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湘推薦古代白話小說

㈠ 吳組緗的人物經歷

吳組緗(1908.4.5-1994.1.11 )原名吳祖襄，字仲華，安徽涇縣茂林人。1921年起先後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蕪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學。在蕪湖五中念書時曾編輯學生會創辦的文藝周刊《赭山》，並開始在《皖江日報》副刊發表詩文。1923年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短篇小說《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婦女》雜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說《鳶飛魚躍》，都具有鮮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結婚，回茂林當小學教員。
1929年秋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他曾與林庚、李長之、季羨林並稱「清華四劍客」；在清華大學時期，是吳組緗文學創作的高峰階段，1932年創作小說《官官的補品》，獲得成功。1934年創作《一千八百擔》。作品結集為《西柳集》、《飯余集》。他創作的小說《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樊家鋪》等，以鮮明的寫實主義風格享譽文壇，尤其是小說《一千八百擔》，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會，形象地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制度的衰落。吳組緗的創作樸素細致，結構嚴謹，擅長描摹人物的語言和心態，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堪稱寫皖南農村風俗場景第一人。
1935年中斷學習，應聘擔任了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及秘書。1936年與歐陽山，張天翼等左翼作家創辦《小說家》雜志。1938年作為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人之一，與老舍共同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任協會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長篇小說《鴨嘴澇》(又名《山洪》)，描寫抗日戰爭中農民民族意識覺醒的曲折歷程，塑造出章三官這個質朴善良，堅韌勇敢的農民形象,是抗戰文藝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間隨馮玉祥訪美，此後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並歷任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理事，《紅樓夢》研究會會長。文革期間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
吳組緗(1908一1994)，原名祖襄，涇縣茂林人。從小就讀於私塾和他父親創辦的育英小學。1921年離開家鄉，先後回茂林同沈菽園女士結婚，在養正、福群小學任教員。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1933年升入清華研究院，專攻中國文學，畢業後去南京工作。1935年應聘擔任馮玉祥的國文教員，兼做秘書工作達13年之久。他自己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充滿深情地贊揚馮玉祥尊師重教：「馮玉祥愛國、主張抗日，擁護共產黨，很了不起。他是《三國演義》的信徒，學劉備三顧茅廬，尊重知識分子。他看過我的作品，請我去當國文教員。我二十多歲，他五十多歲，我每次去上課，他都到大門口迎接。坐下來講課，他雙手捧茶給我。他做好作文，雙手捧給我：『吳先生，請你給我改一改』。……」抗日戰爭期間，吳組緗參與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並當選為「文協」常務理事。武漢撤退後隨馮玉祥到重慶，在西南聯大執教。1946—1947年，曾隨馮玉祥去美國考察。回國後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教授，一直到建國。
建國後，吳組緗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擔任全國文學作者協會委員、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理事、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編委、北京市文聯委員、北京市作協副主席、《紅樓夢》研究會會長。解放初期參加過土地改革、赴朝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等社會活動。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委員。1981年赴美講學，出現「吳組緗熱」。
吳組緗是我國著名的作家，他寫的小說、散文大多取材於家鄉。他的 《官官的補品》、《籙竹山房》、《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和《樊家鋪》等短篇小說，在文壇上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作品反映涇縣茂林一帶農村經濟破產、民不聊生的現實，對黑暗勢力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對底層人民寄予無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僅在語言、對話中採用了許多當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寫的對象也能在茂林一帶找到原型。他熟知當地人的喜怒哀樂，因而寫的十分傳神，可以說是典型的「鄉土文學」。他對茂林一帶的方言有種「偏愛」，這是一種文化層次較高、含義深刻、比喻生動而又大眾化和通俗型的語言。他寫的長篇小說《山洪》，是反映新四軍在皖南抗戰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話」來通篇閱讀。其中描寫的人物、掌故、生活場景和兒歌，都是當地人所熟知的，讀起來倍感親切。
他對家鄉充滿深情，用自己的筆耕之資一萬元人民幣，捐給茂林小學作為獎學金，意在培養人才。他說：「我在北大教書，每年高考之後我去翻新生名冊，希望有茂林的學生上北大念書。」他告誡家鄉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奮發進取精神，集中力量搞四化，關心教育，抓教育，培養人才，為四化做貢獻。

㈡ 急急急！！！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史

一、中國古代小說的分期

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和古代小說的發展情況，我們把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

1、准備期（從遠古至先秦兩漢）:我國最早的敘事文學，如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史傳文學等，雖然不是小說，但從思想上、題材上、語言藝術的表現方法上為古代小說的發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備。

2、成熟期（魏晉至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志人小說是中國小說的雛型。但他們仍然沒有擺脫依附歷史著作的狀態，作家也不是有意為小說，形式較簡單，只是「粗陳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說開始成熟，形成獨立的文學形式——傳奇體小說，作家開始有意為小說。唐傳奇是我國文言小說的一座高峰，對後代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轉變期（宋元）:宋元話本在中國小說史上承前啟後，標志著中國古代小說從文言向白話、從短篇向長篇、由史傳體向說唱體的發展和轉變。小說創作群體擴大，題材增加，《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經典的長篇小說就是在宋元話本的基礎上、經過世代積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榮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說發展處於停滯階段。明嘉靖、萬曆年間到明末，小說創作出現了繁榮的局面，代表作是《西遊記》、《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話短篇小說集。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成為小說的主潮。這一時期，小說作家主體意識明顯增強，小說從描寫歷史、英雄轉向描寫市井細民；人物塑造由類型化向典型化過渡。長篇小說從線性結構向網狀結構發展。作品風格鮮明，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繁榮階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葉）:清初，《聊齋志異》異峰突起，成為文言小說的又一座豐碑。接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出現,把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推向了高峰，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說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鑄在藝術作品中，從對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轉向對封建意識形態的認真反思；人物形象達到高度個性化。出現了反映個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對封建社會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帶有更濃重的感傷和困惑情緒。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近代小說尚未出現，這一時期興盛的公案俠義小說和狹邪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餘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紹。

6、演進期（1895-1911）：是近代小說時期，也是古代小說終結演進為近代小說時期。小說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斗號角，大量繁榮，近代小說從內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提倡改良主義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藝術上在繼承古代小說傳統的同時，逐漸接受西方小說的影響，人物、結構、語言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

二、中國古代小說發展中的幾個問題

中國古代小說有著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造成中國小說迥異於西方小說的主要原因是：1、以儒家為主，儒道佛互相融合與碰撞的政治倫理思想；2、注重纂修歷史和史傳文學的影響；3、說唱文學的影響；4、中國富有民族特色的其他文藝形式的融合、滲透。由於這些因素的影響與作用使中國古代小說在下列幾個方面，表現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1、創作思想

儒家哲學思想把本體論、認識論始終融合在道德論中，強調道德修養和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它的文藝思想強調 「詩言志」 「文以載道」,倡導文學的教化作用。因此 ，小說作家在作品中總是按照善與惡、忠與奸，正與邪的道德觀念來塑造人物達到文藝的教育作用。

2、作品題材

中國古代小說在題材方面的特點是歷史題材多、重大題材多、因襲繼承現象多。

中國古代小說題材相對集中,大體可以歸為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公案俠義、人情世態、諷刺譴責、靈怪神魔這六類。如果再概括一些,可以歸納為講史（包括英雄傳奇、公案俠義），世情（包括人情和諷刺），神魔（包括志怪和神魔）三種,也是寫歷史、寫現實、寫神怪。

中國古代小說重大題材多，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思想是以倫理化、政治化為特徵的，注重封建社會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關心人倫關系的規范化，因而選擇重大題材是作家的神聖使命。作家相當自覺地把他們的視線集中在關系國家命運、世風道德等重大問題上。因而歷史小說、英雄傳奇、公案俠義、人情世態、譴責諷刺小說就應運而生了。即使靈怪神魔小說與佛教道教的流行有關，但仍以儒為主，儒佛道三教合一，通過靈怪神魔故事，達到教化的目的。

中國古代小說題材的特點，使古代優秀小說總是引導讀者關心國家前途、民生疾苦、社會正義,而不要沉溺於個人情感的狹小天地里；總是在作品中高揚著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的主旋律，鼓舞人民為美好前途而斗爭，而不要消極頹廢、意志消沉。西方小說強調個性解放，反對封建專制和神學統治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但是，他們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可以置國家人民的命運而不顧,不是戰斗在戰場，而是決斗於情場，這在中國古代小說，在中國老百姓的審美觀念、道德觀念中是難以想像的。當然，中國古代小說中也有些作品成為宣揚封建道德的教科書。中國古代小說題材相對集中,因襲現象比較嚴重。

3、人物塑造

中國古代小說的人物塑造經歷了從實錄到虛構、從類型化人物到類型化典型、從類型化典型到個性化典型的發展過程。

唐以前的小說還屬於記述怪異和實錄人物言行的階段，沒有自覺地創造人物形象。到了唐傳奇開始進行藝術虛構，在故事情節開展中注意刻畫人物。但是，人物刻畫還服從於故事情節的敘述，人物個性不夠鮮明，小說人物還處於類型化階段。到了宋元話本出現，注意把故事情節的曲折開展與人物個性的刻畫統一起來,在類型中有了個性。在宋元話本基礎上產生的《三國演義》、《水游傳》創造了一系列光輝的類型化典型形象。這些類型化的典型人物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產物。體現了我國古代人民以古拙雄渾為美的審美趣味，要求和諧與整一的古典美學原則。這些典型人物沒有西方小說中人物「靈與肉」的搏鬥，沒有懺悔與贖罪意識，沒有人格的分裂。我們不能以西方小說為標准來貶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義。

當然，應該看到這種類型化的典型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體現著政治化的道德觀念比較適合表現重大題材而不太適合表現日常生活;比較適合表現英雄人物而不太適合表現細民百姓；比較適合表現雄渾粗豪的風格不太適合表現細膩溫柔的情感；存在著簡單化、絕對化的傾向，不利於表現生活的復雜性。因此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和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經驗的積累，從《金瓶梅》開始中國古代小說逐步達到個性化典型的成熟階段。

4、結構與語言

西方是先有長篇小說後有短篇小說，而中國則相反先有短篇後有長篇。因而，中國古代小說的結構也不同於西方小說。

①文言小說深受史傳文學特別是《史記》的影響。大部分文言小說都是傳記體。白話短篇小說基本上也是人物傳記的體例。總之無論文言或白話短篇小說都是縱向地順序地講述人物的一生中幾件重大事件，有頭有尾，而少有西方短篇小說那樣橫切人物片段生活甚至只描寫一個瞬間的心理活動。

②長篇小說一部分由「講史」發展而來。說話藝人依據的重要材料是史書。受《史記》分為傳記合為通史體例的影響，「說話」藝人要把長篇故事分若干次講完，一次講述一個故事，這就造成「講史」話本基本上是把短篇故事聯綴在一起的體例 。長篇小說另一部分由「小說」演變而成，這類長篇小說更是短篇連綴體。到了《金瓶梅》出現,長篇小說才擺脫了線性結構，發展為網狀結構。

③史傳文學是歷史家為歷史人物作傳，說話是說書人講述人物故事。因此，中國長短篇小說多是第三者敘述而沒有第一人稱的寫法；大多是順序敘述人物和事件，極少運用倒敘、插敘手法。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民族語言是構成文學作品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因素。中國古代小說在語言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存在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兩大系統。文言小說語言的精練准確，白話小說語言的生動活潑，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其次，群眾創作與文人創作相互結合，相互學習，既有民間語言的豐富礦藏又有文人創作的錘煉加工，使小說語言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第三中國是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度，詩、文、詞、曲以及歷史著作、哲學著作在語言方面都有著輝煌成就 ，為小說語言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水滸傳》和《紅樓夢》達到古代小說語言成就的高峰。

5、融合與發展

中國古代小說的獨特民族形式、民族風格，它的繁榮發展除了上述諸因素外，還應考察其內部發展演變的情況。

中國古代小說可分為幾種類型，它們以共同的題材和表現方法為基本特徵有著比較嚴格的規范，但又是不斷融合演變的。它演變的方式是同類小說的縱向延伸和不同類型小說的橫向融合兩種方式。

同類小說的縱向延伸，又可分為演變與擴大兩種情況。首先說演變：如長篇人情小說從《金瓶梅》發軔，然後直接發展為家庭小說；演變為才子佳人小說等等。其次我們說擴大:一種辦法是直接的續書。續書多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特有現象，幾乎所有古代有影響的作品都有續書；另一種辦法是由一人擴大為家族，由一個家族擴大為另一個家族。如隋唐系統小說中的羅成擴大為羅家將；薛仁貴擴大為薛家將。北宋初年邊境戰爭小說由楊業擴大為楊家將，又擴大為楊家女將；由楊家將又擴大為狄家將、呼家將等等。

以上兩種情況基本上都屬於同類小說之間的延伸、演變、發展；另一種情況，則是不同類小說的橫向融合,產生新的品種或新的風格。公案小說與俠義小說結合為公案俠義小說就是產生了新的品種。而更多的是在保持一類小說基本模式的同時吸收融合另一類小說的寫法，產生新的風格。歷史演義融入英雄傳奇、神魔小說的寫法產生了《禪真逸史》這類小說。

在人情小說崛起之後，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小說中多融入人情小說的成分，使它們在保持其原有特性基礎上,更貼近現實生活。基本上屬於神魔類的《綠野仙蹤》在神魔小說的框架中更多地反映人情世態，而其主要價值恰恰在於描寫人情的部分。《水滸後傳》直接繼承《水滸傳》，基本上是英雄傳奇小說，但其中納入才子佳人的故事。

古代小說數量之多令人吃驚但精品之少卻令人遺憾。這說明單憑題材的因襲、延伸作品難以成功；只靠題材、寫法的融合、借用也不易創造出傑作，只有生活與作家的感情發生火一樣關系的時候文藝作品的生命才會燃燒起來。

㈢ 高中語文課本第五冊吳組緗的《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及其規律》課後練習答案

4:1 祝福 魯 迅
2 裝在套子里的人 契訶夫
5 葯 魯 迅
6 項鏈 莫泊桑
9 林黛玉進賈府 曹雪芹
10 智取生辰綱 施耐庵
13 雷雨 曹 禺
14 茶館 老 舍
17 竇娥冤（節選） 關漢卿
18 長亭送別 王實甫
21 逍遙游（節選） 《莊子》
23 促織 蒲松齡
5:1 人生的境界 馮友蘭
3 莊子：在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 鮑鵬山
5 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及其規律 吳組緗
6 中國藝術表現里的虛和實 宗白華
9 阿Q正傳 魯 迅
10 變形記 卡夫卡
12 等待戈多（節選） 薩繆爾•貝克特
14 蜀道難 李 白
15 將進酒 李 白
16 兵車行 杜 甫
18 齊桓晉文之事 《孟子》
19 庄暴見孟子 《孟子》
21 短文兩篇
齊人有一妻一妾 弈秋 《孟子》
6:
1 數學與文化 齊友民
2 熵:一種新的世界觀 里夫金
5 語言與文學 王 力
6 語言的演變 呂叔湘
10 寶玉挨打 《紅樓夢》
12 抄檢大觀園 《紅樓夢》
《紅樓夢》導讀 白維國
13 報任安書（節選） 司馬遷
14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選） 司馬遷

㈣ 哪位能夠講述一下我國古代小說藝術的發展史

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里程及其規律

第一部分，說明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歷程；第二部分，說明我國古代小說在發展過程中的規律。第一部分是從縱的方面論述，第二部分是從橫的方面論述，全文縱橫交織，互相補充，完整地闡述了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及其規律。

第一部分講發展過程，作者是按幾個階段來寫的。1．起源：神話傳說。2．發展：魏晉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兩個階段中，小說同歷史歸於一類。3．成熟：唐代傳奇。脫離歷史而成為獨立的文學創作。4．繼續發展：宋元話本小說、演義小說。5．頂峰：明清文人獨立創作，寫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抓住了兩個關鍵。第一個是文學與歷史的關系。蕭統的文學定義說，「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學作品必須有想像虛構，還要講求文采。神話傳說、志人志怪，都是靠實地訪問，從民間搜集而記錄下來的，所以同歷史歸於一類。唐代傳奇，有想像虛構並講求文采，因此就離開歷史而發展成為文學創作了。第二個關鍵是文人加工民間傳說與文人獨立創作的關系。宋元話本小說、演義小說，都是文人採用民間傳說而進行再創作的，寫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尋常的英雄；明清小說，發展成為文人的獨立創作，寫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兩個關鍵，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進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講發展規律，作者列舉了四條。這四條與第一部分的內容密切相關。例如第一條，「中國的小說是來自民間的，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中國小說的每次發展、進步都是由優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間學習，參與、加工民間創作而取得的」。這在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幾個階段都可以得到證明。又如第二條，「史傳文學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這從中國古代小說的幾個發展階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課文中只談了「對人的看法和描寫」一點，在另外的文章中還談了幾點（參照「有關資料」）。

二、學習重點說明

1．融會貫通，理解課文

首先，把第一部分講發展歷程的內容按時間順序串連起來理解。在這中間，可以把發展歷程分為五個階段、兩個關鍵。理解了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內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講發展規律的內容與第一部分的內容結合起來理解。例如第二條規律，因為古代小說脫胎於史傳文學，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對史傳文學的傳統有所繼承，這首先表現在對人的看法和描寫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內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說脫胎於史傳文學，那麼也就不難理解小說發展過程中話本小說、演義小說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了。

2．舉一反三，用實例說明規律

在課文中，作者已經舉了不少實例來說明規律。因此，學生從課文中不難得到啟發，模仿著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進一步說明課文闡述的規律。例如，作者已經用《三國演義》《水滸傳》說明第三條規律，但失之於簡單，不妨要求學生把說明具體化。甚至有些學生熟悉的但作者沒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學生去說明課文中提到的某些規律。這是學習課文的延伸，也有助於進一步深入地理解課文。

●解題指導

一、根據課文內容，填寫下表。

本題旨在引導學生融會貫通，把握課文基本內容。

朝代
發展階段
體裁特點
規律

魏晉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話傳說
1．中國的古代小說是來自民間的，古代小說的每次發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參與、加工民間創作而取得的。2．史傳文學對中國古代小說很有影響。3．古代小說創作立足於現實。4．由於受封建文化的壓迫摧殘，古代小說的發展極為艱難。

魏晉南北朝
發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傳奇

宋元
繼續發展
話本

明清
頂峰
①演義小說
②文人獨立創作，關注平凡人生的現實主義小說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義，並說明它們在闡明課文觀點上的作用。

1．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

2．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是為實錄。

3．明鏡照物，妍媸畢露。

4．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

本題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學生切實弄懂，知道它們的含義；還要求學生了解它們在說明文章觀點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學作品所描寫的對象具有積極意義，其內容的表達、形式的安排，都經過作者深沉的構思、想像，其辭藻、音律、用典等藝術形式都比較講究。事，指作品描寫的對象。沉思，深沉的構思。義，指思想內容。翰藻，指作品的辭采。課文引用蕭統的這兩句話，是為了說明蕭統對文學與歷史等學術著作的區別已經有所認識，到唐代，我國的古代小說終於脫離歷史而發展成為文學創作。

2．意思是，愛它而要知道它有缺點，恨它而要曉得它有長處。缺點、長處必須都寫下來，這才是真實的記錄。課文引用《史通》的這些話，是為了說明我國古代小說對史傳文學傳統的繼承，首先表現在能夠辯證地認識人和描寫人。

3．意思是，明亮的鏡子照物體，物體的美麗和醜陋全都清晰地顯露出來。妍，美麗；媸，醜陋。課文引用這兩句話，是為了說明《水滸傳》寫人藝術的高明。

4．意思是，雖然我的書名為志怪，也不專寫鬼神，卻時時寫人間的變異，也略微蘊含著鑒戒。課文引用吳承恩的話，是為了說明《西遊記》是立足於現實的。

三、作者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為例說明第三條規律，其中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為例的說明較簡略，試把這兩例中的一例的說明具體化。

以《水滸傳》為例。作者寫北宋宋江農民起義，是立足於現實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發了農民大起義，群眾性的反抗運動風起雲涌。它們規模宏大，波及的范圍廣泛，其間又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產生，因此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傳說施耐庵同元末的農民起義運動有一定的聯系，甚至親自參加了起義的隊伍。可見，《水滸傳》描寫的農民起義，正是立足於現實的基礎上的。

四、試把讀過的《林黛玉進賈府》《林教頭風雪山神廟》《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范進中舉》等課文聯系起來理解，想想它們體現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規律，並寫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們體現了課文提出的四條規律。寫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點談其中的一條。

●教學建議

一、指導學生以舊知求新知，舊知、新知融會貫通，理解課文。高三學生，應該讀過一些中國古代小說，也讀過不少史傳散文，例如中國古代四大著名長篇小說、話本小說，志人志怪小說、神話傳說等，又如《左傳》《戰國策》《史記》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調動學生的這些積累去理解課文，這樣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國古代小說與史學的關系，是把握課文內容的關鍵。第一部分講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過程，小說脫離史學而獨立，這是關鍵性的進步；第二部分講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規律，小說繼承史傳文學的優秀傳統，這是關鍵性的規律。因此，指導學生把握課文，要抓住關鍵不放鬆。

三、這篇課文有一定難度，不要求學生全部讀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這篇課文的教學只要達到這樣的目標：使學生知道怎樣融會貫通地去閱讀有一定難度的文章。

四、發揮學生主體性，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可以把「有關資料」中某些東西提供給學生，讓學生結合資料去閱讀課文。

●有關資料

一、關於「文學」的含義（胡經之）

對於文學是語言藝術這種認識，中外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才逐漸明確。

在中國，「文學」的含義曾有幾度變化。在先秦時代，「文學」是「文章」（「文」）和「博學」（「學」）的總稱，「文學」包括了整個文化，先秦諸子的哲學、道德、政論文章，都被說成是「文學」。到了秦漢時代，「文學」還是總括「儒學」和「文章」，但二者漸趨獨立，「文學之士」逐漸分離為二：一類歸「文苑」，一類屬「儒林」。像司馬相如這類從事辭章詩賦創作的文人，和那些專門研究儒學經術的學者分開來了。發展到魏晉時代，「文學」和經學、玄學、史學都分立發展。到了齊梁時代，更進而把「文學」細分為「儒」和「學」，把「文章」細分為「文」與「筆」。史傳、奏議這一類文章歸入「筆」，屈原、宋玉、枚乘、司馬相如等人辭章詩賦一類算作「文」（梁元帝蕭繹的《金樓子·立言篇》對此有所闡明）。「文」「筆」的劃分，表明了齊梁時代對於文學的了解逐漸深入。對於「文」和「筆」的解說，前人眾說紛紜，清代學者常把有韻的稱「文」，無韻的稱「筆」。其實，「文」與「筆」的原則，不只在有韻無韻，也不只在言辭的美，還在於有無情采。齊梁時代就有人把「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區分開，「文」不僅要有特殊的言辭，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謂「流連哀思」，「情靈搖盪」。這種對「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說的藝術的文學或美的文學的意思了。「文」和「筆」的區分，把藝術的文學或美的文學同其他文學（其實是文章）從內容和形式上區別開來了。可惜，齊梁時人常常只把詩賦一類視作「文」，而小說一類卻排除在外。在創作實踐中，齊梁文學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貴族上流社會的狹小天地，偏向於追求「翰藻」的華美，形式主義弊禍嚴重。到了隋唐時代，為了反對形式主義，出現了古文運動，取消了「文」「筆」之分，甚至以「筆」為「文」，「文學」變成了「明道」之器，不區別藝術的文學和道德文章了。發展到宋代，「文學」乾脆成為「載道」之具，道學代替了「文學」。幸而，自先秦以來，歷代對於「詩」的看法一直較接近於藝術的文學或美的文學這種意思。自唐代開始，「詩」和「文」的區分更加明顯，語言藝術的特點在唐詩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在戲曲、小說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但長期以來，封建文人把戲曲、小說之類看作雕蟲小技，不能列入「文學」殿堂，那些並無語言藝術特點的文章卻被尊為「文學」正宗。只是到了現代，人們終於把這些具有語言藝術特點的詩歌、小說、劇本和散文稱之為文學，而把那些並無語言藝術特點的文章列在文學之外。於是，文學是語言藝術的含義就確定下來了。

在國外，「文學」含義的變化，也經歷了類似的途徑。古希臘時代，史詩、悲劇早已很發達，但「文學」並不專指這類東西，而是總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語來表示一切書寫的東西，小至一個字母，大到整個文化，包括具有語言藝術特點的東西，全包羅在內。中世紀神學統治一切，包羅萬象，文學被淹沒在神學之中。文藝復興以後，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科學的發展，學術的細分，使得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史學、美學等等都獨立出來，成為專門科學。剩下那些不能歸入科學之列的詩歌、劇本、小說等等，獨立出來，稱之為文學。

《美利堅網路全書》（1963年版）里說道，文學「詞源上的意思是一切書面的或印刷的東西」。直到現在，「還流行著關於文學的兩種對立的觀念。一種觀念認為，一切說得好的東西都是文學，認為文學風格標志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別」；「另一種看法認為，文學的核心和基本的特點是在於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學都是虛構的」。日本《萬有網路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學分為廣、狹二義：「廣義的文學是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東西。」「就狹義來說……亦即與文藝同義。」這說明今人對於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的本質和特徵，認識越來越精確，越來越深刻。

（節選自《文藝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國古代小說的性質和范圍（石昌渝）

討論中國小說文體，首先碰到的是小說的性質和范圍的問題。小說是敘事性散文（清代駢文小說《燕山外史》是極個別的例外），與敘事詩的區別是清楚的，比如陳鴻的《長恨歌傳》是小說，白居易的《長恨歌》是詩，一個是散文，一個是韻文，雖然同是敘事，但文體的區別一目瞭然。比較不容易區別的是小說與史傳。

小說與史傳都是敘事散文，都同樣有人物有情節有主題，都同樣有作者概述和場景描寫，它們的區別何在？司馬遷的《史記》，抽出一個片斷來，例如《鴻門宴》，那場景描寫有行動有對話有細節，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說與小說沒有分別。但是，盡管它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它卻是史傳而不是小說。根據就在它是據實而寫。古代小說，特別是歷史演義小說，其人物和情節也許是有一些歷史依據的，但作者不過是借它們來抒發自己的胸臆，創作中不免要對原來的事實加以選擇，加以強調，加以重組，加以虛構補充，總體上是作者主觀想像的產物，本質是虛幻的，因此它是小說而不是史傳。明代謝肇說：「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五雜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則進一步指出小說的價值與史傳的價值不同，「小說始於唐宋，廣於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並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續金瓶梅集序》）。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是「史貴於文」，小說因其虛妄無稽而長期遭到輕賤，謝肇和丁耀亢理直氣壯地宣稱小說就是虛妄無稽，闡明小說的價值不系於「實」，而系於「情」，從而明辨了小說的文學品格。史傳說真話，小說講假話，真和假，這就是史傳和小說的區別所在。

不過，一進入作品實際，問題又不那麼簡單了。白話小說與史傳的區別很明顯，問題在文言小說系統。縱向來看，唐代以前比較好辦，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小說。古代史志和書目文獻指稱的那個時期的「小說」是別有所指的，並非文學意義的小說。東漢桓譚和班固在處理古代文獻的時候，把那些實錄性質的叢殘小語統稱為「小說」，一部分托古人近於子部而又淺薄者歸在子部，一部分記古事近於史部而又悠謬者歸在史部。這類作品一是實錄，盡管實際上是真偽雜存，但作者是據見聞而錄，不事虛誇和鋪飾，因此，二是文字簡略，篇幅短小，所謂尺寸短書。對這類作品，桓譚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棄之可惜，故列「小說家」類存之，可備治身理家參考，或可廣見聞資考證。魏晉南北朝的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的興盛自有它的社會文化原因，但在文體上是承襲「小說家」，並且成為唐前「古小說」的主要部分。以實錄和短小為特徵的「古小說」充其量只是中國小說的史前形態。進入唐代，問題就比較復雜了。唐代傳奇不避諱虛構，馳騁想像進行鋪敘描寫，實錄的原則放棄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標志小說文體的誕生。傳奇小說的存在，使得「古小說」發生了分化。一支緊跟著史傳走，這就是野史筆記。野史筆記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敘事文，也有說明文和論說文，內容正如明代胡應麟所歸納的有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六類，以後四類為主體的即是野史筆記；另一支在史傳和傳奇小說之間搖擺，它標榜實錄，篇幅也短小，但比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學色彩比較濃厚，這就是筆記小說。虛與實孰多孰少，對它很難作計量性判斷。歷史學寬容一點，可以把它納入自己的范疇，而小說擴大一點，也應該確認筆記小說為小說家族的一員。

再進一步面對一個作品集子，確認是不是小說就要具體分析了。野史筆記的一個集子中也含有傳奇和志怪性質的作品，如唐代《酉陽雜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雜識》就有一些記錄軼事異聞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輟耕錄》中有些篇什則成為後世小說的題材來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會偶然雜有一些精彩的小說，如《東田文集》中的《中山狼傳》，《九集》中的《負情儂傳》《珠衫》《劉東山》等；相反，筆記小說集中也會夾雜一些雜錄性質的文字，例如用傳奇小說方法寫成的筆記小說集《聊齋志異》也有一些非敘事性的篇章。出現這種情況，與古代人的「小說」觀念有關。盡管明代中期以後通俗文學家們為小說正名，為小說的地位和發展大聲疾呼，但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傳統觀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間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對「小說」的看法與桓譚、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變，就是一個明證。兩種「小說」概念的並存，是造成小說與史傳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節選自《中國古代文體叢書·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吳組緗）

我國古代小說理論里頭有很多好的經驗，有些我們就沒有很好地繼承下來。唐代有個劉知幾，是個史學家，他把史傳文學的經驗總結出來，寫了一部書叫《史通》。他很講究「識」。先秦早就講究「器識」，所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就是心胸開闊，目光遠大。司馬遷為什麼能寫出一部《史記》來呢？他認為，必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讀了萬卷書不行，還要行萬里路。這樣他的見識就多了，心胸就開闊了。中國小說理論的頭一條，要想寫好小說，首先要心胸開闊，眼界寬廣，首先要在「器識」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狹窄，眼光如豆，只見個人的眼前的那麼一點東西，要能高瞻遠矚地看問題。

第二條，你要寫好一篇小說，必須要有「孤憤」。李贄說《史記》為什麼寫得好？因為太史公有「孤憤」；《左傳》為什麼寫得好？因為左丘明有「孤憤」。《水滸傳》為什麼寫得好？施耐庵有「孤憤」。後來許多評論《聊齋志異》《紅樓夢》的，也都說蒲松齡、曹雪芹有「孤憤」。「孤憤」是什麼？拿現在的話說，就是有個人的真實感情，個人所獨有的激情。就是你對這個題材、這個主題有極大的熱情，你自己被這個題材、這個主題所感動，使你欲罷不能，非要把它寫出來不可。不是為了有名氣，更不是為了稿費。古代寫小說是倒霉的事，哪來的名利!如果你對你要寫的沒有深刻的感受，沒有極大的熱情，沒有被它深深地感動了，就沒有必要來寫它，而且也寫不好。

第三條，中國小說很講究「真實」。現在，我們的有些評論對於這個寫真實還是起反感。一寫真實就是自然主義了，就是暴露我們社會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動宣傳了。其實，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打了一次嗝兒，你就不吃飯了？當然，你以寫真實為借口，寫壞小說，我們要批評；但不能因為這個緣故，就反對寫真實。怎麼能反對寫真實呢？「真、美、善」三個東西我們都要。可這三個東西並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為基本。沒有真，你那個美是假美，你那個善是偽善。假美、假善有什麼價值？所以要大膽地寫真實。至於你寫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觀點、思想感情問題。真是文學藝術的生命，也是小說的生命。沒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們要使文藝成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為人民服務，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實是它的性能，把真實丟掉了，就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就變成不頂用的東西。過去我們常常把文藝這個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講寫真實，很要緊的一條，就是必須深入生活。沒有生活你就胡編亂造，坐在屋子裡想入非非，盡是想當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總結史傳文學一條經驗，拿現成的話說，就是「反映論」。馬克思講過一句話，原話我記不清了，意思是說，我們讀一篇小說，一篇文學作品，要區分哪些是作者主觀世界的東西，哪些是客觀世界的東西。就是說，作品是反映，它是通過作家的主觀來反映客觀，反映客觀的社會生活、時代氣息、歷史面貌。《史通》總結我國的史傳文學，如「明鏡照物，妍媸畢露」，就像明鏡照物一樣，漂亮的（妍）、難看的（媸）都照出來；像「虛空傳響，清濁必聞」，就同空氣傳播聲音一樣，好聽的（清）、難聽的（濁）都傳過來。這就是真實，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反映客觀的社會生活、時代面貌和歷史面貌。這並不是客觀主義，史傳文學是要「寓褒貶」「別善惡」的，就是將善惡褒貶包含在里頭，不是直接說出來的。這就是所謂「春秋筆法」。春秋筆法也叫「皮里陽秋」。是非、善惡不直接說，通過情節場面，通過人物的對話言論，讓讀者自己去分辨評判。中國詩歌理論中有句話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釋說明。《史通》標舉一個「晦」字，以與「顯」相對。「顯」是淺露，也就是直截說明；「晦」就是具體敘寫，反對直說。中國文學有這個傳統的信條，就是不允許解釋說明，要通過情節場面，通過形象來表現褒貶。所以「明鏡照物」並不是客觀主義，而是含有褒貶，暗藏著褒與貶。這也是魯迅極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評價，應該考慮!

由此，《史通》還總結了一條，就是「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是為實錄」。就是說，愛它而曉得它有缺點，憎它而曉得它有所長。正如我們所理解的：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對立的矛盾的統一體，不可能有純粹的東西。好人身上有缺點，壞人身上有長處。這完全符合辯證法。但這不是說沒有善惡、是非之分。所愛、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吳承恩寫《西遊記》，創造了個豬八戒，它是個小農生產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開闊，而且動搖得很厲害，一遇困難就要散夥，回高老莊去。遇到妖魔鬼怪，孫悟空去打，他卻躲起來睡大覺；回來一看，孫悟空快打贏了，他怕功勞全是別人的了，趕快跑過去打幾耙子。他還愛挑撥離間，幾次在唐僧面前說孫悟空的壞話，把孫悟空趕走。總之，這個人的缺點是很多很嚴重的。但我們並不覺得這個人特別可恨，我們小孩看到他就笑，並沒有把他當成敵人來看。為什麼？因為作者還寫了豬八戒的許多更為主要的長處。比如勞而又苦的事情都是豬八戒乾的，長途挑經擔，孫悟空是不幹的；過那個稀柿洞，硬是豬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條路來；妖魔鬼怪把他抓起來，他罵到底，從來不投降的。還有，他鬧情緒是常事，可始終沒有脫離取經隊伍，取經隊伍少不了這么一個人。這就是說，作者在創作豬八戒的時候，是「愛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膽放手地寫得很充分。《水滸傳》寫林沖，寫武松，寫魯智深、李逵，都是採取這種態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國演義》寫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當作反面人物來寫。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後勝利的還是他。他有很多優點，善於用人，善於識才。抓住一點好處就寫出來，決不掩藏、抹煞。可這些好處，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為一個大壞蛋，不是普通的壞蛋。司馬遷寫劉邦，寫項羽，也持這樣的看法。這就是要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觀察體驗，寫出真實的人來，寫出有血有肉的人來。《紅樓夢》更是這樣。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寫了她很多缺點；薛寶釵是作者不喜歡的，但也並不抹煞她種種的長處。正因為這樣，《紅樓夢》里寫了許許多多的人物，一個個都是活生生的，使我們感動。「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這一條經驗我們就沒有很好地繼承下來。 我們為什麼不能把人物寫得真實起來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動的新人新事，叫我們一寫，往往就顯得不真實了。

中國小說還講究神似。只寫得形貌真實還不行，還要神似。蘇東坡就講：「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是說繪畫只講究外形相似，這個見解同小孩子的見解一樣，太淺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還要神似。魯迅先生也講，畫頭發，畫得怎麼細，也不可貴。要緊的是畫神，畫眼睛，把眼睛的神態畫出來。我國古代的小說，都講究形似和神似，更講究神似。《水滸傳》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都寫得神似。《紅樓夢》更講究神似，而且寫人與人的關系，也寫得神似。比如說，黃鶯兒，你仔細看看，她必然是薛寶釵的丫環；紫鵑，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環；還有，侍書是探春的丫環，入畫是惜春的丫環，一看就有這種特點。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寫得入神了。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寫了五家貴族。每家的人一個個性格不同。可總起來每家各有一個共同的家風，一看就是這家的。我們現在的小說，能寫到這樣子的，還不多。

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美術學院有個同學，他會畫畫，他是主張「寫意」，主張畫神似的。他替我畫像，畫了一個頭，畫了幾筆頭發，再畫了眉毛、眼睛。底下就不畫了。連個輪廓都沒有，鼻子也沒有，嘴巴也沒有。可是掛在宿舍走廊里，大家一看就說這是我。都說，怎麼幾筆就畫得這么像？我說你為什麼不把鼻子畫出來，不把嘴巴畫出來？你把我搞得太不像樣子了。他說，你的鼻子我沒看出特點，嘴巴也沒特點，畫它干什麼？你的特點在上部。因此，就抓住了這個，畫出神似。《紅樓夢》里有很多地方也是這樣寫的。黛玉葬花，一邊哭著，一邊念著葬花詞。賈寶玉隔著好幾十米，在那個山石後面就聽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記錄下來。實際生活里這不可能，這就不形似。林黛玉的聲音本來就小，又是哭哭啼啼的，念出來的葬花詞你離那麼遠就聽清楚了？可作者不管這一套，如同剛才說的美術學院的同學給我畫像一樣，他不講形似，要緊的是抓住神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個最精要的東西。為什麼葬花呀？她在憐花。為什麼可憐花？她在可憐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樣，在那樣惡濁的社會環境里，她這么一個女子，這么一朵美麗的花，就要被摧殘踐踏成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來，「質本潔來還潔去」。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個要點，一個「意」，一個神。在這種情況下丟開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構成一個盛傳久遠的畫面，就因為它畫了「神」。當然，我是主張要形似的，形似還是基本的。你寫現實題材的小說，不形似不行。不過古代有這個傳統，我們不能反對。可我們要理解，理解以後評論起來就不同。這在詩歌也是如此。杜甫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有評論者說寫這棵柏樹太粗；有的又說太高，不符合真實。有高明的論者，

㈤ 吳組緗 <<菉竹山房>> 賞析或評論

摘要：在吳組緗的早期作品中，雖然有其成名之作《一千八百擔》、《樊家鋪》，但有著「創作數量少，但質量高，似法國作家梅里美「之譽的他的其他作品也一樣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如他寫於《一千八百擔》之先的《菉竹山房》，便是一篇反封建反迷信的佳作，同時在小說里所塑造的「女鬼」二姑姑也是個值得我們去賞析的人物形象。

關鍵詞：二姑姑，蝴蝶，「鬼」

小說是用第一人稱的自敘，講述了我與新婚妻子阿圓畫家後到二姑姑家探親居住的一段經歷，沒想到在那卻遇到了「鬼」。《菉竹山房》整體上給人一種陰森幽悚、鬼氣籠罩的感覺。小說中的事發地是座大宅院：菉竹山房。這座房宅給我的模糊的印象是「陰森敞大的三進大屋，那間攤亂著雨蝕蟲蛀的古書的學房，以及後園中的池塘竹木，想起來都如依稀的夢境」，「屋舍陰涼寬暢」，是比較美好的，但在家人親友里卻是諱談的，何故？從後文得知這菉竹山房原來是間鬧鬼的「鬼屋」。這菉竹山房為何會成為「鬼屋」呢？二姑姑又為何在此屋一住就是幾十年卻不怕鬼？

小說開頭就講了個二姑姑的故事，是跟蝴蝶有關的。蝴蝶這個意象在小說里出現了兩處，一處是在開篇的故事裡，另一處是我在菉竹山房的邀月廬觀看陳設時見到的。蝴蝶的篇頭的故事裡所呈現的是傳統文化里才子佳人的意蘊，但凡蝴蝶成雙成對，主人事婚姻美滿。而且故事原本就是個美好的開端，因為蝴蝶——都是二姑姑在閨中刺綉——那麼姿態萬千，使得拜師於叔祖門下的一位聰明年少的書生心生愛慕，而且二姑姑也由於叔祖時常的誇贊芳心暗含。這可是極其有緣分的愛情端倪，弄好了便可以成全一對幸福戀人。但偏偏出了鬧劇，這對戀人私會偷情被祖母抓住，一時間他們受盡閑言閑語，天作難合。接著又是悲劇來臨，那少年在應考途中翻船身亡，二姑姑立意殉情，幸被園丁所救，竟感動了男方家人，便徵求女家同意辦成二姑姑與那死去的少年的冥婚。

蝴蝶雙飛，自古是愛情象徵，但是也有不盡人意的。古有梁祝化蝶的千古美傳，可兩人卻並非生前，而是等到死後才化蝶雙宿雙飛。這結局未免太過悲慘，而這篇小說里也用了蝴蝶來象徵他們的愛情，可聯想到梁祝，便可預知二姑姑與那少年的結果終究不會幸福。事實也果然如此。單飛的蝴蝶是孤苦的，而二姑姑也猶如一之單飛的蝴蝶，一生悲劇。這悲劇為何會釀成？當初二姑姑與與少年相互傾心時為何不撮合？當他們偷換被捉時，放佚風流的叔祖雖盡力撮合周旋，但終究未能成功，這又是為什麼？而當少年死後，二姑姑殉情未死，男方家人認為她此舉「尚有稍些可風之處」，且自家人也同意其「麻衣紅綉鞋，抱著靈牌參拜家堂祖廟，做了新娘」。二姑姑是否真心實意與死人廝守終生？要知道她當時才19歲。

其實好好想一下，也可以理解裡面的許多苦衷。傳統禮教規定閨中少女是不可以見陌生男子的，也就是說如果二姑姑當時突然告訴家人她與少年相愛了，那家人一定以此為傷風敗俗的家醜，這可是深為大家所羞恥的。所以二姑姑不能讓家人知道她的心思。那少年呢？也不敢。試想，書生雖然可以風流，但作為正經人家的讀書人，起碼的道德禮節還是要恪守的，否則被視為沾花惹草之徒，毀壞名節。於是兩人有意也只得私下相會。而一旦兩人偷歡被抓，即便有放佚風流的叔祖撮合周旋，無奈眾口鑠金，流言的威力哪能使他成全？眾人之辭大抵便是封建禮教的屠刀了。並且很荒唐的是，二姑姑居然可以被家人同意安排與靈牌成親，難道她的幸福家人就看的那麼輕？二姑姑終究是嫁給了一個死魂靈，19歲的少女按常理是不會輕易堅守住寂寞煎熬的，可她熬了下來，想其因由，不外乎兩種：一是心死，一是被迫。從故事中可得出二姑姑心死是一半，被迫也是一半。因為愛人已死，倍受打擊，而且丑聞眾人皆知，定難再嫁個好人家，於是乎只得從命。

二姑姑的蝴蝶，引出了她一生的悲劇，也引出了作品接下來的謎題：鬼屋。這是全文的中心所在。作者並未直言菉竹山房是鬼屋，而是用了《聊齋》式的布局。從見到老邁的二姑姑，到夜裡所見所聞所感，無一不透露著這菉竹山房確實像座「鬼屋」。

先從我見二姑姑說起。我初見二姑姑，感覺她老邁，「蒼白皺摺的臉沒多少表情。說話的語氣，走路的步法，和她老人家的臉龐同一調子：陰暗，凄苦，遲鈍。」接著又有幾句描寫房子的，「屋子高大，陰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諧調的。石階，地磚，柱礎，甚至板壁上，都染塗著一層深深淺淺的暗綠，是苔塵。一種與陳腐的土木之氣混合的霉氣撲滿鼻官。」當一個老婦人在年輕人眼中是這般景象時，難免會對她在這樣一座深宅中過活幾十年是多麼叫人驚奇。通過上述的描寫，感覺是七分像鬼的二姑姑便成了文中的一大神秘人物。

但我們得同時注意到另外一個神秘人物：陪伴她的丫頭蘭花。蘭花本是祖父的丫頭，後來撥給了二姑姑作服侍。她陪二姑姑住守了二十多年，「跟姑姑念經，學姑姑綉蝴蝶，她自己說不要成家的」。蘭花表面看似一個平凡的丫頭，但她在夫婦倆面前所表現出來的怪異舉動，如「蘭花拾起那隻大蝙蝠，輕輕放到牆隅里，囈語著似地念了一套怪話：福公公，你讓讓房，有貴客要在這里住。」 「蘭花放下竹葉把，瞪著兩只陰沉的眼睛低幽地告訴阿圓說：爺爺靈驗得很啦！三朝兩天來給奶奶托夢。我也常看見的，公子帽，寶藍衫，常在這園里走。」讓人聞之不由心頭發緊。這樣一個丫頭，為何會無緣無故念叨這樣的的話來？

不僅她，二姑姑也一樣在說怪話，「這些房子，每年你姑爹回家時都打掃一次。停會，叫蘭花再好好來收拾。福公公虎爺爺都會讓出去的。又說：這間避月廬是你姑爹最喜歡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來，叫我把它修葺一下。你看看，裡面全是新嶄嶄的。」不但讓阿圓神秘驚奇，連瞪眼，也順道在我們面前設下了個懸念：當年的那個少年已死幾十年，可二姑姑卻提及多此出現在這邀月廬，而且有蘭花作證：「我也常看見的，公子帽，寶藍衫，常在這園里走。」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真的有鬼？

隨後的風雨之夜，夫婦倆恐怖的經歷印證了這邀月廬果真有「鬼」。且看當時的場景——「大雨復作，一盞三支燈草的豆油檠搖晃不定，遠遠正屋裡二姑姑和蘭花低幽地念著晚經，聽來簡直是『秋墳鬼唱鮑家詩』；加以外面雨聲蟲聲風弄竹聲合奏起一支凄戾的交響曲，顯得這周遭的確鬼氣殊多。」這一切很自然地使夫婦倆談起《聊齋》的故事來。原本掛在西牆上的《鍾馗捉鬼圖》也栩栩欲活。我偶然瞥一眼，也不由得一驚，似乎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這恐怖的情狀讓夫婦倆輾轉難眠，可更驚怖的還在其後——「月光透過百葉窗，映照得滿屋凄幽。一陣颯颯的風搖竹聲後，忽然聽得窗外有腳步之聲……低沉的戚戚聲，如鬼低訴」。這簡直叫人毛骨悚然。此時突然高潮爆發了：女鬼現形了。

作者的這一幕《聊齋》式的鬼狐故事布局，帶出了全篇謎案的答案：兩個女鬼原來是二姑姑和蘭花。謎底的揭露不但揭開了「鬼屋」的神秘面紗，也告訴了我們一條破解二姑姑與蘭花所道敘的「姑爹鬼魂」的線索

㈥ 吳組緗簡介

簡介
吳組緗(1908.4.5-1994.1.11)，二十世紀著名作家，原名吳祖襄，字仲華，安徽涇縣人。1921年起先後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蕪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學。在蕪湖五中念書時曾編輯學生會創辦的文藝周刊《赭山》，並開始在《皖江日報》副刊發表詩文。1929年秋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1932年創作小說《官官的補品》，獲得成功。1934年創作《一千八百擔》。作品結集為《西柳集》、《飯余集》。 吳的作品，以皖南農村現實生活中經濟與制度的衰落為題材和鮮明的寫實主義風格享譽文壇，尤其是1933年創作的短篇《一千八百擔》，藉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會，具體而微地表現了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破產和宗教制度的分崩離析。這些作品後結集為《書柳集》和《飯余集》刊行。吳組湘的創作樸素細致，結構嚴謹，尤其擅長描摹人物的語言和心態，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堪稱寫皖南農村風俗場景的第一人。
1935年中斷學習，應聘擔任了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及秘書。1938年發起並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擔任協會理事。抗戰時期創作長篇小說《鴨咀澇》 （又名《山洪》），描寫抗日戰爭中農民民族意識覺醒的曲折歷程，塑造出章三官這個質朴善良、堅韌勇敢的農民形象，是抗戰文藝園地中的一朵奇葩。1946年至1947年間隨馮玉祥訪美，此後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任《紅樓夢》研究會會長。

吳組湘主要著作書目

西柳集（小說集） 1934年7月，上海，生活書店

飯余集（小說散文集）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書店

鴨嘴澇（長篇小說） 1943年3月，重慶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出版部出版，1946年改名《山洪》，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再版

吳組湘小說散文集 1954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說稗集（古典小說論評集） 1987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宿草集（小說集） 1988年4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拾荒集（散文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苑外集（文藝評論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宋元文學史稿（與沈天佑合著） 1989年5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㈦ 吳組緗的長篇小說是

吳組緗的長篇小說是：
西柳集（小說集））
鴨嘴澇（長篇小說）

吳組緗(1908.4.5-1994.1.11)，二十世紀著名作家，原名吳祖襄，字仲華，安徽省涇縣茂林人。

人物經歷編輯
1923年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短篇小說《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婦女》雜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說《鳶飛魚躍》，都具有鮮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結婚，回茂林當小學教員。
1929年秋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他曾與林庚、李長之、季羨林並稱「清華四劍客」；在清華大學時期，是吳組緗文學創作的高峰階段，1932年創作小說《官官的補品》，獲得成功。1934年創作《一千八百擔》。作品結集為《西柳集》、《飯余集》。他創作的小說《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樊家鋪》等，以鮮明的寫實主義風格享譽文壇。尤其是小說《一千八百擔》，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會，形象地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制度的衰落。吳組緗的創作樸素細致，結構嚴謹，擅長描摹人物的語言和心態，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堪稱寫皖南農村風俗場景第一人。1935年中斷學習，應聘擔任了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及秘書。1936年與歐陽山，張天翼等左翼作家創辦《小說家》雜志。1938年作為全國文藝
吳組緗
吳組緗
界抗敵協會發起人之一，與老舍共同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任協會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長篇小說《鴨嘴澇》(又名《山洪》)，描寫抗日戰爭中農民民族意識覺醒的曲折歷程，塑造出章三官這個質朴善良，堅韌勇敢的農民形象,是抗戰文藝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間隨馮玉祥訪美，此後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並歷任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理事，《紅樓夢》研究會會長。文革期間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
吳組緗從小就讀於私塾和他父親創辦的育英小學。1921年離開家鄉，先後回茂林同沈菽園女士結婚，在養正、福群小學任教員。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1933年升入清華研究院，專攻中國文學，畢業後去南京工作。1935年應聘擔任馮玉祥的國文教員，兼做秘書工作達13年之久。他自己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充滿深情地贊揚馮玉祥尊師重教：「馮玉祥愛國、主張抗日，擁護共產黨，很了不起。他是《三國演義》的信徒，學劉備三顧茅廬，尊重知識分子。他看過我的作品，請我去當國文教員。我二十多歲，他五十多歲，我每次去上課，他都到大門口迎接。坐下來講課，他雙手捧茶給我。他做好作文，雙手捧給我：『吳先生，請你給我改一改』。……」抗日戰爭期間，吳組緗參與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並當選為「文協」常務理事。武漢撤退後隨馮玉祥到重慶，在西南聯大執教。1946—1947年，曾隨馮玉祥去美國考察。回國後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教授，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10月後，吳組緗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擔任全國文學作者協會委員、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理事、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編委、北京市文聯委員、北京市作協副主席、《紅樓夢》研究會會長。解放初期參加過土地改革、赴朝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等社會活動。
吳組緗是我國著名的作家，他寫的小說、散文大多取材於家鄉。他的 《官官的補品》、《籙竹山房》、《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和《樊家鋪》等短篇小說，在文壇上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作品反映涇縣茂林一帶農村經濟破產、民不聊生的現實，對黑暗勢力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對底層人民寄予無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僅在語言、對話中採用了許多當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寫的對象也能在茂林一帶找到原型。他熟知當地人的喜怒哀樂，因而寫的十分傳神，可以說是典型的「鄉土文學」。他對茂林一帶的方言有種「偏愛」，這是一種文化層次較高、含義深刻、比喻生動而又大眾化和通俗型的語言。他寫的長篇小說《山洪》，是反映新四軍在皖南抗戰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話」來通篇閱讀。其中描寫的人物、掌故、生活場景和兒歌，都是當地人所熟知的，讀起來倍感親切。
他對家鄉充滿深情，用自己的筆耕之資一萬元人民幣，捐給茂林小學作為獎學金，意在培養人才。他說：「我在北大教書，每年高考之後我去翻新生名冊，希望有茂林的學生上北大念書。」他告誡家鄉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奮發進取精神，集中力量搞四化，關心教育，抓教育，培養人才，為四化做貢獻。

㈧ 歷史學的名作大家推薦些

姚雪垠《李自成》。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林語堂《京華煙雲》。茅盾長篇小說《子夜》，短篇小說《林家鋪子》，評論《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老舍《駱駝祥子》、《四世同堂》。錢鍾書《圍城》。吳強《紅日》。孫犁《荷花澱》、《蘆花盪》，《風雲初記》、《鐵木前傳》。袁珂《中國古代神話》。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集《野草》，《秋夜》是《野草》中的第一篇，發表於1924年12月。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二心集》、《偽自由書》、《且介亭雜文》等。《阿Q正傳》寫與1921年，是魯迅唯一的中篇小說，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郁達夫（1896-1945），浙江富陽人。創造社主要成員。代表作有小說《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遲桂花》等。郁達夫認為「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而他常常在作品中抒發自己的主觀感受，或在某種人物身上投上自己的影子。
葉聖陶（1894-1988），又名葉紹鈞，江蘇蘇州人。文學研究會主要成員。代表作有短篇小說《潘先生在難中》、《抗爭》、《多收了三五斗》，長篇小說《倪煥之》等。葉聖陶是在「五四」文學革命的第一個十年中，以「冷靜地諦視人生，客觀地寫實地描寫著灰色的卑瑣人生」（《（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論》）為主要特色的作家。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fu2）甘，1904年生，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有中長篇小說《滅亡》、《新生》、《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寒夜》等。《家》是巴金的代表作，和《春》、《秋》合稱為《激流三部曲》。這部小說自1931年問世以來，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社會影響，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家》描寫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以祖孫兩代的矛盾沖突為線索，通過梅、鳴鳳、瑞珏三個女子的血淚悲劇沉痛地控訴了封建制度對年輕生命的摧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惡及其腐朽沒落，同時熱情地歌頌了青年一代民主主義的覺醒及其反封建斗爭。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桐鄉縣烏鎮人。文學研究會主要成員，代表作有中長篇小說《蝕》（三步曲）、《子夜》、《腐蝕》，短篇《春蠶》、《林家鋪子》、散文《白楊禮贊》等。《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發表於1933年，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這是一部企圖從正面來展開30年代中國社會階級斗爭的全貌並揭示出各個部分之間內在聯系和發展趨勢的作品。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主要作品有《從文小說習作選》、中篇小說《邊城》、《長河》、散文集《湘行散記》等。《邊城》以湘西小山城茶垌及附近鄉村為背景，描寫一個撐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孫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與船總的兒子天保、儺（nuo2）送之間曲折的愛情故事。作品通過對男女之愛、親屬之情、鄰里之睦等世態人情的細膩刻畫，生動地展現了邊城人民的健康、優美、質朴的民風和人情。表達了作者內心對理想人生的執著追求。翠翠這一少女形象，更是沈從文嚮往的優美人性與人情的化身與極至。青山綠水和古樸的環境，造就了翠翠清澈秀明的性格，她美麗、熱情、純真，心懷美好的憧憬與期待，依循古老的法則、傳統的方式生活著。作者通過這一形象，謳歌一種淳厚的象徵著「愛」與「美」的人性與人生。
吳組緗（1908-1994），安徽涇縣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說《一千八百擔》，長篇小說《山洪》等。
艾蕪，原名湯道耕，1904年生，四川新都縣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南行記》、《南行記續篇》，長篇小說《山野》、《百煉成鋼》等。艾芙早年曾在雲南西部的群山中度過一段流浪生活，以這為基礎，走上了創作的道路。《山峽中》是他早期作品中的名篇。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人，生於北京。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成員。新中國成立前，主要從事小說創作。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短篇小說《月牙兒》、《斷魂槍》等。《斷魂槍》發表於1935年。小說故事背景是晚清時期。帝國主義用洋槍洋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閉關鎖國、老大自居的中國迅速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地社會，資本主義的狂風震撼著古老中國的傳統生活、傳統文明。「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
張天翼（1906-1985），原名張元定，湖南湘鄉人。主要作品有《張天翼小說選集》、中篇《清明時節》等。張天翼是左聯時期涌現出來的現實主義諷刺作家。他善於用輕松明快的筆調，暴露和諷刺生活中的庸俗、可笑和丑惡。1983年發表的《華威先生》就是他出色的代表作。
沙汀，（ting1）原名楊朝熙，1904年生，四川安縣人。主要作品有《沙汀短篇小說選》，長篇《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等。《在其

㈨ 57、吳組緗《菉竹山房》中所寫菉竹山房的景物有什麼特點其作用是什麼

吳組緗《菉竹山房》中所寫菉竹山房的景物特點：自然風光如詩如畫，充滿勃勃生機，大寨子陰森可怖，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小說通過對菉竹山房這一中心景物的描寫，營造了人物生活的環境和分為。寫菉竹山房正是為了突出生活其間的主人、景物與人物有著互滲關系和比喻關系。

(9)吳組湘推薦古代白話小說擴展閱讀：

《菉竹山房》作品通過二姑姑年輕時期的戀愛、婚姻悲劇，深沉地表達了對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控訴。一個「聰明年少的門生」，一個擅長女紅的青年姑娘，從相互「羨慕」而有了戀情。

可是，當時的環境竟無法容忍他們的相愛而從此受盡「鄙夷」。少年「船翻身亡」，姑娘才得以「麻衣紅綉鞋，抱著靈牌參拜家堂祖廟，做了新娘」。作品的深刻性就在於：二姑姑的戀愛失敗，卻又以「迎了靈柩」成婚並了此一生。

㈩ 吳組緗的作品簡介

《一千八百擔》是吳組緗短篇小說的上品。小說採用了類似《子夜》的截取生活橫斷面的結構方式，通過描寫某鄉鎮宋氏祠堂的一個開會場面，以對家族義庄一千八百擔積谷的處理為核心，暴露了封建大家族內部明爭暗鬥的一幕，展現了農村經濟的破敗，階級對立日趨激化的政治斗爭形勢。小說以「義谷」的處置因多方爭持終無著落，飢餓的農民沖進祠堂，搶走積谷作結。這一主題邏輯之外，小說的鮮明特點在於作者精心編織的祠堂機會的戲劇性場景和結構。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兩萬余字的篇幅中細致、生動地展現了祠堂議事的紛繁、鬆弛、無聊而又無奈的場面。魚龍混雜的大家族原本是衰敗、空虛的一群，更經不起時代階級斗爭的風雨，一種封建宗法社會的末世景象躍然紙上。作者顯示出了極為高超的描寫與結構的技巧，對宗法社會的認識與剖析能力、人物刻畫與對話的精巧等，在現代短篇小說藝術中都不可多得的。
《鴨嘴澇》描寫了貧苦農民章三官不堪壓迫走上了反抗之路，在抗日烽火中不斷覺醒、成長，參加了新四軍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和侵略者英勇戰斗的故事。小說前半部生活氣息濃郁，後半部則較多說教性、概念化的內容，影響了作品的整體水平。
《天下太平》恰似茅盾的《林家鋪子》的續篇，更深入地展現了農村經濟破產後下層人民的悲苦生活和被逼無奈而鋌而走險的命運。但在故事的編排上，由於作者的有意鋪排和渲染，就像魯迅所說的，顯得「過於巧合，在一剎那中，在一個人身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
《樊家鋪》中通過線子嫂和其母親矛盾的悲劇，展現了商業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對立，以及經濟困頓導致人性扭曲的農村悲慘現實。
《菉竹山房》是吳組緗小說中最富有詩意的作品。透過對菉竹山房的描寫和窺房的奇遇，小說用清雋的筆調寫出了被壓抑的人性，也寫出了封建舊文化的灰暗和陰森。其中，細致的細節描繪代替了抽象的心理剖析，顯示了作者將傳統文學技法運用於現代小說藝術的獨到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