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

⑴ 明清两代的长篇小说普遍采取这种形式如什么和什么和什么和什么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形式。明清两代的长篇小说，普遍采用这种形式，如《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红楼梦》等。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种， 是分章回叙事的白话小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是其主要特点。是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讲史说的是历史兴亡和战争故事，如《金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说话人不能把每段故事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话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从章回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说"、"看官""且听下回分解"等字样，可以看出它和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宋元长篇话本已具有章回小说的雏形。长篇话本篇幅较大，为讲述方便，实行分卷分目，每节标明题目、顺序，这是小说最早的分回形式。经长期演变完善，至明末，章回小说的体例正式形成。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用工整的偶句(也有用单句的)作回目，概括这一段落的基本内容。《三国演义》便是典型的章回小说。明清至近代，中国的中长篇小说普遍采用章回体的形式。现当代的一些通俗小说也仍在沿用此种形式。

⑵ 中国传统文学叙事有哪些形态或模式

文学作品的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中国传统的“二分法” 所有文本体裁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 依据：文本的外部特点即语言形式因素. 这种分类过于笼统,没有涉及题材、构思等问题,难以区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现在已经被废弃. 2、西方的“二分法” 以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的的“二分法”为代表,他依据文本模仿现实的手段区分了史诗、戏剧两大类.由于史诗是通过语言来模仿现实的,不像戏剧那样有音乐的介入,因此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类型.至于史诗的语言表现形式,可以是韵文,也可以是无韵的散文. 同样是二分法,以亚里斯多德的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论更侧重文本的媒介手段等内在特点. 二三分法 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二分法没有提及抒情诗,当抒情诗在文学中的地位提升以后,二分法被三分法所替代. 三分法是依据文学作品选取题材、构思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以及塑造形象的表现手法将各种文学划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的一种方法. 叙事类文学侧重于以客观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环境景物为题材内容,以摹仿、虚构为构思方式,以具体生动的叙述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和表现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文学作品. 叙事性是叙事类文学基本的审美特征.叙事类文学包括小说、史诗、叙事诗、故事诗、史传文学、报告文学等. 抒情类文学是侧重以抒情主人公主观情思为题材内容,以内心感受和体验为构思方式,以直接抒发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表现创作主体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和体味的文学作品.抒情性是抒情类文学的突出的审美特征. 抒情类文学主要有抒情诗、抒情散文、散文诗等. 戏剧类文学是侧重于以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题材内容,以模拟和再现虚拟的真实为构思方式,以人物自身的行为动作和台词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一种文学作品. 三四分法 1、我国“四分法”将文学文本划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大类.有的在此基础上增加影视文学. 我国四分法是根据文学文本的外在形态,同时考虑题材选择、形象塑造形象的特点,以文本的语言特征、体制篇幅为依据作为划分文学体裁的方法. 2、加拿大诗学家弗莱的四分法 他说：“文类的中心原则是相当简单的,文学中文类区别的基础似乎是表现的原则.词语可以在观众前面表演出来,可以在听众面前讲出来；或者它们可以歌唱出来,或者可以为读者写出来.” （〔加拿大〕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在观众面前表演的诗歌是戏剧；在听众前朗诵的则是叙事诗；自己背朝观众唱或者吟诵就是抒情诗；而小说则是应安静地阅读的.”（〔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弗莱的四分法与我国流行的四分法在立论依据与分类结果上并不相同. 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广义的指自先秦至清代末年的中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体起源与发展历程,文学运动、流派,文学理论,作家作品的考据、研究等等.类似中国古代文学史.狭义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按文学史的习惯,可以划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形式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大量篇章脍炙人口.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⑶ 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发展的过程

1.发祥期：唐代
当时，市人小说、寺院俗讲成为白话小说的两个发展源头。
2.黄金期：宋、元时期，开封、杭州等瓦舍勾栏处，“说话”艺术盛行，由此产生“话本小说”。这也是最早的白话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短篇白话故事，篇幅较短，基本用口语叙述，有虚构性。
3.宋末及元代，在白话小说基础上出现了文人模仿此形式创作的拟话本小说。

3.全盛期：明、清
这一时期，产生了演义小说、长篇章回体小说等。如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长篇章回体演义小说》《金瓶梅》；明代的拟话本小说“三言”“两拍”；“三言”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清代“双峰”：《儒林外史》《红楼梦》。而《红楼梦》更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辉煌的顶点。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认为小说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的东西。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小说正是这样一种俗文学。班固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认为小说是末技，是小道小智所为。但小说的生命力极为旺盛，虽然饱经磨难和拒斥，却仍然有强烈的发展势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唐宋之交，汉族市民阶层兴起，尤其是宋代，生产力发展迅速，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休闲娱乐的呼唤也日益强烈，城市文化越来越盛行，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以此为契机，迅速的发展起来。
唐代传奇相对白话小说是雅，但拿传统的雅俗观来衡量它，却又可以说它为俗。雅俗问题与上述娱乐和教化、虚构和实录的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化的内容是礼义，实录叫做雅驯，可见传统的雅俗观是贬低和排斥娱乐和虚构的。 儒家道统文统的继承和发扬，阻塞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一般的说是士人写给士人读的文学，它本来就产生和活跃在雅文化圈内。当它蒙上不雅的俗名，士人便疏远它，它便从雅文化圈走出来，逐渐向俗文化靠拢。宋代传奇小说作者的文化层次下移，同时创作倾向却向雅的方向攀附。“论次多实”、“采艳殊乏”，都是弃俗而就雅的表现。
降至元明，传奇小说俗化趋势愈益明显，从明代中后期流行的各种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竞相转载来看，它们在士人中还是颇有读者的。人们总爱附庸风雅，标榜不俗，而实际却有难以脱俗的一面。
这类半文半白的、篇幅已拉得很长的传奇小说继续走着俗化的路，到明末清初，它们干脆放弃文言，使用白话，并且采取章回的形式，便成为了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与通俗小说合流。
如果说传奇小说是从雅到俗，那么白话小说的运动方向恰好相反，是从俗到雅。白话小说无论短篇还是长篇，都源于民间“说话”，它们的体制和叙事方式都保留着“说话”的胎记，与源于史传的传奇小说迥然有别。白话小说长时期在民间传播，其故事是生鲜的、同时又是稚拙的，版刻也很粗率。直到明代嘉靖前后，情况才发生重大变化。文人突然看好这种俗而又俗的文学样式，他们不只是评论，而且参与其间，进行搜集、整理、加工、编辑、出版。接着还有模拟这种样式的文人创作，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和陆人龙的《型世言》，等等。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王阳明是主张人皆可以成为圣贤的，有利用俗的形式才能达到化俗的效果。他对俗的重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效果。嘉靖万历时代推崇通俗文学的文学家所依据的就是王阳明的这种思想。
白话小说的作者由不见经传的无名氏，渐次上升为大文人。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都是早期白话小说作者所不能相比的。
白话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随着作者成份的改变而渐次由俗变雅。按创作方式，白话小说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说话”的书面化；中期是作家根据现成故事进行创作；后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独立创作。文人独创的小说，不仅题材情节出自个人机杼，而且艺术风格也有鲜明的个性。白话小说发展到后期已有雅俗的分别。不过，白话小说的主流趋向于雅，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它们的源头分别为雅和俗，它们的走向却相反，文言小说向俗靠拢，白话小说向雅接近。雅俗在小说范畴内达成了妥协。“雅”接纳了白话，承认了“虚构”；“俗”则承担起“教化”的使命。换言之，“雅”放弃了“雅言”和“实录”的原则，“俗”则放弃了娱乐惟一的宗旨。小说中雅俗共存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际志。
中国小说的源头就存在着雅俗的分歧，雅的是文言小说，它从史传蜕化而来；俗的是白话小说，它从民间伎艺“说话”转变而成。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途程中，雅和俗构成两极，文言小说受到俗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俗的成分，显示出渐次俗化的倾向；而白话小说则受到雅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雅的成分，表现为渐次雅化的倾向。雅俗结合是小说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万历以后，不仅长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作品衰微，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已不适应社会的要求，相反，白话短篇小说作品的创作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多的。首先，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市民阶层的力量壮大，在社会上是一股极为活跃的、强大的阶层，他们要求在文学上能有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作品。
其次，宋元话本小说在明代得以继续发展，它是劳动群众小说创作自身发展的结果，显示出比文言小说更强的生命力。参予白话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善于吸收群众艺术创作的结果，语言通俗易懂，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内容，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精神，因而有着更强的人民性，为广大群众所观赏喜爱。
明代印刷术发达，书坛众多，迎合人们的口味与喜好，书商也大量地刊行话本小说，因此话本小说慢慢地演变为供案头阅读之作的拟话本。
拟话本的体裁与话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词，中间以诗词为点缀，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完整，描写人物的心理细致入微，个性突出，比较注意细节的刻画等。但它又与话本不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拟话本是“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上，拟话本明显地逊于话本小说。
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是嘉靖年间洪楩辑印的，分《雨窗》、《长灯》等6集，每卷1篇，共收话本60篇，故全书总名为《六十家小说》，今存15种。万历年间熊龙峰刊印的话本今存4种。这两种话本集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在内。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初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简称“三言”，每集收话本40篇，包括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两部分。“三言”对后世影响较大，此后拟话本的专集大量出现。明末凌濛初在“三言”的影响下，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个拟话本集，简称“二拍”。“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形态，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创作在明末以后继续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爱情婚姻的题材是明代拟话本的一个重要内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乐小舍拚生觅偶》、《玉堂春落难逢夫》等真实地描写了被糟践的妇女的悲惨地位以及她们对爱情婚姻的自主要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贯穿了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的批判，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称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念。《俞伯牙摔琴哭知音》、《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篇描写了在冷酷的等级社会中真诚的友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篇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和无耻罪恶。《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篇反映了明代社会商人的心理。

总之，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描写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生活与思想，歌颂市民阶级的勤劳诚实及对发财致富的追求，要求爱情与婚姻生活的自由，抨击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等主题，共同组织成明中叶以后短篇白话小说的重要内容，显示了明拟话本新的思想特色。但“三言”、“二拍”中也包含着明显的落后和庸俗的因素，比如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迷信鬼神等占了相当的数量，尤其又以“二拍”更为严重，这也是明代后期话本小说的通病。明末短篇白话小说集还有十多种，比较有影响的是《西湖二集》、《石点头》、《鼓掌绝生》、《醉醒石》等，成就都不高，但其中有一些篇章，文笔生动，形象鲜明，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有所揭露。
明清时代是一个充满进步与守旧、启蒙与顽愚、思想解放与钳制的时代。一方面，个性觉醒，人本意识抬头，不少进步人士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肯定物欲财利，这反映在小说里就是小说中人性涌动，追求物欲，情爱描写细腻等。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强化统治，中央集权突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理学观念浓厚、伦理说教明显的小说作品。此外，还有两种思想皆有，禁欲主义和享乐之风并行。明清小说内容丰富，类别繁多。

⑷ 中国古代有哪几种叙事的文体名称啊是作为加在题目中的

1．赋
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
2．骈文
这种文体，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词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柳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著名的有南朝梁吴均写的《与朱元思书》。
3．原
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4．辩
“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5．说
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6．论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7．奏议
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1）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
（2）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3）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苏轼的《教战守策》。
8．序、践
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9．赠序
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10．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牌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11．祭文
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12．传奇
小说体裁之一。以其情节奇特、神奇，故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又因为“传奇”多为后代的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故宋元戏文，元人杂剧，明清戏曲也有称为“传奇”的。如明戏曲作家汤显祖的《还魂记》（即《牡丹亭》），清初孔尚任的传奇剧本《桃花扇》。
[编辑本段]五、史书体例
1．编年体
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有关历史事件，如《左传》。
2．纪传体
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如《史记》。
3．纪事本末体
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于南宋的袁枢。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4．国别体
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如《战国策》。
5．语录体
常用于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有时也用于佛门的传教记录。因其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不重文彩，不讲篇章结构，不讲篇与篇之间甚至段与段之间时间及内容上的必然联系。如：《论语》、《孟子》。
5．通史
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
6．断代史
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
以上六种体例是按不同标准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按不同标准可同时归入不同体例。如《三国志》属纪传体、国别体、断代史。

然则“叙事”这个限定对古代文体来说…………有点囧……

⑸ 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有什么特点

章回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标题。“无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中国小说。本文将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形式的讨论反映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态度，她的这种态度又基于她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个严肃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反应。本文涉及的大多只是现象，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希望本文能对了解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某个阶段提供一个视角，对赛珍珠研究有所启示。

1932年2月赛珍珠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了两场报告，后来以“东西方和小说”（“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国小说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为题发表。正如这两个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赛珍珠在报告中通过比较中西方小说的异同，试图证明中国小说具有独特的、和西方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且试图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这种形式的“渊源”。我不清楚这两个讲话涉及的内容是不是在赛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知道这两个讲话是不是已经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赛珍珠在这里表达的思想贯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尽管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说艺术。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这段时期中国小说没有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即使后期受到过一些影响，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虑。赛珍珠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可以看成纯粹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第二，赛珍珠集中讨论“源泉”问题，因为正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中国文化——赋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国小说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传统不同，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说那样在小说本身或小说艺术甚至文学传统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体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体现在世代相袭的中国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说艺术标准衡量，20世纪之前的中国小说看上去的确没有清晰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把“形式”狭隘地等同于西方小说的叙事手法的话。但是赛珍珠却明确指出：中国小说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和西方小说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国小说的一个明显的形式特征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出现“小说的突然繁荣”。虽然小说的雏形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一般认为当代西方小说的鼻祖是17世纪初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他的小说《唐吉诃德》。此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由后台迅速挤到了前台：英国文学中18世纪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费尔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国小说的兴起则是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这段时期法国、俄国的小说创作也达到了高潮。和欧洲一样，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开始时也处于边缘，到了西汉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琐碎之谈”，“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小说出现繁荣，“写作小说几乎成为风气”。但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铁事小说”，其表现的内容都和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西欧大相径庭，表现形式上也几乎没有可比之处。中国小说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就是和民间传说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时期的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因此，小说在中国不是某些小说家们的独创，而是不同时代不同艺人众多创作版本的集合体。由于中国小说更多地表现出集体乃至整个文化的产物，其存在一直绵延了两千年，所以在发生学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突然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叙事方式（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比西方小说更加依赖本土的文化传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那些讲述或者记录下传说的艺人的心态。

中国小说的独特形式引出赛珍珠的另一个论点：中国小说的“形式”并不是可以用诸如“高潮”、“结尾”“联贯情节”“人物发展”等这些西方小说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来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小说在整体上则显得十分难以把握，内容上缺乏连贯性，主题上很少有明确集中的表现。但这种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国小说形式的明显特征。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对生活的模仿，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远远甚于西方的小说家——小说结构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完整乃至支离破碎，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西方小说家看来就是缺乏艺术性。问题是，结构上如此“不严密”的作品是否属于艺术品。赛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也说不准它（中国小说）是不是属于艺术；但是以下这点我却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说反映生活比反映艺术更加重要，如果两者不能兼得的话。

赛珍珠在这里并不是说早期的中国小说没有艺术表现形式。相反她认为，早期的中国小说同时包含了生活和艺术，这种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艺术技巧界定的规则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认。因此，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

赛珍珠在这两篇讲话里试图做两件事：第一，证明在西方人看来“缺失”形式的中国小说的确具备某种形式；第二，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里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小说的这种形式特征。赛珍珠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对中国小说的形式特征进一步加以具体的罗列和说明，她甚至几乎没有提及中国小说的具体创作手法。接下来，她的论述转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态。这是因为，她虽然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毕竟只是刚刚有所了解，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另外，她虽然喜爱诸如《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但要深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也绝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经历过的那部分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以及她所接触过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她热爱中国小说，为中国小说的形式辩护，出发点还是她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国人民、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毕竟十分狭隘，不妨以《大地》为例。《大地》是这位美国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说，而且出版于两篇讲话发表的前一年。她笔下的小说人物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一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她本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对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十分了解。在赛珍珠看来，正是在这些普通的中国人身上，中国人的品格和中国文化传统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显的表露。例如她笔下的阿兰就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代表：无论环境多么严酷，她都支撑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证家族的血脉绵延不断，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龙相见时老夫人对她说的那样：“服从他，给他生儿子，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如王龙，秦和梨花）表现出的大多是诸如逆来顺受、忍耐、漠然这样的品性。这种品性当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来顺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赛珍珠写作这部小说及发表这两个讲话的时代，这种品性正被视为国人的所谓“劣根性”而遭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知足长乐的小农思想常常导致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对土地的过分依恋也会导致漠视危机，反对变革。赛珍珠本人在作品里对这种落后的小农思想也表露出某种怀疑。

当然赛珍珠无意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进行夸耀。她只是告诉她的外国读者，这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要了解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是不可能的。赛珍珠坚信，这种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已经绵延不息了几千年，小说家有责任以最接近这种生活的方式来反映它，这种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国小说所具有的形式。进入20世纪之后，国内的一些小说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持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中国小说的表现方式越来越瞧不起。他们的小说或许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艺术性”，但是赛珍珠对此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与此同时，一些青年小说家已经感觉到为他们的父辈所痛心疾首的某种文化缺失，开始“重新发现他们自己国家的现实”，填补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沟壑”，赛珍珠对此又感到十分兴奋。

赛珍珠意识到，五四之后有一批青年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却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国之后，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重新树立自己文明的传统，赛珍珠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青睐。这些年轻作家转向“乡村僻野或小城小镇的生活”，那里的生活对赛珍珠来说就是“本土中国人真实生活”的源泉，是小说创作的“新鲜灵感”所在。赛珍珠把林语堂、沈从文这样的小说家称为“少数精灵”，却“思想精深，不会迷失在时代的混乱里”，认为这些人写出的才是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国小说。

但是赛珍珠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20年代末（赛珍珠正在撰写《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报告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仍然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委，把之归结为儒家传统的负面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对国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进取的心态深恶痛绝。“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坏式的批判”。这种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1915至1927年之间，也即赛珍珠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来到镇江任教之际，和她开始构思写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之时。“偶像破坏”的含义是“从思想上拒绝一个传统”，而赛珍珠时代中国知识界有人主张“对传统的中国思维进行彻底的改变”，以使“腐朽衰败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和唯唯诺诺的儒家道德传统决裂，二是通过文化变革促使社会变革，以改变国人对“整个宇宙和人类现实的总体看法”。文学尤其是小说为此负有重要的责任，正如鲁迅在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相比之下，赛珍珠倒是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恰当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张采取过于偏激的态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进的文学家并不理睬她的呼吁，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坏的主流十分不和谐。鲁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评她对中国的现实一知半解，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十分浮浅，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面对的是同样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把它看成中国文明的价值所在，另一方却把它看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进行过入木三分的批评，认为这种意识造成国人的狭隘和懦弱，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他描写乡村的小说里，中国“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龙那样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兰那样醉心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阿Q那种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种幻想的破灭，以及一个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要竭力寻找的，不是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农，而是知识分子里“勇猛的斗士”，并且为其人数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这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诗歌，一种是激进的左翼诗人的创作，另一种则追随西方现代主义，醉心于纯粹的诗歌形式，把自己关在象牙塔。这种情况或许也发生在小说创作中，因此象赛珍珠这样的小说家就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赛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们更具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执着于发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碍，都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已的原则和理想”。但是他们毕竟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表现不出“独立批判”的能力，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确凿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补“墙上的裂缝”。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破坏心态，以及知识界的偶像破坏运动持续了多年，但是赛珍珠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情有独钟，尽管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让人感到钦佩。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重新认识赛珍珠以及赛珍珠在两篇讲话里赞扬的一批文人（如林语堂、沈从文，尽管她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学术界对中国近当代思想史也进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坏运动，体现在当代对盲目崇洋的批判，对全盘西化的质疑，对工业化弊端的认识以及对全球化的警惕。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对儒教文明和中国文化道德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强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意识到，“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只是常常谈到的经济上的剥削，还有在西方教育体制下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忽视”，而且这种忽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学者们指出，本世纪上半叶那场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一些言论过于偏激和空玄；中国国土辽阔，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一直重视和研究不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赛珍珠会产生新的兴趣。赛珍珠热还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福科的知识考古学使人们关注起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忽视的那部分历史重新得到关注，以往一些简单化的结论也得到重新阐释。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们对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认识。

当然，赛珍珠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再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赛珍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赛珍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她在作品里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生活极其有限的一个侧面，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现在看来也有简单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读赛珍珠的这两篇讲话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赛珍珠时代中国人的思想正如当时中国小说采纳的形式那样十分复杂。不论这种思想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首要责任就是“在中国人群里发现中国的力量所在，使中国人民重新充满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价值的优越性，从而重新找回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赛珍珠80年前有关“无形中的有形”的论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国小说还是中国文化，都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果说首先来华的那些传教士们曾经帮助西方人发现了中国文明，赛珍珠则不仅帮助西方人而且帮助中国人来重新找回中国文化传统——这样的传教士的确少见，而且赛珍珠可能是最后一位。
《无形中的有形——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的形式》

⑹ 什么是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中国式叙事在风格和方法上体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中国叙事以各部分非同质性、非同位性，以及部分之间存在的联结性或对比性的关系，形成结构张力；二是以视角的流动贯通，形成整体性思维特点；三是依靠对话和行动，并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时间结构，说话情景的贡献在于以连续的现场感来控制叙事时所延续的时间。这是说作家企图浓缩并定位时间的流动，不论故事有多长，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让读者有种在一定时间内嘎然而止的完整感。事实上，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文体的结构被认为是‘间隙’的与西方18及19世纪小说具有‘连贯结构’的特质对照。虽然在最基本的层面而言，中西方的叙事文体均是以前后连续的时序出现，中国古典小说却经常避免将各事件顺序发展，而喜好将各事件重叠，或将事件与非事件并叙，以强调它们之间平等的重要性，也因此反映了人生同时存在的经验。

中国古典的叙事文体与中国哲学一般，将存在以不断流动、变化、往复的方式构思。-。但是强电连续流动的‘整体性’使得中国古典叙事文体去除了明显的方向感而产生了一种‘静止’的印象.想中把意义蕴含于其间。这些都与我们的民族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中西方的叙事风格有较大的差异。如在时间顺序的排列上，中国的习惯是"年、月、日"，而西方的习惯是"日、月、年"。不同的顺序代表着不同的意义，这说明中西方的第一关注点不同，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及特质也不相同。中国人的思维是统观性的，以大观小；而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以小观大。由此也影响了中西方的叙事文学，影响了文学作品的时间和运作方式。西方的叙事重倒叙，从一人一事开始，倒叙着介绍原因，必要时再加以补叙。而中国的叙事则重寓叙，即寓言式的叙事，冥冥中一切都有定数，用大时空来包容小时空。当然中国也有采用倒叙、补叙法的作品，好的编年体史书都采用此种方式，原因是为了不至于让时间将事件切割得太过零碎。叙事的开头关系着全局，中国文学习惯用大时空、大价值来定位。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这精髓已融入了你的血液中，让你习而不察。再比如说到结构主义，西方讲求的是结构之技，而在中国讲求的是结构之道，意在笔先。中国的结构有自己的智慧，结构一词先是动词，后是带有动词性的名词。结构具有动态性，是人与天地之道的契约。结构之技受结构之道的解释和制约。
中国叙事是自有格局，自有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大文化叙事模式。西方的叙事理论，尤其是以形式和结构的“数学化”分析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叙事学，不太适合中国传统的叙事经验，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是诗而不是小说和戏剧，此外则是散文(包括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散文)。第二，中国的叙事艺术若以西方的范式看，其出现是非常晚的，像某些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叙事艺术传统似乎比许多民族尤其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传统要弱得多。在中国，成熟的叙事艺术如史诗式的长篇叙事文学、具有完整情节的戏剧都出现得很晚……事实上，中国早期的叙事传统是以更加理性、更加实用的“史”的形式发展的，因而作为想象和虚构的艺术的叙事文学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了。”“中国的叙事艺术真正有了重大发展的时期是宋元以后的近古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自元杂剧以来走向成熟的戏剧叙事和元末明初从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第三，中国传统的叙事正是一种大叙事，它应该在“人猿相揖别”时就产生了，它是中国民族讲述经验、生产意义、生产民族个体和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⑺ 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最常见的叙述模式是什么

以第三人称叙述的

⑻ 小说叙述方式

1、小说的叙述方式很灵活，有正叙，倒叙，穿插，意识流等。

2、叙述的角度常用的有以下三种：

（1）即以第一人称方式记叙，有身临其境之感，令人感到亲切，感情真挚。

（2）他叙方式。即以第三人称方式记叙，令人感觉客观，夹叙夹议体裁不受拘束。特别是穿插历史过往的故事。

（3）交互方式。即客观叙述为主，其间某一段故事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整体运用更灵活。

(8)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扩展阅读

小说叙述视角浅探

讲到视角我们会想到热拉尔·热奈特的说法：“叙事投影（即视角）在所有关系到叙事技巧的问题中，是十九世纪以来人们经常研究的问题。”也会想起雷班的说法：“我认为，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角起着决定作用———所谓视角即叙述者与他讲的故事间的关系。”

“视角”原出于绘画透视学中一术语。画家写生要善于选择“最佳视角”。所谓“最佳视角”就是指画家观察生活、描写人物、揭示人物的精神特征，掌握人物与景物的准确对比度和调整光线明暗关系的一个最恰当的角度。

视角选择不当，便会影响画稿的艺术质量。作家创作小说一样要选择最佳叙述视角，否则也会影响小说的创作质量。小说的叙述视角与人称有密切关系，本文试从这个问题入手，对小说的叙述视角作简略的探讨。

⑼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中国古代小说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神话传说、史传文学、诗歌及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小说中，表现山妖水怪、花精狐魅、神魔斗法的作品，可以说是代不绝篇。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奇特的艺术幻想力，都可以追踪到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在其中找到它们最古老的初始形态。如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对“截教”与“阐教”的斗法场面的想像，就类似于古代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描述。清代小说《镜花缘》，对海外奇方异国的想像，也可在古代神话《山海经》描述的远国异民中，找到相似的朦胧影像。

《左传》、《史记》和《三国志》等史传文学，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极高的文学性，它们或为古代小说积累了叙事的艺术经验，或为其提供人物或故事的创作题材，很自然地成为古代小说可资仿效的榜样。从作品题名来看，古代小说常以“传”、“记”、“纪”、“志”、“录”题名，这些本是史书文体。在结构形态上，古代小说常以史传文学中的列传为蓝本，并由此演化出合传体式。著名的古代短篇小说，如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及“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多用为主人公立传的写法，先交代主人公是何时何方人氏，然后依时序叙述其经历和结局。古代长篇小说“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三回评语），然后将众多人物列传按照不同的方式，组成合传式的整体结构。

中国古代小说对历史题材高度重视。如《西京杂记》、《神仙传》等，内容多取自历史故事和传闻；唐代传奇《长恨歌传》和俗讲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也是以历史人物和传说为题材。宋代说话，则专有“讲史”一家。明代以后，长篇章回体小说兴起，不管是历史演义如《东周列国志》，还是英雄传奇如《说岳全传》，甚至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等，无不从历史故事和传说中演化而来。白话小说多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的核心。这一特点，主要是受宋元“说话”的影响。宋元说话的听众，大多是来书场听故事取乐的下层民众。因此，为让故事讲得有头有尾，让听众听得清楚明白，说话艺人按故事发生的自然过程，连贯讲述。这种以故事为叙事中心，按自然时序顺叙的方式，被小说继承过来，成为一以贯之的创作传统。如《三国演义》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写起，到晋受魏禅、司马氏统一中国结束；《水浒传》从洪太尉误走妖魔讲起，到梁山义军最后失败、宋江等人魂聚蓼儿洼告终；《西游记》以石猴出世作为开头，以西天取经归来，孙悟空封为斗战胜佛为结局。不仅是这些长篇名著，还有大量的短篇白话小说，也都是采用按时序讲故事的结构和叙事方式。
古代诗歌以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而居文学盟主地位。古代小说十分自然地受到了古代诗歌（包括赋、词和小曲等）的重大影响。运用诗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描述表达方法，是古代小说常见的写作手段。在章回小说中，每一回正文的开头，常用“回前诗（或词）”作为引子，而每一回正文的结尾，也常用“回后诗（或词）”作结。有研究者统计，《游仙窟》中有诗77首，《水浒传》中有诗556首、词54首；《三国演义》中有诗157首、词2首；《红楼梦》中有诗124首、曲35首、词8首。小说中融入的诗词，或坦露小说人物的性情，或抒发人物志向，或渲染气氛，或描写场景，或揭示作品的内涵，成为小说意境和形象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小说中引入诗词，使得二者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由儒、释（佛教）、道三教共同构成的共同体。儒、释、道三教思想不仅是形成中国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而且也是塑造民族性格和心理的重要基因。因此，包括古代小说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各门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对古代小说影响最深，集中于正统伦理道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教化至上的文学功用观念两大方面。古代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多具有忠、孝、仁、义、礼、信、智、勇、贞、节等等为儒家思想所褒扬的伦理道德，而反面人物形象则具有奸诈、残忍、忤逆、淫佚、背信弃义、忘恩负义、见利忘义等等为儒家思想所贬斥的悖伦理无道德的低劣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言小说故事中，卖身葬父的董永、投水寻父尸的叔先雄、埋儿养亲的郭巨等等，是孝子的形象；与朋友千里约会不爽时日的范式、为替弱者复仇而甘愿与楚王同归于尽的楚客等等，是信士义士的形象；刎颈誓不从盗的乐羊子妻、为宋康王所掠而与丈夫同死的韩凭之妻等等，是节妇贞妇的形象。唐宋传奇小说中，为报杀父杀夫之仇而女扮男装智杀强盗的谢小娥，被丈夫抛弃而持志弥坚的从良官谭意哥，弃恶从善、大义凛然的倡女李娃等等女性人物形象，无不持有重义、行孝、守贞的品性。“三言”一百二十篇作品的人物多是“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在长篇小说中，《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忠义”为整个作品的思想内核。《三国演义》中的正面人物，如效忠汉室、宽厚待下的刘备可说是“忠”与“仁”的化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亮则是“智”的典范，而关羽的“义”，张飞的“勇”等等，都是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而反面人物的曹操、高俅、蔡京等，或是性格奸诈残暴的乱世奸雄，或是欺君罔民的奸臣。《水浒传》的起义军领袖宋江，就是兼忠臣、义士、孝子于一身；桀骜不驯的英雄好汉李逵，也时时事事以“忠义”作为自己行事为人的行为标准。
佛教和道教具有十分丰富的宗教想象，它们构建的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天神、菩萨系统和神仙谱系，及种种奇诡怪异的宗教意象、宗教故事和人物，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思路、题材和形象的重要艺术资源库之一。一些带有极强虚幻色彩的宗教故事和人物，甚至直接进入了小说作品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记录了不少虚幻的宗教故事和人物，《搜神记》、《幽明录》中都有大量的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幻之事。唐传奇的人物形象中，有凌空而飞、剪纸为驴、“开脑后”藏匕首，化昆虫入人腹的聂隐娘，有变成美娘子与俊俏书生纠缠的白蛇精。《西游记》的石猴变成“齐天大圣”的孙悟空，天蓬元帅投错胎而出生的猪八戒，《封神演义》的三头六臂、荷叶莲花身的哪吒，《三国演义》的呼风唤雨的“活神仙”诸葛亮，《水浒传》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等等。凡此种种，莫不与宗教想象所构建的菩萨、神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古代小说中某些形象的构成具有玄秘性和哲理性。《红楼梦》用“无材补天”、“木石前盟”与“太虚幻境”等三个神话，构成一个统御小说整体内涵的神秘的象征系统。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通灵宝玉，是现实世界中贾府公子贾宝玉身不可离的命根子；西方灵河岸上的“木石前盟”，是现实世界中宝黛爱情的因缘；而大观园女儿国中众姐妹的人生命运，却早已在“太虚幻境”记录入册。《西游记补》打破时、空的自然程序，让孙悟空通过“青青世界”、“古人世界”及“未来世界”，“走入情内”，鉴识富贵帝王、廷对秀才、风流儿女、英雄名士等种种世相，最终揭示的是“总见世界情缘，多是浮云梦幻”这样的源自佛教的哲理。

⑽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多采用()体

章回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