懸念吸引讀者。這一時期，我國古代小說發展到頂峰，產生了一大批不朽的名著。明初，《三國演義》（羅貫中）和《水滸傳》（施耐庵）的相繼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此，中國小說以短篇小說為主轉入以短篇小說為主。「四大奇書」在所屬的各類題材的小說中獨占鰲頭：《三國演義》是小說史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歷史小說的典範；《水滸傳》既是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也是一部英雄傳奇的典範；《西遊記》（吳承恩）既是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也是一部神魔小說的典範；《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寫世情的小說，也是第一部由文人獨力創作的小說。
6．清代——長篇小說創作的高潮。清代的《儒林外史》（吳敬梓）和《紅樓夢》（曹雪芹）的問世，把長篇小說的創作再一次推向高潮。此時的文言短篇小說著名的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
《紅樓夢》之後，由於時代的原因，小說創作成低谷狀態，至晚清才又繁榮起來，晚清長篇小說有一千種以上，著名的有「晚清四大小說家」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老殘游記》、曾樸《孽海花》。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說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兩種短篇小說雙線發展，明代開始，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狀態。
我國古代小說的特點：注意人物行動、語言和細節的描寫，在矛盾沖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節曲折，故事完整；語言准確簡練，生動流暢，富於個性；敘事方式明顯帶有說書人的印記。
○中國古典名著詩：
東西三水桃花紅，官場儒林愛金瓶。三言二拍贊今古，聊齋史書西廂鏡。
附解：東——（清）蔡元放《東周列國志》；西——（明）吳承恩《西遊記》；三——（明）羅貫中《三國演義》；水——（明）施耐庵《水滸傳》；桃花——（清）孔尚任《桃花扇》；紅——（清）曹雪芹《紅樓夢》；官場——（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儒林——（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金瓶——（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三言——（明）馮夢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二拍——（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今古——抱瓮老人輯的明代話本選集《今古傳奇》；聊齋——（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史書——（西漢）司馬遷《史記》；西廂——（元）王實甫《西廂記》；鏡——（清）李汝珍《鏡花緣》。
⑺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小說出現較晚。( )、( )是其雛形和源頭。其後時要六朝( )
中國古代小說(先秦-鴉片戰爭前)的發展道路是漫長而曲折的,從"醞釀--雛型--成熟--轉變--繁盛",體現了古代人民為創造民族的文學樣式,民族的文學精品,所付出的艱辛勞動。
中國古代小說孕育於先秦時期的遠古神話，經歷了漢魏六朝雜史、志怪志人的成長，唐傳奇的成熟，宋明話本、擬話本的發展壯大，最後在明清章回小說中展示出生命的輝煌。 從語體上說，中國古代小說又可分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兩大系統。
從藝術的淵源上說，中國小說的萌芽狀態可以追溯到遠古神話，《山海經》被稱為「古今小說之祖」。先秦的史傳文對小說的影響也很明顯，《戰國策》因其敘事的成熟完備及其中多篇顯著的虛構色彩，更是被當作最初的小說體裁之一——雜史小說的開端。
漢代出現了第一篇初具規模的雜史小說《燕丹子》，它比《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傳」更富傳奇色彩。
中國小說初具規模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其標志就是小說由寫事為主轉向寫人及其性格特徵為主，從而確定了人在小說中的主體地位。按內容可分為志怪和志人兩類，前者以寫神靈鬼怪及其妖異怪誕之事為主，代表是晉代干寶的《搜神記》；後者以記載人物的瑣聞逸事為主，代表是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這也是文言小說的第一個高峰。
中國古代小說真正成熟的標志是唐代傳奇的出現與繁榮。他們在內容的豐富性、題材的多樣性、人物的形象性、故事的藝術性和文筆的生動性等方面都是六朝小說所無可比擬的。涌現出一系列優秀傳奇小說，如陳鴻的《長恨歌傳》、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李朝威的《柳毅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鶯鶯傳》、杜光庭的《虯髯客傳》等。內容以言情為主，搜奇記逸，文字婉轉華艷，代表著早期文言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是文言小說的第二個高峰。
宋代出現了話本小說，它是民間說書人講史或演說的底本，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表達市民心聲。如《碾玉觀音》、《快嘴李翠蓮記》、《錯斬崔寧》等，都是膾炙人口之作，也是中國白話小說的濫觴之作。
明代掀起文人模仿話本風格而改編創作「擬話本」的高潮，「三言」、「二拍」、「一型」為其代表，也是古代白話小說的第一個高峰。「三言」即由馮夢龍選編加工而成的三部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它對民間文學的繼承與革新，它的現實主義精神與白話短篇的形式，直接推動了擬話本的繁榮，《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其優秀代表。「二拍」即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它比「三言」更注意求奇求巧和強調自身的創作主體意識。「一型」即陸人龍的《型世言》，創作精神由改編變為獨創，重視小說議論和教化作用。
中國古代小說的全面繁榮和輝煌是明清章回體白話長篇小說和文言短篇小說的全面豐收與總結。白話長篇主要包括：元末明初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一部白話長篇歷史小說，章回小說的開山之作）、施耐庵的《水滸傳》（第一部以農民起義為題材的白話長篇小說，開小說英雄傳奇之先河）；明代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開文人獨立創作白話小說的先河，力促世情小說的成熟與繁榮）、吳承恩的《西遊記》（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浪漫主義白話長篇小說的傑出代表）；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國諷刺文學的集大成者）、曹雪芹的《紅樓夢》（人情小說的集大成者，古代白話小說的高峰與總結，代表著白話小說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內涵極為豐厚的鴻篇巨制）。煌煌巨著，構築起古代白話小說的第二座高峰。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代表著文言小說的最高成就，是我國古代文言小說的第三個高峰。
⑻ 古代戰爭題材小說，主角姓林，是東陽林閥出生，開始當小官，後來通過戰爭當上皇帝的，還有對草原部落的
更俗的《梟臣》
⑼ 中國小說史的萌芽期
神話傳說是古老的人民口頭創作,是人類文學的童年.上古人類在改造自然的抗爭中,由於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經常受著自然的嚴重威脅,對於常見的自然現象還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現實生活的矛盾,引起人們幼稚的,主觀幻化的想像.初民按照自己的想像,按照自己對自然的理解和期望,創造了神話;也按照自己的生活,自己所熟悉的形象,創造了人格化的神.
例如「精衛填海」《山海經 北次三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曰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這則神話可能產生於沿海居住的部落,由於大海經常吞沒人的生命,於是人們便產生了征服大海的幻想.神話中的女性,因游於東海被淹死,她的靈魂變成了精衛鳥,她勇往直前,堅持不懈地銜著一塊塊石頭,一根根樹枝,去填塞波濤洶涌的東海.她的填海,不只是為自己雪恨報仇,也是為後人除害造福.以精衛之小,去填無邊無際的東海,需要多麼堅強的意志和毅力!在她的身上,體現了遠古人民征服自然的強烈願望和堅強的決心.
中國古代神話,是中國小說的最初淵源,其中有簡單的故事情節和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正是萌芽時期的小說藝術要素,其題材也多為後世小說所汲取. 先秦兩漢散文從多方面給小說文體的形成提供了藝術經驗.其中,影響最大者為寫人,敘述故事和政治,軍事方面的抗爭. 寫人,是小說的中心,沒有人的活動,沒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不可能有故事情節;沒有人和故事情節,就沒有小說,或者不能叫做小說.先秦散文中,有許多篇章的人物描寫,個性神態,鮮明生動,給後世小說家塑造正反典型形象以有益的啟示.
故事情節是人物活動和人與人關系的記錄,或者說是人物的歷史.對小說家來講,必須善於編寫故事,不會編故事的作家,也就寫不好小說.在這一方面,先秦散文,尤其是歷史散文,給小說家提供了豐富的藝術經驗.在描寫政治抗爭,軍事抗爭方面,先秦散文為後來描寫戰爭的小說累積了藝術經驗,尤其是《左傳》,把政治抗爭與軍事抗爭結合起來敘寫故事,堪稱典範.
被魯迅評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開創了我國紀傳體文學,它改變了以往編年體或國別體記敘史事的傳統,以人物為中心,透過人物的歷史性的活動來說明歷史.由於司馬遷善於選擇典型情節來反映歷史事件的本質,語言生動,精煉,善於描摹人物的性格特點,使《史記》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從這一角度看,《史記》又開創我國傳記文學.《史記》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就對小說的影響而論,除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外,還在於曲折細致地描寫妙趣橫生的故事場面,惟妙惟肖地表現人物的身分,性格.故事生動,人物逼肖,富於戲劇性和小說意味,不僅為後來的小說提供了豐富的題材,更重要的是為小說文體的形成提供了編寫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經驗.加之雜史,雜傳不像正史那麼嚴謹,大量采錄奇聞軼事,雜以虛構,使情節更曲折,描寫更細致,成為我國史傳走向小說的一種過度形式.
先秦兩漢散文,尤其是史傳文,無論是寫人,敘事,還是描寫戰爭,都為小說文體的形成准備了藝術條件,對後來小說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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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顏
挺好看的一部小說 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