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之帝陈遇小说

① 什么是中国风音乐

中国风是指具有中国民族特色风格的某一种事物,在流行乐坛的洪流中缓慢发展，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近几年，中国风流行歌曲走向了完善和成熟，歌曲的旋律变得多姿多彩。从单一的中国古典韵味逐渐形成了将中国独特的民族音乐元素、乐器和西方流行音乐元素、乐器相融合的多元化的乐曲风格，曲作者将京剧、民歌、地方戏曲运用到歌曲当中，乐器的应用上不仅有电声、吉他、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还加以二胡、竹笛、古筝等中国民族乐器。中国风流行歌曲到现在可谓是风靡世界，那么伴随着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日趋流行，中国风歌词也逐步走向了成熟，从开始的直接采用古诗词作为歌词到现在将中国古典文化和古诗词相结合的白话歌词，在其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特点：1. 中国风的歌曲多采用“宫调式”的主旋律。（五音调式是我国特有的民族调式。五音的名称分别是：宫、徵、商、羽、
角。以宫音为主音的调式称为“宫调式。 2. 在音乐的编曲上大量运用中国乐器：如二胡、古筝、箫、琵琶…… 3.
唱腔上运用了中国民歌或戏曲方式。 4. 题材上运用了中国的古诗或者传说故事。

方文山填的词就比较中国风~

② 有没有有关音乐的知识

中国音乐
正式的中国音乐历史文字记载，始于周朝。
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中国音乐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1>史前古乐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 骨笛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骨笛溯源于公元前距今8000年左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吹奏乐器。其中的一支七孔骨笛保存得非常完整，专家们进行过实验，发现仍然能使用该骨笛演奏音乐，能发出七声音阶。但中国古代基本上只使用五声音阶。
<2>古代音乐
中国古代“诗歌”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民大众口头传唱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比如汉代的官方诗歌集成，就叫《汉乐府》，唐诗、宋词当时也都能歌唱。甚至到了今天，也有流行音乐家为古诗谱曲演唱，如苏轼描写中秋佳节的《水调歌头》还有李白的《静夜思》。
中国古代对音乐家比较轻视，不像对待画家，因为中国画和书法联系紧密，画家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朝时甚至可以“以画考官”（其实也是因为宋徽宗个人对绘画的极度爱好）。乐手地位较低，只是供贵族娱乐的“伶人”。唐朝时著名歌手李龟年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现在的人知道他也是因为他常出现在唐诗中，受人赞扬。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认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精通“琴棋书画”，所谓的“琴”就是流传至今的古琴。不过古琴只限于士大夫独自欣赏，不能对公众演出。古琴音量较小，也是唯一地位较高的乐器。
总结：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发展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没有能留下更多的书面资料。但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民间则更是充满了多彩的旋律。
<3>夏、商时期音乐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4>西周、东周时期音乐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三声]、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5>秦、汉时期音乐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6>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音乐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7>隋、唐时期音乐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竺（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8>宋、金、元时期音乐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9>明、清时期音乐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论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干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灯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京剧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10>近代音乐
19世纪末，中国被迫开放南方沿海，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和乐器，广东音乐首当其冲，首先吸收西方和声方法，创造了新乐器扬琴和木琴，发展了乐队合奏的音乐，至今广东音乐仍然有其独特的魅力，是中西结合比较成功的典范。
1838到1903年(即狭义的“学堂乐歌”运动兴起前的六十多年)教会音乐也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赴华数量增加，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往往用唱圣诗来做为辅助方法，因此半音等概念都得到了传播。 近代乐器民间音乐家为中国乐器的演奏发展创造了新的阶段，二胡作曲家刘天华创作了大量的二胡独奏曲，如《良宵》、《光明行》、《江河水》等，演奏家华彦钧（瞎子阿炳）创作了《二泉映月》等二胡和琵琶曲。尽管当时时世动乱，但中国民族音乐不论在独奏和乐队合奏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很多到海外留学的中国音乐家回国之后，开始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也开始用五线谱纪录新作品。大城市里组成了新兴交响乐团，混合欧洲古典音乐和爵士乐，在音乐厅和收音机里非常流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达到其鼎盛时期。
虽然使用西方的乐器和音乐手段，但通俗音乐仍然是以中国的方式，即旋律为主，五声音阶为主，才能受到最多人的喜爱。周璇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表演家之一，是当时通俗音乐的代表，其为电影《马路天使》演唱的主题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一时极为流行，符合当时的民众的抗日情绪，被称为“金嗓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流行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交往也不断增加，为此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学习、演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各民族的民歌乐曲，在中国广受欢迎，从此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开始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中国民族乐队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民族器乐交响曲。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每年春节，都会被邀请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并座无虚席。
在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香港邓丽君开创的演唱方式，使中国通俗音乐发展到一个高峰，具有中国音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邓丽君在美国开演唱会时，吸引得许多舞台剧务美国人在后台全程欣赏，虽然他们听不懂中国唱词。
10-1、革命音乐
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音乐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是用国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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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陈遇传

陈遇，字中行、祖先足曹州(今山东曹县)人。高祖父曹义甫，是宋朝的翰林学士，移居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子孙便安家在这里。陈遇秉性深沉纯粹、勤学博览，精通《周易》卜筮学。元朝末年做温州府学的教官，后来辞官隐居、学人称他为静诚先生。太祖息帝统兵渡江南下，……陈遇到了，太祖同他谈话后非常高兴，就留他参议机密大事，日益受到亲信。太祖做吴王，授予他供奉司丞的官职，陈遇推辞了。太祖做了皇帝，三次授予他翰林学土，他又都推辞了。……洪武三年(1370年)奉命到浙江考察民间疾苦，回朝后被赏赐金帛。封做中书左丞，又推辞了。第二年大祖召他在华盖殿答诏问，赐予座位，叫他草拟《平西诏》的文章。授予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再次推辞。西域进贡好马，陈遇援引汉时西域进贡“天马”的旧事来加以规劝。封做太常少卿，他坚决推辞。强迫他，也不行。最后封做礼部尚书，又坚决推辞。皇帝深思了很长时间，听从了他，从此以后不再强迫他做官。皇帝曾经态度平和地说要封给他儿子官职，陈遇说：“我的三个儿子年纪都小，学业没有成就，请求等以后再说。”皇帝也不能勉强。

④ 明清皇帝御用的宫廷画师有哪些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百废待举，凡事以朴实节俭为准，禁奢侈华靡。京城金陵的三殿、六宫建成，亦不施图画。然而，出于政治教育、树碑立传、宫殿装饰等需要，他也征召天下善画之士，入内廷供奉，绘制历代孝行图、开国创业事迹、御容、功臣像等。有的长期供事于内府，如沈希远、赵原、王仲玉、盛著、周位、陈遇、陈远等人；有的临时召入，事毕遣回，如相礼、孙文宗；也有少数画家因画御容称旨，被授官职，供奉于翰林，如沈希远被授以中书舍人，陈远授予文渊阁待诏。
明成祖朱棣也少谙文墨，然他已开始重视书画艺术的功用。迁都北平后，所营建的宫殿、寺观，需要大量负责装饰布置殿门官壁、室内画屏、窗根楣枋的艺匠，因此曾遍征天下知名画士至北京服务，其中包括画匠、裱工、木工、漆工等技艺之士。为书写诏敕、史册、文翰，也需要大批善书之士。明成祖曾试图仿效宋代翰林书画院体制，建立明代的翰林书画院，后因几次亲驾北征而未能实施。然他对能书善画的入选者也作了安排，外朝华盖、谨身、文华、武英、文渊几处殿阁中，各有因艺事称旨而挂职者，翰林院、工部营缮所和文思院也有隶属者，官衔则有各殿阁待诏、翰林待诏，营缮所丞、文思院使等，如文渊阁待诏陈运、翰林待诏腾用亨、翰林编修朱芾、工部营缮所丞郭纯等人。有的不授官而仅称供事内府、内廷供奉。其时的组织机构和职称升迁还不很完善，仍属初创阶段。
明宣宗宣德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画坛也十分活跃。宣宗朱瞻基雅好诗文书画，尤擅绘事，经常将御作书画赏赐臣下。皇帝的爱好与倡导，使明代院画日趋昌盛。宣宗以恢复两宋画院盛况为目标，除永乐时入的供奉的画家边文进、谢环、郭纯等人继续留任外，还从江浙一带广泛征召民间高手如周文靖、李在、马轼、倪端、商喜、孙隆、石锐等人，一时名家云集。供奉内廷画家除少数安排原机构外，大多隶属于仁智殿和武英殿。所授职衔也有所提高，尤其授以锦衣卫武官名衔，领薪俸而不司军职，有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级别，官位都较高。
嗣后的成化朝朱见深、弘治朝朱祐樘，均擅长绘画，“宪庙、孝庙御笔，皆神像，上识以年月及宝”。当时画院内名家也很多，主要有林良、吕纪、吕文英、殷善、郭诩、王谔等人。隶属和授职治袭宣宗，院画创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并形成明“院体”的时代特色，宫廷绘画遂达到鼎盛时期。
明武宗正德以后，随着朝廷的日趋腐败，以及画坛上“吴派”文人画的崛起，宫廷绘画日见衰败，至明中期后即销声匿迹。画院机构虽存，但各家寥落，大多属于滥以充数者。由于明代画院主要靠荐举选召人才，无严格考试制度，前期荐举循规蹈矩，若徇情滥举便加惩罚，如宣德元年边景昭受贿荐举了陆悦、刘生两人，结果，边景昭被罢为民，陆、刘二人交刑部治罪。由于宫廷画家升迁无定制，多凭君王及主管宦官的好恶授官，自宪宗朝始，出现了命中官传旨而得官的“传奉官”，“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以后数罢数复，正德后即不可收拾。太监刘瑾专权时，文华殿书办张骏，骤擢至礼部尚书，连装潢匠役，亦授官秩滥以充数和滥授官职，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耻与为伍，画院杰才日稀。所知稍有名气者惟正德朝朱端、万历朝吴彬、崇祯朝文震亨，但他们的取材和画风都已游离于“院体”，个人面貌也殊少新意，在画坛几乎不起影响。
明代虽未正式建立类似宋代翰林书画院的机构，但确有不少画家入内廷供奉，并安置在有关机构；虽在考核、升迁、授职等方面无衡定制度，但也有专门的挂职机构。因此，应该承认明代有画院组织。据史籍记载，明初已有“画院”称谓出现，永乐至弘治年间的丘濬（1418—1495年）在一首题林良《画鹰图》的诗中即曰：“仁智殿前开画院，岁费鹅溪干匹绢。”同时期的徐有贞（1407—1472年）在“题肖节之所藏张子俊山图”诗中亦说：“先皇（明成祖朱棣）在御求名画，画院人人起声价。”尔后的画史更屡次提及画院，如朱谋至《画史会要》记：“周元素，太仓人，高庙取入画院。”钱肃乐《太仓州志》记：“范暹，字启东，画翎毛花竹。永乐中入画院。”诚然，明代的画院在机构、制度、授职等方面均不同于宋代，也不及宋代正规和完备，故画院也不如宋代兴盛。对此，前人亦已明察，明于慎行在《谷城山馆文集》中即曰：“宋徽宗立书画学，书学即今文华殿直殿中书，画学即今武英殿待诏诸臣。然彼时以此立学，有考校，今只以中官颂之，不关艺院。”
清代在宫廷中供职的画家，绝大部分为来自民间的职业画家，另外还有若干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画家。画家无专门职称,康熙、雍正时称为“南匠”,乾隆时改称“画画人”。画家分派在各宫殿作画，称为“某某宫画画人”，见于记载的有“慈宁宫画画人”、“南薰殿画画人”、“启祥宫画画人”、“如意馆画画人”、“咸安宫画画人”“礼器馆画画人”“春雨舒和画画人”等。较著名的宫廷画家，顺治时有孟永光、张笃行、王国材、黄应谌等；康熙时有王崇节、顾铭、顾见龙、孙阜、王敬铭、叶洮、刘九穗、邹元斗、文永丰等；康熙至雍正时有王云、焦秉贞、冷枚、沈嵛、徐玖、金永熙、佘熙璋、顾天骏、邹文玉、徐名世、李、班达里沙、孙威凤等。雍正至乾隆时有金昆、贺铨、唐岱、郎世宁、陈善、陈枚、吴璋、丁观鹏、丁观鹤、张为邦、王幼学、戴正、福隆安、沈源、戴恒等；乾隆时有陈士俊、王岑、王致诚、程志道、孙、余省、余、周鲲、唐岱、张宗苍、卢湛、吴、金廷标、艾启蒙、张雨森、姚文瀚、张廷彦、贾全、程梁、沈映辉、陆授诗、陆遵书、方琮、袁锳、徐扬、王炳、杨大章、黄增、谢遂、李秉德、罗福、杜元枝、贺清泰、安德义、潘廷章、缪炳泰、陆灿等；乾隆至嘉庆时有冯宁、沈焕、沈庆兰、庄豫德等；道光至光绪时有沈振麟、沈贞、沈全、沈士杰、沈士儒、焦和贵、陈兆凤、张恺、屈兆麟、缪嘉蕙等。
明代没有正式的翰林图画院，但组织了大批的画家为宫廷服务。洪武初 期，画家临时奉诏入宫，随意授以职衔。如沈希远为朱元璋画像称旨，授中 书舍人。陈远同样为朱元璋画像称旨，则授以文渊阁待诏。当时主要任务是 为皇帝画肖像（有沈希远、陈远、孙文宗、陈■等）和为皇宫及皇室寺院画 壁画（如周位、盛著、卓迪、上官伯达等）。画家大部分来自江浙地区，画 风各随原来面貌。由于朱元璋的个性猜忌，赵原和盛著竟以画“不称旨”被 处死，周位则“以谗死”，使明代的宫廷画家们，不敢大胆地放手创造，影 响了宫廷画的发展。宣德至弘治（1426—1505 年）时期，由于宣宗朱瞻基、 宪宗朱见琛、孝宗朱佑樘均好绘画，其本身也能作画，遂使宫廷画盛极一时， 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宫廷画师。这时画家多安置在仁智殿、武英殿、华盖殿 等处，准备随时奉诏，并授以锦衣卫镇抚、百户、千户、指挥、都指挥等武 职官衔。锦衣卫本为皇帝的禁卫仪仗，后成为特务组织，声名狼藉。画家授 以锦衣卫各级职衔，是为了便于领取俸禄（锦衣卫无常员，可以随意安置） 和接近皇帝，随时听召。嘉靖以后，随着明帝国的衰落，宫廷绘画也跟着衰 落了。
明代宫廷人物画多继承南宋宫廷历史故事画风，内容大都与王朝的政治 需要有关。现存的宫廷人物画中，题材多称颂前代圣主贤臣，以及描写宫中 行乐等。重要的画家有：倪端，字仲正，宣德时召入宫中，作品有《聘庞图》， 描写三国时刘表延请庞德公故事。商喜，字惟吉，宣德中授锦衣卫指挥，作 品有《关羽擒将图》，描绘三国时关羽水淹七军活捉庞德故事。刘俊，字廷 伟，官锦衣都指挥，作品有《雪夜访普图》，画宋太祖赵匡胤私访赵普故事， 宣传半部《论语》治天下。谢环，字廷循，宣德时为锦衣卫指挥，作品有《杏 园雅集图》，描绘当时在朝官吏杨一清等人的一次集会，是一幅群体肖像画。 宫廷山水画主要继承南宋马远、夏圭的风格，并参以北宋郭熙等技法。 重要画家有：李在，字以政，宣德时与谢环、石锐、倪端同时被皇帝恩宠， 待诏仁智殿，作品有《阔渚晴峰图》等。王谔，字廷直，弘治时供事仁智殿， 曾被孝宗朱佑樘誉为“今之马远”，可见其画风与马远十分接近，但较之马 远平稳、完整而细腻，作品有《江阁远眺图》等。朱端，字克正，正德间以画士直仁智殿，后授锦衣指挥，画风学郭熙，作品有《烟江远眺图》等。
清代没有画院的设置，只在内务府造办处中有画画处和如意馆，负责组 织画家为宫廷服务。画家地位低下，或称“南匠”，因画家多系南方人之故， 或称“画画人”。画家来源或为原在宫中服务的画家子弟，或大臣推荐，或 画家毛遂自荐，均经考核再录用。其中也有大臣如王原祁、蒋廷锡等，虽也 创作绘画为宫廷所用，则不在此中。
顺治初见于记载的宫廷画家只有黄应谌一人。康熙时有唐岱、焦秉贞、 冷枚等。唐岱山水得王原祁指授，画风亦相近。焦秉贞善山水人物，用透视 法，受西方的影响，冷枚为焦秉贞的学生，以人物仕女见长。其后至乾隆时 期，画家有丁观鹏、姚文瀚、金廷标、余省、张宗苍、徐扬、陈枚等。他们 的作品艺术成就远不及宋代和明代。最具有清代宫廷绘画特色并创造出了艺 术成就的是宫廷中的一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画家，他们中有意大利人郎世 宁、安德义、潘廷章，法国人贺清泰、王致诚，波希米亚人艾启蒙等。他们 根据官廷的需要与爱好，用中国的作画工具，综中、西不同的观察和表现方 法，如人物用西法，背景则为中法，或背景用中国画家来画；面部塑造采用 正面光，减轻明暗对比度，以适合中国传统欣赏习惯等等，因而创造出一种 新的风格。这批画家中，以郎世宁成就最高。
郎世宁（1688—1766 年），原名朱塞佩•迦斯底里奥内，意大利米兰人。
1715 年来中国广州。康熙末年被荐入宫充当宫廷画师。他在近五十年中，为 宫廷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深受皇帝特别是乾隆弘历的宠爱。1747 年曾奉命参 加长春园内欧式建筑的设计。70 岁时，皇帝为之举行庆寿仪式，死后赏三品 顶戴、恩给侍郎衔。在清代宫廷画师当中，郎世宁受到的荣宠是最突出的。 郎世宁为雍正、乾隆两帝及其后妃、子女画了不少肖像画，这些作品真实生 动，融合中西技法，丰富了中国肖像画创作手法。每逢宫中有重大事件；皇 帝则命他为之作图纪实，如《哈萨克贡马图》、《乾隆帝阅马术图》、《乾 隆帝万树园赐宴图》、《塞宴四事图》、《木兰哨鹿图》、《阿玉锡持矛荡 寇图》等。这些作品虽然为歌颂皇帝及其武功之作，但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 历史事件，弥足珍贵。他还画了大量的花鸟走兽画，如《十骏图》、《白鹰 图》、《郊原牧马图》、《海西知时草图》、《羚羊图》等，画法细腻逼真， 但限于技法束缚，某些地方缺乏生气。此外，也有少量的油画作品和铜版画 作品。最有名的《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十幅，是由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 安德义共同创稿后，送到法国刻版印制的。郎世宁在宫内还培训了一批学生， 有丁观鹏、王幼学、王儒学等。在促进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和架设友谊桥 梁上，郎世宁等宫内西方画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⑤ 急求！《明史·陈遇传》译文！！！

陈遇，字中行、祖先足曹州(今山东曹县)人。高祖父曹义甫，是宋朝的翰林学士，移居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子孙便安家在这里。陈遇秉性深沉纯粹、勤学博览，精通《周易》卜筮学。元朝末年做温州府学的教官，后来辞官隐居、学人称他为静诚先生。太祖息帝统兵渡江南下，……陈遇到了，太祖同他谈话后非常高兴，就留他参议机密大事，日益受到亲信。太祖做吴王，授予他供奉司丞的官职，陈遇推辞了。太祖做了皇帝，三次授予他翰林学土，他又都推辞了。……洪武三年(1370年)奉命到浙江考察民间疾苦，回朝后被赏赐金帛。封做中书左丞，又推辞了。第二年大祖召他在华盖殿答诏问，赐予座位，叫他草拟《平西诏》的文章。授予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再次推辞。西域进贡好马，陈遇援引汉时西域进贡“天马”的旧事来加以规劝。封做太常少卿，他坚决推辞。强迫他，也不行。最后封做礼部尚书，又坚决推辞。皇帝深思了很长时间，听从了他，从此以后不再强迫他做官。皇帝曾经态度平和地说要封给他儿子官职，陈遇说：“我的三个儿子年纪都小，学业没有成就，请求等以后再说。”皇帝也不能勉强。

⑥ 陪伴朱元璋二十多年，陈遇为何还能安然无恙

估计大家对朱元璋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朱元璋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在元朝末期的时候，朱元璋带领着军队发动了起义，之后在各路人员的帮助之下，成就了帝业，而帮助朱元璋成就帝业就有很多人，其中有刘基、朱升等擅长政治的文官，也有许多擅长武术的武将，但是有许多人因为太过于张扬而被朱元璋所杀。而陈遇曾辅助了朱元璋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最后因为他的智慧没有让朱元璋讨厌他，所以才得以善终。

之后朱元璋曾多次邀请陈遇去朝廷中做官，但陈遇全都委婉的拒绝了。当陈遇生病的时候，朱元璋还经常去看望他，赏赐给他许多药物，让他在皇宫中沐浴。在陈遇去世之前，一直都在帮助朱元璋处理政事，而没有接受任何的官职，而这正是陈遇最聪明的地方，陈遇懂得保护自己。

⑦ 中国音乐历史分哪些时期和其特点

（前221—公元960）这段历史将近1200年，它同样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包括秦、两汉、三国、晋（前221—公元420年），后一时期为南北朝、隋、唐、五代（420—960年）。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歌舞大曲是音乐的主要形式。它们的区别则在于：前一时期汉族音乐是主要的音乐成份，后一时期经过历史上空前的中外各族音乐大交流而达到了歌舞音乐的峰巅。
秦立国很短，只有14年时间，但它却并不是过渡性质，而是开创性质，汉只是承袭秦的制度而已。在音乐上，汉就承袭了秦创立的乐府机构。秦代管理音乐有两大机构。其一是“太乐”，从属于“奉常”，“奉常”是掌礼的，所以“太乐”是管的礼仪音乐。另一就是“乐府”，从属于“少府”，“少府”的职能是搜罗全国各地的物品供皇帝挥霍，所以“乐府”也就是搜罗各地有特色的歌舞供皇帝精神享受的机构了。
乐府在汉武帝时（前140—前87）受到格外重视，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搜集了“赵、代、秦、楚”（相当于今天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广大地区的民歌，又请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歌词，由李延年作曲。李延年是富有音乐传统的中山地方的人，父母兄弟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伎人。李延年因为善舞的妹妹受汉武帝宠幸而被封为“协律都尉”，这是个不见于常设职位的临时封赠，但李延年在这个职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智。所谓“协律”，指音乐的创作和演出，李延年善作曲，也善改编新曲，人们称他的音乐是“新声”、“新声曲”、“新变声”。
从汉武帝时开始，乐府越来越庞大，起初宴会娱乐，不过歌童歌女70人演唱，另有乐队伴奏，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到后来乐府属下已有八百多人，所以到公元前7年，就不得不取消乐府，但被裁撤的却大都是各地的演唱演奏人才，剩下的小部分则被分配入“太乐”，改从事雅乐活动。但二百年间，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的一百年间，乐府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代虽无乐府的名目，但基本上有着相应的建置，而且后代把与乐府搜集的歌谣相似的歌体也都称之为“乐府”。

乐府搜集的最有名的歌曲形式叫“相和歌”。“相和歌”本是民间的无伴奏“徒歌”，往往一人唱，几人和，在这个基础上加丝类、竹类乐器伴奏，也就是“丝竹更（交替）相和”，就称为“相和歌”。丝竹类伴奏乐器有琴、瑟、筝、琵琶、笛、笙、篪，而由歌唱者敲节鼓统一节奏。相和歌的结构形式比较多样，既可以一曲到底，不分段落，也可以分两个以上段落，每个段落称为一“解”。结构较为大的，后来也称为“大曲”，“大曲”有时前面有相当于引子的“艳”段，后面有尾声性质的“趋”或“乱”段。这样的结构形式，已可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或情感。相和歌已明确有几种不同的调高，并记明哪首乐曲属哪个调，我们虽然从秦以前的乐器和文献记载上知道，早就有调高不同的现象，但那时却没有调名。确立调名，是相和歌中才有的。相和歌的五个基本调名叫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其中前面三调在晋以后为清商乐专用，又称“清商三调”。

平调以黄钟为宫，所以平调就是正调的意思，也就是基本调。瑟调和清调，分别是平调的下四度和上四度调，它们是在乐器上最易转换的近关系调。但是在笛上，这三个调的名称并不相同。平调，笛上称正声调；瑟调，笛上称下徵调；清调，笛上称清角之调。以正声调为标准，其它调的宫音相当于正声调的什么音，就叫什么调。详见下表：
律名
阶名
调名
黄
钟
大
吕
太
簇
夹
钟
姑
冼
仲

吕
蕤
宾
林
钟
夷
则
南
吕
无
射
应
钟

平调（正声调）
宫
-
商
-
角
-
-
徵
-
羽
-
-

瑟调（下徵调）
-
-
徵
-
羽
-
-
宫
-
商
-
角

清调（清角之调）
徵
-
羽
-
-
宫
-
商
-
角
-
-

清商乐是相和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东晋政权南迁（4世纪初）以后，南方的音乐随着有了更显著的地位。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地歌曲在战国时本就有名，称为“吴”，现在则被呼为“吴声”；长江中游早就出名的“楚声”在新的时代叫做“西曲”。它们都是在原地新发展起的声乐，不能理解成旧调新唱。吴声、西曲和南迁后带来的以北方民歌为主的相和歌合流，当时给了个新名字，就叫“清商乐”，也简称“清乐”。吴声、西曲都是短小的歌曲，一般为四句，有时在前面加一引子，或后面加一尾声，称为“和”或“送”。和相和歌的“艳”、“趋”（“乱”）不同的是，相和歌的这些段落有时并不歌唱（估计应为器乐段落），吴声和西曲则一律是歌唱的，而且多半是合唱。
秦汉以后，钟、磬在乐队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竽、瑟代替，一钟双音慢慢就失传了。竽和瑟可以演奏旋律性强和比较快速的乐曲，西汉的著述中形容弹瑟的双手在弦上起落，犹如飞速上下绕飞的小虫“蠛蠓”，可见旋律进行之快。擅长烘托庄严肃穆气氛的钟、磬是不能与之相比的。瑟无论在制作上和演奏上在汉代都达到了高峰，例如其“挥”的演奏方法（即以一个手指飞快地往返拨弦）已十分普遍，以致可以作为拨弦演奏的通称。而这一方法失传后只是近代才用于筝演奏（筝的“摇指”，与古代瑟的“挥”近似），瑟的双手齐弹或轮流演奏旋律的手法也只是近代才又在筝上出现。琴在汉以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土的西汉琴还是半截音箱，半截实木的构造，比瑟要简陋得多。但它小巧，方便，很受文人的重视，也就容易得到改进，大约魏晋之时，琴的形制便与今天流行的差不多了。筝也是东汉末发展起来的乐器。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的秦，但那时是作为粗糙而不入耳的乐器被提起的。西汉时其地位并未改变。东汉末，筝的形制也由半截音箱改为通体音箱，和琴一齐向瑟靠拢。（中国历史上的弦乐器本来有两种类型，估计是两种文化来源，一种是瑟，通体是音箱，另一种是琴、筑、筝，都是一半为实木，一半为音箱。但最晚不过魏晋，就全部归并为通体音箱的结构了。）改进了的筝立即成为重要乐器，因为它比瑟小，音区比瑟高，出音脆亮，演奏技巧又比瑟简单，于是逐渐替代了瑟。（东晋以后，瑟的形制已失传，又反过来模仿筝形造“瑟”，不过只是“大筝”而已，没有实际演奏价值，因此渐渐沦为“摆设”。）竽、瑟为主的乐队又变而为竹、笛、筝为主了。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乐器还有琵琶和箜篌，这两种实际上都是外来乐器，古籍中也有说是自己造的，应系伪托，不可信。箜篌分卧、竖两种，其实是来源不同的两类乐器。卧箜篌似瑟而小，七弦、面上有通品，用拨弹奏。竖箜篌类似竖琴，但要小得多，用双手拨奏。琵琶是直柄连接扁圆体共鸣箱，柄上设有通品的四弦乐器。《晋书》记载说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今出土南朝墓画像砖上所画阮咸像，阮咸手持用拨弹奏的，正是当时的琵琶南北朝以后，梨形音箱的曲项琵琶兴起，这种直柄的琵琶便被淘汰、遗忘了。到唐代，从古墓中出土的直柄琵琶，一般人已不认识，经请教专人，才知是阮咸善弹的琵琶。因此就称它为阮咸，今或简称“阮”。
秦汉以后，祭祀乐舞相对前代势头已有下降，而一般用于宴饮场合的舞蹈比秦以前却活跃得多，这些舞蹈称为“杂舞”。著名的有《盘舞》、《[革卑]舞》、《铎舞》、《拂舞》、《白[贮]》（“贝”换成“纟”），这些舞的名目，指明了舞的导具，例如《舞》用有柄小鼓，《铎舞》执铎，等等。《舞》则以盘覆地（多为七盘），外加扁鼓（一鼓或二鼓），舞者即舞蹈于盘、鼓之上，兼踏鼓加强节奏。为杂舞伴奏的乐队，有学者认为是黄门鼓吹。其主要乐器有建鼓、竽、瑟、箫（排箫）、埙，外加钟、磬。今之学者一般以为汉魏大曲均有舞蹈，但这是仅仅根据“凡诸大曲竟，《黄老弹》独出舞，无辞”这几句话所作推测，而这几句话却并不能得出凡大曲必伴有舞的结论。所以汉魏大曲是否伴舞，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才能作出正确结论。但大曲后必接有舞蹈，则是无疑的。
汉以后新发展起一种音乐形式，叫“鼓吹乐”。这其实是一个极笼统的名称，顾名思义，凡以鼓和吹乐器为主演奏的音乐，都叫“鼓吹乐”，但有时候它又有具体所指。“黄门鼓吹”也是一种鼓吹乐，演奏汉代皇帝飨宴群臣的“食举乐”，并奏杂舞曲。有时候“鼓吹”又专指有箫、笳（一种失传的西北少数民族吹乐器）的乐队配制，于“朝会道路”作仪仗用；而有鼓、角（也是失传的当时西北少数民族乐器）的则叫“横吹”，军队中使用，骑在马上演奏（唱）。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就利用西北传来的乐曲创作过“新声二十八解（曲）”，后为横吹所用。

⑧ 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及要有创性精神的名人名言和名人事例

名人名言: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 爱因斯坦
想像力能带领我们超越以往范围的把握和视野。
——安东尼·罗宾斯【美】
真正忙碌的人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
——塞涅卡【古罗马】
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我的心灵: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
－－康德
人具有动物所没有的东西——创造性、想像力。
———— 马克斯韦尔·莫尔兹

事例：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英文译名：Jeme Tien Yow)，字眷诚，广东南海人，祖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献身筑路

1887年，唐胥铁路向天津展修，开平铁路公司改为天津中国铁路公司。1888年，詹天佑进入天津中国铁路公司，携家生活在工地，从帮工程司做起。开始献身筑路，主事的外国领导常派他到最困难工段。由于强烈的事业心和认真工作，他初入铁路，就优质完成塘津（塘沽至天津）铺轨工程。在津榆铁路滦河大桥修筑中，解决了外国工程司未能解决的桥墩基础施工困难，首次在我国铁路采用压气沉箱法筑墩台基础建桥成功，该桥长630余米，为黄河大桥建成前我国铁路最长钢桥。其胜利建成，中外注目，中国工程师的创造才能，开始引起外国注意。1894年，他被选入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为加入此学会的第一名中国工程师。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关外铁路停工，他由关外铁路调往津卢铁路（天津至北京卢沟桥），率队测量并从事修路。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我国失利，沿海铁路加紧修筑，詹天佑被派往锦州铁路任驻段工程司，并指挥修筑沟帮子至营口支线（约73公里）。1900年营口支线通车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关内外铁路被英、俄占领，关外铁路停工，詹天佑被派往江西萍醴铁路。在该路，他反对外国工程师采用窄轨轨距的主张，坚持采用标准轨距。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后，关内外铁路由英、俄两国归还我国，詹天佑参加自帝俄手中收回该路，并迅速修复通车，工作出色，引起清政府注意。1902年，为慈禧至西陵谒陵，清政府决定修筑新易铁路（新城县高碑店至易县梁各庄43公里），由于英、法两国争夺修筑权，相持不下，清政府只好自力修筑，派詹天佑为总工程司。尽管工期紧迫，并在冬季施工，1903年4月即建成通车。该路之迅速建成，为其后自力修筑京张铁路做了准备。这期间，詹天佑返粤奔父丧后，勘测了潮汕铁路（潮州至汕头39公里），归途中路过上海，被聘为上海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参议，筹划江苏沪宁铁路并调查道清铁路（道口至清化150公里）。
为国争光

1905年到1909年，为发展商业，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被派主持修路，先任总工程司兼会办，后升任总办兼总工程司。该路自北京至张家口，穿越军都山脉，地形险峻，工程异常艰巨，长约200公里，为通往西北之要道。为争夺修路权，英、俄两国相持不下，清政府决定自力修筑，但缺乏信心。外国人纷纷议论，认为中国无力完成此路修筑工程。詹天佑则以为：“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他面对着外国人的讥讽，以大无畏气慨，率领全体筑路人员，知难而进，齐心为国争光。
修筑之初，工程技术人员缺乏，詹天佑率仅有的两名工程学员，于1905年5月，自丰台经南口、八达岭，勘测至张家口，随即回测，并选测了自延庆州绕过八达岭经德胜口、十三陵到昌平的比较线（对永定河谷路线，也曾考虑，以工程艰巨，限于经费及工期无可能采用，故未勘测）。6月回到天津总局，提出勘测及调查报告，并拟定修筑方案。计划分三大段修筑，第一段（丰台至南口）先行开工，以早日通车运输而获利；第二段（南口至岔道城）及第三段（岔道城至张家口），再详细勘测。特别是第二段中南口至八达岭，地形险峻，更须进一步选测比较线。报告中称，“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至便利，外人亦可早杜一日之觊觎；而路工之难，亦实为向来所未有。”

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年4月26日—）是美籍华人建筑师，生于广州，其父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贝祖怡。10岁随父亲来到上海，18岁到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于1955年建立建筑事务所。1990年退休。

作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被人描述成为一个注重于抽象形式的建筑师。他喜好的材料包括石材、混凝土、玻璃和钢。

作为20世纪世界最成功的建筑师之一，贝聿铭设计了大量的划时代建筑。贝聿铭属于实践型建筑师，作品很多，论著则较少，他的工作对建筑理论的影响基本局限于其作品本身。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1918年其父亲出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贝氏在香港度过他的童年。1927年父亲调职举家搬至上海。初中就读上海青年会中学，高中毕业自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后来赴宾州大学攻读，因为认为自己没有画图的天赋而转读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贝氏埋首于图书馆，努力吸收欧洲近代建筑相关的资讯，柯比意的作品是他最醉心的，日后贝氏作品所呈现的雕塑性 ，就是深受柯比意的影响。1939年毕业。

在贝氏早期的作品有密斯的影子，不过他不像密斯以坡璃为主要建材，贝氏采用混凝土，如纽约富兰克林国家银行，镇心广场住宅区，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到了中期，历练累积了多年的经验，贝氏充分掌握了混凝土的性质，作品趋向于柯比意式的雕塑感，其中当以全国大气研究中心，达拉斯市政厅，等皆属此方面的经典之作。贝氏摆脱密斯风格当属甘乃迪纪念图书馆为滥觞，几何性的平面取代规规矩矩的方盒子，蜕变出雕塑性的造型。后来有机会贝氏身为齐氏威奈公司专属建筑师，从事大尺度的都市建设案，贝氏从这些开发案获得对土地使用的宝贵经验，使得他的建筑设计不单考虑建筑物本身，更关切环境提陹到都市设计的层面，着重创造社区意识与社区空间，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费城社会岭住宅社区一案，而他们所接受的案子以办公大楼与集合住宅为主，贝氏后来取得齐氏集团的协议于1955年将建筑部门改组为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开始独立执业，事务所共从事过114件设计案，其中66件是贝氏负责。

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观念，主导著贝氏一生的作品，如全国大气研究中心，伊弗森美术馆、狄莫伊艺术中心雕塑馆与康乃尔大学姜森美术馆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内庭，内庭将内外空间串连，使自然融于建筑。到晚期内庭依然是贝氏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帷在手法上更着重再自然光的的投入，使内庭成为光庭，如香山饭店的常春厅纽约阿孟科IBM公司的入口大厅，香港中国银行的中庭，纽约赛奈医院古根汉馆，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与比华利山庄创意艺人经济中心等。光与空间的结合，使得空间变化万端，“让光线来作设计”是贝氏的名言。

身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氏的建筑物四十余年来始终秉持著现代建筑的传统，贝氏坚信建筑不是流行风尚，不可能时刻变花招取宠，建筑是千秋大业，要对社会历史负责。他持续地对形式，空间，建材与技术研究探讨，使作品更多样性，更优秀。他从不为自己的设计辩说，从不自己执笔阐释解析作品观念，他认为建筑物本身就是最佳的宣言。综合贝氏个人所获的的重要奖项包括1979年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81年法国建筑学金奖，1989年日本帝赏奖，1983年第五届普利兹克奖，及年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等等。

⑨ 明朝最聪明功臣：才能堪比诸葛亮，智商超过刘伯温，得以善终吗

明朝众多的开国功臣中，有一位非常特殊，他应该是所有人中最聪明的，也是最低调的。其才能堪比诸葛亮，其智商甚至超过刘伯温，朱元璋对他的礼遇超过所有人。另外他还是最低调，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正是因为他的低调，最终才得以善终。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呢？

此人就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一的陈遇！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陈遇字中行，出身书香门第，他的高祖在宋朝担任翰林学士，自此迁居建康，“子孙因家焉”。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陈遇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特别是对天文星象之术有很深的研究，“天资沉粹，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

陈遇虽然没有任何官职，但是朱元璋对他的礼遇是最高的，“而宠礼之隆，勋戚大臣无与比者”。朱元璋甚至多次去陈遇家中请教，语必称“先生”，或呼为“君子”。朱元璋先后八次要为陈遇加官进爵，但都被他谢绝，后来朱元璋又想封陈遇的三个儿子，陈遇说道：“臣三子皆幼，学未成，请俟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