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民族传统初论
『壹』 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有什么特点
章回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标题。“无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中国小说。本文将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形式的讨论反映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态度，她的这种态度又基于她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个严肃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反应。本文涉及的大多只是现象，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希望本文能对了解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某个阶段提供一个视角，对赛珍珠研究有所启示。
1932年2月赛珍珠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了两场报告，后来以“东西方和小说”（“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国小说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为题发表。正如这两个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赛珍珠在报告中通过比较中西方小说的异同，试图证明中国小说具有独特的、和西方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且试图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这种形式的“渊源”。我不清楚这两个讲话涉及的内容是不是在赛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知道这两个讲话是不是已经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赛珍珠在这里表达的思想贯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尽管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说艺术。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这段时期中国小说没有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即使后期受到过一些影响，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虑。赛珍珠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可以看成纯粹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第二，赛珍珠集中讨论“源泉”问题，因为正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中国文化——赋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国小说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传统不同，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说那样在小说本身或小说艺术甚至文学传统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体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体现在世代相袭的中国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说艺术标准衡量，20世纪之前的中国小说看上去的确没有清晰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把“形式”狭隘地等同于西方小说的叙事手法的话。但是赛珍珠却明确指出：中国小说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和西方小说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国小说的一个明显的形式特征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出现“小说的突然繁荣”。虽然小说的雏形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一般认为当代西方小说的鼻祖是17世纪初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他的小说《唐吉诃德》。此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由后台迅速挤到了前台：英国文学中18世纪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费尔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国小说的兴起则是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这段时期法国、俄国的小说创作也达到了高潮。和欧洲一样，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开始时也处于边缘，到了西汉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琐碎之谈”，“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小说出现繁荣，“写作小说几乎成为风气”。但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铁事小说”，其表现的内容都和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西欧大相径庭，表现形式上也几乎没有可比之处。中国小说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就是和民间传说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时期的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因此，小说在中国不是某些小说家们的独创，而是不同时代不同艺人众多创作版本的集合体。由于中国小说更多地表现出集体乃至整个文化的产物，其存在一直绵延了两千年，所以在发生学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突然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叙事方式（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比西方小说更加依赖本土的文化传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那些讲述或者记录下传说的艺人的心态。
中国小说的独特形式引出赛珍珠的另一个论点：中国小说的“形式”并不是可以用诸如“高潮”、“结尾”“联贯情节”“人物发展”等这些西方小说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来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小说在整体上则显得十分难以把握，内容上缺乏连贯性，主题上很少有明确集中的表现。但这种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国小说形式的明显特征。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对生活的模仿，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远远甚于西方的小说家——小说结构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完整乃至支离破碎，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西方小说家看来就是缺乏艺术性。问题是，结构上如此“不严密”的作品是否属于艺术品。赛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也说不准它（中国小说）是不是属于艺术；但是以下这点我却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说反映生活比反映艺术更加重要，如果两者不能兼得的话。
赛珍珠在这里并不是说早期的中国小说没有艺术表现形式。相反她认为，早期的中国小说同时包含了生活和艺术，这种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艺术技巧界定的规则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认。因此，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
赛珍珠在这两篇讲话里试图做两件事：第一，证明在西方人看来“缺失”形式的中国小说的确具备某种形式；第二，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里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小说的这种形式特征。赛珍珠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对中国小说的形式特征进一步加以具体的罗列和说明，她甚至几乎没有提及中国小说的具体创作手法。接下来，她的论述转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态。这是因为，她虽然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毕竟只是刚刚有所了解，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另外，她虽然喜爱诸如《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但要深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也绝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经历过的那部分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以及她所接触过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她热爱中国小说，为中国小说的形式辩护，出发点还是她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国人民、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毕竟十分狭隘，不妨以《大地》为例。《大地》是这位美国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说，而且出版于两篇讲话发表的前一年。她笔下的小说人物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一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她本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对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十分了解。在赛珍珠看来，正是在这些普通的中国人身上，中国人的品格和中国文化传统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显的表露。例如她笔下的阿兰就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代表：无论环境多么严酷，她都支撑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证家族的血脉绵延不断，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龙相见时老夫人对她说的那样：“服从他，给他生儿子，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如王龙，秦和梨花）表现出的大多是诸如逆来顺受、忍耐、漠然这样的品性。这种品性当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来顺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赛珍珠写作这部小说及发表这两个讲话的时代，这种品性正被视为国人的所谓“劣根性”而遭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知足长乐的小农思想常常导致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对土地的过分依恋也会导致漠视危机，反对变革。赛珍珠本人在作品里对这种落后的小农思想也表露出某种怀疑。
当然赛珍珠无意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进行夸耀。她只是告诉她的外国读者，这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要了解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是不可能的。赛珍珠坚信，这种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已经绵延不息了几千年，小说家有责任以最接近这种生活的方式来反映它，这种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国小说所具有的形式。进入20世纪之后，国内的一些小说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持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中国小说的表现方式越来越瞧不起。他们的小说或许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艺术性”，但是赛珍珠对此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与此同时，一些青年小说家已经感觉到为他们的父辈所痛心疾首的某种文化缺失，开始“重新发现他们自己国家的现实”，填补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沟壑”，赛珍珠对此又感到十分兴奋。
赛珍珠意识到，五四之后有一批青年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却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国之后，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重新树立自己文明的传统，赛珍珠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青睐。这些年轻作家转向“乡村僻野或小城小镇的生活”，那里的生活对赛珍珠来说就是“本土中国人真实生活”的源泉，是小说创作的“新鲜灵感”所在。赛珍珠把林语堂、沈从文这样的小说家称为“少数精灵”，却“思想精深，不会迷失在时代的混乱里”，认为这些人写出的才是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国小说。
但是赛珍珠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20年代末（赛珍珠正在撰写《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报告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仍然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委，把之归结为儒家传统的负面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对国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进取的心态深恶痛绝。“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坏式的批判”。这种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1915至1927年之间，也即赛珍珠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来到镇江任教之际，和她开始构思写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之时。“偶像破坏”的含义是“从思想上拒绝一个传统”，而赛珍珠时代中国知识界有人主张“对传统的中国思维进行彻底的改变”，以使“腐朽衰败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和唯唯诺诺的儒家道德传统决裂，二是通过文化变革促使社会变革，以改变国人对“整个宇宙和人类现实的总体看法”。文学尤其是小说为此负有重要的责任，正如鲁迅在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相比之下，赛珍珠倒是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恰当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张采取过于偏激的态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进的文学家并不理睬她的呼吁，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坏的主流十分不和谐。鲁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评她对中国的现实一知半解，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十分浮浅，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面对的是同样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把它看成中国文明的价值所在，另一方却把它看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进行过入木三分的批评，认为这种意识造成国人的狭隘和懦弱，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他描写乡村的小说里，中国“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龙那样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兰那样醉心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阿Q那种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种幻想的破灭，以及一个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要竭力寻找的，不是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农，而是知识分子里“勇猛的斗士”，并且为其人数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这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诗歌，一种是激进的左翼诗人的创作，另一种则追随西方现代主义，醉心于纯粹的诗歌形式，把自己关在象牙塔。这种情况或许也发生在小说创作中，因此象赛珍珠这样的小说家就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赛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们更具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执着于发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碍，都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已的原则和理想”。但是他们毕竟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表现不出“独立批判”的能力，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确凿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补“墙上的裂缝”。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破坏心态，以及知识界的偶像破坏运动持续了多年，但是赛珍珠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情有独钟，尽管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让人感到钦佩。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重新认识赛珍珠以及赛珍珠在两篇讲话里赞扬的一批文人（如林语堂、沈从文，尽管她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学术界对中国近当代思想史也进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坏运动，体现在当代对盲目崇洋的批判，对全盘西化的质疑，对工业化弊端的认识以及对全球化的警惕。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对儒教文明和中国文化道德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强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意识到，“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只是常常谈到的经济上的剥削，还有在西方教育体制下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忽视”，而且这种忽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学者们指出，本世纪上半叶那场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一些言论过于偏激和空玄；中国国土辽阔，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一直重视和研究不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赛珍珠会产生新的兴趣。赛珍珠热还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福科的知识考古学使人们关注起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忽视的那部分历史重新得到关注，以往一些简单化的结论也得到重新阐释。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们对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认识。
当然，赛珍珠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再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赛珍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赛珍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她在作品里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生活极其有限的一个侧面，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现在看来也有简单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读赛珍珠的这两篇讲话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赛珍珠时代中国人的思想正如当时中国小说采纳的形式那样十分复杂。不论这种思想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首要责任就是“在中国人群里发现中国的力量所在，使中国人民重新充满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价值的优越性，从而重新找回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赛珍珠80年前有关“无形中的有形”的论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国小说还是中国文化，都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果说首先来华的那些传教士们曾经帮助西方人发现了中国文明，赛珍珠则不仅帮助西方人而且帮助中国人来重新找回中国文化传统——这样的传教士的确少见，而且赛珍珠可能是最后一位。
《无形中的有形——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的形式》
『贰』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主要有哪些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主要有以下鲜明的几点：一、追求意境，即追求一种“无声之乐”或“大音希声”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美。二、追求形神兼备，以形写神，即以精确艺术形象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示艺术形象的内在的神质。三、追求自然，即“不法之法”、“非法之法”或“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绘事后素”的自然美。四、追求实用，即主张“文为世用”，强调文学创作对进步理想、正义事业、崇高理想的表现；以及对现实黑暗、政治腐朽、道德堕落、不良风尚的揭露批判。
『叁』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问题
上古的神话
先秦的寓言
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
唐传奇
宋元的“话本”
明初的“拟话本”
明清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肆』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其意指“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也就是所谓的“残丛小话”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概念出现于汉代，西汉刘歆编的《七略》中已有“小说家” 的明确类目。桓谭在他的《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论，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段话，既说明小说的形态特点是短篇体制，运用比喻说事，又 强调了它的社会功用。东汉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内涵及特点: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因此，在他的《汉书 艺文志》中，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排在十家的最后一家。 综合汉人对小说的理论，大致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小说的内容来自民间传说，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是不符合“大道”、不见 于经典的琐闻杂说或神怪故事。 2.小说的形态特色是“残丛小语”，即短篇体制，运用比喻、夸张的虚构手法，因此具 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3.通过说故事或叙事对生活进行指导，既具有传奇性又具有知识性和说教性。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神话的关系 小说究其根本，应来源与神话与传说。明代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少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独具风貌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此书共十八卷，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山经》以纪五方山川为纲，系之以古史、草本、鸟兽、神话、宗教等内容;《海经》 除著录地理方位之外，还记载远方异人的状貌和风俗，夹杂着大量的神话片段。 《山海经》是录著我国古代神话最多的一部典籍，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西王 母”、“黄帝与蚩尤之战”、“鲧禹治水”等。是孕育后世小说的胚胎。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山海经》乃“小说之最古者尔”。 西晋太康年间出土于河南汲县魏襄王冢中的《穆天子传》，以相当可观的篇幅描写了周 穆王以造父为驭者、以河伯为副车，驱八骏巡行天下。《穆天子传》代表着神话向小说的过 渡，并开了后世英雄传奇的先河。 中国的神话有一个历史化和宗教化的过程，神话人物常会被逐渐纳入帝王家谱和宗教神 谱，反映这种变化的，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种由神话过渡到“仙话”的现象。仙话更多地表 现了后世人的理想和欲望。这表现了小说一方面吸取神话的幻想，一方面，又开始脱离神话 那种先民心理，回归到现实的人情。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子书的关系 古代小说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目录中一般属子部，故称子部小说。 《晏子春秋》在写作上很有特色，故事简洁完整，语言清新流畅，许多篇章已具有了小 说的叙事特点，如著名的“晏子使楚”。 先秦诸子为了形象地阐明道理，往往用寓言来说事。这些寓言既具有讽谕性、哲理性， 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有些寓言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已具有小说的特点。 《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的寓言，诸如“和氏璧”、“买椟还珠”、“自相 矛盾”。《庄子》中的寓言如“疱丁解牛”、“匠石运斤”、“佝偻者承蜩”等。宋代黄震说庄子 是“诙谐小说之祖也”。 三、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的关系 从《左传》开始，史家在著述历史的时候，便常杂以流传民间的遗闻佚事，使历史事件 故事化，而且叙事完整翔实，并运用逼真的细节来描写人物，使历史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 动。如:出亡中的晋公子重耳，谏假道的宫之奇，哭师的蹇叔等。 《战国策 齐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以说是一篇很生动的小说。 从《左传》到《史记》、《汉书》，这些历史散文都证明了“史有诗心、文心”的观点。 同是，它们的叙事方式、结构形态、语言技巧也常常的影响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育、发展。 此外，中国小说中也有一些被称为“野史”的作品长期窜入史书的领域，如《吴越春秋》， 是一部采用虚构手法的小说，而不是史书。 从《左传》开始的史学，的确是“小说之祖”。
『伍』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有哪些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中，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各领域，也各自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方化的色彩。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逐渐西方化了，现当代文学批评体系西方化了，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也在不自觉中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语言，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但是基本的理论术语却是西方的。这些西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文学，但是从根本上却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反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历史的事实和民族的传统，失去了民族的特色。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坚持中国文化传统？这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改变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方面进行充分的探讨，更重要的还是结合中国文学的特色而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实践。最近，有幸拜读了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想以此为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史与文学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按朝代或时代来对其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自“昔在陶唐”到“皇齐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人们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常用话语，同时也成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导。 但是要说起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制于历史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有时竟也与史学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亦即先秦时期，以《春秋》、《左传》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我们称之为“历史散文”或曰“史传文学”；反过来，像《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历史研究者视为最珍贵最可靠的上古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称之为“史诗”，正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文”。到了汉代以后，虽然随着学术的分化而使中国的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用文学来演绎历史或者把历史作为文学题材的现象并没有消失。从远在先秦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开始而形成的杂史杂传传统，到汉代以后蔚为大观，出现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佚名的《汉武帝故事》、刘向的《列女传》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晋南北朝有轶事类小说；隋唐以后有历史人物传奇；宋代有讲史话本；元代有历史戏剧；明代有历史演义小说；清代有历史题材的说唱；现当代有历史回忆录、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历史”的，形式是“文学”的，“文”与“史”在它们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分开，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中不断地涉及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成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现象来认识，自然也没有人来揭示它的艺术特质，对它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考察。这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传统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杨树增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这一文学现象的重要性，并率先对它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一类型的文学统称为“历史文学”，第一次对它的特质进行了具有科学意义的界定，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并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历史文学史》（先秦两汉卷），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中国历史文学”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它既是以文学的笔法书写的历史，又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由于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就逐步进入了“理性社会”，原本十分丰富的中国神话传说被过早地湮灭；而史官文化的发达则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传统。这使先秦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像古希腊那样长篇的史诗，可是却产生了希腊人无法企及的历史著作。如果说，正因为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的出现才会给西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武库”，从而奠定了西方文学的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也正因为史官文化的发达，才使得先秦的历史文学成为中国后世小说、戏曲等的重要文化源头，甚至使其成为中国后世诗词曲唱等文学样式的“丰富的土壤和武库”。我以为，杨树增教授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为中国历史文学的本质给予定性，写出了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历史文学史，而且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发生过程、发展规律，有利于从世界文化的范围内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及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是在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学史规律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习惯于按西方文学史的发展之路来评价和衡量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例如关于史诗，曾经有许多学者以古希腊的长篇史诗为标准，认定中国古代没有史诗，这甚至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的标志。这种论断自然是错误的，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等诗，就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它们虽然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长度，但是却具备史诗的全部要素。这种解释自然是有道理的。毋庸讳言，《生民》、《公刘》等史诗在规模的宏伟和内容的丰富上远不能与荷马史诗相比，若以此来进行比较，仍然不能说中国的古代史诗与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史诗一样伟大。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发达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还是在不自觉中受制于西方文学的评判体系，仍然没有脱离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偏见。而杨树增教授的研究则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他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着独特的发生发展之路。这正如同杨树增教授所说：我国古代神话史诗的不发达，“这与其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短处’，不如将它视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曾发展出繁荣的神话文学、在荷马史诗的时期也没有产生出具有大型规模的叙事诗，但中国在当时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那种全面、详尽地反映历史大变革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因此，我们不必为中国没有产生古希腊那样的长篇史诗而自卑，而应该为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而骄傲。这对于站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学特色，其启示意义是极大的。 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我的启发，不仅仅是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而且还有关于中国文学其他方面的内容。“历史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之所以有意义，就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民族文学传统，是在民族文学传统实际中概括出来的。他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着眼，从中国文化特征的早期探源开始，从文学与史学以及其它意识形态的网状联系中理出头绪，从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去把握其发展脉络。杨树增教授指出：“中国历史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是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清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历史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这条轨迹要合乎中国历史文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当我们将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演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观照时，便会发现：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不仅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也与中国文学文体的演进相联系。”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史的框架，杨树增教授自然就把过去文学研究中难以涉及到、或者虽有涉及却因为难以纳入传统的文学系统因而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纳入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学的范畴，并给它们设定了一个准确的文学史位置，同时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结论。由此推而广之，我们不仅可以揭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学”的发展规律，也可以揭示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中国其它文学样式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回想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民族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文学的实践中来研究它，而是用一套从西方引进来的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本来，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包含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如诗歌、戏曲、小说等，还包含策论、章表、书记等其它在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体形式。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用章太炎的话说，那就是：“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说法，“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缺乏现代的科学性，也和西方的文学观念不符。从积极的方面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把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正式纳入了文学的殿堂，使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成为并立而行的四种主要文学形式，从而把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内容的东西如章表、书记甚至文字、训诂等东西排除在文学之外。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讲，由于新的文学观念不是来自于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事实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而是用西方的理论和当代人对于文学的理解的基础上推衍出来后硬套在中国古代文学身上的。这样在概括中国古代文学时便不免有削足适履之感，用这种文学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因而也不能完整地描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也不能很好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这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用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必然要砍掉其中一大部分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范畴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内容，举例来讲，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文”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散文，还包括其它的政论应用等多种文章文体。可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中，“散文”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小的。而缺少了对散文这一古代文学重要内容的全面叙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完整吗？第二，正因为我们用今天的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规范古代的文学，所以也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以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当前的文学史中，我们都把诗作为最典型的文学样式来研究。可是我们都知道，早自《诗经》时代开始，我们对诗就有着独特的理解。在古人看来，诗不仅承担着抒情娱乐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教化的功能。在中国古人那里，作诗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有着复杂意义的文化活动；要做一个好的诗人，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艺术写作方面的技巧，而是修身到了何种境界，是否具有“原道”、“征圣”、“宗经”的本领。古人之所以把“诗三百”称之为“经”，就因为看到了它里面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功能。“五四”以来，人们不再把“诗三百”当做“经”来看待，而只是当做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来研究，并美其名曰“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到底是“恢复”还是“破坏”了《诗经》的本来面目了。我以为，如果我们不从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去认识《诗经》，我们就不会正确地解读它，就不会理解中国诗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风雅”和“比兴”，也不会对中国诗歌的文化精神以及其历史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由此而言，充分地重视中国文学中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前提。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用现代人的概念来规范古人，把古人现代化，才真正体现了新世纪的科学精神。
『陆』 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的目录
绪论小说史意义上的文体与文本
第一节小说文体的确立与小说史的展开
第二节小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民族特点
第三节小说发展的动力与小说史的分期及本书的内容
上编从肇始到成熟：两大系统及其演进
概说
第一节体多性殊的古代小说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节创作主体与接受者的清晰化
第三节小说的功能
第四节文言与白话
第一章小说文体的孕育
第一节“小说”观念的起源与小说化叙事的产生
第二节神话传说的小说史意义
第三节先秦两汉叙事散文对小说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寓言与小说的寓意化
第二章小说的原初形态
第一节旧题汉人小说的历史价值
第二节志怪小说：背景与艺术
第三节志人小说的三种体式
第四节志怪、志人小说的异同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第三章文言小说的文体独立
第一节多体式共生并进的格局
第二节传奇的产生、发展及其文体特点
第三节唐代传奇的文体与叙事特征
第四章说唱艺术的初潮
第一节说唱艺术的渊源
第二节从俗讲到市人小说：唐代说唱艺术诸体的创作
第三节唐代说唱艺术在体制上的特点及其影响
第五章说话艺术的繁荣
第一节宋元说话的家数与体制
第二节“小说”的艺术风貌
第三节“讲史”及“小说”中的涉史题材作品
第六章文言小说的辑集与流变
第一节从《太平广记》到《夷坚志》
第二节传奇小说在宋元时期的新变，
第三节“三灯”及明代中期的新体传奇小说
第七章章回小说的形成
第一节章回小说的体制
第二节《三国演义》的叙事理念
第三节《水浒传》精神内涵的矛盾
下编文人独立创作普遍化时代的小说世界
概说
第一节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与舆论环境
第二节小说传播的商业化
第三节小说理论的小说史意义
第四节小说家
第一章从世代累积向文人独创的过渡
第一节《西游记》：寓意与风格
第二节《金瓶梅》的文本与接受
第三节“三言二拍”的编撰：如何“拟”话本，
第二章小说题材的类型化与发展
第一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及时事小说
第二节神怪小说与其他题材类型的合流及哲理化
第三节才子佳人小说：中篇体制的限度
第四节家庭小说的主题：惧内及其他
第三章短篇白话小说的新发展
第一节编纂与传播：世俗文化对文人精神的裹挟
第二节抒愤与开拓：文人作家对世俗文化的矫正
第三节圆熟与超越：小说文体的新变及局限
第四节短篇白话小说的变体与迷失
第四章文言小说的中兴
第一节《聊斋志异》：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第二节《新齐谐》和《阅微草堂笔记
第三节乾隆嘉庆时期的其他文言小说
第五章《红楼梦》
第一节曹雪芹的写作理由与《红楼梦》的性质及其时代意义
第二节“末世感”与“悲金悼玉”
第三节结构与细节：小说叙事的精致化
第四节心理描写与抒情意味：叙事文学的艺术兼容性
第六章思想化和才学化向小说创作的挑战
第一节《儒林外史》：对文化的反思
第二节才学小说的深与浅
第三节《镜花缘》：小说的内涵与外延
第七章文人精神的衰退与回归世俗
第一节小说原创性的减退与续书、仿作
第二节狭邪小说中的“自恋”
第三节侠义与公案的分与合
第八章小说观念变化中的晚清小说
第一节小说观念的变化与小说创作态势
第二节报刊与小说创作方式的变化
第三节小说体制中的“短”
第四节晚清小说中的中国社会
余论小说观与小说史的回顾与期待
第一节“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之背景与流变
第二节知识结构的双重欠缺与角度偏差
第三节“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文体偏见与正面效应
第四节《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理念与表述方式
第五节重建小说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参考书目
附录中国古代小说要目简释
后记
『柒』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乃古“悬”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灌溉用的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
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春秋战国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征引史事，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效果。
庄子认为此皆微不足道，故谓之“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浅识小道”，也就是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本来含义。
而中国小说最大的特色，便自宋代开始具有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种不同的小说系统。文言小说起源于先秦的街谈巷语，是一种小知小道的纪录。在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长期的发展，无论是题材或人物的描写，文言小说都有明显的进步，形成笔记与传奇两种小说类型。
而白话小说则起源于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故事的取材来自民间，主要表现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识。但不管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都源远流长，呈现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特点
1、价值性
小说的价值本质是以时间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非常详细地、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非常细致地、综合地展示各种价值关系的相互作用。
2、容量性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小说的容量较大，它可以细致地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可以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同时还可以描述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优势是可以提供整体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捌』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并举出各阶段的代表人物作品
1、起源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合称笔记小说。这一时期，我国小说初具规模，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只是“粗陈梗概”。
描写人物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所写故事，大多是实录性质，缺乏艺术上的虚构，作者们只是搜奇记轶，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但它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影响是巨大的。
代表人物作品：刘义庆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干宝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2、发展阶段
唐代出现了唐传奇。唐人小说有长足的进步，有意识地做小说，从鬼神灵异、奇闻逸事走向现实生活，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创造和提高。
代表人物作品：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等。
3、转化阶段
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也称“话本小说”。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小说依然存在，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
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从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作品描写的对象由封建士子转向平民，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发生了变化；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的基础。
代表作品：《错斩崔宁》、《三国志平话》等。
4、成熟阶段
明代出现了“拟话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话本体制、形式创作的小说。明代是白话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清代把长篇小说的创作再一次推向高潮。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成低谷状态，至晚清才又繁荣起来，晚清长篇小说有一千种以上。
代表人物作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
(8)中国古代小说民族传统初论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名著”
1、《西游记》：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还有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2、《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自此以后，文人纷纷效仿。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便蔚然成为一大潮流。直到现在，三国都是一部在文学界上享有盛名的历史小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已写成了各种历史小说，无不是罗贯中历史演义的继承和发展。
3、《水浒传》：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综合”，以它杰出的艺 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传》的社会意 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 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 反”。另外一个就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时代敢于“现实”和文学相结合的写作是“作家”人格的一种突破。
4、《红楼梦》：是集讽刺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古代罕见名著。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网络全书风范的长篇小说。
它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及大观园中点滴琐事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并以其曲折隐晦的表现手法、凄凉深切的情感格调、强烈高远的思想底蕴，在我国古代民俗、封建制度、社会图景、建筑金石等各领域皆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达到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网络全书”。
四大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四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难分高低的，都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细致的刻画和所蕴含的深刻思想都为历代读者所称道，其中的故事、场景、人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伟大丰碑。
『玖』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历程
1、先秦两汉萌芽：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与史传文学等。
2、魏晋南北朝的雏形：志怪与志人，实录。干宝《搜神记》为志怪小说代表，“发明神道之不巫”；刘义庆《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代表作，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名士风流轶事。均缺乏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短小，语言精炼，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注意人物言行的描写。为后来的小说发展打下重要基础，但它们还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只是粗陈梗概的说雏形，是从“丛残小语”到成熟小说的过渡。
3、唐代的成熟：轶事小说、志怪小说、传奇小说三类。
1）古典小说在唐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及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审美特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讲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2）唐代传奇与六朝志怪之间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现实性大大增强，描写社会人事，关注现实人生，由神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A、爱情婚姻：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李朝威《柳毅传》、蒋防《霍小玉传》、陈玄祐《离魂记》等；B、侠义英雄：杜光庭《虬髯客传》、袁郊《红线传》、裴铏《昆仑奴传》《聂隐娘》等；C、历史题材：陈鸿《长恨歌传》；D、梦幻题材：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实际上是借梦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
3）唐代传奇的创作艺术成就也远远高于六朝小说。A、故事情节完整、曲折、生动；B、人物形象的描写，以各种手法表现人物的性格。C、语言方面，文辞华艳，很有文采。人物对话生动传神。
4、宋元的开拓：话本小说。
1）话本小说来自民间的“说话”艺术，属于通俗白话小说，它萌芽于唐代，繁荣于宋元，从此以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就出现了文言与白话两条道路。
2）“说话”艺术的产生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市民阶层的壮大，文化娱乐的需求。于是“说话”艺术便随之出现。当时的“说话”分为四家：A、小说（银字儿），特指短篇故事，内容多现实故事。B、说经，又分为“说参请”（讲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和“说浑经”（多包含滑稽、诙谐内容）。C、讲史，指讲长篇历史故事，以说为主，有说有评，又称平话。D、合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大概是两人表演，对答指物咏题，没有什么故事，可能跟小说的发展关系不大。四家中，“小说”、“讲史”与小说发展密切相关。
3）话本小说特点：
A、小说创作的目的有了很大的不同。完全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这一目的决定其题材内容、形式体制、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等多方面特点。这些特点往往由听众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审美趣味所决定，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群众的思想和审美趣味，在长期发展中，便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通俗小说的艺术传统。B、短篇小说的话本，在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因此其中人物形象就由志人、传奇的官僚、知识分子而变成主要是城市下层人民（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妓女等），而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主要是市民阶层的。
C、表达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D、故事性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善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E、注意写人，特别是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其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
G、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处，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
总之，宋元话本使得中国古典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明清小说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
4）话本小说的题材内容与代表作品：
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可分八种：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其中传奇讲爱情故事，灵怪、神仙、妖术讲神鬼精怪的故事，公案讲判案的故事，朴刀、杆棒将英雄好汉的故事，烟粉讲妇女的故事，切多与鬼魂有关。比较重要的是爱情故事、公案故事和英雄好汉故事。描写爱情的作品有《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等；表现判案的作品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等，写英雄好汉故事的作品有《宋四公大套禁魂张》等。宋元话本以宋为主，大多已经亡佚。明代出现一些集本，如洪楩《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的《通俗小说四种》、冯梦龙的“三言”（又收入明代作品）。
今存讲史话本有：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另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大致而言，讲史话本比较粗糙，思想以上价值不高，但对后来的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积累了经验。
5、明清的繁荣：
1）繁荣的标志有三：A、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话本、拟话本、白话长篇小说、文言小说中的志怪体与传奇体。B、作家辈出，名作如林。明代的“四大奇书”，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C、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已走向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
2）明清小说的发展，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和特点：A、从无名的广大群众与文人作家相结合的集体创作，发展为文人作家独立创作。B、在题材内容上，由写历史题材发展为写现实题材，特别是转到细致地描写日常家庭生活，通过普通而平凡的生活现象的描绘，反映重大的社会主题，《金瓶梅》的出现。C、在艺术表现上，从重情节发展到更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在人物描写上，又主要是带有理想色彩的传奇式的夸张描写发展到写实，即通过真实、丰富的细节来表现人物，表现生活。人物和生活情状更贴近于现实。D、长篇小说从题材内容上划分，产生了几种最具特色的小说类型：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E、出现了两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红楼梦》是古代长篇小说的总结，《聊斋志异》是古典短篇小说的总结。
6、近代的转型：1840-1919 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与转型。
1）近代小说特点：A、数量多。B、小说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紧密，主流是反帝反封建。“四大谴责小说”。C、应政治斗争需要而作，故艺术上提炼不够，比较粗糙。D、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在小说的形式与叙事模式上都产生了新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
2）形成近代小说以上特点的主要原因：A、社会与时代的变化。帝国的入侵、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文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故通过小说形式来揭露和抨击社会政治。B、新的小说理论的兴起，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C、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印刷业的发达，新闻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版发行，为小说的创作与发表提供了客观条件。D、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必然对小说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3）近代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谴责小说”，代表作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
此外，还有侠义公案小说文康《儿女英雄传》、石玉昆《三侠五义》。及写倡优生活的狭邪小说：陈森《品花宝鉴》、魏子安《花月痕》、韩邦庆《海上花列传》
革命小说：陈天华《狮子吼》、黄小配《洪秀全演义》等。
来自数字中国
『拾』 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风格表现在哪些方面
服装，饮食和住所。