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特点

㈠ 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特点

义是最伟大，最重要的东西，对朋友，对兄弟，一定要讲义气

㈡ 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是什么啊

我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我国小说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劳动人民的口头传说与远古神话。这部分遗产主要记载和保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先秦两汉时期，“小说”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种文学体裁。到了魏晋以后，别具风格的所谓“志怪”、“志人”小说的大量产生，使我国的早期小说出现了一个较为繁盛的时期，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时的小说，因为是“志”，即搜集记录下来的，还算不上创作，所以人们把它同历史归于一类。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是唐代以后的事。唐代经济文化发达，文人思想比较活跃，于是产生了依照传说创作而成的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明代出现了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出现了由文人模拟“话本”体制写成的作品“拟话本”。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属拟话本小说。这以后再发展，便有了文人独立的创作。这一时期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清代的《红楼梦》发扬了这个传统，使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因而欣赏时，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㈢ 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点

1
、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点？

（
1
）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
2
）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
3
）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
4
）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
5
）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
6
）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
7
）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

2
、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
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
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
一重要特点。

⑷
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

3
、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
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
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
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
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
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
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
、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

5
、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
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
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
饰和虚构。

6
、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
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
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
要标志。

(2)
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

7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
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

㈣ 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有什么特点

章回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标题。“无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中国小说。本文将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形式的讨论反映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态度，她的这种态度又基于她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个严肃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反应。本文涉及的大多只是现象，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希望本文能对了解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某个阶段提供一个视角，对赛珍珠研究有所启示。

1932年2月赛珍珠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了两场报告，后来以“东西方和小说”（“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国小说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为题发表。正如这两个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赛珍珠在报告中通过比较中西方小说的异同，试图证明中国小说具有独特的、和西方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且试图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这种形式的“渊源”。我不清楚这两个讲话涉及的内容是不是在赛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知道这两个讲话是不是已经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赛珍珠在这里表达的思想贯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尽管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说艺术。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这段时期中国小说没有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即使后期受到过一些影响，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虑。赛珍珠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可以看成纯粹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第二，赛珍珠集中讨论“源泉”问题，因为正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中国文化——赋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国小说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传统不同，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说那样在小说本身或小说艺术甚至文学传统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体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体现在世代相袭的中国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说艺术标准衡量，20世纪之前的中国小说看上去的确没有清晰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把“形式”狭隘地等同于西方小说的叙事手法的话。但是赛珍珠却明确指出：中国小说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和西方小说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国小说的一个明显的形式特征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出现“小说的突然繁荣”。虽然小说的雏形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一般认为当代西方小说的鼻祖是17世纪初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他的小说《唐吉诃德》。此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由后台迅速挤到了前台：英国文学中18世纪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费尔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国小说的兴起则是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这段时期法国、俄国的小说创作也达到了高潮。和欧洲一样，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开始时也处于边缘，到了西汉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琐碎之谈”，“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小说出现繁荣，“写作小说几乎成为风气”。但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铁事小说”，其表现的内容都和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西欧大相径庭，表现形式上也几乎没有可比之处。中国小说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就是和民间传说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时期的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因此，小说在中国不是某些小说家们的独创，而是不同时代不同艺人众多创作版本的集合体。由于中国小说更多地表现出集体乃至整个文化的产物，其存在一直绵延了两千年，所以在发生学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突然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叙事方式（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比西方小说更加依赖本土的文化传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那些讲述或者记录下传说的艺人的心态。

中国小说的独特形式引出赛珍珠的另一个论点：中国小说的“形式”并不是可以用诸如“高潮”、“结尾”“联贯情节”“人物发展”等这些西方小说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来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小说在整体上则显得十分难以把握，内容上缺乏连贯性，主题上很少有明确集中的表现。但这种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国小说形式的明显特征。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对生活的模仿，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远远甚于西方的小说家——小说结构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完整乃至支离破碎，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西方小说家看来就是缺乏艺术性。问题是，结构上如此“不严密”的作品是否属于艺术品。赛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也说不准它（中国小说）是不是属于艺术；但是以下这点我却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说反映生活比反映艺术更加重要，如果两者不能兼得的话。

赛珍珠在这里并不是说早期的中国小说没有艺术表现形式。相反她认为，早期的中国小说同时包含了生活和艺术，这种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艺术技巧界定的规则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认。因此，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

赛珍珠在这两篇讲话里试图做两件事：第一，证明在西方人看来“缺失”形式的中国小说的确具备某种形式；第二，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里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小说的这种形式特征。赛珍珠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对中国小说的形式特征进一步加以具体的罗列和说明，她甚至几乎没有提及中国小说的具体创作手法。接下来，她的论述转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态。这是因为，她虽然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毕竟只是刚刚有所了解，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另外，她虽然喜爱诸如《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但要深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也绝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经历过的那部分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以及她所接触过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她热爱中国小说，为中国小说的形式辩护，出发点还是她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国人民、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毕竟十分狭隘，不妨以《大地》为例。《大地》是这位美国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说，而且出版于两篇讲话发表的前一年。她笔下的小说人物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一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她本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对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十分了解。在赛珍珠看来，正是在这些普通的中国人身上，中国人的品格和中国文化传统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显的表露。例如她笔下的阿兰就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代表：无论环境多么严酷，她都支撑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证家族的血脉绵延不断，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龙相见时老夫人对她说的那样：“服从他，给他生儿子，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如王龙，秦和梨花）表现出的大多是诸如逆来顺受、忍耐、漠然这样的品性。这种品性当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来顺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赛珍珠写作这部小说及发表这两个讲话的时代，这种品性正被视为国人的所谓“劣根性”而遭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知足长乐的小农思想常常导致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对土地的过分依恋也会导致漠视危机，反对变革。赛珍珠本人在作品里对这种落后的小农思想也表露出某种怀疑。

当然赛珍珠无意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进行夸耀。她只是告诉她的外国读者，这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要了解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是不可能的。赛珍珠坚信，这种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已经绵延不息了几千年，小说家有责任以最接近这种生活的方式来反映它，这种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国小说所具有的形式。进入20世纪之后，国内的一些小说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持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中国小说的表现方式越来越瞧不起。他们的小说或许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艺术性”，但是赛珍珠对此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与此同时，一些青年小说家已经感觉到为他们的父辈所痛心疾首的某种文化缺失，开始“重新发现他们自己国家的现实”，填补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沟壑”，赛珍珠对此又感到十分兴奋。

赛珍珠意识到，五四之后有一批青年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却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国之后，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重新树立自己文明的传统，赛珍珠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青睐。这些年轻作家转向“乡村僻野或小城小镇的生活”，那里的生活对赛珍珠来说就是“本土中国人真实生活”的源泉，是小说创作的“新鲜灵感”所在。赛珍珠把林语堂、沈从文这样的小说家称为“少数精灵”，却“思想精深，不会迷失在时代的混乱里”，认为这些人写出的才是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国小说。

但是赛珍珠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20年代末（赛珍珠正在撰写《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报告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仍然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委，把之归结为儒家传统的负面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对国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进取的心态深恶痛绝。“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坏式的批判”。这种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1915至1927年之间，也即赛珍珠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来到镇江任教之际，和她开始构思写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之时。“偶像破坏”的含义是“从思想上拒绝一个传统”，而赛珍珠时代中国知识界有人主张“对传统的中国思维进行彻底的改变”，以使“腐朽衰败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和唯唯诺诺的儒家道德传统决裂，二是通过文化变革促使社会变革，以改变国人对“整个宇宙和人类现实的总体看法”。文学尤其是小说为此负有重要的责任，正如鲁迅在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相比之下，赛珍珠倒是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恰当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张采取过于偏激的态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进的文学家并不理睬她的呼吁，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坏的主流十分不和谐。鲁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评她对中国的现实一知半解，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十分浮浅，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面对的是同样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把它看成中国文明的价值所在，另一方却把它看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进行过入木三分的批评，认为这种意识造成国人的狭隘和懦弱，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他描写乡村的小说里，中国“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龙那样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兰那样醉心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阿Q那种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种幻想的破灭，以及一个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要竭力寻找的，不是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农，而是知识分子里“勇猛的斗士”，并且为其人数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这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诗歌，一种是激进的左翼诗人的创作，另一种则追随西方现代主义，醉心于纯粹的诗歌形式，把自己关在象牙塔。这种情况或许也发生在小说创作中，因此象赛珍珠这样的小说家就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赛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们更具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执着于发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碍，都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已的原则和理想”。但是他们毕竟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表现不出“独立批判”的能力，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确凿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补“墙上的裂缝”。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破坏心态，以及知识界的偶像破坏运动持续了多年，但是赛珍珠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情有独钟，尽管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让人感到钦佩。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重新认识赛珍珠以及赛珍珠在两篇讲话里赞扬的一批文人（如林语堂、沈从文，尽管她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学术界对中国近当代思想史也进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坏运动，体现在当代对盲目崇洋的批判，对全盘西化的质疑，对工业化弊端的认识以及对全球化的警惕。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对儒教文明和中国文化道德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强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意识到，“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只是常常谈到的经济上的剥削，还有在西方教育体制下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忽视”，而且这种忽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学者们指出，本世纪上半叶那场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一些言论过于偏激和空玄；中国国土辽阔，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一直重视和研究不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赛珍珠会产生新的兴趣。赛珍珠热还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福科的知识考古学使人们关注起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忽视的那部分历史重新得到关注，以往一些简单化的结论也得到重新阐释。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们对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认识。

当然，赛珍珠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再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赛珍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赛珍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她在作品里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生活极其有限的一个侧面，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现在看来也有简单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读赛珍珠的这两篇讲话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赛珍珠时代中国人的思想正如当时中国小说采纳的形式那样十分复杂。不论这种思想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首要责任就是“在中国人群里发现中国的力量所在，使中国人民重新充满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价值的优越性，从而重新找回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赛珍珠80年前有关“无形中的有形”的论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国小说还是中国文化，都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果说首先来华的那些传教士们曾经帮助西方人发现了中国文明，赛珍珠则不仅帮助西方人而且帮助中国人来重新找回中国文化传统——这样的传教士的确少见，而且赛珍珠可能是最后一位。
《无形中的有形——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的形式》

㈤ 中国古典小说有什么特点

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
(1)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层示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单一，少变化；把刻画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而很少涉猎人物的内心世界。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只有忠诚勇猛的性格，无论是外部特征——刚硬的扎须，还是外在的行动——大吼三声都只是为其勇猛的性格服务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能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林冲就是很好的例证。
(2)情节曲折、故事完整。如唐传奇布局雄伟，情节发展有戏剧性，头尾完整，复杂矛盾冲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茅盾曾评价《水浒传》的结构具有如下特点：故事的发展前后勾联，一步紧似一步，但又疏密相间，摇曳多姿，手法变化错综，避免平铺直叙。
(3)语言准确简洁、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如《水浒传》中对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描写就是一例。

㈥ 传统小说的特点是什么

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我有点心虚，因为我根本无法将它解释清楚。
但如果不使用这个概念，又实在没有其它的概念可用。
所谓概念，我觉得，用当然是要用，但没有必要将界线划分得过分清晰，因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在于性质上的截然两分，而在于程度上的缓慢过渡，倘若我们只是固执地使用过去那种立场鲜明的分析方法，就必然无法妥善处理其间广大而暧昧不明的过渡地带，结果只会导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逻辑。
拿“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我们不妨将它理解得宽泛一点。按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意思：“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则说这个论断只对了一半，而我觉得，可能还对不到一半，因为“现代性”这个概念太大，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即便概括得再怎么高明，也是枉然。曾有很多人谈及现代性的标志或者说是特点，包括孤独、断裂、漂泊、“理智中心”（卡西尔）的失落，“统一性”（本雅明）和“总体性”（卢卡奇）的缺失，等等，伊哈布·哈桑甚至将现代主义的特征作为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照列了一张表，其中又包括目的、形式、预谋性、此在、逻各斯、语句组合、隐喻、超验性，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视作现代性内涵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握一个概念的全部内涵。
可能，这样解释还是太抽象了，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本雅明的方法。在本雅明的眼里，“现代性”并不附着于抽象、费解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生存体验体现出来的，它渗透于巴黎拱门街的繁华空气中，从街头汽灯向电灯的转换，到夜游者的减少、报纸的流通、以及照相机对瞬间的捕捉，都浸染了现代性的某些质素。后来，在哈佛教书的中国学者李欧梵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过渡，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书中，他描绘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作为中国现代化之先锋的上海的图景，包括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生活、城市和游手好闲者，继而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上海电影的都市语境”等，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李欧梵似乎倾向于将现代化理解为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一旦形成，报纸、传媒流通起来，社会就不再是封闭的了。
《上海摩登》的后面一部分涉及到上海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如施蛰存的怪诞、刘呐鸥、穆时英的摩登、邵洵美、叶灵凤的颓废和浮纨、张爱玲的苍凉，这显然说明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的产生乃是根源于社会的现代化。虽然，现代主义的文学比之传统文学更表现出一种“内”的倾向，但追根溯源，其成因仍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问题在于，富于现代性的、或者说是现代主义的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性在文学之中究竟有哪些重要体现？这里面的内容当然也很宽泛，不可能总体把握，说得太细了，也没有什么用，我的感觉是，除了写作的个人化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总体特色的暧昧、不鲜明。一方面是小说中人物的暧昧，我们不再能将他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这样截然对立的两类，人物具体的个性也不再像传统文学中那样鲜明和一贯，多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等因素的暧昧，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伦理更显得自由、不死板，因而能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好像昆德拉就一直在强调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它不再是一种绝对化的神圣之物，从天上落到地下来了，还有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如《红白蓝三部曲》和《十诫》里面，也很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二、个人与外界的断裂。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有意地将自己摆在一个与外界环境完全对立的位置，如卡夫卡在《地洞》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外界的恐惧和躲避，或者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那种内心与外界、回忆与现实的对抗，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内涵和价值就不再是蕴涵于他对集体的功用以及他作为集体中之一员的身份里面，而是通过他作为个体与外界的对抗体现出来的。
三、意义的消解。传统文学作品习惯于虚悬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通常是一些道德等方面的大问题，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忠”和“义”是始终如太阳一般悬挂在人物头顶上的，而大多数人物也就莫名其妙地为了这个虚幻的“意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梁山好汉之被招安即是最佳的例子。到了《红楼梦》里面，这个意义就几乎不见了，整本小说都显得极其复杂晦涩，为什么直至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喜欢研究《红楼梦》？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原因。并不是所有经典都适合重读的，《伊索寓言》放到今天来看，就相当的幼稚。
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三个特点只是个人的一点总结，代表不了什么，可能有些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也可能有些传统的作品已具备了这些特点（如昆德拉所说的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在《庄子》中即有体现）。我的目的是，用这三点做一个大致的尺度，来衡量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小说——波兰作家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的《名望与光荣》。

《名望与光荣》写于二战之后，篇幅浩大，人物众多，涉及到一战、二战和大萧条时波兰的情况，这部小说，从形式上讲，不属于现代主义的作品，它类似于《战争与和平》，主线是三个家族的盛衰，时代背景、人物、情节等都很清晰完整，重要的是，如何从这种传统的形式之下挖掘出现代性的内涵来，以证明，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特性，是广泛存在于二十世纪小说当中的。
张振辉先生著有一本《20世纪波兰文学史》，在谈到《名望与光荣》时，他说这部小说“更多地是通过各种人物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从侧面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以回忆、梦幻、意识流等手法展示他们在社会事变中的不同心态，因此这是一部综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表现手法的成功之作”。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创作手法或者说是形式的意义上来探讨其现代性，但文学上所谓“现代主义”，肯定不只是诸如意识流之类的创作手法和技巧，它有“精神气质”（ethos）上的内涵，也就是说，在抛开形式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内在的特质将它与传统文学作品区分开来。
为了找到《名望与光荣》在“精神气质”上所具备的现代性，这里不妨拿它和《战争与和平》做一下对比，看有哪些不同，同样是史诗性作品，同样是鸿篇巨制，同样涉及到战争、和平、爱情和家族盛衰，一部写于十九世纪，一部写于二十世纪，肯定有很强的可比性。
首先，是人的孤独。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曾分析说：“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而此前，这种分裂是不存在的，如卢卡奇所说，荷马史诗时代所体现出的精神是人类自我与世界的整体性，同样，中国的古人也讲究“天人合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裂呢？按照本雅明的意思，现代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侵吞人类自我的倾向，特别是机械复制，印刷机、照相机、留声机、摄影机……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而非事物的本身。本雅明的见解显然很高明，他死得早，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如今，“机械复制”已扩张到了更广大的领域——通过各种传媒方式，假如某明星在演唱会上穿了某种款式的衣服，不出数日，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穿上同样的衣服，人们学习明星的谈吐、风格，靠整容来改变仪表上与明星的差距，于是，“个性”也被无限复制了。有更彻底的，那就是克隆技术，这种技术是机械复制登峰造极的成果，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已没有什么是不可复制的。为了反抗复制，反抗自我、个性的被侵吞，人们只有日益退回到个人的狭小空间里负隅顽抗，“现代人的孤独”由此而产生，所以本雅明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或许这句话有些武断，我们改一改，改成“现代主义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就精确得多了。这方面，卡夫卡是最典型的例子，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很矛盾，他孤独并且惧怕孤独，但同时又担心失去孤独，因为一旦与外在世界融合起来，他就会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不能容忍自己必须与一个女人朝夕相处，他要保留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以便写作（写作几乎就等于他的生命）。假如拿《战争与和平》和《名望与光荣》做一下对比，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区别来。《战争与和平》里也有孤独，皮埃尔和安德烈都常常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并不是作为一种底色存在于他们生命中的，更重要的是沟通，或者说，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因此，即使他们的一生充满坎坷和不如意，也会时时感到幸福的慰籍，这种慰籍即由沟通而来。《名望与光荣》则不同，遍观整本小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那种生命个体的恒久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哪两个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包括姐姐与弟弟之间，哥哥与妹妹之间，甚至夫妻、父子、母子之间，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奥拉结了婚，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中，丈夫对她百依百顺，儿子英俊，女儿漂亮，但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儿子女儿，她都有一种莫明的生疏感，所以她孤独，不快乐；雅努什一直都生活在孤独和郁郁寡欢之中，就更不必说了；最典型的是埃德加尔，这个孤独的作曲家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到了临死的时候，他客居他乡，一贫如洗，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想从中找出某些暖色，最后将思绪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那时他喉中有肿瘤，已不能说话，哆哆嗦嗦地用笔将心中所想写给妹妹看：“我只爱过你。”但他的妹妹爱尔日别塔看了以后只是漫不经心地一笑，在随后整理房间的时候就将这字条扔进了废纸篓里，这让埃德加尔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正如书中所写的：“健康的人不理解一个临终的人是不会开玩笑，也不会信口胡言的。爱尔日别塔不理解‘我只爱过你’这句话的每一个字下面都蕴藏着某种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这么困难，我们都是孤独的。
其次，意义的消解。与《悲惨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里是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的，追求理想的人们为了这个意义而奔走一生，做出各种选择，虽然辛苦，但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人生意义而感到充实和快慰——这不仅符合那个时代的特色，也符合托尔斯泰的性格，到了《复活》里面，“意义”的作用愈发彰显出来。《名望与光荣》里则不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悬在上面，因此人物做各种事、进行各种选择的动机都显得十分盲目，比如雅努什，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冷落的贵族家庭里，姐姐嫁到了名门望族里去，父亲对他不好，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爱情，是爱上了定格在年少时舞会上那一刻的阿丽亚德娜——只限于那一刻，阿丽亚德娜衣着华丽，站在楼梯上朗诵勃洛克的诗——也就是说，他爱上的并非真正的阿丽亚德娜，而只是属于那一刻的虚幻、不自然的她。他没能和阿丽亚德娜结婚，虽然他极力争取。由于阿丽亚德娜背叛了革命出逃法国，她心中充满悔恨，已觉人生了无滋味，后来她做了修女，再后来就自杀了。而雅努什也渐渐感到了他与阿丽亚德娜之间的生疏。之后，雅努什参军打仗，与佐霞结婚，这些举动都是无目的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和谁打仗，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娶佐霞（他并不爱她）。到了中年，佐霞死了，他就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回忆当中，并四处旅行，以寻找旧日的足迹——可找到了又能怎样呢？他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无目的的。还有他的死，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逃走的，但他却急急忙忙地将自己送到了纳粹军官的枪口下，究竟动机在哪里？说不清楚，只是死得毫无意义，后来雅德维加（一个爱他的女人）在回忆他的一生时说：“他的一生只有两次这么赶快过，一次是忙着娶那个佐霞，再有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见那些德国人。”他向来矛盾重重、犹豫不决，可这仅有的两次果断，也是盲目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处在类似的盲目之中，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只好如没头苍蝇一般地生活。有另一种说法，即《20世纪波兰文学史》中的说法，认为尽管书中人物的人生显得缺乏意义，但最后他们都在爱国主义之中找到了生命的归属。的确，无论是雅努什、斯彼哈瓦、爱尔日别塔，还是小一辈的安特克、安德热依、海伦卡，他们在小说的最后都与爱国主义和战争联系了起来，甚至死于其中。但是，我向来就有一个疑问——用简单的爱国主义、青春、热血、牺牲，来作为生命个体的复杂深邃的终极意义，是否合理？爱国诚然是大节，但它不能代替丰富的人生，或者说，人不会仅因为有了爱国的理想，他的人生就再无迷惑了，那只是乌托邦的神话。对于身处现代的人来说，所要消解的，正是这样一些神话，长久地生活在“意义”的压迫之下，人们已不堪重负，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反问：“你说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反映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至高无上的意义导致了另一种独裁，即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等虚假的旗号来支配他人的人生选择甚至生命，因此，为了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消解意义，反抗独裁。但另一方面，意义的消解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即如前面所说，它使我们的人生变得茫然、无目的，这很类似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失去了意义的重压，我们反而会无所适从。还有，道德作为一种“意义”，一旦被消解掉，失去了其神圣性，会造成什么后果？“相对性的伦理道德”真的可以建立起来吗？
意义消解了，《名望与光荣》的内涵因此而趋于复杂，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爱国主义的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已无法简单、直接地从小说中获取人生的答案，而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发现无目的的表面之下的潜在之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暧昧、不鲜明的特点。
当然，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也为这部小说增色不少，如埃德加尔临死前那一节，他躺在床上时的心理活动描写，有着很浓郁的意识流色彩。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些手法，当我们读完整本小说，再做整体性的回忆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已非简单的一幕幕情节，而是幽深的一重重心理意境，人生的孤独、茫然和荒诞已脱离具体的事实而作为一种模糊、持久的意象烙在我们心头了。

㈦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容上有什么特点

悲伤

㈧ 请问中国古典小说有什么特点

中国古典小说着重人物语言与行为描写，而很少有心理描写，心理活动都是通过语言与行为表现出来的（这个需要看书人去分析思考），看小说时，看人物的对话行为描写时都要细看，你会发现很多细节隐藏在里面

㈨ 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一、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与其他民族的小说一样，最初的作品都与上古传说有关，神话传说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为小说的孕育和产生准备了条件。比如《红楼梦》的开头，就是借用了女娲炼石补天的上古神话传说。
二、中国古代小说在民间汲取营养。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为小说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代小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比如《西游记》，就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文人与民间创作结合的创作方式，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呈现了重视情节的特点。重视写情节并不意味着忽视写人物，而是要通过情节表现人物，以外在的情节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
三、古代小说与历史结合很深。比如《水浒传》，就是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一部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整个小说就是构筑在虚实历史之上的。
四、我国古代小说的取材和用意多是立足于现实。小说创作不脱离现实，这些小说都产生于现实，由于现实问题的触发而幻想出来的。比如第一部文人创作的小说《金瓶梅》，就完全是描写日常生活，并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红楼梦》。
五、古代小说是逐渐发展的。由最早的神话传说式到志怪式，再成长为唐时期的传奇，最后到明清时成长为长篇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