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古代小说叙事艺术的理解

Ⅰ 谈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 600字左右

写作思路：可以写一下中国古代小说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详细地描述一下，最后阐述自己的理由和观点等等。

正文：

中国古典小说是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经典的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代表作。

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促成了小说的孕育和形成。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其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如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如《柳毅传书》和《莺莺传》。

宋代的话本，明代的拟话本的出现，推动了古代小说的发展，拟话本的题材更加广泛，情节更加曲折，描写更加细腻，如《灌园叟晚逢仙女》。

明清章回体小说将古代小说逐渐推向了顶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红楼梦》则代表古代小说的顶峰。

中国古代小说辉煌灿烂，但是它的出现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无到有，历经千年，达到鼎盛...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说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两种短篇小说双线发展，明代开始,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

我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叙事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Ⅱ 论述《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一、《红楼梦》的叙事风格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与把握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实在和空幻的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神秘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显示出高雅的诗人小说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精品。《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自觉地运用象征的形式,使作品婉约含蓄,有如雾里微露的楼台,是那样的朦胧又那样的壮观;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它不象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的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深度;人生无可回

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整部小说象一首雄丽深邃又婉约缠绵的长诗,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二、《红楼梦》的叙事结构

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各种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青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僧一道携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为主线,同时,体现了贾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的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这样全书两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二宝玉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叠影相加,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青埂峰下的顽石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之后又回到青埂峰下,完成了天地契合的严密的完整的总体结构。

三、《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说书发展而来,因此,说书人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到了《红楼梦》虽然还残留了说书人叙事的痕迹,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作者退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事人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既便于作者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又便于作者根据不同的审美需要和构思来创造不同的叙述人,有利于体现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利于展示人物的真实面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刻的心理描写,达到人物个性化的目的。

《红楼梦》开头部分叙述石头的来历,是一个叙述人;作品的主体部分,即石头所记之事,是由石头作叙述人。石头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它幻化的宝玉是作品的主人公,但宝

玉游太虚幻境时,又是不参与情节的叙述者。由于叙述人的变化,产生了自人观人,又自天

观人的视角双重性,石头在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形成了人间写真的基本情调;而石头之外的叙述者和游太虚幻境的贾宝玉,又从天上看人间,世间的男女一生下来就难以摆脱封建的人生规范和礼仪制度,终于演出了封建叛逆者和封建维护者的双重悲剧,既是“树倒”,也是“猢狲散”。这种叙事方式是与全书所要描写的理想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主旨一致的。

《红楼梦》不但在叙述者问题上突破了说书人叙事的传统,而且在叙述角度上也创造性地以叙述人多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说书人单一的全知角度的叙述。叙述人叙述视点的自由转换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例如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荣国府,作者以石头作为全知叙述人,从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在此基础上,穿插了通过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的视角,通过她的眼睛和感受来看贾府众人,又通过贾府众人的眼睛和感受来看林黛玉,叙述人和叙述视角在林黛玉和众人之间频繁地转移。

——齐裕火昆. .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J].福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7—10.

《红楼梦》作为一部融写实与写意、现实与神话、诗情与哲理于一炉的伟大小说，其叙事的时空建构既深深扎根于现实世界，又大胆超越了具体现实；既以经验世界与外部世界为基础，又延伸到超验世界、梦幻世界与心理世界。

一、以大观小：以无限的尘外时空关照有限的尘世时空；

二、以虚涵实；以虚化的背景时空容涵实在的具体时空；

——李庆信.论《红楼梦》的叙事时空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1994，（3）：85—91.

所有属于叙事艺术的作品都有一个叙事人。……这就意味着,对于叙事艺术来说,叙事人从来就不是作者,无论人们知道与否,叙事人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

——[德国]沃尔夫冈·凯瑟.《谁是小说叙事人?》[A].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11.

在话本小说中,由说书人充当叙述者,小说的故事由说书人直接讲述给拟想听众(看官),说书人充当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对事件进行干预和控制,以后的拟话本和章回体小说,大都遵循这一模式。这一体制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和普及起过作用,也出现过一批优秀作品。但这种程式化的模式制约着作家进行个性化的书写,也不利于中国小说形式向高层次发展,因此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是必然的。与说书人叙事的直接交流相比,叙述者叙事在作者与叙述接收者之间增加了一个叙述者作为中间环节,保持了一定的审美距离,叙述者的存在避免了作者的直接介入,也更有利于叙事本身的艺术化。它们两者之间的对比大致如下:

说书人叙事:说书人(叙述者)(作者)———拟想听众(看官)

叙述者叙事: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叙述接收者———隐含读者———读者

——张军.《金瓶梅》与《红楼梦》叙事方式比较[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所谓叙述者无非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心灵投影,或者他故弄玄虚的一种叙事谋略。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抽身出来,指派一个虚构的发言人,一个在术语上称为叙述者(narrator)行为者。但是,叙述者并非持续不断地讲述。一旦在本文中出现直接引语,叙述者就暂时地将这一功用转给一个角色。

——[荷]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6.

《红楼梦》中的叙事体现了中国古代典型的思维模式:“弄引法”或“由远及近、由小至大”的叙事手法体现了类推的思维模式,总纲式的预述体现了重整体的思维模式,正反叙事逻辑体现了阴阳的思维模式,“缀段式”意合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形象思维的模式。

——张同胜.试论《红楼梦》的叙事思维模式[J].红楼梦学刊.2007,(1).

鲁迅先生凭借着自己的艺术感悟力,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遗憾的是他没有展开阐释,但我们可以意会到:“打破”是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是主动冲破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束缚,但并不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决裂。相反,更重要的则是如何认识创新?

Ⅲ 谈谈你对王安忆小说"古典主义"创作倾向的理解、认识

从《雨，沙沙沙》到《本次列车终点站》，从《小鲍庄》到“三恋”，从《叔叔的故 事》到《纪实与虚构》，从《长恨歌》到《富萍》，王安忆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写作状 态。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小说家能像她一样在高密度的写作状态中一以贯 之。王安忆的勤奋几乎是无法攀比的。她的生活似乎简单得只剩下写作这一桩事儿。萨 特在那本题为《词语》的自传中将自己的一生提炼为两个词：读与写。每次谈论王安忆 ，《词语》就会适时地进入脑海与思维。就王安忆而言，读，尤其是写，就是对她生活 方式与存在方式的命名。实际上，正因为写作，她看似简单的生活其实又透着美轮美奂 的丰富底色。
王安忆的聪明是公认的。她赶上了新时期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她并不总是每 个潮流的始作俑者，但每一次潮起之后她总是被发现站在浪尖上。她海绵一样巨大的吸 纳力，使她总是能将同行的优点汇聚成她个人的超拔之处。尽管她在著名的“四不要主 义”的写作宣言中声称“不要风格”，但二十多年来的不断蜕变，她化蛹为蝶，自成一 脉。她标志性的文体，恒定而醒目，就像她自己作为沪上的文化标志一样，令人过目难 忘。也许不会有人去讨论王安忆小说与《百合花》之间在文学上的血脉关系，就好像人 们并不关心王安忆与茹志娟之间的生命关系一样；对于一个心性很高的作家来说，任何 一个出现在王安忆前面的文学目标，都是她必须要超越的，不管是《百合花》还是茹志 娟。她在对目标的超越中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现在，她已经作为某种偶像让人竞相效 仿。她现在需要超越的是她自己了。
早期的写作中，王安忆沉浸在一种外在的诗意经营里，她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期待某个 意外时刻的到来。从《小鲍庄》开始，她着实意识到了文化寓言所承载的思想力量。她 开始进入一种庞杂的写作体系中，技术与思想的纠缠使她早期的诗意写作变得模糊并最 终被淹没。我以为，她后来的写作是一种“临界写作”，她在多种相峙的写作原则之间 游走，既有自然主义的工笔，又有表现主义的写意，既精耕细作，又随心所欲。她的写 作又是一种“无机写作”，既反对象征主义的联想，又拒绝任何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 她喜欢表达不可表达之物，喜欢用相对主义消解看似坚硬的“确定性”，她毫无疑问地 希望每一个进入她的小说世界的读者在艺术思维与价值判断上永远地停留在无机的散乱 状态。
王安忆最早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是她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所引发的多层内涵 的争议。在那些小说里，“性”被刻意抽象，被当成一种支配性的物质力量而存在。“ 性”不仅是某种功利企图的出发点，是失缰的利比多，同时，“性”也是升华力量本身 。所有的心灵都经由“性”而挣脱了利益羁绊，进入澄明之境。这些小说让人认识到了 王安忆的人生智慧。此后，在《叔叔的故事》及《纪实与虚构》里，她的叙事智慧也再 度被认可，她绵密稠厚的叙述风格完全浇铸成型，她开始以自己对存在的细微体悟，借 助逻辑力量推演出一个庞大的虚构世界。她开始充分地享受着作家所专有的“虚构的权 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方兴未艾的“女性文学”纳入视域。但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对王安忆的读解总是那么皮相。王安忆本人也慎谈这个话题。在她看 来，在中国，男人女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她并不在写作中戳露所谓的“厌男 症”。她对女性的理解极为中国化。她在阐明自己的性别立场时，并不同时为自己树立 一个男性的假想敌。她的世界显然要大得多，并且坚定地表示着她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无 畏与承担。正如她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所说的：我如此地关注自我和内心，并不意味着 我对这个世界背过身去。
恐怕事先不会有人想到，上海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其标志性文化人物会落在两个女 性的身上：半个多世纪前是张爱玲，而今是王安忆。上海活在她们用鲜血滋养的文字里 ，因此也就活在永恒里。

Ⅳ 结合老舍的《断魂枪》谈谈你对小说语言艺术的理解

老舍擅写长篇小说，但短篇也写得精致，《断魂枪》无疑可以进入现代短篇小说的精品行列。《断魂枪》说的是三个拳师的故事，重点写沙子龙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化中的复杂心态。老舍善于把个人命运的小故事和时代变迁的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在短小的篇幅里营造出了大格局。“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这本来可以是平淡无奇的叙述，但放在西方列强的枪炮惊破“东方大梦”的大背景下，内涵和寓意就大不同了。沙子龙的职业更换，他震动江湖的武艺和名声，他行走于荒林野店里的豪放事业，之所以如梦幻般一去不返，与西方列强东侵后引发的中国社会变动密切相关，是历史大变局的反映。

沙子龙显然不是和时代变动正面对抗的人物，他似乎颇识时务，能够与时俱进。既然祖先信奉的神灵都不再灵验，既然“走镖已没有饭吃”，他也就不再留恋保镖的旧业，他不仅及时把镖局改成了客栈，连他的武艺，包括他自创的绝技“五虎断魂枪”，也弃之一旁，甚至旧日镖局里的徒弟前来求教，他也不肯指点传授。

《断魂枪》的核心情节，是号称沙子龙大徒弟的王三胜卖艺场上受辱而沙子龙无动于衷。打败王三胜的孙老者随后登门向沙子龙讨教绝技，沙子龙却绝口不提武艺和枪法。从此昔日神枪沙子龙的威名一落千丈，连以他为荣耀的徒弟们也不再理睬他，但他无半点愠怒。其实他的内心如灼热岩浆。小说两次写到沙子龙在夜静人稀时面对天上的群星一气刺出六十四枪的场面，第一次是简要叙述，是铺垫性的，第二次则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写，且放置在结尾，把沙子龙的 无奈和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使小说的结构产生了一种张力，可谓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如果《断魂枪》仅仅写沙子龙这一条情节线索，这篇小说最终难免成为一曲为中国传统的技艺和精神悼亡的挽歌。但《断魂枪》里还出现了一位孙长者。就他在卖艺场上显露的身手，以及他给沙子龙的表演，明显是位武林名家。他那深藏不露的性格和沙子龙颇为接近。但他和沙子龙大为不同，他乐观、坚韧，为学习传统的武林绝技而风尘仆仆地奔走江湖。在老舍的艺术构思中，孙老者也许只是作为沙子龙的一个陪衬或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孙老者的出现，却在《断魂枪》悲伤的氛围里增添了悲壮的情绪，使沙子龙的形象得到补充，受到诘问，也使这篇小说由“单声部”叙述变成了“复调”叙述。这种叙事特征，应该不是老舍有意经营的，而是从他的心灵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烘托和对照的手法。王三胜的鲁莽气盛与沙子龙的深藏不露相对比；孙老者的刚直锐进又与沙子龙的保守愚顽相映照。在对同一个人物的描绘中，或用反差极强的对比，或用先扬后抑等手法去刻划其性格特点。对于人物的复杂心理活动，作品并不多用对话和直接的心理剖析，而是通过人物的外形和动作的精确描绘来披露。

Ⅳ 谈谈《活着》的叙事艺术

《活着》几乎创造了当代小说受欢迎的奇迹,不但发行量在当代小说中名列前茅,而且受到几乎是各个阶层读者的欢迎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活着》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经典性文本。“此人肯定具有某种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他和他的作品,构成了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给后人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启发。”这是柳鸣九先生在为《梅里美小说选》写的序言里评价梅里美小说的一句话。将它移植到余华和他的《活着》里,可以说明,《活着》“说服”了众多的也是各阶层的读者接受它,那么必定具有“某种独特和动人的魅力”。而《活着》的魅力与该文本的叙事艺术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活着》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它叙事策略上的成功营构。这些策略主要包括:双重叙述人的设置、作品人物与读者距离的调节、叙述过程中陌生化和“中断”的诱读手段的运用,以及人物轴的配置等。

一、控制策略:内视角、距离调节和理想读者预置

《活着》讲述的是死亡故事。在这些死去的人群中,没有一个是该死的,如果一定要有人死去,那么该死的就是故事的聚焦人物福贵。因为他曾经是多么的邪恶啊———瞒着父母,把田产、房子等所有的家产都赌光嫖尽了;父亲被他活活气死了;他对妻子又打又骂……。可是这样劣迹斑斑的人不但没有死,奇怪的是还没有被读者所厌恶。就算他在最邪恶的时候,读者也对他恨不起来。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余华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魔术做到了这一点?回答是:余华通过叙述“控制”了读者。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引述了W·C·布斯关于视角研究的划时代著作《小说修辞学》开头的一段话:“在写小说修辞学的时候,我所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那些用于宣传或教导的小说。我的论题是非说教小说的技巧,即与读者交流的艺术。”柯里认为,布斯的著作是对小说说服艺术的分析,该书倾向于认为小说中视角的多层次都受作者的支配,为作者的观点服务,也就是说,作者实际上控制着读者。那么“叙事视角的技巧是怎样控制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同情而不同情另一些人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的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1]。这就是“控制读者”的策略。要让读者接受小说里的人物,必须让读者对人物,尤其是那些负面性质的人物产生“同情”和谅解。余华在《活着》里运用的魔术正是这样的策略。

(一)通过将福贵作为叙述者的方法“说服”读者产生对他的同情

要说服读者同情人物,尤其同情那些让人厌恶的人物,最佳的途径就是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而比较恰当的“进入”的方法便是让这样的人物充当叙述者,因为这样的叙述者可以控制叙述内容和方向,控制读者的感受。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何要采用以福贵为焦点叙述者的内视角叙事了。

“我爱往妓院钻,听那些风骚的女人整夜叽叽喳喳和哼哼哈哈,那些声音听上去像是在给我挠痒痒……,后来更喜欢赌博了。嫖妓只是为了轻松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说白了就是撒尿。赌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又痛快又紧张,特别是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的舒坦。”

又嫖又赌,照理我们读者会对其产生极其厌恶的情绪。可是余华却让我们随着福贵的逻辑进入了他的思维视角,让我们从“嫖妓就是撒尿”、“赌博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的舒坦”等福贵式语言中体会着他的体会,幸福着他的幸福。总之,余华在《活着》里让一切都通过“我”去做、去看、去说、去想,以此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构建了“我”与读者的亲近关系,从而来“说服”读者,让他们依据“我”所叙述的一切来认识“我”、理解“我”,进而同情、原谅、宽恕“我”。“我”这样的内视角叙述为说服读者、赢得读者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二)通过不断调节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来实现读者对人物的同情

所谓“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是指读者与人物的一种信息契约,即两者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信息共享”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距离)。而这种程度(或距离)是可以通过作者精心的“不断调节”来掌控的。《活着》采用的双重内视角,即叙述中套叙述的叙述策略,为这种“调节掌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第一内视角“我”———一个民谣采集者提供给读者的信息是:这是一本写“民”的“谣歌”,“民”之身份的读者从中立即“共享”了所有关于“民”的一切信息:民歌、民谣、民风民俗、民情民爱,多年来的关于“民”的记忆沉淀因此而被唤醒和激活,因而他们已经为“接受”福贵这个“民”作好了许多心理准备。第二重内视角“我”———一个“民”的代表人物(民谣的创造者),一部“少年激荡、中年掘藏、老年和尚”的“民”史,由于采用内视角的优势叙事,随着阅读的深入(即作者的精心调节),读者们对于福贵的“激荡、掘藏、和尚”的全部信息终于了如指掌而又予以了充分的理解。不但如此,由于福贵的“历史”几乎概括了“民”的全部经历和一个国家的一大段历史,因而又很容易地激活读者关于这方面的记忆。读者们还发现,“福贵”与他们准备接受的有关“民”的记忆是一致的,“福贵史”与他们了解的“国家历史”的记忆是一致的,因而一种“信息契约”的关系就非常自然地产生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也不断地被拉近了。读者们终于认可了福贵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于是“同情”便油然而生。余华完全知道,“社会力量来自道德上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又是由信息管理的技巧而非由正直的道德来控制的”

(三)作者按事先准备好的意图控制不同层次的理想读者,从而获得他们对人物的广泛性同情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对奥斯汀《爱玛》作了详细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对一个不为人爱的女主人公建立起同情。《活着》的写作其实也是这样:福贵年轻时候劣迹斑斑,可是我们却觉得都可以理解和原谅;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可以痛恨的责任人,我们无法对这部小说的任何人产生仇恨,里面的所有人物都让我们同情。余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我们看来,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预置故事部件来掌控理想读者———作者假想的隐性读者。作者为他们构建文本,他们也能充分地理解文本。与其它现代小说不同的是,《活着》设置的理想读者不是一维,而是多维,是一个立体性的人群,具有相当广泛的意义:大炼钢铁和“文革”是为对政治感兴趣的读者准备的;关于战乱和土改那部分,是给老人准备的;有庆的长跑和读书,乃为《活着》赢得了大量的学生;凤霞和二喜的爱情则是给无数婚姻疲倦的人带来了遐想和温暖……。

因此与王小波的作品只赢得圈内人认可不同,余华的《活着》获得的赞扬从初中生到大学教授,从民间到精英,各色人都有,几乎人人喜欢。

二、诱“读”手段:陌生化、重复及“中断”

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作者余华运用了内视角、调节人物和读者的距离以及预置理想读者的三大策略,从而有效地“说服”各色读者接受、理解和同情福贵等人物。除此以外,余华还精心运用了两大手段导读者积极地进入阅读。

(一)运用陌生感来诱惑读者的“阅读进入”

任何读者都有自己某种程度的“熟悉范围”,这种“熟悉范围”往往会与小说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形成一种相互关联的参照系,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完成阅读。而在一般情况下,读者都是在未对小说文本的信息有所了解的情况下进入阅读的,因此当他发现自己对文本提供的信息感到原以为熟悉实则是相当陌生、无法与自己原有的“熟悉范围”形成习惯上的参照时,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被诱发,从而激发了他更大程度的阅读兴趣。这就是陌生化手法。“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质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1]。

《活着》正是这样做的。读者对《活着》的新鲜感首先由一头牛来培养的。这头老牛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名字:二喜、有庆、家珍、凤霞、苦根,这与读者对牛的原有的熟悉完全不同。读者就觉得奇怪,这“牛”怎么回事啊?作者这样描述有什么用意啊?读者就会因为思索而放慢阅读的速度。这样阅读的“难度和时间长度”都增加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心也被大大地调动了。

其次小说所提供的奇异的民风资讯也深深地吸引了对农村之“风”所知甚少的广大读者:公公偷媳妇,还有浪漫的“野合”。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民风”的情节在《活着》的初版(1992年6期《收获》)中是放置在福贵“讲述自己”的第一次中断,即全文的三分之一处,并不是在小说的开头。但是在修改后出单行本时,它们一齐被提到了开头处,得到的效果是很好地“诱惑”了读者的阅读进入。

(二)运用“重复”和“中断”手段来增强读者的预期心理

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总是会不自觉地对故事的发展作出预期性的推理和判断,这是一种阅读期待,也是阅读快感的有机组成。在刺激和强化读者的预期心理上,“重复”和“中断”这些叙事技巧不失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余华深谙此道。《活着》的整体结构就是一种重复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文本结构是一个“二元营构”,与双重的叙述人设置形成了结构的内在同构性:一方是主叙述人“福贵我”,另一方是“受众兼记录者和隐性评判者我”。每当“福贵”讲述到了“死亡”来临时,叙述就暂时中断了,“受众我”就插了进来。一次次地“中断”,又一次次地重新开始。一次中断和重复组成了叙事的一个单元。那么这样的重复和中断,这样的“二元同构”对于读者而言究竟有什么叙事意义呢?试以“有庆的死”为例:

“家珍一直扑到天黑,我怕夜露伤着她,硬把她背到身后,家珍让我再背到村口去看看,到了村口,我的衣服湿透了,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从这条路上跑来了。’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这是“中断”前的最后文字,这样的文字已经由于浸透了悲绝的泪水而变得石头一样沉重,已经让人无法再坚持阅读。于是“受众兼记录者和隐性评判者我”就非常及时地插了进来。叙述变成了这样:

“那天下午,我一直和这位老人呆在一起,当他和那头牛歇够了,下到地里耕田时,我丝毫没有离开的想法,我像一个哨兵一样在那棵树下守着他。”

劳作取代了哭泣,哨兵意象取代了盐一样苦涩的月光,读者的心也因此得以稍微地宽松,因此这种“中断”的叙事设置,可以理解为主要是为读者的情绪调节而考虑:它既可以缓解读者阅读的过度压抑、紧张心理,又诱发了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强烈情绪。同时,读者的预期心理也被深深地激发了,情不自禁地对中断后的情节发展作出自己的预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一次次的“中断”,读者的预期心理就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培养和诱发。

三、“消解”艺术:人物轴关系配置

小说叙事艺术的重要维度,体现在作品人物关系的设置之中。考察《活着》里的人物配置,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浪子福贵———浪父———赌徒沈先生———龙二;壮丁福贵———老兵老全———娃娃兵春生;丈夫福贵

爱妻家珍———下一代夫妇(二喜和凤霞);父亲福贵———父亲春生———父亲二喜;平民福贵———队长———县长春生;老年福贵———老牛;讲述者福贵———听者“我”。

这是一种人物轴配置关系。这个概念来自于当代荷兰著名叙事学理论家米克·巴尔。她在阐述如何分析小说人物时使用了“语义轴”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概念:“我们怎么确定什么是我们暂且可以认为是人物实质性的特征,什么是次要的特征呢?一个办法是挑选出相关的语义轴,语义轴具有成对的对立意义。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的原则……,由于它确实反映了大部分人的方式,因此,大部分读者也倾向于语义分类”[3]。在上列的《活着》“人物轴”关系图中,具有多种意义符号的福贵始终处于“轴心”的位置。每当福贵以某一种意义符号出现时,作者总是为之配置了同处一轴的另外人物,这些“人物”与轴心人物相互作用。要考察这些人物在故事构建中的叙事功效和窥视作者对人物配置的意图,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些人物的“指涉潜力”和“潜力发挥”。也就是说,必须仔细分析人物所具有的叙事上的“纬度”和“功能”。按照詹姆斯·费伦的定义,“一个人物在故事的进程中创造意义潜能的属性叫纬度。那种潜能的实现创造功能”[4]。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活着》里的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人物轴”的关系现象,我们就需要分析论证,在焦点人物福贵为轴的一端的情形下,在另一端的那些对应人物,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创造意义潜能”,在故事叙事中,这种潜能实际发挥出了多少功能,这种功能本质上又是什么性质。

Ⅵ 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印象

元朝已经有小说的形式了，但是并没有得到推广，元朝还是曲的形式，到明朝才开始出现正式的发展，小说开始在民间兴盛。

Ⅶ 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分类理解

古代小说大体可划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文体类型,各文体类型之间既有一定的传承性,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各自的渊源和发展演变过程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小说文体特征。

对于四种小说文体类型,古人也分别持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观念与理论。每一种文体类型都包含着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术语,昭示着古人对其文体价值、特征、源流的认识。

如笔记体的“笔记”、“世说”、“小录”、“异闻”、“逸事”、“琐言”、“地理书”、“杂史”、“杂俎”、“杂录”、“杂记”、“杂家”、“故事”、“丛谈”、“辨订”、“箴规”

传奇体的“别传”、“外传”、“杂传”、“杂传记”、“行卷”、“幻设”

话本体的“俳优小说”、“市人小说”、“变文”、“俗讲”、“话本”、“诗话”、“词话”、“说话”、“说话人”、“舌辩”、“银字儿”、“烟粉”、“灵怪”、“神仙”、“妖术”、“传奇”、“公案”、“朴刀”、“杆棒”、“说参请”、“说诨经”、“说诨话”、“合生”

章回体的“讲史”、“演史”、“章回”、“按鉴”等。

上述文体概念术语中,一部分与小说文体直接相关,如笔记体之“笔记”、“世说”、“异闻”、“逸事”、“琐言”等,但也有一些却属间接相关的邻近概念,如“小录”、“地理书”、“杂史”、“杂家”、“故事”等。

通常,这些邻近概念与小说文体概念既相联系、交叉又相区别,只有全面系统地将两者之间的区分辨析清楚,才能在相互比较中对小说文体有一准确的把握。

Ⅷ 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点

1
、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点？

（
1
）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
2
）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
3
）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
4
）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
5
）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
6
）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
7
）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

2
、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
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
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
一重要特点。

⑷
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

3
、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
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
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
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
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
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
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
、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

5
、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
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
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
饰和虚构。

6
、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
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
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
要标志。

(2)
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

7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
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

Ⅸ 谈谈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认识

古代精华 但要辩证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