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变化
1.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怎样
旧社会生活猪狗不如,现在如了
2. 在矛盾小说中如何体现农民形象的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3. 分析矛盾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春蚕》及《秋收》、《残冬》
这是三十年代初，茅盾写了被称为"农村三部曲"的三个连续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农村"丰收成灾"、经济破产的现实，描写了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地主资本家残酷压榨下，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觉醒和反抗过程，刻画了老通宝、多多头、四大娘、荷花等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
老通宝是《春蚕》和《秋收》中的主人公，是"农村三部曲"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他是中国老农民的典型：勤劳节俭，倔强坚韧，保守迷信，也有较浓的家长作风。这是继鲁迅写闰土之后的最具有典型性的老中国农民形象，老通宝跟闰土一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靠天思想，认为只要有个好收成，乡下人就可以翻身。他乞求老天爷要长眼睛。他那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安份守纪的做人之道，写得很深刻。但是，正是这种天时地利和辛勤的劳动换来了罕见的大丰收，却是春蚕越多，它损失越大。老通宝"白赔上十五担的桑地和古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下的忍饥熬夜还都不算！"，造成这种破产灾难，作者用艺术形象的回答，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河里更有了小火轮以后，他自己田里出生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其次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来。第三，是战乱加速了家民的破产。""一二八"后"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小说就是这样深刻地揭示了三十年代农民破产的社会原因，指出日益贫困直至破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民的共同命运。
多多头是作品中青年农民形象。他的性格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春蚕》中，他显得无忧无虑，没有太多封建传统思想来束缚，不迷信禁忌，以平等态度对待受人歧视的荷花。而在《秋收》中，他已是村上抢米风潮的领袖，在《残冬》中，他已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多多头的形象，说明了当时农民的觉醒，年轻一代已经走上了和父辈绝不相同的反抗斗争的道路了。
4. 求：文学名著中的农民形象 急！
水浒:
（1）九尾龟陶宗旺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他拿的兵器就是九齿钉耙。
菜园子张青是一个菜农。
（2）阮氏弟兄上梁山前是渔民，在石碣村打鱼。
浪里白条张顺是寻阳江的“鱼牙子”，也算他是鱼民吧。至于李俊，张横都是“强盗”。
（3）解珍，解宝是猎户，农民之一种。
西游记:猪八戒
猪八戒眷恋家园，渴望回到高老庄生活是他健康的心理活动，但孙悟空没有，沙僧也没有，而只是他在嚷嚷，在闹闹，这“正是长期依附于土地的典型农民意识与农民心理。”(《〈西游记〉与民俗文化》)
朝花夕拾:
这里面好像没有典型的农民形象，非要说只有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因为社会的影响，“长妈妈”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如在新年的早晨要吃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对“长毛”的故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鼠。因此，“我”对她怀恨在心。看到这，我在脑子里勾勒出的是一个活脱脱粗俗、守旧的妇女形象。然而，鲁迅对她的印象远不止这些。她有可爱的一面。“长妈妈”知道“我”喜欢《山海经》，不辞辛劳地帮“我”买来了《山海经》。由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鲁迅表达了他对长妈妈的爱，他希望仁慈的地母能让长妈妈安息。
5. 简要说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
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农民自发革命，表现出他的愚昧，鲁迅通过他的被杀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会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强烈的针砭与警示作用。
1、针对工商资本的农业投资热，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调查说：我国传统农业分散经营利润低，但可以通过规模性投资和差异化经营实现高利润。
2、现在这些投资农业的企业大多关注的不是传统农业，而是以高效、规模和品牌为标志的现代农业，它们在特色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领域大有可为。
6.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名作中看农民形象塑造的变化。至少选三人，字数至少1000字，谢谢大家。。。
推荐梁晓声《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
贾平凹《高兴》里的刘高兴
陈奂生上城的背景就是70年代末“自由市场开放了”、农民“囤里有米、橱里有衣”的时候，物质生活改善了。卖油绳的目的是“赚几个活钱买零碎”“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他相信生活还会越来越好，他竟“满意透了”“总算像家人家了”，可让他自卑和不满的是，对着别人，“实在是无可说”，什么也说不好，一说就要被人家笑，所以“他渴望过精神生活”，然而他的精神要求是极低的，他的新追求是“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
农民有蒙昧开始启蒙，这是第一阶段
孙少安6岁开始干农活，13岁辍学帮助父亲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18岁凭借着“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被推选为生产队长，成为双水村的“能人”。他从未显露出对家庭的厌恶和嫌弃，他对全家老少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令人起敬，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对家庭之爱扩展到对全村村民的爱，这是超出农民狭隘门户观念的。从担当一队之长到后来招揽村民到自己的砖厂上工，以及慷慨捐资助学可以看到这一点。
开始创业的“新农民”中的第一代。
刘高兴只是个拾荒者，比起孙少安，物质水平和成就上可能不值一提。 但这个近年背景的故事，最可贵之处在于，高兴有着不同于一般农民简单的挣钱，过好生活的现实无奈。 他是有着后现代幻想的农民。
展现出现代农民真正的思想蜕变。
7. 分析赵树理,高晓声和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的变迁
鲁迅
鲁迅一反常规，把农民置于小说艺术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惊叹。新文学追求者们佩服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的振兴。此后，农材题材小说一直在新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鲁迅失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在总结其教训的过程中，把对现状批判的“哀其不幸”与对以农民为主的国民的不觉悟的“怒其不争”结为一体，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深刻命题。他希望来一场改造国人灵魂，唤醒国人觉悟的彻底的思想革命运动。在《呐喊》、《彷徨》有关农村的艺术世界中，鲁迅以最诚挚厚重的感情注视着阿Q、闰土、祥林嫂等一代农民，同情他们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下悲惨贫困的生活，肯定他们质朴耐劳等美好品质，理解他们潜藏的革命愿望。然而，他以渗出血泪的目光焦灼地关注着的，是农民在封建思想长期、广泛影响下所形成的精神固疾。《风波》通过辫子去留的风波，展示的是农民麻木愚昧的灵魂；《阿Q正传》是农民在思想戕害下所形成的国民性弱点的形象记录；《故乡》描写闰土在经济压迫和精神残害下的麻木不仁，而着重揭示的仍是他精神世界的变化；《祝福》刻划祥林嫂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所受的精神奴役和心灵的创伤。总之，揭示农民群众受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被残酷的封建思想观念无形绞杀而形成的种种精神缺陷，远远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经济、政治压迫方面的描写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这样，鲁迅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要摆脱奴隶的命运，固然要反抗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压迫，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这些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即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晓声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作时间前后历时10余年，横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对主人公陈奂生之生存状态的跟踪式描绘，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农村生活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概括了新中国30年的农民的命运。特别是突出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全过程。”[3]恰如有的论者所言：“我们认识了陈奂生，从而认识了一个时代”。[4]在以文学为时代立传时，高晓声与赵树理所取之散点透视的方式不同，选取了追踪式反映这一模式，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历史的纵深感。
赵树理
赵树理有感于在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推动下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当他拿起笔来描写自己所熟悉所热爱的农村的时候，便把满腔热情倾注在有了阶级的自觉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农民群众身上。他关心他们的斗争，歌颂他们在新生政权支持下的翻身解放。《小二黑结婚》写在新的时代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恋爱自由获得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正面描写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歌颂李有才为代表的农民在党领导下的成长。《李 家庄的变迁》展示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最后胜利的艰难历程。《田寡妇看瓜》、《传家宝》、《邪不压正》等等，也都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展现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赵树理紧密结合时代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农民群众推翻地主统治的斗争、当家作主的信心和自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斗争的尖锐激烈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
8. 中国当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发展变化
我们是一个农民的国度，我们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问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农民生活为体裁的小说很多。最早、最著名的农民，是鲁迅笔下的阿Q。鲁迅的其他小说，《祝福》里祥林嫂、《故乡》里的润土，《风波》里的九斤老太太和《离婚》里的爱姑，也是现代白话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农民，这里单说最著名的农民“阿Q”。
阿Q的性格：好大喜功、好吃懒做、好自欺欺人，好搞精神胜利法……。阿Q的身上，什么下水货都有。由于太特点，太典型，阿Q超越了“农民”的属性，升腾成落后国人的代名词——国民性、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Q又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是一个国民。他既是农民，也是市民，更是流民。剩下的九斤老太太，祥林嫂、爱姑和润土，虽然是农民，但跟国瑞没有多少共性。国瑞是个进城农民，读过几年书的新时代农民。阿Q们都只在乡下打转，死活不进城——跟城市，他们是死活不往来。对于现代白话文小说里的农民而言，进城就意味着冒险，例如《子夜》里的吴老太爷进城，被远东最繁华大都市上海的疯狂霓虹一下子就击倒在地。他的死亡，在小说有着强烈的隐喻效果。这些一生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乡绅和农民，他们愚昧、无知，不知道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也不愿意体验新的情感。无论阿Q、吴老太爷还是后继的那些农村题材作品，都是现代白话文独创的革命性地贬抑传统乡土文化的典型方法。在这些小说里，乡村是蒙昧的，乡民是愚钝的——因此需要启蒙主义——乡村的文化是腐朽的，因此需要一种强烈的变化，才能一新旧中国。在这里，“新”字具有强烈的革命意味，对“新”文化的崇拜和向往，意味着对“旧”文化的鄙视和摈弃。很不幸，乡村文化首当其冲地成为新文化主攻手的轰炸目标。而我们这些晚生者，对“旧”文化时期的认识，就隔着这样的弥彰，而遍地狼藉。那时代的文学描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写意，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寓言性。系统地重读现代文学史上这些主流作品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些主流作品误导了人们对当时乡村世界的认识，从而也屏蔽、隔离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受。同样在“鲁镇”出生、成长的周作人，其笔下相对暖色调的叙述，那些美好的乡村记忆，形成了这些主流作品的反面。游客可见，现代白话文前期作品里的乡村阴霾，更多地是意识形态的迷雾，而不是具体的情感和写实。天才女作家箫红的《呼兰河传》里，虽然有大量的悲惨事件，但是写到她自己的童年生活，却也带着浓重的暖色调。而对于一种革命性的启蒙主义理解来说，暖色调反而是不恰当的。跟这些前辈农民不同之处在于，《泥鳅》里的新农民国瑞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他想通过“进城”打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阿Q之后，茅盾《春蚕》里的老通宝也是一个著名的农民。老通宝老实巴交，辛辛苦苦忙了一冬，以为有了一个好收成可以歇口气了。没想到，丰收了日子也还是过不好。文学教程说，老通宝的问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反抗压迫阶级”。最后，教材一言以蔽之：“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在这点上，《泥鳅》的男主人公国瑞要比他的农民前辈强些；新社会了，没有阶级压迫，大家都是同志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瑞进城，不会像阿Q们进城那样，可能碰到汉奸、买办、青红帮、红头阿三和伪警察。国瑞进城后，只会碰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类人民公仆。在这点上，国瑞应该自感高农民前辈一等。除了阿Q、闰土、老通宝等前辈农民，另有一类不太为传统文学正史提起的“农民形象”，如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里的翠翠，不是正统受压迫的农民形象，而是乡野间不羁的精灵。
路遥的代表作《人生》里，刘巧珍是新时代的新农民，她的人物形象延续了赵树理在《三里湾》塑造的新农民王玉梅的塑造方式，在一个纯粹的乡村里，硬生生地植入了一个不识字但是知事达理、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仅是古典美的，有如俄罗斯巡回画派重彩油画风景里里的少女，还坚强乐观，对未来和美好都持有充分的信心。刘巧珍虽然碰到了负心汉，她身上的传统革命乐观主义，就像蔬菜上残留的农药，让她继续美丽和善良着。一些坚硬的结构在分裂，一些石头在风化，但是这些异动还处在发端初期，还不能对刘巧珍造成致命打击。
《泥鳅》里国瑞的未婚妻陶凤，在人物性格上，也是美丽、温柔、善良，脆弱，寄托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但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对，叙述铺垫也不彻底，陶凤的性格形成和人物变化，都不充分。陶凤的人性美在小说里反而显得十分无力——小说的可靠背景相当重要。翠翠诞生于《边城》里的湘西小城，她是纯粹的，不需要细描铺垫，超俗的味道在那里浸润着。陶凤则不然，她的生存土壤不纯粹，邪恶的毒雾在流淌：乡氓陶东因为陶凤的哥哥睡了他老婆，就上城来找陶凤，要奸污她。他以自己的卑劣行径为荣：这样大家就扯平了。
陶凤对于这种罪恶毫无抵抗力，她同样无力抵抗城里姨父的骚扰。陶凤的善良和纯洁，给她带来的不是坚定的信心和强大的力量，而是一触即溃的脆弱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刘巧珍能够抵抗这种侵蚀，继续美丽善良，陶凤却茫然失措，溃不成军？刘巧珍拥有坚强的乡村道德支撑，在她的时代，虽然这种道德很快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以土地祭司德顺大爷为代表的施洗者仍然能给迷途羔羊高加林以居高临下的道德施洗，并让这离家出走的浪子重新回到羊圈里，起码，小说里的八百里秦川风景如画。陶凤的时代，乡村的风景和乡村的道德已经被新时代疯狂的现代化进程彻底击溃，田园的炊烟变成了乡镇企业的黑雾，美丽的景色变成了恶山毒水，离家出走变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行动。乡村误服了过量的农药，开始猛烈地呕吐，把自己养育的一切都猛烈地呕吐出去，从牲畜到庄稼——在作家莫言的小说里，对现代农村的新景色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在他的小说里，污秽和馨香融合，丑陋和美丽交杂，香蕉和大便杂陈，向日葵底下躺着弃婴，玉米棒上麇集着苍蝇。美丽的少女变成了丑陋的妇人，清澈的河流黑水漫漶——从白云到夜色，全都排空。土地上的青年纷纷逃离，从乡村逃奔城市。这是对传统田园诗思想的彻底否定，这种反向的逃离，让故事里的桃花源变成一潭死水，而城市的喧嚣和混乱，则让泥鳅一样潜入迷宫般街道泥潭里的国瑞们惊魂稍定后，感到如释重负。他们看不清高楼林立上的天空，他们也感受不到霓虹迷乱里的夜色，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混乱生活中生存下去，持有一点不确定的信心。浑水摸鱼，本来就是乡村少年的强项，在城市这个泥潭里，只要你努力地伸出手去，总能摸到一条什么。例如：泥鳅。
国瑞是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打工仔。未婚妻陶凤来城里寻他求援，他脑子里转动着的都是低级趣味：“自从听说陶凤要来，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就确立了”。国瑞多次想先下手为强，把陶凤办了。这样，生米煮成熟饭，两个人的关系也就一锤定音了。他的行动也构成了对陶凤的骚扰，这样一来，陶凤就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绝望处境中。在小说里，国瑞不是品行高尚的青年农民，他跟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里的王玉生有天壤之别，跟《人生》里受到委屈而出走的高加林也无法相提并论。同样是农村青年，王玉生是乡村的圣人，他的大公无私和心灵手巧，都在展示着新农村新青年的高尚品德。王玉生看自己未婚妻范灵芝的眼神，是严肃的、高尚的、纯洁的、同志般的；高加林看刘巧珍的眼神，是爱慕的、亲切的；国瑞的庸俗趣味跟他们相比，有如草芥之于高加林桃子和王玉生西瓜。
青年农民国瑞生不逢时。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农民阶层重新被打回到边缘的、被忽视的状态，农村状况再度恶化，臭化，农民再度丑陋化。所以，国瑞和王玉生之间无法比较，他更不能跟王玉生的上级领导小二黑相提并论——在社会地位上，小二黑要比国瑞高了万万倍。小二黑身份尊贵——民兵队长，青年才俊，在村里拥有极大的权威，说话毫不含糊，走路堂堂正正，感觉就是土地的主人、小说里的主宰——他爹小诸葛和小芹马三仙姑，虽然贵为长辈，但是在革命新青年的小二黑面前一站，就不由自主地感到理屈词穷——在“革命”这股热风面前，一切传统的家庭伦理，都土崩瓦解。相反，国瑞却是一个身份卑贱的乡下人，他连自己的姓氏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别人解释。至于他本人的确定身份，更是解释不清：脏农民？打工仔？搬运工？无业人员？打人犯？臭男妓？还是（国隆）公司的老总？诈骗分子？国瑞的暧昧身份，暗示着一个曾经辉煌鼎盛一时的农民阶层的突然失踪——这真是令人困惑的大事。然而，当代文学在这里失语了，作家看不见这个失踪的氏族，也无法理解这个新时代的“西夏王国”，它怎么横空出世，又怎么突然失踪的，这需要作家深入去研究。然而，在这个追腥逐臭的时代，作家已经开始朝着时尚化发展了，他们稍加咀嚼，吧嗒地吐掉掉这团讨厌的口香糖，然后迷失在开心馆里。
一个人失去了身份，他会感到惶惶不安。一个社会失去了一个庞大的氏族，人人都心安理得。
把国瑞比作一颗螺丝钉，那么他就是一颗找不着螺丝孔的螺丝钉。这颗螺丝钉被造物主——工人——随手扔在地上，踢来踢去，发霉生锈，最后，被清洁工轻轻一扫，倒进了垃圾堆里——与他为伍的，是生活的垃圾和历史的垃圾。
我们可以看到，延续在“小二黑”身后的一系列农民形象，也都跟国瑞完全不同：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进步农民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革命群众赵玉林、郭全海，《山乡巨变》里的优秀青年邓秀妹、刘雨生，赵树理《三里湾》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柳青《创业史》里的土地神像梁生宝、梁三老汉，粱斌《红旗谱》里的革命前辈朱老忠，李准《李双双小传》里的热情女性李双双，浩然《艳阳天》的时代伟人萧长春、《金光大道》里的金刚大神高大泉……
上述的这些农民形象，在其各自的个人身份定位上，都非常鲜明。他们不仅是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还是进步、未来、光明、革命的象征。他们身处国家阶层中的主流地位，他们的话语，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播种、收割、稻子、土豆、农田、猪牛羊、鸡鸭鹅、农民、雇农、地主、富农、打倒、拥护、生产、自力更生，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这些农民形象，都是一些正直的、健康的、追求进步的、疾恶如仇的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中最先进、最顶层、最有发言权的新“贵民”群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意识形态构成中最核心部分，他们一举一动都好像在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在他们的口中，只有运用“进步－落后”、“革命－反动”、“高潮－低潮”这样的词性相悖、一分为二的表达逻辑时，才能谈吐自如；一旦离开这种语境，他们就会张口结舌，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
在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这些新“贵民”作家的笔下，广大新贵民们的健康向上生活，就其内容的其丰富和热闹程度，远远超出同期城市里沉闷而无趣的世界。农村是物质生产的核心，可是新贵民们的生活资料非常贫乏，当然，这也掩盖不住他们身上洋溢着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在新贵民的脚下，牢牢地踏着“地富反坏右”五具营养不良的尸体；城市是消费中心，生活物质却比乡村丰富，大中小资本家们、反动的买办们，他们虽然曾经显赫一时，在新民时代，却都过着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生活。
那个时代的农民，是朝气蓬勃的，是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可以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他们忙着春耕、秋收，忙着开会、写报告，忙着批斗落后分子、表扬先进人物。总之，很充实——精神上的充实，抵消了物质上的贫乏所带来的不愉快。那个时代的曾经有钱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穷人则兴高采烈，天天都像是在过节。贫穷在那个时候不是一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的资本。
在赵树理反映合作化进程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农民，他们是公社的“社员”。在词语的等级和社会等级上，乡村的一切，开始跟城市平起平坐：“公社”对应“工厂”，“社员”等同“工人”。在社会地位上，乡村社员跟工厂工人平起平坐，农村跟城市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工人师傅拿工资，社员同志拿公分。城乡差别，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地抹平了，城乡世界实现了一种模式上的大同。
既然大家都是国家集体里的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农民兄弟就可以堂堂正正、保持尊严地生活，日子越过越带劲。在语义学的层面上，领导干部的地位甚至还在他们之下，因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农民和工人。农民和工人就像这个社会躯体上的左臂右膀，谁也离不开谁，在必要时还可以相互转化。这个时候的农民和工人的关系，是兄弟般的关系。
9. 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怎么进行对比呀
就初中、高中的小说而言，学过的农民形象不太多。初中时学过鲁迅的《故乡》吗？闰土是农民形象。高中学过的《陈焕生上城》吗？陈焕生也是农民啊。
可以拿这两个例子比较一下：
（1）从所处时代背景上讲：前者是受旧社会压迫的农民，他的不幸可以归结到时代上；后者是新社会的农民，虽然经历了困难，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过上好日子了。
（2）从性格上讲：由于时代的影响，前者生活困难，造成了麻木的性格；后者生活好转，开始有了精神追求。
（3）从写法上讲：前者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少年闰土衬托中年闰土；后者采用心理描写的手法，深挖主人公精神世界。
等等。
当然也可以拿其他人作比较。但路子应该是这样。
如果还有其它问题可以发邮件[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