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认识

Ⅰ 简论中国武侠小说的侠义精神

以伤害少数人的利益为基本来迎合大众的好评和赞扬，以个人道德观为基准来强迫他人赞同自己的道德观，以侠义为理由安慰自己去让自己做一些自己本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

Ⅱ 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Ⅲ 谈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 600字左右

写作思路：可以写一下中国古代小说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详细地描述一下，最后阐述自己的理由和观点等等。

正文：

中国古典小说是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经典的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代表作。

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促成了小说的孕育和形成。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其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如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如《柳毅传书》和《莺莺传》。

宋代的话本，明代的拟话本的出现，推动了古代小说的发展，拟话本的题材更加广泛，情节更加曲折，描写更加细腻，如《灌园叟晚逢仙女》。

明清章回体小说将古代小说逐渐推向了顶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红楼梦》则代表古代小说的顶峰。

中国古代小说辉煌灿烂，但是它的出现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无到有，历经千年，达到鼎盛...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说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两种短篇小说双线发展，明代开始,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

我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叙事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Ⅳ 谈谈你对中国武侠片的认识

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题材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都是身怀绝技、劫富济贫、见义勇为、大义凛然的侠客义士。

武侠片都是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
比较出名的武侠小说代表：金庸《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等等
古龙《绝代双骄》、《萧十一郎》、《楚留香》、《陆小凤》

Ⅳ 求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性学习的心得八个和论文1篇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Ⅵ 当前学界对其武侠小说文字意义和艺术特征的论述

谁的小说？我在学校时候考过金庸的。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作者：严家炎

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小说界以
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的第一人——纠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爱
护百姓”为新尺度——揭示权力的腐蚀作用——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锐
利的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用现代心理学观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武侠小说诞生在漫
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
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四”
以来的新文学家，像茅盾、郑振锋、翟秋白，都从武侠小说的圈外写过严厉批评（却也
不无偏颇）的文章，寄托了对这类文学加以改造的愿望。
五十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则可以说进入到圈内对这
类作品进行了改造。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
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
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金庸作品尤其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
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
社会的看法。”①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
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一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
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意行凶，杀人如麻，即使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
《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余口，连儿童、
马夫。”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李逢江州劫法场，更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
《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好像英雄们一朝正义在握，就有权
对邪派徒众杀个干净。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证明中国
人有潜在的嗜血欲望；但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角度或法律角
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鹏英雄传》
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
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
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②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
怀疑。《神雕侠侣》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
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③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
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的想法：“百
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
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
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
是纠缠不清的冤孽，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④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带有贬义地写了
林平之这个复仇狂。他在为父母报仇这天，居然穿上锦绣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过
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弄老鼠似地只顾
自己戏弄青城派头头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
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动手刺杀了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
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
无辜。《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⑤这一切，不
禁令人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意见。在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
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 Transfer inte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
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君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君页以病亡，朗乃刺杀君
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针对文中所载朱朗其人其事，鲁迅写了这样一段案语：案：《春秋》之义，当罪而诛
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诛当其辜。
而朗之复仇，乃及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坏，离经获誉，有惭德已。岂其犹有美
行，足以称纪？⑥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
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指斥朱朗的所谓“复仇”。鲁
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诛当其辜”，“当罪而诛不言于报”，这种行动已
无正义性可言，决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
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这种态度，大体代表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
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而和传统武侠
小说却大相径庭。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
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
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好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
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
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⑦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
倾向，用孟子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民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在一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
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
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
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
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著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
三位主角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剩
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
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
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
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
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辩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
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
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善和恶、
敌和友么？不间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
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揭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
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
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
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继，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
这手法太也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
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
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
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
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
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
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
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
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
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⑨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
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
祖师传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人们：
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么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说《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那么，
到几年以后写《鹿鼎记》中康熙皇帝时，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康熙是《鹿鼎记》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称得上有作为、有远见的明君。
小说从他与“小桂子”相处时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起，写他经过击杀权臣鳌拜而逐
渐成长。成熟，这一过程显得颇为细致亲切。他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
灾情时，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缩减宫中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浙江
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之辩诬，反而称赞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为之设忠烈词。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
属，决不受下属的控制。小说中反清复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一种相应的思想倾
向，反而衬托出康熙的英明有为。康熙后来曾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做中国皇帝，
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
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
好些吗？”⑩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改用全国百姓利益来衡量，应该承认康熙的话
并不是自我吹嘘，而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圣君”
的标准。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剑》
时，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极的情节，显然也是为了把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贯彻
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听到皇太极与范文程等大臣的谈话。皇太极说：“南朝所以
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
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还商量入关后轻摇薄赋，解民之困厄。这使
袁承志深受震动，觉得“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崇侦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远了。我非杀
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汉江山不稳。就算闯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隐隐感
到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似乎也颇有不及。这就合理地写出清王朝能打败明军和闯军，
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决非出于偶然，而是和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包括满族一些杰出领袖人
物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
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也已写了新
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热烈动人的生活场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杰的成功形象。《天龙八
部》写了乔峰（萧峰）这样感天动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更塑造出有道
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可见，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
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三 对于江湖上正与邪、侠义道与黑道、名门正派与
魔教之间的斗争，金庸显然也有过很多思考。传统武侠小说出于旧式正统观念，在正邪
一类问题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简单二 分法：正则全正，邪则极邪。金庸则在小说里写了许
多极复杂的正邪斗争，其中有部分确实存在着是和非、正义和邪恶的严重对立，但也有
不少只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义挑动的。（笑做江湖）里衡山派高
手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这件事并没有触犯谁的利益，不料所谓“正派”里的嵩山派站
出来坚决阻挠和干预，不许他举行金盆洗手典礼。他们硬给刘正风按上了“结交魔教长
老曲洋”的罪名，杀了刘正风全部家属，最后连身受重伤、逃出来隐居的刘正风，以及
曲洋的十二三岁的孙女都不放过。
真是残忍毒辣之至！令狐冲曾经这样责间嵩山派的费彬：“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
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
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恒山
派掌门人定逸师太在吃尽嵩山派一再化装偷袭的苦头之后，也对令狐冲说：“像嵩山派这
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小说通过
具体情节告诉读者：是和非，正义和邪恶，不能只按表面名称来划分，应该作具体分析。
事实上，侠义道和魔教两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恶势力。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
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都在侠义道，却都是阴险狠毒、作恶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华山
派掌门人岳不群这类伪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说的那样：“这正邪两字，
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也许金庸对中国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断、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
历史状况实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说里一再写到了武林中层出不穷的门派斗争。《倚天
屠龙记》不但写了明教与正教的矛盾，而且写到了明教内部各种势力你争我夺所造成的
分崩离析，也写到了正教各派有时联合有时争夺而带来的相互屠杀和被人利用。《鹿鼎记》
中，天地会、沐王府等各种反清势力只要聚会在一起，总是争吵谁算正统——究竟南明
的唐王是真命天子，还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为此而动起武来。在这些复杂的斗争中，
张无忌出任明教教主后协调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后与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
为玉帛，无疑代表着作者的理想，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中国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纷争中吃
尽苦头、付出血的代价所得来的教训。
金庸对正与邪、英雄与罪人等问题，显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时，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年迈的成吉思汗
回顾一生，意得志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及得上他。
郭靖却表示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
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这里所说的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姓”，才是金
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对成吉思汗
表示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
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
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鉴别有了客
观标准。这一思想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它表面上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
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也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坏。他认为，
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说中，金庸通过场面
和情节自然地显示：权力对人有腐蚀作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
走向腐化。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狱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
生气。上官云一见他的面，就习惯他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
湖”，把他像东方不败那样吹捧。任我行很觉得反感，当场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
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
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甚至心里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说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
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滥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
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随即他就对上官云叮嘱了一句：“上官兄弟，咱
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但当他在别人帮
助下杀了东方不败，真的重新当上教主之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
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威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了。而且越到后来，变得野心越大。
无怪乎令狐冲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忽然想到：“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
方不败，却有什么区别？”连他女儿任盈盈都对令狐冲说：“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
个性子很快就变了。”《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
逼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了峨嵋派掌门人之后，她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自觉地追逐权
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更是野心越来越大，要当“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
韩林儿带开玩笑地对张无忌和周芷若说：将来推翻元朝之后，“教主（指张无忌——引者）
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周芷若听着居然“不胜之喜”。张无忌马上说：
“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主若这时“脸色微变”。足见
周主若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金庸在这里所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非常
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实
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以防范领导者腐化的问题点出来了。这也说明，金庸的武
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能给人有益的启示。
四
旧式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所谓“斩得名王献
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个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侠义小
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为清官家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
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
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
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
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
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
位。
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
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
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
自觉的叛逆者。
不仅杨过一人如此，其他小说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热诚，全无伪饰；
“东邪”黄药师的洒脱超逸，偏于乖戾；“老顽童”周怕通的了无机心，天真率性；令狐
冲的狂放不羁，笑做江湖；狄云、张无忌的躲开污浊，遁世而居；他们都是独立的树，
而不是依附的藤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摈弃“权势”、“威福”、“玉帛”之类世俗旧观念，
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
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这正
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金庸笔下，连已经继承了帝位的段誉、段智兴，最后也都走
上出家之路。
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
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相好。赵敏为了
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
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
者的感情倾向。
金庸在个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
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人格，
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侧面。人，
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像近
代西方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
这个社会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可是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王权利益，
过分抑制甚至无视个体利益，牺牲人的个性，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
许多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健全
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五 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
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究其实，并不可一概而论。金庸小说的有
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发，它们不但不脱离现实，反而应该说是深入
现实的笔墨。作为政论家同时又是小说家的金庸，对诸多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常常
保持着客观、清醒、独立思考的态度。创作过程中，他把得自现实的这些感受连同自己
的某些真知的见，融汇入小说，转化成形象。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富有思想性的一个重要
原因。
只要读读《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我们就知道金庸不但相当熟悉南宋时期的政治
军事斗争，而且对那段历史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种悲愤的激情，为
全书奠定了基调。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射雕英雄传》却通过曲三和说书
人张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
他为了坐稳他的皇帝宝座，宁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钦二帝的岳飞害死，向金
国一再退让，甚至竟然向金国皇帝上降表称臣。这就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
变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沦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
杀害，等等。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鹏英雄传》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属于香港
《大公报》系统这个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说内容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缘由（直到19
79年，台湾初次印这部作品时，还要改个名字，叫做《大漠英雄传》。
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读者，当他们读到《笑做江湖》中写日月神教和《鹿
鼎记》中写神龙教的那些笔墨时，一定会联想到“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强制推行
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那套极端个人迷信的活动。小说中
的日月神教，在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一伙把持下，强令徒众服有毒药物而自己则垄断解药，
以维持教主的个人权威。部属每人说话，一开口就是：“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
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又说什么：“教
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谨奉令旨，
忠心为主，万世不辞。”荒诞的情节形式，呈现着发人深思的现实内容。有关神龙教的描
写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笔墨并不是出现在“文革”结束。
中共中央作出否定这场动乱的决议之后，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间“文革”正在
进行，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写出的。这就真正显示出作者辨别复杂事
物的可贵眼力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无畏勇气。即使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由于“左”倾思
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位名叫林彬
的香港电台广播员，就因为批评“文革”中的个人迷信现象而在1967年那嘲红色风暴”
中被人以汽油浇身活活烧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杀的“五人黑名单”，一度被迫离港出走。
事情就曾这样十分荒唐而又尖锐得血淋淋地摆在人们面前。只有了解这些，我们

Ⅶ 求中国武侠小说知识

中国武侠和外国的武侠小说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中国武侠小说注重社会关系的建立，道德水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被认可，而外国武侠小说的内容建立在对帝王的尊重和纯粹力量的对比上。在《史记·刺客列传》（不好意思，我一直将这部分当武侠看）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虬髯客》、《大铁锥传》（这两部出自那里我忘记了）还有《七侠五义》等等都比较注重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被公众认可的道德准则，这种状况在可能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5、60年代，从司马麟的武侠小说就可以看出来。外国武侠小说从《奥赛罗》、《三个火枪手》（在以前的我没有看过了）那样的作品来看，大多比较注重力量的对比，纯粹是一种为贵族服务的小说和戏剧，可以认为它们是文字角斗场，但是随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在商业上价值激增在19世纪、20世纪的欧美武侠（甚至于不能叫武侠只能叫侠客小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我看要属《佐罗》了，《佐罗》的受欢迎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的衰落使得象美国那样的文化逐渐占据了美洲大陆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文化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东方的文化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活托托的一个奥赛罗）。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逐步将在西方小说中的逻辑推理等人所众知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因素加入到小说当中（如古龙的《陆小凤》、温瑞安的《四大名捕》），更有甚者看到了由于美苏太空争霸而引发的太空争夺战在商业上的利用价值，在国外他们着重探险，在中国我们着重和外星生物的争夺，或者根本就把战场开辟到太空上去。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武侠的概念已经很广泛了，特别是中国的武侠的概念。

中国的武侠有三层含义：一是孔武有力，身手敏捷，格斗技术高超；二是在某一特定的道德标准下被广泛接受的道德体现的精华（如郭靖之守襄阳不若文天祥乎？）；三是，个人修养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这比较符合中国近5000年的文化的遗传，这一点在武侠小说中不是以某一个主角体现出来的，而是由一部书中的一个群体体现出来的——个人认为这一点个人认为梁雨生做的很不错——所以中国的武侠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个人认为广义上讲武侠小说应该包涵所有那些反映通过武技来体现人类潜能的小说，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抽空我会看看有网友所说的那部《狞皇武霸》的，但是就中国的文化含义来说，最孔武有力的人并非是武功最强的人：） 另外，小李飞刀，我一直认为那是暗器：）所以在刀的评论里面我没有考虑他，有句话我很赞同就是“刀的好坏还是在于用刀的人”（燕南天之剑可比倚天、青虹更利乎？）

Ⅷ 大家说说对武侠小说的看法

不好意思，在下愚见。曾经的演讲稿

我对武侠小的兴趣不仅在读，也在写。我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娱乐自己，借此抒发内心的思想感情，并不想发表。
目前武侠小说界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继古龙、金庸、梁羽生之后，陈青云、诸葛青云、卧龙生、云中岳、柳残阳、秋无痕等人又名声鹊起，为繁荣武侠小说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为什么这些武侠小说作家都是香港的，唯独没有一个大陆的呢？是大陆没有武侠小说创作的人才吗？不是，绝不是。
那又是为什么？是因为大陆没有培养这些人材茁壮成长的土壤。
武侠小说同中国武术一样，发源于中国，是中国文化宝库的一件瑰宝。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描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中国武功，但为什么作者不是我们中国大陆人，而是香港或台湾人呢？为此我深感难过，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空前绝后的缺憾！尽管香港人和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毕竟不能代替大陆人。
和千千万万人一样，我也期待着能有一天，武侠小说也能做为一件文化珍品登上大雅之堂，得到正名。可惜到目前为止，武侠小说非但不能被文学界所承认，甚至一再被打入冷宫，深受正统文学作家的攻击和排斥。那些一边提倡文学即“人学”的正人君子，另一边却著书立说怒斥真正“人学”作品的武侠小说，不知他们是居心何在？
当然，武侠小说大量出版，其中精品并不多，似古龙、金庸、梁羽生这类好作品很少，大多都是滥竽充数之品，但不能因此就把武侠小说一棍子打倒，把它贬得一文不值。虽然这些小说内容大多都是作者虚构的，这一点作者并不否认，但做为“成人的童话”角度来看待它，我强烈呼吁社会上能给予它一席之地。
我不提倡禁欲主义，因为它在中国现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实际，有的东西越禁止越使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和强烈好奇心，越容易促使人去一破禁区、一观究竟；若是不禁止反而没有人去注意它，这就是人的逆反心理。性欲本就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它也不是一种毒药，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去把握。世上也本就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一口断定是有益还是有害，关键在于多少。酒少饮可舒筋活血，多贪则乱人心性；欲寡可使人松驰、安定，纵欲则损伤身体；卤水药人，却能点豆腐，快刀能杀人，但用在手术台上却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酒色财气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主题，用不着去极力回避，尽管有大多数人表面不肯承认。
我也同样不提倡占用大量篇幅、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激烈的武打场面。因为武侠小说不是国术指导，也不是武术理论杂谈，更不是用来教人如何去打人杀人的，只不过是用来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小说作家并不一定都钻研过武术，也不可能是武术家，他所写出的招式，往往连他自己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动作，甚至武功中根本不存在这一动作，而是他随便找几个字凑上去的。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去描写不现实的武打场面，是不是有些“画蛇添足”？我很赞同古龙的观点，武打场面不一定是打，而是制造氛围。
另外在情节的变化、人物的形象上，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突出旧格局。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武侠小说已出版发行不下几千部，同样的情节变化、同样的人物形象，已描写过许多次了，这样读者再看，就不会再感兴趣，而且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最凶恶的人就是大侠客，最善良的女人就是“女魔头”，诈死、易容、毒药，金钱、势力、复仇，已不应是武侠小说再出现的内容，否则就很难发展。
要想创新，就得改变方式。去刻画人的心理活动、情感的变化、性格的冲突，只有人性，才是武侠小说描写的焦点。因为人性之复杂，远在任何一种武功之上。人无完人，人性也没有完美，只有接近现实，才能有发展、有创新。武侠小说已不再是单纯的武功决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作为“成人的童话”也不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把现代的生活情感、人类幻想，用古代的武侠小说表现出来，用富有幽默的语言、哲理的词汇反映出来，注入现代人的思想，岂不又把它推进了一大步？让它在新派武侠小说的现有阶段再进入一个全新里程。香港的古龙先生在这方面就已做出了很好榜样。
世上的路都有终点，只有艺业这条路是没有一定的终点。
而且是永无止境！

Ⅸ 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及意义是什么

个人看法：文学价值，史学价值，艺术价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
有意义的地方大概就是 塑造的人物性格 能让读者 更懂些人性吧

Ⅹ 武侠小说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科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