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張永義子

⑴ 張問陶的一代詩宗

中國歷史悠久，詩人輩出，多如繁星。因受規模和條件限制，能寫入文學史的詩人，是極少的。以清代詩人為例，正處在籌備階段的《全清詩》，「初步測算作者總數約為十萬家，成書則當在一千冊以上。」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收清代詩人6100餘家，得詩27000餘首。而能進入《中國文學史》的清代詩人只佔《清詩匯》詩人總數的千分之三、四。中國社科院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6人；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9人；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論及清詩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詩人入《中國文學史》，而張船山即為其中之一，足見船山在清詩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種通行清詩選本中，船山詩也佔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國朝全蜀詩鈔》（孫桐生輯選），規模宏大，體制精嚴，是清代蜀選本中集大成者。該書共64卷，計選詩人362人，存詩5900餘首，其中張船山詩入選最多，獨佔6卷，入選詩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詩草》的五分之一，占《國朝全蜀詩鈔》的十分之一，「猶以未獲盡登為憾。」可見船山在孫桐生的心目中是大頭，就全清詩人而論，蜀詩人中能躋身於第一流的，也只有張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雲：「乾嘉年間的性靈派在華夏擁有詩人之眾，是過往的許多詩派無法比擬的，而巴蜀詩人恰恰是通過張問陶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帶領一批詩人，影響著一批詩人。因而，活躍在詩壇，齊集在張問陶周圍的蜀中詩人都崇尚性靈，……形成了眾星拱月、群星燦爛之勢，迎來清代巴蜀詩歌中最為壯觀的黃金時代。」
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計200餘卷，是清詩選本中影響大、聲望高者。該書入選船山詩37首，為蜀中詩人入選最多者。其他蜀中詩人，如李調元入選4首，彭端淑1首，費密8首，張問安11首，卓秉恬1首，劉沅1首，張鵬翮2首，劉光第7首……。在乾嘉時期全國性詩人中，張船山入選量僅次於袁枚（41首），而高於其他乾嘉著名詩人，如黃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蔣士銓27首，趙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吳錫麒13首，孫原湘23首，郭頻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韞玉6首，王曇4首，黃丕烈1首，顧翰9首，王學浩6首，王芑孫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楊芳燦17首，黎簡34首，陳文述5首，吳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見，船山在乾嘉詩壇地位之顯赫。
當代著名清詩選本，也給船山崇高地位。如錢仲聯《清詩三百首》（1985年嶽麓書社版），選張船山詩3首，僅低於袁枚（5首），而高於趙翼（2首），蔣士銓（未選）、洪亮吉（1首）、吳錫麒（2首）等人。陳祥耀《清詩精華》（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詩8首，比乾嘉其他詩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蔣士銓4首，洪亮吉3首。李夢生《律詩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律詩3首，高於袁枚（2首）、趙翼（2首）、龔自珍（2首）。該書中選清詩人3首及以上者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見張船山是清代律詩寫得最好的十大詩人之一。
出版的清代詩歌史及辭典，如朱則傑《清詩史》、嚴迪昌《清詩史》、霍有明《清詩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胡傳淮《張問陶年譜》《張問陶研究文集》等，都給了張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楊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2003年版）中，列專節以《性靈派大家張問陶》為題，評述船山詩作及貢獻，並雲：「乾嘉時期是清代巴蜀文學最繁榮的時期……。這一階段最輝煌的一頁，是產生了大詩人張問陶。」又說：「從漢代以來，巴蜀出產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洵、蘇軾、蘇轍、虞集、楊慎、張問陶這十大文學家，他們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迄今為止，幾乎任何中國文學史，都要對上述十人的文學成就作出介紹。」
張船山是詩、書、畫三絕奇才，當時名震海內、群相斂手，有的詩人寫詩作文，自願化為婦人，為他效力，甚至作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詩作，對後世影響深遠。晚清詩人易順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詩作多至萬首，「自謂為張船山後身」。南社詩人柳亞子（1887－1958），有詩雲：「猛憶船山詩句好：白蓮都為美人開。」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中，講述了張船山在山東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傳》中，寫不少人照張船山詩意做詩；張恨水在小說《春明外史》里，讓主人公楊杏園步和了張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詩，引得人們紛紛尋找《船山詩草》來讀。可見，船山詩影響之大。
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揚忠先生在《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說：「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對他進行研究，繼承他的文學遺產，乃是全國學者的分內之事。」龍洲劍客在《煙波誰識舊船山》中說：「張船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當是不輸於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張問陶這樣一往情深地在詩歌中傾吐自己最真誠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來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後只有郁達夫。」「『江右三大家』中，從袁枚到趙翼、蔣士銓，無論在才氣還是詩歌的造詣上都未必一定勝過張問陶。」「就詩論詩，張問陶是絕對不輸於『三家』的」；「張問陶在詩界中就象金庸武俠小說里獨立於正統門派之外時隱時現的絕頂高手，別人只能偶爾識得其蹤跡，卻少有人有耐心與誠心去探尋他的蹤影。」著名學者張永義在《感傷時代的人生幻滅——讀<船山詩草>》中說：「恰恰是黃仲則與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代表了清朝中葉的最高詩歌水準。正如同一時代的德語文學有歌德與海涅，如果18世紀封閉的國內文壇，失去了『二仲』的痛飲高歌，那麼，我們的閱讀一定會顯得枯燥無味。」「我覺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張問陶，處境更艱難，他的內心所體會到的深層幻滅感比起我們這些200年後敲擊鍵盤的文人要更具體更疼痛，因為那是整個封建王朝的夕陽殘照，他把墨汁和膽汁混合，輕輕一抹，給那個感傷的時代畫上了蒼涼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論。 綜上所述：張船山在清代詩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不僅是清代蜀中詩冠，也是清代乾嘉詩壇大家，一代詩宗，是清代第一流的詩人和著名詩學理論家，是性靈派後期的主將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傳淮《芻議張船山在清詩史上的地位》一文（發表於《西華大學學報》2005年04期）。

⑵ 塞繆爾·巴特勒念什麼

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
死後成名，這在文學史上是經常有的現象，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蘭佩杜薩的《豹》都是作者身後得以發表並受重視的作品。英國作家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 1902)的情況也正是如此，在世期間，他自費印書，虧損了將近1000磅，銷量最多時也僅有五六百冊。1903年，長篇小說《眾生之路》悄悄出版了，這時候沒有人理會它的作者巴特勒的周年祭日是幾月幾日，直到戲劇大師蕭伯納對此書發出驚呼，贊譽巴特勒是「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最偉大的作家」。

仔細想想，後來的英美文學史上涌現了那麼多的自傳體性質的成長小說，從毛姆的《人生的枷鎖》到托馬斯·沃爾夫的《天使，望故鄉》，太多的作家熱衷於回顧過去、父母和童年，這個源源不斷地還在繼續擴大的隊伍，早就經由憂傷的法國貴族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而獲得了世界范圍的永存的意義。如此看來，有著肇始者身份的巴特勒，雖然發表了許多奇談怪論，例如考證出史詩《奧德賽》的作者必定是個女性，等等。但僅此一部《眾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能夠在1998年蘭登書屋評選的百部最佳英文小說中排名第12位，遠遠高出海明威、戈爾丁等諾貝爾獎得主的代表作，就足以說明其歷史地位了。

就我個人的閱讀生涯而言，巴特勒無疑是個遲到者。雖然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他的名字就出現在了一本並不起眼的小說《如此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蔣炳賢、任明耀合譯)的封面上。稍後，人民文學出版社也發行了巴特勒的這本遺著，並由翻譯家黃雨石先生最終定名為《眾生之路》。但是，當時讓我更感興趣的是法國小說，比如紀德的《偽幣製造者》和塞利納的《茫茫黑夜漫遊》，我甚至讀過一本化名埃米爾·阿雅爾的傳奇作家羅曼·加里所寫的小說，書名也譯作《如此人生》。相比於加里兩次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業績，巴特勒這個從英吉利海峽漂流過來的名字就顯得黯然失色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以作家的名聲大小來挑選個人准備閱讀的作品，是多麼地愚蠢有害。現在，我已經不再迷信什麼「××獲獎文庫」或者「××學者主編」的譯叢了，真正的大師傑作永遠都靜悄悄地呆在一個塵冷的角落。例如，我始終認為桑頓·懷爾德的中篇小說《聖路易斯橋》要比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和斯坦貝克的《人鼠之間》更出色；同樣，巴特勒的第一部作品《埃瑞璜》(1872)，也要比後來的那些「反烏托邦」小說更生動有趣。英文單詞nowhere(烏有鄉)被倒過來拼寫成了巴特勒筆下的一個地名，在埃瑞璜之國，疾病應受懲罰，而道德上的墮落和犯罪行為卻得到了同情寬恕，塞繆爾·巴特勒藉此辛辣地諷刺了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秩序和風俗習慣，難怪有評論家認為，《埃瑞璜》(Erewhon)是繼斯威夫特的小說《格列佛游記》之後英國所誕生的又一部諷刺文學經典。

如果說，《埃瑞璜》至少還給作家本人帶來了「六十九鎊三先令十便士」的經濟收入，那麼，創作《眾生之路》(1873—1885)不僅消耗了巴特勒長達十多年的生命光陰，甚至掏空了他的內心。因為這不是一本無病呻吟的愛情小冊子，而是講述了龐蒂菲克斯家族三代人的歷史，主人公歐內斯特的成長道路顯然留下了作家巴特勒生平經歷的影子，你很難想像，巴特勒是如何把現實中的「自我」和虛構出來的人物區別對待的，他們之間的關系早已不是如影隨形那麼簡單，而是血濃於水。

小說的第四十七章，主人公歐內斯特又回到劍橋去，在聖約翰學院的教堂後面，有一條由許許多多骯臟破爛的房屋組成的「迷宮」，在那裡居住的各種年歲的人都有，從孩提少年直到白發蒼蒼的老人。歐內斯特上學期間，很多長時期生活在學院里的紈絝子弟，無一例外，從來都找不到「那穿過無數彎彎曲曲的小巷通往『迷宮』的道路」。完全可以認為，塞繆爾·巴特勒筆下的《眾生之路》就是為了寫給沉默的大多數，我們的作家朝著那些生活中苦難迷宮中的芸芸眾生敞開了心門。

英國小說家E.M.福斯特在他的隨筆《一本影響了我的書》里稱贊巴特勒是「轉彎抹角的大師」，他的著作不是為了成為文學史上的紀念碑，卻能夠「和我們自身的道路重合」。這樣的作家不是讓你擺在書架上供奉著的，而是可以放到枕邊同眠。張永義／文(《眾生之路》，塞繆爾·巴特勒著，黃雨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埃里汪奇游記》，塞·巴特勒著，彭世勇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

⑶ 清代詩的清中張問陶

張問陶（1764—1814），字仲冶，號船山，清四川遂寧人，清初名相張鵬翮玄孫。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五十五年（1790）三甲第55名進士。五十八年（1793），任翰林院檢討；嘉慶五年（1800），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年（1805），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十四年（1809），擢吏部郎中；十五年（1810），出任山東萊州知府；十七年（1812），稱病辭官；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病逝於蘇州，歸葬蜀中故里今蓬溪縣金橋鄉兩河口。張船山一生致力於詩書畫創作，著有《船山詩草》及《補遺》，共26卷。張船山是清代乾嘉詩壇大家，不單是清代蜀中詩冠，也是清代第一流的詩人和著名詩學理論家，為性靈派後期的主將和代表人物。胡傳淮所著《張問陶年譜》（2000年巴蜀書社出版）、《張問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對了解張問陶的生平事跡可資借鑒。
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揚忠在《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說：「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對他進行研究，繼承他的文學遺產，乃是全國學者的分內之事。」龍洲劍客在《煙波誰識舊船山》中說：「張船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當是不輸於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張問陶這樣一往情深地在詩歌中傾吐自己最真誠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來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後只有郁達夫。」「『江右三大家』中，從袁枚到趙翼、蔣士銓，無論在才氣還是詩歌的造詣上都未必一定勝過張問陶。」「就詩論詩，張問陶是絕對不輸於『三家』的」；「張問陶在詩界中就象金庸武俠小說里獨立於正統門派之外時隱時現的絕頂高手，別人只能偶爾識得其蹤跡，卻少有人有耐心與誠心去探尋他的蹤影。清代四川遂寧人張問陶，是乾嘉時期性靈派的大詩人。他一生憂國憂民，風節高尚，又天賦很高，才華橫溢。從15歲至51歲謝世，寫詩5000首左右，今尚存3000餘首之多。同時代詩人們人譽之為「長安第一」，「青蓮再世」。性靈派首領袁枚譽之為「倚天拔地之才」。張氏在書法、繪畫方面也造詣頗深，深得大家稱許。」著名學者張永義在《感傷時代的人生幻滅——讀<船山詩草>》中說：「恰恰是黃仲則與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代表了清朝中葉的最高詩歌水準。正如同一時代的德語文學有歌德與海涅，如果18世紀封閉的國內文壇，失去了『二仲』的痛飲高歌，那麼，我們的閱讀一定會顯得枯燥無味。」「我覺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張問陶，處境更艱難，他的內心所體會到的深層幻滅感比起我們這些200年後敲擊鍵盤的文人要更具體更疼痛，因為那是整個封建王朝的夕陽殘照，他把墨汁和膽汁混合，輕輕一抹，給那個感傷的時代畫上了蒼涼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論。
張船山與唐代李白（號青蓮）、宋代蘇軾（號東坡），號稱古代巴蜀詩歌史上最偉大的三位詩人。四川人民為了紀念他們，分別用他們的名號給其家鄉命名。李白故里命名為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鎮；蘇軾故里命名為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張問陶故里命名為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船山區是中國唯一一個以清代偉大詩人之名號命名的縣級行政區，這是整個清代詩人的光榮，更是張船山的光榮！因為，清代詩人多達十萬之眾，能享用其名號來命名縣級行政區的，唯有張船山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