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与家风

1. 历史上著名的家风故事是什么

1、焦裕禄的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留下的家风非常赞赏。2014年他到兰考考察的时候，连焦裕禄家过去的家风小故事都能娓娓道来。

焦裕禄一向反对不劳而获。所以，他留给后代的家风主要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让每一个孩子都靠自己的能力活着，有力气就靠力气活着，有才艺就靠才艺活着，不能搞特殊化。

在焦裕禄家风的影响下，他的子女都力争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老大焦守凤从开封市总工会退休，老二焦国庆从开封市地税局退休，老三焦守云从郑州科技情报研究所退休，老四焦守军从成都军区档案馆退休，老五焦跃进现任开封市政协主席，老六焦保钢于2013年病逝。

焦裕禄去世50多年来，所有普通人家遇到的生活难题，他的子女都遇到了。但是，无论过得好与不好，他的子女都一直守护好父亲的英名这是焦家儿女必须恪守的底线。

2、钱学森的家风

钱学森1911年出生在上海市，其父钱均夫早年赴日本求学，1911年回国，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钱学森从小天资聪颖，悟性极高，3岁时就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母亲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

上小学前，母亲在自己家中教钱学森读书、识字。母亲还常常教育他学习要勤力，不能懒惰。这让钱学森养成了一个每天早起的好习惯，他不用母亲催促，自己按时起床。早饭后，就开始跟母亲背诵古诗文。累了，就读一些儿童读物。下午，或者画画，或者练习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

母亲还常常教给钱学森传统的中国文化。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陆游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都聚精汇神，心里对那些英雄崇敬不已。古人的高风亮节在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如果说母亲给钱学森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那么父亲钱均夫对钱学森思想品格的养成则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钱学森自己就曾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在父亲的教育下，钱学森很小就立下了很大的志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自己向往的大英雄。他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善于思考，做任何事情都喜欢把它做到极致。

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决定赴美学习，他渴望以自己的知识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现状。临行时，母亲特意为他买了《老子》、《庄子》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母亲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母亲和父亲一样，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

告别在即，父亲钱均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郑重塞到儿子手里，转身离去。钱学森等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后，急忙打开纸条，上面写道：“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寥寥数言，即成训导，让钱学森铭记一生。

在美国留学后，虽然美国方面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写信时，都提醒努力学习，好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后，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在有了儿子钱永刚后，也像父亲对待自己那样严格要求儿子。虽然钱家家境优渥，但儿子小的时候，还常常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儿子七八岁时，钱学森还要求儿子每天每天早晚扫两遍楼前过道。这个习惯，钱永刚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

在儿子钱永刚的记忆里，父母从来没有给自己上过政治课，也从来不会跟他说你要这样或者不要那样，而是用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孩子。

有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很郑重地对钱永刚说：“你父亲是个有学问有文化的人。”钱永刚当时就说：“这还用你说，我当然知道了!”但炊事员接着解释的话却让钱永刚记住了一辈子：“你看你父亲每次下来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不穿拖鞋、背心。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钱永刚从此也向父亲学习，至今保留着吃饭要穿戴整齐的习惯。

长大一些的时候，钱刚曾经问过母亲：“你和爸爸好像从来都没有管过我们兄妹。”妈妈很温和地说“你不是很聪明吗，你不是会看吗?”钱永刚一直铭记着此话，也是看着父亲母亲如何去做，来对照自己的日常行为，检讨自己。

1957年,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三年,他因撰写《工程控制论》,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钱学森为此拿到了1万元奖金。钱学森没有拿这些钱来改善条件,而是购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5年后,他连本带息拿到约11000元。彼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创办,钱学森是近代力学系主任,他把钱捐给学校,希望用于购买教学用品。钱财身外之物，把它运用到有用的地方，这是钱刚对自己父亲最直观的记忆。

钱学森在家时,有空就看书。受家庭影响,钱永刚自幼也很爱读书。小学二年级时,识得几百个汉字的他,天天抱着字典读小说。家长会上,老师夸钱永刚好读书。蒋英听了很高兴,回头给儿子零花钱的时候,总是很痛快,有时甚至还多给一些。“她知道我不会乱花,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书了。”

钱学森平日工作繁忙,并不检查钱永刚的读书情况。到了周末,才稍有空闲,晚饭后,他往沙发一坐,问钱永刚书看得如何。“我赶快让他看我做的标记。一个暑假读下来,加上他的解答,我就感到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这就是他对我读书的推动。”钱永刚说。

时间一久,钱永刚发现,父亲给他解答问题时,不像上课老师那样事无巨细。“每个问题,他就几句话,把关键讲好,你自己再去思考。”这让钱永刚也养成了善于思索的好习惯。

江南钱氏人才济济,代有名人。他们的老祖先吴越王钱镠留下的《钱氏家训》,传颂至今。其中一条写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钱永刚认为,《钱氏家训》的核心是两点,一是“要有为”,二是“守底线”。“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家训,那应该就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了。”

“一个好的家风就像春风、春雨,你不觉得它在一件事上对你有多大影响,但随着时光流去,影响积累,就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成长。”钱永刚说。

《钱氏家训》摘选：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中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

3、袁隆平的家风故事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生于北京，江西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居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称为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11年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

现任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

2014年1月3日，袁隆平团队回应转基因水稻研究，尚未用于实践。挪威议员提名中国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印度遗传学家和巴基斯坦人权活动家角逐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袁隆平有三个孩子。一个学金融，一个学管理，小儿子学农，按说是遗传了他的事业。袁隆平对孩子的教育是“无所谓”，尊重孩子的选择，相信他们的奋斗。如今他们都是事业有成。在家风家教方面，袁隆平似乎选择“身教”大于“言传”的方式，用自己的奋斗的一生，为孩子树立了正确的榜样，使他们在“于无声处”得到最好的教育。从某中意义上说，这是最好的家风，更是永恒的家训。

袁隆平名言：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有些人没有干多少事就去争名夺利，得什么奖，发表什么文章，都要去争。有些老实人做了很多事反而没有在乎什么名利。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

4、曾国潘的家风

曾国藩是近代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但其对子女的教育却留给后人很多可借鉴的内容。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家训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以俭持家。曾国藩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在京城见到世家子弟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的匾。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夫人在家手无余钱，亲自下厨、纺织。

勤于治学。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的另一条要求是“勤”。曾国藩坚持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练1000个字。

曾国藩还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学习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工)、细(工)四字缺一不可。”

重视家教。曾国藩有3子5女，小女儿曾纪芬最长寿，活到91岁。1875年，曾纪芬嫁入湖南聂家。曾国藩规定，每个女儿出嫁，嫁妆不得超过200两银子，同时嫁妆中还有父亲亲手书写的功课单。曾国藩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女儿做得比父亲期望的更好。

5、陶渊明家族的家教故事

陶母、陶侃以他们的言传身教成就了一个著名家族——浔阳陶氏，也造就了许多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陶侃的曾孙陶渊明。

世人皆知陶渊明洒脱豁达，以“隐逸诗人”“田园诗派创始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和诗歌“篇篇有酒”等扬名，鲜为人知的是，陶渊明还十分注重教育子孙。

当年，陶渊明到彭泽当县令，家里劳动力缺乏。为此，他请了一名劳力，帮助儿子料理砍柴挑水之类的杂务，同时给儿子写了一封简短的家书：“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意思是说，每天的生活开销靠你一个人很难应付。现在我请一名劳力回家，让他帮你做些砍柴挑水的力气活。但他也是别人家父母养大的孩子，你要好好对待人家。

另一封家书《与子俨等疏》则告诫子孙要和睦，“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要重德修身，以圣贤为榜样，“虽不能尔，至心尚之”。

陶渊明这么重视兄弟和睦，同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陶渊明与两个堂弟仲德和敬远，以及同父异母的妹妹，即程氏妹，从小互相扶持，感情深厚。程氏妹去世后，他不仅立刻辞官奔丧，还写下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程氏妹文》，寄托自己的哀思。

陶母、陶侃、陶渊明等陶氏先祖的家教故事深深影响着陶氏后裔，也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陶氏家训，共20条1300余字，包括诚修身、择交游、守廉洁、孝人子、正伦纪等内容。

陶氏家训的特色在于以“贤”和“廉”为精髓，把陶母、陶侃、陶渊明等人的思想精神转化为家规家训的具体内容。“不学刁诈之术，不交无益之朋”，继承了陶母结交贤友的主张;“修身不可不诚”“法度不可不守”，继承了陶母“廉洁奉公、谨守法度”的教导;“昔侃公为刺史时，尚惜分阴，则游惰辈，实不肖之尤”，则把陶侃珍惜光阴、勤勉努力的人生实践转化为对后世子孙的明确规劝。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天地悠悠，千年岁月倏忽而过，“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已然找寻不见，但浔阳陶氏先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经久流传。

2. 列举一则古代名人的家风家训

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级组织单位。历史上，许多人通过承担对家庭、氏族的责任，实现从个体“小我”到社会“大我”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他们教育子孙、持家治业的智慧凝练成富有哲理的语句，成为家训，经由后人世代相传，既作为家庭成员立身处世的准则，又作为家庭文化赓续延绵的依据。

万丈高楼始于基，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起点是家风，家风就是一个人和一家人成长的“地基”。《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钱氏家训》等优良家风的教诲，成就的是我们熟知的大家。

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家”是缩小的“国”，“国”即放大的“家”，因此，家风家教也在岁月的积淀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家风，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是先辈留与后人的智慧宝典。家训最早可追溯到周公告诫子侄周成王的诰辞，自此绵延数千年，中国传统家训精深宏富，是中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

赏析：陆游一生极其重家庭教育，写了大约二百首有关教育子女的家训诗。《放翁家训》是陆游的一部家训专著，此书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约写于其四十四岁时，后一部分约写于其八十岁左右。

《放翁家训》在宋代的家训中有一定的地位，此书结合陆游自己的切身经验写成，故在道德教育方面有独特发人深省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思想是教育子孙要继承清白家风，做清白人，专心耕读，做乡中君子。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意思是，节俭能使家庭兴旺，勤快会使身体强健。既勤劳又节俭，人生才能高枕无忧。他不肯将金钱留给后人，曾写信对女儿曾纪芬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意思是，为官应当清廉，当为民请命，不是为了发财。子孙全靠自己，何须我来帮衬。所以，我绝对不留一文钱给后人。  

    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家教很严，对子女有“四戒”“四宜”的要求。四戒是：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四宜是：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四戒”与“四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相映生辉。既告诉了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了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写过一副对联传给后代：“子孙若如我，留财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意思是说，如果子孙像我一样正直、果敢，那我留钱做什么？贤良的人拥有了大量钱财，就会玩物丧志，失去了远大志向。如果子孙不如我，那我留钱做什么？愚蠢的人手中有了钱，不仅不思进取，还会去做坏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52岁时才有了一个儿子。虽晚年得子，但家教甚严，从不溺爱。传说73岁时，病危的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想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父命难违，时年21岁的儿子只得勉强答应。可他从未做过馒头，请教了邻家大娘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做好了馒头，喜滋滋地送到父亲床前，谁知父亲早已断气。案头上有张信笺，上面写着父亲的遗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这样说过：“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他的这句话，激励着当时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志士，努力奋斗,坚持不懈，走向成功,不辱门风。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时至今日，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人们，成为许多有志之士为人处世的标准。  

    可见，好的家训家风，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航标。让他在人生的大海上不仅不会迷失，还会走得更远。

家风，往小了说是一个家的发展规划和准则，是一个家庭兴盛的基础；往大了说是一个国家的风气，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准则。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任何时候谈家风都不会过时。

3. 古代先贤的家风家规家训经典有哪些

1，晚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这本书是曾国藩与其亲友之间的书信来往汇集而成，书中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一个在官场打拼的读书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小事，如何看待自己与父亲、兄弟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自己与朝廷，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修身，对自己如何自律，如何反省自己的过错。

2，西周初期姬旦《诫伯禽书》。

周成王亲政后，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说：德行宽裕却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

3，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诫子书》。

《诫子书》是三诸葛亮临终前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4，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朱子家训》 。

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朱子家训》仅522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

5，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诫外甥书》。

《诫外甥书》是诸葛亮写给其二姐所生子庞涣的，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

4. 古代关于家风的书

诸葛亮《诫子书》、《朱子家训》、《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弟子规》、《钱氏家训》等
拓展资料：
1 《颜氏家训》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
该书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共有七卷，二十篇。分别是序致第一、教子第二、兄弟第三、后娶第四、治家第五、风操第六、慕贤第七、勉学第八、文章第九、名实第十、涉务第十一、省事第十二、止足第十三、诫兵第十四、养心第十五、归心第十六、书证第十七、音辞第十八、杂艺第十九、终制第二十。
2 《诫子书》是三国时期政治家诸葛亮临终前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作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3 《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朱子家训》仅525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4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5 《傅雷家书》是2006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傅雷。《傅雷家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傅雷家书》的出版是当时轰动性的文化事件，三十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它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
这些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终结至1966年傅雷夫妇“文革”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十二年通信数百封，贯穿着傅聪出国学习、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傅雷夫妇非常细心，儿子的信都妥善收藏，重点内容则分类抄录成册。

5. 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及作者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6. 古代的家风家教

无瑕之玉，可以为国器；孝悌之子，可以为国瑞。--宋·林逋《省心录》
不严不能成器。--清·曹雪芹《红楼梦》
人道之兴，必由夫妇。--《孔子集语·易者》
广积聚者，遗子孙以祸害；多声色者，残性命以斤斧。--宋·林逋《省心录》
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成家子，烘如宝，败家子，钱如草。--清·石天基《传家宝》
我今仅守读书业，汝勿轻捐少壮时。--宋·陆游《小儿入城》人生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宋·吕公著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梁书·周舍徐勉传》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元·无名氏《渔樵记》
儿童是创造产业的人，不是继承遗产的人。--陶行知《怎样选书》
凡是不 爱已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有财无义，惟家之殃。--《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分之事，休专公共之利。--《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宋·林逋《省心录》

7. 求几个古代家风差的例子要详细点

秦桧的家风：专权好胜，不仅向往权势，还贪恋纸醉金迷的物质享受，呈现出奸佞阴险的家风。
秦桧是大奸大恶人尽皆知，他死后，他儿子秦熺，实际上是过继的，不是亲的。还梦想着继位宰相，熺登科后，巴结秦熺的人很多，有人甚至贿赂秦熺的乳娘。让乳娘在秦熺面前夸赞自己，秦熺听说后就疏远了这些人。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熺特授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嘉国公。官至知枢密院事，赠太傅。

最后结局当然是随着秦桧一样，骂名千古。在小说中都被千刀万剐了。
明朝大学士严嵩，义子遍天下，父子都是高官，权倾朝野。只是这爷俩的长处是揣摩圣意，欺压同僚，买官卖官，谋财害命，到被贬职流放了还不知道收敛。最后严世蕃被杀头，严嵩80多岁还到墓地要饭，最后饿死

8. 古代好家风故事 戚继光

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