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平衡与武侠小说命运

A. 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及意义是什么

个人看法：文学价值，史学价值，艺术价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
有意义的地方大概就是 塑造的人物性格 能让读者 更懂些人性吧

B. 中国最经典的十部武侠小说(写出作者)

金庸：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
古龙：天涯明月刀，多情剑客无情剑
梁羽生：云海玉弓缘
萧逸：西风冷画屏
司马翎：纤手驭龙
温瑞安：逆水寒
高庸：纸刀
易容：王者之剑

金庸十部经典武侠小说及人物自述
《飞狐》：
程灵素：爱一个人不能过于无节制。因为你可能遇到一只白眼狼。你爱他的时候他假装不知道，你为他死后他假装悲伤之后会去和别的女孩子搭讪。
袁紫衣： 跟一个人谈恋爱最好不要用游戏心态。否则他会很认真。到时候你除了出家就别无他途。
胡斐：一次恋爱之后最好立刻把前面的人忘记，否则会带着沉重的感情枷锁。你看看萧峰到死都没法忘记阿朱，而我不是就和苗若兰好了吗？
《连城诀》：
狄云： 当一个旧情人抛弃你时不要哭泣，因为立刻会有一个新的更好的MM来接替她——当然，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小说里。我知道你会认为我和《基督山伯爵》中的爱德蒙·唐泰斯过于类似。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古今中外，这类情况概莫能外。
《天龙八部》：
段誉： 爱情就象足球里的防守反击。你只要死缠烂打。接下来，对方内部会出现问题。然后你就可以乘虚而入。这就是我得到语嫣的方式。
虚竹： 真正的爱情和对方的容貌无关。
萧峰： 我们对于老丈人要保持足够的尊重。
慕容复：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 游坦之： 不要过分放纵你的情人。否则她会非常狂狷，而对你不理不睬。 无崖子： 永远不要招惹两个偏执狂女人。否则你一辈子不得安生。 木娩清： 爱上一个男人之前最好查查他的家世背景。
《射雕》郭靖： 骗女孩子其实最好朴实无华。欧阳克用那么多花招，不如我请一顿饭。
黄药师： 娶一个好老婆对于事业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她可以做一个免费的记事本和秘书。
周伯通： 女人是世界上最麻烦的动物。
《白马啸西风》：
李文秀： 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惜我都不喜欢。（原话）
《鹿鼎记》：
韦小宝： 婚姻大多数时候和爱情无关。
胡逸之： 要避免一见钟情的沉沦，记得不要看她第一眼。
《笑傲江湖》：
令狐冲： 很多时候，爱你的人并不是你真正爱的人。但是当很多人认为你们相爱时，你连否认都不能。
岳灵珊： 每一个纯情少女一生中都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哥哥，一个是情人。但往往你会发现大哥是比情人更好的。
东方不败： 一个男人对女人们过于失望之后，就会寻找别的填补感情空虚的方式。
《书剑恩仇录》：
香香公主： 不要过于迷恋任何人。也许你只是他前途的一个砝码。 霍青桐： 世界上第二痛苦的事是拥有一个比自己美丽的妹妹。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自己的情人爱上了自己的妹妹。
《神雕侠侣》
杨过： 1惊世骇俗的爱情总是要付出许多代价。 2到处留情会使得许多人伤心。 结论：当一个浪子是吃力不讨好的。
小龙女： 如果你想不为爱情烦恼，唯一的方式就是让你们的爱情没有任何第三人涉足。 郭芙： 其实大多数时候，真正的爱情要等到你已无法回头时才会发觉的。
《倚天》：
张无忌：有时候对你好的女子越多，你的烦恼就越多。
赵敏： 爱需要理由吗？
周芷若： 被抛弃后，请不要哭泣。报复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小昭： 不要在你爱的人身边充当一个乖乖小妹形象，他不会把你当回事的。直到你要离开时他才会发觉你的重要性，可是那时已经迟了。

C. 金庸小说外国研究现状

流行文化综合现象。 “金庸作为一个综合现象，既是文学性的，亦是超文学性的，甚至还有传播媒介、政治及社会伦理的意义。”⑷自80年代初开放以来，大量港台文学及流行文化如电影、电视、流行曲等流入内地，在内地缺少通俗文化的情况下迅速流行。金庸小说能赢得这么多的读者，反映了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文化艺术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丰富多元的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将文艺视为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机制”⑸，“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取代精英主义的“新文学”而变成了“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的新的文化空间”⑹。 从金庸现象本身来观察，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经营和经典制造的流行文化综合现象。“台湾是“金学研究”的发源地，也是金学研究的重镇。“金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然而它的出现，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宣传促销计划。”⑺所以说金庸小说是非常典型的流行文化。但是，香港通俗小说家，在内地学者眼中，这却成为金庸的“原罪”。王朔在《我看金庸》中说：“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我们的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王朔批判的与其说是金庸小说，不如说是面对“港台文学”的“入侵”所产生的无力感和忧虑。内地流行文化在港台通俗文化的冲击下“全盘沦陷”这便是王朔的忧心所系。”⑻ 严家炎教授高度肯定金庸小说，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提出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中向前发展的，从文化生态平衡的角度看，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必须存在。他认为由于长期受“左”的观念的影响，禁锢僵化的“高雅”观念多年来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使文学艺术真正高雅化，反而混淆了视听，使民族文学和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得不到发扬，给一些貌似“先进”实则与我们的文化实际严重脱离的东西提供了任其肆虐的条件，阻碍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样，只是示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其社会功能是一样的，文化乃一整体，并不仅存在于“高”、“雅”文化之内，也不单只涵盖文化中“最好的东西”。“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某种形态，“高”、“低”、“雅”、“俗”之间的森严界线亦应消弭。

D. 中华武侠小说特点及其文化分析

中国武侠和外国的武侠小说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中国武侠小说注重社会关系的建立，道德水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被认可，而外国武侠小说的内容建立在对帝王的尊重和纯粹力量的对比上。在《史记·刺客列传》（不好意思，我一直将这部分当武侠看）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虬髯客》、《大铁锥传》（这两部出自那里我忘记了）还有《七侠五义》等等都比较注重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被公众认可的道德准则，这种状况在可能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5、60年代，从司马麟的武侠小说就可以看出来。外国武侠小说从《奥赛罗》、《三个火枪手》（在以前的我没有看过了）那样的作品来看，大多比较注重力量的对比，纯粹是一种为贵族服务的小说和戏剧，可以认为它们是文字角斗场，但是随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在商业上价值激增在19世纪、20世纪的欧美武侠（甚至于不能叫武侠只能叫侠客小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我看要属《佐罗》了，《佐罗》的受欢迎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的衰落使得象美国那样的文化逐渐占据了美洲大陆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文化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东方的文化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活托托的一个奥赛罗）。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逐步将在西方小说中的逻辑推理等人所众知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因素加入到小说当中（如古龙的《陆小凤》、温瑞安的《四大名捕》），更有甚者看到了由于美苏太空争霸而引发的太空争夺战在商业上的利用价值，在国外他们着重探险，在中国我们着重和外星生物的争夺，或者根本就把战场开辟到太空上去。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武侠的概念已经很广泛了，特别是中国的武侠的概念。

中国的武侠有三层含义：一是孔武有力，身手敏捷，格斗技术高超；二是在某一特定的道德标准下被广泛接受的道德体现的精华（如郭靖之守襄阳不若文天祥乎？）；三是，个人修养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这比较符合中国近5000年的文化的遗传，这一点在武侠小说中不是以某一个主角体现出来的，而是由一部书中的一个群体体现出来的——个人认为这一点个人认为梁雨生做的很不错——所以中国的武侠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个人认为广义上讲武侠小说应该包涵所有那些反映通过武技来体现人类潜能的小说，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抽空我会看看有网友所说的那部《狞皇武霸》的，但是就中国的文化含义来说，最孔武有力的人并非是武功最强的人：） 另外，小李飞刀，我一直认为那是暗器：）所以在刀的评论里面我没有考虑他，有句话我很赞同就是“刀的好坏还是在于用刀的人”（燕南天之剑可比倚天、青虹更利乎？）
武学至上境界，乃即武学而超武学之境界，武学与非武学，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无佛家武学，无道家武学，亦无俗家武学，无佛家、道家、俗家分别之相，乃至亦无无分别之相，佛陀所言离一切分别无分别是也，亦可谓真如自性，大道之实性，此为一切武学非武学之源，不可思议，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说，假而言之，曰武学之无极境界可也。对应于非阴非阳或无剑境界。

此无上妙境自性起用，自体自然生发而分别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谓佛家武学、道家武学与俗家武学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离，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于无与有之间，武学之太乙境界也。具体而言，九阳真经、九阴真经、独孤九剑[木剑境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系统化]即此境界也。九阳真经是佛而非佛：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乃从佛学至上大乘禅宗正宗真传达摩祖师所传之无上佛法而化来，故一切佛门武功皆归于九阳真经；非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佛家武学也。九阴真经乃道而非道：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为道家大宗师黄裳由道学渊薮道藏中化来，故一切道家武功皆归于九阴真经；非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道家武学也。独孤九剑则是俗而非俗：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乃俗家千古奇人独孤求败以易经为总根源而化来，故一切俗家武功皆归于独孤九剑；非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俗家武学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万流归宗之势融汇于以上三大武学，此三大武学又以九九归一之势归于自然无为的绝顶境界。故三大宗师，达摩祖师、黄裳真人和独孤大侠，虽假借佛门武学、道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方便，而实际心中并无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学之分也。

三大宗师之分别：就最终意义而言,独孤大侠,黄裳真人,达摩祖师三大宗师当究竟无别,皆可称绝顶境界,然细论仍可分出高下:达摩祖师当下直承,纯以自心为源而生无上武学,武学只是明心见性之方便,也就是说, 达摩祖师对武学的境界是本来超越,本来无武;黄裳真人是假借道藏为缘,以自心为因而生至上武学之果,终究有所凭借,故虽最终超越了武学,尚非本来超越之境界,不过极其接近此境界,独孤大侠则经过一生极其艰苦的修习之后,直到最后才超越了武学,踏入武学和人生乃至天道证悟的至上境界,比之于以上两位稍逊一筹.达摩祖师乃无为境界,黄裳真人乃类于无为境界,独孤大侠则是由有为而归于无为的境界.达摩祖师是当下无极,黄裳真人是由太乙而无极,独孤大侠是遍历一切有形而无极[基本上经历了剑道修习过程中的所有阶段,经历最全],不过最终无异，都是体用一如之境界：达摩祖师以真如为体，以博大无边的无量武学为用；黄裳真人九阴真经上卷明大道微妙本体，下卷为破尽天下一切武学之法门；独孤大侠的无剑境界，既是内力的无所施而不可，又是剑招的变化无穷。

E.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大家觉得哪位人物的命运最悲

主角还是配角呢？配角里头命运悲惨的很多的，比如被政治斗争搞到残废的段延庆，迷信爱情被骗财骗色搞到残废的裘千尺，家破人亡又被爱慕的女神玩弄搞到残废的游坦之，被师父杀尽全家性情大变之后又被搞到残废的谢逊等等。
主角的话，我个人认为命运最悲惨的是萧峰，尚在襁褓内就失去母亲，事业如日中天时被揭穿身份成为武林公敌，追查多时的大恶人却是其生父萧远山，刚刚父子相认老爹就出家当和尚了，最后当上辽国南院大王，位高权重却又因为成长过程中被丐帮洗脑始终无法摆脱宋人身份，最后为了阻止辽国南侵而自杀。

F. 请各位亲们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零件的cad图。毕业设计用的。发[email protected]

有一个冲压落料的课程设计，可以免费提供参考

需要帮助可以hi我具体看图或者采纳帖子，我传你学习交流

这是排料图

G. 怎么安排武侠小说人物命运

传统武侠一般都是主角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经历 简单概括就是“主角的一生” 包括武功家世和感情 一般要写的风生水起都是 家世很出奇 经历很坎坷 感情很丰富 一般都是年少坎坷 中途屡遇奇人奇事然后通过这些神奇的经历武功大增最后成为不世出的高手
不过写文是要出新的 不是一定要按传统的老路子来 所谓“无巧不成书”嘛 个人认为只要不是离奇 巧的过了头 安排一个个意外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总是不错的 而且主角的经历一定要坎坷，否则没意思了 至于感情 如果男主角一般都是无数美女环绕型的否则情节不够曲折 任务自然是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了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写文最重要的就是写出心中所想 真情实感 要用内心打动读者的心 就哦了

H. 我毕业论文想写金庸小说里面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http://www.lusin.cn/book/jingyong/24/mydoc012.htm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

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

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

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

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

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

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

(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

二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

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

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

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

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

“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

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I. 关于金庸研究的外国文献2篇

“金庸作为一个综合现象，既是文学性的，亦是超文学性的，甚至还有传播媒介、政治及社会伦理的意义。”⑷自80年代初开放以来，大量港台文学及流行文化如电影、电视、流行曲等流入内地，在内地缺少通俗文化的情况下迅速流行。金庸小说能赢得这么多的读者，反映了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文化艺术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丰富多元的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将文艺视为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机制”⑸，“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取代精英主义的“新文学”而变成了“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的新的文化空间”⑹。
从金庸现象本身来观察，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经营和经典制造的流行文化综合现象。“台湾是“金学研究”的发源地，也是金学研究的重镇。“金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然而它的出现，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宣传促销计划。”⑺所以说金庸小说是非常典型的流行文化。但是，香港通俗小说家，在内地学者眼中，这却成为金庸的“原罪”。王朔在《我看金庸》中说：“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我们的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王朔批判的与其说是金庸小说，不如说是面对“港台文学”的“入侵”所产生的无力感和忧虑。内地流行文化在港台通俗文化的冲击下“全盘沦陷”这便是王朔的忧心所系。”⑻
严家炎教授高度肯定金庸小说，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提出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中向前发展的，从文化生态平衡的角度看，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必须存在。他认为由于长期受“左”的观念的影响，禁锢僵化的“高雅”观念多年来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使文学艺术真正高雅化，反而混淆了视听，使民族文学和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得不到发扬，给一些貌似“先进”实则与我们的文化实际严重脱离的东西提供了任其肆虐的条件，阻碍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样，只是示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其社会功能是一样的，文化乃一整体，并不仅存在于“高”、“雅”文化之内，也不单只涵盖文化中“最好的东西”。“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某种形态，“高”、“低”、“雅”、“俗”之间的森严界线亦应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