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早的小说形式是什么样的

⑴ 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是什么啊

我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我国小说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劳动人民的口头传说与远古神话。这部分遗产主要记载和保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先秦两汉时期，“小说”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种文学体裁。到了魏晋以后，别具风格的所谓“志怪”、“志人”小说的大量产生，使我国的早期小说出现了一个较为繁盛的时期，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时的小说，因为是“志”，即搜集记录下来的，还算不上创作，所以人们把它同历史归于一类。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是唐代以后的事。唐代经济文化发达，文人思想比较活跃，于是产生了依照传说创作而成的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明代出现了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出现了由文人模拟“话本”体制写成的作品“拟话本”。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属拟话本小说。这以后再发展，便有了文人独立的创作。这一时期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清代的《红楼梦》发扬了这个传统，使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因而欣赏时，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⑵ 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有什么特点

章回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标题。“无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中国小说。本文将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形式的讨论反映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态度，她的这种态度又基于她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个严肃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反应。本文涉及的大多只是现象，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希望本文能对了解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某个阶段提供一个视角，对赛珍珠研究有所启示。

1932年2月赛珍珠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了两场报告，后来以“东西方和小说”（“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国小说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为题发表。正如这两个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赛珍珠在报告中通过比较中西方小说的异同，试图证明中国小说具有独特的、和西方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且试图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这种形式的“渊源”。我不清楚这两个讲话涉及的内容是不是在赛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知道这两个讲话是不是已经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赛珍珠在这里表达的思想贯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尽管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说艺术。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这段时期中国小说没有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即使后期受到过一些影响，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虑。赛珍珠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可以看成纯粹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第二，赛珍珠集中讨论“源泉”问题，因为正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中国文化——赋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国小说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传统不同，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说那样在小说本身或小说艺术甚至文学传统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体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体现在世代相袭的中国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说艺术标准衡量，20世纪之前的中国小说看上去的确没有清晰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把“形式”狭隘地等同于西方小说的叙事手法的话。但是赛珍珠却明确指出：中国小说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和西方小说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国小说的一个明显的形式特征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出现“小说的突然繁荣”。虽然小说的雏形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一般认为当代西方小说的鼻祖是17世纪初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他的小说《唐吉诃德》。此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由后台迅速挤到了前台：英国文学中18世纪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费尔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国小说的兴起则是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这段时期法国、俄国的小说创作也达到了高潮。和欧洲一样，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开始时也处于边缘，到了西汉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琐碎之谈”，“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小说出现繁荣，“写作小说几乎成为风气”。但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铁事小说”，其表现的内容都和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西欧大相径庭，表现形式上也几乎没有可比之处。中国小说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就是和民间传说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时期的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因此，小说在中国不是某些小说家们的独创，而是不同时代不同艺人众多创作版本的集合体。由于中国小说更多地表现出集体乃至整个文化的产物，其存在一直绵延了两千年，所以在发生学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突然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叙事方式（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比西方小说更加依赖本土的文化传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那些讲述或者记录下传说的艺人的心态。

中国小说的独特形式引出赛珍珠的另一个论点：中国小说的“形式”并不是可以用诸如“高潮”、“结尾”“联贯情节”“人物发展”等这些西方小说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来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小说在整体上则显得十分难以把握，内容上缺乏连贯性，主题上很少有明确集中的表现。但这种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国小说形式的明显特征。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对生活的模仿，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远远甚于西方的小说家——小说结构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完整乃至支离破碎，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西方小说家看来就是缺乏艺术性。问题是，结构上如此“不严密”的作品是否属于艺术品。赛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也说不准它（中国小说）是不是属于艺术；但是以下这点我却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说反映生活比反映艺术更加重要，如果两者不能兼得的话。

赛珍珠在这里并不是说早期的中国小说没有艺术表现形式。相反她认为，早期的中国小说同时包含了生活和艺术，这种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艺术技巧界定的规则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认。因此，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

赛珍珠在这两篇讲话里试图做两件事：第一，证明在西方人看来“缺失”形式的中国小说的确具备某种形式；第二，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里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小说的这种形式特征。赛珍珠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对中国小说的形式特征进一步加以具体的罗列和说明，她甚至几乎没有提及中国小说的具体创作手法。接下来，她的论述转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态。这是因为，她虽然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毕竟只是刚刚有所了解，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另外，她虽然喜爱诸如《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但要深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也绝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经历过的那部分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以及她所接触过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她热爱中国小说，为中国小说的形式辩护，出发点还是她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国人民、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毕竟十分狭隘，不妨以《大地》为例。《大地》是这位美国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说，而且出版于两篇讲话发表的前一年。她笔下的小说人物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一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她本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对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十分了解。在赛珍珠看来，正是在这些普通的中国人身上，中国人的品格和中国文化传统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显的表露。例如她笔下的阿兰就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代表：无论环境多么严酷，她都支撑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证家族的血脉绵延不断，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龙相见时老夫人对她说的那样：“服从他，给他生儿子，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如王龙，秦和梨花）表现出的大多是诸如逆来顺受、忍耐、漠然这样的品性。这种品性当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来顺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赛珍珠写作这部小说及发表这两个讲话的时代，这种品性正被视为国人的所谓“劣根性”而遭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知足长乐的小农思想常常导致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对土地的过分依恋也会导致漠视危机，反对变革。赛珍珠本人在作品里对这种落后的小农思想也表露出某种怀疑。

当然赛珍珠无意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进行夸耀。她只是告诉她的外国读者，这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要了解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是不可能的。赛珍珠坚信，这种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已经绵延不息了几千年，小说家有责任以最接近这种生活的方式来反映它，这种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国小说所具有的形式。进入20世纪之后，国内的一些小说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持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中国小说的表现方式越来越瞧不起。他们的小说或许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艺术性”，但是赛珍珠对此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与此同时，一些青年小说家已经感觉到为他们的父辈所痛心疾首的某种文化缺失，开始“重新发现他们自己国家的现实”，填补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沟壑”，赛珍珠对此又感到十分兴奋。

赛珍珠意识到，五四之后有一批青年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却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国之后，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重新树立自己文明的传统，赛珍珠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青睐。这些年轻作家转向“乡村僻野或小城小镇的生活”，那里的生活对赛珍珠来说就是“本土中国人真实生活”的源泉，是小说创作的“新鲜灵感”所在。赛珍珠把林语堂、沈从文这样的小说家称为“少数精灵”，却“思想精深，不会迷失在时代的混乱里”，认为这些人写出的才是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国小说。

但是赛珍珠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20年代末（赛珍珠正在撰写《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报告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仍然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委，把之归结为儒家传统的负面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对国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进取的心态深恶痛绝。“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坏式的批判”。这种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1915至1927年之间，也即赛珍珠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来到镇江任教之际，和她开始构思写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之时。“偶像破坏”的含义是“从思想上拒绝一个传统”，而赛珍珠时代中国知识界有人主张“对传统的中国思维进行彻底的改变”，以使“腐朽衰败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和唯唯诺诺的儒家道德传统决裂，二是通过文化变革促使社会变革，以改变国人对“整个宇宙和人类现实的总体看法”。文学尤其是小说为此负有重要的责任，正如鲁迅在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相比之下，赛珍珠倒是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恰当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张采取过于偏激的态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进的文学家并不理睬她的呼吁，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坏的主流十分不和谐。鲁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评她对中国的现实一知半解，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十分浮浅，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面对的是同样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把它看成中国文明的价值所在，另一方却把它看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进行过入木三分的批评，认为这种意识造成国人的狭隘和懦弱，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他描写乡村的小说里，中国“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龙那样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兰那样醉心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阿Q那种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种幻想的破灭，以及一个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要竭力寻找的，不是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农，而是知识分子里“勇猛的斗士”，并且为其人数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这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诗歌，一种是激进的左翼诗人的创作，另一种则追随西方现代主义，醉心于纯粹的诗歌形式，把自己关在象牙塔。这种情况或许也发生在小说创作中，因此象赛珍珠这样的小说家就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赛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们更具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执着于发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碍，都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已的原则和理想”。但是他们毕竟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表现不出“独立批判”的能力，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确凿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补“墙上的裂缝”。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破坏心态，以及知识界的偶像破坏运动持续了多年，但是赛珍珠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情有独钟，尽管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让人感到钦佩。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重新认识赛珍珠以及赛珍珠在两篇讲话里赞扬的一批文人（如林语堂、沈从文，尽管她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学术界对中国近当代思想史也进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坏运动，体现在当代对盲目崇洋的批判，对全盘西化的质疑，对工业化弊端的认识以及对全球化的警惕。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对儒教文明和中国文化道德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强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意识到，“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只是常常谈到的经济上的剥削，还有在西方教育体制下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忽视”，而且这种忽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学者们指出，本世纪上半叶那场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一些言论过于偏激和空玄；中国国土辽阔，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一直重视和研究不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赛珍珠会产生新的兴趣。赛珍珠热还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福科的知识考古学使人们关注起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忽视的那部分历史重新得到关注，以往一些简单化的结论也得到重新阐释。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们对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认识。

当然，赛珍珠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再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赛珍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赛珍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她在作品里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生活极其有限的一个侧面，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现在看来也有简单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读赛珍珠的这两篇讲话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赛珍珠时代中国人的思想正如当时中国小说采纳的形式那样十分复杂。不论这种思想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首要责任就是“在中国人群里发现中国的力量所在，使中国人民重新充满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价值的优越性，从而重新找回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赛珍珠80年前有关“无形中的有形”的论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国小说还是中国文化，都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果说首先来华的那些传教士们曾经帮助西方人发现了中国文明，赛珍珠则不仅帮助西方人而且帮助中国人来重新找回中国文化传统——这样的传教士的确少见，而且赛珍珠可能是最后一位。
《无形中的有形——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的形式》

⑶ 中国小说的形式是如何演变的

明清小说

明代和清代的小说。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小说 明代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可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长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类：①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 。②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明中叶以后，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小说，较著名的是万历年间熊大木所著的《北宋志传》和无名氏所作的《杨家府演义》。此外，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也是明后期影响较大的英雄传奇作品。③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也流传较广。④世情小说。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 ，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开始摆脱了历史故事、历史传说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开始对日常生活作细致的描写，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⑤公案小说。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均为拟话本。“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 ，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 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明人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写法上模仿唐宋传奇，缺乏创作新意，因而成就不高，其影响远不及白话短篇小说。
清代小说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给予小说深刻的影响。从清初到乾隆时期，是小说的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乾隆时期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即嘉庆、道光时期，脱离现实、宣扬名教和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出现，小说创作呈现萎顿、沉闷的景象。清初至乾隆末年(1644～1795)，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等方面，比前代均有较大发展。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在清初格外突出。重要的作品有《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等，写的是历史和历史人物，表现的是当时社会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意识。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汲取了古代文学中讽刺艺术的营养，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 ，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作品。长篇小说《红楼梦》，描写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对个性自由的要求与封建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此外长篇小说《绿野仙踪》，话本小说《照世杯》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嘉庆至道光二十年(1796～1840），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有《说唐演义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 》等，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及前期同类作品。续《红楼梦》成风，这类作品都是想改变《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让贾林大团圆，反映了封建传统文艺思潮对《红楼梦》的反拨，是一种倒退。《荡寇志》以续《水浒传》为招牌，而立意与《水浒传》正相反，表现了作者痛恨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立场。这时期较好或有新意的作品，有《绿牡丹》、《雷峰塔传奇》、《粉妆楼全传》、《双凤奇缘》和《镜花缘》等。清代小说的面貌和明代小说有显著的不同。明代小说大都有一个从民间传说、戏剧、话本到文人编定的演化过程。清代小说则不同，作家依据自己的生活和经验选材、构思和描写，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作者个人的意愿和理想。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都臻于成熟。一般的作品都有独创之处。《红楼梦》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这时期小说的最杰出的代表。

《三国英雄志传》书影（清嘉庆年间刊本）

清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 。不仅数量空前，风格流派多样，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写逝去的英雄时代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常的人们。明代《金瓶梅》开辟的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着重写市井间世俗情态的新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发扬。《儒林外史》、《歧路灯》、《绿野仙踪》、《红楼梦》都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充分显示出长篇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巨大能力和容量。在清代，小说在文学领域成为主流，其成就超过了传统诗文和其他文学样式。
参考资料：http://www.coco163.com/zldq/M/M1153.htm

⑷ 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一、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与其他民族的小说一样，最初的作品都与上古传说有关，神话传说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为小说的孕育和产生准备了条件。比如《红楼梦》的开头，就是借用了女娲炼石补天的上古神话传说。
二、中国古代小说在民间汲取营养。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为小说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代小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比如《西游记》，就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文人与民间创作结合的创作方式，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呈现了重视情节的特点。重视写情节并不意味着忽视写人物，而是要通过情节表现人物，以外在的情节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
三、古代小说与历史结合很深。比如《水浒传》，就是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一部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整个小说就是构筑在虚实历史之上的。
四、我国古代小说的取材和用意多是立足于现实。小说创作不脱离现实，这些小说都产生于现实，由于现实问题的触发而幻想出来的。比如第一部文人创作的小说《金瓶梅》，就完全是描写日常生活，并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红楼梦》。
五、古代小说是逐渐发展的。由最早的神话传说式到志怪式，再成长为唐时期的传奇，最后到明清时成长为长篇巨作。

⑸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⑹ 中国古代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国古代的小说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当时被称为笔记小说，主要有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种。唐代是小说的成熟期，当时的小说被称作传奇，宋金时期流行话本小说。元末与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至高峰，出现了长篇白话小说。
我国的小说到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辉煌灿烂，但是今天的我们有没有试着去寻找中国小说的根源和发展过程呢？在这里就让我们去追溯历史，去寻找中国小说的根源。中国的小说有很多起源，中国最初的著作是是：寓言、史传、诸子散文等。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我国的很多小说就是从神化传说开始的，神话就是把神人化，传说就是把人神话。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和划分。到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过的名字，但不论是神化或是志怪或是志人，都是用史记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比如《穆天字传》就是个神话，可史书却把他归为帝王起居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却八它归为“地理志”。但不管如何，它却是中国小说的最初形式。

⑺ 中国古代文学的最早和作为文学源头的两种文学样式是

是上古歌谣和神话
原始人类是群体劳作的，在劳动中常常发出有节奏的呼声，这种自然健康的韵律成了诗歌的起源。如果在有节奏的呼声中，再加上一些语言，形成彼此互相唱和的词句，这就是最早的歌谣，也是诗歌的最原始形式。上古时代，没有文字，没有书面创作，不可能出现单纯的文学作品，人们往往边劳动，边歌舞，因此，最初的歌谣是和音乐、舞蹈融合在一起的。直到较为完备的乐器和文字出现以后，音乐、舞蹈与诗歌才分为各自独立的艺术。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要追溯到人类的上古时代。中国古代的先民常常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限制了人们的知识水平，在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不能理解和解释种种自然现象，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无能和困惑。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动因归之于神的意志和威力。先民们借助幻想来表达希望和心愿，创造了许多神的故事和神化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故事和人物通过口耳相传，一代一代流传开去。这就是神话的起源。

二者都是先民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时创作的，在其产生和早期传播中都有集体性、口头性特征，到了文字时代才逐步予以录载，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

上古歌谣比神话产生更早，它是我国后世古典诗歌的摇篮。上古神话比歌谣更富于文学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是我国文学的重要武库和土壤。

⑻ 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样式是什么

是上古歌谣和神话
原始人类是群体劳作的,在劳动中常常发出有节奏的呼声,这种自然健康的韵律成了诗歌的起源.如果在有节奏的呼声中,再加上一些语言,形成彼此互相唱和的词句,这就是最早的歌谣,也是诗歌的最原始形式.上古时代,没有文字,没有书面创作,不可能出现单纯的文学作品,人们往往边劳动,边歌舞,因此,最初的歌谣是和音乐、舞蹈融合在一起的.直到较为完备的乐器和文字出现以后,音乐、舞蹈与诗歌才分为各自独立的艺术.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要追溯到人类的上古时代.中国古代的先民常常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限制了人们的知识水平,在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不能理解和解释种种自然现象,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无能和困惑.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动因归之于神的意志和威力.先民们借助幻想来表达希望和心愿,创造了许多神的故事和神化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故事和人物通过口耳相传,一代一代流传开去.这就是神话的起源.
二者都是先民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时创作的,在其产生和早期传播中都有集体性、口头性特征,到了文字时代才逐步予以录载,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
上古歌谣比神话产生更早,它是我国后世古典诗歌的摇篮.上古神话比歌谣更富于文学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是我国文学的重要武库和土壤.

⑼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其意指“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也就是所谓的“残丛小话”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概念出现于汉代，西汉刘歆编的《七略》中已有“小说家” 的明确类目。桓谭在他的《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论，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段话，既说明小说的形态特点是短篇体制，运用比喻说事，又 强调了它的社会功用。东汉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内涵及特点: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因此，在他的《汉书 艺文志》中，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排在十家的最后一家。 综合汉人对小说的理论，大致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小说的内容来自民间传说，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是不符合“大道”、不见 于经典的琐闻杂说或神怪故事。 2.小说的形态特色是“残丛小语”，即短篇体制，运用比喻、夸张的虚构手法，因此具 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3.通过说故事或叙事对生活进行指导，既具有传奇性又具有知识性和说教性。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神话的关系 小说究其根本，应来源与神话与传说。明代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少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独具风貌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此书共十八卷，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山经》以纪五方山川为纲，系之以古史、草本、鸟兽、神话、宗教等内容;《海经》 除著录地理方位之外，还记载远方异人的状貌和风俗，夹杂着大量的神话片段。 《山海经》是录著我国古代神话最多的一部典籍，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西王 母”、“黄帝与蚩尤之战”、“鲧禹治水”等。是孕育后世小说的胚胎。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山海经》乃“小说之最古者尔”。 西晋太康年间出土于河南汲县魏襄王冢中的《穆天子传》，以相当可观的篇幅描写了周 穆王以造父为驭者、以河伯为副车，驱八骏巡行天下。《穆天子传》代表着神话向小说的过 渡，并开了后世英雄传奇的先河。 中国的神话有一个历史化和宗教化的过程，神话人物常会被逐渐纳入帝王家谱和宗教神 谱，反映这种变化的，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种由神话过渡到“仙话”的现象。仙话更多地表 现了后世人的理想和欲望。这表现了小说一方面吸取神话的幻想，一方面，又开始脱离神话 那种先民心理，回归到现实的人情。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子书的关系 古代小说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目录中一般属子部，故称子部小说。 《晏子春秋》在写作上很有特色，故事简洁完整，语言清新流畅，许多篇章已具有了小 说的叙事特点，如著名的“晏子使楚”。 先秦诸子为了形象地阐明道理，往往用寓言来说事。这些寓言既具有讽谕性、哲理性， 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有些寓言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已具有小说的特点。 《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的寓言，诸如“和氏璧”、“买椟还珠”、“自相 矛盾”。《庄子》中的寓言如“疱丁解牛”、“匠石运斤”、“佝偻者承蜩”等。宋代黄震说庄子 是“诙谐小说之祖也”。 三、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的关系 从《左传》开始，史家在著述历史的时候，便常杂以流传民间的遗闻佚事，使历史事件 故事化，而且叙事完整翔实，并运用逼真的细节来描写人物，使历史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 动。如:出亡中的晋公子重耳，谏假道的宫之奇，哭师的蹇叔等。 《战国策 齐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以说是一篇很生动的小说。 从《左传》到《史记》、《汉书》，这些历史散文都证明了“史有诗心、文心”的观点。 同是，它们的叙事方式、结构形态、语言技巧也常常的影响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育、发展。 此外，中国小说中也有一些被称为“野史”的作品长期窜入史书的领域，如《吴越春秋》， 是一部采用虚构手法的小说，而不是史书。 从《左传》开始的史学，的确是“小说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