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❶ 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侠骨柔肠”是金庸作品中男性英雄的基本素质和人格魅力所存。男性英雄光有冲天的侠客豪情是不够的，其内心必须同时储有丰富的情感能量。因而，作者在其生活成长路途中安排了各色各样的感情经历，这首先当然是爱情经历。美女爱英雄，自古而然。但对于这些英雄侠客而言：爱的能力，不是那种繁衍后代，延续种属的胜利能力，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必不可少的心理能力，因为爱和被爱的经历才使得其英雄形象更加完美。表现出正直无私，见义勇为，利国利民的“金庸侠客”形象。爱是英雄豪情的基础性构建，“侠”与“情”的完美融合，互相支撑，才能构筑起英雄侠士的完美人格。金庸笔下的英雄，社会的始作佣者，他们的爱情常常与对国家、民族、人民、朋友、正义的无限热爱的高贵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情爱与对国家、民族、朋友、正义的热爱产生冲突才会形成巨大的张力，从更深层次意义上造就了令人敬仰的英雄气概和光彩夺目的侠客人格魅力。在金庸小说的英雄形象那里，“爱“这种情感，具有鲜明的道德含义。
❷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拜托了，因为我作文本来就差，现在要我写1500字的论文，实在是叫我去死，拜托了!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民间侠、儒侠和道侠。
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看似粗莽大汉，实是宅心仁厚，极富怜悯情怀。他的结局尤为特殊，为息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他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着青郁郁狼头的“野蛮人”与满口仁义道德的“文明人”相比，哪一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辩、畛域之分到底是对是错？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萧峰这一朴素的民间大侠的形象确实显示出某种永恒性：在任何历史时期，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
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论断，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述，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事实上，作为儒侠的郭靖已经“名士化”，更趋近于民族英雄和道德楷模，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习见习闻的政治宣传，金庸小说始终在文化层面描述郭靖的“英雄”和“道德”这两个方面的，因此，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正大弘毅的人格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应该有着永恒的意义。
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即现实而又超现实，在实践老庄思想的生命历程中，他达到了执著现实而又审美超越的人生的天地境界，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在一定意义上讲，张三丰的人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精神家园般的图景，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无法达到而又永远追求的人格模式。
当然，金庸小说中还有其他很多类型的侠客，比如自由型侠客令狐冲，复仇型侠客袁承志等等，这里暂不涉及。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拚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
金庸小说正表现了这种“提升”。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人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应当说，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的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成功范例。
从传统文化的本质上看，征服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征服社会，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存在，因此，武”与“侠”是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处生发出来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恒久渴望。在当今社会中，“武”与“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却必然也必须生生不息，因为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之魂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
武魂悠悠，侠意切切，伊人已逝，千古难再。然而，民族的精魂是不会消散的，当我们展读金庸小说时，那如痴如醉的感受，不正昭示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吗？
那么，什么是家园？家园就是美，即使有痛苦，也还是美的。
但家园虽美，不可永居，也许，只有在我们不仅愿意背负美，也有勇气背负痛苦走向未来，开辟新的家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得健康而坚实。
¨¨¨¨¨¨¨¨¨¨¨¨¨¨¨¨¨¨¨¨¨¨¨¨¨¨¨¨¨¨¨¨¨¨¨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具体说，它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是立中有变，集小变为大变；变中有疑，集小疑为大疑；疑中有反，集小反为大反。
在早期几部书中，他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这个观念来书写，这到郭靖是最高峰；但是到了杨过就开始变，而到张无忌则变异越大。在不断变化中，对武侠世界的传统价值慢慢产生怀疑，而怀疑的典型代表是《连城诀》，那真有点拨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而《侠客行》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被自己欲念支配着，正宗“侠”的理念在这世界很难找到，《天龙八部》也是对武侠价值有着高度的怀疑。这是金庸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而更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走向“侠之反”，对武侠价值、对武侠传统写作方式有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颠覆或反讽。
从现实观点看金庸武侠小说，似乎“侠”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与今天的组织现象、组织文化会有所抵触、矛盾。管理，它的基层是组织，在今天的社会里，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基本逻辑就是交易，相互间有妥协和让步、利益分配和行政规范。可是金庸小说的侠，都有非常奔放独立的生命，他可以牺牲很多东西，就为了追求单一目标。不需要和人家妥协，不用和人成群结队，没什么利益交换，也不受组织规范，所以不容易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观照他们。虽然武侠小说里也有组织，但试看长期存在于组织的人，或组织里有效的领导者，似多平庸之辈。全真教的道士们、少林寺的和尚们，武功高有什么用？很俗气！彼此之间的想法、沟通很复杂，不是个痛快的人生。
大侠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行政管理都不行。像郭靖、令狐冲、张无忌，虽然个人魅力很强，但他们带领那么多人，都是黄蓉、任盈盈、赵敏在管，就像有个老婆管理学院。最近很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女性不重要，我倒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后面遥控，真正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是女人。
甚至还有个现象就是，同一个人在组织内外表现特异。如向问天，流落江湖被人追打时多么英雄豪杰，后来任我行平反后，让他做了行政主管就侠义不起来了。金毛狮王谢逊在江湖闯荡时多好，但以前在明教里也不很快乐；这跟《水浒传》一样，所有人入伙前都是英雄好汉、立体的人物，跑到梁山泊以后就变成平面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因为在现实社会之下，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结构，羁绊在里面，使我们的人性、侠性受到太大的扼杀！
现在阅读武侠小说，不但可以解脱一下，逃避一下，也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埋没的人性，取得一点新鲜空气。
¨¨¨¨¨¨¨¨¨¨¨¨¨¨¨¨¨¨¨¨¨¨¨¨¨¨¨¨¨¨¨¨¨¨¨
帮你截了两篇，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光抄是不行的。希望能帮到LZ！
❸ 求课题研究《史记》中的侠客形象
在汉以后的岁月里，侠客们都是在天下纷乱时候露出峥嵘，而在太平的岁月里因为为了逃避朝廷的迫害而显得行为诡秘，加上官方不断地负面宣传，从而侠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改变了形象，从一种坎坷而潇洒的形象变成了破坏安宁，招灾惹祸的异端，人的心里不象战国时期那样充满对侠的向往和推崇，排斥和异视成了人们的主要态度。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正是这样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侠客们。自东周开始，天下大乱，列国纷起，对于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强，养士成为了一个政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侠客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砝码在社会地位上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作为秩序和威严象征的周王室每况愈下，也在另一个方面让社会空气更加自由。有本领的侠客们可以根据双向选择的办法来决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这使得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让那个年代的江湖充满了个性的光辉。正如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样，那个时代侠客们代表的尊严和信心也是后世所仿效的典范。
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认为养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侠，而养士的人则成为了最大卿相之侠，首推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以上可见，无论侠客产生于什么环境，在当时的社会中侠是相对自由的，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所以当时对侠客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生长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一方面，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当时那种自由的入仕风气，侠的江湖几乎成了卿士的后备基地，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纯粹义气化的江湖。
在战国，侠客的举动经常可以改变局部政治力量的对比，他们的勇力是养士者所借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行为准则，他们既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勇力和信心去报答知己并博取荣名的勇士。“专诸刺王僚，彗星击月”，专诸豪气，鱼肠锋芒，为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扫清了道路，学鱼的坚忍，面对王僚的冷静，一击必中舍生忘死的决心，令人读书至此常掩卷长叹。聂政杀侠累，不仅是一个刺杀复仇的过程，更是用生命去实践侠的精神的举动，“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史记。刺客列传》）简短的语言，直白的语气，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一个侠客最简单的信念，“父母在，不许友以死。”然后在众人中杀韩相侠累，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和严仲子，不惜“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这样一个勇士怎能不让人钦佩，更让人感叹的是他姐姐，“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产生了这样简单而真实的人，也让人之间的感情变的真实而简单，没有搀杂更多的利益和欺骗，一切都象侠客手中的剑，保护亲人和朋友，刺向危害亲人和朋友的人，没有口号没有标榜没有中伤，最直接也最有效。豫让不惜吞炭漆面，两刺赵襄子，“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句话更成为以后士和侠客行为的经典准则；而赵襄子也可以放过豫让第一次，而杀他于第二次，并让他死前击衣完志，“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 “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正是在一个人因为能力而被充分尊重的年代，才产生了这样的人物，自由的人格，独特的准则，基本的道义让一个个人物熠熠生辉，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也使得那个年代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中国人说起那个年代时候常怀着就是骄傲而光荣的感情，用的词也是那么质朴而深情--“古人之风”。
造成游侠这种特殊人群是那时期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首先周王室的衰微带来的社会法制礼制崩溃，在不断的战乱中最值得信赖的最能保护自己的是个人最具有的能力，这种涵盖了信心勇气武力判断力的综合能力在那个年代备受推崇，这就为侠客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数百年逐鹿中原的权力战争，模糊了原来森严的等级界限，随着王室--诸侯--大夫这样的权力等级的被打破，崛起了一批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原有的政治势力挑战，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迫切需要人才，于是侠客们有了走上权力舞台的机会，而正是这样一种双向选择让侠客有了更多的自由，这样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形成，也使得侠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价值理论和行为规则。由于对人才的需求，也由于力量需要用于与争锋的敌人抗衡中，在那个时期正统容忍了这种异己，并在一定程度上扶助了其发展。所以只有在那个时期才能出现信陵君立马待侯生，折节下毛公薛公之事。“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史记。魏公子列传》）也正是因为这种待士之道让魏无忌堪称战国四公子中最杰出的一个。那个时代，士子可以傲公卿，游侠可以蔑帝王，一切都凭借自己的能力，让人充满自信和朝气。其三，学术上处于百家争鸣时期，在思想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排他的中心，社会对新的思想有能力的个人是容纳并欣赏的，儒家有侠，墨家有侠，道家有侠，这使得侠客们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一个方向受挫可以转向另一个，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力，所以我们看到的侠客们经常表现出那种最原始也最强力的生命力。其四，那个时期由于战乱而造成的闭塞，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经常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传递者，一个混乱现状的终结者，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救世主，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侠客的希望。我们现在说每个男人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说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无拘无束的憧憬；而在那个时代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代表了生存的保证，也代表了相对公平的生活环境，更是可以保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能力，正是缘于这种向往，也让古人对侠充满了推崇和梦想，所以才有了王夫之先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的感慨，才在西汉初年形成了游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侠“武断于乡曲”和“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局面，民众心中有大侠而无大官，以游侠为主形成的江湖社会。从以上可知，正是因为处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战乱最纷起，思想最动荡的时期，侠客凭借自己的能力造就一个不同于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是非标准，侠客得到了普遍地尊重和信任，侠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成为社会默认的一种被推崇的精神，所以我们才看到了韩信这段话，“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这不再是一个臣子对君王的忠诚，更象是一个侠客对知己的承诺。韩信这种发自内心感叹正表明了在那个时代侠的精神融入了每个人的精神，在骨子里改变了中国延续下来的等级尊卑观念，所以可以说春秋战国是中国侠客发展的最高峰，其后历史在这里拐弯了。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它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强的又是悲剧英雄人物。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他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英雄豪杰，也曾经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
《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此外《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的同时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人物形象是：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的一面，耳跟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的一面，他爱面子，要的是尊严，缺少政治头脑，没有远见，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复仇的角度上去反秦的，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并没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同时，项羽有是一个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太史公评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为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他听了曹无伤的告密，马上大怒，要出兵刘邦，因为他冒犯了自己的尊严；而严伯一对他说刘邦的好话，他又允许“善待”刘邦。项羽自持兵力强大，骄傲轻敌，没戒心，在刘邦委曲求全时不下狠心，不听劝告，终于放他回去。也因为项羽出身名门比刘邦更讲信誉，给了刘邦可乘之机，而项羽的最大弱点又是缺乏战略，刚愎自用，虽然称雄一时，但最终给刘邦灭了而失去天下。与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相比教而言，《史记》中刘邦人物形象是市井之徒，贪财好色，在攻取咸阳之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想收买人心而夺天下，错误的采取“距关，毋内诸侯”的策略，导致与项羽冲突。但在张良的诘问下又能承认错误，接受意见，面对有用的人就巴结，面对劲敌就机智的办法解决，不是硬拼。司马迁在《史记》中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对本朝的开过皇帝刘邦无赖嘴脸，以及狡诈精明，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做全面表现，使人物形象十分丰满。
《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就算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在叙述时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在最后表现出自己的看法，为充分叙述提供广阔空间。而在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在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活动中的对比，寄托叙述者的感情倾向。在《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里，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司马迁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又是有显明的表示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历史人物时也非常注重运用历史环境来刻画人物，
他最善于从历史人物陈迹旧事材料中略取数事，甚至一二事，就恰到好处地概见其人。如在《项羽本纪》中写到的：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学。 背景材料写出了项羽自小就胸怀大志，心比天高却浮躁自负,为表现项羽个性提供了资料和宽泛的角度,也为后来项羽落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又如垓下之战中对项羽的描写，垓下之战一段描写的是项羽的失败，在这一段中，司马迁仍然对项羽报有爱惜之情。突出项羽的英雄气概，同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项羽的爱戴，同时对项羽的怨天尤人也充分的表现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他们身上还表 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是知恩图报，以德报 德，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 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 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❹ 中国古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
中国武侠阶层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从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阶层“士”，而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作为武士之后又作为国士（国中战斗之士），充当统治者的精兵。然而，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国士与国君的固定关系发生了动摇，形成了“邦无定交”“士之失位”的局面。于是国士可以自由流动，成为游侠的主要成员。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备。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此时所谓的侠，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过，细按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游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
旧称急人之难、出言必信、锄强扶弱的豪侠之士。《史记·游侠列传》：“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唐 元稹 《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清 许秋垞 《闻见异词·侠客》：“有一侠客，神剑术。” 郑振铎 《论武侠小说》：“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见侠客并不是受雇者，不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任何一部门，他们身手不凡，来去无踪，却从来没有企图用武力控制或者协助控制当时的社会。侠客遵循的不是儒学思想中的“忠”，而是“仁”，这种差别单是从三者所用的武器上便可略窥一二。骑士用长矛，攻击半径大，将自己包围在一个大圆中，以自我为中心；武士用太刀，刃锋利无比，刀身刚硬不可摧，一刀杀一人，刀一出鞘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侠客用剑，刚中带柔，舞时游刃有余，往往点到即止，处处留三分余地：“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智化也说：“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做游侠。这大约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者，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至于有任侠作风的豪暴之徒，靠“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不属于侠之列。
❺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❻ 史书中的侠客形象有哪些
史记中有游侠列传，写了很多侠客的形象．比如郭解、朱家，比如荆轲．
先看一下《史记·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原文
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124.htm
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086.htm
然后看一下这方面的论文
http://www.pep.com.cn/200406/ca489818.htm
http://www.ruiwen.com/news/4847.htm
❼ 急求！！！对中国历史上的侠客的形象的评论
郭解，真实存在的侠客，《史记》中《游侠列传》中对他有详细的记载。
下面是关于他的事迹和评论（史记文言文的翻译）：
郭解是轵（zhǐ，指）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给人相面的许负的外孙子。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杀。郭解为人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小时候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亲手杀的人很多。他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但却能遇到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时常常脱身，或者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年令大了，就改变行为，检点自己，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舍别人，而且对别人怨恨很少。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已经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如果人家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却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剌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发怒说道：“以弟弟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凶手的去处。凶手窘迫，自动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本来应该，我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责归于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到这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住在乡里之中，竟至于不被人尊敬，这是我自己道德修养得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就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有好多次，县中官吏都没找这位对郭解不礼貌的人。他感到奇怪，问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人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他就袒露身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到这消息，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有相互结仇的，城中有数以十计的贤人豪杰从中调解，两方面始终不听劝解。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委屈心意地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们幸而听从了我的劝告，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人家城中贤豪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
郭解保持着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他到旁的郡国去替人办事，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有关方面都满意，然后才敢去吃人家酒饭。因此大家都特别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半夜上门拜访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辆车子，请求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
待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轵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椽，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椽的头。从此杨家于郭家结了仇。
郭解迁移到关中，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不乘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皇上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籍少公平素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会见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转移到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逐郭解，追踪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无奈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发现一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他说：“郭解专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的人始终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谁。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翁伯的家族。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特别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谦虚退让的君子风度。至于象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都是处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一提呢！这都是从前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状貌赶不上中等人材，语言也无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的人们，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仰慕他的名声，谈论游侠的都标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谚语说：‘人可用光荣的名声作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参考资料里还有更多。
❽ 古代史书中侠客形象的背景
李白曾作《侠客行》，忽闻边境战鼓声。诗文虽博妃子笑，不如四方鸣金声。古时侠客仅仅是指唐朝开元盛世前后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志士从军，报效朝廷，这一大类人，后来，现实中再也没出现过
❾ 古代史书中的侠客形象
侠在古代是个贬义词，是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现在侠变成褒意，主要是金庸小说的形象。例如：侠客属于绿林，而绿林是直接和强人、盗贼、豪强等挂钩的，好像是资治通鉴中就说了，“侠以武犯禁”，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侠客凭着武力违反法律
❿ 谈谈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一、武侠文学的起源：
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但是比较具体地来论述“侠”这一概念的，则是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那么，真正为侠树碑立传，把侠写得光彩照人的却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二、武侠文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有很多，在今天看来是属于“武侠小说”类型的文学作品。只不过当时叫它“传奇”或“公案小说”等名称。古代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则是《水浒传》，它给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三、侠义的深化：
当到了晚清的时候，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的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华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于是，维新派领袖谭嗣同，革命党人秋瑾、林觉民等人竭力提倡武侠精神。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四、侠义的本质：
大侠精神，后来在金庸等武侠小说作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那么，究竟怎样理解武侠小说中的“侠”和“侠义”这样的概念呢？它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是一种“融合”，既有历史上真的武侠的影子，也有我们头脑中的想像，最后融合成武侠文学中的侠客。
五、侠义的现代性：
到了现代，武侠虽然去除了理想色彩，变得平淡，但它暗藏的这种侠义精神，还是千古相随的。在作家王度庐的笔下，是这样；在作家还珠楼主这里，也是如此，侠义精神一方面写得很高，同时又不脱离现实生活，在普通人的身上灌注了非常高尚的情谊和人道主义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