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小說與齊魯文化

1. 山東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所

我所先後設立了兩個院重點學科。90年代確立的「漢語史」重點學科，主要從事漢語歷史語法學、語音學以及漢語訓詁詞彙學與〈文心雕龍〉的結合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的學術地位和良好的學術影響。例如學術界有關述評認為，課題成果《文心雕龍釋義》（獲山東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是近百年來同類著作中「最值得重視」的成果（《文學評論》1997、2），《文心雕龍語詞通釋》《金瓶梅語音研究》《臨清方言志》等也被學界給與相當高的評價。其他部分科研成果也被一些學報、學術專著所轉載和引用。
近幾年，我們整合所內現有科研力量，確立了「地域文化與文學」重點學科。「地域文化與文學」屬於交叉互補而又獨成一體的學科方向。作為一個兼跨文化與文學、以地域為載體的新的學術增長點，它以豐厚的內涵和變創開拓的學科特點顯示了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學術空間。該學科的主要研究領域，大致包括（1）為文化與文學研究的學理觀念、架構範式、研究方法等本體性的探討。其又可分解為若干研究板塊和專題，如地域文學史的史學觀念、地域文化背景上的文學流變與發展、地域文化走向與文學地域特徵的形成與消解關系、地域文學史的創建與發展等等。（2）是專項研究方面，如山東文化與文學、山東文學與語言學、山東文化文學與其他地域文化文學的比較研究、山東文化的調研考察、城市文化文學與鄉村文化文學狀況與關系研究等等。如前所述，長期以來，語文所該學科成員在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學的研究方面有著深厚的學術積累，取得了豐富、突出的科研成果。其抗鼎之作、獲山東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的2卷本《山東文學通史》130餘萬字，乃屬國內地域文學史領域和山東的第一部貫通古今的文學通史。該著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肯定，被譽為是「地域文學史中的上乘之作」、「地域文學史的典範」（《中華讀書報》2003、12、16）。獲王力語言學一等獎的《金瓶梅方音特點》一書，亦是具有濃郁地域文化特色、有較高水準的科研成果。另外，包括青年科研人員在內發表的一些專題論文，也涉及到地域文化與文學的諸多重大問題和前沿性、現實性問題，說明了該學科的科研實力、成果水平，均已處於省內外相同學科方向的領先水平。 李少群，女，語言文學所所長、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地域文化與文學。出版的主要學術著作：《李廣田傳論》（山東文藝出版社）、《追尋與創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新文化要義〉〉（光明日報出版社）、〈〈中國現代散文小品選〉〉（太白文藝出版社）、〈〈中國現代女性文學選〉〉（太白文藝出版社）、〈〈地域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山東文學通史〉〉2卷本（合作主編，山東教育出版社）〈〈山東文化叢書·山東作家卷〉〉（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等。其中，獲山東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項，二等獎1項；獲省級三等獎2項。個人主持國家課題1項、省級課題2項。
喬力，男，語言文學所研究員，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李清照辛棄疾學會理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自1980年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公開招考統一錄取，進入山東社會科學院從事專門研究工作至今，已在國家及省級數十家報刊發表學術論文百篇、出版專著7種，總計300萬字；主編叢書、專書15套、種，共達4600萬字。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次、二等獎2次，三等獎1次，精品工程獎3次。科研成果被哈佛大學權威教程44次、3項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引用介紹，並由《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中國文化報》、《新華文摘》、《讀書》、《博覽群書》等十餘家報刊專文、摘目或專版評論。被邀請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澳門大學、澳門中華詩詞學會進行學術交流，在海內外產生較廣泛和良好的影響。 業績主要分布在四個方面：一、古代文論研究，以《二十四詩品探微》為代表。據《中國文論》中譯本（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譯後記」，這是1992年在美國初版，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理論、中國詩學的經典讀本，書中鄭重引用、介紹了喬力此書及許多論點。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復旦大學《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也介紹喬力此書。二、唐宋文學研究。多種唐宋詞著述和「詞學研究論文系列」（11篇）面世後，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總纂《宋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詞學研究年鑒》（武漢出版社2002年版）均曾引為立論根據或重點摘要。並屢被其他多種著述作為參考文獻引用列目。三、文學史研究。《中國文學主流》被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中國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中國文學史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專門評述，稱為文學史研究「時代思潮中出現的佼佼者」。省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重點項目《山東文學通史》被權威專家教授評為地域文學史的典範，且具開創性（《中華讀書報》2003.12.16專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年鑒2003年》也專文評述。主持省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重點項目《地域文學史學引論》，由《論地域文學史學的學術源流與學理觀念》（《清華大學學報》2006.6）《論地域文學史學的架構基礎與范疇界定》（《江蘇社會科學》2006.6）《論地域文學史學的研究方法》（《理論學刊》2006.6）三篇系列論文組成，從事這門新興學科的創建。四、文學與文化研究。以十年之力，主編主纂「文化—文學三大世紀工程」，已完成出版（包括《中國文化經典要義全書》，25種專著、580萬字，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古代文學主流》，15種專著、390萬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2000年版；《中國文學經典書庫》，26種、1300萬字，太白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另有《華夏文明傳統與人生》（10種專著、160萬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文化中國：永恆的話題》叢書系列（已出版3輯19種，400萬字，濟南出版社2003－2007年版）；《話題中國文學史》（70萬字，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等多套（種）。組織北大、北師大、人大、中國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天津社科院、復旦、華東師大、南開、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東北師大、四川師大、山大、山師大、曲師大、本院相關所等幾十家高等院校、專門研究機構的百多位學者專家，其中多有博士生導師、學科帶頭人參與撰寫，被學術文化界認為顯示出廣闊的學術視野、較高學術知名度和科研主導能力，促進了文學文化的發展。
張鴻魁，男，原語言文學所研究員，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金瓶梅研究會理事。主要方向在方言、音韻等領域，對《金瓶梅詞話》的語言研究有建樹。1996年出版《金瓶梅語音研究》，1999年出版《金瓶梅字典》。
出版個人專著4部，協作專著多部。在《中國語文》、《方言》、《語言研究》、《語文研究》與其它刊物上發表論文約70？篇，其中《報刊復印資料·語言文字學》全文復印6篇，入選《語言學文獻目錄》1篇、《中國語言學年鑒》2篇，學科研究綜述談到的（載《語文建設》1994年11期、12期）2篇。課題有：國家基金課題金瓶梅用字研究，清初山東官話語音研究（正在進行之中）。1985參與國家六五規劃語言學重點課題論衡詞彙研究，參編的《論衡索引》由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省級課題：參編的《山東省志方言志》。2001年主持山東省十五規劃課題聊齋俚曲韻律研究，2003年主持省規劃課題聊齋俚曲語音研究。
主要獲獎：《金瓶梅語音研究》（齊魯書社1996年版）獲王力語言學獎金一等獎。論文《金瓶梅的方音特點》（《中國語文》1987年第2期）獲省二等獎。論文《甩、摔和蟀的讀音》（《東岳論叢》2005年第4期）獲省二等獎。
楊政女，山東省金鄉縣人，生於1946年10月。1969年8月畢業於山東師范學院（今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1980年入山東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工作，1998年被評為研究員。主要社會兼職：山東省作協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與山東地域文學、現當代小說研究。多年來已出版個人研究專著三部：《山東青年作家與齊魯文化》（濟南出版社1991年）、《文學的精神家園》（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中國文學經典書庫·現代中短篇小說選》（喬力主編太白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個人論文集一部《一段真實歷史的回聲》（青島出版社1992年），另有《山東特色文化叢書·齊魯典籍舉要》一部（山東友誼出版社2004年）；發表相關論文數十篇；參與編著專著《山東當代作家論》（任副主編）、《山東文學通史》（任副主編）、《山東當代文化叢書·山東當代作家》（任第二作者）。其中專著《山東青年作家與齊魯文化》、論文《簡論新時期山東的文學創作》曾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姜銳，女，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產業、地域文化以及其他相關問題的研究。近年來先後在國家級和省級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獲山東省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兩項、三等獎兩項。承擔山東社科規劃重點研究項目三項：《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問題研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增強我省文化產業競爭力研究》、《關於網路文化產業發展及對策研究》。論文《山東文化產業競爭力研究》、《齊魯文化傳統與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分別被《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07）和《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論文集》收錄出版。
盧少華，女，語言文學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影視、戲劇文學。參與撰寫省級以上課題5項。其中，省課題《山東文學通史》榮獲山東社會科學一等獎。另外，參與校譯的《文白對照二十二子》榮獲鄭州社會一等獎。獨立撰寫專著兩部，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論文多篇。其中，發表於《江西社會科學》的論文《論胡可話劇的民族文化成就》，被《人大復印資料（戲劇、影視研究）》全文轉載。近年來，主要試圖從史的角度闡述山東戲劇影視文學的發展歷程，並著重論述話劇、電影、電視劇出現後綜合類藝術觀念的演變趨勢，以及它們對山東文藝觀念趨勢的影響。 30年來，歷史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開展科研活動，為繁榮我省歷史科學、推動兩個文明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據不完全統計，歷史所先後承擔國家級課題6項，省級課題70餘項（其中省社科規劃課題21項）；在省內外、海內外出版機構與主要報刊出版論著170餘部，發表論文1000餘篇；相繼獲省部級以上獎勵70餘項（其中國家級獎1項，省社科優秀成果榮譽獎1項、一等獎6項、二等獎12項、三等獎14項），院優秀科研成果獎35項。
歷史所繼承發揚了「文革」前老歷史研究所的優良傳統，注重基礎學科建設，具有短期內完成重大課題的能力。歷史所還注重學術交流，先後舉辦或參與舉辦的中國農民戰爭、甲午戰爭、東夷古國、教案與義和團、史學理論等全省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的重大學術活動百餘次，相繼有上百人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與日、美、英、台、港等海外有關高校、科研機構建立了良好的聯系，進一步擴大了知名度。

2. 山東大學的古代文學怎麼樣都需要哪些參考書目謝謝

初試：
101 -- 思想政治理論
201-英語一 或 202-俄語 、 203-日語
617 -- 中國文學史（含現當代）
813 -- 綜合考試(文)
復試：中國古代文學專業：中國古代文學理論

617-中國文學史（含現當代）
一、考試目的
《中國文學史》是中國語言文學各專業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基礎科目之一。其目的是考察考生在漢語言文學方面的基本素養、能力以及對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基本知識的掌握程度，以便選拔有素質、有潛力的優秀人才入學。
二、考試的性質與范圍
《中國文學史》要反映中國語言文學的特點，科學、公平、准確、規范地測評考生的基本素質和綜合能力，以利於選拔具有發展潛力的優秀人才入學，為我國文化建設事業培養具有扎實中國語言文學基礎和實際工作能力，能勝任較高水平中文業務或管理工作的應用型高級專業人才。
三、考試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具有良好的中國語言文學的基本功底和文學修養，掌握較為扎實的中國語言文學基本知識，具備較強的寫作能力。考查對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的掌握情況和運用基本理論分析問題的能力。考生必須概念准確、明晰，舉例允當；回答問題簡潔、全面；論述問題觀點合理、分析深入、條理清楚、邏輯性強、表達清晰，能夠運用相關理論深入分析事實、解決問題。
四、考試形式
考試為閉卷筆試。本考試採取簡答題、賞析題和論述題相結合的方式，試題在各項試題中的分布見各門「考試內容一覽表」。
五、考試內容
一、中國文學的基本知識
1．中國古代文學和現當代文學重要作家、流派的稱謂
2．中國古代和現當代各類文體的基本特點
二、中國文學思潮和文學作品賞析
1．中國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們的背景、過程和影響
2．中國古代經典作品的賞析
三、中國古代文學作家、作品的評論和批評
1．中國古代經典作家的藝術風格分析評論
2．中國古代經典作品的分析和批評（以小說和戲曲作品為主）
六、答題和計分
試題類型一般包括名詞解釋、簡答賞析題、論述題等，試卷滿分150分，考試時間180分鍾。

813-綜合考試（文）

一、考試目的
綜合考查考生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本理論水平和評論寫作的能力，選拔有扎實理論基礎、理性分析能力和寫作能力強的考生。

二、考試的性質與范圍
本科目為中國語言文學各專業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的統一必考科目。考查內容包括語言學理論、文學理論和評論寫作三個方面。
語言學理論和文學理論部分的考試范圍是高等學校基礎課「語言學概論」和「文學概論」所講述內容。評論寫作所提供的材料范圍覆蓋文學史的各個時段。

三、考試基本要求
語言學理論和文學理論兩部分考查考生對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的掌握情況和運用基本理論分析問題的能力。要求考生概念准確、明晰，舉例允當；回答問題准確、簡潔、全面；論述問題觀點合理、分析深入、條理清楚、邏輯性強、表達清晰，能夠運用相關理論深入分析事實、解決問題。
評論寫作部分考查考生解讀材料、文學感悟與理性提煉的綜合素質與實際能力以及寫作能力。要求考生在評論寫作中合理處理材料，關聯必要的文學史知識，體現相關的文學理論素養，既能符合文體要求，又能表現某種創新性思考與個性化表述。

四、考試形式
考試為閉卷筆試。

五、考試內容
Ⅰ. 語言學理論
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包括：語言的性質和功能；語言的起源和發展；語言的各種變體；語音；詞彙；語義；語法；文字；語用。

Ⅱ．文學理論
文學的基本原理。包括：文學的性質、定位、特徵、功能、起源、發展；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構成要素、語言特性、種類體裁；文學創作的性質特徵、功能、成因、過程、創作類型；文學閱讀與批評的性質、特徵、功能。

Ⅲ．評論寫作
完成一篇材料作文。材料內容為文學史現象、作家作品。寫作中應結合文學閱讀經驗與文論思考展開對有關材料的解讀、申發和意義建構。

六、題型
試題類型主要包括名詞解釋、簡答題、論述題、評論寫作等。

3. 齊魯文化特點及形成

齊文化--商業海洋文化
魯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兩著各有千秋,大約在漢朝兩者融合,形成齊魯文化

「齊魯」一名，因於先秦齊、魯兩國。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范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今天看來，二者所指地理范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歷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山東」一名，在歷史上所指地域范圍變化很大，到宋元時期，今山東地區，才作為行政區劃提了出來，而包括范圍，仍與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地域范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范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范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范圍為准，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范圍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准處理。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

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並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系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系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系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系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系。但是，這里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范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范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范圍。
粗獷剛烈的齊人
如果說魯人文質彬彬的話，那麼齊人給人們的印象則是粗獷剛烈，他們可殺而不可辱，面對挑戰，置生死於度外，全力施為，一決雌雄。在中國歷史上，粗獷剛烈的典型事例，大多發生在齊地，或由齊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詳，請看劉德增《粗獷剛烈的齊人》一文。劉淑強女士的《魯國文化與周禮》一文，又就周禮對魯國文化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了深入的闡述。

體魄強悍，粗獷剛烈，喉嚨粗大，不善言辭，遇事說不上三句話，便吹鬍子瞪眼睛擼袖子，「砍頭不過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勢。這便是「山東好漢」給人的印象之一。小說家寫山東人，往往盡力刻劃山東人的這一面，瓦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幾成為小說家筆下的山東人的固定形象。然則這又決非小說家妙筆生花，面壁虛構

魯國文化與周禮

在周代的眾多邦國中，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語）。魯國成為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各國諸侯了解周禮也往往到魯國學習，魯國是有名的禮儀之邦。魯國與周禮的這種密切關聯，使得魯國形成了謙遜禮讓的淳樸民風，同時也使魯國國勢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概括講來，周禮的內容應該包括禮義、禮儀或禮節、禮俗三個層面。禮義是抽象的禮的道德准則；禮儀或禮節是具體的禮樂制度，可大致分為吉、凶、軍、賓、嘉5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真可謂「繁文縟禮」，大而至於政治、軍事，小而至於衣冠、陳設，無不有義。這些禮儀都是本著忠、孝、信、義等准則推衍而來，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禮俗即周人的社會風俗與道德習慣，它較禮節更細且繁，只是並無硬性規定。就主次而言，禮儀、禮節、禮俗是從屬於禮義的，因為禮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周王朝的統治，這才是其本質所在。

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勛。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還得到了不少特權。《禮記·明堂位》記載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魯國建國之地殷商勢力極重，伯禽要把魯國建成宗周模式的東方據點，因此，他們代表周王室擔負著鎮撫周邊部族，傳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極力推行周朝禮樂。另外，魯國適宜農桑，是一個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禮樂可以規范人們的行為，使劃分成若乾等級的人和諧相處。

在魯國，周禮乃是人們的行為准則，上至魯公，下至卿士，無不循禮而動。不論是「國之大事」，還是往來小節，如君位傳承、祭天禮祖、對外戰爭、朝聘會盟，以及燕享、鄉射等等無不如此，否則就會遭到指責，甚至被視為「不祥」的舉動。周禮由周王室制訂，而在具體實施時，各諸侯國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魯國始終不忘「法則周公」，祖述先王之訓。

《春秋》一書是魯國國史，該書「常事不書」，所以魯人依禮而動的行為有許多不一定見於記載。即使《春秋》經以及他書中見載的魯國君臣的一些「違禮」之舉，也往往引起人們的規諫、評論或者指責，如隱公到棠地「觀漁者」，桓公取郜大鼎於宋而置於太廟，醒公與夫人姜氏一道到齊國去，庄公到齊國觀社，庄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廣其宮，夏父弗忌躋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淵濫捕，以及魯三家的一些不禮之舉等等。但在入東周以來「禮壞樂崩」的情況下，魯國仍有不少知禮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劌、夏父展、里革、匠人慶、申#、叔孫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時的宗有司，《左傳》的作者左丘明，他們也都以知禮、明禮而聞名。

魯國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對魯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魯人都知道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利後嗣」的功能，因而他們認識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無禮必亡」，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禮記·禮運》說：「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尚在，國便不亡，周禮關乎國泰民安，於此可見。魯閔公元年，齊欲伐魯，齊公問「魯可取乎」，其大夫仲孫湫說：「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此時，魯國正值慶父內亂，但尚秉周禮就難以攻取，因為周禮可以起到一種協調人心的作用，在統治者內部，它可以防止和調節矛盾，而對下層人民來說，周禮則既有懾服之威，又有收羅人心之用。

「尊尊而親親」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則，也是周禮的基本要求。為爭權奪位，魯國也發生過類似骨肉相殘的事件，但與他國相比，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以《禮記·明堂位》說魯國「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臧文仲教季孫行父「事君之禮」說：「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 # 之逐鳥雀也。」魯人敬尊君主，使魯國的政治比較穩定。不過，由於「親親」觀念深入人心，他們十分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使掌握魯國大權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後」的范圍之內，異姓家族的賢能之士很難進入魯國政權。與「尊尊」原則有關，魯卿在位時，不論其行為怎樣越軌，而對他的宗族影響並不大，受到懲治的僅僅是禍卿本人。這樣，卿族一旦有了勢力，也就站穩了腳跟，其勢力的持續發展，便最終導致了公室衰微、大夫專政。

春秋時期，魯國實際已經是積弱之國，其主盟不若齊、晉之強，地勢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諸如滕、薛、曹、邾、杞等國皆勤贄，修朝禮；即使遠在方域之外的谷、鄧等國也不憚僕僕，至魯來朝。小國親魯，皆因魯乃周禮所在。

魯國春秋以來的外交主線還是與齊、晉、宋、衛等大國的關繫上，然而，在對各國的態度方面，魯國的態度似乎又不盡相同。魯與晉、衛乃兄弟之國，與對待齊、宋相比，魯人在與衛、晉的交往中態度要溫和得多。小國交魯，魯國也往往親近同姓。時人的宗法觀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在諸小國中，曹、滕與魯同姓，邾、莒、薛、杞皆為異姓。故曹太子朝魯，魯以上卿相賓；滕、薛爭長，魯長滕侯。而邾、莒為魯國近鄰，杞、邾則頻頻朝魯，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見討，邾、莒也為魯國世怨。魯國自春秋以來國勢日弱，其不能修好異姓近邦實是一個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魯文化的禮樂傳統也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化成民俗」方面產生了明顯效應。魯人行為中的重義輕利觀念，經濟上的重農輕商意識，以及日常生活中嚴格的男、女之別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來，由於周室的衰微和時代的進步，再加之魯國國勢的下降，原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結束了。魯在春秋後期也推選了「初稅畝」、「用田賦」等一系列社會改革，改變了周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周禮樂的崩壞亦成為自然之勢。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慣層出不窮的違背禮樂制度的現象，他希望恢復周禮，推行「王道」於天下，並以禮樂之學教授生徒，儒學於是創立。

公元前249年，魯滅於楚。然而，魯國的禮樂傳統經孔門師徒的弘揚，已更加深入到人們的意識深層，它並沒有因為魯國的滅亡而喪失。秦朝末年，劉邦舉兵圍魯時，「魯中諸儒尚講誦育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70多年以後的漢武帝時代，太史公司馬遷到魯地「觀仲尼之廟堂」時，諸生依然「以時習禮其家」。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說「漢代統一了魯國的禮教和秦國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魯國禮樂之學在兩漢時的重要影響。

4. 復習袁行霈的古代文學史 那本書比較好 是齊魯書社的《中國文學史輔導習題集》，還是湖北出版社【中國文學

復習最好的是能夠拿到文學史的筆記。

若是拿不到的話湖北辭書出版社的《中國文學史輔導及習題集》可能會有所助益，然而無論你是怎樣的備考，齊魯書社還是湖北辭書出版社的建議都看一下，因為文學史的出題點一向是很廣，多看了萬有備無患。

5. 簡述齊魯文化

齊魯文化是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統稱。東臨濱海的齊國產生了以姜太公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學說，又吸收了當地土著文化（東夷文化）並加以發展。春秋時期的魯國，產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說。相對來說，齊文化尚功利，魯文化重倫理；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統。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齊魯文化。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

6. 齊魯文化的風俗文化

自遠古時代，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就確立了堂室、欄廄、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稱作「五畝之宅」。數千年來，以家庭副業、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佔有相當大的成份。
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於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系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麼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 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於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綉，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製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綉、純麗 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紮根於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於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中國傳統的六畜是馬、牛、羊、豬、狗、雞，其廣義應包括騾、驢、貓、鴨、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從春秋發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喂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裡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戰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餘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 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又非牧區，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牆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於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曾參家養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並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 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
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遠離家鄉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徵。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
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後、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從不閑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 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禍福之中。
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凶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凶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嚮往，並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7. 高一歷史小論文，最好是關於齊魯文化

齊魯文化指古代齊魯地區,也即今山東一帶地區之文化。春秋時代,泰山以北地區為齊,是周朝功臣呂尚封侯之地,泰山以南為魯,是周公旦的長子伯禽封侯之地。齊魯地區依泰山而瀕大海,向稱海岱地區。遠在石器時代,就創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是多源的中華文化主要發源地之一。由於其地理位置優越,在春秋時代即已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特別是一些古代文化巨子,如孔丘、孟軻、管仲、墨翟、孫武、鄒衍等都誕生在這里,不僅對齊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且對中華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貢獻,尤其是戰國時期稷下學宮的設立,使儒、道、法、墨、名、兵、陰陽、縱橫諸家爭鳴於此地,融通薈萃於一堂,從而使得齊魯文化具有博大、豐富、尚禮、崇儒的特點,齊魯民風以「好文學」(《史記·儒林列傳》),「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國語·齊語》)而聞名天下。

齊魯文化旅遊
齊魯文化旅遊,系指與齊魯文化遺存(包括文化遺址、文物、遺跡、遺風、遺俗等)有直接關聯的文化旅遊活動。齊魯最初是西周時期周武王分封的兩處諸侯國,分別建都於營丘(今山東淄博)和奄(山東曲阜)。先秦時期,魯是小國,轄地以今曲阜地區為中心;齊是大國,其疆域最大時,以臨淄為中心,南至泰沂山區,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黃河古道,東括山東半島,包括今膠東、魯中、魯西北的大部。廣義的齊魯文化,包括先秦及秦漢以後山東以及河北中部、南部大行山以東地區、蘇北部分地區的歷史文化和當代文化;狹義的齊魯文化,則指先秦時期齊國和魯國共同創造的文化。關於齊、魯兩地的風俗民情,司馬遷在《史記》中曾寫道:「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麻桑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在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魯與齊較其他諸候國都更接近於周王室,因此受到周代禮制和文化的影響也更深。這種嫡系關系,應是後人把齊、魯並稱的最主要原因。當然,齊魯還同時承繼了夏商與東夷的文化傳統。魯祖周公旦封於商舊都奄地,得寶器、典籍,同時奏天子禮樂八佾,把周代的禮儀、典章、制度完整地轉移到魯國,並保有僅次於周天子的禮器法物和典冊史籍。因此,魯文化格外注重禮樂教化,其結果是誕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推出《論語》、《春秋》、《詩經》等代表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典籍。齊祖姜太公,與周公旦同為周朝勛戚,享有「武力征伐」的特權,除推行周王室的法律、典章、文化制度之外,重「舉賢而上功」,其直接結果是承繼周初王霸之威,鼎故革新,及至管仲為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後又為戰國七雄之一,誕生了諸如管仲、鮑叔牙、晏嬰、孫臏等一批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管子》一書,綜論天下治理方略,則成為先秦時期中華民族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齊魯文化的兼融與合流,在先秦第二代思想家孟軻(魯)和晏嬰(齊)身上得到體現,那就是王權思想與禮樂政治並重以及仁愛民本的哲學。可以說,先秦時期的齊魯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中華民族早期文化的成就,除孔孟管晏外,這一時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著述,還有孫武與《孫子兵法》、墨翟與《墨子》、荀況與《荀子》、孫臏與《孫臏兵法》以及曾參、子思、扁鵲與《大學》、《中庸》等等,他們既是齊魯文化又是華夏文化的傑出代表。總的來說,弘揚王道、賓士天下的魯文化理想與力興霸業、一匡天下的齊文化,其追求是相貫通的,二者之間雖有凝重肅穆與功利通變的微別,而在總體上趨於融合,並在此後的發展演變中廣泛包容百家,對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形成與構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齊魯文化的重要旅遊地,有山東淄博市,這里有臨淄齊國故城、桓公台、管仲墓、晏嬰墓等;山東曲阜市,這里有少昊陵、孔府、孔廟、孔林、周公廟、魯國故城等;山東鄒縣,這里有孟廟、孟府、孟林等;山東臨沂市,這里有銀雀山與金雀山漢墓群、沂南漢畫像石墓等;山東莒縣,這里有荀子墓、莒國故城等;山東泰安市,這里有大汶口文化遺址、泰山岱廟等;山東青島市,這里有道教名山嶗山、海濱浴場、北朝石造像、海產博物館等,是著名的避暑勝地;山東煙台市,這里有明代抗倭遺址,是著名的避暑城市;山東蓬萊縣,這里因「蓬萊仙境」、「海市蜃樓」而聞名,始自先秦,歷史悠久;山東濟南市,這里有山東省博物館、千佛山、七十二泉、大明湖、李清照紀念堂、辛稼軒紀念祠等。此外,齊魯文化還反映在淳樸的民風民俗上,山東各地大都保存著典型的中華民族風俗傳統。反映在歌舞傳統上,儀式隆重的孔府樂舞帶有先秦時代典雅的藝術風尚,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標准為舞蹈語言基礎,以歌詩的字形字義賦予象徵型的舞蹈語匯,使用的樂器有鎛鍾、特磬、編鍾、編磬、古琴、古瑟、笙、排簫、洞簫、龍笛、篪、蘧、陶塤、梧、柷以及各類鼓等,集金、石、絲、竹、革、木、匏、土等古代八音之器;反映在戲曲藝術上,流傳在山東境內的當代戲曲品種有柳子戲、大弦子戲、羅子戲、八仙戲、山東梆子、萊蕪梆子、平調、東路梆子、棗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琴戲、茂腔、柳腔、五音戲、東路肘鼓子、燈腔、兩夾弦、北詞兩夾弦、一勾勾、哈哈腔、亂彈、呂劇、四平調、化裝墜子、山東八角鼓、漁鼓戲、藍關戲、王皮戲、京劇、評劇、皮影戲、傀儡戲等30多類,約佔全國戲曲總數的1/10;反映在飲食上,魯菜是各地方菜系中形成較早、影響較大的一個,在明清時代即自成體系,影響了整個黃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廣大地區,已被容納、吸收到北京菜、天津菜、東北菜和華北菜中,成為這些菜系的基礎和主要風味。齊魯之地,還一向以生產名酒而著稱,蘭陵白酒、煙台葡萄酒、青島啤酒以及近年來新開發的曲阜孔府家酒,均聞名世界,煙台和青島都舉辦過國際性的大型酒節。齊魯文化旅遊,包括訪古旅遊、仿古旅遊、藝術文化旅遊、民間文化旅遊、民俗文化旅遊等專項活動。且均以現存齊魯文化遺存為旅遊重要景點。

8. 齊魯的齊魯文化

作為齊魯文化核心的齊道家產生於春秋時期的齊國，這一流派由姜太公開創，稷下道家、管子等繼往開來，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官學為黃老之學。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邊的齊、衛、燕、趙、魏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發展。
在此期間，學術著作相繼問世。有《宋子》、《田子》、《蝸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馬法》、《周官》等書之編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參與。由於不少人是善於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趁來游說當權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時受上大夫稱號之稷下士多達七十六人。稷下學官的存在，曾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關於稷下學宮黃老之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問題，學術界認為稷下黃老之學一開始就受到齊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學宮中居於主導地位。這是因為齊國的田氏政權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權，它需要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以鞏固統治地位。那麼，這種學說是怎樣建立的呢？因為老子是陳國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由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所以，田氏政權選擇了來自南方陳國的老子學說，同時又抬出傳說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一方面是要以此壓倒儒、墨、農等家，更重要的是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確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來的。因為田氏是黃帝的後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後裔。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傳說，就為田氏代齊的合法性找到了歷史的根據。
同時又打著黃帝的旗號來建立霸業，甚至統一六國。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記載：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齊威王（因即因齊）要發揚他父親桓公午的光榮傳統，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此說是有歷史根據的。齊威王在銘文中宣揚田氏的祖先是黃帝，又把黃帝與老子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黃老之學，以此作為稷下學宮的主體，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在這樣政治背景下，黃老之學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說：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黃老之學是繼儒、墨、楊、法之後興起於齊國的學派，因其有田齊政權的支持，它在齊國的勢力相當大。《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黃老之學按郭沫若的意見，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鈃、尹文；一派是田駢、慎到；一派是環淵。《老子》一書是環淵整理出來的，這一派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虛靜無為思想；田駢、慎到一派，則提出以道變法，比較接近法家。而劉尉華、苗潤田《稷下學史》認為《黃老帛書》可能是環淵的著作。這種意見比較謹慎，又照顧到《黃老帛書》多楚語，其作者應是楚人，而環淵正是楚人，同時又是稷下先生，屬於稷下黃老之學的創始人之一。因此，說他著《黃老帛書》應當是有道理的。戰國時期有名的黃老學者還有申不害、鶡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為重要的則是宋鈃、尹文一派。
稷下學宮道家
我們習慣上把老莊作為道家的代名詞，然就先秦道家來說，老莊而外，在當時還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徵，形成道家中頗具個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說，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形成了戰國百家爭鳴，黃老獨盛；黃老學說，可說是顯學中的顯學。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以黃老派最盛。黃老思想不但成為田齊的治國官學思想，並通過百家爭鳴對諸子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在楚國和呂不韋統治時期的秦也發揮過一定作用，以至於在戰國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後黃老道家思想主張的萌芽，為早期黃老道家的經典著作。對黃老學的發展影響至深,黃老學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間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齊推崇黃老、設稷下學宮，為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而在稷下學宮諸子百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著作最豐、影響最大的當屬稷下黃老道家，稷下學宮的主流學派非道家莫屬，田駢, 季真, 環淵、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別說那些介於道家與法家、介於道家與儒家或介於道家與墨家之間的人物了。他們還把源於楚國的道家新流派發展到非常拉風的程度，並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這個學派就是黃老學派。那麼他們為什麼叫黃老學派呢，因為孔子講周公，墨子講大禹，孟子講堯舜，道家呢，講黃帝，所以黃帝是道家的祖師爺，再往下則為老聃。大致而言，田駢偏於法家一些，其後的慎到則乾脆就是法家。尹文偏於墨家一點，和宋鈃類似，一方面主張清心寡慾，一方面主張世界和平。而鄒衍、騶奭則竟成了陰陽家的創始人。在眾多出土的文獻之中，道家黃老之學這一系的古佚書的確最為豐盛。
其實首先將黃帝與老子聯系在一起的，應當說是莊子的《知北游》。這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人說」。但將黃老形成學派的首先應推崇戰國時齊國的稷下道家學派。稷下學宮前後經歷了大約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國學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的出現，與戰國時「百家爭鳴」有很大的關系。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時代，規模較小。齊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時，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於此時達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道教將黃帝與老子同尊祖師的根源也是從莊子的文章里宣傳出來的。在《莊子·大宗師》就說黃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廣成子向黃帝傳授「至道」。將黃帝尊為祖師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與黃老術士以及神仙方技家。這樣，將原來老莊學派以恢復事物的自然本性為終極目的的學說，轉變成為黃老學說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為我所用。這給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後的內丹術理論的出現埋下了伏筆。在道家系統中，老子的思想發展到戰國時代，形成了兩個主要學派，即黃老之學和庄學。兩者都繼承了老子的道論，但又加以不同的發展。就黃老之學來說，它使老子的道論向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引出了一系列社會政治准則；而庄學則把道演化成了一種人生境界。由帛書《黃帝四經》的發現，我們對老子思想發展的這兩種傾向看得更為清楚，同時，如前段所說，黃老之學本身的發展線索及顯學地位也更加明顯。不過這時讓莊子沒有想到的是，沒過多久，就有一些後學拿著他的「真人」主張，發展出了一個新的流派，那個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駢、捷子、環淵、宋鈃、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經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還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與黃老道家關系密切的鴻篇巨制——《管子》。齊國統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黃老道家思想治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最富強的國家之一，史稱東帝。
到了戰國晚期，齊愍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稷下學宮衰落，稷下黃老學派的傳人也逐漸散去。不久，時任秦相的呂不韋大力召集門客，他們便紛紛投奔呂不韋，成為呂不韋的謀士和助手，並在編撰《呂氏春秋》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呂不韋也在法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秦國推行黃老政治，使得秦國的經濟和文化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誕生在楚地的《鶡冠子》，也是黃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呂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戰國末期黃老思想的風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黃老與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秦始皇執政後，廢除了呂不韋的大多數措施，重新啟用法家思想，並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將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國，不久又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得包括黃老道家在內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擊。但黃老思想在民間的余脈還在。漢朝取代秦朝以後，當時的丞相曹參在稷下黃老學派的策源地——齊國學到了黃老思想的治國精髓，並將其變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名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這樣雄厚的現實背景，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黃老道家思想進行總結。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當時的淮南王劉安還組織門客編撰了《淮南子》，成為了黃老道家巔峰性的著作。司馬遷受其父的影響，其著作《史記》處處流露出黃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為道家治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司馬遷還探討了經濟運行規律和企業家精神，成了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絕無僅有的現象。

9. 齊魯文化特點及形成沒有

齊文化--商業海洋文化
魯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兩著各有千秋,大約在漢朝兩者融合,形成齊魯文化
「齊魯」一名，因於先秦齊、魯兩國。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范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今天看來，二者所指地理范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歷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山東」一名，在歷史上所指地域范圍變化很大，到宋元時期，今山東地區，才作為行政區劃提了出來，而包括范圍，仍與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地域范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范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范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范圍為准，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范圍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准處理。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
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並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系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系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系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系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系。但是，這里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范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范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范圍。
粗獷剛烈的齊人
如果說魯人文質彬彬的話，那麼齊人給人們的印象則是粗獷剛烈，他們可殺而不可辱，面對挑戰，置生死於度外，全力施為，一決雌雄。在中國歷史上，粗獷剛烈的典型事例，大多發生在齊地，或由齊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詳，請看劉德增《粗獷剛烈的齊人》一文。劉淑強女士的《魯國文化與周禮》一文，又就周禮對魯國文化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了深入的闡述。
體魄強悍，粗獷剛烈，喉嚨粗大，不善言辭，遇事說不上三句話，便吹鬍子瞪眼睛擼袖子，「砍頭不過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勢。這便是「山東好漢」給人的印象之一。小說家寫山東人，往往盡力刻劃山東人的這一面，瓦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幾成為小說家筆下的山東人的固定形象。然則這又決非小說家妙筆生花，面壁虛構
魯國文化與周禮
在周代的眾多邦國中，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語）。魯國成為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各國諸侯了解周禮也往往到魯國學習，魯國是有名的禮儀之邦。魯國與周禮的這種密切關聯，使得魯國形成了謙遜禮讓的淳樸民風，同時也使魯國國勢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概括講來，周禮的內容應該包括禮義、禮儀或禮節、禮俗三個層面。禮義是抽象的禮的道德准則；禮儀或禮節是具體的禮樂制度，可大致分為吉、凶、軍、賓、嘉5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真可謂「繁文縟禮」，大而至於政治、軍事，小而至於衣冠、陳設，無不有義。這些禮儀都是本著忠、孝、信、義等准則推衍而來，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禮俗即周人的社會風俗與道德習慣，它較禮節更細且繁，只是並無硬性規定。就主次而言，禮儀、禮節、禮俗是從屬於禮義的，因為禮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周王朝的統治，這才是其本質所在。
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勛。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還得到了不少特權。《禮記·明堂位》記載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魯國建國之地殷商勢力極重，伯禽要把魯國建成宗周模式的東方據點，因此，他們代表周王室擔負著鎮撫周邊部族，傳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極力推行周朝禮樂。另外，魯國適宜農桑，是一個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禮樂可以規范人們的行為，使劃分成若乾等級的人和諧相處。
在魯國，周禮乃是人們的行為准則，上至魯公，下至卿士，無不循禮而動。不論是「國之大事」，還是往來小節，如君位傳承、祭天禮祖、對外戰爭、朝聘會盟，以及燕享、鄉射等等無不如此，否則就會遭到指責，甚至被視為「不祥」的舉動。周禮由周王室制訂，而在具體實施時，各諸侯國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魯國始終不忘「法則周公」，祖述先王之訓。
《春秋》一書是魯國國史，該書「常事不書」，所以魯人依禮而動的行為有許多不一定見於記載。即使《春秋》經以及他書中見載的魯國君臣的一些「違禮」之舉，也往往引起人們的規諫、評論或者指責，如隱公到棠地「觀漁者」，桓公取郜大鼎於宋而置於太廟，醒公與夫人姜氏一道到齊國去，庄公到齊國觀社，庄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廣其宮，夏父弗忌躋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淵濫捕，以及魯三家的一些不禮之舉等等。但在入東周以來「禮壞樂崩」的情況下，魯國仍有不少知禮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劌、夏父展、里革、匠人慶、申#、叔孫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時的宗有司，《左傳》的作者左丘明，他們也都以知禮、明禮而聞名。
魯國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對魯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魯人都知道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利後嗣」的功能，因而他們認識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無禮必亡」，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禮記·禮運》說：「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尚在，國便不亡，周禮關乎國泰民安，於此可見。魯閔公元年，齊欲伐魯，齊公問「魯可取乎」，其大夫仲孫湫說：「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此時，魯國正值慶父內亂，但尚秉周禮就難以攻取，因為周禮可以起到一種協調人心的作用，在統治者內部，它可以防止和調節矛盾，而對下層人民來說，周禮則既有懾服之威，又有收羅人心之用。
「尊尊而親親」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則，也是周禮的基本要求。為爭權奪位，魯國也發生過類似骨肉相殘的事件，但與他國相比，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以《禮記·明堂位》說魯國「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臧文仲教季孫行父「事君之禮」說：「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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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逐鳥雀也。」魯人敬尊君主，使魯國的政治比較穩定。不過，由於「親親」觀念深入人心，他們十分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使掌握魯國大權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後」的范圍之內，異姓家族的賢能之士很難進入魯國政權。與「尊尊」原則有關，魯卿在位時，不論其行為怎樣越軌，而對他的宗族影響並不大，受到懲治的僅僅是禍卿本人。這樣，卿族一旦有了勢力，也就站穩了腳跟，其勢力的持續發展，便最終導致了公室衰微、大夫專政。
春秋時期，魯國實際已經是積弱之國，其主盟不若齊、晉之強，地勢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諸如滕、薛、曹、邾、杞等國皆勤贄，修朝禮；即使遠在方域之外的谷、鄧等國也不憚僕僕，至魯來朝。小國親魯，皆因魯乃周禮所在。
魯國春秋以來的外交主線還是與齊、晉、宋、衛等大國的關繫上，然而，在對各國的態度方面，魯國的態度似乎又不盡相同。魯與晉、衛乃兄弟之國，與對待齊、宋相比，魯人在與衛、晉的交往中態度要溫和得多。小國交魯，魯國也往往親近同姓。時人的宗法觀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在諸小國中，曹、滕與魯同姓，邾、莒、薛、杞皆為異姓。故曹太子朝魯，魯以上卿相賓；滕、薛爭長，魯長滕侯。而邾、莒為魯國近鄰，杞、邾則頻頻朝魯，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見討，邾、莒也為魯國世怨。魯國自春秋以來國勢日弱，其不能修好異姓近邦實是一個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魯文化的禮樂傳統也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化成民俗」方面產生了明顯效應。魯人行為中的重義輕利觀念，經濟上的重農輕商意識，以及日常生活中嚴格的男、女之別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來，由於周室的衰微和時代的進步，再加之魯國國勢的下降，原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結束了。魯在春秋後期也推選了「初稅畝」、「用田賦」等一系列社會改革，改變了周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周禮樂的崩壞亦成為自然之勢。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慣層出不窮的違背禮樂制度的現象，他希望恢復周禮，推行「王道」於天下，並以禮樂之學教授生徒，儒學於是創立。
公元前249年，魯滅於楚。然而，魯國的禮樂傳統經孔門師徒的弘揚，已更加深入到人們的意識深層，它並沒有因為魯國的滅亡而喪失。秦朝末年，劉邦舉兵圍魯時，「魯中諸儒尚講誦育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70多年以後的漢武帝時代，太史公司馬遷到魯地「觀仲尼之廟堂」時，諸生依然「以時習禮其家」。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說「漢代統一了魯國的禮教和秦國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魯國禮樂之學在兩漢時的重要影響。

10. 齊魯文化和楚文化各指什麼概括中華民族主流傳統文化的特點

齊魯文化，確切地說，齊魯文化是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統稱，
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大體歸納為：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
楚文化是中國春秋時期南方諸侯國楚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是漢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文化性質來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時也吸收了少量蠻夷文化的特點，時間愈晚，自身的風格突現則相對較多，沿著整個楚文明始則模仿，繼則變異，終則別創的發展路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